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69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先后任云大、联大、清华教授、系主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生平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史研究尤有成就。著有《朱元璋》和《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其散文作品以风骨才情取胜。
哭一多
一
继李公朴先生之后，同学同事同志闻一多先生又惨遭毒手，他的大儿子立鹤，我的学生，才十八岁的青年也被惨杀了！
四天前哭公朴，今天又哭一多，五天内在昆明同一地区，接连发生两桩空前残暴的暗杀案，被杀的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而且都是同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民盟省支部的执行委员，这说明了四项诺言的意义，人权的保障，也说明了现阶段的中国政治！
公朴死了，那样生龙活虎般的人，一个晴天霹雳！
四天之后，一多父子同命，在今晨看到报上消息的时候，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
不能说是悲痛，我的心情已经超过了悲痛，也不能说是愤怒，这两个字实在不够说明我的情绪。我在哭，在憎恨，在厌恶。
不能说是意外，一两年来经常在传说黑名单的故事，在特种报纸和壁报上经常有谩骂的文字，造谣侮辱的文字，早知道敌人是欲置之死地才甘心的。而且，在公朴被狙以后，昆明市上立刻就有第二号第三号的恫吓，有人劝一多要当心，他说，我已经准备死了。
但是，也不能说是意内，豺狼虎豹的恶毒也有个限度，公朴的尸首还没有冷，万万料不到这样紧接一个之后又一个，发生得这样快，而且是在晴天白日！
我不肯哭，但是无法不哭，我哭公朴，哭一多，也在哭我其他能遭受毒手的朋友和同志，我也在哭我自己。
二
我和一多认识，从朋友而同志，不过两三年。虽然过去几年都在联大同事，虽然过去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我在当学生，当助教，当教员，经常有机会见面。
一多比我迟到云南，他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到昆明。在路上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到昆明后，发现胡子长得很体面，索性留起来，成为美髯公，他很得意。去年旅行路南游石林，含着破烟斗，穿一件大棉袍，布鞋，札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候，学生给他拍了一张照，神情极好，欢喜得很，放大了一张，装到玻璃框里，到他家的人，都欣赏照片里的胡子。有一次，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军部开时事座谈会，吃饭的时候，推他和冯友兰先生上坐，说两位老先生年高德劭。我插了一句，错了，德虽劭而年不高，明年他才四十五岁。
一直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在乡下看到了报，立即叫理发匠把胡子剃了，当天下午进城，满院子的孩子们见了，都竖起大拇指，喊“顶好！顶好！”
一部好胡子配上胡子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
他为胜利牺牲了胡子，为民主献出了生命，献出了儿子。
天生是一个诗人，虽然有十年不写诗了，在气质上，在感情上，即使在政治要求上，还保留了彻头彻脑的诗人情调。
强烈的正义感，无顾忌到畅所欲言，有话便说，畅到使人起舞，使人猛醒，也使人捏一把汗。因为这，他抓住几千几万青年的心，每个青年当他是慈父，是长兄，向他诉苦，抱怨，求援，求领导。也因为这，敌人非置之死地不可。
在前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
从此以后.，我们成为朋友。
五四这一天，在联大南区十号历史学会所主办的晚会上，他指出古书的毒素，尤其是孔家店，非打倒不可，要里应外合，大家来千。这晚上的盛会建立了近两年来联大民主运动的基础。
之后，几个月，他参加了民主同盟，由于他的热心和努力·立刻成为领导人之一。
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民盟是没有钱的，请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时，往往是他自告奋勇写钢版，不管多少张，从头到尾，一笔不苟。
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私家也无电话，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跑腿的人一多一定是一个。要开会，分头个别口头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户跑，跑得一身大汗，从未抱怨过半句。
去年暑假，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点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抽签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对面。从此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
三
一多的气质是刚性的，肚子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藏不住话。而且，受不了气。在乡下住，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他会气得说不出话。谈到政治上的种种，越谈越多，他会一晚睡不着，辗转反侧到天亮。朋友间一言不合，会得当场吵架，眼睛都红了，口吐白沫。等到误会消释以后，又会握手言欢，自动赔不是。
这两年，经过磨炼太多的忧患，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在极不快意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来访的朋友，温言悦色，从无倦容。并且，他还有一套说服人的本领，左说右说，连求带劝，一直说到对手同意方甘休。
我和他都有怕开会的毛病，我永远不长进，直到此刻还如此。可是一多，他一天一天在进步，努力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应到的会无有不出席的，而且，也无不终场。
在宿舍三十三家中，一多夫人说我们两家最穷。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
五个孩子带一个老女佣，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
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
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
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字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
以后他就靠这行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
图章来得少的时候，他着急，为了要挨饿。
图章来得多的时候，更着急，为的是耽误他的工作。
联大分校了，清华复员了，可是他不能走。第一，为了昆明的民主工作需要他主持。第二，为了吃饭，在道路上的几个月中没有图章生活不了。虽然迟早不免一走，多挨一天倒底好一天。第三，一家八口有钱尚且困难，一个穷教授，也根本走不了。
这样，他继续留在昆明，被暗杀在昆明。
一多，我也学你的话“你是不会死的，你是永远不会死的！”
1946年7月17日夜
□读书人语
吴晗对于闻一多之所以有如此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从吴晗后来的经历，我们看到，吴晗与闻一多在精神上是很相通的。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勇气，和为捍卫人的尊严而不堪苟活的伟大气节，都可以说是闻一多精神人格的再现。这篇散文在一种亲切质朴的语调中，多方面地再现了闻一多感人至深的形象。《哭一多》的成功，在于作者作为朋友、同事和历史学家的三重透视。作为朋友，吴晗写闻一多被昆明中学解聘时那种“知趣”和刚强，写他两年之后含泪诉说当日刘幸的辛酸；作为同事，吴晗写闻一多那使有亏心事的人不敢正视的眼睛，写他在政治上的磨炼；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剖析出闻一多被青年当作慈父、长兄，而敌人非置之死地不可的历史因果。我们相信这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含泪写成的，然而，它给人以力量，这力量就是闻一多与吴晗共有的精神力量。 【蓝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