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隘口村
隘口村行政上隶属湖南省汨罗市长乐镇。长乐镇位于汨罗市东北部，幕阜山余脉横贯全境，汨罗江缓缓流过，共同孕育了千年古镇“长乐”。据查，南朝梁、陈时，长乐镇为古岳阳辖境，迄今一千四百余年，郡治在今长南村。相传古时战乱，有江西移民至此安居，取“长久安乐”之意，故称“长乐”，旧称长乐街，流传至今。1941年日军纵火焚烧，全镇房屋皆毁于战火。镇内现有一条古老的麻石街，街边以前有很多古老建筑，但在近十年内遭到重大破坏。隘口村为长乐镇一个行政村，地处长乐镇西北部。隘口村主要包括西山湾和鲁家塅两个屋场，西山湾以周姓为主，鲁家塅以鲁姓为主，我外婆家就在鲁家塅。
一 村庄文化的根及80年代的日常生活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面临一种尴尬：我出生在湖南汨罗三江乡凤形村，但两岁左右（1976年），就被父母送往长乐镇隘口村，在外婆、外公身边，一直待到快十二岁（1986）才回自己家。这一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形成了我完整的童年记忆，以致任何一次书写，只要涉及童年、故乡的主题，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将隘口村作为我一生的底色。但我对身份的困惑自小就有，在集体经济尚未解体的70年代末期，我至今记得五六岁时，每次村人到晒谷场分谷子，我总是固执地找到堂舅队长，要求他也给我分一份。我内心认定自己是鲁家塅人，但分谷子的要求，总是引得旁人哄堂大笑，无助的困惑就此产生。
上小学后，因为鲁家塅人都姓鲁，一些不知内情的老师，经常在我名字前面冠以“鲁”姓，写成“鲁黄灯”。寒暑假回到家，长乐方言和家中姊妹口音的差异，再次让我困惑不已，这种真实的纠结，伴随我很长时间。所幸女性对故地的依附感，终究随着自身的成长变淡，以致今天回望与我产生真实关联的三个村子，我竟然会从内心认同丰三村带给我的奇妙归宿感。
多年的学校教育，终归无法抵挡孩提时代对女性身份刻骨铭心的传统理解，骨子里对亲情和家族的认同，终究显露出我价值观念里的传统底色，而正是这种自我认知，让我意识到自己和隘口村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系，意识到童年所处的文化语境，对人一生的长久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传统的文化熏陶及渗透于日常生活的习惯、礼俗或仪式来实现。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难以忘记村庄的历史脉络，难以忘记诸如打讲、做冷事、吵茶、看戏等日常生活图景。
村庄的根
外婆所在的村子叫隘口村，隶属湖南汨罗长乐镇。长乐镇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因为紧靠汨罗江，有古街数条，有繁忙的古港，商业十分发达。在外婆的印象中，民国时期镇上的热闹远超现在的繁华。我们小时候将“镇子”称为“街上”，“到镇上去”说成是“上街”。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多次提到长乐镇，其中词条“晕街”中的“街”，即指“长乐街”。从饮食看，长乐甜酒最为有名；从民俗看，流传至今的“故事会”（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闻名中外，被视为古镇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时候，每到过年，上街看故事，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爱。故事会是长乐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价值传播；形式以台阁展示为主，融合了强烈的古典趣味。因为出故事的过程，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竞争和对垒，客观上赋予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每逢过年，尤其是到元宵节，长乐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故事，不但成为全镇人民的共同节日，也成为周边乡镇民众的节日。印象中，除了90年代末期到2006年前后稍稍冷清以外（此时正是“买码”、赌博、吸毒泛滥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每年的春节，在长乐街都能看到玩故事。
独特的传统，塑造了长乐镇人独特的性格：聪明活泛、行动力强、团结义气、爱面子、讲排场、喜欢热闹、族群认同感强、不安分、喜欢冒险。相比临近的三江乡，因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长乐镇除了青狮村的“青狮桥人”[1]外，大部分居民不太信奉“读书改变命运”（青狮桥人重视读书，也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几百年来，诗书之家的习惯传承）。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最好的地方是湖南，湖南最好的地方是汨罗，汨罗最好的地方是长乐，无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终归要回到长乐街的家乡。我还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凤形村，亲人中外出打工的很多男孩，带回了全国各个贫困地区的女孩子结婚；而在隘口村，几乎没有找外地女子的情况。就算条件不太好的男子，他们宁愿找长乐峒里姑娘[2]，也不愿找外地女子。
从人员分布看，长乐镇主要有黄、周、杨、陈、鲁、余等十三大姓氏，其中第一大姓为黄姓，即我外婆娘家，坐落在长乐镇东北面的青狮桥，距离镇子三公里。青狮桥自古重视文化教育，是长乐镇历史上读书入仕最多的家族。我小时候因为经常跟随外婆回娘家，总的印象就是青狮桥多大户人家，后来查找资料才发现，历史上，青狮桥确实是一个重教兴学的地方，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宗族势力一直强大。现在修建的祠堂，除了敬奉祖先，同时兼办幼儿园，由村庄外出发达的人捐建，条件非常优越。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乡村的凋敝，青狮桥的祠堂，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凸显了宗族极大的修复、输血能力。
因为和外婆的亲密关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尽管青狮桥更多时候作为“外婆的娘家”而出现，但其通过外婆对我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形成，还是起到了无形的熏染作用。外婆一生爱干净、讲究精致、对食物有着天然的敬惜之情，对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强调女性的隐忍和包容。在她看来，生育子嗣，更是女性的天职。外婆对我的最后一次教诲，是我博士毕业以后，曾向她提起，压力太大，不想生孩子。她将此记在心里，没有多说，只在当天晚上，和我慢悠悠地说起村上的贵奶奶，因为没有生养所遭受的委屈和凄伤，尤其强调了去世以后的冷清场景。我始终记得外婆向我强调的一句话，“千金难买亲生子，没有孩子，老了太可怜”。和鲁家塅浓厚的生活氛围比起来，来自青狮桥的外婆，天然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从小便从她的讲述中得知，外婆的父亲是个秀才，在汨罗江边中了别人的冷炮，爬到江边喝了很多凉水，失血过多，不幸身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在外婆扎实、高大的衣柜中，有一个朱红色的皮箱，是老外公当年用来装卷子、官帽用的，外婆在晚年，将箱子送给了我弟弟。据说，外婆当年之所以同意唯一的女儿嫁到三江，很大程度缘于爸爸姓黄。
长乐镇的第五大姓“鲁姓”，是我外公的姓氏，主要分布在鲁家塅屋场。从文化根源和村人的性格而言，鲁家塅和长乐街相差无几。以我二舅的话说，“长乐街原来有半条街都是鲁家塅的，现在还有一条鲁巷”。从二舅保存的家谱可以看到，鲁姓始祖任牧公，于元末自江西铁树观迁入湖南境内，一开始确实定居长乐街。尤其在洪武四年，德华公在长乐十字街置办产业多处；嘉庆年间，斐延公倡建鲁氏祠堂，位于长乐中街，1949年尚有遗址留存，现已全部改建。换言之，鲁氏先人，曾居住长乐街达六百余年，但现在几乎全部迁居长乐镇北郊的隘口村，俗称团山鲁家塅。在长乐的“故事会”中，鲁家塅属于上市街范畴，可以协助其他姓氏，一起参与上市街的故事比拼。现隘口村有两千余人，鲁姓人口有一千左右。村庄东北两面环山，中间是大片良田，房子依山而建，比邻而居，从背面的隘口水库下来，有一小溪流经村庄，有山有水，灵秀自然。我自小在鲁家塅长大，那里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童年回忆。
80年代村庄的日常生活
打讲（闲聊）
外公在世时，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他对自己喜欢的老人，最高评价就是，“这个老倌子好打讲（发“港”音）”。外公因为要吃炒肉，而外婆坚持要吃炖肉，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当外公以失败告终时，他常常气得绷着一张脸，不断地嘟囔，“这个阿婆子怎么这样不好打讲”？
外公在世时，是一个公认好打讲的老人。他认识的人很多，每天早晨起床、坐在阶基上乘凉时，总有冲里[3]的老人跟他打招呼，“岳爹，你老人家好早啊”！外公照例会留他们歇歇，照例会留他们喝口茶，照例会与他们打打讲。“宋爹唉，我们都是黄土淹齐了脖子的人，你老人家凡事要看开点，不要打太多转身，不要太劳神费力。没事就多坐一下，到了这个年纪，今天不晓得明天。”于是，外公要外婆去称肉，买点瓜子，打点酒，他要留宋爹吃午饭，两个老人准备好好打打讲。他们照例会讲到大集体那年，去华容贩鸭子；讲到那年发大水，鸭子全部死光，不但钱没赚到，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烂账。
外公对鸭子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他不但贩鸭子，还养鸭子，我小时候待在他身边，跟着放鸭子是我最喜欢的事。外公养鸭子极其有耐心，不但挖蚌壳、掏螺蛳给鸭子吃，到夏天怕鸭子上火，还要给它们煎凉茶。为了买鸭苗，他每年都会步行到华容或湖北监利一趟，而宋爹就是陪他最多的老伙计。可想而知，两位老人碰到一起后，有多少共同语言可以打讲。
与打讲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扯谈。隘口村人爱扯谈，外婆很利索地将家里一切料理好后，告诉外公，要到冲里去敬神，但在路上碰到福奶奶，竟然跟福奶奶在树阴下，扯了一个上午。亲人对外婆的整体评价相当高，但他们共同的遗憾，就是嫌外婆知道的太多。他们坚持，要是外婆再糊涂一点，那方圆几百里，就没有老人可以和她相比。但外婆偏偏不能如他们的愿，她活得很通透，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外婆有很多好打讲的老人，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吊壶，边喝茶边闲谈，很快就能消磨一天。她们的话题无非就是儿子、媳妇、孙子，不是东家媳妇的嫂子躲计划生育，没有生到儿子；就是西家的傻儿子，之所以蠢成了一坨泥，主要是因为爷爷在世时，做多了歹事，遭到了现世报应。聊完了别的村庄，就聊身边的人，彩妹子之所以如此厉害，一来就给喜奶奶一个下马威，主要来自娘家的教训。
令我妈妈不解的是，她离开隘口村嫁到凤形村，凤形村里的很多事情，从来没人告诉过外婆，但外婆对村庄发生的一切，却了如指掌，一清二楚，甚至爸爸同事离婚的消息，她也知道前因后果和其中的关键细节。外婆捕捉信息的能力让我吃惊，她甚至知道隘口村最有名的彩妹子，她弟弟和古仑一个姑娘废婚的原因。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当年隘口村没人打麻将、也没人疯狂“买码”时，大家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讲、扯谈。而现在，只要有四个人，就肯定拼一桌麻将，只要有两个人，聊的话题就和“买码”有关。我不知道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村庄闲人的减少，还是公共的晒谷坪被分割。外婆一次次地感叹，“福奶奶走了好多年了，三奶奶也去了好多年了，慧妈子快不行了，以后打讲的人越来越少，只怕阎王老子也快收我了”。
隘口村男人间的打讲，涉及的话题，比起外婆她们这群老婆婆，要宏大、深刻得多。我在武汉大学念硕士时，每个月都有讨论课，每次我的选题还没讲完，张老师就一锤定音，得出结论，“典型的湖南人”。他的根据是，我不论谈什么作家，总要扯到政治上面，总要扯到诸如启蒙的主题上。他根本没有料到，隘口村一个最没文化的男人，在打讲时候所谈论的话题，比我所讨论的选题都要深刻得多，要“启蒙”得多，当然也宏大得多。
隘口村人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离开家乡外出念书，我才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仔细回忆，在我童年耳闻大人的扯谈中，十有八九离不开国家大事，在八个关于国家大事的主题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与收复台湾、惩治贪官、改造社会有关。尽管隘口村的男人在扯谈到正有兴头时，总是被堂客们吆喝着回家吃饭，或是不得不配合阉猪的兰老倌，一起去抓猪栏里的猪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心怀天下的胸怀，干完手头的活，几个人很快就能进入谈论国家大事的状态。隘口村的金贵，刚刚还因为欠了别人的牌账，吓得到处躲债，但看到隘口村的男人又挤在晒谷坪里打讲，还是忍不住抛头露面地加入进来，并及时更正了苏联60年代撤离中国的具体时间，附带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更令我惊讶的是，隘口村人对赚钱似乎天生没有太多兴趣，尽管隘口村的经济基础在周边数一数二，但他们从来就没有仅仅被积累金钱所吸引。就算做生意，他们内心向往的项目，也是与他们的财力、修养搭不上边的贩古董。在我看来，这种只有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才有资格玩的门路，居然被我称为“彪八面”的表哥玩得团团转。也许，隘口村人骨子里的不切实际，和爱打讲、扯谈的习惯息息相关。
我到广州念书后，目睹广东老板哪怕家财万贯，依然勤勤勉勉做小生意时，两相对照，才发现隘口村人真的很懒，他们宁愿花时间在天南海北闲谈上，也不愿好好打理家里的几亩田。他们宁愿相信，只要有一人“买码”发了财，自己就一定能够跟着发财。当我回家告诉妈妈，不到外面去看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勤劳时，妈妈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穷也是一世人，阔也是一世人，他们都看得开，懒惯了啊”！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隘口村人确实能从闲扯中获得快乐，如果他们的酸甜苦辣，都能在打讲中付之一炬，我又有什么理由，强求他们一定要扎脚勒手、大汗淋漓地以深圳速度再建一个经济特区呢？如果他们在吃饱了饭后，始终坚持世上最有味、最过瘾的事就是扯谈，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将隘口村人的懒散，归结到他们爱扯谈的习惯上呢？我凭什么要区分隘口村晒谷坪上成群结队的扯谈，和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城里人跑去泡吧？既然隘口村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享受到聊天的乐趣，我凭什么一定要对隘口村人爱扯谈的习惯不满呢？
事实上，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我羡慕隘口村人没有一点思想压力，躺下去就能呼噜呼噜睡个大觉，不像我，不是担心课题的进展，就是担心怎样发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我羡慕他们每时每刻都有人陪着扯谈，不像我，无聊时候，只能困兽般地在房间走来走去，拿起电话簿，却不知可以拨通谁的电话，最后只得无奈放弃。尽管在他们眼里，我过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永远没有他们那份扯谈的闲心，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走在村庄的任何角落，都会碰到熟悉的、能说话的人。
做冷事（丧礼）
除了大年期间连续的老戏外，死人以后的正式丧礼，也承担了隘口村公共娱乐的功能。隘口村人将这一系列活动称作“做冷事”，相对“红白喜事”说法的笼统和不切实际，“冷事”的表述，不但严谨，也透露出更多对死者的悲悯。在隘口村人看来，一个人死了，不管他是活到喷嚏都没有打一个、自然而然地睡过去；还是遭受诸如被车撞死的灾难；或者因为受气想不通，选择了喝农药、上吊……他们认为，无论怎样的死法，人死了，就是一件使人伤心的事，不应该笼统地称为“白喜事”。好人死了，世上便少了一个好人；坏人死了，他毕竟到世上来了一趟，好歹也算抢过一块人皮；怪器人[4]死了，世间从此少了一个问主意的；傻子死了，难为他也是一世人；老人死了，熟悉的地方永远消失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孩子死了，可怜他仅仅到阳间打了一个转；自然死的，想起他的好处来，脔心肝肺都疼；自寻短路的，更让人揪心，谁知道他哪口气没转过来，谁知道他心里有多苦……隘口村人对死充满了一种理解的同情，对死充满了一份从容却不冷漠的体恤。四保生前，大家都喜欢逗他，但他死后，家家户户都买鞭炮，送他最后一程，几个老人和妇女，眼圈红红，为他伤心。相比增添人口、生孩子的欢欣，丧事的庄重，让隘口村人对“死”充满了敬畏。隘口村人每次打讲，提到“死人”被笼统称为白喜事，就愤愤不平，唠叨不已。
做冷事的种类比较多，一般有三种：第一种，也是程序最简单的，叫“招魂”，一般针对十四岁以下早夭的孩子。对于被水淹死的幼童而言，这个环节不可缺少，隘口村人的一致看法是，如果不给孩子“招魂”，他就永远只能做水鬼，没有机会投胎做人，既然耽误了孩子的今生，来世一定要弥补。第二种叫“总七”，此种仪式比之招魂要复杂一些，两者明显的区别在于，招魂的时候，遗体不能过夜，哪怕太阳落山以后出事，也一定要连夜将人安葬，否则，孩子就不能投胎，阎王就会将他留在身边，永世当小鬼。而“总七”时，遗体一定要在家里过夜。“总七”是一种简单超度亡人的仪式，要由专门的道士来完成，主要针对过世的青壮年。隘口村的山背后，有一个专门负责给亡人“总七”的道士，平时他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喜欢吃肉、喝酒，经常红光满脸地出没于隘口村前面的公路上，但一做起法事，仿佛变了一个人，那些鬼鬼神神，好像都很听他的话。他穿一件长长的黑袍，坐在死者的旁边，念念有词，比起平日，多了几分威严。最后一种是“做道场”，是最为复杂、当然也最有看头的丧礼仪式，年龄较大或者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获得这种礼遇。道场根据主人家的财力，又分为两种：两天三夜的，被称为小道场；三天四夜的，被称为大道场。相对“招魂”和“总七”的花费，“做道场”的开销要大得多。因为请的是一些大和尚，而且请的人多，加上仪式的复杂和正式，做道场的费用，往往是办丧事的主要开销。隘口村人目睹做道场的繁琐，明白此仪式纯粹是死人对活人的一种折磨，不过给和尚们提供一个营生的机会。老人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在世时总是对子孙、儿女说，“活着时对我好一点，死后总个七算了，不要做道场，活人难得跟着吃亏”。话是这么说，看到家底殷实的家庭，给老人做了三天四夜的大道场，一个个还是羡慕得心里难受。隘口村因此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老人过世，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乡亲们都会出钱，资助帮着将道场做好。
“有人故了。”最先得到消息时，大家自然要唏嘘、感叹一番，感叹完了，也就完了。每年总有人故去，每年总能听得一些意想不到、但偏偏发生的事情；每年换季时候，总有几家响起号啕大哭的声音；村口的小径，总能看到披麻戴孝、跪着报丧的男人。隘口村人尽管执着认真地活，但他们活的同时，没有忘记人生的最后归宿，没有粗心到疏忽死神终究光顾的那天。他们同情的神经，目睹这种司空见惯的人生程序，少了几分情绪化的表现。对他们而言，死亡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不妨将道场的仪式，看做一个小小的节日。
不得不承认，相比看老戏，我更喜欢看做道场。我喜欢那种奇怪的音乐；喜欢大和尚穿着鲜艳的衣服，在堂屋中间神气地穿来穿去；喜欢做法事敲击木鱼时，不紧不慢的声音；喜欢主人在死者面前燃烧冥币时，缓缓升起的火光和烟灰；我更喜欢堂屋四周挂满描绘阴间图景的画片。那些画片色彩艳丽，人物造型逼真，阎王神气地坐在阎王殿里，仿佛爸爸准备揍我们之前的威严；小鬼们则机灵可爱，喜欢在阎王面前耍点小性子，尽管是鬼的浮世绘，却充满了人间的逻辑和温情。当然也有夸张而熟悉的画面，诸如鬼推磨，下油锅。让我奇怪的是，小小的我，置身阴间的感性氛围，没有半点害怕，居然能从中得到奇妙的享受。我现在回忆，最后一次看完整的道场，还不到十岁，但我却像历经一次完美、立体的视觉、听觉、嗅觉盛宴，总是难以忘怀其中的兴奋和趣味。
做道场图的是热闹，如果真要将死人说成是白喜事，我想主要来自老人死后，做道场所营构的氛围。我很小的时候，就朦朦胧胧地感到，只要哪家死了老人，隘口村人内心深处，便升腾起一种羞于表达的快意。他们并非希望谁家死人，他们的快意，不过来自既成事实，既然死了人，既然人死不能复生，那也没有办法。在分担共同的悲伤时，真正使他们宽慰的事，是可以看做道场，可以围观主家，增加热闹的氛围。
做道场时，隘口村人有理由什么都不干。男人吃过晚饭，准时出现在法事地点，等着看和尚领着一家人，在堂屋内穿来穿去。女人收拾完毕，领着孩子，跟在男人屁股后面，去凑热闹。孩子们甚至作业都可以不做，老师检查起来，就说看道场去了，老师认定这个理由，竟然也不追究。女人看做道场，主要看女人们怎么哭泣。做道场的声音有几种，一种是和尚鼓捣的声音，一种是女人的哭声，一种便是看客的吵声。看客的嘈杂声是主调，但因为嘈杂，所以也听不出什么门道，只能算是道场的一种背景音乐。和尚鼓捣的声音尽管特别，但毕竟太单调，旁人难以听懂其中的真实含义，在道场的合奏中，只能算是伴奏。只有女人的哭声，才是现场的主旋律，道场做得好不好，做得有没有味道，最关键的细节，就是女人哭得好不好，哭得够不够动人。隘口村的女人，道场时候哭起来，往往声情并茂、感情真挚，极富感染力。哭腔自发形成，千百年来，形成了一拖三叹的调子，哭词则千变万化，形象生动，指涉具体，哭的都是一些针头线脑的事，“我的姊妹呀，你死得很可怜啊，你狠心丢下我，我怎么过得下去啊”！夸张的抒情后，便开始历数死者的好处，什么时候给她送了一块豆腐，什么时候给了她一粒冰糖，什么时候给了她一颗咸梅子，什么时候又帮她照顾了半天细伢子。一旦进入氛围，无数的往事，便成为女人现场创作的哭词，人越多，哭得越伤心，哭得越上紧。在悲伤中，她们因为被注意，于是悲伤伴随哭泣，也就有了表演的味道，仿佛旁人的围观，是对她们哭泣的最好鼓励和奖赏。围观的女人看到别人哭泣，也会因为情绪的波动，陪着流泪，她们心甘情愿地沉浸到悲伤的氛围中，仿佛各种哭声，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与自己息息关联。我小时候看做道场，常常留意到这样的场景，屋里哭，屋外也站满了眼睛通红的女人，屋里的人伤心，屋外的女人也陪着流泪。
现在看来，哭丧就是一种综合艺术，相比别的表演形式，因为它置身真实的氛围和场景，需要真正的感情投入，因而更具感染力，也能够无形中熏陶旁人。尽管从客观效果来看，哭丧有表演成分，但从主观来看，这种艺术形式一旦付诸实践，其表演性因为感情的浓度，立即消匿无痕。隘口村的女人，在我眼里，女人味最足的时候，正来自哭丧时候的温存，其真实、率性、情感的丰沛和充盈，在哭丧时候得到了充分表现。一旦哭起来，她们完全不顾忌个人形象，眼泪、鼻涕一大把，眼睛肿得像不小心挤烂了的草莓，嗓门沙哑得没有半点声音，哭丧完毕，人像大病了一场。我始终无法理解，无论多么笨拙的女人，一到哭丧，便口齿伶俐，文采斐然。
做道场的具体程序，我始终不太清楚。我童年时在道场现场关注的，主要是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换言之，凭一个孩子的审美观和理解力，我只关注到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隘口村的孩子，一到道场的热闹场合，就热衷于鞭炮过后去争抢几个哑炮，我不喜欢哑炮，却喜欢道场奇怪的氛围和感觉，迷恋描绘阴间的画片，喜欢木鱼的拙朴，就像娶亲时，喜欢看新娘羞涩、矜持的表情。但我知道，做道场对主家而言，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对孝子来说，更是人生的一道难关。如果说，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的鬼门关，隘口村男子在双亲去世、面对道场做孝子的要求时，比起生孩子，也轻松不到哪里去。我外公去世后，几个舅舅连续跪了几天，膝盖肿得老高，血肉模糊，不知脱了几层皮。对隘口村的老人来说，养儿子的实际功用和尊严，就体现在过世以后，是否有人在棺材前下跪几天。没有后人的老人，最害怕的不是生时没人养，而是死后没人跪。
法事开始了，三天四夜的道场开始了。隘口村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再一次活跃起来，人们变得兴奋，并且开始毫无理由地忙碌。女人变得不爱唠叨，男人变得更温存，孩子变得更懂事，婆婆也变得更宽容，不再有事没事便对媳妇挑三拣四，媳妇也变得孝敬起来，不再毫不示弱地反击婆婆的挑衅。这是一种奇妙的变化，隘口村的人，很少注意到这种变化，我凭着孩童的敏锐，对此大为惊讶。但这种临时的变化，不会维持太久，法事完毕，该上山的人，被吹吹打打地送上山，安葬完后，隘口村便立即恢复了平时的粗野和散漫，再现人间的烟火和生机。
我始终认为，隘口村人对道场的热衷，恰好显示其骨子里是多么渴望生活能有一些变化。女人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唠叨，厌倦了丈夫打骂孩子的生活，渴望能温文尔雅地过上几天。做道场对她们而言，更像是对情绪的一次周期性调整，借着别人的悲伤，她们毫无节制地挥洒内心的忧郁和悲伤，在人生的无常中，品尝着日子独有的滋味，做道场对她们来说，就像一次不定期的节日，一次释放心灵、舒缓压力的节日。对男人来说，做道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集会机会，晚上唱夜歌，更是那些念了点书、嗓门又好、还爱出风头男人的表现舞台。有人唱夜歌，不但主家高兴，隘口村的旁观者也高兴，不管怎么说，这种相比哭丧而言更具理性气质的语言艺术，能给大家带来感观上的愉悦。对老人而言，做道场更像是人生的一次预演，他们从大同小异的仪式中，感受着死的从容和生的坦然，感受着活人对死亡的重视和虔诚，目睹迟早要来的人生结局，可以包裹在如此绚烂的仪式中，自然少了一份对人生的恐惧。唯有对孩子，做道场具有纯粹的娱乐功能，放纵的快乐来自父母暂时的疏忽。
我清楚记得，做道场时，我总喜欢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我害怕死者，但人多时候，也会麻着胆子，跑到死者身边去偷看几眼。我喜欢看鲜艳的寿被，喜欢寿被上面刺绣的金龙和凤凰，它们张扬灵动，将死的残酷衬托得明艳、绚丽。我还喜欢看死者穿的寿鞋，尽管寿鞋浸润阴气，但卡通味十足的式样，还是让沉重的死亡多了一份戏谑。
外婆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临睡之前，将她艳丽的寿被、精致的寿鞋，小心地从她父亲装官帽的皮箱中拿出来，带着樟脑的气味，在我面前展示，然后心满意足地睡去，仿佛死亡是一次值得期待的节日，这让我从小对寿被、寿鞋充满了独特的鉴赏力。在我眼中，毫无诗情画意的隘口村人，对待死亡时，倒是充满了别样的耐心和情趣。我之所以一次次流连于道场的现场，迷恋各种对孩子而言没有多少乐趣的程序，主要是舍不得其中奇奇怪怪的声音，舍不得真真假假的画面所营构的独特氛围。我目睹和尚领着一家人，在堂屋里穿来穿去，履行繁琐而单调的“打灯”仪式，目睹一家人披麻戴孝，跟着穿着鲜艳的和尚走个不停，我不知隘口村无比重视的道场仪式，是否真的能超度死者的亡灵。
道场做完了，热闹了很多天的隘口村，随着木鱼声的消失，终于安静下来。对主家而言，“冷事”结束，人生必不可少的折磨终于停止，但失去亲人的悲伤，也许此时才真正在他们空落下来的心中弥散开来。我现在才意识到，做道场的劳累和繁琐，实际承担了另一种功能，肉体的长时间折磨，确实能替代失去亲人的精神痛苦。无论如何，失去朝夕相处的亲人，对隘口村人而言，是一件伤心的事情，这种悲伤无法掩饰，也无法短期内自然排遣。然而，只要道场的锣鼓响起，这种低落的情绪，马上便被一种程式化的喧嚣和来自体力上的劳累所冲淡。在做冷事的过程中，主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劳累，无法承受的劳累，很多时候，有人甚至从开始到结束，从来就没有合过眼皮。我亲眼见过一个孝子，在给父亲跪丧时，竟然因为劳累，当场睡了过去，吓得主家以为碰上了什么邪气。对隘口村人而言，忧伤需要代价，忧伤需要以体力为基础，一旦体力不支，忧伤也只能变成一种奢望。
“冷事”结束的标志，是烧灵屋。灵屋是生者给死者用纸糊的房子，房子的外形结构，颇像传说中的宫殿，表面看来金碧辉煌、鲜艳无比，房子里的摆设，跟真的一模一样。阳间有什么东西，灵屋里面就有什么东西，越是活在世上艰难的人，越会得到亲人特意准备的精致灵屋。我八九岁时看到的灵屋，里面居然布置了彩电和冰箱。我不知隘口村现在是否与时俱进，给灵屋配备了电脑和空调，车库和小车。外婆八十岁后，关于她的后事，交代最多的，就是灵屋的配置，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后人一定要给她一栋好的灵屋。尽管是纸糊的房子，却寄托了老人最美好的愿望。我到现在都难以接受，如此精致漂亮的房子，等到冷事一结束，和死者的衣服、用物一样，最后都避免不了化作一缕轻烟的命运。我一次次目睹颜色艳丽的灵屋，架在一堆毫无诗意的干柴上面，在亲人的哭诉声中，连同亡人阳间的物事，最后在残酷的燃烧中，化为灰烬，结束一切。隘口村人对死亡的理解，始终停留在“灰烬”层面：亡人用的钱，一定要化为灰烬；亡人住的房子，一定要化为灰烬；亡人要顺利进入阴间，无牵无挂地适应另一个世界，也要将他阳间享用的物品，尽力化为灰烬。隘口村人的死亡观中，始终浸润了通透和彻底。在他们看来，人来到世上，抢到这块人皮，本就由轻如灰烬的神秘东西结合而成，人离开阳间后，当然应该以一种缥缈的方式远离尘世。
吵茶（闹洞房）
隘口村人的生活，从吵茶的那一刻开始。直到自己到了也能被别人吵茶的年龄，我才意识到，这个多少带点戏谑、邪气的仪式，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
细舅二十岁那年娶了舅妈，舅妈羞答答地嫁过来了。十九岁的舅妈，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就和娘家人一直讨论当天的现实问题：如何在晚饭之前成功地藏起来，如何躲过对隘口村新娘来说不可逃避的一个难关——吵茶。对羞答答的舅妈而言，对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而言，她无法想象细舅的伙伴们会怎样捉弄她。
我清楚记得舅妈那天不易觉察的忧郁，七岁的我，总是时时跑到细舅的新房，探头探脑地打听，舅妈是否找到了躲藏的办法。我甚至准备傻乎乎地告诉她，我知道一个可靠的柴垛，那个柴垛在文伯伯家的灶屋后面，每次和小伙伴捉迷藏，我只要藏在那儿，就从来没有闪失过。但舅妈怎么躲得过去呢？细舅的人缘这么好，舅妈怎么躲得过去呢？舅妈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丝毫也没有办法。午饭刚刚过去，便有密探一直跟踪她，直到夜幕降临，舅妈还没有找到脱身的办法，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舅妈柴垛的秘密，事实证明，我决策的失误，给舅妈带来了极大麻烦：新婚晚上，她与细舅，成为隘口村有史以来“吵茶”最凶的一对。
“吵茶”即闹洞房，今天，我不知这个风俗是否保留下来。至少在我待在外婆身边时，“吵茶”是隘口村冷事以外，最为隆重、也最为热闹的节目。对隘口村人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结婚和死亡，对应的仪式，即“吵茶”和“冷事”。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始终处于同一层面，都是走向某种新生：一种孕育新的生命，一种走向新的轮回。对隘口村人而言，一生中能够获得他者对自身的关注，也只有在这两个时刻，一个时刻可以感知，另一个时刻却永远隔离。年幼的我，自然分辨不出两者对于人生的不同意义，在我眼中，吵茶和做冷事一样，更多的是带来一种观赏的快感。我很早就留意到，一旦有年轻人结婚，隘口村的后生，就会潜滋暗长一种骚动，一种精神。
酒席终于结束了，叫花子打着千篇一律的莲花落，满嘴荣华富贵、儿孙满堂，主家在庸俗、肉麻的夸赞中，送别赴宴的客人。所有的亲人，领受了同样的祝福和夸赞，在付出人情的代价后，一个个酒足饭饱、红光满面，他们打着饱嗝，剔着牙齿纷纷告退。只有那些蠢蠢欲动的年轻人，暗藏杀机，他们心怀鬼胎，躲在暗处，默默交流着最新的吵茶信息，暗中制造一个个新的恶作剧：诸如两个人咬一个苹果啦，两个人吃一粒豌豆啦，让新郎驮着新娘给客人点烟啦，让新郎跪搓衣板啦，让新郎喝凉水啦，更邪乎的时候，他们还要新人当众表演夫妻最隐秘的事，要他们当众干一些让人难为情的事。闹到这种地步，就没了正经，没了规矩，当然也没了大小。趁着混乱，常常有胆大的后生，跑到新娘的身边，当着新郎的面乱摸一把，新郎恼不得、气不得，旁边有人帮衬着吆喝，逼着新郎对捉弄的后生讲好话。新娘早就羞得无地自容，但在这群借着酒力、满脸邪皮的男人堆里，除了乖乖配合，别无他法。
细舅的吵茶开始了。言语不多的细舅，在这个窘迫的时刻，手足无措。围观的后生，全然不顾细舅平时的厚道，一个个翻脸不认人似的耍着无赖，逼着细舅干一些让人尴尬的事情。舅妈羞得哭了，但哭了还是不放过。舅妈流着泪点烟，有故意捣乱的人，总是让烟点不上，来来回回十几根火柴，还是没有按规定完成动作。于是就有人在后面，用一根夸张的木棍，打细舅的屁股，打得细舅一声不吭，满头大汗。该取笑的取笑了，该玩乐的玩乐了，该折腾的也折腾了，一生中就此一次放肆，夜深人静了，吵茶也该结束了。新生活开始了，洞房花烛夜的疲惫、疼痛，相伴而来了。
一生只有这个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从这个晚上开始，人生的责任、苦楚便只能自己背。吵茶是年轻人的成人礼，隘口村的年轻人，在欢笑的吵茶声中，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无论痛苦与欢乐，不幸与美满，都在同一个起点进行。
直到长大成人，我才真正懂得了吵茶渗透的放肆和任性。
细舅在半年前死了。他平淡的一生，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冷事，是隘口村最热闹、最体面的一次，他的花圈，足足将偌大的堂屋挤破。我在人群中，听着道场的奇怪乐声，看到不再滋润的舅妈，早已跨过十九岁的青涩，变得憔悴而沧桑。循着她的哭声，我猛然想起细舅的吵茶之夜，想起他二十岁那年的青涩和窘迫。
我泪眼一片模糊。
看戏
隘口村人爱看戏。
每到过年，初一到十五，整整半个月，铁定要请戏班子。因为唱的是花鼓戏，人员多，开销也很大。单是戏子就有好几桌，还有敲锣打鼓的、挑担子的、搭戏台的，每次都要将隘口村折腾一番。今天想来，隘口村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坦白说，80年代的隘口村，尽管经济状况比别的村庄要好点，但也说不上很有钱。奇怪的是，只要提到过年唱老戏，没有人不愿意出请戏班的份子钱，他们习惯了热闹，习惯了过年锣鼓喧天地吵上十来天。
在我印象中，每到过年就下雨下雪。正因为这样，看戏的情景反而记得格外清晰。戏台用各家各户的门板搭成，台前悬挂着非常明亮的汽油灯。台子后部拉扯了一块又长又宽的幕布，戏班一般来自临湘，有时也请隘口村福奶奶外甥的戏班子，福奶奶的外甥叫杨剑，自小便在隘口村长大，长大后便一直在天井剧团演小生。大年三十下午老戏开锣后，隘口村便进入春节高潮状态，村里的老人、孩子和妇女，早早便开始占座位，有些甚至搬一个炭炉，全家人围合而坐，还有的披了一床小小的被子，所有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戏台下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南方的冬天极其寒冷，但寒风中，却是享受的脸。
我也爱看戏，跟着外婆，从小便迷恋花鼓戏，尤其喜欢打路台时的过门调子。打路台即唱戏之前的预备过程，原初的功能，用于驱鬼辟邪，后来就演变为一种惯例，专门用于渲染唱戏前的氛围。过门响起，锣啊、鼓啊、二胡啊，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程式化，但合起来的效果，欢乐祥和，百听不厌。遗憾的是，多年以后，我找遍了多地的音响店，找了很多花鼓戏带子，就是没有办法找回那一小段过门前奏，无缘重温曾经令我心驰神往的旋律。
外公生前也痴迷看戏，对此他有一句经典评价，“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哈性[5]”。至于唱戏的内容，我记得，在长达一周的看戏过程中，前面两天往往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曲目，诸如《五女拜寿》《刘海砍樵》《朱买臣卖柴》，隘口村年年唱戏，这些保留曲目年年上演。奇怪的是，尽管隘口村所有人对此都一清二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甚至水袖的甩法、衣服的搭配、演员的化妆，都烂熟于心，但他们还是乐意每年反复看这些曲目，以致大部分人，都能看出戏台班子是否偷戏、漏戏。很明显，隘口村人看戏的兴趣，不在了解一个个熟悉的故事，他们迷恋既定的程序，以及程序所营构的氛围，喜欢全村男女老少过年期间，依靠戏台聚集在一起。隘口村人最熟悉的曲目是《刘海砍樵》，这一曲目传播广，知名度高，是每年必看的保留节目。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隘口村男男女女都能唱上《刘海砍樵》中的一段，感到迷惑不解，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没有电视和音响的日子，花鼓戏的表演，更能长进他们的血肉和灵魂。
我常常坐在外婆身边，陪她一直看到深更半夜，隘口村人总是说，“看她们两爹孙，夜夜都要看到拆戏台子”。事实上，很多唱词我听不明白，有些程式化的动作，我也似懂非懂。比如，一个穿着青衣的老旦，将自己的头发放下来，露出女人独有的长辫子，然后在戏台上拼命地甩，我每次都误以为，这是戏子故意把将头发解开给观众看，后来才明白，这种动作表示悲伤、无奈，暗示人生遇到了困境，诸如父母过世、仕途不顺、遭受冤屈而又求告无门。
在所有的角色中，我最喜爱看“三花”，即“丑角”。花鼓戏的三花，化妆很独特，头发扎成冲天炮，鼻子中央涂一点白粉，两腮染得通红，裤管卷得一个高一个低，说话拿腔捏调，神态嬉皮笑脸。每次三花一出台，我都能明显感到戏台下面的骚动，气氛也随之一变。所有的孩子都爱看三花，所有隘口村人都喜欢三花。隘口村确实有很多三花似的人物，比如教会满舅杀猪的仁义，一看到他的小眼睛，还有挤眉弄眼的神态，便让人想起戏台上的三花。除了三花，我还喜欢“花旦”，尤其是“小旦”，我对女人的美，最初的启蒙就来自小旦的扮相。她们衣着艳丽，以粉红色诸多，身段苗条，曼妙飘逸，性格活泼、青春勃发，经过装扮的小旦，在我眼里个个都赛过天仙。以我童年的审美标准，世上再也没有比小旦更美的女人。至于唱腔，也是婉转、明丽，伴着二胡，缓缓道来，就算台词听不懂，旋律的美感，也足以让我迷恋。在所有的剧目中，我真正喜欢的是悲剧，我喜欢小旦戚戚怨怨地在戏台上徐徐缓行，喜欢她们一招一式甩水袖的动作，喜欢她们慢慢唱上半天后，悲伤到极致，转过脸去，眼睛下面便有莹莹泪滴，于是，台下便也有了无数泪光点点，老人的泪滴，女人的泪滴，孩子的泪滴。“这个女人好造孽啊！她做了京官的丈夫不认她，她真的好造孽啊！”等到小旦长长的曼舞停止，观众才收住唏嘘的声音。至今想起来，当时戏子的表演都非常投入，他们该流泪时流泪，该高兴时高兴，随着情绪的流转，在观众的陪伴下，在戏里认认真真地演绎另一种人生。台下的观众更加投入，戏子的遭遇仿佛自己的人生，戏子哭，他们跟着哭；戏子的灾难得到了解除，他们跟着高兴；哪个角色受了冤屈，他们恨不得跳上台去，揍那个作恶的演员。在唱大戏的那几天，隘口村成了一个天然的戏曲论坛，表演、唱腔、服饰、选本、唱词、戏子等，村民们说起来，个个都是戏曲专家。
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境呢？当隘口村的男女老少，都沉浸在一出戏中，忙碌的村庄，在年关时节，真实地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古典的乡村结构，在80年代，依然葆有顽强的形式和生命力。而童年的我，却一直心藏秘密：在所有的戏子中，我曾经如此迷恋福奶奶的外甥，每次只要看到他在台上表演，看到外婆对他夸赞不已，我就会激动心慌，就会失落和惆怅。
今天，这一切都不会重现。
隘口村的晒谷坪没了，听满舅讲，福奶奶外甥的戏班子早就解散了，在电视、电影横行的时代，他们入不敷出，再也没人请他们唱戏，“放个电影多省事啊！一个人的伙食，又用不着搭戏台，幕布往树上一挂，一切就成了”。但隘口村的老人，始终对老戏念念不忘，电视、电影怎样热闹，都不能让他们过瘾。更让我难受的是，福奶奶唱戏的外甥，再也不唱戏了，面对四个孩子，他贩卖过钢材、开过小店，还曾经在路边顺带卖过猪肉。我始终无法将他台上仪表堂堂的小生扮相和这些普通的职业联系起来，一听到外婆谈他的近况，我内心就隐隐钝痛。“他的戏，唱得几多好啊！真可惜了一个好角色”，隘口村人的老人，直到今天还在叹息。
今天，我再一次惊奇地发现，看戏对隘口村人而言，具有更多的象征意味。比如那出百看不厌的《刘海砍樵》，对他们来讲，细节早就烂熟于心，但他们还是需要每年春节，再集体地重温一遍，他们需要二胡、唢呐、锣鼓所打造的旋律和节奏，在特定的时间，再一次营构特定的气氛，他们需要耳边响起，“肩钎担，望山岭，走过一程——”的腔调。还有《朱买臣卖柴》也是如此，尽管每句唱词都深入骨髓，但他们还是需要朱买臣卖柴的故事，借助过年的气氛，再一次潜入隘口村的人心角落，需要从朱买臣做官以后，马前泼水的启示中，获得做人的基本底线。
我懂事以后才发现，隘口村人的价值观念，多来自花鼓戏的熏染，在他们的道德观中，抛妻别子、见义忘利、贪恋荣华富贵的小人，是被谴责的对象。我到现在才明白，隘口村人为什么可以容忍五玲在家里养野男人，为什么对偷情如此宽容、理解。在他们的道德逻辑中，冬瓜佬病了、傻了，五玲没有离他而去，并且始终伺候在身边，冬瓜佬失去了生存能力，五玲要活下来，自然只能依靠别的男人，这没有什么过分。隘口村人对道德的理解、把握，充满了来自生活的智慧，也给五玲留下了一条生存的缝隙。隘口村的老戏，经由过年的狂欢，像是一次强化而集中的道德过滤，在无形的熏染中，多年来，维系着村庄的秩序和肌理。有意思的是，看戏的习俗，竟然影响了隘口村人的爱好和审美观，很多人潜意识里，总是一不小心，就将日常的生活和老戏扯上关联。那个总是欠一屁股牌账的鲁贵，竟然从花鼓戏的观摩中，悟出了一手专业水准的二胡；丁奶奶的满女儿，一天到晚戴个假发，穿红戴绿，打扮得像个花旦；还有一个桃灿，三十多岁了，总是戴一束戏子的长发，在隘口村晃来晃去……碰上这些怪人，村人从不指指点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还发现，隘口村的成年男人，不约而同地喜欢老旦所穿的玄色长衫。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对我而言，这些细小的日常生活细节，早已化入我的骨髓，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人格特质而言，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地道的长乐人，一个地道的隘口村人。
* * *
[1] 青狮桥人，主要指青狮村桥头附近的居民，不包含整个青狮村人。
[2] 峒里姑娘，指偏僻山村长大的姑娘。
[3] 冲里：湘北一带多山，冲里指偏僻山沟中。
[4] 怪器人：方言，聪明人。
[5] 哈性：方言，蠢宝、傻瓜。
二 活力与隐忧，村庄当下的精神面影
和80年代村庄的宁静、笃定相比，随着90年代社会转型的开始，隘口村开始变得躁动和热闹起来，村庄呈现出裂变的倾向：相比经济实力的增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扭曲的价值观和抽空的文化底蕴，使得“买码”、吸毒和赌博等陋习一度成为村民无法摆脱的噩梦。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村民受到外力的推动，重新唤醒了对村庄的记忆，激活的文化认同感，慢慢成为村民抵挡陋习的内在动力。在2015年的返乡笔记中，我曾勾勒了村庄活力与隐忧共存的精神面影。
价值真空下的新挑战
在考察村庄命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我发现尽管丰三村和凤形村相距遥远，但两地属于同一种类型：村庄的演变，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自身没有内在的成长力量；面对外在的冲击，缺乏来自村庄内部的抵抗力。经济的贫困，构成村庄最明显的面影；文化的匮乏和组织的溃散，成为村庄的内在肌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两家的亲人，大部分都在为温饱抗争，稍稍摆脱赤贫状态也是在90年代外出打工之后。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相比，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外部伤害，以及外出打工所受到的歧视，很少进入别人的视线。关键时候，陷入困境的亲人，还得依赖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
但我自小长大的隘口村，却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从经济条件来看，自我1976年被送往外婆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衣食无忧，妈妈外嫁以后，回到娘家，总是会收获亲人的怜惜。一直到今天，在整个汨罗的乡镇经济中，长乐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隘口村，更是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重镇。我小学的同学雄辉，初中都未毕业，却能把握良好的机遇，从贩卖保险柜开始，逐渐扩大自己的商业领域。我的几个舅舅，除了大舅没有从事农业以外的活动，其他几个都有自己的副业。二舅从1983年起就经营村里第一家商店，做酒、做汽水、做饮料、制菌，什么赚钱做什么，算得上80年代商品意识觉醒很早的人；满舅的胆子更大，在80年代早期就开起了织布厂，车水马龙的厂子能解决村里多人的就业问题；细舅则做泥瓦匠，养过母猪和脚猪[1]。
伴随经济的发展，村庄却暗藏了极大的隐忧。在封闭的年代，隘口村凭借长乐镇的底蕴、地缘优势，获得了比临近村庄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在开放的年代，物质上的优势，叠加价值观的虚空，反而强化了他们性格上的冒险、虚荣，令他们更快投向了消费、享乐和投机主义的怀抱。自90年代以来，村庄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生活的贫困，而是败坏的社会风气带来精神上的绝望和无奈。扭曲的价值观，成为横行村庄的毒瘤；及时行乐的习气，在一片喧嚣中，彻底消解了村庄几百年来的安稳、笃定。
在2006年左右，隘口村吸毒、“买码”、赌博之风达到顶点，整个村庄呈现出末日狂欢的气息。大起大落的命运，左右着村人的日常生活，虚无的成功和残酷的现实，天天在村庄上演。在此氛围中，我的很多亲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表妹鸿霞在“买码”巨亏以后，为了逃避这种环境，毅然随夫南下深圳；表弟鲁智因为盲目的义气，无法逃脱地混迹村中的“男孩帮”，多年以来，被吸毒、“买码”两根绞索左右，难以自拔，成为整个家族最大的心病；曾一直笃信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大姐，也禁不住姐夫、妹妹的劝导，陷入“买码”的泥坑……在这种如毒蛇般纠缠的无奈中，人性的复杂、软弱、贪婪显露无遗，但现实中，却找不到任何来自价值观层面的洗涤，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误区。
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政府目睹风气巨变带来的风险后，通过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推动，重拾“玩故事”的民俗，积极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村庄也凭借自身丰厚的底蕴，正逐渐正本清源，恢复底气。我年轻的表弟，经过人生的折腾，在亲情的召唤下，决心重拾本分的生活，依靠劳动和聪明生存。这让我意识到，当村庄陷入实际的困境时，蕴含其中的文化传统，一旦能够受到外在环境的激发，就能从内心深处唤醒村人的记忆，变成活水清泉，荡涤脏污的文化入侵。至少，从隘口村近几年来的文化实践看，尊重民风民俗，尽力回归传统，将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新农村建设的举措结合起来，寻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不失为重建村庄的可行路径。
在涉及对乡村命运的考察时，正是隘口村的存在，让我意识到乡村面相的复杂，意识到我笔下的丰三村、凤形村，只能代表广大乡村的部分真实图景，在中国复杂的地域分布中，乡村还有很多隐匿不见的其他可能。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如果要以更大的篇幅，勾勒整个乡土中国的面貌，隘口村显然不能忽视。我的疑惑是，在中国众多的村落中，隘口村到底有怎样的代表性？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是否代表了中国村庄的某种共性？它所蕴含的活力和可能，到底能否通过行政或文化的力量，渗透进别的村庄，进而从整体上，实现村庄的修复和新生？更为重要的是，隘口村的实践之所以有效，发达的经济，显然提供了基本前提。至少，相比其他生存艰难的村庄，隘口村大部分村民，不需要为了廉价的工资抛妻弃子，远走他乡，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村庄人口的活力。
需要说明的是，隘口村部分的写作，并非刻意安排的光明尾巴。在我的经验视阈中，中国乡村的复杂性，仅仅通过与我密切关联的三个村庄，就能得到呈现。不同处境下的亲人，面临的困难和机遇，千差万别。探讨乡村的出路，也许能从此种差异的存在中，找到有效的方式。
2015年返乡笔记
中国国情的差异表现在任何一个层次，包括乡村。2015年春节，满舅邀请我们全家去他家过年，我因为两岁就离开父母寄居外婆家，直到十二岁才离开，所以这次有机会到舅舅家过年，感觉非常亲切，也格外开心。
过年的热闹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深圳的二舅一家也回来了，亲人相见，浓浓的温情立即弥漫开来，童年的温暖，竟能超越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重回心头。不得不承认，亲人之间的温情，并未随时光消逝半点。事实上，在和舅舅、舅妈、表兄妹相处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自己的情感已经迟钝，也不习惯像亲人那样直接表达热烈的感情。
吃过年饭后，因为担心儿子跟不上队伍，我跟随一帮孩子去村里拜年。说是拜年，其实是讨红包。这两年，村里不流行拜年分糖果，而是分红包，给每个孩子一块、两块钱。我观察到很多村民的房子极为气派，几乎都是楼房，房子的装修也和城市没有任何区别，面积非常大（人均至少是60平米）。我还了解到，除了个别在县城做生意、上班的人，村里人大都不喜欢去城里买房，有了钱还是喜欢在老家修房子。我的鸿霞表妹，结婚的时候刚刚在家里重修了房子，这几年在深圳赚了钱，尽管全家早已落户深圳，可还是惦记在村里重修房子。正因为人气旺，村子倒也没有显示任何破败的迹象。更令我感慨的是，和十年前相比，村里的卫生条件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统一修了垃圾池，每天都有专人来清理垃圾（我认为村庄的管理水平远远超过广州，村庄的整洁、干净也出乎我的意料）。
村里的孩子，野性十足，极富活力，尽管也有一些留守儿童，但因为有亲人照看，还是能获得足够多的爱（村子外出打工的，每年必回。在他们眼里，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混得好不好，回家过年，是天经地义的），根本就没有农村孩子常见的胆怯和不自在。大年下午，我跟着孩子们拜年，跑了两个小时，儿子力行早已累得不想走动，鲁智的儿子鲁正，比力行小一岁，则精神焕发，马不停蹄，将战利品放回家以后，竟然独自骑着单车，跑到西山湾去拜年。乡村公路上，过年返乡车辆不少，满舅居然放心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骑车外出几里。我对此表示惊讶，他立即说，“不碍事，不碍事。他早就一个人骑车外出，隘口村弄不丢人”！对比广州生活的我，孩子快八岁了，却从不敢让他离开视线半步，以致过年那几天，只要儿子和小伙伴不见了，我总是习惯性地去找人，惹得满舅笑话。村里的女孩子同样开朗大胆，三十晚上，鸿霞表妹开车带我们去临近镇上的歌厅唱歌，刚过鲁家塅牌坊不久，一群女孩子就在车前挥手，示意停车，鸿霞表妹的女儿打开车窗，和那些孩子笑着打招呼。我一打听，原来那些女孩与表妹并不相识，她们想去镇上玩，嫌步行劳累，于是就在路边拦车，看能否搭乘一段。从女孩子不设防的举动，可以判断村里的人际关系还好，保留了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确实，富有活力、激情四射、爱热闹、讲排场、性格野性、人情味浓，是村里人的普遍特征。以我春梅表妹的话就是，嫁到隘口村的峒里姑娘，哑巴都能学会说话。我细舅的儿子新新，前几年结婚，妻子就是峒里的一个矮小女孩，刚过门时，性格极为内向腼腆，这次看到她，才两三年，性情已非常开朗亲切，早已融入隘口村的氛围。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么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很团结，组织能力也强。村子原来靠近鲁家塅的公路，因为离屋子太近，随着近年车辆增多，村人担心孩子安全，于是大家马上组织起来，在农田中间重新修了一条公路，家家都出钱，没有人说闲话。
隘口村人大胆的性格，和村民的团结、齐心分不开，我满舅就是一个极爱为头的人（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一个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人）。80年代中期，满舅办厂最为红火的时候，曾不畏麻烦，组织全村人在过年期间“玩龙”。“玩龙”规矩极多，人员多达几百，涉及家家户户，是一项繁琐的集体活动，对组织者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人格威望有极高要求。
这次回乡，我最感欣慰的事情，是表弟鲁智的彻底转变。因为吸毒，多年来，他一直让整个家族感到揪心和蒙羞。但无论他干了什么坏事，谁也没有放弃对他转变的信心和希望。在亲人张罗着他结婚后，妻子因为整个家族给予的温暖，拒绝了娘家人逼迫她离婚的要求，坚定地待在隘口村。为了让表弟远离毒友，深圳工作的鸿霞表妹给他找了份工作，让他们夫妇一起上班，两个孩子则交给舅舅、舅妈抚养。去年年终，表弟除了给舅妈买了价值八千多元的金手镯，还给了舅舅两万元。过年回家，表弟的神色中终于有了理直气壮做人的感觉，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感受到亲人对他一如既往的关心，亲情的温暖让他格外珍惜满足。和他聊天，与任何一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一样，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教育。他坦言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小儿子接到身边，带到深圳读书。面对隘口村不太好的社会环境，他担心对儿子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他反复说，“我走了弯路，不能再让儿子误入歧途”。表弟二十多岁时，曾因“买码”，一个晚上暴赚过十几万，短短时间里就积累了可观财富，可最后还是因为“买码”包单（吃单，不上报，风险自理），一个晚上赔光了整个家底，从此陷入困境，精神上一蹶不振。与那时完全不同，他的心态已彻底调整过来，对现在夫妻两人每月包吃包住、还有一万元收入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本本分分生活，将两个孩子带好，过一种如父辈般踏实、靠谱的生活。我们都笑他三十七岁才“上运”。满舅因为儿子的转变，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干起活来格外起劲。不得不承认，若不是亲人的包容和帮助，表弟的转变将极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