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走！去殖民那片大陆！”从1936年起，这样充满鼓动意味的海报在日本屡见不鲜。“为了大和民族的壮大，建立东亚新秩序！”宣传活动参考了美国19世纪的口号，“年轻人都到西部去”，并提出“年轻人都到那片大陆去！处女地等待着乡村的年轻人”。尽管当时的日本乡村深陷大萧条之中，移民伪满洲国的号召也被涂上了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并未重点宣传经济上的利益。不提日本食物短缺、人口过剩和遭遇美国禁令的现在，主要强调帝国的未来。
殖民手册上收录的一些文章主要针对男人进行宣传，比如“开拓者的乐趣”；“还有什么，比得上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成为那个国家的开国者呢”；还有些显然直指女人，比如“生养的喜悦”。文中附的图是一个母亲带着孩子，站在吃草的羊群面前。1941年，一篇文章信誓旦旦：“如果你成为开拓满洲的先锋，就能做个自耕农，祖祖辈辈永远富足平安。只有发展满洲，才能复兴你们的故土。”
在“百万移民计划”之下，日本在东北复制了本国的乡村，除了长子要继承家业，次子或第三子之类的家庭成员就要被送去开拓一个卫星前哨，名字和原来的乡村一致。这些移居者有所不知，大多数此类乡村都建在土匪猖獗的地区，或是靠近苏联的边境。在一些那时候的照片上，日本士兵会教习新来的妇女怎么使用步枪。每家一登陆东北，都会发一把这样的步枪。照片里，很多女人受训时还背着婴儿。
除了爱国主义的驱动，还有些平民是受财务奖励的诱惑移居伪满洲国的。像医生、教师、农学家这样的专业人才，在这里挣的薪水是本国的两倍。而农耕家庭能免费分到一百五十多亩可耕地，六十多亩牧场，还有设备、种子、购买牛马的资金以及帮忙的雇工。男人可以不用服兵役。
他们一开始以为，到了东北，分到的土地可能都是未经开垦的沼泽和林地，还需要自己去开垦。然而，分给他们的都是本属于当地人的现成耕地。在他们到来之前，日本方面已经通过军队驱赶和强制出售的方式取得了这些土地的控制权，只付给原主人土地估价的15％。若有人敢出言反对，将面临严重的惩罚，一名日本警长的报告中对此有所记载，“二十多名持枪警察被派遣到有问题的地区，要么直接用刺刀刺杀不遵守命令的农民，要么杀光他们的牲口、狗和鸡。”一般来说，被驱赶的当地人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接受一片未开垦的土地，二是在他们原来的农场上做雇工。
殖民时代的印记在今天的东北城市仍清晰可见，然而“百万移民计划”在农村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当时最著名的移民村之一，是1938年成立于荒地东北方向六十多公里的四家房，这里主要移居的是日本小村大日向的村民。日本有关部门出钱请来一位小说家记录大日向的移民过程，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还写成了一本书，被改编成电影、话剧和歌曲。欢送移民们时，当地的学生会唱歌，其中一首歌这样唱道：
种下一颗麦，家中富裕享；
齐来勤做工，建设美妙天堂；
哦，满洲的大日向！
这位作家追随移居者们的脚步也来到了东北。现在我把他的小说作为寻找这个村子的地图。凌晨5点24分，火车开动了，我又一次成为整个硬座车厢唯一的乘客。凛冽清爽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夏天凌晨4点就升起来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脸上。我非常开心地度过了两个小时，跟着火车缓缓经过稻田和白桦林，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野鸡；途中经过一些村庄，名字很有解放后初期的意味，比如“兴亚”。
我在一个像碉堡一样的小站下了车，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广场。根据那本小说的描述，车站前面应该有“四座满洲老民宅”。后来移民至此的日本人建造了“几百个家庭的住宅”，还有警察局、学校和医院。“我们期待着美好的未来，”小说的语气相当热血，“要把这里建设成为中级行政中心。”
现在，这个小城市名叫舒兰，的确是个中级行政中心。各个主要的办事处和服务机构都紧凑地安排在市里的两个十字路口周围。小说中写道，在日本大规模移民之前，这里住了四千个中国人和两千个朝鲜人。后来他们被驱逐出这片土地，成为强制劳役。“特别是在新乡村的建设中，他们非常有用，”小说里写道，“然而，我认为，出于未来的长远考虑，需要就我们对满洲人的领导以及双方的和谐共存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作者描述说，移居者建立起来的新乡村面积将近十平方公里，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过，“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得见水底的鹅卵石”。地图上再也没有四家房这个村名了。不过，往火车站向北走几公里，在群山之间的那条河边，有个小村落叫四大家。也许是解放后改了名？我坐上了一辆往那个方向开的小巴。
十五分钟后，司机在一条双车道的路上停下，周围是翠绿的田野。我挤过走廊上的乘客，但在车门处犹豫了，因为举目眺望地平线，看不到任何活物。小巴消失在视线中，我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田园牧歌般的景色。那位日本小说家肯定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才会写道：“比起其他地方，我们能得到这片土地，实在是天大的恩赐。”
一条土路穿过铁轨，经过一排平房，尽头是一片玉米地。旁边一块稻田里插了块牌子，表明田里种的是粳稻1号，荒地也种了这种米。我想跟谁聊聊这个发现，但听众只有两头牛，被系在间隙很大的木栅栏上。回到铁轨旁，岔路口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男人，跟我点头，算是问好。
“我在找四家房，就是原来日本农民住过的地方。”
男人皱了皱眉头，“这儿是四大家。”
“那四家房在哪儿？”
“压根儿没听说过。不过也没关系，你来晚啦。小日本儿早就跑光啦。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听大人说起过。那时候的东西啥也没剩下啦。”
我沿着一条两旁种满白杨树的路走了将近十三公里，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活物，只有两块标牌，一块写着大树村，但站在村口一看，一棵树也没有。另一块牌子上告诫大家要“预防森林大火”。
在一个名叫平安的小村落，孤零零的岔路口只竖着一块手漆的蓝色木板，钉在一根电线杆上，指向一个小火车站。火车站的广场倒是很宽敞，铺路石的缝隙间长出翠绿的野草，算是加强了绿化。没有任何能找出日本遗留的痕迹。镇子里最大的建筑是韩国人修建的基督教教堂和学校。在这个夏日的星期六下午，两座建筑空空如也。
回舒兰坐火车去荒地的路上，公车司机改了道，把我放在河边新建的一座桥附近。很多人在浅滩上停车，用河水洗车。
“你不是找四家房吗？这儿有几个人知道以前叫那个名儿，”司机说，“我爸是个老师，土生土长在这儿的。所以我也知道。解放后就改名叫舒兰了。”（后来我查阅到的资料证明他说对了。）“我爸跟我说，当时的日本村子就在这儿。”他指着一条新建的宽阔道路，两旁是新建的宽阔的政府办公室。唯一的一块标牌上用中文和韩文写着，二环路。路上空空荡荡的。
日本移民离开故土，前往满洲时，孩子们挥舞着国旗，“村民们纷纷把手绢抛到空中，大喊万岁，双手高高挥舞着”，每个人都留下两行长泪。火车缓缓启动，驶离日本的家园，移居者们听到一首离歌：
大日本的先锋，去修建另一个大日向；
来到满洲的四家房，建立帝国的天堂；
我们一起走在，帝国的大道上。
1945年8月9日，大多数在东北醒来的移居者都没有活过伪满洲国的覆灭。很多人聚在一起，自杀身亡。
尽管这些移居者只占了伪满洲国一百五十万日本人的17％，但在东北的日本死亡人数中，他们占了一半。死亡总数与日本长崎相当。东北的二十七万日本农民，战争期间死了八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
日本军队抛弃了他们。十四年前就入侵中国东北的军队经过太平洋战争，人数大减，很多部队都被派往南边。日本移民填补了这个空缺。1943年末，50％的日本农民被安置在苏联—伪满洲国边境沿线。1944年，日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于是收回了对移民免于服役的承诺。5月，德国投降，苏军挥师东进，日军发起了最后征兵令，号召所有身强体壮的男人（大多数没受过军事训练）为国参战。伪满洲国的军队不断后撤，避免和一路挺进的苏军交战，使得该地区四分之三的土地无人防卫。没有任何的人员撤离计划。一位日本将军十分直白地说，对于那些移民村庄的女人、小孩和老人来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裁”。
1945年2月，盟军即将取得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优势：拿下塞班岛及其飞机场后，B-29轰炸机就能空袭东京了。然而，日军还在继续征召法定年龄段的兵员。“那年春天，我不幸年满二十，”日本老兵长峰章告诉我，“我知道征兵的红纸就要上门了，我必须应征。”
我走过东北那么多条铁轨，去过那么多的博物馆和殖民时期的建筑，看过那么多地图和书籍，但真正让伪满洲国鲜活起来的，却是这位八十七岁的长峰章。他少年时生活在一个只有二十个农耕家庭的日本小村落，从那里坐船去了东北，拱卫当时的伪满洲国东部边疆。战后滞居当地长达八年。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日本，”长峰说，他抬了抬浓密的眉毛，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被征召的时候，他父母是种植大米和土豆的农民，而他的职业是代课老师，因为其他男老师早就当兵参战去了。“没有男人留下来教书了。”
军队上层将他和其他新兵召集到一个小旅社。“我们脱掉平民的衣服，换上军装，穿的是农民的布鞋。那时候是2月，也没有军靴穿。”
一艘船载着新兵们渡过日本海，然后换乘火车来到伪满洲国的东北端。长峰和其他新兵在铁路沿线的小城鸡西下了车，接着行军到城边一个小村落，那里有座要塞，是铁路和东边十九公里外苏联边界间唯一的防线。
抵达后的五个月，长峰都在接受防卫边疆的训练。“我学会了怎么携带炸弹滚到坦克下面，自爆。”除了炸弹，他仅有的武器是步枪、手榴弹和队里的轻型机关枪。“我们都知道俄国人要来，当地人被告知，必要的话举起菜刀抵抗他们。”
长峰至今还记得东北冬天的严寒。“太冷了，洗脸的时候得先把盆上的冰打碎才行，”他边说边比画。训练期间，他和住在那一片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没有任何交流，所以没多学一门语言。也没有人给他发指南针，所以没法到处走走。
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没隔几天又用同样的手段重创长崎，广岛原子弹袭击三天后，苏联对日宣战。苏军的指挥官正是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的将领，他们的“满洲战略进攻行动”又被称为8月风暴，始于8月9日的午夜。“出乎意料地打起了闪电，”一名苏联将军回忆起那个晚上，“耀眼的闪电把黑暗的天空劈成两半。雷声隆隆，越来越响。针叶林中声音听起来更加恐怖。倾盆大雨眼看就要来临。已经有雨滴打在树叶上。我们进入了防空壕，看着手表。距离预定进攻时间还有六十分钟。应该推迟进攻吗？不，无论如何都不可以！”
1905年，俄军在东北输给了日军，颜面丧尽。现在他们必然要不顾一切地复仇。8月风暴中，一百六十万训练有素的苏军对阵六十万日本兵，后者有很多是才参军不久的新兵。苏军发起钳形攻势，军队从伪满洲国的西部、北部和东部大量拥入，东部的那些冲着二等兵长峰章所在地区而来。
“他们的飞机炸毁了我们军营里的仓库，”他说，“没有电台和其他任何通讯设备。那是我第一次开枪杀人。”长峰有一头浓密的白发，整个讲述的过程中他都咧嘴眯眼，慈祥地笑着，偶尔要强调什么，就温柔地摸摸我的胳膊。“我害怕吗？当然害怕！人人都害怕。”
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防线还在，并被苏军迅速攻破。长峰和战友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投降的消息，那时候他和另外九十个步兵藏在深山里，偶尔出来也是从当地农民那儿偷点玉米棒子吃，或是开枪狙击几个苏联人。长峰在战斗中脚踝受伤，落下残疾。而他的很多战友被敌军俘虏，开膛破肚，死无全尸。
我站在凹陷的水泥河岸生锈的栏杆旁，仔细看着眼前的松花江。此处的江面宽阔，沉积了很多泥沙，水流很急，广阔的水域看起来更像一片有些可怕的湖泊。这个距离上游的哈尔滨约一百六十公里的地方，曾经是个忙碌的码头。
在伪满洲国的鼎盛时期，这片区域曾经是很多日本移民的家。然而到1945年，他们的乌托邦之梦破碎了。农作物收成惨淡，官方谎报产量，游击队的袭击愈发频繁，由日本本土催生的殖民力量逐渐衰退。四家房的移民后来回忆：“1938年，我第一次来到满洲，满洲人（中国人）总是让我们先过街。在火车站，我们买票不用排队，他们会让我们先买票……等我1943年再度去到满洲，并终于在那里安顿下来时，真是完全变样了。满洲人让我们去别的地方，因为，他们说，那是他们的火车站。现在回想起来，我猜他们那时候感觉到日本将要战败了。我对自己说，我是在错误的时间去了个错误的地方。”
8月10日，苏联对日宣战后的一天，日军从伪满洲国首都撤走了军方家属，下令炸毁桥梁，剪断电话线，进一步使得移居者们远离疏散撤退的路线。
相关的回忆录不在少数，其中有一本叫《冻土上的墓碑》。幸存者们纷纷回忆那些恐怖的逃亡经历，几乎都是步行，饥肠辘辘，一路遭遇强盗、强奸和“满洲人”的报复残杀。有几个人在集体自杀中活了下来。一个女人写道，她杀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但在把枪口对准自己之前就被抓住了。还有人回忆说，走了很多天，结果发现走到河岸边没法逃了。
我站在松花江边废弃的码头上，这也是8月的一天，我的影子映在江面上。浑浊的水面看上去深不可测，危险重重。没有牌子，没有标识，只有生锈的小船和油桶。一个老人拿着鱼竿从一座小丘后走出来，问我在看啥。
“很多年前的今天，那些日本的拓荒家庭就在这儿等着，希望能有一艘船接他们回去。”
这位钓鱼的老人就生长在这个村子，他也知道这个故事，虽然那时候他还没出生。苏军正在接近。母亲们盯着从上游流往下游的江水，船终究没有出现。数百名日本妇女把孩子（很多还是婴儿）放在码头上，踏入了湍急的江水，一个浪头打来，她们都消失了。
1945年8月的那一天，二等兵长峰章在码头以东约两百公里的地方，拖着受伤的脚踝加紧撤退，躲避步步逼近的苏军。一个朝鲜农民通知他们说，战争结束了。但他们不明白日本怎么会投降。“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绝不可能输，”长峰回忆道。于是他们一小队人继续撤退，涉过齐胸深的沼泽，躲避巡逻的苏军，不断赶走爬满全身的虱子。在与苏军的对战中，他的战友们纷纷牺牲，有的在重伤后自杀了，还有的在昏暗的夜色中与队伍走散。长峰手上也中了弹，到现在还有块弹片嵌在里面。他边说边揉着手上的某处。但最终他过了河，逃走了。到最后他只有一个同伴，整整六个星期，他们靠捡松子和偷食物过活。
9月，他俩在深山里发现一栋小房子，烟囱冒着烟。住在里面的中国人孙先生终于说服他们，日本战败了。他给他们换上中国平民的衣服，撕掉军帽上的标牌。孙先生把两个日本人领到一个村子，路上还成功说服一群愤怒的人不要杀他们。来到村子后，就把他们交给了当地的民兵组织。组织把长峰分配到一个食堂干活。
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大概有六万六千名日本士兵因为受冻、霍乱或其他疾病，在东北死去。另有相当数量的日军被强制工作，有的被国民党征召，有的被共产党征召，不久他们就要在中国展开内战了。苏军把缴获的日军武器交给了共产党，使其步枪数量翻了番，大炮的数量更是增加到原来的三倍。然而，对东北的控制权仍然很不稳定。长峰最后的那个同伴被国民党征召了，而他因为伤还没恢复，就被留下了。
一个逃亡的日本男人遇到他，私下介绍说，自己过去是伪满洲国特工，主要工作就是渗透抵抗组织。他对长峰说要掩饰身份：就说是被日军抛弃的农民。“他伪装成一个老头，”长峰说，“然后教了我很多技巧，怎么扮成另一个人。”
男人在一个锯木厂工作，跟朝鲜人换水稻种子，还和中国人做生意。后来，长峰为一家十月革命中逃来此地的俄国白党挤奶，捆干草。差不多三年就这么过去了，直到1948年，农场主目睹苏军一路抢掠铁路，甚至把铁轨运回家，他决定再迈一步，移居到东北广阔的西部。“我们把所有东西放上火车，牛和干草都没放过，”长峰笑着对我说。
农场主从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北边建起小木屋，开垦农田，种了庄稼。接着，中国警察跑来，“邀请”长峰和那个曾经做过特工的朋友到城里去翻修旅馆。长峰成了一名服务员，努力地学习汉语。他的朋友则在一次稻草车翻车事故中去世了。
1950年，长峰流落到更北的地方，当了一名伐木工，两年来每天都要把木头放进河里，漂到下游去。他默默地隐藏在一群中国工人之中，从来不敢给家里写信。
1949年，内战结束。一年不到，中国又参加了朝鲜战争，政府推迟了将受困日本人遣送回国的行动。直到1953年，来中国八年后，长峰才向有关官员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方交给他一张火车和船的两用票。父母在故国的码头上等他。刚开始大家相对无言。他们用无声的眼泪欢迎他回家。
1956年，长峰看到报纸上刊登广告，招人去加州摘草莓，于是报了名。加州急需农民，于是修改了之前的移民限制，下放一千个签证指标。摘草莓的时薪抵得上长峰在日本工作一天。但有个障碍，因为他在东北待了整整八年，所以必须向美国签证官写一份报告，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的间谍。事实上，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长峰就梦想着移居美国。我们的对话，就在圣克鲁兹我奶奶家附近的星巴克里进行。他在这里拥有两公顷的有机农场，就在自由大道上。
长峰回过中国两次，是在当医生的女儿的催促下重走当年路。女儿从小到大只是从他那里听到过故事的一些片段。“真是个奇迹，”她坐在星巴克的露天咖啡座里说。她父亲又是灿烂地一笑，轻拍我的胳膊，重复着那句可谓毫无意义却又包罗万千的中文：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一切都很好。没关系。不用介意。
在松花江边那个下陷的水泥码头上，钓鱼的老人看着河里卷起的漩涡宣布：“这里不是个钓鱼的好地方。”他收起鱼竿，走到浅滩边，想在那儿试试手气。眼前的土路只够一辆车通行，弯曲地穿过一个全是红砖房的破败小村庄，之后有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横越其上。离江岸大概六公里的地方，走过红旗水库，在一条小街没有去路的尽头，是一片桦树和松树林，形成一道厚厚的屏障，中间有一道大门。这大约就是唯一的纪念了吧。门上有汉字写着：中日友好园林。这是一个公墓，里面埋着数千名日本“先锋农民”的骨灰。
在整个伪满洲国，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移居者（61％），在苏军控制的难民营等待了一年（很多被迫成为慰安妇），才登上借来的美国船只回到日本。另外的39％失踪了，或是去了西伯利亚，或是等到1953年，中国开始遣送他们回国，这项工程旷日持久，一直持续到最近几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还有三万移居者滞留中国。
在公墓周围这一片，曾经居住过大概一万名日本移居者。这个县城叫做方正，在荒地村东北四百一十八公里处。幸存者中，有两千三百名妇女别无选择，嫁给了当地的男人，还有一千一百二十个孩子（包括那些被留在码头上的）被当地家庭收养。
日本移居者的遗迹仍然能在方正县的街道上寻找到蛛丝马迹，店招牌是中日双语；日语培训中心比英语培训机构要多。县政府说，在全县二十三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曾在日本生活或工作过。每年8月，日本的盂兰盆节，移居者的后代们会到这里来，依照节日的传统给先辈扫墓祭奠。
公墓的起源要追溯到1963年，一个嫁给中国男人的日本“遗妻”，在耕地时挖到了森森白骨。一场挖掘工作就此开始，大约四千五百名因为自杀或饥饿死去的难民遗骸出土了。当地人浇上汽油，烧了三天三夜。虽然中国把这些移居者归为“剥削兵团”，但在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是批准在埋骨灰的墓旁树一座纪念碑。“日本人民和这些移居者，”周恩来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文化大革命”期间，荒地那些中国人的老坟塚都被红卫兵给毁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日本公墓竟然安然无恙躲过了这场浩劫。不过，为了给水库让位，1980年代，墓地被迁移到现在这个地方。进了门就看到一块显眼的大理石碑，说这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4年，五百名自杀移居者的骨灰搬来这里，过去是在鸡西，就是那个铁路边的小城，苏联军队占领长峰章的军营后，接管了鸡西。
中日友好园林的公墓里还有那些收养日本孤儿的中国人的骨灰。一名对抛弃孩子表示愧疚的日本军官曾经写道：“是中国人养大了那些曾经抢劫他们的贼人的孩子。”但在很多采访中，那些收养孩子的母亲说，那些小宝贝就和曾经的她们一样，无助而无力。
园林里建起画了长城与富士山的楼阁，记录和称颂了她们的善行。公墓的步道通往松树林，再来到两个低低的水泥圆顶，里面埋着逝者的骨灰。那些低低的松树枝上，有日本祭奠者亲手折的纸鹤，上面系的丝带，在中国和日本都象征着永久的和平。“我们得叫那些日本人别再种树了，不然就得扩建公墓了，”住在里面的看门人告诉我。
这个地方很美，很平和，一片静谧，偶尔有喜鹊的叫声。风水应该很好：斜坡上种着一片玉米地，这青纱帐为公墓挡住了凶恶的北风，正面向着地势稍低的水田。
我8月来到这里，正好遇到一群日本人来过盂兰盆节，给先辈扫墓。但战争并非在1945年就彻底结束了。就在上周，五个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上相约来到公墓，拿着锤子和一桶红漆。他们的目标是最近树起来的一个纪念碑，列出了在方正饿死的数千名日本移居者中的二百二十九个名字。五个人用油漆刷蘸着红漆，叉掉了这些名字，用力凿碎石碑。这个消息在各种网上平台疯传，几个小时内，一架推土机就把纪念碑的碎石刨进了一个洞，还有四十个人把守。为此日本扫墓人取消了行程。“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多亏那些从我们县去日本的人，”当地一家店的店主说，“我支持中日友好。但有的人就骂我们县那些人，好像他们是叛徒，汉奸。”
我拍了拍公墓紧锁的铁门。看门人警告我说，上面告诉他，如果出现游客，就报警。
“没关系的，”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必须报警。”
“没关系。”一切都很好。
看门人还是拿出了手机。历史的大门今天是关着的。
我从荒地坐了四百多公里的火车南下来到沈阳，那里有另一处战争遗迹。但只能通过外面围着的蓝色锡墙往里窥探。我看到一根烟囱，破败的营房，接着看门狗可怕的嘴就号叫着凑了过来。这里曾经是一个盟军战俘集中营。1945年的今天，8月16日，日本投降后的十七个小时，一个美国年轻人和另外四个人赶到这里，挽救了数百条生命。
“我是第四个从B-24飞机上跳下来的，”昵称“哈尔”的参谋军士哈罗德·莱斯告诉我，“当时我感觉是在飘，不是在降落。”那时他第一次看到满洲。俯瞰下去，只见一片卷心菜。
如今莱斯九十二岁高龄，对那一天还是记忆犹新。“紧接着我就听到下面传来鼓掌和欢呼。那是一群中国农民。我们降落的时候他们在种地。他们好像很爱看我们的空中表演。我们飘下来也是很有趣的。我很快就重重地降落在土路上，翻滚了几圈，裹进降落伞里。”
他的任务是解放沈阳（当时还叫奉天）的一千四百四十三名盟军战俘。另外，还要打退一百五十万正在进军此处的苏军士兵，好保护“日本和傀儡国的重要文件和人物”。行动的总指挥和发布命令的是战略情报局，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这次行动被称为红雀行动，是一个系列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计划在那天一共出动八次飞机，战略目标分别位于中国、老挝和越南。另一场在东北的营救计划被称为火烈鸟行动，但由于苏军抢先到达哈尔滨，宣告中止。
在战略情报局指挥的这些行动中，有一场以一个行动者被处死告终，他叫约翰·伯奇，之前是个传教士。他的任务是经由陆路走过中国沿海地区，侦查过去的日军机场，看有没有能用于撤离战俘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雅尔塔协议》把东北的铁路控制权与旅顺港交给苏联非常不满。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1]的分队拦住伯奇，并缴了他的武器。“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是强盗吗？”他用中文问这些抓他的人。他的中国同伴让伯奇别激怒这些士兵。伯奇回答：“我想看看他们怎么对待美国人。被他们杀了也不怕。他们要真杀了我，自己也完了。美国会用原子弹惩罚他们的。”中国士兵开了枪，打中了伯奇那位中国同伴的膝盖上部，伯奇的腿也中了弹。他们绑住伯奇的手和脚，他在刺刀之下一命呜呼。接着士兵还把他毁容，不想他被辨认出来。那个中国同伴躺在伯奇身边装死，直到晚上一个路人经过，帮助他逃跑了。后来一个右翼的政治协会以伯奇为名，而他本人被该协会奉为“冷战的第一个遇难者”。
红雀行动是战略情报局一系列任务中最危险的：哈尔·莱斯和五个行动人员，身上只携带手枪，要跳伞进入被三万日本军队占领的领土，还要面临大批苏联士兵的进攻。没人知道日本军队听闻本国投降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战俘可能会被用作人肉盾牌，或者作为证据被杀人灭口。最近的美军部队也在将近一千五百公里以外了。
战争结束得如此突然，战略情报局也有些措手不及：1945年8月8日，局长威廉姆·多诺万（也是美国情报系统的创始人）刚抵达华中城市西安，苏联就向日本和伪满洲国宣战了。第二天，第二颗原子弹掉在了长崎。“要是俄军去的时候我们不在朝鲜和满洲，那我们就永远进不去了，”多诺万发了一封电报，“尽管我们裤子刚提到一半被弄了个措手不及，但还是要尽全力及时把它提起来。”他对手下的人下令，把中国东北属于美国的财产定好位，准备好美国的“潜在特工、线人和亲美人士”的档案卷宗，并确保能拿到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就要加入全面的内战，反抗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后台正是美国。
红雀行动在1945年8月16日凌晨4点50分开始。
沈阳的这个战俘集中营很长一段时间不为盟军所知。其中关押的战俘有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都是士兵和军官，包括了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国陆军中将亚瑟·帕西瓦尔；在科雷吉多尔岛放弃了菲律宾的美国陆军中将乔纳森·温赖特。那场战役中的幸存者坐船去了台湾，途中一艘美国潜水艇发射了两次鱼雷，均未打中。到台湾后，他们又被赶上那些残暴虐待船员的所谓地狱之船，去了朝鲜半岛。他们在那里被分开，有的去日本做苦工，有的上了北去沈阳的火车。在沈阳的第一个冬天，有两百六十名战俘病死或冻死。日本人把他们冻僵的尸体堆放在一个仓库里，直到土地解冻。接下来的1943年，修建了条件稍微好些的奉天集中营，战俘们被强制在皮革厂工作，或者到满洲机床厂生产军需品。
日本人认为奉天集中营是战俘营中的典范，红十字会经常带着信件和供给品前来造访。但试图逃走的战俘仍然大有人在。集中营的指挥官松田上校，光头，身材矮小，整天闷闷不乐，戴着厚厚的眼镜。在抓住三个试图逃走的战俘后，他把所有战俘都召集起来，当场处死了那三个人。
“看到他们叛逃，大大出乎本人意料，这实在是最近最令人气愤也最不幸的事件；”松田拿着一张手写的英文稿件，一字一句地念，“在天皇陛下的无上恩德下，所有人都对你们同情以待。但这三个人竟敢违抗我的命令，简直可以说是完全泯灭人性……是你们自己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
在一些老照片里，巴丹被俘前的美国陆军准将布劳尔看上去是个乐天派，整天叼着烟斗，感觉走到哪儿都能闹腾一番。这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军人一路写下很多日记，有的藏在竹子里，有的埋在营房下面，记录了1945年这个集中营不断恶化的条件和他本人的遭遇。“一个月内我就瘦了十四磅[2]，”7月的一天他写道，“没有肉，也没有糖。伙食很差，人人都饿得慌。”战俘的衣服全都破破烂烂的，集中营的看守命令他们多挖一些防空洞。
8月8日，广岛遭遇原子弹爆炸的两天后，并不知情的布劳尔写道：“第一次没升旗。”
8月9日，原子弹降临长崎的那天：“今天早上听到了空袭警报。大家好像都没去工厂做工。到底怎么了？”
8月15日：“很多人传言战争要结束了。其他集中营送来很多人。大家都不去工厂做工了。”
8月16日：“一整天大家都疯传说战争结束了。上午大概11点30分左右，战俘营附近看到有伞兵降落……关于他们是谁，有很多传言。”
哈尔·莱斯这个曾经当过兵的人看上去和“美国队长”毫无相似之处。瘦高个，一头红发，戴着眼镜，被选中参与红雀行动只是因为他会说中文。行动的三年前他入伍之初，军队就注意到他自学了德语、法语和俄语，而且还很流利。于是就派这个科罗拉多人坐船去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中文。战略情报局派人来学校招收志愿者，莱斯和一群人一起来到卡特琳娜岛进行训练，学习了撬锁、密码传信和徒手格斗等课程，最后又和少数几人一起脱颖而出，正式被征召。他对劳军联合组织[3]的女主持海伦一见钟情，娶得美人归。但婚后几乎立刻就坐船前往墨尔本，马不停蹄来到加尔各答，然后登上去缅甸的火车，再匆匆坐上目的地昆明的飞机，辗转来到西安，六个小时后，就飞翔在满洲的天空中，降落在一片卷心菜地里。
“我跟那些农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美—国—人’，”莱斯告诉我，“用中文说的。然后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日本人在哪儿吗？’我们没有罗盘，也没有任何情报，甚至连集中营指挥官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的飞机出现了，开始空降食物包和补给品。一个日本人朝飞机开枪，但没打中。我们没有毁坏农民们的卷心菜，所以他们好心地给我们指路。我们就往那边走。开始下雨了，接着日本人就发现了我们。”
一看到那十几个日本兵，队里的中国人转身就逃。现在“红雀”只剩五个人了。队医是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命令日本人投降。但那几个士兵拉了拉枪栓，命令美国人把手举起来。
“没人大吼大叫，”莱斯回忆道，“挺不平凡的一次交流。那些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活的美国兵。他们也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日本人缴了“红雀”们的手枪，蒙住他们的眼睛，把他们送上一辆卡车。发动机启动。卡车停下来后，蒙眼睛的布被取了下来。莱斯看到的不是刑场，而是一个日本秘密警察总部的大门。“他们请我们喝日本清酒和威士忌。警察头子承认说他听到投降的消息，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苏军就要打来了：就在北边约两百公里的地方，步步逼近。他同意让我们迅速去看一下战俘营。”日本司机用英语对莱斯说：“我听说你住在洛杉矶。我有个兄弟也在那儿，不知你们认不认识？”
“红雀”们被安顿在南满铁路宾馆。第二天，东京的官方投降诏书终于抵达了。级别最高的日本军官请莱斯见证他切腹自尽。
“我请他不要这样做，”莱斯说，“我需要他确切告知手下的士兵，战争真的结束了。”军官把战俘营交给这五个战略情报局的行动成员。形容憔悴而又兴高采烈的战俘们把莱斯团团围住，兴奋地拍他肩膀，不停握手，还问个不停。秀兰·邓波儿死了吗？罗斯福真的死了吗，怎么死的？现在谁是总统？谁是英国首相？过去三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谁是冠军？现在不同军衔拿多少薪水？
在战俘营日记中，准将布劳尔写道：“这真是战俘们最开心的时刻，终于结束了三年半地狱般的生活！”最后的战俘营日记写于8月18号，“太多吃的了！饿了三年多了，大家很有可能会暴饮暴食，小心别撑死了！”一条画面很不稳定的黑白新闻片中，被解放的战俘们放肆地大笑，弹着吉他，让日本人填满散兵坑，建起临时的棒球场。
然而，对于哈尔·莱斯来说，游戏还远未结束。将近一千五百名被解放战俘中，有三十四名高级将领不见踪影，其中包括帕西瓦尔和温赖特将军，还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最高长官。莱斯了解到，过去一年来，好多人被扣押在西安县（今辽源）一个没有供暖的破败营房。自从苏军挺进东北，日本投降后，和那个集中营的通讯就被切断了。飞机没法飞，走陆路又太危险。
莱斯带着红雀队的一个士兵和一名日语翻译，手无寸铁上了火车。北上途中，他遇到一家俄罗斯白党，站在某个小站的站台上，苏联红军来了，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往哪里逃。在西安县的集中营，日本指挥官用英语向莱斯打招呼，原来他毕业于俄勒冈州立大学。他说，所有的战俘都活着。
温赖特将军骨瘦嶙峋，穿着破烂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个稻草人。“战略情报局来解放战俘这件事让他非常困惑和疑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这个机构，”莱斯说着笑了起来。
三天后的中午12点30分，队伍来到沈阳，发现他们的宾馆里全是醉醺醺的苏联红军士兵。在来东北之前，他们中很多人都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个中尉告诉莱斯，他因为杀了德国战俘，被降职了。他说，打起仗来，士兵就是国家的外交官，还说：“外交官也有干得好的和干得不好的嘛。”
一份“红雀”报告中写道，狂欢痛饮的苏联士兵在整个东北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报复四十年前打败俄国的日本。伪满洲国不复存在，中国人也开展了报复行动：“游荡的中国暴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和屠杀日本平民。”
莱斯亲眼见到一群人攻击一个十二岁的日本男孩。他赶快走上去严厉制止，质问他们这样做和之前那些侵略者有什么区别。“有的中国人站在了我这边，”莱斯在日记中写道，“有的还说我中文说得不错。”他把男孩送去医院，然后回来把那群人遣散了，没收了他们的棍棒，但没有拿出手枪。他的语言能力帮了大忙：“这群人又评价说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中文说得太好了。好些中国人站在我这边，痛骂那些言行不当的同胞。”
晚上不时能听到尖叫、机关枪响；还有日本人的住家或店铺被放了火，升起滚滚浓烟。一位战略情报局的军官报告说，苏联军队开始把下列物品通过船运回国：“（a）所有的机动车辆——坏的也不放过；（b）所有的汽油；（c）小型的机器和马达；（d）木材。”苏军甚至把疫苗也拿走了，令当地人在伤寒和肺炎爆发时毫无招架之力。
红雀行动开始后十二天，相关消息传回美国。住在旧金山的莱斯母亲接到当地记者的一个电话，问她对参谋军士哈罗德·莱斯的勇敢行动作何感想。“那不可能是我的儿子，”她回答说，“他不会做那样的事。”
身在洛杉矶的莱斯妻子海伦读到了相关报道，大声说：“这就是我的哈尔啊。”
1945年10月，苏军让莱斯自己选：要么马上离开，要么免费送他去西伯利亚。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姆·多诺万怒火冲冠：“满洲什么时候成了苏联的了？”事实上，苏军一直霸占着铁路沿线和旅顺港，直到1955年才归还给中国。莱斯离开了，但很快回到东北。在代号威廉姆斯先生的行动中，他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东北的美国情报特工。干了一年之后，1946年，共产党将他彻底驱逐出境。我和他是在科罗拉多的戈尔登他家里见的面。
关于营救战俘这件事，他回过那个集中营两次，1989年和2003年，都是帮沈阳市政府宣传集中营博物馆的开放。我去的时候，躲开看门狗，找了一个侧门，划开门栓，偷偷溜了进去。从前的营房现在摆满了花环，有好多电线，到处都是水洼。迎面是一个紫色的条幅：老兵重访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记者招待会。条幅面对着一排排橘色的塑料椅子，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战后，集中营的工厂被改建成一个电器厂，周围建满了职工住房。现在那些公寓楼则被高层商品房取代，广告牌上用英文承诺，Low density of the honey life（低密度的甜蜜生活）。跨越一条十车道的高速公路，那边隐约有一个购物中心，最醒目的招牌是必胜客。
集中营外的一块牌子上只字未提红雀行动，只是用中英文写着，战俘们“唯一的安慰就是热心中国工友的帮助”。解说词总结说，集中营“深刻反映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侧面”。
不过，这句总结性的英文翻译被沙子蒙住了，抹都抹不开。这座博物馆十年前就破土动工，中途几次停工，因为大家产生了分歧，针对博物馆要展示什么，讲什么道理，进行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争论不休。现在还在建设中。
我去了方正县日本移居者公墓之后，一家日本报纸采访了一名六十二岁的退休小学教师。方正县政府让他写一写县里战时的故事。那位老师站在松花江边，就在那些日本母亲把孩子放在码头上然后自沉离世的地方，告诉记者：“这里发生的事情，正反映了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保护这个地方，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益无害。”
他曾经向上面申请，在这里和附近一条支流的河边竖一块牌子，讲述一下当年的故事。当年，日本妇女们也曾试图从那条支流过河，把和服撕下来打成结，一起拉着，但最后还是被无情的浪涛卷走了。
官员回复说：“目前的情势下，不可能批准立牌子。”但这位老师非常乐观地说：“情势都是会变的。”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万中国人死亡，而日本官员每年都会朝拜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被定罪的日本战犯。一些日本老兵回到中国，讲述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有些人甚至站在了过去的敌国这边。2002年，在东京的法庭上，有很多中国家庭联合状告日本秘密部队当年在东北杀害了共计一百八十名家人。一位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这是日本皇军在中国展开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在日本法庭公之于众。根据国际法，受害者拿不到补偿金，但最后的判决终止了日本官方半个世纪以来对相关罪行的否认。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展牌上写着，“731部队的法西斯罪行不容抵赖。”这个日本最大的细菌战研究部队拿中国、俄国、蒙古和朝鲜战俘做活体实验。他们的驻地就在哈尔滨市中心南边二十四公里的地方。日本医生把实验对象的战俘称之为maruta，日语里意味原木，降低他们的体温，进行截肢手术，开枪研究弹伤，让他们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感染细菌，只为了记录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实验基地原本有七十六栋楼，占地面积将近十平方公里。战败撤退时，日本人一把火烧掉了不少，陈列馆就在原址遗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周围陈列着防毒面具、骨锯和装着内脏的容器。外面有很多标牌，标出了过去的细菌培养箱、冻伤实验室和试验用老鼠培养箱。陈列馆旁边就是二十五中，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欢叫笑闹翻越高高的砖墙清晰地传来。
整整十三年，大约有三千名俘虏在这里被残忍杀害。而731部队在全中国的日占区都有附属基地，也用恐怖的方式杀害了另外七千到九千人。该部队名义上是日军的防疫给水部队，在这个身份的伪装下，给所到住处的井水下毒。这就像纳粹集中营门口海报上写的“工作使你自由”一样，虚伪而令人恶心。
日本也有一位约瑟夫·门格勒[4]，他叫石井四郎，医学博士，日本陆军中将。1932年开始了他的细菌战。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石井命令将731的大本营和其他研究基地彻底摧毁，杀掉还活着的四百零四名战俘。光是烧这些战俘的遗体就用了整整三天，之后这位亲自在现场监督的高级将领说：“毁尸灭迹，天皇就不会被处死了。”
石井和他的手下带着一箱箱文件逃回了日本。美国军队发现他躲在自己的老家，那个村子的居民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说他被枪杀了，甚至还举行了一个假葬礼。石井未被逮捕，只是被带到东京接受质询。对他的质询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两年，一名美军基础科学负责人给指挥官写信：
这次调查中搜集到的证据是对这个领域的极大补充和扩展。这些数据是日本科学家付出数百万美元和多年的辛勤劳作得来的。从具体的细菌感染量来测试人类对相关疾病的敏感性，从而搜集了很多信息。由于对人类活体实验的顾虑，这样的信息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是无法搜集的。
信的结尾写道，美军为调查石井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而拨的款“比起他的研究花费，不过是九牛一毛”。
1948年，美国赦免了石井和他十八个手下的战争罪行。他们没有一个被起诉，更别说受刑了。三十年来，这宗交易一直是秘密，直到被一名美国记者发现。据说石井在日本开了一个儿科诊所，六十七岁患喉癌去世。
皇帝陛下溥仪，在1945年8月17日接到了伪满洲国覆灭的通知。这是溥仪一生中第二次逊位，然后他逃离了皇宫。他在机场准备飞往日本时，苏联军队把他拦下。之后把他遣送到西伯利亚拘留起来。他请求不要把他遣送回中国，并言之凿凿地说，只要一进入中国国境，就会面临杀身之祸。
1946年，苏联人把他押往东京，为战犯审判作证。年仅四十岁的他看上去如蒲苇般孱弱，非常苍老。但在庭上为了保命，他还是滔滔不绝。他穿了一件昂贵的棕色西装，说着中文，上演了一出好戏：中国的末代皇帝，站在证人席上，慷慨激昂地唱着爱国主义的赞歌。“满洲人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奴隶，”他断言，“满洲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甚至在严寒之下也衣不蔽体。如果中国人有高级的大米，那就是犯罪。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说什么都要小心翼翼，不留神就会被处死。在日本统治期间，伪满洲国完全是个黑暗的国家。”
之前，中国军人对溥仪皇家祖坟的破坏和掠夺让他恨之入骨，发誓报仇，所以加快了和日本勾结。但日本人根本没有允许他去皇陵祭祖。“我最好不去，”一位将领对他说，“因为我的祖先全是满人，要是我去祭祖了，会显得满人比‘满洲国’其他族的人高一等似的。”
他为什么没把真相告诉来访的国际联盟李顿代表团并寻求帮助呢？“当时的情况就像我被强盗绑架了，然后邻居赶来救我。但强盗也在场，我没法告诉邻居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等救我的人走了以后，我肯定就会被强盗杀了。”所以他又一直忍耐了十四年，等着合适的时机反抗侵略者。“那是我的理想，所以我自己走入了虎口。”
在二十年后他写的自传里，溥仪承认说：“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就是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结果。我为了开脱自己，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只顾谈了我怎么被逼和受害……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和日本天皇以及皇族一样，溥仪也没有被判任何罪。1950年，苏联把他交还给中国。他被送往清源附近的一个监狱，那是一个东北的县城，就在柳条边沿线，意为清朝的起源。而清朝早已覆灭，他已经从龙椅上逊位了。
那个监狱现在是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的参观团络绎不绝，参观这位“天子”成为阶下囚的牢房，他的编号是987。照片里的溥仪在牢狱里自己缝补袜子，用一个搪瓷的杯子喝茶，杯子上还写着，“劳动光荣”。导游介绍说：“最后，他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嗯，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溥仪被赦免并释放。他回到阔别三十五年的故乡北京。他穿着松松垮垮的哔叽呢毛式中山装，作为“特别导游”，在他过去的宫殿紫禁城里做了一次参观。在国有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并未用太多笔墨记录这次参观的印象，只是说，宫里的墙都刷了新漆，“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
政府分配他到北京植物园的温室工作。溥仪一直瘦瘦的，有一双忧伤的眼睛，就像曾经装饰在伪满洲国皇宫里的那些兰花一样弱不禁风。他在回忆录的最后，引用了他的启蒙读物中的话，那是一本孔子学派的古典作品。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5]
1967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找到了已经罹患肺癌，虚弱无力的溥仪。他们大喊：“我们要把你赶回东北老家，揪斗你，砸碎你的狗头！”但在他们行动之前，癌症就夺取了溥仪的生命，享年六十一岁，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或遗产。《纽约时报》在讣告中称他为“历史的遗孤”。不再是皇帝的他，遗体被火化，骨灰也没能和皇族祖先们合葬，而是被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优秀共产党员们最后的归宿。
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中国，溥仪再次变成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1995年，北京郊外的一个私人公墓给了溥仪的遗孀一笔钱，数目没有公开，然后把他的骨灰迁至他们专门针对富有上层人士的公墓，华龙皇家陵园，就紧挨着清皇族的西陵。陵园的广告写着，享受皇家风水，理想的安葬之地。溥仪葬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证明。溥仪的墓碑上只写了他的名字，用汉语，没有满文，他还是“天子永生”的象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苏军从东北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朝鲜的“三八线”处才停下。朝鲜半岛被这条线分为南北两部，一边是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一边是大韩民国。又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但首先爆发内战的是中国。1936年，少帅张学良兵谏蒋介石，要和毛泽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也因为如此，张学良再也没有回过东北，余生的五十四年都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过着软禁生活，百岁高龄时在夏威夷去世。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崩溃，各自为政，又打了四年仗。
国民党在内战中遭遇了几次致命的败仗，其中一次发生在长春，就是过去的伪满洲国首都，距离荒地村以西约一百一十二公里。日本侵略前，长春一共有十万人口；到伪满洲国覆灭时，有九十万人住在那里。
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将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城内，这位后来主导了毛泽东语录“红宝书”编纂的林彪下令，将长春变成一座“死城”。士兵们用铁丝网围城，堵住了一切通道。1948年6月到10月，五个月间，任何军民不允许离开，也不许往城内运送任何补给。幸存者们讲述说，当时在城内他们吃腐烂的谷子，玉米芯，接着是草和树皮。还有的把枕头撕开，将里面填充的玉米皮全部塞进嘴里。皮带拿来煮了吃；连死人的尸体也下了肚。美国飞机扔下来的援助包裹全被士兵们拦截了。
一位身在香港的研究者回忆说，在她写一本有关中国内战的书时，采访的每一位老军官一提起那场围困战，就会崩溃。在长春胜利公园聚集的老人中，常常会有那次围困战的幸存者。这座公园原来是日本人修的，现在里面竖着一座毛主席雕像。在那里，一位退伍的老兵说，官方说法是“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而他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战争的余波一直延续，影响着战后的日常生活。中国估计，自1945年以来，至少有两千人死于日军埋在地下的化学武器。单在东北地区，就遗留下两百万件军火，其内部的化学物质渗入土地和水源，甚至带来更坏的影响。2004年的吉林省，两个十二岁和八岁的男孩在一条河里发现了一块生锈的有毒弹壳，接触后被灼伤，生了病。日本政府承认那是他们留下的武器，但拒绝赔偿。作为《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约国，日本出于履行义务，同意派专门的团队来挖掘这些武器残留，并在男孩受伤的敦化市外修建处理设施。
敦化在荒地村以东约三百二十二公里处，我想看看这个工程的进展。之前，日本承诺在2007年完成挖掘工作。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些武器的清理工作“对于增进两国相互信任至关重要”。但2008年，负责该事务的机构被曝光挪用了一百万美元的公共基金。
我坐的大巴晃晃悠悠四个小时，在偶尔小小起伏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经过绿色的小山丘，途经一个别墅开发项目，英文名是Island of Egrets（白鹭岛）。我差点把白鹭（Egrets）看成了后悔（Regrets）。这可能要归咎于大巴前面的电视上播着连姆·尼森的动作片，画面模糊，看得我晕乎乎。他这些充满复仇和刺激的片子在很多大巴上热播，正逐渐取代东北广受欢迎的二人转。我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想念二人转那闹哄哄的唱腔和场面，直到在这辆大巴上坐了好几个小时，听着影片里传来轰隆隆的枪炮声和张口闭口都是威胁恐吓的粗哑嗓音。
敦化的街道布局仍然能看得出当年日本规划的影子：火车站前，轴向的道路呈对角辐射出去，形成交通环岛，通向市中心。五十万人口的敦化虽然名义上是中国的一个小城市，但感觉上更像一个县。所有的快餐连锁店都是山寨的，比如CFC，加州炸鸡。
一个名叫佟刚的当地人提出带我去看男孩受伤的武器清理现场，距离市区三十二公里。佟刚是个相当谨慎的人，一路紧紧抓着自己的苹果手机，指关节都发白了。头发剃光，反光的墨镜压在太阳穴上。牛仔和黑T恤好像用手涂的颜色。他让我叫他兄弟，开口说话总是这句口头禅：“我分析啊……”他脚步很快，沿着乡间的道路一直走，穿过牡丹江，经过连绵的烟草地，不时转身看着我，一边说：
“眼睛要一直看着正前方，兄弟。”
“别担心。我分析啊。小日本不愿意赔钱，因为他们觉得1972年我们签了和平条约，这事儿啊，就算了了。”
“看路，兄弟。”
“这儿就是原来的日本飞机场。我小时候，就在跑道上骑自行车。现在都种上玉米了。我分析啊……”
三十分钟后，我们进入一个窄窄的山谷，经过的标牌上列出了禁止在保护林进行的活动：伐木、点火、烧烤。这条只容一辆车通过的道路看上去像一条自行车道，蜿蜒着通向那条男孩们发现有毒弹壳的小河。而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被遗弃了。
“我分析啊，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搬到城里去了。”
我们继续前进，中间停下来抬起一根红白相间的杆子，这就算是门了。一个警告标志上写着，化学武器清理区，非请勿入。路上空无一人，唯一的声音是一阵轻微难辨的嗡嗡声，随着我们接近山谷里的最后一座小房子，这声音越来越大。穿过齐肩高的玉米秆，我们看到斜坡上有个小棚屋。往那里走，一群蜜蜂在身边环绕，原来小棚屋是个蜂房。老秦家是唯一整年住在这儿的家庭，他们拿出一碗用新鲜蜂蜜调的开水，欢迎我们的到来。
清理工作又暂停了，秦先生说，但他也不知道原因。他指着一块空地上停工的铲斗机和推土机。“卡车啊啥的都还在这儿，日本人都走啦。”蜜蜂在我耳边嗡嗡不停，弄得我手臂上痒痒的。秦先生说过去住在这个叫莲花泡的林场里的村民和日本派来的官员见过面，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搬迁条件。不过那些官员很小心地说，这是一笔搬迁费，不是赔偿金，避免滋生未来可能与战争有关的争端和分歧。
日本政府拨款给敦化政府，在城区修建新的公寓房。但秦先生说，房子修好以后，村民们说建筑质量差，指责政府官员贪污了一部分拨款。但他们还是被强制搬迁了，原来的房子都被拆了。“我们家没签协议，”秦先生说，“城里不能种玉米，也不能养蜂。这么多年了，我种庄稼的时候从来没挖到过武器。希望它们是埋在其他地方吧。”
十分小心谨慎的佟刚又说了一连串对日本、战争、化学武器、受伤儿童、强制拆迁和挪用公款的分析。我感觉到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呼吸着正在成熟的玉米香气。脑海中突然闪过叶芝的一句诗，是对林间空地，蜂舞蝶绕，独自在一间小屋生活的向往，在那里“安宁会慢慢降临”。
然而眼前这首诗的结尾却并不安宁：被蜜蜂叮一下可是痛不欲生。我尽力忽略周围这团嗡嗡响的蜜蜂云，喝着蜂蜜水，蜜蜂纷纷飞过我的耳畔，弄得我脖子发痒。
“它们不会叮伤你的，”秦先生打断了佟刚滔滔不绝的分析，“它们有它们的地界，我们有我们的地界，但我们要同进退。”
[1]此处作者似有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呼是在1949年合并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改称后才有的。1945年还不存在。——译者
[2]大约等于十二点七斤。——译者
[3]劳军联合组织成立于1941年，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经过美国国会特许，主要职责是鼓舞美军士气。二战期间，该组织发起了名为“散弹坑巡回”的劳军演出，几千名艺人签约响应。——译者
[4]约瑟夫·门格勒是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被称为死亡天使。他负责筛选当时送往集中营的囚犯，并负责裁决是将他们送到毒气室杀死，还是做强制劳动。他还用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译者
[5]这是英文版的结尾。中文版的结尾是“‘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