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稻子都可以洗日光浴了。”三舅在田里边忙活边说。英语里虽然都叫rice，但种在土里时叫稻子，加工好了供我们吃的才叫大米。他用手指在田埂的土上写下稻和米的汉字。“来，你来写。”他耐心地看着我把两个字都写对，然后抬起胶靴，把刚才还写过字的地方扫平，土掉进了水田里。
夏日，每天的光照时长达十六小时。“除了虫害，最危险的就是稻子长得太快，熟得不均匀，”三舅给我解释，“要是长得太快，就把田里的水都抽了，让稻子干个几天。”传统的农耕技术认为，在稻子生长期短暂抽干田里的水，可以让根变得更坚韧。中国古人将此称之为搁田或烤田。实际操作时，要一直让土地干着，干得有些开裂了再进行其他活动。
三舅指着齐小腿的水。“这事儿老重要了，你懂不。水质啊，比种子和土还要重要。河水是最好的。人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
“淤泥！”三舅有些夸张地强调。“河水有淤泥，有黏土。”后来我知道了，这些肥沃的土壤里含有营养丰富的矿物质。在成书于公元1149年的中国古代农学专著《陈旉农书》中，作者就记载：“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公元8世纪时，一位诗人写下诗句，三百年后，仍十分符合三舅与这片片稻田的此情此景：
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
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更仆往方塘，决渠当断岸。
“这个时候啊，”三舅又开口了，“白天暖，晚上冷，刚好合适。一点儿湿气也没有。”
天气正好适宜。高温二十几度，低温十几度。白天可以穿个短裤，套个兜帽衫，不过我周围也没见谁这么穿。就连孩子们也都规规矩矩穿着长裤。暑假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待在家里，看电视，打电玩，或者做作业。村里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都有英语补习班。我会去帮忙。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一个个地跟我五十米赛跑。他们细细的小长腿像风车般旋转着，跑过院子里的土路，搅起一团团云般的尘土。
我从没在稻田里看到过孩子们的身影，种子店他们也不会去，东福米业的碾米机或米仓更是不会近身。三舅说，大伙儿都觉得这是应该的。父母们希望孩子能上学，将来做个白领。有的孩子长大后还是去读了农学院，就在荒地和吉林市之间。但是，要是你没有照顾牲畜或与土地打交道的实践经验，农场管理和种子生物学这种东西，学来又有什么用呢？中国没有4H俱乐部[1]这样的组织。农耕也不是那种做做学徒就能成为专家的技艺。三舅说，种田，是生来就有的本领，很难在后天学得来。
我的学生们喜欢看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和《中国好声音》。根据我这些并不科学的样本显示，荒地的成年人比较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特别是清朝宫廷戏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英雄事迹。除了新闻上偶尔播放，我从未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农田的画面。没有《草原上的小屋》[2]这样的电影。学校的书架上，也没有和约翰·斯坦贝克讲述加州农场故事类似的中国著作。中国最经典最妇孺皆知的小说是《红楼梦》，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和兴衰。里面提到的佃户，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场，交个租子。书里有个人物曾经颇带蔑视地说：“所以他们庄客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3]”
美国文学最早的一部著作也和《红楼梦》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移民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出版了《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珀西·比希·雪莱和塞缪尔·柯勒律治都曾对此书大加赞赏与颂扬。这本书被认为描绘了典型的美国梦。读起来，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尔登湖》：“与孩子一起耕作养活家人的父亲，世界上比他更伟大的，恐怕只有身体力行，躬耕农亩，为天下做表率的中国皇帝了吧。”
在荒地，我重读了赛珍珠的《大地》，不知道这本书我的学生会不会感兴趣。同时，也是因为美国有些评论家说我目前的研究“和《大地》有点像”，我想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答复。当然，赛珍珠那本是一部小说，写的是华中地区九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说的开头，年轻的农民王龙在娶亲当日醒来。他撕掉小破屋的窗户纸，伸了个胳膊出去看天气如何，他感觉到“一阵柔和的微风从东方徐徐吹来，湿漉漉的”，觉得是个好兆头。接着，就是结婚，生子，遭遇饥荒，娶了小妾，经历洪水、战争、田里遭了蝗虫，其中充满了欲望与贪婪。小说结尾，王龙在弥留之际嘱咐早已自视为城里人的儿子们：“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把地卖掉，那可就完了。”儿子们发誓说绝不会卖地。“但是隔着老人的头顶，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会心地笑了。”
这个结尾充满了悲剧色彩。如果王龙活到了解放后，经历一波波革命，很有可能会被戴上资产阶级地主的帽子，被批斗处死。最后，他倾洒血汗挣来的土地将被归为公有，重新分配给贫下中农，比如弗朗西斯在荒地的亲戚们。
赛珍珠去世四十年后，仍然在两个世界中维持着尴尬的身份。中国文学界赞颂她，欣赏她的作品，但真正认真读她书的中国民众却寥寥无几；美国有很多人读她的作品，但并不欣赏，也不太感兴趣。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曾经表示，不愿意与这位“中国通夫人”为伍[4]。然而，最近才翻译过她著作的中国译者告诉我：“赛珍珠是一位革命者。她是第一个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家。在这之前，就连中国作家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笔下也都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赛珍珠小时候住在长江边的港市镇江，到处飘散着著名的镇江香醋的味道。最近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展示赛珍珠在成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之前的生活。然而，博物馆的礼品店里竟然少了一样东西：赛珍珠的书。
她一共写了八十本书，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她一生的经历。她的父母是传教士，雇用了先生来教她书法习字和孔子等其他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典籍。“我有一个双重的精神世界，”她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在中国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她很喜欢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从她对很多细枝末节的文化差异的描写上，也能看到狄更斯的影响。赛珍珠的父亲将《圣经》翻译成白话的中文，而她自己独特的句法和语序也带着《圣经》的味道：The children tugged at Wang Lung then，and Wang Lung led them all back to the hut they had made，and there they laid themselves down and they slept until the next morning，for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summer they had been filled with food，and sleep overcame them with fullness（孩子们拉了拉王龙，于是王龙便带着父亲和儿子回到他们搭的那个席棚，在里面躺了下来。他们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因为这是从夏天以来他们第一次吃饱肚子，而且他们也太困乏了）[5]。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声音，对于每个花时间倾听中国人讲故事的人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平时话很少的中国人要是有了闲暇，凭着一时高兴，就会打开话匣子，快速地说个不停。弗朗西斯喝了几杯啤酒就是这副德行。三舅生气的时候话特别多。关老师则是在上完一天的课想舒缓压力的时候。之前我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有个绰号老寡妇的邻居，每次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她经常好几天以后才回答我，手上还做着其他事情，比如下饺子，“水差不多烧开了。你一定饿了吧。我爸就喜欢这样的馅儿，猪肉大葱。他说我必须嫁给差不多比我大二十岁的一个军官。是他认识的一个人的朋友。1931年差不多就这些事儿”。她的声音很冷静，不带任何感情，仿佛是在讲很久前跟自己无关紧要的别人的事情。这和美国人讲故事太不一样。弗朗西斯一到美国，就注意到每个美国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他们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在没有听众时也滔滔不绝。弗朗西斯说，中国人是发明了很多东西，但只有美国人才想得出博客、脸书和推特。
前文提到的约翰·斯坦贝克去了一些救济营，为报纸写了一系列报道，由此获得了《愤怒的葡萄》的灵感。赛珍珠的经历和他类似，《大地》中描写的各种场景，都是她的所见所闻。少年时期的赛珍珠曾经在饥荒时和母亲一起给穷人施粥；还在穷人的学校里教过缝纫。一次教会的野餐上，她认识了一个新加入的农学家，约翰·罗森·布克。他的中文说得磕磕巴巴，而她则流利如母语。十八年后，两人离了婚，她写道，和丈夫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主日学校教《圣经》”。然而事实上，两人都对中国的农田满怀着热爱。
赛珍珠搬进丈夫位于华中的农学研究站。说是研究站，其实就是一座小棚屋，周围的小道泥泞不堪，屋子也是用泥糊起来的，四周都是泥墙。他们把周围的乡村探了个究竟。他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而她则入乡随俗，坐四人抬的轿子。他记录下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住房、燃料、物价、饮食、娱乐、婚丧嫁娶等等。当时，在这样一个80％的人口都是农民的国家，还没有人像这样有系统地搜集这些材料。
赛珍珠的丈夫最后将这些材料集结成书，定名《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一时成为比妻子更出名的作者。不过，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部出版于1930年的著作十分枯燥，全是冷冰冰的数据表格。赛珍珠帮丈夫把这些报告打印出来，但字里行间的行文对两人的婚姻应该没有什么帮助。想象一下，一个熟读狄更斯著作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女人，竟然咔嗒咔嗒地在打字机上敲下以下的文字，“一个种植系统盈利与否，主要取决于作物的产量和售价、人力的季节性调度和利润最高的作物的比例”。
不过，此书接近尾声的很多章节都引用了当地的中文谚语并翻译成英语，比如，读书学不会插秧，只跟邻居学样；隔开种高粱，中间牛能躺。有的话感觉就像来自签语饼，并且经过了弗朗西斯的解析，宁愿饿死娘，不教断了种粮。
是赛珍珠加了这些谚语。丈夫在乡间田野中和男人们聊天，她就和女人们一起待在屋里，询问她们平时的生活，让她们传授朴素的智慧。她的妹妹格蕾丝曾对一名传记作家说：“她非常深入地参与到那个项目中，而且做了很多编辑工作。”布克成书后不久，赛珍珠就花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大地》。
1930年代，《大地》出了八个版本的中译本，而且被“不断地盗版”，赛珍珠带着一点小得意写道。但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她的那些故事背景都成了不合时宜的旧社会，是已经被推翻的时代。早在1935年，她就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丈夫。后来她和自己的出版商结了婚，搬到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郡的一个农场。红色恐慌[6]时期，她以约翰·莎草为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西部为背景的小说。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1972年，赛珍珠申请中国签证被拒，官方的拒签信中称，拒签原因是“长期以来，你在你的著作中都对新中国的人民和领袖持有扭曲、诽谤和中伤的态度”。九个月后，赛珍珠去世，被埋葬在巴克斯郡的农场里，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坟墓，墓碑上刻着她的中文名字。
看赛珍珠的一生，我发现一个外国人写中国，需要万分谨慎。尤其要防范不要让自己被埋葬在梅英东这个中文名字之下。第二个教训是婚姻失败，因为某一方对自己的研究太过专注，忘了分一点时间给伴侣。“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一心都要去求证核实那些土地利用的数据。”布克在意外遭遇离婚后承认。还有个教训，这个国家可能会因为你写的东西，把你赶出去，终身不得入境。
当然了，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收获。那是个密切关注中国的时代。赛珍珠夫妇认真学习中文，离开了大城市。他们目睹，亲身经历，而不是轻信官方的解说或学者的评论。他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从那些名人富翁制造的新闻中去获取信息。1970年，赛珍珠写道：“美国人对中国人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新闻媒体低估了读者的整体智慧和兴趣的广泛程度。”夫妇俩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新闻，而是那些节奏更慢的故事。他们细细观察着土地与每个人在岁月中的各种改变。
他们热爱农田。二战时，赛珍珠曾经对即将出征的美国飞行员们发表演讲，她说《大地》的情节有些含混，让很多读者认为The Good Earth（直译为好的土地）这个书名是讽刺性的。“如果你降落在中国的农村怎么办？”赛珍珠问飞行员们。“嗯，那你很幸运，因为中国的农村很美。”
吉林的各大报纸在暑假时刊登了如下标题：
“高速公路收费站被爆腐败”
“67岁老妇从十三楼跳楼自杀”
“母亲弄丢宠物猫，九岁男童离家出走”
“来自黄色录像厅的调查报告”
“司机醉驾导致两人死亡”
“聪明小狗使用手机”
“发现一具血泊中的尸体，被打致死”
“喝醉后将朋友从二层窗户抛出”
“农民得奖猪被神秘杀害”
看完报纸之后，中国在我眼里简直大变样。回荒地的公车上，我突然想到，这些乘客是不是都能力通天？他们会腐败吗？会看黄片吗？会杀害得奖的猪吗？
而网上读到的西方报道又是另一番景象：
“中国认为食品价格需要上涨”
“中国在阿根廷大批购买土地”
“中国大批购买土地，巴西表示不满”
中国正在全世界疯狂购物，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是阿根廷大豆的最大买主。这些豆子一般都用于牲畜的饲料。因为消费者对肉食的需求增加，购买大豆的量也大幅上涨。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署了总价值七十亿美元的协议，要求每年生产六百万吨大豆。再加上其他各种合同和投资，使得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食品和能源的购买，“帮助巴西复苏了经济……超过两千万巴西人摆脱了赤贫，经济形势稳定下来……”《纽约时报》如是说。
中国从国外大批进口食品，主要是因为国内人口多，需求量大，同时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耕地大面积消失。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开发成商业用地的耕地总面积，有整个纽约州那么大。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现有的耕地产量上升：现在平均一公顷耕地的稻谷产量是六点三吨，是1949年的四倍。“过分追求高产量可能导致过度施肥，影响农业安全，”中国农业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语带警醒，“当然，我们必须提高这个区域的产量，但我们的技术和资源还无法同步。”
中国将玉米、麦子和大米归为谷物，对这些谷物的存储量也是世界第一，达到每年消费量的40％。中国曾经是大豆的全球最大出口商，现在却变成了最大进口商。单是前文提到的巴西那一单交易，就能满足10％的年度总需求。20世纪初，中国每年只进口几吨玉米。而到2012年，仅仅一年就进口了两百万吨。中国的大量需求，再加上旱灾和美国乙醇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谷物的价格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国大量进口谷物，最大的受益人之一就是美国农民。2010年到2012年，中国每进口五美元的美国产品，就有一美元是花在食品上的。销量最大的是大豆，每年的销售额是一百五十亿美元。2005年到2010年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其他商品都翻了一番，包括乳制品、猪肉和果汁在内的食品增长了不止三倍。美洲山核桃更是狂增二十倍。佐治亚州的一位农民喜滋滋地告诉《华尔街日报》，由于中国人相信坚果有益于智力发育，“我们现在严重供不应求”。仅仅一年的时间，美洲山核桃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中国不断地进行业务外包。2013年，中国和乌克兰签署了有效期五十年的协议，租下了该国三百万公顷的耕地。而在这之前，中国在海外租的耕地不过两百万公顷，这样一来就翻了不止一倍。在乌克兰这些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和养殖的猪将被卖给两个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中一个叫做“兵团”，成立于1950年代，以加强中苏边境守卫为目的，算是个准军事组织。现在，这个原来的准军事组织挥舞着支票簿，在上面写着，食品。
“我们可以给他们送一车厢猪尾巴，”三姨说。
“这是一句中国谚语吗？”
正在给花儿除草的她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啥？”
“给他们送一车厢猪尾巴，”我重复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来，灰白的卷发在毡帽下跳跃。“就是送一车厢猪尾巴呗，就是那个意思。哎呀我的妈呀。”她飞来一个调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参差不齐的龅牙了。“你刚不是跟我说中国从苏联买吃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洗劫了吉林水泥厂，三姨告诉我。现在那儿还是水泥厂，就是之前那个不断喷着黏糊糊颗粒弄脏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儿弄了些先进的机器。我们赶走了日本子，机器留下来自己用。但是苏联红军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斯大林说这都是为了工厂安全，把工厂挪到苏联，美国人就拿不去了。后来他又送回来了。周总理给了他好多苹果和大豆。周总理就说：‘猪肉我们是没有，但是可以给他送一车厢猪尾巴去。’”
“所以说不是真的送猪尾巴去？”
“中国那前儿都穷成啥样儿了啊！”
三姨话锋一转，讲起了她弟弟的故事。她弟弟小时候在吉林城上学。她说那时候城门还在，但城墙和木头建筑都毁了。“几个月前你不是问我日本子占东北的事吗？我就跟你讲讲我记得的，”她边说边把我迎进屋。三姨夫给我们倒了几碗热气腾腾的豆奶。
“你问我那前儿这儿是啥样儿的，”三姨坐在炕边，打开了话匣子，“我还记得伪满洲国的事儿呢。我那时候还小，小日本就来了。他们干吗来的？我听现在的人说，他们是来挖矿的，还要修大坝。但修大坝和挖矿的都是咱中国人啊。你要是不干活儿，他们就打你，把你扔到死人坑里。”
“您见过日本人吗？”
“他们住在吉林市的一个区。我见过日本女人，穿着和服，背上还背着孩子。她们穿的鞋子是木头做的。那时候人行道都是木头的。那鞋子声音响着呢，哒哒哒。她们脸上抹着粉儿，吃得可好啦。她们的衣服都是绸子做的，穿着别提多好看啦。咱中国人呢，穿的都是旧棉袄，自个儿织的，自个儿染的色。我的裤裆经常扯烂，家里的毯子都是粗布做的，全是跳子[7]。”
“那前儿我还在上小学。每天早上都要唱伪满洲国的国歌。唱的是伪满洲国国歌的颜色什么的，好像是这么唱的……”
她哼哼了个调子，还模模糊糊来了几句日语歌词，大意是：
我们的国旗飘啊飘，飘啊飘，红、蓝、白、黑、黄。
我爱我的国旗，国旗飘啊飘，飘啊飘。
“要是唱的不对，老师就要拿木头教鞭打三下手心。”她说。“我可不想手一直肿着。所以我还记得些日语。”她一口气用日语从一数到了十。
伪满洲国的五色国旗代表了五个民族，也就是整个东北地区，从长城到西伯利亚。大背景是芥末黄，模仿的是清朝的旗帜。但那条纤弱细长的蓝龙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左上角一个方块，里面有几个横条，红的代表日本，蓝的代表汉族，白的代表蒙古族，黑的代表朝鲜族。
“老师教我们说，我们是满洲人，不是中国人，”三姨说，“还说中文是满洲语。不能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的。在学校只教日语。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站起来向老师问好，说‘嗨！’跟电视上一样，什么东西都是‘嗨’，还要敬个礼。午饭的时候，我们要用日语一遍一遍地说‘谢谢’。‘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放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敬礼，说再见。回家路上，我就又能说中文了。不过只有一年，1945年，伪满洲国就没了。”
叛军还没到吉林，他们的中国敌人就先进入了那座城市。
“国民党的军队很瘆人啊。先是七十七军，后来还有八十八军。他们跑到我们家里来抓壮丁。我爷爷做不动了，他们就经常打他。我爷爷特别不待见国民党。他们跑进我们家，我们得跪在他们面前。都是些混蛋。砍了我们的树烧柴火，还打我弟弟，把他的头都打破了。有十个兵，都围上去打他。哦，对，日本子也来过我们家，但就是巡逻，往里面看了一眼。但还是挺瘆人的。他们戴着头盔，手上还有带刺刀的步枪。但最糟糕的是在那之后。”
三姨戏剧化地压低了声音，低语道：“咔嗒咔嗒咔嗒。俄国人拉着马车来啦。我就坐在树上大喊‘毛子来啦’。女人们都躲进屋里去。大家把门窗关好，手上拿着棍子。有时候一辆车停下来，里面有两三个俄国兵，然后他们就跑到我们屋里看。他们把柜子什么的都打开，见啥拿啥，我妈的手表和金戒指都被拿走了。我们的狗朝一个兵叫，他就给了它一枪。但我舅舅把那个兵灌醉了，杀了一只鹅送给他，他就走了。”
三姨说，有一回，一个俄国人把邻居一个女人给强奸了。“他们说，完事儿后，他把她的腿绑在马后面，一路骑马拖着她，把她拖死了。”
为了避难，三姨的爹娘把她送到了荒地村。但依然危机四伏。“1948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儿的河那儿大干了一场。听到枪声我就躲在炕边上。那时候特别害怕。一颗子弹刚好打中了我们的窗户纸。晚上我们可不能点灯。灯全都灭了。我们只好睡觉。可是我睡不着哇，一整晚心都怦怦跳。我们睡在地上，就躲在窗棂下面。那时候我才七岁。”
接着八路军就进了荒地。他们和日本人、俄国人以及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不会随便进入村民的家。“八路军就在院子里悄没声儿地坐着，在外面搭帐篷住。他们自己去提水，自己做饭吃，从来不打扰我们。那前儿窗户上都是糊的纸，没有安玻璃。有时候他们会去戳窗户纸，啪啪啪的，说：‘别怕我们。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不会欺负你们。’”
三姨模仿了几声冲锋号，然后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这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歌，电影表现了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做了亡国奴的东北儿女参了军，立志将日本人赶出中国。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国国歌。然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词作者田汉蒙冤入狱，惨死牢中。
三姨说，那十年的“国歌”是《东方红》。“每天日出日落都要用大喇叭放，全中国的农村都听得到。”她说着就唱了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呼儿嗨哟这个词让我很感兴趣，没有实际意义，只是语助词，有点像东北人感叹时说的哎呀我的妈呀。据说，《东方红》的歌词出自一个爱国农民，他还给一首民歌写了歌词：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
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姨熟记很多歌谣的歌词。她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说她们那一代必须唱歌。三姨夫站了起来，从炕和窗户之间窄窄的过道走过去开电视。又是斯诺克的比赛。他无聊地关了电视。家里朝南的窗户从他的腰那么高的地方一直到天花板。窗棂边摆着一溜盆栽。
“我来浇水，”他说，“你俩唠你俩的。”
“再唱一首就不唱了，”三姨保证说。不过我很喜欢她的表演。她的双腿吊在炕边，没有着地。毡帽和灰白头发包裹着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随着歌词内容露出或逗趣或严肃的表情。一口白白的龅牙像指挥棒一样升起又落下。
最后一首歌是《松花江上》，是这一带妇孺皆知的东北之歌，就像《牧场是我家》在美国西部一样。这首歌以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为背景，唱出了所有南逃的东北人的心声。三姨唱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人人都会唱。”三姨说。
“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小时候？”
“我不知道，”三姨回答，“生出来就到处有人唱。”
我笑了。在乡下，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生出来就到处有”。人人都是什么都知道。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殖民者的鞋哒哒哒。侵略军的马车咔嗒咔嗒咔嗒。内战的战场上血肉横飞。八路军轻轻戳着窗户纸，啪啪啪，说我们不会欺负你们。起来！起来！起来！东方红。呼儿嗨哟。1956年，荒地建村。
[1]4H俱乐部（4-H Club）出自英文head，heart，hands，health四个词的首字母。它的使命是“让年轻人在青春时期尽可能地发展他的潜力”。该团体于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随后于1913年传入加拿大，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如今在北美洲。该活动自从传入加拿大后很快传遍全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开展得轰轰烈烈。俱乐部早期主要为乡村青年学习科学知识、提高技术本领、发展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寄托，对乡村地区的稳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译者
[2]美国电影，讲述一家人在草原小屋开垦生活的点点滴滴。——译者
[3]此话出自贾珍之口，《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译者
[4]赛珍珠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遭到很多文学精英的嘲笑，认为她的作品缺乏文体风格上的细腻和巧妙，讽刺的力量，过分强调道德说教，更重要的是，太受大众的欢迎，因而不适合被授予诺贝尔奖。在她之后11年获奖的威廉·福克纳写信给朋友，表示他宁愿不获奖也不愿意和“中国通夫人”为伍。——译者
[5]相关译文全部引自《大地三部曲》（［美］赛珍珠著，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译者
[6]红色恐慌，又名红色恐怖，是指于美国兴起的反共产主义风潮。——译者
[7]东北话，跳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