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凤形村
凤形村行政上隶属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县级）三江乡。汨罗市位于湖南省北部，境内有罗霄山脉北端支脉幕阜山，汨罗江流经全境。三江乡位于汨罗市东北部，是汨罗、平江、岳阳三县交界的革命老区，“三江”地名，来自发源于三县的三条小江，一条由三江乡智丰村发源，一条由平江县岑川镇发源，一条由岳阳县境发源，三条小江于三江乡十全村汇成一处，与汨罗江连通，最后流入湘江，汇入洞庭湖。凤形村是三江乡一个行政村，地处三江乡西南，是一个有山有水的村庄。
一 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1]
1974年正月十五，我出生于湖南汨罗三江乡凤形村垛里坡，这是一处依山傍水的美好居所。家乡有“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的说法，父母想都没想，第三个女儿出生后，顺便就取名“黄灯”。一个人只有外出了，才会站在高处，俯览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才会在乎家乡河流的来路和去向。
爷爷存活下来的兄弟一共有五人。我爷爷是老大，他二弟，我们称呼为二爹，很早就过继给了别人，但因为二爹在儿子仅仅三岁的时候早逝，族人为了照顾年幼的侄子小胖（我们称呼为胖伯伯），亲戚之间的走动并未中断；爷爷的三弟，我们称呼为五爹，五爹生育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根叔、魏叔），一个女儿；爷爷的四弟，我们称呼为七爹，生育有五个孩子，他在最小的儿子（我们称呼为幺叔）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过世了；爷爷最小的弟弟，我们称呼为八爹，八爹生育了五个孩子，去年80岁的时候投水去世。
1971年，爷爷因为害怕战争重现，固执地要将房子建在偏僻之处。他带领一家老小，经过半年的辛劳，终于在凤形村垛里坡建起了现在的老宅。现在想来，老宅的兴旺与热闹，在爸爸唯一的亲弟弟，我的叔叔黄河水1980年娶了婶婶后达到顶峰。婶婶是个热情爽朗的女人，个子不高，脸色红润，喜欢唱山歌。夏夜的星空下，我们全家聚在老屋门前的石板上，在牵牛花、石榴树、葡萄藤搭的凉棚里睡觉看星星，四周的山送来沁人心脾的凉风，潺潺的小溪欢快地绕屋而过，妈妈与婶婶说着女人间的悄悄话，爷爷与爸爸分享纸烟，因为独门独户，方圆半里之内没有别的人家，故而整个大家庭的关系显得格外亲密。
我出生时，老宅刚刚建好两年多。大姐黄辉出生在另一个村子，二姐黄沁出生在外婆家，我是家中第一个出生在老宅的孩子。在我以后，又生了四个男孩，分别是弟弟黄柱，叔叔的大儿子黄炎培、二儿子黄职培[2]、三儿子黄峰。河水叔二十六岁时，婶婶去世，八年以后，经人介绍又认识了小霞婶婶，小霞婶婶来自远方，没有和河水叔结婚，后来生育了儿子黄峰，但因为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在七个月时不幸夭折。小霞婶婶后来离开了河水叔，不知去向。
1986年，爸爸被评为汨罗市首批中学一级教师，获得农转非资格，为了给我们四姊妹更好的出路，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将家中所有成员转为城镇户口，由此带来的实际后果，就是刚刚分田到户的田地全部被集体收回。
事实证明，爸爸的这一决定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在读书就能改变命运的时代，我们四姊妹的出路，没有依赖“农转非”的福利。1989年，大姐师范毕业，成为一名教师，后来改行做生意；1990年，二姐师范毕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目前就职于汨罗市一所中学；1995年，我大学毕业，在短暂工作后，开始了漫长的求学过程，彻底离开家乡；1998年，弟弟大学毕业，因为学的是路桥专业，从此走南闯北，现定居浙江。对父母而言，“农转非”后，失去土地，他们内心一直没有安全感。1980年，正是因为对土地的留恋，爸爸毅然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对此，妈妈情感上一直难以接受——用看得见的土地换回的仅仅是一个空头的商品粮户口。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农转非”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意味着世代为农的局面出现转机。土地被收回后，面对四个年幼的孩子，父母决定寻找另外的生存机会。1986年，妈妈陪同爸爸来到三江中学，彻底离开了居住十几年的老宅，自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回去居住。在叔叔南下打工、爷爷奶奶去世以后，两个堂弟也彻底离开故地，老宅在年久失修中，终于坍塌，只留下了叔叔曾经居住的东边住宅。
对于故乡，我的印象非常模糊。因为姊妹多，年龄相隔近，1976年我两岁左右就被送往汨罗的另一个古镇——长乐，交给外婆抚养到快十二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念初中，那时，父母已离开老宅。初中毕业，我就彻底离开了只是短暂居留过的家，前往县城的汨罗一中念高中，从此再也没有在故乡的土地上长久停留过。这样，实际上，从出生到现在，我仅仅只在凤形村居住了五年左右。尽管如此，我和故乡的亲人却从未生疏，他们生存的点点滴滴我都非常熟悉，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依然生活于此，他们的事情，经由父母之口，我烂熟于心。
2006年，目睹老家的变化，我写下《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文，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将故土作为观照对象，甚至是作为问题的载体进行审视——在时代的转型中，结合自己的城乡经验，正视这片土地在转型期的阵痛和迷茫，理性呈现故乡的变化，并由此彻底告别青春时代对乡村的浪漫叙述。套用今天“回乡笔记”的说法，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回乡观察。对凤形村的呈现，我愿意以十年前的这篇文字，作为起点。
故乡是美好的。千百年来，故乡对在外的游子而言，无不成为他们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之处。对我而言，故乡更是我的生命之根和情感之源。尽管出外求学多年，我对故地的牵挂和想念却是一点也没有减少，无论再忙，每年的假期我都尽量要回家待上一段时间。
令我惊异的是，近年来，我发现自己回家的渴望竟不像以前那样强烈，故乡对我而言，仿佛无形中多了一层隔膜，至于这种隔膜到底来自何方，我眼前也是朦胧一片。我得承认，年少时代对故乡那份浪漫的想象，固然是我心态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她近十年来的变化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在此，我无意从文学的角度对故乡作些描述，而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说说我所亲历的故乡的一些变化，在现代化无所不至的社会进程中，我只想对故乡鲜活的生存情状作一简单的勾勒。
河水脏了，青山秃了
2005年腊月初十左右，群叔（爸爸的堂弟，七爹的儿子）跑到我家，和爸爸商量，说是要找志癞子算账。志癞子是老家凤形村原来的村支书，前几年以办福利厂的名义和乡政府联合办了一个纸厂，办厂之初，由乡政府出面，将群叔几兄弟靠近河边和马路的农田征收了过去，做了厂房，以优先招工为条件，答应每亩补助三千块，但那些钱一直没有兑现。找乡政府，乡政府说是厂子现在已经归到了志老板名下，和乡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找志癞子，说是钱早就给了乡政府，乡政府没有将钱补到位，怪不得他。
姑且抛开每亩农田是否真的只值三千块补助金这个前提不说，只说说造纸厂给亲人带来的伤害。显而易见，群叔和他的兄弟是直接的受害者，由于家乡的田地本来就不多，纸厂将他们的田地征收后，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可以到纸厂上班，但每个月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所得也不会超过五百块，更何况这种工作并不稳定，有活干时，可能加班加点，没活干时，则可能一无所获。更令我们痛心和遗憾的是，由于纸厂的安全设施差，我一个堂兄三哥在上夜班时，由于过度劳累，竟然不小心将整个大腿卷进了碎浆机中，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左腿，成了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尽管最后经过协商赔了八万块钱，但这种椎心的伤痛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
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来，纸厂对村人的最大伤害在于对环境的破坏。故乡那条无名的小河在纸厂没有开办之前，终年水质甘甜，清澈见底，总能看到活泼的鱼儿在阳光的照射下，藏在礁石的阴影中自由地嬉戏。自从纸厂开办后，由于乌黑的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进河道中，河水不到半年就变得昏黄污浊，臭气熏天，村人甚至连鸭子都不敢放养。靠近纸厂的河岸更是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旁人只得掩鼻而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人靠纸厂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首先得利的当然是老板。志癞子每年由此获得的纯利至少三十万元（因为是福利厂，不用交一分钱的税，加上和乡政府合办的背景，更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事），他因此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村里的首富。其次得利的当然是乡政府，尽管难以确定他们之间分配利益的具体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纸厂的后台和靠山，没有乡政府，志癞子的纸厂不可能开得这么顺利，他拖欠的征地补贴也不可能一拖再拖，甚至不了了之，自然，作为回报，他也不可能不给乡政府任何好处。
从少数人的角度来看，纸厂所获得的利润当然是巨大的，但如果从整体看呢？这种收获与付出相比，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利润可以计算，可以成为乡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绩，可以成为全国GDP中的一个具体小数点，但纸厂侵占农田给村民带来的损失、几万村民赖以灌溉和生存的河水被污染后的代价、整体生态环境的变坏对村人健康的潜在损害，又有谁来真正计算过呢？事实上，这些无形的伤害并不因为它分散到了很多人身上、被某一群体共同承担就可以忽略不计，相反，由于纸厂老板和村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客观说，志癞子在开办纸厂以前为人也并不太坏，他在村里说不上人缘很好，但也没有留下多少难以处理的关系），很多本应摆上台面仔细研究和共同解决的迫切问题，反而就这样耽搁下来。以上面提到的环境污染为例，纸厂开办半年后，由于河水变质太快，村里华叔（七爹的儿子）的田地根本就没有办法灌溉，他找志癞子商量，志癞子由于一时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污水处理跟上去，于是找到村里原来的队长强国叔（八爹的儿子），要强国叔和华叔商量。华叔和强国叔是堂兄弟关系，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村里熟人熟面，华叔看在强国叔的份上，也就不好说什么。志癞子为了平息民愤，随便弄了一个污水处理设备，然后放出风来，说污水是经过净化的，对农田和饮用没有危害，完全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设备形同虚设，但又不可能再去和他计较什么，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结果呢？河水变得越来越脏，鸭子还是不能放养，农田灌溉只得从水库买水解决，河边的公共井也只能被废弃，村人直接用管子把山上的泉水接到家中。
泉水接到了家中，固然暂时解决了村人饮用水的难题，但没有人可以保证曾经取之不尽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绿水不再是绿水，青山又何曾还是青山？河水污染后，故乡的青山仿佛也慢慢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岗，到处是黄黄的裸露的岩石和岩石中间的土缝里被砍过的树桩。说起家乡的山，我不由得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时由于植被生长好，小伙伴们总喜欢到山上玩，春天采映山红，初夏端午时节采野草莓，秋天打坚果毛栗，冬天则到山上扒毛茸茸的枞树叶子做引火柴[3]；不同的季节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野鸡自不用说，我们总能在短短的灌木丛中看到它们傻傻地将头埋进树叶中，以躲避行人的笨样子；还有野兔，灰灰黑黑的，速度很快，但也时常被我们打中；现在踪影难觅的麂子也时常出现，长长的腿，总喜欢沿着峡谷或在峡谷里一路狂奔；甚至还有狐狸，非常漂亮，大大的尾巴总喜欢摆在灌木丛中，露出机警的眼睛；松鼠和黄鼠狼更是常见，在树丛中间跳来跳去，快乐异常。但现在，随着山上的大树被砍光（村里的山分给个人后，个人自用，砍伐增多，加上前几年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猛增，也直接导致很多人偷伐树木），加上近年来煤气的涨价，乡亲们承受不起高昂的费用，只得向大山索取燃料，这样一来，连那些矮矮的灌木都未能幸免，山岗变“山光”就无可避免了。纸厂的开办对河水的污染直接导致乡亲们对山泉的依赖，但随着山上植被的减少，山泉也并非取之不尽的资源，由此看来，如果情况持续下去，总有一天，连乡亲们基本的饮用水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山清水秀的地方在无尽的掠夺下，就这样一天天变得贫瘠而又满目疮痍。
群叔说要找志癞子算账，可是这笔账是否真的就只能算在志癞子一人身上呢？
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
除了生存环境的改变外，故乡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常住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年刚过，正月初一，父母带我们几姊妹挨家挨户给本家的叔爷叔奶、堂伯堂叔拜年。本家的亲戚几年来变化较大，以前的土砖泥瓦房有一些已被新修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所取代，房屋的设计不再是以前的老式样——堂屋带连三间或者是堂屋带连两间，而是全部变成了目前流行的套间，和城里时髦、实用的房屋结构没有半点差别；装修也一样，用鲜亮的瓷砖铺地板，组合家具，挂窗帘，清一色的席梦思床，电器更是齐备。群叔的女儿因为长得漂亮，并且生得聪明伶俐，到长沙打工没多久，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到一个赌场上班，专门负责看场子。由于赌场较大，常去的人都很有钱，她嘴巴乖巧，办事灵活，总能得到客户较高的小费；她还通过认识的一些客户做做小生意，诸如夏天推销空调、冬天推销毛毯，总能赚一些“炮火钱”，光2005年就给了家里两万块，极大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我们挨家去拜年，不久就到了根叔（五爹的大儿子）家，刚近门口，看到一个鲜亮而又熟悉的身影闪过，姐夫眼亮，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是谁，他就开起了玩笑，“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我们一笑，方知道刚才门口闪过的那个身影是小珍叔（家乡没有针对女性的适合称呼，不管男女，比父亲年龄小的叔叔辈，全部称为叔叔），她是根叔的老婆。
这几年随着老家打工潮的兴起，青壮年劳力大都南下广东，家里主要留下老人和孩子，刚开始两年还有一些生了孩子的妇女留在家中，但没多久，年轻的媳妇生完孩子后也紧接着背井离乡，加入到南下打工的行列。据我所知，家乡出去的男劳力主要从事建筑和装修行业，干一些体力活和简单的技术活，并没有固定的工作，工资收入也不稳定，忙时，一个月加班加点可以拿两三千块，闲时则可能要吃老本。女工则主要进工厂干活，玩具厂、鞋厂、电子厂、制衣厂是她们常去的地方。我2004年到河水叔租住的地方过中秋，老家过来的婶婶聚在一起，她们都抱怨工厂的劳动强度太大。彩凤叔（五爹小儿子魏叔的妻子）说，“太累了，真的吃不消，又没有半点空，还以为出来日子好过，没想到这么难受”。瑛国叔（八爹的大女儿）说，“最主要的是眼睛受不了，一进厂房就流泪，缝纫机开起来眼睛就发昏，现在要是退还押金，就辞工”。季叔则说“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如何，就出来造这一次孽了，不如在家将伢子带好”。说是这么说，真到过完年，看到有人准备出来做事，那些体力好、孩子又已经断奶的妇女又禁不住心痒，最后还是决定出来干。她们也算过一笔账，出来干再苦再累，一个月正常上班五百块钱还是能够挣的，一年下来，除了自己的开销（一般工厂包吃包住，她们的开销也小得可怜）外，最少也能存四五千块钱（当然是在她们身体好、并且家人也平安的前提下），趁年轻干七八年存几万块钱，修房子、送孩子念书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小珍叔就是其中主意最坚定的一个。她出生于60年代初期，比起那些年轻的媳妇，她的年龄要大一轮。在进城打工还没有兴起前，她嫁到老家，曾是村里公认最能干、最勤快的媳妇，生育了一双儿女后，她做了结扎手术，但不久又怀了一胎，生了一个男孩。三个孩子围着她转，辛劳的程度可想而知。村里有人出去打工后，她是第一个主动提出来要到外面做事的女人，家人都建议她在家带好孩子，但她主意已定，在最小的儿子还不到三岁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刚开始，她和别人一样，进厂上班，过着辛苦但有规律的生活，一年后，她嫌工厂上班太累、工资低，就辞职不干了，在广州耗着，后来据说跟了一个包工程的老板，时常出去跟他做一些杂事。自此以后，小珍叔在村人的嘴里就变得暧昧起来。再后来，又听说那个老板出了事，死了，小珍叔还是没有回家。在此之前，她曾经回来和根叔交涉过，想离婚，孩子一个也不要，东西也不要，根叔没有答应。旁边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提醒她，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年轻时候在外面放浪也就算了，崽女毕竟还是亲生的好，老了还是要靠他们的，凡事不要做得太绝。小珍叔将这些话听进去了，再也没有提出过离婚，根叔生性懦弱，也懒得管她，就由着她去。
客观说，小珍叔也说不上是一个生性风流、没有良心的女人，每年过年，无论如何，她都要回家，总要给根叔和孩子准备一些衣物和钱。妈妈曾经和她开玩笑，“在外面过得怎样？”她浅浅一笑，很久才说上一句，“在外面过惯了，真的没有办法待在家里”。长年在外的生活确实改变了她的性情，也改变了她的装束和气质。可以想象，在广州，尽管她长期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但和村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女人比起来，毕竟见识要多一些，对生活的要求也要高一些。我还记得有一年她带回来了一个相机，亲戚一到她家，她就热情地问，“照相不？”神色很诚恳，还带了一点小姑娘的期盼和娇羞。
不知为何，在亲人有意无意对小珍叔的指责中，我对她更多的是一种理解的同情。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家里困难，将她早早嫁给了老实巴交的根叔。根叔是一个老实人，勤快，但也真的只有勤快，两人之间要说精神上的沟通，是几乎不存在的，加上孩子多，她难以承受祖祖辈辈可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完全可以理解。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论及农村剩余劳力进城打工时，很多人只算经济账而忽视掉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困惑。
春节过后，很多年轻的夫妻由于急着进厂上班，往往大年刚过，就将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每年正月和孩子分别时，没有一个孩子不是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挽留母亲，年老的父母也躲在一旁抹眼泪，这种和亲人分别的情感折磨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和承受的；夫妻之间的分居就更常见，很多年轻的新婚夫妇，往往是举行完婚礼后就劳燕分飞，外出谋生，怀了孩子就抽空回来生孩子，孩子断奶，又出去了；孩子的早期教育当然说不上，年老的父母能够照看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就算万幸，要谈对孩子的学习指导简直是一种奢望，当然，他们一般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能够给孩子赚来学费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年迈的父母，同样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些老人的行动本来就迟缓了很多，有些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照顾，现在却不得不照看年幼的孙子，体力上的辛劳可想而知。以上这些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的生存风险，此外，他们没有可以依赖的组织，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在现有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补救和处理。
除了这些实际的困难外，他们的精神需求同样不能忽视。在农村，他们被叫作农民，在城市，他们被称作民工，但无论被叫作民工还是农民，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真实而又强烈的，他们希望获得尊重、获得关注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的渴求。在地域、文化、社会地位、经济差异的强烈碰撞下，他们的精神世界正承受着难以觉察的煎熬：城市尽管不属于他们，甚至还会无形中给他们带来屈辱，但他们却热爱城市，希望能做一个光鲜的城市人；农村尽管是他们的出生地，做一个农民尽管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命运，但在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目睹农村的真实情况后，他们早就彻头彻尾地对农村生出了一种隔膜甚至是厌恶的感情。这种情感上的煎熬真实而又磨人，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却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农村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却无法对它产生一种天然的归宿感和家园感；城市不过是他们讨生活的人生驿站，他们却渴望能够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驿站多停留一分。
现今的学者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对农民命运的关怀，往往更注重从经济的角度进入，但只要有过真实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发现精神生活的困惑和匮乏，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我看来，河水叔的选择正来源于精神上的困惑。河水叔曾在80年代因承包工程赚过一大笔钱，挥霍掉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其实，按照爸爸的想法，像他那样聪明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哪怕在农村，也不会过得太差，可他宁愿蜗居在广州那间又窄又暗又潮的小房子里，也不愿回乡。他并非不知道广州生活之艰难，但总是梦想着在城里能够再次发迹，还是执意选择这样一种活法，这种固执地坚守与其说是他好逸恶劳的脾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他对城市机会的强烈渴望。小珍叔的困惑更与精神上的迷惘有关，她没有实现自己上大学的梦想，没有办法来到城市生活，但因为赶上了打工的浪潮，可以留在城市过一种卑微的生活。但现实总是制约着她做出选择，她不能做一个彻底的城里人，也不心甘情愿做一个村妇。放弃了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得到的只有误解，她两头跑来跑去，过着一种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承受着道德的洗礼和审问。在亲人的口中，她戏谑地变成了一个“跑江湖的女人”，回乡过年她也就只能被姐夫说成是“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至于她浅浅一笑背后的伤痛和无奈，既不会被亲人所体察，也不会进入到任何学者的研究视阈中。
老七被他的儿子放倒了
故乡人口流入城市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变化，并不是故乡的房子变得越来越新、越来越时髦，而是他们所带回的新的生活方式对村人已有生活的震荡。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破坏而新的观念并未扎根的前提下，这些“舶来”的想法冲击了故乡的根基，也极大地败坏了故乡的风气。
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直接改变了村人的价值观念，在和他们的交谈中，穷怕了的乡亲们谈得最多的是钱。我漫长的求学生涯结束后，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总算松了一口气，在乡亲们看来，我毕业之日，恰似他们开春捉来的小猪出栏后应该计算成本之时，每次回到家中，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问我一些问题，而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你每月能挣多少钱？在得到我的如实回答后，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我竟然只拿这么一点工资，“呵呵，那还比不上飞伢子一个月赚得多”。飞伢子是我五年级的一个同学，初中毕业后没有接着念书，在家乡开了一家预制板厂，专门提供修建房子所需的建筑用料。那些纯朴的乡亲当然不会注意到我的尴尬，我当然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我和飞伢子所干的工作完全不同，在他们眼中，最能衡量人价值的标准毫无疑问只有金钱。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最多的钱，已经内化为他们行动的最大理由和动力。
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风气良好的地方。记得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严打”，可严打的对象从来就没有在故乡这块土地上出现过。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
每次回乡拜年，看到的情景都让我感慨不已。一方面，物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人情氛围已完全不如从前。堂叔们的房子连在一起，我们下车后一般从最近处的八爹家开始串门。没想到，几个堂叔家，几乎家家户户的每个房间都是一桌牌，从扑克到麻将，从纸牌到骨牌，从“澳门翻”到“香港打法”，从“扳坨子”到“捞鸡”，从男人到女人，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从儿童到成年人，赌博之风可以说已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我还听说很多农村妇女赶很远的路去“扳坨子”，每一晚的输赢成千上万（她们往往拿着全家所有的家当孤注一掷，拼命一搏），家里的事一概不管，甚至连饭也懒得做，小孩的学习更不可能过问。尽管我们回去的机会很少，但他们由于手头的“工作紧张”，很明显，已无暇多顾及我们。凤伯伯要我们先坐一下，说是等她摸完这手牌再来给我们倒茶，口里的礼节尽管还在，但我明显感觉变了味。凤伯伯是个热情人，待客真诚，也做得一手好菜，在我印象中，回到老家往往意味着有好吃的菜肴，加上晚上一家人围着火炉，说说家常，上点小吃——卤猪肝、辣豆腐、炒豌豆、酱萝卜、生盐姜，计划着来年的事情，总是能够感到一种切切实实的快乐和充实；但现在，这种景象再也没有了，亲人来了，拜年不过是个形式，速度比打火还快，在象征性地和老人打个招呼后，大家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凑成一桌牌，昏天黑地，几天几夜，年就算是过完了。以前在农村流行的舞龙、玩狮子也难觅踪迹，寂寥的村落除了偶尔能够听到几声鞭炮，就是麻将的声音和牌桌上的吵闹声。
赌博、打牌还只是最常见也最不刺激的“常规节目”。近两年，家乡流行香港的六合彩——“买码”，已经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在乡亲们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早就与农活无关，“买码”的诱惑像给他们注射了一针奇特的兴奋剂，使得他们完全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失去了理智和面对生活的从容和耐心。我一回家，就不断有人要我帮忙“猜特码”，每个人手头不是一份码报，就是厚厚的一本“白小姐”提供的“码书”，他们对生肖、单双、红绿蓝波的掌握令我惊讶。好多农村妇女几十年来都没有提笔写过字，却因为“买码”做了厚厚的读书笔记（对农村扫盲倒是功劳不小），她们这种认真的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研究生准备一篇学术论文。因为“买码”，还闹出了很多笑话。与我家乡邻近的大荆镇，据说有一个农妇正在洗澡，因为听说中了特码，没有穿衣服就直接溜出来了，在几十人面前一丝不挂。我曾亲历过开码现场，几十个人站在屋檐下，等待从香港、广州传来开码的信息，一个个神情紧张而又两眼无神，嘴里念念有词，但就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孩子在大人中间乱串，同样兴奋无比，在父母的纵容下也不断加入到“买码”的行列。
我父亲这边的亲戚，几乎家家都“买码”，甚至连我爸爸的叔叔八爹，快八十岁的老人了，将他五年来从工厂捡废品所积攒下来的三千元养老钱，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买码”的赌博中。我一个堂姐，因为参加写单，被庄家吃了单，恰好那晚出了很多特码，庄家跑了，堂姐不得不独自承担将近二十万元的债务，一个原本还能过着安宁日子的家庭就这样陷入了万劫不复之中。我爸爸最好的朋友，小杨叔叔，在妻子患病去世后，独自承担了抚养五个未成年子女的重担，好不容易将孩子拉扯大，千辛万苦将所欠的债务还清，他因为抵挡不住“买码”的诱惑，又重新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过着噩梦般的生活……近年来，故乡因为赌博或者“买码”最后弄得自杀、甚至家破人亡的消息更是不绝于耳！我一个在邮政储蓄工作的朋友曾经透露，2004年下半年，从家乡汇到广东的钱，一天最多有200多万！他们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所挣的一点血汗钱，就这样被“买码”这根巨大的抽血管，重新输到了广州和香港这些原本就比家乡要富裕得多的地方，从而使得故乡这块土地变得更加贫瘠而又荒凉。
面对“买码”这种猖獗的局面，当地政府也出面采取过措施，有一段时间，当地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买码”写单和做庄的人，很多人因此都进了局子，但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这些拿了身家性命参与赌博的人根本就不将这些惩处放在眼中。加上操作的难度太大（“买码”刚刚开始时，还能找到写单的现场，自从当地政府干预后，写单的人根本就不出面，都是电话联系，他们凭着邻里和亲人之间的信任，发展到写飞单，每次写单的时候一到，电话就不堪重负，总是造成网络堵塞和繁忙），整体看来，收效甚微。有人将这种状况归结为现在科技的发达：“都是信息太发达的缘故，一个电话打过去就可以报单，几分钟巨额汇款就可以到账，如果像以前一样信息闭塞，‘买码’就搞不成器了。”这种分析当然有失偏颇，但不得不承认，现代科技的发展，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依赖于高科技传播的消极事物往往会对预防能力极差、脆弱不堪的农村，产生致命的打击，村民因此要承担更高的经济风险。
如果说，“买码”之风终究会因为经济规律的运行最终放慢甚至停止脚步，那么，吸毒这颗毒瘤的潜滋暗长，只会将村庄推进一个可怕的深渊。我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说起“老七被他的儿子放倒了”。
老七是我们镇上最早的一个个体户，先是做南杂（百货）生意，80年代就在镇上修了很气派的楼房，随着资金的积累，他又开了一家大米加工厂，每年的收入很可观。但偏偏他的儿子伟伢子在广东混上几年后，染上了毒瘾，人瘦得不成样子。家里凭借声望和积累，好说歹说给他娶了个媳妇，媳妇怀了孩子后，因为无法忍受他毒瘾发作后的反常，早早搬回了娘家。家境再好，也禁不住一个瘾君子的折腾，老七没有办法，主动将儿子告发，让公安机关将他关了一年。一年以后，儿子出狱，还是老样子，他将儿子送去戒毒所几次，但始终也没有什么起色，最后只得放弃。家里的积累早就被儿子败得不成样子，更可怕的是，儿子的毒瘾已经发展到只要见到别人稍稍值钱的东西，不论亲疏，就要去抢。老七的米厂生意因此大受影响，五六十岁了因为请不起雇工，还要自己亲自挑谷去打。“想想当年老七在花桥街上是如何风光，谁想到他今天会这么霉气，都是他遭报应的儿子害的！”
在家乡，吸毒绝不是个案，“到了汨罗，到了花桥，就相当于到了广州”，有人这样形容家乡的毒品交易之便。确实，由于家乡处在三县交界之处，交通便捷，地形复杂，加上临近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客观上给毒品的流通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我在镇上时常能见到那些因为子女吸毒、背负着巨大精神压力的父母，他们无精打采、形容枯槁、面色绝望，对生活已提不起任何劲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他们曾经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勇立潮头，打下一片基业，但他们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十来年内，自己的人生竟然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可以想象，毒品这颗在城市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恶瘤，一旦在农村广阔而又失控的土地上获得繁殖机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的传播，又会将家乡人的命运引向何方？
全球化的浪潮确实无所不至，现代化的脚步并不会因为山村的遥远就停止，通过故乡的命运，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村就像一条没有保障的小船，没有舵手，没有路灯，也没有方向，正被现代化这股狂流冲得七零八落。单是一个六合彩，就导致家乡的经济倒退了好几年，在这场无形的斗争中，很多人被无形地卷入其中，而这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老七的命运，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大学梦越来越遥远了
很多人将老七命运的改变归结为他没有注重儿子的教育。确实，他如果在做生意之余，能将一定的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伟伢子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问题是，就算他儿子教育好了，吸毒的泛滥并不会由此得到根本的遏制。事实上呢？近十年来，曾经承载了无数乡亲改变子孙命运梦想的教育，又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呢？
记得我初中和高中时（1986—1992），每年的暑假，高考成绩的公布往往成为全乡最能吸引乡亲眼球的新闻：在信息极为闭塞的当时，每个参加高考孩子的分数短时间之内就会传遍全乡，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会立即成为全乡最具震撼力的新闻。在当时，乡亲们都铆足了劲要送孩子念书，念完了初中念高中；老大念了，老二念，老二念了，老三念；高中应届没考上，复读再考（我很多同窗通过复读考上大学），考一届不行考两届，直到考上为止（我熟知的一个学生最多复读了八年，最后还是考上了一所中专）。我念的高中是本县的重点中学汨罗一中，当初八个高一的新生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达到了录取分数线，放眼望去，到处可见衣着朴素但充满自信的农村孩子。在当时，能够考上一中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各个乡镇的尖子生，我初三的化学老师在批评当时不认真读书的学生时，喜欢用这样的口气夸赞一中的风气：“任何学习的时间走进一中的校园，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应该到一中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一中的学习风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眼中，一中神圣而又高不可攀，是每一个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家长在送孩子念书这一点上，往往极易达成共识。大学，对于孩子和家长，都具有神奇的诱惑力。我家几姊妹在那个时候，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相继念完中专和大学。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中每年的招生名额中，只有一半是通过划定分数线考进来的，剩下的一半则留给那些家境好但分数不够的学生。无论差多少，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能进一中的校园。有时算起来，一分值几千块。对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而言，这种情况实际上剥夺了他们一半的升学机会，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就算成绩还过得去，一旦跨不过那个竞争激烈的门槛，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能是南下打工。现有的升学体制同样给他们设置了比以前大得多的障碍：小学、初中，由于教育资源的流失，他们享受不到好的教育；高中，他们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自然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和别人同样的竞争机会；就算很少的孩子能够挤过高考的独木桥，他们升上大学后，面对强烈的反差，还是要承受很多别人不知的压力。
我留意到，在我现在所任教的班上，通过学生给我写的信，就知道来自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往往压抑、敏感而又自尊，其性格较之家境好的孩子，明显要自闭，她们往往独自承受着旁人难以觉察、真实而又细微的伤痛。当别的孩子拿着手提电脑、拧着数码相机、穿着他们叫不上名字的品牌服装，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一个农村孩子却要为自己的三餐而担忧！面对此种景象，无论报纸上如何热火朝天地讨论，从理论的角度阐释农村的孩子应该自立、自信的论点，都显得隔靴搔痒而又不近人情——毕竟不是所有有幸考上大学、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都是洪战辉，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承受巨大压力时，都能够像洪战辉那样引起别人的关注，并由此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上升为一种道德的高标。尽管国家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每年开学时候的绿色通道，银行一年年公布增加的无息助学贷款，但这些措施就算能够解决他们每个个体的经济困难，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世界的悲观看法，无法改变他们在长期艰难的处境中所形成的性格。更何况，他们大学毕业以后的前景，和来自家境好、尤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同龄人们比较起来，更是天壤之别：也许，同窗毕业以后就能有房有车，甚至能够出国深造，但他们却面临着毕业后将用十年低廉的工资，来偿清读书所欠下的巨债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没有任何过硬的社会关系，可能在实际能力、知识水平上也比不上别人，在目前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中，有谁想过他们的命运之舟到底能划向何方？
正因如此，我的高中同窗只要一见面，就感叹：“幸亏出生早，赶上了读书成本低的时代，要是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读出来！”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杨叔叔，大女儿考上一中后，因为下面弟妹多，母亲去世早，根本就没有迈进高中的门槛，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到广州打工，十九岁刚过，就匆匆嫁了人。
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父母也不像我念书时那样，对儿女上学抱有太多的期望。他们平时也懒得管孩子的学习。年轻的父母就算不外出打工，完成基本的农活后，大部分时间都沉湎于打牌赌博，小孩从出生到上小学以前，基本的成长环境就是牌桌。这些沉湎牌桌、神情疲惫而又散淡的母亲，无不折射了家乡面貌的改变，无不表明了承担培养和教育新一代农村孩子的家长的态度：他们对教育的冷漠和无奈，与城里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和投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校的老师又会怎样呢？以前，由于教师的工资归县财政直接拨款，待在县城和偏僻的山村，只要是正式老师，待遇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随着财政包干政策的实行，经济状况好的地方，老师的待遇比经济落后的地方要好很多，城里老师的工资随着公务员一次次加薪而上涨，而农村老师的工资几十年如一日，很多该给的都无法兑现，这就导致农村的老师削尖脑袋往镇上钻，镇上的老师削尖脑袋往县城钻，而县重点中学的老师又削尖脑袋往沿海发达地区钻。
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的孩子，只要家里有一点点门路，都不在乡里的中学念书了，而是往县城的中学钻。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个条件，因此，农村中学还是得维持。教育拨款相当有限，老师的收入很多年都不看涨，校长为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没有别的门路，唯有从学生身上想办法。明的费用不能乱收，只得另辟蹊径，从后勤入手，要求学生中午在学校用餐，或者倡议毕业班的学生寄宿，通过学生的伙食和住宿费获得一点收入，作为老师微薄的福利。这种情况下，老师对于教学几乎都不怎么上心，很多骨干不是想办法调走，就是通过种种手段外出谋生；那些留下来教书的，工作上的事只求能够对付，平时有空就打牌赌博。校园风气也越来越差，由于家长对孩子不抱指望，经常会出现老师稍稍管教了一下学生，家长就嚷着要找老师算账的状况，如此一来，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老师的工作热情也大受打击。可想而知，这种师资条件下的教学质量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由于我家就在一所中学里面，应校长的邀请，我曾经和那些孩子作过一次座谈，尽管只和他们接触过一次，但很多孩子都叫我老师，我一回家，总有孩子透过家里的窗户看我，有的还上楼来和我说上几句。凭直觉，这些孩子并不像很多老师说的那样难以教育，也不像很多家长认定的那样没有出息，他们大多聪明活泼，也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愿望，只不过他们像一粒等待发芽生长的种子，却没有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我有一次和几个女孩聊天，问她们初中毕业以后想干什么，愿不愿意念高中考大学，一个女孩说，“当然愿意，只怕高中考不取。就算考取了大学，家里也不见得送得起”。还有一个女孩很直接地回答，“毕业以后就去打工”。后来得知，她父母在她念小学的时候就到广东打工去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快点初中毕业，能够尽量回到父母的身边。
明天怎么办呢？
我无力对故乡的变化做一个详细的描述。每每置身故乡这种真实的氛围，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之源仿佛被切断了一样。每次回乡，看到那些不再亲切的景象，就从内心生出莫名的担忧：故乡像一条无法掌握命运的小船，在凶险的大海中随波逐流，而我这个已经逃脱了这艘命运莫测的小船的游子，在有些时候，竟然还抱怨故乡不再能够像儿时一样，给我提供温暖的庇护和依靠。故乡是我的根基，当我预感到这种根基不再稳固的时候，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过我的日子呢？就算我可以逃离这艘小船，就算我可以永远不再回到生养我的土地，那种血脉相连的情感纽带，又怎能随着时空的变化随便割断？
我不知是什么悄悄地改变了故乡的命运，是什么悄悄地改变了亲人的性格和面貌，也不知从哪天起，这种真实的转折就已登陆故乡的土地。当亲人面对日渐艰难的真实生活处境而只能抱怨命运的捉弄和不公时，我是多么想告诉善良的亲人，这些变故并不仅仅与命运密切相关；千百年来，和我的祖辈一样，只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承受，习惯了最底层的挣扎和无人倾听的苦难，所以亲人在面对灾难时总是首先从自身找原因，并以此抹平心中的愤懑和不平。而面对他们的“堕落”和“不争”，我只是隐约觉得，原本纯朴的亲人之所以失去理智参加一些对他们而言只是走向深渊的活动，并不是他们人性中“恶”的方面被无端激发，而是多年来现实对他们的冲击，以及他们对这种冲击的无奈回应。
故乡原本美丽的土地变得日渐肮脏而又丑陋，乡亲们也为此做出过抗争和选择，但“经济利益”的前景足以使他们放弃这种无力的抗争，也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违抗地方政府的说服和教育；故乡淳朴的民风变得面目可憎，也并非他们自甘堕落，他们不过在无望的生活中成为庞大的盲目人群中的一个。在赌博和“买码”的狂潮背后，我看到更多的，是亲人真实的悔恨和辛酸的泪水，只不过，单凭自制力，还是无法阻挡他们去追逐那可怕的梦魇。对孩子的教育，如果说，在以前的体制下，他们的子女通过勤学苦读升上大学后，还有可能彻底改变命运，那么，在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衡的今天，我那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亲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上面——就算他们的孩子能够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他们也没有能力去供养孩子念书；就算他们全家背负巨额债务，将孩子供完了大学，谁又能保证，在就业环境日渐紧张、关系日渐复杂的时代，他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如意的工作？为了改变命运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可即便如此，未来依然要面对这么多的陷阱，对承担风险能力极低的乡亲们而言，谁还敢将全家的命运都寄托在此上面？
他们需要金钱！他们从来就没有像现在一样，对金钱充满了赤裸裸的渴望，哪怕在过去饿饭的日子里，也不曾有过这样疯狂的欲念。他们还梦想着能够送孩子念书，他们也害怕不期而至的灾难、疾病，他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赡养父母的重任，他们要对付农村数额庞大的人情开支……不可否认，就算这些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真实的经济压力，他们的灵魂深处同样有理由充满别样的欲望，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他们既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别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可避免会滋生出别样的欲望。
他们需要依靠！他们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只要不被父母抛弃，哪怕是承受父母的一顿责骂，也心甘情愿！他们出生在农村，但这一片生养他的故土，却难以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家园感，而似一片浮萍无所归依；他们被城里的文明人视为愚昧落后的群体，但从来就没有人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咖啡和鸡尾酒，来告诉他们怎样培养高雅的气质，更没有人来首先保证他们的生存，然后告诉他们一些文明的礼节。他们自私，不会主动去保护河流，也不会想到山上的植被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在他们的河水被污染后，在他们无法支付燃料费而要砍伐山林时，并没有相关的措施来解决他们的难题。
面对故乡迅速颓败的命运，也并非没有人为此做出过努力。在农村传统的文化遭到彻底破坏后，城市文明并没有在此扎根。我原以为电视在农村的普及，会切切实实改变农村的文化生活，但事实上，种种和生活隔膜、作秀多于关怀的节目并不能激起他们的半点兴趣，“超女”尽管使得满世界的城里人为之疯狂，但没有一个入围的女子就是他们身边的邻家女孩。在这样一种匮乏的精神状态中，当带着利益又充满刺激的赌博和六合彩悄悄来临时，它们势如破竹的进展就可以想象、也可以预见了。
针对故乡的种种变化，90年代中期，村里人出钱重修了一个赵公庙——这也是目前村里唯一的公共设施——他们将风气的败坏归结到神明没有显灵。不幸的是，赵公庙修好没两年，庙里陈列的那尊上百年的菩萨被外县人偷走了。自此以后，故乡好像频频出事，单2004年，村里就接连出了几桩大事：首先是正月十五，我堂兄三哥在纸厂上班的时候，被机器轧断了左腿；几个月后，又从广东传来消息，外出打工的黑皮被电打死；下半年，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水平在行医的过程中，因为赶路骑摩托不小心撞死了一个外地人。这种种灾难的发生，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命运的变幻莫测，更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些事故的发生只是一种偶然，更不会将这些偶然的事故，归结到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他们生存环境的破坏。
为了求得生活的平安，一些传统的仪式重新走上了台面。乡戏在沉寂了多年以后，在2006年的正月，再次出现在村里简陋的戏台上面，我记得正月十五下午唱的那场《卖妙郎》，坐在我后面的村妇看得泪光点点，唏嘘不已，一个劲地感叹，“这个戏是在教育现在的后生仔，是在教育他们，要孝顺、要讲良心”。“打醮”作为一种民俗，也成为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挽救颓败的乡村命运的一种手段。我看到纯朴的村民在鬼王游村时的虔诚，看到乡间法师一脸的严肃和真诚，看到惊慌的农妇在将象征着灾难的那盆水泼出去后的释然。这些传统礼仪的重现，纯粹出自一种天然，村民沐浴在这些洗礼中，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坦然。也许，为了缓冲城市文化对乡村的强烈震荡，为了增强农村的抵抗力并且尽快恢复农村的秩序，从而使得他们获得一种精神上面的归宿，最后还是离不开生长在他们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建。
而我呢？面对故乡的现实，每次意识到应该去做点什么的时候，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以个人力量单薄为由再一次进行逃避？
* * *
[1] 此文写于十年前，发表于《天涯》2006年第4期，十年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多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得根本的解决。今天，作为对凤形村的一种整体表述，此文依然有其现实针对性。
[2] 乳名“妹妹”，大堂弟炎培在婶婶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一直念叨着要一个妹妹，婶婶为了满足大儿子的心愿，将小儿子的乳名唤为“妹妹”，亲人也一直这样称呼，他的大名只出现在身份证上，这是早逝的婶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唯一印记。
[3] 引火柴：农村柴火灶点燃硬质木料的易燃柴草，一般为树叶。
二 素描：村庄里的亲人
十年过去了，当年我在文中提到的环境污染、人员流动、风气变坏、教育危机等现实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有些问题，更加暴露了多年累积的严重后果，看不到改善的可能。在环境污染方面，随着时光的流逝，十多年前就埋下的巨大隐患，已彻底显露出它潜藏的恶果和对亲人的报应。近年来，之前闻所未闻的尿毒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疾病，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从亲人口中听说某某又患此类恶疾的消息。他们自然无力追溯环境污染和疾病之间的关联，在无望中，求生的愿望驱使患病的群体结成联盟，在汨罗不少地方，尿毒症患者已成为贩毒群体的主力，他们一方面通过贩毒的可观收入维持透析、延缓病情，一方面也通过吸食毒品减轻痛苦。更重要的是，面对公安机关的打击，他们的特殊病体成为天然防护，就算被抓进局子，一周必须数次透析才得以维持生命的实情，也使得公安机关毫无办法。法制的空子，就这样被重病的躯体钻进，乡村治理的无序和无力，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但谁又能否认，他们作恶的始因，与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被无法逆转地污染糟蹋，有着深刻的关联呢？
伴随人员流动的一个残酷现实是，老去的叔叔们，在城里被耗尽，成为咀嚼过的甘蔗渣后，远方的城市并没有预留他们老去的空间，回到故乡成为最后的无奈选择。但坍塌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恶化的健康、窘迫的子女，都加剧了养老的压力，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图景，以后的日子怎样度过，依然是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的事情。至于风气变坏所导致的吸毒、“买码”和赌博，随着经济的疲软，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买码”得到了遏制，不再如十年前疯狂，但已内化为很多人的日常习惯，深信此道的人仍不在少数，甚至意想不到地给村人提供了稳固的“就业机会”。吸毒连带贩毒的猖獗，依然是故土大地上越来越令人生畏的毒瘤，变异出一些以往时代、别的地方没有的病毒，使得这一毒瘤所依附的土壤越来越污浊，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至于教育，我到现在都记得，故乡那片贫瘠的土地，在80年代时，读书承载了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神圣情感，无论家里多穷，送孩子念书是父老乡亲的最大共识，但今天，生源萎缩，那批心怀教育理想的老师，不是年老退休，就是远走他乡，伴随校园的破败，这一象征乡土希望的场域，已愈来愈显示出没落穷途。乡村就如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局，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开启了第一个程序，后面的死结就越缠越紧。
当然，对我的亲人而言，随着老的老去、小的长大，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更替，也并非全然没有一点变化。
在我出生的地方，如凤形村，对人的称谓特别笼统。尤其对于长辈，一般爷爷辈的称呼为爹爹（发“嗲”音）；父亲辈的，若是比父亲年长的，统一叫伯伯，比父亲年轻的，统一叫叔叔，不分男女。在具体称呼时，一般是名字后面加一个称谓，譬如我的亲叔叔黄河水，我们称呼他为河水叔；而八爹的小女儿黄瑛国，我们称呼她为瑛国叔。这种笼统的称呼，可以看出整个大家庭，依旧建立在人伦等级的秩序上，体现了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也无形中彰显了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女性称呼的忽视，更强化了传统家族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等级和人伦秩序，直到今天，依然在语言层面顽固留存。
爷爷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由于生活艰难，五兄弟中有四个兄弟都是讨亲。奶奶离婚嫁给爷爷时和前夫育有一儿一女，根据约定，两个孩子留在夫家。和爷爷结婚后，奶奶又生了三个孩子，这样我父亲一共有五个兄妹。回望这十年，五奶奶在最小的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后，不得不承担起照顾最后一个孙子的人生重任；2013年，她八十四岁，老人家终于再也无力为儿女们奉献余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世。八奶奶自嫁到黄家，病体缠身，在亲人的印象中，随时都可能随风而去，最后还是挨到2014年凋零。我爷爷最小的弟弟，我的八爹，性格琐碎，喜欢管闲事，不讨亲人喜欢，老了以后依靠到村工厂捡废铁解决零花钱问题，一年三百多元的额外收入，让他喜不自禁。每次只要见到回乡的爸爸，八爹就忍不住发出感慨，“现在的社会真是好得不得了”！但最后，他还是深陷“买码”旋涡，将自己三千多的血汗钱，投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最后成为泡影。临近八十，他多年流泪红肿的眼睛彻底失明，去年他在孙女出嫁的前一天，趁子女不注意，爬到村里的池塘溺水身亡。随着八爹的离去，爷爷奶奶辈的老人终于像初冬的残叶彻底告别了人间，风风雨雨一个世纪的挣扎，只给后人留下了一片模糊的影子。从年龄而言，我湖北的婆婆和我的爷爷、奶奶属于同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婆婆的苦难和家乡的老人遥相呼应，跨越地域，却承受着相同岁月给他们带来的同样磨难。
更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庄，就算无法融入并不陌生的城市，也不甘于在故土终老一生。我印象中鼻涕未干的女孩子，一眨眼，在时间的魔力下，已出落为曼妙少女，纷纷嫁人，散落于祖国不同的地方；男孩子也早已脱离终日与泥巴为伍的童年，青涩不再，很快结婚生子，带回天南海北的姑娘。和父辈地域性极强的婚姻相比，他们的对象横跨云南、广东、湖北等阔大国土，这种流动性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
我的堂弟炎培、职培，在母亲早逝的情况下，十几岁就跟随我唯一的亲叔叔黄河水，也就是他们的父亲，在广州隐匿、流浪，十几年过去了依然身无分文。随着两兄弟长大成人，别的比他们更小的孩子都已结婚成家，爸爸和待在华容的幺叔（七爹的小儿子）实在看不过去，害怕他们重复河水叔的命运，强行将两兄弟带回湖南，出资帮助他们在钱粮湖经营大理石灶台生意，助其谋得一份生活，让一直操心的长辈松了一口气。两兄弟如今也都结婚生子，在婶婶逝去三十年后，重新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其他叔伯爷爷的子孙，更多的从事餐饮业，在全国各地开起了蒸菜馆，经营状况时好时坏，但不管怎样，和父辈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人生比起来，长大的孩子，毕竟已经知道掌控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他们终于在尝试怎样适应时代的转型，这种内在的活力暗中赋予村庄新的可能。
也有的孩子深陷传销、赌博、“买码”和吸毒的泥坑，在村庄早已接受金钱洗礼的情况下，无力掌控疯狂的青春，让父辈原本艰难的生活重新陷入新的困境。更让我迷惑和遗憾的是，自我弟弟1998年大学毕业后，十八年来，留在村子里的亲人中，依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大学生。将近三十年来，除了我家四姊妹通过读书走出村庄，我依然看不到新的家庭成员能够获得更好教育的希望。父亲在他的同龄人中，算是读书人，这种命运除了延续到我们姐弟身上，完全无法附带影响到别的亲人，他们无论如何努力，还是无法摆脱缺少“书份”[1]的命定，以致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对读书不再抱有奢望。我不知道，这种弥散于亲人之间的心照不宣，到底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漠视？
2002年，我南下广州念博士，得以和亲人在异乡的城市重建密切的生命关联。在传统节假日，我经常受到他们热情的邀请，去白云区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和家乡的亲人团聚。在那里，我跟随每次去车站接我的堂弟职培，在拥挤、混乱而又肮脏的“握手楼”里面穿来穿去，在垃圾、老鼠、不明气味混杂的巷子里，第一次见识了“一线天”出租屋、蜗居和讨生活，也第一次在他们天性乐观的笑容下面，意识到了这个群体的沉重和泪水，意识到了亲人和我在同一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段经历总是让我想起广州火车站的气味，让我想起火车站游走不停的眼神所传递的暧昧和紧张，还有潜藏的杀气和担心；更多时候，我会想起绿皮火车上人挤人的不畅和窘迫，仿佛只要靠近春运期间火车站黑压压的人群，我就会将任何一张陌生的脸孔，幻化为亲人在塘厦的生存剪影。当职培漫不经心地指着一个发廊，告诉我三个姑娘曾经在此被杀；拐弯到一个水果档口，告诉我一名家乡的吸毒仔因为抢东西在此丧命。我听得触目惊心，而比我小十岁的堂弟，却一直平静。
我始终记得，2000—2008年期间，我的家族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南下的身影，以职培的话说就是，“只要将胖伯伯（二爹的儿子，以杀猪为职业）搞出来杀猪，基本上一家人都出来了”。我的叔叔黄河水，1996年就南下广州，隐匿于城市的一角，见证了南方的喧嚣和广州90年代的黄金时期。每次过年的短暂相聚中，弥散的话题都是春运的消息，去广州去东莞去南方，成为亲人心头最热切的愿望。连从来都没有出过远门的富国叔（八爹的儿子），都禁不住亲人的劝说和诱惑，带着铺盖，潜伏于瑛国叔狭窄的楼板上，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在广州白云区这个叫塘厦的城中村中，他们像是将故乡垛里坡的人际模式换了一个地理背景，神奇地在南方进行了另一种程度的复制——他们讲着家乡的方言，吃着过年带回来的咸鱼腊肉，打着故乡流行的麻将和扑克，开着大家都熟悉的玩笑。故乡的气息，通过春运的火车，好像能原封不动地传递到异乡的土地。这种熟人间的人际模式，给了亲人很多情感慰藉，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打工期间的艰难和无奈极大地刺痛了我与现实隔离的世界，也引发了我诸多思考。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试图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并不知不觉萌生了要写一本与他们有关的书的念头，只是后来因为结婚、生子，杂事繁多，加上亲人的流动和散失，这一心愿一直未能实现，成为我心头最大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