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三姨讲述的历史，我不那么喜欢东北博物馆里展示的那些东西。很多博物馆会列出一些冷冰冰的数字，中日俄在东北打仗的日期，伤亡人数什么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文字里不可能提到的，个人的戏剧化命运。
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正是他的故乡东北的缩影：战火纷飞，动荡不安，谁有枪谁就是老大。他的统治生涯始于1908年的北京，结束于1945年荒地以西一百多公里的省会城市长春。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里有这位傀儡皇帝不同时期的照片，他看上去就像个布娃娃：路还走不稳时就登基了，穿了件过大的绸子龙袍；年轻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束腰外衣，挂着很多沉重的奖牌，不是因为英勇威武，战功赫赫，而是因为听话顺从；最后是一张身着粗布工作服的照片，那时候他已经成了普通的园丁，衣服上别着毛主席像章。整个展览中他所有的生平照片里，没有一张有笑容。
这栋两层的博物馆看不出从前皇宫的样子，反而有点像工薪阶层的疗养院。在溥仪过去居住的紫禁城，这样的房子可能连做库房都不够格。这里没有朱红色的城墙，没有令人心生敬畏的大门，没有宏伟美丽的御花园，也没有金銮宝殿。游泳池里只有枯萎腐烂的败叶，假山下藏着一个小小的防空洞。伪满皇宫的解说中有“溥仪有时会通过弹钢琴来缓解作为傀儡皇帝的抑郁和苦闷”。还有“起床后为了打发时间，溥仪会坐在马桶上一直看日报”。在那个可怜的所谓宝座上，摆着一张折起来的《满洲日报》。当然，这个博物馆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正值夏日，博物馆外艳阳高照，然而闷闷的雷声传来，越来越响。我躲到一个角落避雨，看到五匹栗色的马正绕着一个弯道转圈。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特色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要搞点挣外快的小生意。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御马苑马术俱乐部，游客们装鞍上马，绕着溥仪曾经绕过的土路，骑一圈。马儿小跑着从我身边经过，扑了我一脸满洲的尘灰。
博物院里没有提到的，是溥仪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是一次宿命般的失算，令他不得不投靠日本。在一本回忆录中，这位末代皇帝小时候的英语老师说溥仪是个“非常‘人性’的男孩，精力充沛，聪明慧黠，还富有幽默感”。他觉得这个学生“脑子活泛，十分好学”。还说他关心世界新闻，也喜欢了解全球地理，每天都会读大量的报纸。“另外，他很懂礼貌，文质彬彬，完全没有小皇帝的那种傲慢。这真的是很可贵的品质。想想吧，毕竟他处在一个那样拿腔拿调，虚张声势的环境里，皇宫的生活那样浮华，谁说过一句真话？”英语老师觉得，溥仪离开北京后，一定要去牛津那样的高校，也许余生都可以在那里度过。
逊位后，溥仪偏居在紫禁城一隅。1924年，一个军阀把他彻底驱逐了出去。英语老师开车把他送去了使馆区。他没有送他去英国使馆，因为使馆的人说了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他驱车穿过那时的运河街，来到日本使馆。后来，这位老师非常后悔这个决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整整三个月，溥仪都躲在日本使馆，拖家带口：一群妃嫔，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的早饭还是有二十五道菜（在个人回忆录中，溥仪写到了在日本使馆的这段经历：“实际上，做一个普通公民，走出紫禁城的大门，我感到一种解脱。”）。1925年，日本人把他送上去往天津的火车，最后把他安顿在一座叫做静园的宅子里[1]。
“虽然他现在已经完全西化了，穿着欧洲人的衣服，吃着欧洲人的食物，随着欧洲的音乐起舞，溥仪仍然自视为中国皇帝，”他原来的英语老师写道，“而被流放天津的这一小群人也继续着这个虚妄的幻想，虽然他在那里是被放逐的，受苦受难，但这个‘皮包皇帝’又做了多年（六年）。”这一时期的照片上，溥仪打扮得像个欧洲的纨绔子弟，领带别针上镶着钻石，手上也戴着钻石戒指，拿着称作文明棍的手杖。他回忆道：“（我）浑身发着蜜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德国猎犬和一妻一妾。”全世界的信像雪片般飞来，“很多陌生的女人要求进入皇帝的后宫”。
1928年的天津，派系众多，鱼龙混杂，秘密组织遍地都是，阴谋诡计甚嚣尘上。溥仪也听到很多人暗中议论复辟和暗杀。有谣言说，一个军阀有意让他重新登基，脱离中华民国。其他人警告说，日本人想把他这个最有权势的满人置于死地。那年，日本人炸死了东北军阀张作霖，溥仪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
他可能还分不清谁是朋友，但非常确定谁是敌人。1928年，国民党军队有计划有系统地挖掘和盗窃了清东陵，花了整整三天，把18世纪清朝鼎盛时在位的乾隆皇帝墓里的宝藏掏了个精光。把溥仪送上皇位的慈禧太后也没能幸免，她的墓被挖得七零八落。据说，士兵们把他们的骸骨打得支离破碎，抢走了所有能抢走的东西。溥仪听说中国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把慈禧凤冠上的珠子作为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他写道，“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也许会出现一个满含信心和勇气的溥仪，提着米袋子，跟着一辆蒸汽火车使劲跑，把国民党那些将领的照片放在卷心菜上捅个够。但这是真实的历史，溥仪仍然待在日本租界，去参加舞会。但他写道，自己不是真的去跳舞，只喜欢在舞厅边上旁观。
在东北真正实施行动的勇者是少帅张学良。他的军阀父亲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之前，张学良也和溥仪一样，过着奢侈糜烂的花花公子生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说张学良和手下的军官“彻夜狂欢，淫乱不堪，有很多小妾随侍，歌女伴唱，麻将打得热火朝天，和国家事务没有半点关系。在正事上，他们往往敷衍了事。古来多少奢侈暴君的教训，这些纨绔子弟们毫不在意。他们的心中只装着香车美女，丝毫没有国家”。白天，张学良就喜欢“打打高尔夫，也许这个活动还是让他有所救赎，带来了一些好处，因为这个爱好让他下令把通往高尔夫球场的路好好修一修。对此我们是心怀感激的。他还把发球台边的那些石头座位修整好了，所以我们想让他成为俱乐部的赞助人，好多从他那里捞点东西。他可是有很多不义之财的”。
然而，父亲的死成为张学良一生的转折点，就像哈尔王子成长为亨利五世。年轻的张学良雇这位澳大利亚记者做了自己的首席顾问，帮他戒了鸦片。1931年4月，他忍辱负重，将东北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华民国政府。而政府也宣布了终止日本对南满铁路租约的计划。
但这远远不止一列火车那么简单。日本专门为此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全国最大的公司，每年缴纳的所得税占了全日本赋税收入的四分之一。日本所称的南满铁路，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国中国”。根据美国促成的《朴次茅斯和约》，日本政府拥有对这条铁路和其“附属土地”的管辖权，并可以使用警力，租约一直签到2002年。株式会社在东北的子公司涉及的行业涵盖了煤矿、钢铁厂、医院、酒店、温泉、公共设施、屠宰场、果园、水资源供应、面粉厂、消防站、炼糖厂、图书馆和（从幼儿园到大学）学校。1931年，生活在东北的日本人一共有二十三万，其中铁路及其相关的工人就占了三分之一。
在“平民装束，军事准备”的口号下，株式会社还成立了满铁调查本部，总共两千名雇员产生了六千份报告，详细研究了东北的土地、资源和文化，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很多数据和故事，从麻袋的短缺，到无国籍状态的俄国犹太人困居哈尔滨。这些研究者将东北生活的种种细节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就是为了未来的殖民官员和来此居住的日本民众能掌握更多的信息。
1931年夏天，中国士兵以正当理由怀疑一个平民装束的日本军官是间谍，并将其处决。在长春北边一个村庄，中国农民和有日本人撑腰的朝鲜居民因为灌溉问题起了矛盾，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没有造成伤亡。但日本管辖的平壤掀起了反华风潮，有一百四十六名中国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紧接着东北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紧张局势升级。
在中国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比日本全面侵华要早六年，比德国入侵波兰要早八年，比珍珠港事件要早十年。如今，每年到了这一天的上午9点18分，整个东北就会响彻空袭警报。就是在9月18日，日军在奉天（今沈阳）北边的铁路上引爆了小型炸药，没人受伤，甚至都没怎么中断铁路交通。但日军说，这就是证据，是中国人破坏了他们的铁路。于是日军发兵夺取了铁路附近的一个中国军营，接着占领了全城。
事发时张学良正在北京，他手下的军队主力也在长城以南忙于“剿灭共匪”。张学良知道，反抗日本人无异于战略自杀。“我们没有赢的可能，”他后来说，“如果真的打起来，只可能引起大混乱，扩大事态。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不抵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日军控制了铁路沿线所有的大城市，接着占领了东北全境。
1931年11月，参与幕后策划九·一八爆炸事件的一名日本军官会见了还住在天津宅子里的末代皇帝溥仪，要他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的君主。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溥仪写道，“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溥仪表示抗议，坚持当场要得到答复，这位日本军官承诺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没有理会大臣们三思的警告，穿上一身日本军服，秘密坐船离开了天津。他有所不知，船上还有一大桶汽油，万一船被中国军队抓住了，就立刻爆炸，杀人灭口。他不知道如果他拒绝了日本的提议，后面有一大堆能做伪满洲国君主的候选人，其中包括一个清朝的王爷和一个孔子的直系后代。不过，溥仪是他们的第一人选，因为伪满洲国西边是蒙古的草原，草原上颇有威望的王爷们和过去的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溥仪从未在祖辈的故土上生活过。在旅顺港一家旅馆里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三个月后，一名日本军官前来见他，通知说，伪满洲国将是一个议会制的国家，溥仪是国家的元首，也称为执政，但不是皇帝。
“不等中岛翻译完，”溥仪写道，“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军官劝他接受这个条件，否则将被作为敌人看待。“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3月8日，溥仪坐火车来到长春，踏上站台，迎接他的是高昂的军乐。“车还未停，”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在挨挨挤挤的人群中，他突然看到日本的太阳旗中有一队黄龙旗。举旗的都是以前满洲军队的旗人。一位随从告诉他：“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溥仪写道：“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3月1日，日本宣布建立伪满洲国。但那天，刚好是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白二十个月大的儿子“林白小鹰”被绑架，所以这个轰轰烈烈的“建国”事件被挤出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在一个“类似于职业学校毕业典礼的仪式”上，溥仪正式就任。一位出席仪式的日本外交官心中不满，因为他看到“溥仪脸上很明显地露出沮丧的表情”。不过，引发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之一打量着溥仪，心想：“真是个好门面。”
伪满洲国的执政坐在办公室前，桌上空空的，“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溥仪写道，“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
如果溥仪今天能出门走一走，可能会惊奇地发现，长春的很多地方，居然都还认得出来。
那条宽阔的大道仍在，两旁伫立着当年的日本赤松。沿着大道经过的地标保留着之前的样子，比如改名为人民广场的原大同广场，围着一圈壁垒一般的建筑，那时是想标志日本人将永久驻扎在此地。所有的建筑都还在使用着。过去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现在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现在是中国网通的一个营业厅；伪满洲国警察局现在变成了公安局。
长春市一共有八百万人口，在解放后的中国曾经红极一时，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的所在地，生产了当时社会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蓝色解放牌卡车和四四方方的黑色红旗轿车。不过，长春不是底特律（也不是长春的友好城市弗林特）。现在的汽车厂为奥迪代工，每天流水线上都会生产出线条光滑的好车。市里一共有二十七所大学，十六万学生。然而，市中心仍然散落着一些遗迹，让人想起日占时期的过往。日本人树起的战争纪念和公墓都被夷为平地，但政府保护了一百多个殖民时期遗迹，让整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火车站出发，顺着人民大街往南走，会经过胜利公园（日占时期叫儿玉公园），透过公园大门，能看到毛主席挥手的巨大雕塑。接着会看到一个城堡一样的建筑，屋顶上有尖尖的宝塔，那是过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现在是吉林省党委的所在地。就在大同广场旧址南边的牡丹园，残存着一个曾经供奉战神的日本神庙。神庙门口宽阔而平坦的柏油路上，时常有穿着旱冰鞋的速滑爱好者一圈圈滑着旱冰。神庙的后墙上刷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标语，在阳光下退却了颜色。除此之外，那坡度陡峭的屋顶上铺的瓷砖，以及白白的墙壁，都像是最近才翻修过的。
日本选择长春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是因为这个城市在地理上的中心位置，与朝鲜的港口有铁路相通，也能坐船去日本。日本已经有了东京（东边的首都），而长春则被赐名新京（新的首都）。这座城市不会像其他规划齐备的首都，比如美国的首都和澳大利亚的首都就曾经在画板和预算表上搁置多年，未能付诸实施。在新京的建设全面启动之初，一位英国记者就写到了这种情况的典型，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伦敦人可能会对没有规划的城市带来的种种不便感想颇深，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光纸上谈兵进行各种规划，却没有付诸实施来建设的城市那么糟糕”。
新京的建设比巴西利亚要早三十年，是一边规划，一边付诸实施的。俄国人在哈尔滨建了一些教堂、私人住宅和商业区，都和莫斯科的风格大致相仿。然而长春不一样，日本殖民者给出的蓝图是非常符合现代城市规划的，和东京那些纵横交错而狭窄逼仄的古老街巷大相径庭。
规划者们的蓝图上画了清晰的分界线，圆形的广场和很多公园。他们又增加了一些带着柱廊的华丽建筑，有蒸汽供暖，还有供厕所用的排污管道，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见的。这些规划有着良苦用心，要让过去的俄国和中国的建筑黯然失色，吸引更多的人来此定居。
我走过一栋有着弯曲线条的建筑，这是原来的丰乐剧场，现在是吉林大药房的所在地。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肯德基。我拿着一杯滚烫的雀巢咖啡经过沃尔玛和香格里拉饭店，沿着同志街走到解放路，通向宽阔的文化广场。这是全世界第二大广场，面积仅次于天安门广场。本来，在这个二十多万平方米的广场边，是要为溥仪修一座可以俯瞰广场的宫殿的。但到日本1945年无条件投降时，才刚打好地基。中国后来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长春地质宫博物馆。经常有学生成群结队地去参观，他们抬头望着满洲龙（恐龙的一种）高大的骨架，发出阵阵惊叹。
文化广场位于新民大街的一端。这条大街上有很多法西斯时代的建筑，就像古巴哈瓦那街上全是美国老爷车。路和香榭丽舍大道一样，是倾斜的，绵延约一点六公里，另一端是南湖公园。伪满洲国时期，这条大街名叫大同，路两边有八个重要政府部门的办事处。人行道很宽，日本松细长的树枝洒下浓荫。这里的建筑和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在世界上也可谓独树一帜。锯齿形的塔楼、柱廊和弯曲的屋顶，这种独特的风格被称为“兴亚”（亚洲兴起）。而现在，这些依然屹立的建筑，却是一个衰落时代的注脚。
往南边走，大道上的第一栋建筑是原伪满洲国国务院。就像一个用花岗岩和大理石做成的婚礼蛋糕，屋顶是宝塔形状，贴着浅黄褐色的瓷砖。正门外是一个斜坡，两边都是柱子，皇家的随从曾在这里庄严行进。一棵高大的松树旁竖着一块牌子，写着“末代皇帝溥仪植松址”。
和其他伪满洲国政府机构的建筑一样，国务院也被用作他途。现在这里是一个大学的教学楼。前门敞开着，没有售票处，也没有拦着不让进去的保安。我走了进去，经过溥仪的专用电梯，外面镀了铜，但因为正在维修，无法使用。头顶上是枝形吊灯，我继续走上大理石台阶。两侧的栏杆雕刻着兰花。这是溥仪最喜欢的花，也成为伪满洲国玉玺的印记。顺着楼梯，来到没亮灯的二楼。我条件反射般地跺跺脚，一般中国大楼里的灯都是声控的，但这里却没反应。唯一的声音就是我脚步的回声，回荡在旧址中，回荡在日本曾经想要建立大东亚帝国的勃勃野心之中。
那天晚上，我入住原来的大和旅馆，这在过去是南满铁路沿线的高档连锁宾馆。1934年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说这个旅馆“安静舒适，周边环境优美，有宽阔的夏日花园”。现在这个花园改建成停车场，宾馆显得很低矮，旁边一个巴士站都要高些，站顶上的霓虹灯闪烁着“安利”的广告。
宾馆里的寝具是现代的，还安了电视。但除此之外，房间里弥漫着一股1930年代的味道，高大的落地窗，洞穴似的小浴缸。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本想说“不需要按摩”，但是客房服务部打来的。服务员说我是今晚唯一的客人，所以她不会像平时一样到处走一圈。她会在门边留下两个装满的热水瓶。前台说，中国人比较喜欢住宾馆那栋毫无个性的新楼，价格是这里的两倍。我来这里是想感受历史（或者像前台说的一样，就是抠门儿），现在这个古老的宾馆属于我一个人，就连那些按摩服务也不屑一顾。房间的确安静舒适，一面墙还安着那时候的暖气片。晚上，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好像要我为这个房间继续保密。
1932年春天，一群外国人在对面的火车站下了车。他们是应中国的邀请，来进行外交援助，对日本加以干涉，削减其在东北的势力。
“我刚刚听说国际联盟决定派代表团去调查满洲事件，”威尔·罗杰斯写道，“我觉得似曾相识，就像从前在俄克拉何马，有人的马被偷了，警长专门前来，到马棚里一番巡视。”
国际联盟代表团，又叫李顿代表团，得名于团长李顿伯爵，还有另外四个成员，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在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四处游历。下了火车走上站台，看到墙上贴的是英文海报，上面写着伪满洲国，这个初入社交界的“名媛”，欢迎国际联盟代表团的到来，希望伪满洲国能变成东方日内瓦。一名日本军官对记者表示：“比起我们大日本帝国刚刚到来的时候，政治气候已经好多了。”另一篇报道中提到，那些政治意味明显的海报，每天晚上都会被撕掉，天亮之前再换上新的。
代表团对溥仪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只有十五分钟。“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伪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溥仪想要请求他们营救他去国外。“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祝贺彼此健康。”
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日本官员们都寸步不离。溥仪后来说，他们甚至把所有会说俄语、法语或英语的中国官员都关押了起来，确保他们见不到代表团成员。
日本人对代表团争辩说，伪满洲国所辖区域过去从未真正属于中国。他们展示了一张1720年的地图，长城以北的所有地名都用满文标注，以南的城市则是汉语。南满铁路总长则展现了几分装帧精美的纸张，印着清朝一位皇帝1743年写的诗，赞美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历史。
代表团并未被说服。六个星期的调查之后，他们在报告中总结，中国应该保留对东北的主权，就算在那里形成一个自治区也可以。然而，国际联盟非常短命，1932年10月，联盟的成员以42对1的投票（反对票来自日本）通过了李顿代表团的报告，但同时又提出，不实行任何制裁或军事干预。
日本退出了联盟，继续往南边推进，染指大中华区。从1933年初起，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企图打过长城去。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之一，是美国学者欧文·拉迪摩尔，他亲眼见到日本“十天之内就蚕食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开着各种装有马达的交通工具，直捣黄龙，从中国军队的主力处突破深入，丝毫不在意他们较弱的侧翼”。他写道，这是第一场现代闪电战。“好像只有德国和俄国注意到他们的这种战术。其他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很多日本人打败了很多中国人，没什么值得职业军人学习的。”
1933年5月，战争终于暂告一个段落，休战协定提出建立一个非军事区，扩展到长城以南约一百公里处，从沿海的天下第一关到北京。中国政府还被迫接受和承认了日本对长城以及整个东北地区享有管辖和控制权。
“开国皇帝登基，”1934年3月，《满洲日报》头版大肆报道，“上午八时二十五分，在寒冷刺骨却又阳光灿烂的典型满洲天气下，溥仪，清朝末代皇帝，成为‘满洲国’的开国皇帝。”在英文报纸的纪念增刊中，刊登了通用汽车、壳牌石油、太阳石油、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的广告，这些公司还表达了“对今日奉天登基的祝贺与美好祝愿”。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溥仪为期四天的斋戒和净化，冥想与祈祷，以及他身上穿戴的丝绸长袍和黑貂皮帽子。他的后面跟着十辆深红色豪车组成的仪仗队，在城里绕了一圈，停在“天坛”前。
我本以为这个故事会证明一个观点，历史上的很多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但最终这并没成为闹剧。在“天坛”上，溥仪写了《告天书》，点燃，把这些话送去给上天过目。“陛下将一生为国家奉献……后世子孙将铭记这一伟大时刻。”
即位诏书由南满铁路的两位宣传总长撰写，一对美国父子兵，亨利和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他们是1927年来东北为该铁路公司效力的，之前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记录不算很多。两人进入公司后，主要任务是绘制地图，编纂旅游指南，其中一本指南里提出这样的建议：“拜访重要人物或参加皇家花园派对等场合时，需要戴大礼帽，穿双排扣长礼服。”
亨利·凯尼曾在夏威夷做记者，后来成为该地区公立学校系统的领导，做了五年。1920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赞颂这座刚被纳入美国辖区的小岛上，多民族共存的和谐美好。他写了一首歌，纪念已故的夏威夷公主。岛上的学校在公主诞辰这天，都要唱这首歌。但他也强调，夏威夷学校的课程，应该努力把美国和岛上的土著和其他移居者区分开来，包括大量的日本人。是不是在当时，他心中就种下了对伪满洲国那个“和谐社会”钦羡与赞赏的种子呢？
又或者说，这种子的萌芽，是在凯尼搬去日本之后。他担任了《泛太平洋》杂志的编辑，背后的金主是一名美国针织纱巨头。1924年，凯尼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提到十二岁的儿子，他对其的爱称是小虾，还描述了他们在东京郊外的家。“我们住在海滩上一栋异国风格的大别墅中，里面堆满了单身汉的杂乱东西。”文章里写到了1923年可怕的关东大地震。后来，根据有关部门测算，该地震的震级在里氏七点九到八点四级之间，横滨被夷为平地，该地区死亡人数达十四万。亨利提到他从家里赶到位于东京的办公室，想看看儿子是否还活着。在路上，他遇到了那位针织纱巨头，他说，城市会进行重建，美国人会留下来提供帮助。“这是我们应该为日本做的，”他说，“新政府很有勇气。重建的规模要更大，要比过去建得还好。所以我们必须忘记我们的损失，伸出援助之手。美国在这里是有使命的。”
十年后，李顿代表团访问期间，亨利·凯尼成为南满铁路的代表。在一张当时拍下的照片中，他站在日本军官的身边，满头银发，有点像演员约瑟夫·科顿。凯尼写了一份发给西方媒体记者们的通稿，其中写道，这个地区过去“完全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但现在却有潜力成为“中国最富饶兴旺的地区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原因何在？“众所周知，是日本将西方文明带来了满洲……全中国只有这里在进步发展，而那个萧条颓丧的国家的其他地区，正越来越深地陷入混乱和毁灭的泥潭。”
凯尼没有写的是，尽管日本人只占该地区人口的3％，学校里教授的语言却是日语，不是中文，或是他们所谓的伪满洲国语。他没提到的还有：日本人在这里建了神庙，所有人经过时都要九十度鞠躬；两百五十万公民必须进行强制劳动；本地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也禁止拥有土地或吃质量好的大米；每年东北地区有六百万吨谷物出口到日本；1932年到1944年，日本从这里攫取了六百万吨的钢材和二点二三亿吨煤炭。
外国媒体将这个傀儡政权戏称为日本洲国（Japanchukuo）或木偶洲（Mannequinchuria）。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皮特·弗莱明（007创造者的哥哥）于1934年到东北游历，记录说，日本对这里进行着“无情的操控”。在伪满洲国禁烟总局（实质上是鸦片垄断局），一位与众不同很愿意说话的雇员“喋喋不休地说了两个小时”，解释了政府垄断的毒品交易的盈利状况。这些生意包括了在最畅销的香烟烟草中掺入鸦片。
然而，在亨利·凯尼笔下却是一片形势大好，他报道说：“并非征服，而是发展。”旅行者们能享受到齐备的美国设施：舒适的普尔曼卧铺车，由鲍德温火车头带动，行进在重达百磅的匹兹堡铁轨上。“这些美国机车的长鸣响彻满洲的平原，穿越满洲的城市。这是现代企业的雄壮之声，带来富足现代生活的福音，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传播机遇、健康、教育和幸福。”通了铁路的城市与“美国那些新建的小镇有着惊人的相似”。
南满铁路甚至还在纽约设了一个公关办事处，就在东四十二街上（今天，原址上是亚美单身俱乐部）。1936年，亨利·凯尼访问美国，特地列出了那些支持日本侵略政策的媒体。他的备忘录和通稿后来被一名美国记者发现并公开。该记者后来写道：“日本人发现消息走漏后，延长了凯尼的假期。直到战争爆发时，他仍然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和自己的日本妻子一起度假。”
在南满铁路公司接班的是他的儿子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他给美国记者和学者们发送了“仅供个人参考”的急件。在这些急件中，他不遗余力地要纠正“失真信息”，比如对中国人抵抗行为的报道，他说那不过是“强盗土匪作乱”。还有据说日本人“在餐馆和其他公共场合相当嚣张跋扈”？尊敬的先生们啊，这样的行为难道不就像巴黎的美国游客，“他们太过活泼热闹，弄得法国人人侧目，但并无大碍。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别国土地”。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伪满洲国有将近九千公里的铁路，而中国其他地区铁路长的总和也不到一万公里。四十八个新城正在计划中。煤矿开掘欣欣向荣。一伪满洲国元能兑换二十八点五美分。尊敬的先生们，“并非征服，而是发展”。
1933年，亨利·凯尼写道：“日本人口过多，带来社会压力；加之为促进本国自然资源的发展，日本官员开始鼓励日本民众大规模移民伪满洲国。”
过去日本人也不时地有过集体移民行为，规模较大的是往北边的岛屿北海道（驱散了当地土著的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他们在夏威夷的人数日渐增长，是美国将其接管的原因之一。到1924年，美国完全禁止了日本人往美国领土移民。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和巴西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但之前他们企图在中国进行“农耕殖民”的行动失败了。大多数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都附属于军队或南满铁路。1931年前，只有不到一千名日本农民移居到铁路区内的试验田。成立伪满洲国时，这些农民几乎都回国了，只剩下区区两百人。
而日本本土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大萧条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制造业，工人们不得不大批返回乡村。农民占了日本劳动力的一半，但因为大米和丝绸价格下滑，再加上作物大面积生病枯萎，农村经济一落千丈。正当规划者们为伪满洲国首都和宫殿画出蓝图时，日本北部已经因为饥荒饿死了五十万人。官方记录显示，该地区有一万一千六百零四名女孩被卖去进行“服务”，也就是做妓女。
1932年，经过在东京一系列激烈的辩论和游说之后，日本国会批了非常有限的预算，在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农民的试验殖民地。试验的开端进展缓慢：先派了四百七十位农民，定居在松花江边比较偏远的东北小镇。第二年再派五百个去。不过，1936年，日本政府将发起“百万移民计划”，目标是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日本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移民到东北。
之前，日本曾经支持朝鲜人移民到该地区。南满铁路公司就曾号召日本辖下的朝鲜农民跨过鸭绿江，“在此过程中巩固日本在满洲的势力”。朝鲜当时的中学课本中有一张地图，一条环形的铁路，连接着首尔、平壤、哈尔滨和其他东北城市。朝鲜移民在这里种植水稻，证实一年一熟的大米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同时也把种植技术普及给当地土著。这种现象在飞地[2]间岛（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尤为显见。19世纪末，清政府批准朝鲜人在这里进行农耕活动，好为这个中俄交界的满洲东北角增添人口。
来到此地的朝鲜人中有个年轻小伙子，1927年在吉林上了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伪满洲国领导了抗日游击队，并改名为金日成。后来他说，自己在东北的经历为朝鲜革命打下了基础，1948年，他成立了一个在国际上备受孤立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半个世纪以后，他的主体思想仍然牢牢控制着这片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和中国军队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冲突，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接下来的八年，战火燃遍了全中国。
历史上有多少大规模的战争，一方挥师侵略，一方民不聊生，而我们（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却一无所知，或几乎遗忘殆尽的？然而在今天的东北，日本的侵略和占领似乎就在昨天。你下榻的也许就是原来的日本旅馆，你停靠的可能就是日本人设计的火车站，甚至可能无意中就走进日本人用过的地堡。在这个地区的西北角，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上，从呼伦贝尔海拉尔火车站顺着一片草原步行三十分钟，就能来到过去的一个日本军事要塞。那里树立着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纪念碑，用中文写着，勿忘。
遗址的地下是长长的隧道，这里是日军在西部的重要前线，而这些隧道是由两万名中国囚徒修建的。一排钠灯在湿冷的空气中投射下幽灵般的微光。墙上有英文和中文的牌子（没有日文），详细介绍了每个地方的功能：营房、厨房、医务室和厕所。修复遗址的时候，中国工人重新粉刷了墙面，不过小心地保留了过去侵略者留下的黑色日文字迹，警告大家注意非饮用水和其他危险。在这里，历史逃过白色墙漆的掩盖，存留了下来。
这个要塞是日本一条战线的一部分。整条战线是为了守护边疆，对抗苏联控制下的蒙古。1939年夏天，在蒙古骑兵跨过伪满洲国疆土，放牧马群后，日军和苏军在这里混战了四个多月。战斗愈演愈烈，从互射步枪，到火炮攻击，再到出动坦克，最后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带妆彩排”。本来只是马背上的一场小冲突，最后升级到空战的地步。这次战争双方共出动了三万架次飞机，是苏联空军和日本空军第一次战斗机轰炸行动。装甲兵司令格奥尔基·朱可夫是苏联陆军的总指挥，他出动了大批坦克。后来，在对抗纳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占领柏林的战役中，这位将军故技重施。
最后，在这场史称的诺门罕战役（战役爆发的村子叫诺门罕）中，日本溃不成军，损失惨重。溥仪去看望了伤员。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专程写了一篇报道，题为《诺门罕英雄享誉》：“在这个良辰吉日，他们过去一百多天来在这片平原上面对苏联重兵装甲所作出的拼死抵抗十分值得，荣光无限，因为满洲国的皇帝亲自送上了温暖人心的宽慰。”
他的报道中当然不会提到，有传言说应征在册的中国步兵杀掉了他们的日本指挥官，和伪满洲国其他暴动的反抗部队一样发生兵变。
溥仪的傀儡生涯继续着。从诺门罕回到“首都”火车站时，“帝国卫兵鸣礼炮向归来的君主致敬，陛下看上去身体健康，心情良好”。一个军乐团奏起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满洲内，便是新天地。），火车慢慢停下，站台上站满了前来迎接的官员，包括皇家内务部副部长，公共和平部长和玉玺主管。
1941年4月，诺门罕战役正式结束，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者得以抽出大量兵力对抗纳粹德国。至此，伪满洲国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边境稳定下来，就像其与朝鲜边境线一样。于是日军又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其他区域和太平洋。
1941年夏天的一份东北杂志上刊登了查尔斯·毕夏普·凯尼的报道，“全满洲种植丰产作物，七种生活必需品将实行定量配给”。他还在另一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一篇关于溥仪和盖世太保创始人的文章开头，他写道：“皇帝陛下很高兴将一等勋章和绶带授予德意志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双方相谈甚欢。”
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占领香港，向美国和英国宣战。溥仪宣布伪满洲国也进入战时状态，颁布诏书称：“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然而溥仪再次坐在了冷板凳上，一直旁观到1945年8月，苏联军队打破互不侵犯条约，向日本宣战，派遣苏军百万精锐挥师伪满洲国。
日本，这个所谓的盟邦丢下了东北和三千万民众，其中包括三十万作为“扛锄头的士兵”被劝说移民至此的日本农民。他们丝毫不知，他们是面对类似苏联攻击这一类战斗时的第一道防线。日军将他们秘密地称之为人肉碉堡。现在，祖国抛弃了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此处似遗漏了一个信息。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文版，他实际上是先在张园住了五年，才搬进了静园。而且这处宅子原来叫做乾园，静园是溥仪改的名字。另外作者在本书中引用的溥仪回忆录文字来自《我的前半生》英文版The Last Manchu，凡遇到直接引用的，中译本全部引自《我的前半生（全本）》，溥仪著，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
[2]飞地，指在本国境内隶属于另一国的领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