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明海德格尔阐释早期希腊的基本原则之后，我们更具体地来看海德格尔的阐释内容。如前所述，我们的出发点是1935年夏季学期课程《形而上学导论》（全集第40卷），亦即有关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思想。我们将会看到，πόλεμος是海德格尔1930年代的思想灵魂。
《形而上学导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运动中处于一个转换的关节位置。它在海德格尔所有的讲课稿中最早得到出版。海德格尔在1953年9月15日给勒瓦尔特（Lewalter）的信中表示，之所以将这个讲课稿在一系列讲课稿的出版顺序上排第一位，是因为它特别适于让人了解从《存在与时间》到《林中路》之间的过渡过程。[1]的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版前言中也特别指示了这个课程。[2]
从宏观的思想分期上看，《形而上学导论》可称为是从前期以此在为中心的基础存在论向以φύσις ［自然］为先导的存在历史的过渡。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开始跳出此在，直接追问作为φύσις的存在本身的状况。[3]关于这一点，多有论者指出。比如，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的编者苏珊娜·齐格勒（Susanna Ziegler）认为，这个讲课实行了从“存在的意义”到“存在之真理”的思想步伐，因而具有过渡性质。[4]菲加尔则说：“随着对此在存在论之范囿的洞察，海德格尔表达了1930年代的思想规划。这一规划最重要的实行在1935年夏季学期的讲课《形而上学导论》中。在这一讲课中，海德格尔不再把以现象学的方式得到理解的‘存在’规定为此在之存在，而是规定为φύσις。”[5]
从内容组成上看，这个课程迎来送往，往前吸收了1929年任职讲座《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30年冬季学期课程《形而上学的基础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全集第29/30卷）、1932年夏季学期第一次早期希腊解读课程《西方哲学的开端（阿那克西曼德与巴门尼德）》（全集第35卷）等内容；往后则开拓了《艺术作品的本源》《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的写作。1935年前后，同时是海德格尔解释荷尔德林、尼采[6]的开始。尼采、荷尔德林、早期希腊思想——中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三大轴心在这一时期纷纷登场。
从早期希腊解释的角度看，一方面，《形而上学导论》和之前的《西方哲学的开端（阿那克西曼德与巴门尼德）》（全集第35卷）存在内容上的呼应。在全集第35卷中，海德格尔自陈放弃对存在的词源学讨论，转而从普通语言用法中探究存在的意思，探讨了存在与生成、存在与应当、存在与思想和存在与表象的四个对立。后者正是《形而上学导论》的主要内容，只是讨论顺序略有不同。从行文语句上看，《形而上学导论》的部分讨论是从全集第35卷变化而来。[7]《形而上学导论》也把全集第35卷中放弃的词源学问题捡起来重新进行了讨论。从讲课内容及构成要素上看，全集第35卷是全集第40卷的前身和基础。
另一方面，在这个课程里，之前的赫拉克利特解释（全集第36/37卷，全集第39卷）和巴门尼德解释（全集第32卷）结合入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中，得到了一次总结。这个课程因此是海德格尔继1932年夏季学期对早期希腊思想的准备性摸索（全集第35卷），并且经历了校长任职的失败之后，阐释早期希腊的决定性开端。
在这个决定性开端中，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残篇（残篇第53）具有关键意义。[8]πόλεμος残篇是整个《形而上学导论》的隐蔽线索，是海德格尔解释早期希腊的思想焦点。《形而上学导论》曾在好几处地方提及πόλεμος，讲课整体由此得到前后串联（见海德格尔全集第40卷，第121、140、148、153、176页）。同时，以1935年《形而上学导论》为轴，πόλεμος残篇还往上接续校长时期课程1933/34年冬季学期《论真理的本质》（即全集第36/37卷所收第二个课程）、1934/35年冬季学期第一次荷尔德林解读课程《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全集第39卷）等讲课的思想发展，同时还特别与海德格尔的纳粹参与有紧密关联[9]；我们前面提到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都涉及πόλεμος残篇[10]，同一时期的演讲《欧洲与德国哲学》（1936年）更是以πόλεμος残篇作为结尾[11]。
πόλεμος蕴含了希腊的悲剧经验，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特别解释《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这两部索福克勒斯悲剧的原因。这种悲剧经验源自希腊人所理解的整个宇宙的不可消解的冲突性、对抗性。它在海德格尔这里既表现为伟大之人同自然力和命运之间的悲剧性对抗（对应《安提戈涅》），同时又表现为真理与假象的斗争冲突（对应《俄狄浦斯王》）。这种悲剧经验和尼采、荷尔德林的思想相通，它特别指明了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中前期的思想经验。
巴姆巴赫认为：“在海德格尔1930年代的工作中，‘战争形而上学’将以对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争执）和尼采的Kampf（战斗）的一种哲学反思的形式得到展示。”[12]这里“战争形而上学”的措辞虽有哗众取宠之嫌，却也揭示出了πόλεμος对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思想的重要性。而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弗里德（Gregory Fried）更是以πόλεμος为线索，分析了海德格尔从1927到1945年间的文本，特别讨论了海德格尔的政治参与同其存在论之间的关系。[13]弗里德敏锐地注意到了πόλεμος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但是他不加区分地从πόλεμος出发来理解海德格尔的前期和中期思想，忽视其间的思想变化，这一做法不合实情。应当注意，随着海德格尔对尼采思想和现代技术的批判，冲突性的悲剧经验慢慢转化为内含着差异性的同一性。因此，观察这一πόλεμος的悲剧经验如何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慢慢向着柔和、和谐、和同的方向进行转化，是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之发展变化的极佳角度。
根据第尔斯的译文，这条由基督教神学家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170—235）流传下来的残篇的内容是这样的：
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它将一方表明为诸神，将另一方表明为人类。它让一方成为奴隶，让另一方成为自由人。
Krieg is aller Dinge Vater, aller Dinge König. Die einen erweist er als Götter, die anderen als Menschen, die einen macht er zu Sklaven, die anderen zu Freien.[14]
War is both king of all and father of all, and it has revealed some as gods, others as men; some it has made slaves, others free.[15]
在海德格尔以前，对这条残篇存在两种解释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宇宙论、形而上学的，即认为这条残篇说明了整个世界如何由矛盾对立构成。第二种方式认为这条残篇是对希腊世界流行信仰的挑战，比如通常来说是宙斯而不是战争被视为诸神之父。[16]宙斯，抑或战争，这体现出的是对宇宙之最高统治权能的解释争夺[17]，显现了神话思维和哲学思维之间的张力。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解释行走在第一条线路上，是对πόλεμος残篇的存在论深化。
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中期至少连续做过三次πόλεμος解释。这三次解释分别出现在1933/34年冬季学期课程《论真理的本质》（收于全集第36/37卷）、1934/35年冬季学期课程《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全集第39卷）和1935年夏季学期的《形而上学导论》（全集第40卷）中。[18]为了理解《形而上学导论》中的πόλεμος解释，我们首先来看前两次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