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家三代农民
杨胜刚
黄灯《大地上的亲人》源自《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触发。2016年1月《十月》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为标题首刊此文，经“当代文化研究网”推出后，引发了网络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引发了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但其引发的热议主要集中于知识界。出版方由此邀谈黄灯，表达了对她独特的记录和思考中国农村问题方式的理解、支持，并鼓励她写出一部书来。此后，黄灯利用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的机会，写下了这本书。尽管此书的出场貌似偶然，但我知道，多年来，她一直关注乡村话题，十年前就曾写下对她故乡的若干思考。我还知道她多年的一个遗憾：博士毕业后，她曾兴致勃勃地说起要专门为在广州打工的湖南老家的亲人写一本书，并为此做了不少的访谈，可惜后来家事繁杂，刚刚起步的工作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次书写，也算是完成了她多年的夙愿。
除了新媒体的热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也引起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郝俊英的注意。2016年4月初，由《新闻调查》栏目制作的片子《家在丰三村》，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后，引起了民间巨大的反响，央视记者撰写的解说词，在各地、各类网站上广为传播，诸多门户网站也纷纷以头条推出。我的家乡孝感市和孝昌县的网络媒体，对此亦有专门的报道。我家乡的同学好友，认识不认识的同乡纷纷致信、致电给我，表达他们的观感和心情，从他们热情的回应里，我听见了令我感动的质朴民声。
黄灯在发表此文之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涉及我家的很多私事，虽然当时我有顾虑，但也没怎么在意。我完全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网络上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记录我家事和家乡的《家在丰三村》会引起那么多关注。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一个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图景，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更是知识界观照当代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同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刻意“渲染悲情”。作为当事人，我完全没有悲情的感觉，反而觉得文字节制、理性，而弥漫文中的情感显然没有经过任何过滤。我能够理解黄灯的写法，也不会把“悲情吐发”当成是什么毛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面对的艰难处境时，因为亲情所系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苦与难（nán）、贫与困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木匠手艺不错，她从小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中国也刚建立不久，这样她就成了建国后的第一代农民。结婚后的十多年，在中国农民大多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六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了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很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十一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得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过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二十里外的周边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带来麻烦。那时候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经常被管理者没收布匹，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到厕所。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六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艰于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她也是农村妇女中少有的抽烟的人。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在他读完小学后，母亲去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拜托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拿理发这门手艺养活自己。但“包产到户”后，因为是家里耕种的主要劳动力，哥哥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更新理发技术。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潮的发式层出不穷，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不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要急用钱的情况，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年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二十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难起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渡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念念不忘。
在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北京、常年打工以前，为了改善家里的境况，1985年前后，他曾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赴城市的建筑工地。由于哥哥身体瘦弱，要学会以砌墙抹灰为主、需要大力气的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他只能在工地上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并不能存下钱来。等到我上大学的1990年，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可我上学的开支，还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那时的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之后再也不需要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了。暑假时，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高些。到了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过艰难，就决定带他到北京，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80—90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债务。总的来说，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也一直努力，试图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要么在农村辛勤种地，要么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出力流汗，但最后也只是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收入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也没有任何物质享受。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不仅如此，身体也需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哥哥因为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因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检查后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磨损非常厉害，难以恢复。眼下，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只能回到家乡；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忙碌多年，最后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为了生存，回到家乡后哥哥只得依靠在附近的工地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维持收入，同时还要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哥哥五十多岁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则开始了另一种轮回。现在，轮到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了，他们由此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随随便便地读，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可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就退学了，他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说是去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工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最后工厂借口裁员，他没能留下来。之后他还去了一些别的工厂，但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阶段他并没有给家里寄过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发展的势头不错，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决定跟着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单薄的身子骨和不足的力气，让他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饱受呵斥和歧视。在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今年（2016）六月，来到了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涯。
那天，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负责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一种冰冷的、现代化工业的钢铁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进厂，底薪是1500元/月（一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元/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元/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最后却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内心宽慰。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尽管两人同在一间工厂，但因为侄子上白班（从早8点到晚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里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当时还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在农民工的工余，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休闲、文体活动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侄子他们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
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生活压力摆在眼前，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么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由于土地已被转租，他们将面对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以何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又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他们又该凭什么生活呢？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样的人生呢？
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中，关于丰三村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整体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第一代农民工）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着代表性。落实到个体，或许可以说这种命运受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落实到整体，我分明能够感知到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自1950年初，国家需要农业去支持工业建设，农业被压上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就有了在中国延续五十年之久的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村获取农民所创造的资本，只留给农民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的产品[1]。即使条件比我们好些的农村家庭，也无非是能吃饱肚子，有一点点零花钱。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极强的活力，农民得到了一些好处、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这种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递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严峻，“三农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恰好见证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尽管辛勤劳动，但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等，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的确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不过，由于长期以来施行的都是“以农业支援工业、以农村支持城市，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基本政策，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的良药一到，就可以药到病除。虽然家乡的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2]，使得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面临极大挑战。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正从我们的版图上消失。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体力透支、年近半百，已被迫从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够一家人糊口。当下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一样的第二代农民工。可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因为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在“三农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并且已越出农村固有边界的当下，不能任由广大的农民自生自灭，因为城市不可能脱离农村而独存，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也不能抛弃庞大的农民群体闭着眼睛走入野蛮的境地。要让“三农”进入正常和公正的轨道，需要我们的政府、社会拿出更大的智慧和更多的勇气。
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中，展现了这个群体复杂、多样的生存状貌，她忠实自己的眼睛，其用意不在为农民群体代言，也没有野心和企图给出解决农村问题的终极答案，她只是秉承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的本心，作为见证者，用文字为时代记录下她亲人的呼吸和气息，迷惑和挣扎，痛苦和希冀。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以及大量访谈，记录了一个时代几个村庄的变迁，并通过细节的描述，透视自己的亲人和乡亲们在时代中的升沉起伏。这种写作于时代是一种证言，于黄灯自己是一种提醒。
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这种真实的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印记尚且不能抹去一个农村贫寒家庭子女的内心沉疴，对那些出路日渐狭窄的农村孩子而言，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
本书所揭示的图景提醒我注意：在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景观背后，有一个卑微的群体依然在艰难挣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底色。本书所显示的基本立场唤醒了我内心的隐秘：对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流浪者来说，我不能因为自己已在城市立足、自己从事的工作与乡村无关，就在生活的惯性中，忘记、背叛自己的出身；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和黄灯一样，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身为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的乡亲。
201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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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表明，从1979年到1994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抽取了1.5万亿元人民币。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剪刀差的总量更是大幅度增加。同时，在国家提高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大战略下，实行了不利于农村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出台了《土地法》，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收土地，然后卖给开发商。据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统计，通过这一举措，各级政府从这些土地上获得了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2] 苏小和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过去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青壮年劳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平均接受7.3年的教育（苏小和：《农民工背后的经济学风景》），“财经网”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