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时为止，大家还带在身上的贵重物品留在了车厢里，同时留下的还有我们的幻想。
每隔两米就有一名党卫军端着机枪瞄准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
一个党卫军军官手里握着警棍朝我们走过来，命令道：
“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
说这几个词的时候，他很平静，神情漠然，不带一丝感情。几个简单短促的词。然而正是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母亲。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感觉父亲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单独留了下来。紧接着，我看见母亲和姐姐妹妹走向右边。齐波拉拉着妈妈的手。我看着她们远去，母亲一边走一边轻抚妹妹的金发，想要保护她。而我，我和父亲同其他男人一起往前走。在那一刻，在那个地方，我还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永远告别了母亲和齐波拉。我继续往前走，父亲握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有位老人倒下了。旁边的党卫军把枪插回枪套中。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和父亲分开，不能一个人待着。
党卫军军官命令道：“五个人一排。”
人群一阵混乱。我们必须待在一起。
“哎，小家伙，你几岁了？”
一个囚犯问我。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低沉的声音很温暖。
“十五岁。”
“不，十八岁。”
“可我的确是十五岁啊。”我答道。
“傻瓜。听我的。”
他又问父亲，父亲回答：
“五十岁。”
他比刚才还要恼火，说：
“不对，不是五十岁。四十岁。听见了吗？你们是十八岁和四十岁。”
他消失在黑夜中。又一个囚犯走过来，嘴里骂骂咧咧：
“你们这些浑蛋，为什么要来这儿？嗯？为什么？”
有人壮着胆子回答：
“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愿意来？是我们要来的吗？”
那个人一副要杀人的模样：
“闭嘴，猪崽子，不然我马上踩死你！你们应该上吊，而不是来这里。在这儿，奥斯维辛，难道你们不知道等着你们的是什么？你们一无所知？在一九四四年，这里等着你们的会是什么？”
是的，我们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粗鲁：
“你们看见那边的烟囱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光，看见了吗？（是的，我们看见了，那火光。）就是那儿，你们将被带到那儿去。那儿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吗？狗崽子，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烧死！烧成渣！化为灰烬！”
他的愤怒变得歇斯底里。我们站着一动不动，统统惊呆了。这一切也许只是一场噩梦？无法想象的噩梦？
我听到周围有人在咕哝：
“必须做点儿什么，不能就这样任人宰割，不能像牲畜那样乖乖走进屠宰场，我们必须反抗。”
我们当中有几个身强体壮的男人。他们身上藏着匕首，劝说同伴扑向全副武装的警卫。一个小伙子说：
“要让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的存在，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知道这一切……”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请求孩子们不要做蠢事：
“不要丧失信心，哪怕剑就悬在头顶上，也不要丧失信心。这是我们的智者说的。”
反抗的风暴渐渐平息。我们继续往十字路口走去。中间站着门格勒博士，著名的门格勒博士（典型的党卫军军官，冷酷的脸不乏智慧，戴着单片眼镜）手上拿着指挥棒，被其他军官簇拥着。他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棒子，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
我来到他面前。
“年龄？”他问话的语调像个父亲。
“十八岁。”我的声音在颤抖。
“身体好吗？”
“是的。”
“你的职业？”
我要告诉他自己是大学生吗？
“农民。”我听见自己这样回答。
对话不过持续了几秒钟，却让我觉得仿佛过了一辈子。
指挥棒指向左边。我向前迈了半步。我想看看父亲会被分到哪一边。如果是右边，我就往右边去。
指挥棒再次指向左边。我的心落了地。
我们不知道哪边才是幸运的方向，左边还是右边，哪边通向苦役，哪边通向焚尸炉。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和父亲在一起。队伍缓缓向前。
一个囚犯凑近我们：
“你们高兴吧？”
“是的。”有人回答。
“不幸的人，你们去的是焚尸炉。”
他说的似乎是真的。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火焰从一道沟里升起。那里正在烧着什么。一辆卡车在沟边停下，把运来的东西往里倒：是小孩儿。婴儿！是的，我看见了，亲眼看见……被投入火中的婴儿。（从此以后我一直睡不着，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稍远处还有一道更宽的沟，那是为成人准备的。
我拧了拧自己的脸：我还活着吗？我还清醒吗？我无法相信自己看见的一切。面前焚烧的是人，是孩子，而大家竟然默不作声？不，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是一场噩梦……很快我就会惊醒，揣着一颗狂跳的心脏回到童年的卧室，看到我的书……
父亲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拽了出来：
“真遗憾……你应该和你母亲一起走的……我看见很多和你一般大的孩子都和母亲一起走……”
他的声音浸透了悲伤。
我知道，他不愿看见很快就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不愿看见他的独子被扔进火中。
我的前额全是冷汗。我对父亲说，我不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人还会被活活烧死，人类不可能容忍这类事情……
“人类？人类不在乎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焚尸炉……”
父亲的声音哽咽了。
“父亲，”我对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不想再等下去。我宁可冲向通电的铁丝网，总比在火中挣扎几个小时好。”
父亲没有回答我。他在哭。他的身体因为颤抖而摇晃着。在我们周围，所有人都在哭。有个人开始吟诵《卡迪什经》[1]。我不知道，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中，有没有人曾为自己吟诵哀悼的经文。
“Yitgadal veyitkadach chmé raba[2]……愿他的名光大神圣……”父亲小声念道。
我第一次听见内心反抗的声音。为什么我要将他的名字奉为神圣？永恒之神，宇宙的主宰，可怕的无所不能的永恒之神缄默无言，如果我要感谢主，我究竟该感谢他什么？
我们继续往前走。渐渐接近那道沟，那里散发出地狱般的热浪。还有二十步。死亡即将来临。再有十五步，我们的队伍将步入死亡。为了不让父亲听见我的下颌在颤抖，我紧紧咬住嘴唇。还有十步。八步。七步。我们慢慢往前走，就好像跟在灵车后面。还剩四步。三步。沟和火焰就在那儿，离我们如此之近。我已经聚起体内剩余的所有力量，准备冲出队伍，扑向铁丝网。我在内心深处和父亲告别，和整个世界告别，然而，那些词语不由自主地冲到我的唇边，Yitgadal veyitkadach chmé raba……愿他的名光大神圣……我的心仿佛要炸了。我与死亡天使狭路相逢……
不。就在离那道沟两步远的地方，我们奉命左转，进了一座棚屋。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他对我说：
“你还记得查希特夫人吗？火车上的那个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我们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夜，这一夜让我的一生成为漫长的黑夜，被加上七重封印[3]。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的脸，在静默的蓝天下，他们的身体渐渐蜷曲。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火焰，从此以后一直在消耗着我的信仰的火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黑色的沉默，永远剥夺了我生的欲望的黑色的沉默。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被谋杀，我的梦想化为荒漠。
我永远不会忘记，哪怕注定与上帝活得一样久。永远不会。
我们奉命进入一个长长的棚屋，屋顶上有几扇泛着蓝光的天窗。地狱的前厅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那么多惊惶不安的人，那么多叫喊声，那么多牲畜一般的残暴。
十来个囚犯手里拿着棍子到处乱敲，不管是谁，毫无理由。他们嚷嚷着：“脱光衣服！快点儿！出来！只准把腰带和鞋子留在手上……”
每个人都必须把衣服扔在棚屋的角落里。那儿已经有一堆衣服了。新的和旧的西装，被扯破的大衣，还有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大家都光着身子，冻得发抖。
屋子里有几个党卫军军官兜着圈子，在找身强力壮的人。如果这里欣赏的是雄壮，也许应该装出强壮的样子？父亲的想法正相反，最好不要太显眼。别人的命运也会是我们的命运。（后来，我们发现自己当时想的没错。那天被挑中的人编入了特别行动组，在焚尸炉工作。我们镇上一个大商人的儿子贝拉·卡兹，一个星期前随第一批人来到比克瑙。得知我们到了，他托人传话，他就因为身体强壮被挑中了，亲手把自己的父亲送进了焚尸炉。）
棍棒如雨点般落下。
“去剃头发！”
我手里提着腰带和鞋，被带往理发师那里。剃刀剃去了我们所有的头发，扫光了身上的毛发。我的脑袋里始终转着一个念头：不要离开父亲。
从理发师的双手中解放出来之后，我们开始在人群中游荡，碰到了不少朋友和熟人。遇见他们让我们内心充满了喜悦——是的，喜悦：“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有些人在哭。他们用尽了余下的力气在哭。为什么他们会被带到这里？为什么他们没有死在自己家的床上？哭泣让他们的话语变得断断续续。
突然间，有人冲上来抱住我的脖子——耶希尔，锡盖图犹太教堂拉比的兄弟。他热泪滚滚。我相信他是因为自己还活着而哭，喜极而泣。
“别哭了，耶希尔，”我对他说，“让我们为别人感到遗憾吧。”
“别哭？我们正踏在死亡的门槛上。我们很快就要迈进去了……你明白吗？要迈进去了。我怎么能不哭呢？”
透过屋顶泛着蓝光的天窗，我看见夜在一点点消散。我不再感到害怕。一种非人的疲惫压垮了我。
那些不在了的人甚至不曾触动我们的记忆。“谁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们仍在谈论他们，却并不为他们的命运而忧虑。我们没有能力思考任何事情。感官统统不再运作，一切都模模糊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自我保护、自卫和自爱的本能都消失了。在清醒的最后一刻，我感觉我们仿佛是遭到诅咒的灵魂，在虚无的世界里游荡，我们被判在各个空间流浪，找寻人类的救赎，找寻忘却，直至人世的尽头——注定找寻不到。
早晨五点钟左右，我们被赶出棚屋。又一次挨了牢头的打，但是我已经不再感到疼痛。刺骨的风裹着我们。我们光着身子，鞋子和腰带拎在手上。一声令下：“跑步！”我们跑了起来。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棚屋。
门口放着一只汽油桶。我们被命令消毒。每个人都把身子浸湿了。接着是洗热水澡，速度很快。从水中出来后，我们被赶到屋外。再跑。又是一座棚屋，这里是仓库。长长的桌子上面堆着小山一般的囚服。我们跑过去，他们把裤子、上衣、衬衫和袜子抛给我们。
片刻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人了。如果不是在如此悲剧的场合，我们一定会大笑不止。真是奇装异服！迈尔·卡茨是个大个子，他的裤子却是小孩的号码，而瘦弱的施特恩整个儿淹没在他的上衣里。于是大家进行了必要的调换。
我看了一眼父亲。他变化真大！他的眼睛如此暗淡。我想要和他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夜色完全消失了。晨星在天空中闪烁。我也一样，完全成了另一个人。那个研究犹太教法典的大学生，那个曾经的孩子，在火焰中消失殆尽，只剩下一个与我相仿的躯壳。黑色的火焰进入我的灵魂，吞噬了我。
几个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丧失了时间概念。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家的？而聚居区呢，火车呢？只有一个星期吗？还是一夜？——只有一夜？
我们在这冰冷的风中站了多久？一个小时？只有一个小时？六十分钟？
这一定是场梦。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囚犯在劳动。有些在挖沟，另一些则在运沙子。没有人看我们。我们仿佛是沙漠中的枯树。我身后有人在说话，我不想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不想知道他们都是谁，在谈论什么事。人们不敢大声说话，尽管周围没人监视。他们窃窃私语，也许是因为弥漫在空气中的呛人的浓烟……
我们奉命进了另一座棚屋，吉卜赛人那种棚屋。五个人一排。
“不许动！”
这儿没有地板，只有一个屋顶和四面墙。我们的脚陷入泥里。
我们重新开始等待，我站着睡着了。我梦到一张床，还有母亲的爱抚。然后我醒了，依然站着，双脚陷在泥里。有人瘫了下去，就在地上躺着。
有人在叫喊：“你们疯了吗？他们叫我们站好。你们想给大家带来不幸吗？”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不幸还没有全落在我们头上似的。
渐渐地，所有人都坐在了泥地上。但是我们随时都得起来。每进来一个牢头，都会看看谁的脚上还有新鞋。新鞋必须上交，根本无法反抗，棍子如雨点般落下，再说到头来也保不住。
我的鞋子也是新的，但上面沾了厚厚的一层泥浆，没有人注意到。我感谢上帝的恩赐，感谢他在无边无际的美妙宇宙中创造出了泥浆这种东西。
突然间，四周变得鸦雀无声。一个党卫军军官走进来，身上散发着死亡天使的气味。我们盯着他厚厚的嘴唇。他站在棚屋中央开始训话：
“你们是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
他停顿下来，他在观察自己的话所产生的效果。直至今天，我依然记得他那张脸。一个高个儿男人，三十岁左右，罪恶铭刻在他的前额和瞳孔上。他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得了麻风病的狗，命悬一线。
“你们要时刻记得这一点，”他继续说道，“永远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你们是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而是集中营。在这里，你们必须劳动，否则就直接进烟囱吧，或者进焚尸炉。劳动或者焚尸炉——选择在你们自己手中。”
这一夜我们已经历了太多，以为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恐惧了。但是他干巴巴的话让我们战栗。“烟囱”在这儿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它在空气中飘荡，混在烟雾里。也许它是这里唯一具有真实意义的词。党卫军军官离开了棚屋。牢头们随即出现，叫道：
“所有有专长的——锁匠、木工、电工、钟表匠——向前一步走！”
我们被带到一座石头盖的房子里，得到命令可以坐下。一个吉卜赛囚犯负责看管我们。
父亲突然觉得肚子疼。他站起来走向吉卜赛人，用德语礼貌地请求道：
“请原谅……您能告诉我厕所在哪里吗？”
吉卜赛人打量了他很长时间，从脚到头，似乎是为了让自己明白，眼前这个和他说话的人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活人，有身体，有肚子。突然，他仿佛从长时间的昏睡中惊醒过来，给了父亲一记耳光，父亲立刻倒在地上，然后爬了回来。
我惊呆了。我怎么会这样？刚才他们当着我的面打了我的父亲，而我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我只是看着这一幕，保持沉默。如果是在昨天，我可能会将指甲插进这个罪犯的肉里。我的变化真的这么大吗？仅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悔恨开始啃噬我。我只有一个念头：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这么做。父亲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我不疼。”他脸颊上还留着那个人的手印。
“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
又进来十多个吉卜赛人，加入看管我们的队伍。周围全是警棍和鞭子的声音。我根本来不及思考便开始跑，尽量躲在别人身后，避免挨打。外面是春天的阳光。
“排好队，五个一排！”
我早晨看到的那些囚犯正在一边劳动。没人看着他们，只有烟囱投下的阴影……阳光和梦把我弄得昏头昏脑的，我感觉到有人在拽我的袖子，是父亲：“往前走，我的孩子。”
我们往前走。门开开关关。我们一直走在带电的铁丝网间。每走一步，都有一个画在白色布告牌上的黑色骷髅头盯着我们。牌子上写着：“当心！生命危险！”简直是嘲讽：这里还有不会对生命造成危险的地方吗？
吉卜赛人在一座棚屋前停下。党卫军接替了他们，将我们围住，还有手枪、机枪和军犬。
我们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看向四周，发现铁丝网在身后。我们已经出了集中营。
这是五月美丽的一天。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太阳向西面落了下去。
但是我们才走了一会儿，就看见了另一座集中营的铁丝网。眼前是一道铁门，上面写着：“劳动就是自由！”
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是，这儿比比克瑙好。营房不是那种木头棚屋，而是两层的水泥房子。其间还散布着一座座小花园。我们被带到其中一座水泥房子前，在门口席地而坐，又开始等待。每隔一会儿，就有人被叫进去。人们要淋浴，还有进集中营一定要填的表格。哪怕每天要进出不同的集中营好几次，每次也都要洗澡。
从热水中出来之后，我们一直在黑夜里发抖。衣服留在了水泥房子里，据说会发别的衣服。
将近午夜的时候，我们奉命开始奔跑。
“再快点儿，”看守叫道，“跑得越快，睡得越早。”
疯跑了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了另一座水泥房子前。有一位负责人在那里等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波兰人。他冲我们微笑，然后开始讲话。尽管我们疲惫得要命，但是都耐心地听着。
“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你们面前是一条漫长的苦难之路。但是不要丧失勇气，你们已经避开了最大的危险——通过了选拔。所以，积聚起你们全部的力量，不要丧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等到解放的那一天。要相信生活，要有一万个信心，驱走绝望，驱走死亡。不会永远都是地狱……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更确切地说是劝告：希望你们团结友爱。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遭受着同样的命运，我们头顶飘荡的是同一种烟。大家要互相帮助。这是活下去的唯一的办法。我说得太多了，你们已经累了吧。听好了：你们是在十七号营房，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如果你们对谁不满，可以来找我。我说完了。你们去睡吧。每张床两个人。晚安。”
这是我们来这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带人情味的话。
我们一爬上床，就立刻睡死过去。
第二天早晨醒来，营房里的“老资格”并没有对我们动粗。我们梳洗完毕，拿到了新衣服。他们还给我们送来了黑咖啡。
十点钟左右，我们离开了水泥房子，为的是方便打扫。在外面，太阳让我们感到温暖。每个人都精神了很多。头天晚上的睡眠让我们得到了恢复。朋友们又见面了，还交谈了几句。我们什么都说，除了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大家都觉得离战争结束不远了。
中午时分，汤送到了，每人一盘浓汤。尽管已经饿得难以忍受，我却动都没动那盘汤。我还是过去那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父亲吞下了我的那一份。
在水泥房子的阴影下，我们小睡了一会儿。泥地棚屋里的那个党卫军军官应该是在骗我们：奥斯维辛其实是个休息的地方……
下午，我们又一次奉命列队。三个囚犯搬来一张桌子，还有医疗器械。每个人都挽起左边的袖子，排队从桌子前面经过。三个“老资格”手上拿着针，为每个人刺上号码。我成了A-7713。从那以后，我没有别的名字。
黄昏时分，开始点名。劳动组都回来了。大门旁边，乐队在演奏军队进行曲。成千上万名囚犯排队经过，党卫军在核对人数。
点名结束后，所有营房的囚犯都解散了，各自去找寻朋友、亲人，以及在最后一趟火车上站在一起的人。
日子就这样过去。早上是黑咖啡，中午是汤。（第三天，不管是什么汤，我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下午六点钟点名，然后发放面包和别的吃食。九点钟上床。
我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八天了。这天点过名，大家都在等待点名结束的钟声，我突然听见有人穿过一排排队伍询问：
“谁是锡盖图的维塞尔？”
找我们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绅士，有一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父亲回答：
“我，我是锡盖图的维塞尔。”
小个子绅士看了他很长时间，眯起眼睛。
“您认不出我了……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施泰因。您忘了吗？施泰因！安特卫普的施泰因。雷泽尔的丈夫。您的妻子是雷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她的信写得多好啊！”
父亲没有认出他来。父亲可能只是和这个人打过照面，因为他总是忙于社区事务，很少有时间关注家里的事。而且他在家总是心不在焉地想着自己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表姐到锡盖图来看我们。她住在我们家，而且和我们同桌吃饭，可直到两个星期之后，父亲才注意到她的存在。）父亲没有想起施泰因。我却认出了他。我见过他的妻子雷泽尔，在她去比利时之前。
他说：“我是一九四二年被送到这里来的。我听说你们那里也有人被送过来，所以就来找您了。我想也许您有雷泽尔和我两个孩子的消息，他们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一九四〇年以后，母亲只收到过一封他们寄来的信。我撒谎说：
“是的，母亲收到过你们家的消息。雷泽尔很好。孩子们也一样……”
他高兴地哭了。他本来想再待一会儿，打听更多细节，沉浸在好消息中，但是一个党卫军走过来，他必须走了，嚷嚷着第二天再来。
钟声响了，我们可以解散。我们去领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晚饭。我饿得要命，就站在原地，很快便把自己的配额吞了下去。父亲对我说：
“不要吃这么快。明天还要……”
他的劝告来得太迟了，我那份食物已经一点儿不剩了，而他的甚至还没动。
“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待了三个星期，一直无所事事。下午和晚上，我们总在睡觉。
我们唯一担忧的是如何才能在这里尽可能长久地待下去，我们害怕走。这倒也不难，就是不要登记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会被留到最后。
第三个星期一开始，我们营房的负责人被撤职了，因为他太有人情味。新的负责人非常残忍，他的助手是真正的魔鬼。好日子过去了。我们在想，也许还是走的好。
我们那位安特卫普的亲戚施泰因继续来看我们，时不时会带来半份面包。
“瞧，这是给你的，埃利泽。”
他每次来都哭得稀里哗啦，任凭泪水在脸上干掉。他经常对父亲说：
“照看好你的儿子。他太弱了，太瘦了。也照看好您自己，这样才能通过筛选。吃啊，不管是什么，不管什么时候，能吞下去就尽量吞下去。身体弱的人在这里可坚持不了多久……”
可他自己也那么瘦，那么干枯，那么虚弱……
“支撑我活在这世上的唯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弄清楚雷泽尔是否还活着，还有孩子们。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们，显得神采奕奕。
“从安特卫普来了一批人。我明天去看看。他们肯定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应该是得到了消息。真正的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吟唱哈西德派的歌曲，阿基巴·德鲁迈尔那深沉而喑哑的声音令我们心碎。
有人在谈论上帝，谈论他神秘的行事方式，谈论犹太民族的原罪和赎罪日的到来。而我已经不再祈祷。我以前是多么相信约伯[4]！我并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怀疑他是否绝对公正。
阿基巴·德鲁迈尔说：
“上帝要考验我们。他想看看我们能否控制恶的本能，能否杀死内心的撒旦。我们没有权利绝望。如果他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是他爱我们的表现……”
赫尔施·格努德依然专注于《卡巴拉经》，他谈到世界末日和弥赛亚的降临。
听着他们的闲谈，我不时想着：“妈妈现在在哪儿？齐波拉呢？”
“你妈妈还年轻，”有一次，父亲说，“她应该在劳动营里。还有齐波拉，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不是吗？她也应该在那儿……”
我们多么愿意这样想啊！我们假装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换作别人，会相信吗？
所有技术工人都被送到了其他集中营。剩下我们不超过一百人，只会做些简单的工作。
“今天轮到你们了，”营房负责人的秘书向我们宣布，“你们和运输物资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拿到了当天配给的面包。十来个党卫军围着我们。门口的标语牌依然是：“劳动就是自由！”他们点了人数。现在我们来到了乡间，路上阳光灿烂，天上有几朵白云飘过。
我们慢慢往前走。卫兵们也不催赶。我们乐得享受一会儿。穿过村庄的时候，很多德国人盯着我们看，脸上没有丝毫吃惊的表情。也许他们已经看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些年轻的德国姑娘。卫兵们开始和她们调情。姑娘们开心地笑着，听凭卫兵拥抱她们，和她们打情骂俏，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路上他们都在笑，都在开玩笑，说情话。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无须忍受喝骂和棒打。
四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新的集中营——布纳[5]。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
[1]为赞美上帝、祈求弥赛亚尽快降临的祷文。死者的复生与弥赛亚的降临相关联，故亦常作为哀悼的祷文。
[2]阿拉米语。
[3]《圣经·启示录》中提到七封印会在末日审判之时打开。
[4]《圣经》中的人物，以虔诚和忍耐著称。
[5]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为劳动营，负责修造建筑和生产橡胶、汽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