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像是遭到了传染病的洗劫，空荡荡的，一片死寂。只有几个“穿戴体面”的囚犯在营房间散步。
当然，我们首先得冲澡。集中营的负责人和我们见了面。这是个体格健壮的男人，身材挺拔，肩膀宽阔，有公牛一般的脖子、厚厚的嘴唇和一头鬈发，看上去挺和善，灰蓝色的眼睛里不时闪现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当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这位军官对他们很感兴趣，命令拿东西给他们吃。
拿到新衣服后，我们被安顿进两顶帐篷里。接下来我们会被编进不同的劳动组，然后分进某个营房。
晚上，囚犯们从工地上回来了。点名之后，我们开始找寻熟人，打听哪个劳动组最好，应该争取进哪个营房。所有囚犯的回答都一样：
“布纳是个很好的集中营。还算能坚持下去。最关键的是要避免进入建筑组……”
就好像选择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负责我们这顶帐篷的是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的脸，肉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看来他充分享受了集中营的食物，胖得几乎走不动。他和集中营的负责人一样，很喜欢孩子。我们到了之后不久，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来面包、汤和人造奶油。（实际上，这份慈爱绝非出于无私。我后来才知道，在这里的同性恋中间，孩子是可以交易的东西。）他对我们宣布：
“你们在我这里待三天，隔离检疫。之后开始劳动。明天进行体检。”
他的助手——一个眼神猥亵、面目凶狠的孩子——走近我说道：
“你想进好一点儿的劳动组吗？”
“当然。只是有个条件，我想和我父亲在一起……”
“好的，”他说，“我可以安排。不过我想跟你做个小交易，我要你的皮鞋。我可以另外给你一双鞋。”
我拒绝了这笔交易。这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面包和一块人造奶油……”
他很喜欢我的鞋子，但是我不肯让步。（后来我的鞋子还是被拿走了，只是没有换到任何东西。）
清晨，人们露天接受体检，三个医生坐在一条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几乎没怎么给我听诊。他只是问我：
“你还好吗？”
谁敢说自己不好？
牙医则比较认真，他让我张开嘴巴。事实上他找的并不是蛀牙，而是金牙。有金牙的人会被登记在册。我有一副金牙套。
头三天很快就过去了。第四天一早，我们站在帐篷前，牢头出现了，来挑选自己中意的人：
“你……你……还有你……”牢头用手指指点点，就好像在挑选牲口或商品。
我们跟着自己的牢头——一个年轻人。他让我们在第一间营房前停下来，就在集中营大门旁边。这是乐队的营房。“进去。”他命令道。我们都十分惊讶：“我们和音乐有什么关系？”
乐队重复演奏着同一首进行曲。几十个囚犯踩着节拍走向工地。牢头喊着口令：“左！右！左！右！”
党卫军军官手执羽毛笔，记下走出营房的人数。乐队一直在演奏，直到最后一个劳动组通过。乐队指挥停下他的小木棒，演奏戛然而止，牢头叫道：“列队！”
我们五个一排，和乐队成员一起走出营房。没了音乐，我们仍然踩着节拍：我们的耳边一直回荡着进行曲。
“左！右！左！右！”
我们和身边的乐师交谈起来。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于列克是波兰人，戴着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微笑。路易来自荷兰，是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抱怨这里不让演奏贝多芬，因为犹太人没有权利演奏德国的音乐。汉斯来自柏林，非常诙谐幽默。领队是波兰人，叫弗拉内克，以前是华沙的大学生。
于列克和我解释说：
“我们在电子元件仓库工作，离这里不远。活儿一点都不辛苦，也不危险。但是牢头伊戴克经常发疯，最好躲着他点儿。”
“你的运气不错，小家伙，”汉斯微笑着说，“你碰巧掉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组……”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仓库。一位身为德国雇员、身为“公民”的“主人”，过来带我们进去。他对谁也没多瞧一眼，就好像一个商人面对着一堆破布。
同伴们说得很对，工作并不辛苦。我们的工作就是坐在地上数螺帽、灯泡或是小电子组件。牢头跟我们详细解释了这项工作有多么重要，警告说，如果有人胆敢偷懒，有他好看的。我的新同伴安慰我说：
“别害怕。他这样说是因为‘主人’。”
这个组有很多波兰平民，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她们用眼神问候音乐家们。
领队弗拉内克把我安排在一个角落里。
“别太累，也别着急。但是注意不要让党卫军抓住。”
“领队……我想和我父亲在一起。”
“好的，你父亲也会在这里工作，就在你身边。”
我们的运气不错。
两个男孩加入了我们组：约西和第比，兄弟俩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父母死在了比克瑙。这兄弟俩完全是为了彼此而活着。
他们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会唱很多希伯来语歌曲。我们有时一起轻轻地哼唱，唱约旦静静流淌的河水，或是耶路撒冷庄严的神圣。我们也经常谈论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也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能鼓起勇气变卖财产，移民国外。我们下定决心，如果能够活到解放，决不会在欧洲多待一天。我们要一起搭乘第一班船去海法。
阿基巴·德鲁迈尔仍然沉浸在卡巴拉的迷梦中，他发现了《圣经》中的一段经文，转译为数字之后，预言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我们将会得到解脱。[1]
我们从帐篷迁进了乐师的营房，可以拿到被子、脸盆和一块肥皂。营房的负责人是一个德国犹太人。
犹太人来做我们的负责人总是好的。他叫阿方斯，是个年轻人，但是有一张苍老得令人吃惊的脸。他全心全意地维护“自己的”营房。只要办得到，他一定会安排为年轻人、病弱的人，为所有渴望加餐胜过渴望自由的人烧一大锅汤。
有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有人把我叫到了营房秘书身边。
“你是A-7713？”
“是的。”
“吃完晚饭去牙医那里。”
“可是……我牙齿不疼。”
“吃完晚饭。不得有误。”
我去了病人待的营房。有二十来个囚犯在门口排队。不久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召集到这里了：他们要把这些人的金牙拔掉。
牙医是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有一张死人般的脸。他一张开嘴，就露出一口黄牙，烂得一塌糊涂。
坐上扶手椅之后，我谦恭地问道：
“您打算做什么，牙医先生？”
“取下你的金牙套，很简单。”他冷淡地答道。
我灵机一动，装出很不舒服的样子。
“您能不能等几天再取，牙医先生？我不太舒服，正在发烧……”
他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测了下我的脉搏。
“好吧，小家伙。等你感觉好一点儿了，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到我叫你！”
一个星期后我去找他，用的还是那个理由：我仍然感觉不舒服。他似乎并不吃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我说的话。看见我恪守诺言，自己来找他，他似乎挺高兴的。他同意再缓上一段时间。
几天后，牙医诊所关门了，牙医进了监狱。他会被绞死。有人证实，他利用囚犯的金牙为自己谋利。我一点也不同情他。我甚至很高兴，因为我保住了自己的金牙套。有一天它也许会派上用场，换点救命的面包什么的。我只对每天喝的汤，还有那块不新鲜的面包感兴趣。面包、汤——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成了行尸走肉，甚至比行尸走肉还不如，只是一只饿极了的胃。只有胃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在仓库劳动时，我身边经常站着一个法国姑娘。我们没有交谈过，她不懂德语，而我也不会法语。
我觉得她是犹太人，尽管她装成是“雅利安人”。她是被送来强制服劳役的。
有一天，伊戴克又发疯了，而我正撞在枪口上。他像一头凶残的动物般扑向我，拳头落在我的胸口和头上。他把我扔在地上，又拽起来，下手越来越狠，直到打得我浑身是血。我紧紧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他大概把我的沉默当成了蔑视，于是更加疯狂地揍我。
突然，他停手了，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他打发我回到岗位上，就像我们刚才玩了一场游戏，而我们的角色同样重要。
我拖着步子回到角落里，浑身上下都在疼。这时感觉一只清凉的手覆在我流血的额头上。是那个法国姑娘，她脸上露出哀伤的微笑，往我手里塞了一小块面包。她盯着我的眼睛。我觉得她想和我说点儿什么，但是恐惧扼住了她的喉咙。有好一会儿，她就这么站着，接着她的脸上焕发出光彩，用几乎可以算是准确无误的德语对我说：
“咬紧嘴唇，小兄弟……不要哭。把愤怒和仇恨保留到来日，保留到以后。总有一天，但不是现在……等着吧。咬紧牙关，让我们等待……”
多年以后，我在巴黎的地铁里读报纸，我的对面坐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夫人，一头黑发，有梦幻般的眼神。我确信自己见过这双眼睛——是她。
“您不认识我了吗，夫人？”
“我不认识您，先生。”
“一九四四年，您在德国，在布纳，是吗？”
“是的……”
“您在一个电子元件仓库工作……”
“是的。”她有些困惑。沉默了一会儿，她说：“等等，我记起来了……”
“伊戴克，那个牢头……那个犹太小兄弟……您温柔的安慰……”
我们一起下了地铁，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那个晚上，我们沉浸在回忆里。分别之前，我说：
“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知道您要问什么，请说。”
“什么？”
“您想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是的，我是犹太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德军占领期间，我搞到了假证件，伪装成‘雅利安人’，因此被编进了义务劳动小组，送去德国，避开了进集中营的噩运。在仓库，没有人知道我会讲德语，那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和您说那几句话，应该说我非常不谨慎；但是我知道您不会出卖我……”
还有一次，我们在德国士兵的监视下将柴油机装上货车。伊戴克烦躁不安。他克制不住自己。突然间，他的怒火爆发了。这次倒霉的是父亲。
“你这个懒鬼！”他吼道，“你这也叫干活？”
他用一根铁棍揍我的父亲。父亲先是弓着身子，接着像被雷电劈成两半的枯树一般，瘫倒在地。
我目睹了整个过程，一动没动。我一直保持沉默。我想躲远一点儿，省得自己也挨打，甚至更糟——如果那个时候我生气了，怒火与其说是冲着牢头，不如说是冲着父亲。我恨父亲，恨他不知道避开伊戴克。瞧，集中营的生活已经把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领队弗拉内克有一天发现我戴着金牙套。
“小家伙，把你的牙套给我。”
我告诉他不行，没有牙套，我吃不了东西。
“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东西吃，作为交换，小家伙！”
我找到了另一个借口：体检的时候，我的牙套已经被登记在册；如果给他，我们俩都会有麻烦。
“如果你不把牙套给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个热情聪明的小伙子突然变了。他的双眼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我对他说，我得问问父亲。
“去问吧，小家伙。但是我明天就要你的答复。”
我告诉了父亲这件事，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沉默了很久，他说：
“不，我的儿子，不能给他。”
“可他会报复我们的！”
“他不敢，我的孩子。”
唉，可是弗拉内克知道怎么做，他知道我的弱点。父亲从来没有服过兵役，他不会齐步走。但是在这里，所有集体行进都必须步伐整齐。对于弗拉内克来说，这是折磨父亲的好机会。每天父亲都被揍得很惨。左，右——拳头！左，右——耳光！
我决定帮助父亲练习，教他如何换脚，教他如何跟上节拍。我们在营房前练习。我喊口令：“左，右！”父亲则跟着练习。其他囚犯开始嘲笑我们。
“看啊，这个小军官正在教老家伙齐步走呢……哎，小将军，老家伙给了你多少面包？”
但是，父亲进步有限，拳脚继续像雨点般落在他身上。
“还不知道怎么齐步走，老废物？”
两个星期里，同样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了，只好缴械投降。那天，弗拉内克笑得很邪恶。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小家伙，我就知道我会制服你。不过还不算太晚。你让我等了那么长时间，所以要再给我一份面包。这是给我朋友的，他是华沙著名的牙医。得请他来取下你的牙套。”
“什么？我给你面包，好让你拿到我的牙套？”
弗拉内克笑了。
“那你想怎么样？让我一拳打烂你的牙吗？”
那天晚上，华沙的牙医在厕所里用一柄生锈的汤匙撬走了我的牙套。
弗拉内克恢复了以往的和气，有时还多给我一份汤。但是好景不长。两个星期以后，所有波兰人都被转移到另一座集中营。我就这样失去了我的牙套，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就在波兰人被送走的前几天，我有了一番新体验。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组不用去劳动。但伊戴克不愿意让我们待在营房里，我们还是得去仓库。他这份突如其来的工作热情令大家吃惊不已。在仓库里，伊戴克把我们交给弗拉内克，说：
“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得干点儿什么，否则我让你们好看。”
然后他就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蹲累了之后，大家开始在仓库里游荡，希望能找到当地人遗落的一块面包什么的。
我走到仓库后面，听见隔壁的小房间里有声音传出来。我走过去，看见伊戴克和一个波兰姑娘半裸着躺在草垫上。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伊戴克不让我们留在营房里。支开一百个囚犯，就为了和一个姑娘睡觉！我觉得这太滑稽了，不由得大笑起来。
伊戴克吃了一惊，跳起来。他转过身看见了我，那个姑娘则试图遮住自己的胸部。我想逃，但是我的腿好像钉在了地板上。伊戴克卡住我的脖子，压低嗓子说：
“等着瞧，小东西……你会看到不好好干活要付出什么代价……你马上就会付出代价，小东西……现在，快给我滚回去。”
下工前半小时，牢头让整个劳动组集合，开始点名。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点名？在这里？但我知道。牢头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囚犯没有权利管别人的闲事。你们当中有一位似乎不懂这一点。我要让他弄清楚，永远不再犯糊涂。”
我感觉到汗水正流过我的后背。
“A-7713！”
我向前一步。
“拿个箱子过来！”他命令道。
有人送来一个箱子。
“趴上去！”
我照他的命令做了。
接下来，我能感觉到的只有落在身上的鞭子。
“一……二……”他一边抽一边数。
每抽一下，他都会停顿一下。只有开始的那几鞭让我真正感到疼痛。我听到他在数数：
“十……十一……”
他的声音非常平静，似乎是穿过一堵厚厚的墙传来的。
“二十三……”
“还有两鞭。”我迷迷糊糊地想。牢头在等。
“二十四……二十五！”
结束了。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昏厥过去。直到一桶凉水浇上来，我才恢复了知觉。我仍旧趴在箱子上，模模糊糊地看到周围的地是湿的。我听见有人在吼，应该是牢头。我努力分辨他在吼什么。
“站起来！”
我肯定是想站起来，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又跌在箱子上。我多想站起来啊！
“站起来！”他用更大的声音吼叫。
要是我能回他一句，我会告诉他我动不了，但是我张不开嘴。
在伊戴克的命令下，两个囚犯把我架到他面前。
“看着我！”
我看向他，可是什么也看不见。我想起了父亲。他应该比我还痛苦。
“听好了，猪崽子！”伊戴克冷冷地说，“这就是你为你的好奇心付出的代价。如果你胆敢把你看到的告诉别人，等着你的就是五倍的鞭笞，明白了吗？”
我重重地点头，一下，十下，不停地点，似乎我的脑袋自己决定一直点下去。
一个星期天，一半人去劳动了，包括父亲在内，而我们另一半人则趁机在营房里睡懒觉。
十点钟左右，警笛响了。有警报！营房负责人跑来跑去，把我们聚拢在营房里，党卫军则躲进了掩体。由于拉响警报的时候比较容易逃跑，看守不在塔楼里，铁丝网上的电也被切断了，党卫军得到命令，只要我们踏出营房，就立刻击毙。
转眼间，集中营就像一艘撤空的船。通道上没有一个人。厨房旁边有两锅冒着热气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在通道中间有两锅汤，而且没人看管！那仿佛是被遗弃的皇家盛宴，散发着无比的诱惑力！几百双眼睛盯着那两锅汤，闪烁着贪婪的光芒。被几百只狼窥伺着的两头羔羊。没有牧羊人看守的白送的羔羊。可是谁敢去拿？
恐惧压过了饥饿。突然，我们看见三十七号营房的门慢慢打开了。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像蠕虫一样向汤锅的方向爬去。
几百双眼睛看着他。几百个人和他一起，皮肤蹭着石头向前爬。每颗心都在颤抖，同时满怀着忌妒——他竟敢这么做！
他碰到了第一口锅，我们的心跳得更快了：他成功了。忌妒将我们吞噬，将我们像稻草一样吞没。但我们一点也不羡慕他。这个可怜的英雄为了一份汤扑向死亡，在我们看来，他已经死了。
他躺在汤锅旁边，花了一会儿工夫试图爬起来够到锅沿。要么是因为虚弱，要么是因为害怕，他停顿了片刻，也许是在聚集最后的力量。他终于爬起来，趴在了锅沿上。有一会儿，他似乎在向汤里看，找寻自己的倒影。接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发出一声可怕的低吼，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嘶哑的叫声，张着嘴，脑袋歪进仍然冒着热气的汤里。我们被那声吼叫吓了一跳。他接着倒在了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边扭动了片刻，便不动了。
接下来，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几乎在同一时刻，营房开始颤动。
“布纳被轰炸了！”有人叫道。
我想到了父亲，但是我仍然很高兴。看到工厂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真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听说德军在各个战场都在溃败，我们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个消息。但是今天，眼前这一幕千真万确！
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害怕。虽然只要有一颗炸弹落在营房顶上，就会让数百人在瞬间死亡。但是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无论如何也不怕这种形式的死亡。每一颗落下来的炸弹都让我们内心充满兴奋，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
轰炸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要是能延长十倍，轰炸十个小时多好……集中营又恢复了平静。美军飞机的最后一点声响随风飘散，而我们仍待在自己的坟墓里。远远望去，有一道浓浓的黑烟。警笛又一次响起，意味着警报解除了。
大家走出营房。大口呼吸着外面弥漫着炮火味道的空气，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落在集中营中央，就在点名的广场旁边，但是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将它搬到集中营外面。
集中营的负责人在助手和牢头的陪伴下，穿过营中的通道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恐慌的痕迹。
集中营中央躺着这次轰炸唯一的遇难者，尸体脸上沾满了汤水。汤锅又被搬回了厨房。
党卫军重新回到塔楼里和机枪后面。幕间休息结束。
一个小时以后，劳动的囚犯都回来了，和往常一样迈着整齐的步伐。看到父亲，我非常高兴。
“有好几幢楼被夷为了平地，”他告诉我说，“但是仓库还好……”
下午，我们干劲十足地清理了废墟。
一个星期后，干完活回来时，我们发现在集中营的中央，点名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座黑色的绞刑架。
我们知道点名之后才会分汤。但这次点名比平常花的时间要长。命令也比平常更刺耳，空气中飘荡着奇怪的回声。
“脱帽！”集中营的负责人突然喝道。
上万顶橄榄帽同时摘下。
“戴帽！”
上万顶橄榄帽又如闪电般戴回头上。
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一队党卫军开进来，包围了我们，三步一岗。塔楼上的机枪统统瞄准点名的广场。
“他们害怕骚乱。”于列克小声嘟囔道。
两个党卫军走进禁闭室，押出一名囚犯。那是一个来自华沙的年轻人，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三年，身体十分强壮，和我相比简直是个巨人。
他背对绞刑架站着，面朝法官——集中营的负责人。他脸色苍白，但神情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难过，被绑住的双手丝毫没有颤抖。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包围着他的数百名党卫军和几千个囚犯。
集中营的负责人开始念判决书：
“以领袖希姆莱的名义……第××号囚犯在空袭时偷窃……根据××法令第×条第×号，该囚犯被判处死刑，以儆效尤。”
广场上没有人动。
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在奥斯维辛和比克瑙，每天有几千人死在焚尸炉中，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人，这个此时倚在死亡之架上的人，却让我不再平静。
“仪式会很快结束吧？我饿了……”于列克小声说。
集中营负责人一声令下，负责仓库的牢头走向死囚。两个囚犯协助他执行任务。他们可以多得两盘汤。
牢头试图蒙住死囚的眼睛，但被他拒绝了。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刽子手将绳圈套上了死囚的脖子。在他示意助手将死囚脚下的凳子搬走时，那个人用有力而平静的声音喊道：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我诅咒！我诅……”
刽子手结束了他的工作。
命令如同利剑一般刺破天空：
“脱帽！”
上万名囚犯脱帽敬礼。
“戴帽！”
然后，整个集中营的囚犯，一个营房接着一个营房，排队观看这个被吊死的囚犯，观看他凸出的眼睛和伸出的舌头。牢头和营房负责人强迫每个人直视这张脸。
之后，我们得到允许，回到各自的营房领取晚餐。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汤非常美味……
我看过许多次绞刑，但没有见过一个死囚流泪。或许，这些干枯的身体早已忘记了眼泪的苦涩。
除了一次。五十二号电缆工作组的牢头是一个荷兰人，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大个子。他手下有七百个囚犯，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视他如兄弟。没有一个人被他扇过耳光，或是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声喝骂。
他手下有个小男孩，是大家称之为“男宠”的那种人。那孩子大约十二岁，细腻俊美的脸庞在集中营里难得一见。
在布纳，大家非常讨厌“男宠”，他们往往比成人更残忍。一天，我看见一个十三岁大的“男宠”在殴打他的父亲，就因为父亲没有整理好他的床铺。老人在一旁低声哭泣，那孩子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停下来，待会儿我就不给你面包，听见没有？”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荷兰人的这个“男宠”。他长了一张受难的天使的脸。
一天，布纳的发电站跳闸了。盖世太保来到现场，认为是有人搞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表明荷兰人管的营房有嫌疑。经过搜查，在那里发现了大量武器。
于是荷兰人被捕了。他遭受了几个星期的残酷折磨，什么也没说，没交代一个名字。之后他被带往奥斯维辛。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但是他的“男宠”留在了营中，被关在禁闭室里。小家伙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同样保持沉默。党卫军判处他死刑，一道被处死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查出藏有武器的囚犯。
有一天，我们工作回来，看见点名的广场上竖起了三个绞刑架。开始点名，围住我们的党卫军，架好的机关枪，都是老一套的程序。三个囚犯被捆住手脚——小“男宠”就在他们中间，那个有着一双忧伤的眼睛的天使。
党卫军显得比平时更为担忧和焦虑。在几千人面前吊死一个小孩可不是一件小事。集中营的负责人读了判决书。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孩子。他面色苍白，神情平静，咬着嘴唇。绞刑架投下的阴影完全盖住了他。
这次，负责仓库的牢头拒绝充当刽子手。三个党卫军替代了他。
三个囚犯同时登上椅子。三个脑袋同时被套进打着活结的绳圈中。
“自由万岁！”两个大人高喊。
男孩则沉默着。
“上帝究竟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个人在问。
集中营的负责人做了个手势，三把椅子翻倒在地。
一片死寂。远处，太阳正在坠落。
“脱帽！”集中营的负责人用嘶哑的声音吼道。我们都在哭泣。
“戴帽！”
然后是列队观看。两个大人已经没有了气息。他们的舌头伸出来，肿胀着，变成了蓝紫色。但是第三根绳索还在动：那个孩子太轻了，仍然活着……
他就这样吊了半个多小时，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奄奄一息。而我们不得不看着他这样死去。我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活着，舌头还是红色的，眼神依然闪亮。
在我身后，还是那个人在问：
“上帝在哪里？”
我听见自己内心有个声音回答：
“他在哪里？他就在这里——他被吊在这里，在这个绞刑架上……”
那天晚上的汤散发着尸体的味道。
[1]卡巴拉学者赋予希伯来语的22个字母固定的数值，将数值相加获得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