一 第一次解释：海德格尔与施米特
1933年，卡尔·施米特将自己的《政治的概念》一书寄送给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1933年8月22日给施米特回信说：
我感谢您寄送来您的著作。我对这本著作的第二版已经有所了解，它包含着一个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端。
我非常希望可以就此与您当面交谈一下。
有关您对赫拉克利特的引用，我特别高兴您没有忘记βασιλεύς ［王］。如果人们完整地解释整条箴言，只有这个词才赋予了整条箴言以其完整的内容。多年以来我就准备同真理概念相联系进行这样一种解释——在残篇第53中出现的ἕδειξε ［显现］和ἐποίησε ［产生］。[19]
这封信具有重要意义，透露出了许多信息。首先，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在战争残篇中找到了与作为法学家的施米特的联系点。海德格尔在信中特别提及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的引用。[20]其次，海德格尔表示自己多年以来就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有所重视。加上1932年对阿那克西曼德和巴门尼德的解释（全集第35卷），可以得知，海德格尔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筹划对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解释。这三个人在海德格尔鲜明而统一地抛出自己的存在历史思想和开端思想之前，就已经先后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亮相。最后，海德格尔解释的意图是将残篇第53和真理概念相联系。“真”与“争”始终都是海德格尔关注的要点。其中，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的是箴言中的βασιλεύς ［王］、ἕδειξε ［显现］、ἐποίησε ［产生］这几个词。
海德格尔之后的讲课内容表明，他在信中的说法并不是随意敷衍或只是社交辞令，他很快就在讲课中做出了自己对这条残篇的解释。他将自己在信中所说的真理问题，对βασιλεύς ［王］、ἕδειξε ［显现］、ἐποίησε ［产生］这几个词的解释，一一兑现。这门讲课即1933/34年冬季学期担任校长期间的课程，题为《论真理的本质》（全集第36/37卷）。它应该是从文本上可以确定的海德格尔第一次详细解释πόλεμος残篇。[21]
大体是由于校长职务的繁忙，1933/34年冬的讲课实际上是重做了1931/32年冬的同名讲课，即全集第34卷中《论真理的本质》这一转向期的重要课程。它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对柏拉图的贴近文本的阐释。不过这个讲课并非完全重复，而是存在相应改动。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新写了一个导言。[22]在新写的导言中，海德格尔解释了赫拉克利特残篇。因此在整体结构上，通过导言的添加，这个课程一下子呈现出早期希腊思想和柏拉图哲学互相比照的面貌。这是对全集第34卷整体结构的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改造。
海德格尔在这个讲课中进一步强化了全集第34卷的立场，将柏拉图作为希腊开端的衰落来看待，并明确表达了返回早期希腊的意图。在全集第34卷中隐而未发的战争残篇，在这个讲课中得到了具体展开。
在《道路回顾》（1937/38年）一文中海德格尔特别提到，全集第36/37卷的这个讲课由于校长任职的原因在“思想上并不充分”[23]。在思想上并不充分，指的是和国家社会主义走得过近。在校长时期的讲课中，也就是纳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海德格尔的思想硝烟弥漫，透露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对比后两次解释，这个特殊时期的解释是最为激进、最具直接的政治色彩的。在泽维尔大学的理查德·波尔特（Richard Polt）看来，这是一幅“可怕的”海德格尔肖像。[24]
海德格尔的用词可谓直露不讳：
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此在的原始勇气，在面向前方的同时往回倾听伟大开端的声音——并不是为了成为希腊人或者变成希腊式的，而是在最朴素的紧迫性和伟大中去听取我们日耳曼人种的原始法则（die Urgesetze unseres germanischen Menschenstammes），并且让我们自己在这种伟大面前经受检验与考验——那么就让我们听一听那句箴言，它是对我们的问题所给出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伟大回答，存在者的本质就在这个回答中存在并本质现身。Πόλεμος πάντων μὲν πατήρ ἐστι, πάντων δὲ βασιλεύς, καὶ τοὺς μὲν θεοὺς ἔδειξε τοὺς δὲ ἀνθρώπους, τοὺς μὲν δούλους ἐποίησε τοὺς δὲ ἐλευθέρους。（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25]
解释希腊不是为了成为希腊人，而是为了获取日耳曼人种的原始法则。可以说，海德格尔这里几乎对希腊做了工具化的理解。他情绪激昂地感受到了当下时代的感召。如此激进的直接表达在日后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从来对哲学家的生平资料不感兴趣的海德格尔[26]，在一个注释里特别指出了赫拉克利特的出身：“关于赫拉克利特只有一点以相对确切的方式流传下来：他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出身自高贵的统治者族群（adligem Herrschergeschlecht）。”[27]在和纳粹最亲近的时期，特别提及赫拉克利特的高贵出身，虽则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注释里，却并不是随意的动作。
更有甚者，海德格尔在解释πόλεμος的过程中充满了“随时待命”“进攻”[28]“以尽数消灭为目标”等军事用语。可见战争形势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形诸海德格尔的笔端。
我们知道，施米特将政治的本质规定为对敌人和朋友的区分：“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29]这个课程的政治性与施米特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从敌人的角度来解释πόλεμος箴言。
海德格尔将箴言分为两部分。下面将会看到，这是海德格尔解释πόλεμος残篇的一贯方式。第一部分到καὶ ［和］为止，主要涉及πόλεμος的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所说的πόλεμος不是指军事上的外在事件；相反，其决定性因素乃是“对抗着敌人的站立”（das Stehen gegen den Feind）。为了表明这种决定性因素，海德格尔采用“斗争”（Kampf）这个译名来翻译πόλεμος。
这样一种斗争首先是民族之间的斗争。敌人是对民族及其个体之此在的本质性威胁的所出之处。这个看法沿袭了施米特对“公敌”与“私敌”的区分：“只有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到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时，才有敌人存在。……广义地讲，敌人乃是公敌（hostis），而非仇人（inimicus）；是πόλεμος，而非ἐχθρός。”[30]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敌人并不需要是外在的敌人，外在的敌人也并不总是更加危险的。如果没有敌人，为了让反对着敌人的站立得以发生，为了不使此在变得迟钝麻木，就必须首先找出敌人而将其置于光亮当中，甚至在必要时必须创造出敌人。[31]可见，敌人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得以调动自身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在海德格尔眼中，敌人必须存在，斗争、对抗性必须存在；失去了这种斗争，一个民族就会丧失活力，衰落下去。为了让生命力在斗争中得以保持，在没有实际敌人的时候把敌人创造出来也是必要手段。
从敌人的角度看，πόλεμος区别于希腊另一个相近的词ἀγών ［竞赛］。海德格尔认为，ἀγών是两个友好的对手之间的力量比拼，对手是伙伴而非敌人。πόλεμος中的斗争却带有严肃性（Ernst），因为敌人给自己造成了极端威胁。可见，在海德格尔看来，ἀγών是民族内部的友好竞争，不涉及你死我活的威胁关系，然而πόλεμος却是民族和民族之间生死攸关的敌我斗争。这一点也有施米特的影响在。在施米特看来，斗争“不是指竞争，也不是指‘纯粹的精神’论争冲突或象征性的‘拼搏’……”因为“竞赛性的对抗更多的是唤起对作为某一状态的行动的想象”[32]。
区分敌友对于希腊社会，特别是比古典时代更古老的英雄时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廖申白指出：“如果我们理解珀西瓦尔所说明的希腊英雄时代的社会面貌，我们就会明白古代人对外人的第一个需要就是辨别他是否是敌人。”[33]海德格尔对斗争的强调切中了希腊人和外族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特点。
不过，海德格尔所指的斗争不单单局限在民族和民族之间这样的人类范围之内；他继承和转化了对箴言的宇宙论解释，认为斗争不仅是人类之间的行为，它根本上涉及所有的存在者。为了表明这一点，就像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海德格尔着重强调了βασιλεύς［王］一词。他将这个词翻译为“统治者”（Beherrscher），并认为，这个统治者涉及的是万事万物，而非仅仅指人类世界。万物都处在相互的斗争之中，被斗争所支配。
更进一步地，斗争不仅仅是作为万物之父而让存在者产生，它更是作为统治者控制着存在者的持续存在。这意味着，斗争自始至终都在发生，并不是一旦发生便永远退去了。因此海德格尔对βασιλεύς一词的强调，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为了表明斗争对于存在者的必要性是自始至终的：“斗争绝不是一旦进入到现实之中就从事物那里消退了，相反，事物只有在斗争中才有其此后真正的持存和现实存在。”海德格尔就此认为，在斗争中存在着“双重力量”，即产生的力量和保存的力量。斗争持续存在，没有一刻是停息的；正是这种一刻不停的斗争，才是事物继续存在的根源。
在海德格尔看来，斗争对于存在者的持续性而言是如此关键，以至于一旦斗争缺失，就会产生“停滞、平均化、均等、平庸、不痛不痒、委顿、脆弱和不温不火、衰败以及崩溃，简言之：消亡就会自发产生”[34]。这里用了如此之多的形容词，足以表明斗争是多么必要。海德格尔刻画的是一个充满紧张性、没有一刻停歇的宇宙，斗争须臾不可或缺。只有斗争才能让事物脱离僵化的深渊，保持住事物内部的活力和生成。
这种理解和黑格尔对矛盾的看法不无一致之处。黑格尔在论及同一与矛盾时说道：“假如要谈到高低的次序，并把这两个规定分别固定下来，那么，就必须承认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与矛盾相比，不过是单纯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35]不过，黑格尔的矛盾最终依然会化解在绝对精神的同一性之中；海德格尔这里的斗争却始终势不两立，永无和解之时。[36]
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关及一切存在者的斗争不可缺失，这意味着在存在者之中内在包含一种摧毁和瓦解的力量。这些力量作为“难以驯服的东西（Unbändige）、没有约束的东西（Zügellose）、迷狂和野性的东西（Rauschhafte und Wilde）、剧烈的东西（Rasende）、亚洲性的东西（Asiatische）爆发出来”[37]。斗争的意义就是将这些难以驯服的力量给驯服住。海德格尔的理解有尼采的渊源。尼采曾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说：“而荷马的业绩则是，将希腊人从亚洲式的豪华（Pomp）和昏沉的本质（dem dumpfen Wesen）中解放出来，在大处和细节上赢得的建筑上的光明。……对民族性而言，朴素、灵活、冷静是争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倒退到亚洲风格的危险，时刻悬于希腊人头顶，并且真的时不时地降临，宛如混浊的洪水，携带着神秘的冲动，携带着本原的野性与黑暗。”[38]尼采所理解的豪华而昏沉的，与希腊人的建筑之光明相反对的，混浊、神秘、野性与黑暗的东西，一言以蔽之——“亚洲式的东西”，与海德格尔如出一辙。这种狄奥尼索斯元素时刻威胁着希腊人的世界，因此不断遭到希腊人的抵抗与克服。正是这种伟大的克服在荷马那里造就了朴素、灵活与冷静的阿波罗式的形式。
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绝不能从基督教出发将这些力量作为罪恶的东西加以贬低和否定，因为它们是内在于存在者的。正因为这些看似否定性的力量内在于存在者之中，同它们的斗争才是一种“最内在的必然性”。在第三次荷尔德林解释课1942年夏季学期的《荷尔德林的颂歌〈伊斯特河〉》（全集第53卷）中，海德格尔从这一点上区分开了早期希腊思想和柏拉图哲学：
希腊性（Griechentum）的历史正是在那里臻至其本质的高点，即它将存在本身的相反而动（Gegenwendigkeit）[39]保存并带向显现；因为唯独在那里才有逗留于相反而动之物的基础中的必然性，而非逃往一方或另一方。在那个历史性的瞬间，即在存在之相反而动者中的一方被贬黜为较差和低一级的东西时，希腊性就脱出了其本质轨道，衰落就注定了。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柏拉图哲学。[40]
作为“相反而动”的东西，这些被希腊人所驯服和赋予秩序的“难以驯服的东西、没有约束的东西、迷狂和野性的东西、剧烈的东西”，这些“亚洲性的东西”，并不是比秩序和尺度低一等的、一经克服便一劳永逸的弱势力量；相反，它们是强势的力量，它们和希腊人的秩序、尺度分庭抗礼，因此必须得到严肃对待。
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思想从柏拉图开始，不再能够胜任“否定性的东西”（Negative）的本质。“否定性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被理解为较差意义上的虚无性的东西（Nichtige），被把握为不应当存在的东西。[41]和柏拉图不同，海德格尔将早期希腊的斗争称为 “诸原始力量”（Urmächten）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被贬黜的一方，双方的地位是同等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那里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就属于这种原始力量。[42]狄奥尼索斯受到阿波罗的驯服，两者势均力敌，保持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动态平衡之中。
至此我们发现，海德格尔对斗争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涉及人类世界，是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敌友斗争；另一方面涉及整个存在者，是存在者得以持续存在的内在条件，是同内在于存在者的、具有摧毁作用的、难以驯服的野性力量的斗争。无论是在人类范围内，还是在存在者整体中，斗争对它们的产生和保持而言都具有决定性。
箴言的第二部分涉及对海德格尔在信中提到的ἕδειξε［显现］—ἐποίησε ［产生］的解释。这两个词通常被理解为“产生”（zeugen）和“造成”（machen），而海德格尔分别将其翻译为“设立出来”（herausstellen）和“让……来到前面”（läßt hervorkommen）。显然，这是具有现象学特点的解释。
海德格尔首先解说了存在在希腊的意义：“存在之意义说的是：被设立而出（Herausgestelltheit）——亦即作为得到模铸的、有界限的、持存性的被构成者——进入可见性当中，更好地说：可觉知性（Vernehmbarkeit）。”[43]存在对希腊人而言就是被塑造入界限之中并由此在场，在这种在场性中事物持续存在着。海德格尔的这一识见来自对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制作活动的现象学解释。[44]在海德格尔看来，残篇中的ἐποίησε一词指的就是这个意思。ἐποίησε是一种设立而出（Her-stellen），它把某物作为完成了的东西设立入可使用状态和可觉知状态中。
这样看来，如果说箴言前一半内容说出了斗争对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决定性意义，那么在箴言后一半内容的解释中，海德格尔具体揭示了斗争到底如何使存在者产生和持续。即斗争通过ἐποίησε的方式将事物设立入其存在之中并且将其保持。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称斗争乃是“存在之本源”（Ursprung des Seins）。[45]
这种斗争让事物得以生成与显现。生成与显现的过程通过区分发生，因为斗争带来的东西恰恰是“断分”（Entscheidung）。神和人并不是那种轻轻松松地就现成存在于那里的事物，只有在斗争中它们之间的断分才被做出。也只有在断分中、在相互对待中，它们才各自成其为它们自身。
海德格尔具体通过奴隶的例子解释了这种断分。某人是奴隶，并非因为在许多其他的事物中还具有奴隶这样一种事物，而是“因为奴隶的存在在自身中隐蔽着一种挫败、一种失误、一种不足、一种懦弱，甚或是一种想要变得低微和卑贱的意志”。[46]奴隶之所以为奴隶，不在于他既有的外在身份和地位，而在于他内在意志的卑下；正是这种内在意志的卑下将他与主人区分开来，使他成为失败者和懦弱者，使他在斗争中显示为奴隶。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裔学者汉斯·斯卢加（Hans Sluga）在“战争是万物之父”一文中研究了海德格尔同施米特的接近与不同。[47]该文仅涉及全集第40卷的内容，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和施米特最接近的时期其实是在1933/34年冬季学期的这个讲课中。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抓住了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思想家的基本区别。在斯卢加看来，两人的不同最显著地表现在施米特的视角是作为一个“生存论的政治思想家”（existential political thinker），以人类学为基础；而海德格尔的视角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48]的确，海德格尔的哲学家底色在其政治纠葛中仍然坚挺，他不会遗忘其自始至终的形而上学维度。
理查德·波尔特认为海德格尔是在希特勒的“斗争”（Kampf） 精神中解释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该说法并不充分。[49]海德格尔诚然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但他的思想远不至于荒唐和简单到拿固定的意识形态透镜或世界观来解释哲学家，这已经突破了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的底线。无论如何具体谈到敌人，海德格尔仍强调πόλεμος中的形而上学意蕴，即“在相分设置中的终始站立”（das Durchstehen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50]。这个理解是《形而上学导论》把πόλεμος译为“相分设置”（Auseinandersetzung）的先声。这便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思想家的本质区别所在。
二 第二次解释：πόλεμος ［战争］与ἁρμονία［和谐］
任校长挫败之后，同样是战争残篇，这次不是和政治联姻，而是出现在对诗人的解释中。在1934/35年冬季学期的讲课《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全集第39卷）——也就是校长退职后的第二次讲课中，海德格尔再次解释了πόλεμος残篇。
这个讲课的内容是对荷尔德林颂歌《日耳曼尼亚》和《莱茵河》的解释，是海德格尔一生三次荷尔德林讲授课中的第一次。在荷尔德林解释中专门安排一个赫拉克利特解释，这并不是海德格尔的随意发挥，它基于荷尔德林同赫拉克利特的本质关联。海德格尔指出，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从埃克哈特大师开始就特别地支配了德意志的思想和认识，而荷尔德林更是有意识地归向于赫拉克利特。[51]而且，赫拉克利特对荷尔德林的影响是长期的：
荷尔德林的整个思想以及创建着存在的诗性创作（seinsstiftenden Dichten）中的存在（Seyn）理解，处于赫拉克利特的力量影响下，而且是从图宾根的学习时期一直到最伟大的创造岁月，并远远超出这些阶段。……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力量对于诗人的此在而言影响如何巨大，这可以通过下面这件事得到证明：在诸神已经借其闪电眷顾于他并将他置于保护当中时——而我们凭自己残破而短浅的尺度称之为“精神病”——他还长时间地被ἕν πάντα ［一（是）一切］的箴言所萦绕。[52]
为了表明荷尔德林和赫拉克利特的持久关联，海德格尔还少见地引用了传记资料，即魏布林格（Wilhelm Waiblinger）对晚年荷尔德林的著名描写。据魏布林格记载，生病后的荷尔德林可以一整天地诵读自己的《许佩里翁》。魏布林格经常在探望荷尔德林时，听到荷尔德林用响亮的声音吟诵里面的诗句，“这样的事发生过不下百次”[53]。之所以将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和赫拉克利特联系起来，是因为其中明确地引述了一条对理解荷尔德林相当重要的、通过柏拉图《会饮》流传下来的赫拉克利特残篇：εν διαφερον εαυτῳ ［一在自身中是具有区分的］。[54]
海德格尔在谈及荷尔德林对于赫拉克利特的有意识归属时，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1、第48、第54、第53、第80、第67、第93、第50这八条残篇进行了一个连环解释。他对各个残篇的引征和解释具有思想之展开的密切关联，上一环套出下一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这显示了海德格尔强大的解释功力和思想密度。如此这般对赫拉克利特残篇进行连环解释的动作，也预示着后来全集第55卷的解释方式。[55]
此处，海德格尔围绕的核心问题是πόλεμος和ἁρμονία ［和谐］的关系。
海德格尔首先通过对残篇第51和第48的翻译引入对立问题。
他将残篇第51翻译为：
他们并不理解［即每天在他们的此在中奔忙的人］下面这样一件事及其方式，即，那种为了自身而分开站立（auseinandersteht）的东西在自身中又是符合一致的；那是对立伸张开来的谐响（gegenstrebiger Einklang），就像在弓箭和竖琴那里的情况一样。
Nicht verstehen sie [nämlich die alltäglich so in ihrem Dasein Dahintreibenden], daß und wie jenes, was für sich auseinandersteht, doch in sich übereinkommt; gegenstrebiger Einklang ist das, wie beim Bogen und der Leier. [56]
第尔斯本：
他们无法理解，如何某物在相互分离中与自己本身趋同：相互背离着的统一，就像弓和琴的统一。
Sie verstehen nicht, wie es auseinander getragen mit sich selbst im Sinn zusammen geht: gegenstrebige Vereinigung wie die des Bogens und der Leier.[57]
They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at which differs with itself is in agreement: harmony consists of opposing tension, like that of the bow and the lyre.[58]
他将残篇第48翻译为：
弓箭的名字是［βίος］生命，作品却是死亡。
Dem Bogen ist nämlich der Name [βίος] Leben, das Werk aber Tod. [59]
第尔斯本：
弓箭的名字是生命，它的作品却是死亡。
Des Bogens Name also ist Leben, sein Werk aber Tod.[60]
The bow is called Life, but its work is death.
在海德格尔的译文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ἁρμονία ［和谐］这个词翻译为Einklang（谐响），这透露出他以音乐为本来理解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和谐”。这同海德格尔在全集第55卷中的理解略有不同；在那里，海德格尔将其翻译为Fügung（接榫），更加存在论化，和δίκη［正义］的意思异曲同工（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无论是弓和琴的意象还是生死的现象，都是为了表明处在一种同一关系中的极端对立性。弓和琴的两端相互绷紧，这带来弓弦和琴弦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令弓箭的发射和琴弦的鸣响成为可能。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整个的对立结构便是“存在”（das Seyn）。
而一般人无法理解，最高的敌对者（Widerstrebende）为何在根本上就是共属一体之物之间的和谐。一般人从“日常理智”出发，总是把和谐仅仅理解为外在性的符合一致（äußerliches Übereinstimmen），仿佛对立、冲突必然是同和谐状态格格不入的，仿佛所有东西都在表面上相同、相等才叫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残篇第54被引入。
这条残篇最通俗的翻译是“隐蔽的和谐比可见的更为强大”[61]。海德格尔认为，这条箴言说的是：“谐响对通常的眼光而言并不显示自身，也就是说，在这种通常的眼光下存在的只是分崩离析的对立。这种隐蔽不彰的谐响比起显而易见的谐响要来得更加强而有力，其之所以强而有力是因为它是如此这般的存在（Seyn）的真正力量。”[62]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着重强调的并不是和谐，而是和谐当中的斗争性。所谓“和谐”并不是无区别、均一化的相同一致。和谐之中内在地包含对立、敌对和斗争性因素。正是这种斗争因素才构成了和谐的本质：
这种ἁρμονία——谐响——并不是无关紧要、没有张力的全体一致，乃至一种在以搞平衡为目的的、对对立的拒绝的基础上出现的协调一致。恰恰相反，对真正的敌对者的开启才开启了谐响，而这说的是：将敌对性的力量各自设立入它们的界限之中。这种设置—界限（Be-grenzung）并非施以制约（Einschränkung），而是解除—制约（Ent-schränkung），是本质之设立而出与完成。因此如果一切存在者都处于谐响之中，那么争吵和斗争就恰恰必定从根本上规定着万物。[63]
“对真正的对抗（Widerstreite）的开启才首先开启了谐响”，这句话中的“才”字表明了对抗之于和谐的优先地位。对抗是开启性的，它不仅仅是和谐当中包含的内在因素，它更是首先开启了和谐。对抗是和谐的前提，没有对抗也就无所谓和谐。只有当对抗性力量各自展开其本质时，才会出现一种超越于对抗双方之单方面的整体和谐。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设立入它们的界限当中”，源于希腊的πέρας ［界限］思想，表明斗争乃是存在者被设置入其界限的前提。斗争具有开启存在者之显现的生成作用。这个意思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进一步得到了深化。[64]
在试图阐明和谐中所包含的对立、斗争、争执之后，海德格尔顺理成章地从“和谐残篇”（残篇第54）进入到“战争残篇”（残篇第53）这一解释核心。海德格尔将这条残篇翻译为：
斗争诚然是所有存在者的产生者（Erzeuger），但它也是一切存在者的统治者（Beherrscher），它把一方敞开为诸神，另一方敞开为人类；一方作为奴隶设立而出（hinausstellen），另一方作为主人设立而出。
Der Kampf ist allem Seienden zwar der Erzeuger, allem Seienden aber auch Beherrscher, und zwar die einem macht er offenbar als Götter, die anderen als Menschen, die einen stellt er hinaus als Knechte, die anderen aber als Herren.[65]
海德格尔对这条残篇相当重视，指出人们通常把这条残篇认作赫拉克利特那里“独一无二的”残篇，并且说“箴言具有如此深邃的内容，我们在此处距离遥远，无法对其进行彻底讨论”。
像前一次解释一样，海德格尔的解释聚焦于两点，分别侧重于箴言的前后两段内容。首先，箴言前一段内容把πόλεμος称为产生者和统治者，这说的是，斗争不仅令存在者产生，更重要的是它还始终贯通着存在者。从开始到结束斗争，必须持续存在：“哪里缺少了作为保存力量的斗争，哪里就开始了停滞、平均化、平庸、不痛不痒、委顿和衰败。”
而箴言后半段指明的是斗争具有使事物之本质显现而出的作用。这种斗争不是指偶然的冲突与不和，也不是指单纯的骚动不安，而是存在之本质力量之间的巨大对抗争执。在这种本质力量的争执中，诸神和人类、奴隶和主人作为相互对抗的方面才首先进入其显现（Vorschein）当中。并不存在孤立现存意义上的单方面的诸神或人类、奴隶或主人，仿佛他们在事后才相互争执起来；相反，他们总是作为成对的力量在相互斗争中各自进入其本质。斗争令事物显现，它敞开出对立性力量的本质。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这条残篇的翻译和解释，同上面所论的全集第36/37卷中的思路是一致的。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一个关键差异：海德格尔不再从敌人的角度理解πόλεμος；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很快摆脱了施米特的影响，走出了民族之间的斗争，更加关注存在者整体的那种宇宙论式斗争。
从ἁρμονία引出πόλεμος之后，海德格尔的解释步伐又往前深入一步，从斗争的角度来解释残篇第80、“万物皆流”箴言和残篇第93。
第尔斯将残篇第80译为：
但是人们应当认识到，战争是普遍的（一般的），而争端就是法则，万事都在争端和罪责的基础上发生。
Man soll aber wissen, daß der Krieg gemeinsam (allgemein) ist und das Recht der Zwist und daß alles geschieht auf Grund von Zwist und Schuldigkeit.[66]
One should know that war is general (universal) and jurisdiction is strife, and everything comes about by way of strife and necessity.[67]
海德格尔认为，残篇第80表明了所谓的法则（Recht，即希腊文的δίκη）同ἔρις ［争执］紧密相关。法则并不是在某个地方悉数写就的现成之物；仿佛靠这种现成固定的法则，争执就可以得到裁决与清除。海德格尔强烈地拒斥这种立场，他认为：“从原初和本质的方面看，法则只有在争执当中才将自己作为法则凸显出来，构建自身、证明自身并成为真实的。”[68]也就是说，法则并非现成，它在斗争中才首先生成。斗争是法则彰显自身的根本方式。没有斗争也就没有法则的显明。
而“万物皆流”这句耳熟能详的箴言经过海德格尔的解释，涉及的也是斗争。海德格尔认为，这条箴言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处在变化中，没有持存性。箴言中的“流动”一词不是指事物的持续消解和毁灭，它说的毋宁是“矛盾之流动”（das Fließen des Widerstreites）。[69]海德格尔的解释抓住的是流动中的运动、发生特征，而这种运动、发生特征根本上导源于对抗性。就像海德格尔在解释战争残篇时说的，没有了对抗就会产生衰落和静止。因为万物都处在对抗中，所以万物皆流。
对残篇第93的解释同样从斗争与和谐这个角度出发。
海德格尔的译文为：
其发布神谕的位置在德尔菲的主人［阿波罗神］，他既不言说，也不遮蔽，而是暗示。
Der Herr, dessen Spruchort zu Delphi ist [Gott Apollo], sagt weder, noch verbirgt er, sondern winkt.
第尔斯本：
德尔菲神谕的主人，既不言说也不隐藏，而是暗示。
Der Herr, dem das Orakel in Delphi gehört, sagt nichts und birgt nichts, sondern er bedeutet.[70]
The lord whose oracle is that at Delphi neither speaks nor conceals, but indicates.[71]
海德格尔将这里的“暗示”（Winken）解释为，说出来的内容（Gesagte）指引向没有说出来的内容（Ungesagtes），同时，没有说出来的内容又指引向说出来的内容和将要说出来的内容。也就是说，两者具有相互指引和往来交通的一体性。海德格尔同样把这种一体性与斗争及和谐关联在一起：“对抗性的东西指引向谐响——谐响就是对抗性的东西，谐响又指引向对抗性的东西——对抗性的东西唯独摆荡在谐响之中。”[72]也就是说，斗争与和谐相互指引，在斗争中产生出和谐，在和谐中内含着斗争。不得不说，这一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总体来看，与第一次解释一样，海德格尔的赫拉克利特解释强调了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对抗性。尤其是对于“和谐”状态而言，只有斗争、对抗才令和谐发生。没有对抗的表面均一，导致的是事物的衰落、颓败和平庸。海德格尔对斗争的强烈侧重在解释和谐问题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鲜明。和谐没有得到突出，突出的恰恰是对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