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犯罪情况是“在这许多人之中只有一人是有罪的”，而我面临的问题却是“这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
《名侦探柯南》里有句如雷贯耳的名言：“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这句话大抵等同于“太阳只有一个”或“爸爸只有一个”。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那么你最好常常把这些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话语拿出来检视，或许哪一天你会吃错药（那一定是好药）地发现原来太阳不只一颗，爸爸也不止一个。
举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例：
故事始于一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火车，先是半途遭遇大风雪，午夜 12 点半陷入雪堆动弹不得，随后车上发生了谋杀案。因为大风雪的缘故，杀人凶手无路可逃，于是只能假扮成一般乘客，藏身在火车上，与前来探案的侦探周旋斗法，也就是变形的密室杀人案件。
死者身中十二刀，从刀伤推断，凶手看似男人又像女人，既是左撇子同时也是右撇子，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凶手居然同时拥有强壮和软弱的矛盾特质。巧的是死者前一天才找过同车的神探波洛当他的保镖，但被波洛一口拒绝，原因是波洛不喜欢对方的“长相”。
然而，现在波洛推辞不了了。
波洛逐一过滤所有乘客的证词之后，得出如下的结果：
波洛：“这个案子有两种可能的解答，我准备把两种答案都摆在你们面前，请在座的布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医生来判断哪一个答案正确。第一个解答是……”（凶手是死者的仇人，目前已经逃走，不在车上）
当波洛说完第一个解答之后，康斯坦丁医生用拳头在桌上重重一击：“不，不，不对！这样的解释站不住脚，在好多细节上都有漏洞。”
波洛：“我知道，但是请不要轻率地放弃第一个答案，说不定待会儿你还会同意它呢。”
随后波洛说出第二个答案（事情的真相）：原来死者的真正身份是凶恶的绑匪，他绑架并且杀害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三岁女儿，害他从此家破人亡（怀有身孕的老婆流产，一病不起亡故。最后，阿姆斯特朗上校心碎地自杀），而犯下撕票案的凶手却被判无罪。
正因为司法无法替阿姆斯特朗上校一家人主持正义，于是他们（阿姆斯特朗的亲友团，一共十二个人，彼此毫无关联）决定合作，联手执行正义（所以死者身上才会有十二处伤口）。
说完事情的真相之后，波洛问：“布克先生，你是公司的董事，你说怎么办？”
布克先生：“波洛先生，依我看你提出的第一个答案才是正确的。
我建议等警察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第一个答案。你同意吗，医生？”
这时，先前强烈抨击第一个答案的康斯坦丁医生却说：“当然同意。至于医学上的证据，我想，呃……我可以提出一两点‘异想天开，的意见。”
“异想天开”，多么绝妙、有力道的一个词啊！
对我而言，这部推理小说至少有两个地方值得跟创作者分享：
第一个：为什么选择错误的解答当作最后的答案？这个不难理解，因为真理从来不等于真相。
第二个：如果照正常人的说故事逻辑（先说明事实的真相，再编谎言帮可怜人脱罪），那么波洛充其量只是一个好人而已。反之，先说脱罪的谎言，让波洛多了这么一次自信且潇洒的演出机会：“请不要轻率地放弃第一个答案，说不定待会儿你还会同意它呢。”
这个演出也带动了其他人精彩的演出——康斯坦丁医生说：“当然同意。至于医学上的证据，我想，呃……我可以提出一两点‘异想天开’的意见。”
一次两个答案，选择错的，而舍弃对的，把人性的复杂暧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违反叙事逻辑的顺序安排，则为人物的性格，以及剧情的张力，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前者是严肃小说家挖掘人心深度的能力，而后者则是通俗小说家讲好听故事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