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2008
罗布－格里耶，法国作家。生于布雷斯特，原为农艺师。1955年后任巴黎子夜出版社的文学顾问，并从事写作和摄制电影。作品有小说《橡皮》、《窥视者》、《嫉妒》、 《快照》等，电影剧本《去年在玛丽亚温泉》。他编导的影片《不朽的女人》(1963)获德路克电影奖。
克洛德·西蒙
克洛德·西蒙其人，与所有伟大小说家所显示的风貌一样，自始就表现为一种双重性的形象：作为人的一面和作为作家的一面。作为人的一面，即作为知名人士那样的面貌，或作为朋友那样的面貌，或者，某一次晚间电视“作家答问”节目小小屏幕上人们看到摄像机威逼下被弄得手足失措的一位先生那样的形象；作为作家，也就是人们从阅读他写的书所再现出来的形象。即便是这样两种形象，也都不是单义的：如作为朋友，他的真正面目也与贝尔纳·皮沃导演下作为一个平庸演员表现出来的形貌大不相同。至于他那模糊不清的侧影——或者有时相反，他刻划得比较清晰的面影，即阅读他的作品后在我们想象中形成的形象，也是复杂多变，自相矛盾的：人们读他同一本书可以通过一百种方式去理解，并可以赋予写这本书的人以一百种面目。
在布莱希特戏剧大为盛行之时，对于布莱希特人们纷纷谈论他的马克思主义戏剧，说他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辩证理论家，或者相反，说他是为雇主作鼓吹的传道士，这时，罗朗·巴特却宣布说：“关于贝托尔·布莱希特，他喜欢抽优质雪茄这一项，人们谈得很不充分，”罗朗·巴特这一说法使得人们大为惊奇。对于克洛德·西蒙，有关于此，似乎也是谈得很不充分的。
在五十年代末期，批评界对克洛德·西蒙总算青睐有加，开始重视他了，但是，那也无非将他看作是制造恐怖感的知识分子团体中之一员，这个团体其实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这就是后来文学史上称之为“新小说”的便是。这个团体，与一个文学流派，不可同日而语。团体内部每一成员各自走各自的道路，他们选定的方向看来也应当是彼此相距甚远的，甚至互有分歧，如果不说是对立的话。大学的理论批评家很快就把他们当作别有新鲜滋味的上选食品抓住不放，并且在精神才智方面那也是最适宜于作出各种激动人心的解释的(如梅尔洛—蓬蒂生前在法国学院开讲关于克洛德·西蒙的课程），与此同时，广大报刊出版界也卷入关于新小说的论争；巴黎文学界也对之议论纷纷，很快就超出我们各自原有的分界线，倾向于(难道我本人也曾促进这种演变？)将这许多彼此相异的作家拉在一起混而成为一体。
克洛德·西蒙所特有的抒情性激情，娜塔利·萨罗特对形成人类关系组织中种种细微的攻守运动所进行的精细的活体解剖，以及关于描写人似乎被排除在外的那个冷酷世界加之于我的所谓“客观主义”，其间都有许多显著的区别，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的，毋需多说。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批评界加于我们所有的人(反对我们？)“新小说”这个命名本身，也只能有助于公分母的缩小。这样一来，如果有哪一位专栏作家对团体内部透露出某种对立现象加以强调的话，那么，按照那个分而治之的奇妙的老办法，这就有了赞扬一个打击一个的口实了。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一举将文学复兴的大趋势一笔勾销，而这种复兴无可置疑是本世纪中期法国小说十分突出的标志。
我们的敌人(他们并没有死绝，远非如此！）到处散布新小说的小说家的标准像，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克洛德·西蒙都是用不上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几乎都被说成是抽象的、冷冰冰的、教条式的、没有躯壳的一帮理论家，我们写出的作品是任意胡来，我们写的文本，晦涩艰深，或者根本看不懂，完全不具备可感性，是与生活完全隔绝的。必须等待三十年，这样一个荒谬的形象才开始渐渐消退。有一些所谓阅读我的书的读者，在外出旅行途中，遇到我本人，看到我也热爱大自然、美酒或美丽的少女，大为惊奇，这样的事谁知发生过多少次？只有在八十年代开始之时，公众对我们新发表的作品看来感到有某种热情的亲近感了，如克洛德·西蒙的《归营田园的人们》(Les Georgiques〉，娜塔利·萨罗特的《童年》（Enfance)，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L’Amant),或我自己的《重现的明镜》（Miroir qui revient)。
所以，十分明显，克洛德·西蒙同那种在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内虚构出来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新小说派小说家完全相反。不过，就我而言，我倒十分愿意把他看作是我所理解的新小说的典范。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力，是这样强烈，又是这样富于个性，以致屈从于小说传统形式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还有那种直接的感觉，不仅引向人，也延伸到物，同样也深入到词语与语句的内容实质；还有一种决不妥协的忠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各自的努力进行到底，一本书又一本书地逐步推进，对于学院派批评的抗议置于不顾，学院派批评妄图强行将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纳入令人放心的陈规旧套之中，那是注定要失望的；还有对于读者群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有时出于不得已对读者略有怠慢，但决不愿把可厌的、标准化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他们。诺贝尔奖金所褒扬的正是这样的激情，这种对于现实世界，对活生生的人以及自由表现的激情。
我是在1956年认识西蒙的，也就是说，热罗姆·兰东 和我正在寻求具有强烈个性的小说革新者以组织在子夜出版社周围——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相结识了。我们那样做的目的是要开展共同的战斗，以求有益于各不相同、未加入任何一派、有才能的作家，因此与流派问题完全无关。当时，完全出于偶然，我拿到一部小说原稿，这部小说我看过之后，兴奋异常。这就是克洛德·西蒙的《风》。克洛德·西蒙十年之间在人马星座出版社(Sagitta-ire)出版过两本书，在卡尔曼—莱维出版社(CalmannLevy)出版了另外两本，没有取得公众的注意，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我想尽早见到这位作者，我觉得他是有伟大前途的。我曾经问过他，他的小说自始至终叙事之强劲有力如同飓风那样猛烈，为什么中间或此或彼被一些奇怪的语调断裂分割开来（我以为这是使力量削弱了），并伴之以突如其来的强度的衰减：即在叙述的整体之中插入一些章节，并在写法上写得比较更为审慎而且循规蹈矩，更加传统式的，目的很明显，是向落后的批评界表明此时此刻事件发展以更加猛烈的气势更加坚定的信念跨入暴风雨那样的境界了。
克洛德·西蒙当即回答我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同意这些灵气尽除的章节写得空空洞洞，形同废话，同意这些章节从文学角度看只能取得否定性的反效果。他以一种感人的谦逊态度补充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理由是为了让卡尔曼接受全部作品，否则，卡尔曼一定会认为那本书写得艰涩难解，不够“合理”，予以拒绝。
宁可在他的酒里掺水，他心中无比珍视的原有文本一点也不改变，所以他在其中兑上几杯淡而无味的汽水！兰东和我，我们当时就建议把那些谦恭的添加物都给删掉，按他最初的样子恢复全书，如果卡尔曼—莱维拒不接受，我们请他把书稿转给我们。就这样,《风》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了，此后，克洛德·西蒙所有的作品都在子夜出版社出版，由此开始，他的天才得以自由驰骋，出版方面的任何限制宣告解除。在这一事件中，有一条教训：现存秩序的守门犬尽管老大不高兴，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声名鹊起，很快他又取得世界范围的声望，因此法国现在才得以取得来自瑞典的荣誉。
“在他的酒里掺水”这一说法出现在我笔下并非偶然，因为西蒙本人在这个时期就是葡萄种植者。在这里，作为一个人的风貌，以及他个人的全部历史，正好是作为作家的风貌的印证。投身于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40年在佛兰德地区服役的骑兵，葡萄种植者，滑雪运动员，所有这些形象，对我来说，都可以在这深深根植于有血有肉生动活跃的生活中的作品里面找到，这种作品与因打乱了我们的习惯一厢情愿加之于先锋派文学那种抽象化和枯竭的绞脑汁作法的“象牙之塔”，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
说到这里，让我们看看亨利·德·科林斯 这样的证明吧。亨利·德·科林斯在那灾难性的佛兰德战役中，曾与骑兵西蒙并肩作战，在我们这部获诺贝尔奖的小说中，人们多次看到骑兵西蒙那种徒劳无谓的英勇气概；其实，他是怀着索谬尔军校骑兵教官中处在特权地位的顽固军官那种残忍的温情对之加以嘲笑的，德·科林斯很可能就是这类具有贵族身份的骑兵军官的原型，如果不是范型，至少可说是人物生成的始因。骑兵部队这位军官在他出征日记中经常提到与其坐骑融为一体的军人西蒙，仿佛有一种自然力量把他们全体推向他们的终局，既悲壮又荒谬的命运：在溃败途中，面对敌人的坦克，全副武装，高举战刀，冲向死亡。孤独的骑兵克洛德·西蒙，他有他的风格，如同被骑兵大队不可抗拒的潮涌所裹挟，引向一种今非昔比的浪漫主义，于是回忆、想象、幻觉随着大潮一涌而起，克洛德·西蒙的文笔立刻就把热情的读者激动起来了，把他们引向世界，有时甚至将读者推向某种具有同一性的奇异现象之中：有些青年沿着这位大师的轨迹亦步亦趋，也拿起笔来写作，不仅使用他的词汇用语，行文中也浮现出与他笔下语句同样独特的节奏，不仅这样，他们还写他曾经写过的人物，他们创造出一种虚幻的性格，既闪耀着赞美的光彩，也带有嘲讽的色调，对此西蒙是颔首微笑的第一人。有些专家可能还记得十五年前出现过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公共汽车》（Omnibus)，是一位名叫伯努瓦·彼得斯(Benoit Peeters)的人写的(最近获得昂古列姆连环画大奖的人就是他）。他的文笔是对西蒙式笔法意味隽永的模仿。小说的主人公就叫克洛德·西蒙，是一位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神经错乱的作家，嗜酒成癖，时刻以为诺贝尔奖即将归属于自己！但是那位真克洛德·西蒙在那个时期对于获奖一事根本想也不曾想及，竟怀着诙谐殷勤心意给他的书写了一篇序言。
王道乾 译
□读书人语
从最后一节往前读，不知道是不是“新小说”派作家们构思上的一种幽默，但读这篇介绍西蒙的短文，读到通篇唯一可以称作故事的最后儿句话，回头再想一想西蒙这个人及其心态，我们该会有所收获啦！短文撰写者格里耶也是“新小说”派中的头面人物，文中他没忘记介绍自己。
西蒙沿着弗兰德公路溜溜达达在干什么？二战期间这里曾炮火连天，战刀飞杨，那时间的西蒙当然没有这份悠然自得的闲心，也许他的这份闲心也是得天独厚：“于是回忆、想象、幻觉随着大潮一涌而起”，西蒙把他所有的激情都隐遁在溜达的后面。必须承认西蒙这个人独具慧眼——绝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原来：这条公路，通往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领奖台。
西蒙可指责和可赞杨之处都在这里，他以悠闲的心情面对别人的指责甚至是带有嘲讽意味的模仿，他不去辩解他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什么，至多是玩一些“酒里加水”的把戏，换取旁人的一点理解。这可能是高手下棋的漏步被误以为是假招式，也可能是棋力还没有达到却被人误以为达到了某种境界。要了解这一点，单凭短文永远无法理解。还是更多地去读西蒙的作品吧！这决不是忠告。 【鲁一玮】
- 热罗姆·兰东，子夜出版社出版家，新小说作家的作品基本上都在子夜出版社出版。
- 《风》，1957年出版。
- 1940年与克洛徳·西蒙同时在法军骑兵团服役的一位贵族，后来在西蒙的小说中屡次出现的骑兵队长德·雷谢克，据说就是以他为原型。
- 指克洛德·西蒙的代表作《弗兰德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