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荒地。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把我惊醒。我挥手赶去眼睑上的一只苍蝇，拿起手机一看，凌晨3：35。轰隆隆的声音又来了，震得房子都晃起来。我从瘪着肚子的枕头上翻身起来，爬到炕那头凉快的油毡布上，往窗外看。空空的自动倾卸卡车在红旗路上风驰电掣而过。
就在前一天早上，我坐在这个空荡荡的小屋里，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心想，要是醒来突然失忆了，能猜得出我在哪儿，是怎么到这儿的吗？我会觉得这个地方落后还是美丽？当时我的室友关先生已经开摩托车回来了，他向我宣布：“五斤鳝，四斤鱼，不错不错。”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也是“钓鱼”的：“一个月拿到MBA/MPA双学位，证书上印有北京地址。价格好商量。联系张老师，电话18210557248！”在中国，就算是躲到偏僻的乡下，与世隔绝的时间也相当有限。
现在，周六凌晨，还没到四点，一队自动倾卸卡车震动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农屋。
我拉了下一根塑料线，就是头顶那个光秃秃灯泡的开关。灯没亮。电热烧水壶也启动不了。我下了炕，趿着拖鞋，跑到厨房去开灯。也没反应。荒地晨光熹微，一缕阳光偷偷照进我们的小院。我来到屋外，看到那排向日葵在每一辆大卡车经过的气流冲击下，晕头转向。
我弯腰走过葡萄架，遭遇了那个晒着鱼干周围苍蝇乱飞的大筛子，赶紧躲着走。我的头碰到一张渔网，接着是一个蜘蛛网，睡意朦胧中我走得东倒西歪，也不知道到底甩掉了哪个。一根绳子上吊着钩子，钩子上挂着做鱼饵的水虫子。要是我在这里醒来，失忆了，一定会惊慌失措地想，到底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居然来到这么个破地方。茅房外面有个三十厘米高的木台子，是防老鼠的。我跨过台子，蹲下来。“别去想坑里可能有老鼠，”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告诫自己。但还是满脑子全是它们血红的眼睛，在下面闪着凶光，盯着我。
我套上一件兜帽衫，抓了一把雀巢袋装咖啡放在前面的口袋里，出发去三舅家。他那儿能用秸秆点火烧水。我在红旗路上往南，看到一溜大卡车都排到他家门口了。一辆小松牌挖掘机停在荒地村的岔路口。将近两公里的路，经过每一个卡车驾驶舱，我都要背一遍那个单子“美国人，身高一米八六，属鼠”。
“他们在拓宽红旗路，”三舅解释说，然后递给我一只筷子，搅搅咖啡渣，“是东福米业的工程。他们出的钱。我猜啊，是想更方便那些人去温泉。要么就是有大官儿要来啦，他们想给他看看，‘我们的路修得老好啦’。”
“路需要拓宽吗？”
三舅呵呵笑了。“这路本来好着哪。两年前才重新铺了路面儿。我还记得那前儿只是土路，再那前儿吧，特别窄，就是条小路。新的那个牌坊也得拆啦，才刚修起来俩月呢。”
好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天上午，红旗路口那个写着东北富饶之根的牌坊就被拆了。拆下来的残垣断瓦装了满满一卡车，和其他装满土的车子一起，轰隆隆开出了荒地。
挖掘机沿着路边挖出一条三米宽的沟。之前，这本来是个排水沟，但在将近五十米的沟里，也开满了三姨种的虞美人，粉的白的煞是好看。我在三姨屋外找到她，戴着一顶渔夫帽，站在那儿朝操作员大吼大叫。
“东福米业想干啥就干啥，”她说，“通知都不贴一张。我都来不及把我的花儿移走。这花儿是我亲手种的，我自己买的种子，自己育的苗！村儿里谁不知道我的花儿！”
这是实话，这条光秃秃的路上有这么一段色彩缤纷的花圃，已经成了村里的地标。
我们看着挖掘机挖进湿润的黑土地。“很好闻啊。”我说。
“一股土味儿，”三姨纠正我。
她指着远处的起重臂和楼房：“东福觉得大家都想搬，从院子里搬到那儿去。只要同意了，就把你的房子拆了，然后种稻子。我绝对不搬！”
三姨是个党员，过去是村干部。温泉、楼房、道路拓宽这样的发展最让她烦心的是，背后的金主是一家私有企业，不是政府。“都是东福干的，”她说，“是个试点项目，所以国家还拨了一些工程补贴，但管事儿的还是公司。是他们设计的。要把这儿建设成什么‘东北第一村’。牌子你也看到啦。政府想让东福这样的公司带领‘落后’农民做出改变。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方针。”
所有的政治都能涉及私人的层面。三姨又朝那个挖掘机操作员大喊大叫。对方一直躲闪着她凌厉的眼神，专心致志地把一铲土倒进卡车里。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太阳把每一样东西的影子都拉长了，红旗路上工人们斜斜的身影足有五米长。卡车装着一车车碎石，又开了回来。石头被填进开挖出来的沟里，掩埋了三姨那些可怜的花儿。她哭了。
“她真的很爱那些花儿，”三舅和我坐下来吃晚饭，“那是她的爱好。人为什么想待在家里，都是有理由的。她就是因为那些花儿。不过她可以再种嘛。一个星期路就修好啦。”
我正吃着豆腐，差点儿噎着。“一个星期？”
“听说他们要带一大队民工来。肯定是哪个当官儿的要来视察了。”他用同样的语气预报起天气。“某某秘书长要来，局部晴朗；小干部来，可能多云。”
三舅对这些事情表现得很实用主义，或是听天由命。但看着其他老人对中国剧变的反应，总让我心里酸酸的。他们毫无办法，管事儿的人也从来不问他们的意见。三姨是非常爱国的。小时候，那些在她家院子里驻扎的人民解放军对她说过，“我们不会欺负你的。”她还喜欢唱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提醒她，先把花儿移栽了呢？
三舅说她的粮食没有被糟蹋，房子也没拆，不过就是一堆花儿嘛。他像平时一样狠狠瞪了我一眼，很认真。
“你瞅啥？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我说。
他哼了一声，挺给面子地挤出一个笑容。“你记住，我们每年只有四个月长庄稼。那就是我们十二个月的生计。我在乎的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不在乎什么破花儿。三姨有退休金拿。还有你，你还有钱给那个关老师交租金，满东北逛去呢。”
三舅之前提过，我不应该给任何人交租金，因为我在学校上课不收钱。
“要是我能住在这儿，也会给你钱的。”
“一家人收什么钱！”
我们沉默地坐着。每到这种时候我的中文就说不利索了。我害怕说错话，让场面变得更难堪。我没跟他一起住，他是不是生气了？他是不是在为钱发愁？他是不是支持道路拓宽工程？是不是跟三姨吵过？
“租金也没多少，”我小心翼翼地说。
三舅说：“别浪费钱。你马上要生孩子了。小孩儿可花钱了。”
“我的中文名字就是卖儿，”我大笑起来，“这事我门儿清。”
“不，你才不知道呢，”三舅严肃地说。
田野间滚过一阵隆隆声，一开始我以为卡车又来了。“打雷呢，”三舅说，意思就是，“快回家吧。”我得走十五分钟回去。我谢过他这顿晚饭，他没说话，只点点头。接着我躲过院子里大叫的京巴狗，从他屋子后面的田里抄小道朝我住的地方走去。
我把这条小路叫做蛙道，一路走过全是蛙鸣，还不断有癞蛤蟆跳到我的小腿上，偶尔还停在我的鞋带上。我嘴里满是一团团小飞虫，就像吞掉一大片浮游生物的鲸鱼。雷声越来越大。施工队已经到红旗路了。黑暗之中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一边说话，一边赶在暴雨来临前把碎石铺平。天降大雨时，我刚好走进家门。电还没来，所以我直接上了炕，借着电脑屏幕的光，看起南满铁路的报告。直到电脑电池耗尽，就该睡觉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被“祝你生日快乐”的曲调吵醒。看着窗外，我发现曲子是一辆洒水车车顶上的喇叭发出来的，边洒水边扫走那些卡车留在路上的垃圾。
我出门晨跑，跑过被雨水冲刷过的道路，经过名叫土城子和黑山的小村落。很多村落的后缀不是村，而是窝棚，来自帝制时代，意思是路边的驿馆，或是猎队扎营处。再跑远一点，松花江附近，就有个下洼窝棚。我花一块钱买了一瓶矿泉水，大口大口地喝。卖水的女人问我：“你家有河没？”
“密西西比河。”
她两眼放光：“挺有名儿的嘿。”
我点点头。接着她脱口说出中国和美国各有多少平方公里。“你们国家稍微大点儿，”她说。
“你咋知道的？”
“我喜欢读书啊。”
我又从她那儿买了个苹果。她开始如数家珍地说出吉林省的各种苹果，接着又说新西兰的，智利的，华盛顿州的。对我来说，所有的苹果都和我尝过的一种味道差不多，我私底下管这种水果叫管闲事大妈：每咬一口，我都会想起荒地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带着责备的语气，催我快点让弗朗西斯怀孕，还说要让她多吃苹果。
我开始往店门口退去，但店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美国人看到的太阳，和我们这个一样吗？”
“什么？当然啦。只有一个太阳啊。”
“同一个太阳，哈？”她听起来并不信服我的答案。
我继续晨跑，直到路变成土路，越来越窄，只能走拖拉机，最后到了河边。等我跑回荒地，施工队已经到了，穿着宽松的工装裤，汗衫，胶鞋。他们才去吉林市改建了一条路，接着就坐大巴到这儿来了。才一上午的时间，他们就用砂浆混合的石子，修好了一条新的道牙子。
道牙子底部与稻田平行，一直到路基那么高。碎石块和泥土填平了之前那条沟，顺着红旗路，大概五公里长。这一切在一个工作周内就完成了。施工队每天从日出干到天黑，完全靠双手工作：没有电动工具，只有泥铲，铁锹和水平仪。他们在东福米业总部附近临时搭起来的工棚里吃饭睡觉，外面用锡板围了一圈。很多人都会留下来继续修那些公寓楼。
工人们来到三姨门前，三姨拿出几瓶矿泉水，还问有没有谁饿了。他们叫她大娘，有些不好意思地谢绝了她的好意。三姨戴着渔夫帽，身上手织的衣服也打了补丁，放低身段来迫使他们接受。“我只是个普通人……”话一出口，她就滔滔不绝起来。
她一直是我的“总参谋长”。我给她两斤猪肉，她说：“三舅生气了，因为你不像以前那样给他送肉了。他那个老顽固啊，不会告诉你他喜欢肉，不喜欢牛奶，因为猪肉要贵多啦。”（于是我就给三舅送肉去，他又对我视如己出了。）
而三姨呢，让她生气的是别人。
“东福米业想让农民从院子里搬走，搬到新楼里去？那我们就要花钱买暖气和水啦。我们不能自己种菜，得去买啦。连米我们都要自己买来吃！这说不过去啊，”她说。
村里人的房子都是自己的，所以新的房子就算赔偿金了。但房子占的地，没有补偿一说。因为地是村里的，是属于集体的。“理论上，这个还可以哈，搬到楼房里，啥都齐全，”三姨说，“但是万一我就爱守着老房子呢？万一我啥都不想变呢？这公司对我们指手画脚，警察和政府呢，都支持他们。和过去可不一样喽。”
我问：“如果关系到人民的生计，政府不是应该做主吗？这个不是死规定吗？”
三姨表示反对：“我们就说吧，你喜欢你的房子，喜欢这块地，在上面种种菜啥的。你就喜欢现在这样。但他们不允许。因为政府的政策啊，要人人平等，至少每个人要一样的对待。你说现在这样，有啥公平的？”她朝新拓宽的道路挥了挥手，指着她的虞美人曾经绽放的地方。
“人们可以选择是种地还是做其他事情。他们不是一定要做农民。这很公平啊，是不是？”
“你什么农活都不会，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回敬我。“是啊，是有些人再也不想种地了。但很多人还是想啊，三舅就是。以前集体种地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依靠，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劳动。现在呢，终于可以各干各的了，东福米业就来掺和了，买地，买房子，把我们村儿都攥在手里。”
三姨是不种地的，但她看东西都很长远。说到发展什么的，她的话也比一般人有哲学意味。
“现在这些变化啊，我都不高兴，”她说，“不过人哪，都不高兴新东西。他们说不高兴，其实是不肯定。没人来解释为啥会有这些变化，没人能想象这对于自个儿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还记得1952年那前儿，开始‘互助社’，1954年，开始‘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是1956年，‘高级合作社’。都是土地集体化，让农民而不是地主来掌控土地。那时候大家高兴不？当然不高兴啦！哎呀我的妈呀。吵架啊，抱怨啊。然后怎么样了呢？生产队。然后是大跃进，接着就是大饥荒。每次改变大家都不高兴。但是不高兴的人，也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美国新大陆，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忍受了两年的食物短缺后，于1623年废除了公社农业制度。每个家庭各自耕种，耕种所得归自己所有。人们变得比从前更为勤劳，女人和孩子也下地和男人一起干活。殖民地从此再也不知饥荒为何物。
中国在集体化农业方面的尝试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三姨口中“不高兴的人们”改变了这一现状。
1949年建国后，政府颁布的政策把自耕农纳入了集体。1954年，估计有八十万名地主因为“反革命”罪名被处死，他们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在三姨记忆中，土地改革政策的宣布，开始于吃从地主那里收缴来的牛肉和羊肉罐头，那是她第一次吃这两种肉。两年后，中国速战速决废除了土地私有，农民们被编入七十九万个农业集体合作社。三姨怀疑所谓的合作社其实就是地主原有的土地被贴上了新标签。政府把土地结构调整称为“趁热打铁”，以防地主乡绅卷土重来。
那时候荒地已经广泛种植稻米了。我和三姨一起坐在她家炕上，她开始讲述那时候怎么种稻子，接着又跳到另一件事去。“你注意到了吗，《松花江上》那首歌里面，有森林煤矿，大豆高粱，但是没有稻子？”
在这首包含亡国之恨的歌里，记录的不仅仅是日本的侵略，还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东北消失的风景。“挺好笑的，”她引吭高歌了一段儿说，“现在没谁种高粱了，种蚕豆的也比大豆多。森林啥的，都快被砍光了。能挖的煤，也没过去多了。”
三姨夫正看电视上的斯诺克比赛，突然转过头来补了一句：“现在这首歌应该唱，石油，玉米和稻子。”
“不过，开这些田是真不容易，”三姨说，又捡起之前的话头，“我们都搭了把手。牵一匹马，拉着雪橇，把土翻一遍，然后穿着木鞋子，把土都踩平。我们在田上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土地一弄好，越来越多的人就搬来啦。1955年，俺们村儿就从‘初级社’变成了‘互助社’。都是贫下中农的集体。有长工或是有那么些地的富农不能参加。集体不接受他们啊。要不他们就去接受再教育。”
最后这个词总让我脊背一阵发凉。但三姨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一席话里充满着骄傲和自豪。我问她，互助社的互助什么意思。
“你家有匹马，我家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就交换嘛：你的马拉犁翻地，我们家帮你插秧收割。后来就变成人民公社，我们都到食堂吃‘大锅饭’，大家把锄头啊什么的工具都拿到院子里来，谁想用就拿去用。我们把衣柜都捐了出来，给食堂做桌子用。那个时候荒地就成了一个村儿。”
“1956年，”我条件反射般地想起村里那块石头，脱口而出。1958年，中国所有的合作社都变成“人民公社”。这项政策引发了后来的大饥荒，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中国的官方说法是，饥荒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因此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合作社那前儿吧，自己的口粮都是要上交的，”三姨说，“我们在家里偷偷磨大豆，和大麦混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什么都得是公社的。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挣的是工分。每天工作完，你都要去评分，记在每家每户的小手册上。其实啊，工分多少都是随便的。根本不是个真正的公社。评分的人挣的工分最多，他的朋友啊，家人啊，挣的也多。你清楚标准吧。如果干苦力，就有人说，‘给他六分吧’。要是真的特别辛苦，十分也能挣，甚至十二分。但是富农顶天也就八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醒他们，工分少是因为他们过去剥削过人民。我们家就是那样儿的。我爷爷自己走路来到这村儿，一开始靠背粮食挣钱，后来条件稍微好点儿，雇过人帮工。我爸爸呢，就在这儿开过一个粮仓。所以我成分不好。不过，我运气好。原来跟伪满洲国的日本子干过事儿的人才最惨。等到说完工分，大家就坐一块儿吃饭。要是你不干活，或犯了错误，就要扣工分。是这么说的：倒找八分。辛辛苦苦干一年，结果还欠组织八分。”
我说换了我，估计撑不了多久。“你肯定话太多，还说错话，”她拍打着我的胳膊，假意责备道。接着她又切换成“村干部”：“从行政角度讲，我不喜欢工分。这个制度不公平。60年代那前儿，我们已经变成‘高级合作社’，走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路上了，我们那会儿的村长挺好的。当然他是被调走了，又来了新领导，从头来吧。”
制度没变。在党内要往上走，像美国市长那种努力寻求连任，待在一个岗位上是没什么希望的，要在一个地方干得好，然而一步一步，在仕途之梯上升迁：村到县，县到市，市到省，以此类推。
“我们猪肉太多的时候，”三姨说，“他们也给运出去。”
这话不是什么预言。她的回忆总是围绕食物展开。三姨夫站起来，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叫我留下来吃晚饭。他做了爆炒蒜薹肉，大米饭。“吃吧，”我都吃完三碗饭了，他还在催促我，“你吃得太少啦。你没吃饱。吃，吃，吃。”
1976年，毛主席去世，关于集体农业的梦也随之灰飞烟灭。70年代结束时，农民们分得了少量的个人土地，作为村里集体耕种庄稼的补充。工分制度被废弃了。“但是只要有改变，大家就不高兴！”三姨说，“抱怨嘛，人的天性。但‘大包干’开始的时候，抱怨的人可少了。”
大包干，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政策意味着，和那些饥饿的清教徒一样，大家不用再集体务农了。这个变化的诞生，不是在什么部长级会议上，而是在《大地》这部小说的背景，华中的安徽省一个农民的家里。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人饥肠辘辘，面对国家要求的缴粮指标更是雪上加霜。村里人挖树根，用盐煮白杨树叶，把树皮烤了磨碎当面粉吃。很多人举家离开茅草顶泥糊墙的家，沿街乞讨。
中学毕业的农民严宏昌，当时是副村长，专门负责农业生产工作。但1978年的秋天那会儿，谈不上什么生产，全村颗粒无收。大饥荒期间，村里的人死了四分之一。“我们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要死也要换个死法，”严先生后来回忆道。
11月24日晚上，严先生召集村里二十户[1]“当家的”，开了个秘密会议。村里的会计临时充当秘书，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扯下一张纸，写了一篇七十九字的契约，将公社的土地承包到户，除了按照国家规定上交的部分以外，剩余的全归自己。“如不成，”契约的最后写道，“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十八岁。”农民们签了契约，按上自己的手印。
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开端。
今天，小岗村竖立着一座纪念该契约的大石碑，欢迎来村里参观的游客。但在1979年春天，当地一名官员得知了这件事，大发雷霆，说这群农民“挖社会主义墙脚”，威胁说要严惩他们。严先生以为自己肯定要被送去劳改所了，一大清早就起了床，嘱咐妻子说村民们保证帮他养孩子。然后他走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但领导悄悄对严先生承认说，他知道自从签了这个契约，村里冬季的收成增加了六倍。这位官员告诉严先生，他会保护小岗村和这群农民，只要他们别到处宣扬，也不要把其他人拉入伙。
但村民们不是哑巴，农民之间除了种田还有什么话题呢？很快周边的村落也开始学起小岗村的样子。消息传到省领导的耳朵里，他们也不愿意惩罚这些农民，至少，他们在生产粮食。因此，他们没有把这种放弃集体农业的行为称为反革命，而是表示了支持，说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自发凌驾于曾经的国家限制之上”。
毛主席逝世三年后的北京，在邓小平制定的政策下，中国对外开放，欢迎对外贸易，实现经济自由。然而一开始，邓小平是反对允许“承包到户”的，担心又有人给他贴上“走资派”的标签，“文革”中他就被扣了这顶大帽子。然而，小岗村这场草根运动，却为他下定了决心。通过1978年到1984年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中国正式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可以分得土地，自己耕种，只要按时定量上交给国家，剩下的归自己所有，可以当做自家口粮，也可以卖，卖价没有限定。全国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别变成城镇、乡村和屯。
小岗村现在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村里展示了一份农民们当年契约的副本，因为原件丢失了。很多展品都在赞颂大包干的带头人，“大智大勇”的严宏昌和那些敢为人先的农民，以及党的英明支持。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华丽的修辞冲昏头脑。“我父亲签那个契约，就是因为饿，”严先生的儿子告诉我，“没什么英雄主义。他没有其他选择。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领导们把大家活下来这事儿拿来宣传庆祝，真奇怪。”
改革没有停止。1984年，家庭承包的地可以签订十五年的租约；1993年延长到三十年。2001年，全国取消粮食统购，粮食价格放开；2006年，农业税被废除。
三姨很支持这些改革。“但是现在这里的人又不高兴了？你说为啥？现在不是地的事儿了，是俺们自己的房子。我不想当东福米业的租客。”
“你有一套公寓啊。”
“但是他们逼我搬的。就是新时代的地主嘛。”
我们站在红旗路边7月的阳光里，看着工人们在她房子上涂上金黄色的厚漆。“有人要来视察。这次他们修路。真好笑。”前面约三百米的地方，就在转弯到三舅家的那条土路前，竖起了临时的路障。我给弗朗西斯打电话，她又教了我一个新词：波特金村。就是英文里的Potemkin village[2]。
“这么多年，这儿的土地分配，还有咱们怎么种地，都变啦，”三姨说，“但我们的房子没变过。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没动过。房子本身倒是从泥糊的变成水泥的，也就是这点变了。你妈（我丈母娘）和你媳妇儿都是在三舅那房子里长大的。”
她又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了。要是你不要这房子，搬进了公寓，房子成了集体的一部分。而这个集体呢，会拆了房子，把地租给东福米业去种。这个公司会和你签合同，每年按照你之前耕种的土地面积付租金。“但农民不光是卖米啊，我们还吃米。剩下的秸秆还烧了暖炕。住公寓呢，暖气得出钱买。现在公司说得好听，头三年不用交暖气费。就是在迷惑我们。三年后你觉得自己还活着吗？还活着？那就得买暖气啦。我们的菜园子没了，也没法养鸡。我们全靠公司了。我们的家会被拆，根本没法回头啊。”
粉刷匠用滚筒刷着她的家。
“颜色挺好看。”
她没理会我的评价：“我冒出个想法。要是真想知道东福米业的计划，你就去他们那儿，跟老板说你想把公司买下来。看看价格表上有没有包括办公楼、温室和温泉那些东西。打听一下土地的事情：现在有多少已经签了合同，公司到底想要多少地。”
我指了指自己沾满泥巴的双腿，磨损的短裤，穿得很旧的连帽衫和一脸的大胡子。
“但你是个外国人啊，”三姨不以为意地说，“还有，再问问他们，是不是要把村名也改了。能不能改？”
二十分钟前，她的房子还没刷过漆。现在，面对红旗路的那面墙闪烁着崭新的金黄。
中国的农场，没有“典型”之说。农场数量很多，而大小规模、地理位置和农业类型（乳制品、牲畜、农产品、棉花、粮食）丰富多彩，不一而足。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22％，可耕地只占全球的8％。大米、小麦、猪肉、鸡蛋、棉花、水果和蔬菜的总产量都居全球之首。
但新的农业模式很好总结，一言以蔽之：国家正在从家庭承包向农业综合企业转变，脱离乡村，转向公司城镇。
城市化带来挑战，农民的数量减少，但粮食的产量不能减。在发达国家，解决的办法就是规模化生产。现在，中国只有5％的禽类是那种“后院”散养提供的，每年不到两千只。有四分之三的鸡肉来自商业农场，其中很多每年能加工超过十万只禽类。在《大地》里所提到的安徽省，也是包干到户的小岗村所在的安徽省，美国的农商巨擘嘉吉公司（这家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掌控着全世界80％的粮食贸易）正在修建一个养鸡场，名叫82号。在这里每年将孵化、宰杀和加工六千五百万只鸡。用养鸡场经理的话说，这样的产量“在广大的中国真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将其看做小型农场也可以学习的典范，认为这是朝“高科技、高效率和安全农业”的进步。
如果一批食物来自数百位农民，他们使用的饲料、抗生素或农药质量不同，那么食品安全就很难监测。201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中说，有10％的中国大米可能镉超标。这种重金属容易致癌，并引发肺部衰竭。工厂的污水和废物排放，让镉进入水源；但也可能来自过度施加化肥的庄稼：三舅喜欢用的那种肥料，镉在其配料表中。
然而，农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工作地点。在这个房价飞涨的年代，农村人的住房被写入了社会保障政策。年轻的一代也许进城务工，但总是可以再回到乡村。或者，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回农村养大，远离乌烟瘴气的城市，就像弗朗西斯被送回荒地一样。
说服上了年纪的农民和他们一家人抛弃这个保障，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难关之一。政府通常会在全国实施改革之前先试点，比如深圳这类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市场经济的试点。接着再把深圳模式扩展至其他大城市。2007年，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省进行了两个农村改革试点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建立“农村产权交换”体制，感兴趣的农民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某个农业企业，每年收租。这其实就是东福米业目前在荒地全村所做的，背后有中央政府的许可和支持。每家每户的土地将会被统一收编，实现机械化生产，由一个公司管理，而非一个村政府松散地监督着几百户人家的农业活动。
第二个项目允许农村居民“自由进城”，让他们得到过去无法享有的上学、工作、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从1958年开始，户口登记制度将中国分成了两个阶层：城市的和农村的。经济改革之后，两者间的差异进一步加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城市孩子上高中的概率也是农村孩子的三倍，而上大学的概率是惊人的十一倍。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达到了54％，其中仍然被归为农村居民的农民工就占了三分之一。在各个城市中，估计有两点五亿中国人作为“二等公民”生活着。
在四川省的第二个试点项目中，农民仍然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可以把他们在农村的平房换成城里的新公寓，孩子可以在附近上学，生病了可以很快就医。他们过去的房子被拆，原来的土地用来种粮食。把一个一马平川的乡村整合进垂直的公寓楼，不仅能净得千顷农田，还能增加城市人口。这也和东福米业在荒地倡导的事情类似。不过他们修的公寓楼是在村里，不在市中心。
中央政府说，试点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公平公正地让人们离开他们的农村。同时，这也是为了寻找措施，平息对目前制度的异议。
中国禁止地方政府借贷筹资，所以农村是不能发行债券的。于是，他们通常建立开发公司，用村里的土地当抵押品向银行借贷。2013年，地方借贷总额飙升至三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1％。
土地转让引起的权钱交易和腐败使得抗议四起，平均每天超过五百起。诸如“农村抗议不断，社会动荡隐患”之类的标题纷纷见诸报端。2011年，华南的渔村乌坎，在秘密的土地转让权钱交易曝光后，三千村民袭击了政府办公室。掌管村里权力四十一年的几位官员，在交易过程中中饱私囊，贪污受贿。
据2012年公布的一份全面的全国性调查透露，有70％的农民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当不满，其中非法占用土地是最令民怨沸腾的一点。国家政策顾问团的一名农业经济学家把中国贫富差距制造的紧张局势比作内战前夕的西班牙。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赞扬了试点工程，称其“首开先河，打破阻碍居民自由流动的长期桎梏；开天辟地，让农民能够在保有土地的前提下进城生活；前无古人，消灭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教育和医疗上的不平等”。
两周后，试点结束。农村产权交易所被关闭，没人出来解释一句。我打开相关的政府土地管理局网站，只找到一条最近的新闻，说在内部庆祝活动上，干部们朗诵了诗歌，演唱了川剧片段，表演了题为《笑谈土地利用规划》的双簧。接近尾声时，“歌舞《翻身农奴把歌唱》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另一个标题是《扑克比赛圆满结束》。“在二十天进行的六场激烈竞赛中，局里科室的高阳和周穆今以胜利七场的佳绩获得了冠军。”
政府部门默不作声，但民营公司必须公开他们的信息。法律文件和许可证登记都是有案可查的。我坐在房间的炕上，伴随着隔壁屋关先生如雷的鼾声，读着东福米业的信用报告，这是公司必备的卷宗。
除了毁掉三姨的虞美人之外，公司好像挺清白的：没有悬而未决的诉讼，没有环保部门的罚款，没有对不正当经营的举报。各种细节都和农学家刘博士在公司办公室里告诉我的一样：东福米业是2000年成立的，建立者之一是现在荒地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延东。一开始只是个大米加工小作坊，设备条件都有限。公司的名字取自最初的创建者之名，后来刘先生从合作伙伴那里把全部产权买了下来。没有其他的股东。他弟弟是公司的总经理。市级、省级和全国报纸上屈指可数的相关新闻报道，也都是正面的。报道里总是提到刘先生的话：“技术上说，我们加工稻米，不种米。我们为种地的农民免费提供种子。选择不种地的人，会有专人帮他们种地，每年收入一万五千五百元。‘我们的座右铭是：稳定的企业+农民+科技=绿色大米’”。
2003年，荒地和周边乡村约两千名农民和东福米业签了合同，把庄稼土地承包给了东福米业。八年后，数量上升到五千一百二十名。
“过去，农田被分为好多片，”刘先生对吉林一家报纸的记者说，“2011年初，村里的代表决定合并农田，同时又保证农民的相关权利。”
刘先生没有提到，他和他弟弟也是村代表，只是着重强调了：“这个决定完全出于自愿，有完备的法律程序，农民们会得到补偿。”
三姨相当不以为然。“有啥人再帮我种花儿不？”她问道，看着正在拓宽中的道路，“你还想让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会出好价钱买我的房子？更别说能把咱们村儿管得更好了。我是个退休干部。我知道所有的政策，宣布的啥东西我都听着呢。但我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搬进那些高楼里去。我不是让你去他们那儿说你想买公司吗？你去了没？进去见见老板。他说不定天天泡在温泉里呢。去那儿找找他。”
一个周日的凌晨，4点15分太阳就升起来了。我当时很清醒，有幸看到了日出。整个晚上，运水泥的卡车都把我的窗户震得剧烈摇晃。又没电了。工人们把湿湿的水泥铲到拓宽的道路上，照明用的是汽油发电机供电的聚光灯。
6点，一个小贩骑着三轮车慢悠悠地经过，高喊着各种各样的面条，还有“海带便宜卖了啊”。7点，一群人挥舞着柳枝绑在干竹竿上做成的大扫帚，扫过我们门前的车道。关先生还在钓鱼。我条件反射一般地在窗口往回缩了缩，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群陌生人中间，是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
我出去跑了很长一截，到了松花江，却没找到关先生。我往回跑，经过一个叫张家店的小村落。一个男人卖给我一瓶矿泉水，说他上不了网，手机信号也很差。“有当官的要来啦，”他颇有深意地笑着。天气很闷热，要下“车队雨”啦[3]。
我在红旗路的最北端转了身，朝家里跑去。这段路上，从来没有汽车为我减速。它们总是稍稍转个弯，迅速绝尘而去。但现在，一辆车身漆成迷彩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开过，司机踩了刹车，掉个头朝我这边开来。我心里突然一沉，赶快拿出电话，按了弗朗西斯的快速拨号。我想，这么一来，应该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至少看上去是个忙着聊闲天的哥们。
弗朗西斯还没接电话，司机就摇下了有色玻璃的车窗。此人体壮如牛，剃着平头，戴着飞行员的那种墨镜，堆着肥肉的脖子上戴着很粗的金链子。他用中文向我大吼：“不准录像！”
“我在跟我老婆打电话，”我回答。
他的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
“那个手机有摄像头吗？”
“没有。我很穷的。你看。”我给他看了看那个基本款的老式手机。
他哼了一声，车窗又摇上去了。陆地巡洋舰风驰电掣而去。
在荒地的岔路口，穿戴整齐的警察拦下来往车辆，不让任何人过马路。我回不了家。只好和村民们一起坐在杂货店里。“只要车队过去了，我们就能走了。”
“谁来啦？”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不对！”一个男人边打麻将边说，“是个将军。”
“听别人说是农业部长。”
“胡锦涛2006年来过。”
“是2007年，”我纠正道。然后吹嘘我有一次在美国国务院参加为胡锦涛举办的官方午宴。村民们没觉得有啥了不起的。
“他到俺们村儿来过。”
“他吃过俺们的米。”
大家又七嘴八舌说了些头衔和官员名字。到最后也没统一出个答案，谁也不知道那辆开在荒地村的黑色奥迪后座上到底坐着谁。汽车左拐，顺着红旗路上还在晾干的新水泥，飞速而去。
2013年初，中国发布“一号文件”，说中央政府会“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这个国家那些以家庭为单位耕作的小块土地将合并成大块的，交给公司管理经营。农业部长说，“要逐渐将土地转到专业大户手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未来的方向”。
高层官员们预见到了农业的未来。就像荒地村。
[1]普遍的说法是当时签订契约的是十八户。——译者
[2]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特金，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波特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其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特金村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译者
[3]此句原文是Muggy with a chance of motorcade，来源于英语中一个常用说法Muggy with a chance of showers（天气闷热，可能要下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