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乡村书写
黄灯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一篇文字的机缘，自己非常看重的出版亮相，会这样出现。但我能想象的第一本书，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本书的面世，源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新媒体轰炸似的传播中，此文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公共传播事件，并在2016年春节前后，直接引发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这客观上给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得以审视自己多年的思想路径，梳理内心的困惑，同时也借此回望多年没有中断的乡村书写，并最后下定决心克服自己散淡的性情，将以往的文字进行缝补、清理、加固，使它看起来像一本书的样子。尽管本书并非刻意构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对乡村命题的一次完整表达，也是我个人生命境遇的一次直接亮相。其时空跨度之大，完全超出了我当初的预想。在时光的流转中，不同时期的文字散发出完全不同的气息，归根结底，文字会带上生命成长的底色，在张扬或收敛中等待自己的命运。
令我感慨的是，十三年来，世事已经发生太多变化，文字中活着的亲人，有些已经离场，现实中早已离场的亲人，却在我的召唤下，在文字中复出。我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从日常的蛛丝马迹还原其生存轨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越是走近他们，便越能感知到沉默大地中的个体，他们内心所郁积的不幸和悲伤、抗争和坚忍。这个群体如此沉默，沉默到他们一旦进入我的视线，用文字与时间较量的念头，就会成为我内心无法遏制的冲动。在城乡的时空对比中，我惊讶地发现，亲人早已习惯只从时间的维度，获得对现实的感知，在这种遮蔽性视角中，他们甚至难以感知到明天的危机。但越是这样，我越感觉到凸显真相的必要，越感到自己不能对种种危机缄默不语，甚至想要以他们为模本，抛弃掉所有成规定见，将他们制作成光鲜时代的刺目标本。
关于农村的话题，我不是一个三农专家，这让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表达的困境，更为实际的困扰在于，文体的杂糅将我推向了自我怀疑的境地。知识的规训，一直在阻挠我以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处理个人经验，《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正是我对这种困境的突围尝试。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此文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现家庭的痛苦？对我而言，尽管这篇文字实现了对现实的直接指证，但回复到内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篇单纯反映农村现实、揭露农村黑暗的文字。多年来，在时代变迁中，如何直面自己的经验，直面个人的渺小、卑微，在无从把控的大潮中，探究个体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一直都是我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讲述我亲人的故事和遭遇，实际上是我企图救赎内心的开始。我无法从意义层面来界定亲人生存的价值，但作为亲历者、介入者，我目睹他们命运的变迁，感知其痛苦、困惑，知道此种真实的存在，同样拥有指证真相的功效。当时代裹胁无数的个体，一同驶向不确定的未来时，卑微的个体也在种种不确定性中，获得了超越性的表达意义，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家事即国事，个体即全部，细节承载真相”，我文中所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因为生活于此的亲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都如出一辙，回望村庄，实际上也是完成另一种印证，实现一种遥远的精神呼应。
需要说明的是，对村庄困境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唱衰农村，唱衰的意思是，一个事情原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在当下的媒体语境中，尤其需要警惕故意从舆论上引导，故意抹黑。任何对乡村困境的如实叙述，都可能被简单指证为唱衰农村的口实。在我看来，伴随新媒体的发展，近年流行的“返乡体”，其实是在现实问题的倒逼下，一部分从农村走出的读书人，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以不同的语言方式对农村真相的呈现，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感性与理性、专业性与文学性的不同配比上，他们的表述也许无法穷尽农村的复杂面相，但在写作的初衷上，确实看不出“故意唱衰”的本意。落实到本书，讲出亲人的故事，讲出隐匿的生存真相，与其说是抱怨和吐槽，不如说是寻求改善路径之前的剖析和正视。今天，尽管病症严重的村庄正面临新的挑战，但并不意味着村庄已陷入绝境。本书中，尽管我无力去诊断故土病症的因由，但作为亲历者，如实讲出真相，以供更多的人理性诊断、对症下药，就是以实际行动改变故土命运的开端。城市的光鲜，不应该以农村的颓败、荒芜为底色；平衡而稳定的社会结构，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必然要顾及到最广大的人群，以期实现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本书的写作，最大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对农村问题的直面，来自对亲人命运和乡村关联的考察。回想起来，这一意识的形成，来自我多年的持续思考。早在2002年，我就意识到时代转型过程中，乡村不应仅仅作为负载乡愁情绪的场域，同时应被视为“问题的载体”，我就试图确认亲人命运和时代进程之间的关系。当年9月，我南下中山大学念书时，突然意识到很多亲人虽然和我生活在同一城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2003年，我曾写作《广州》[1]一文，这是我在朦朦胧胧的情绪触发下，最早对“亲人和乡村问题关联”的叙述：
再没有一个城市像广州这样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这种影响并不体现于我正在广州求学，也不表现在尽管我到广州才短短一年，但却对这个说不清楚的城市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对我而言，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莫名亲近，主要在于它容纳了我这么多的亲人，在广州闷热而又潮湿的空气里，混杂了我亲人的呼吸和眼泪。我的亲人当然不可能和我一样，能在这个喧嚣的城市，拥有一间宽敞而又明亮的学校宿舍，能像我一样悠闲地听着英文歌曲、注视着窗外的树影在阳光下舞动。当我从容安排一天的生活时，他们在这个叫作广州的城市，很有可能为了每个月不到五百元的工资而不得不待在一个令人发闷的工厂终日劳累；当我很有规律地在操场运动时，比我小一岁的表妹，可能正在工厂外面摆摊子贩卖最廉价的内衣和袜子；当我每天傍晚在网络上面穿梭时，我的叔叔，这个整整淹没在亲人记忆中八年之久的男人，可能在他侄女无法知晓的角落，为了第二天的早餐而忧心忡忡。还有我那个从小一起玩大的表弟，因为学坏在家乡混不下去，于是毅然将广州当成了自己的栖息之地。
为了生存，他们远离家乡，他们心甘情愿拒绝家乡那缕在我眼里依旧散发出浪漫气息的炊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走向当初并不知道真相的广州。他们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城市的任何一条小巷，为了一点点小钱，不得不忍受别人无法想象的屈辱。他们为了实现内心的梦想，可以不顾一切白道、黑道地冒险。广州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摆脱贫困的地方，广州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走近的梦，是他们年轻时放飞自己心灵的所在。为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什么也不是的卑微愿望，他们可以忍受最廉价火车的拥挤，还有各种难闻的气味，可以在每年春运期间，在过年气息还没有褪尽时，坚定做出离家的决定。在春运的噩梦中，他们可以忍受几天几夜绵绵不尽的长队。在孩子的哭泣和挽留中，在年老父母送别的泪光中，他们为了到一个叫作广州的城市，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断，他们是我的亲人。
尽管我与他们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尽管在街上遇见，我可能会为他们不得体的打扮尴尬、难为情，尽管我在心底里承认他们的品位实在不够，尽管我从心底里讨厌他们满口脏话、随处吸烟、随地吐痰的恶习，但他们是我的亲人。在他们走出广州火车站这个喧嚣而又毫无安全感的地方，踏进陷阱重重的人群后，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我是他们拿起电话、唯一可以打定主意要联系的人，是他们在没有找到工作前，唯一的小小依靠。
他们是我的亲人。
他们在广州寻梦，和我一样。就因为这点，我没法对广州的拥挤、混乱抱怨半句，我没法不从内心深处感谢广州的宽容，尽管这个城市总是将我的亲人淹没并且藏在暗处。
2006年，博士毕业一年后，我曾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将亲人在南方打工的生活记录下来，并计划写一本《我的亲人在广州》，因此，我有意识地去东莞黄江、广州塘厦等地方探访他们，并进行了一些访谈。本书中有关周婕、小果、瑛国叔、职培、河水叔、春梅的内容，主要来自2006年前后的访谈。说是“访谈”，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聊天，是亲人间不由自主地倾诉和倾听。十年了，当初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有些事情，我听得惊心动魄，他们却一脸平和。后来因为结婚、生子，还有工作上的事情，我的个人生活完全陷入无边无际的琐碎之中，写作计划并未完成，一搁就是十年。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写作不过是延续十年前的计划，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延续、弥补。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把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我交代一下具体内容的写作时间，丰三村部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完成于2015年11月，其他内容完成于2016年5月；凤形村部分，除《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文完成于2006年2月，其他内容在2006年和2016年访谈的基础上，完成于2016年5月；隘口村部分，《80年代村庄的日常生活》一文完成于2003年，《2015年返乡笔记》一文完成于2015年2月，其他部分在2016年访谈基础上，完成于2016年5月。
最后，借出版机会，真心感谢众多网友、亲人师友和媒体朋友，原谅我无法一一列出诸位的名字。对我而言，这是多年沉默、隐匿的学院生活的一次集中淬炼。学术如何介入现实，学术如何在当下语境找到它最有生命力的形式，一直是我关注、焦灼之处，我知道这只是开端，但会坚持下去。
感谢刘瑞琳女士、罗丹妮女士，此刻，写下你们的名字，具有重要意义。还要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先生的理解和建议，与他的交往，让我感受到心息相通的人总会相见。今天，让人尊重、信任的出版人，是这个时代赐予写作者、读书人的最好礼物，在文字隐秘的快乐中，感谢命运让我们经过漫长等待，依然可以感知到共同的精神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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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收入《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天涯》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