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57
杨刚，汉族，湖北沔阳人，作家，记者。建国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有散文、通讯集《梦的沸腾》、《美国札记》、历史小说《公孙鞅》等。现有《杨刚文集》行世。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
——《永恒的北斗》代序
我不是一个诗人，正如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一样，这是每个明眼人第一面就能够看出来的。
有五六年的时间，我经常的写些长短句，其中有一些间或发表过。别人称之为诗，为方便计，我也叫它们诗。
不过，这不是什么主要问题。
所要着重的，倒是这个小册子里面所存的几首诗在写的方式上，在我发表它们的用意上，都值得说明。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和一个人的创作态度有关系，并且，推深一步，和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也是有不能分解的关系。
三年以前，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岩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自然从不想要去接近人；一方面切愿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无稽的空想；一方面切望我能够为许多人所爱、所亲近，另一方面常常以能够得人畏惧、憎恶为满足；还有呢，一面觉得应该生活得像人民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却尽爱随意做些没有下文的尝试，仅仅为了自己满足的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做并不困难。”当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紧我的时候，我常常在阴晦无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
鲜红的火在层层的灰烬下面燃烧，狂激的流水被压迫在古老的岩层下面，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诞生的痛苦。旧时代家庭的教养，社会上种种具体的生活条件和所接触的物与人，造成我的一面和两面。两面我都坚持。我好像走在一条峻险的峡谷里面，两边的岩壁向我倒下来，倒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救我。他的道路——经历长期的、酷刑一样的苦痛而后升华，曾经像我自己的心一样的感动我。可是，我没有他那种近乎神秘的宗教，我没有他做人时那样随和的温柔，我就不能够觉到那一条路也是我的道路。哈代的命运的悲剧，曾经震撼我的心，使我想起他的一些场面就心里发抖。但是，我生在初年的中国，我不甘心向命运低头。屠格涅夫最会为年青人安排道路，也最会轻轻地点融人心。可是我在他的那些年青人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痉挛地冲突顽固的影子；在他的世界里面，也找不到具体地出现了的一个宇宙，他躲在那里面像一个冷心的魔法师，好像他欣赏他的魔法过于他关切人类。而且最令我寒心的，是我不能够摸到他，我恨他。托尔斯泰是从头就被我推开了的，因为从我开始接近他教育的时候起，他就被人当作牧师一样地介绍推荐给我，我存心不读他。直到抗战开始不久，才读到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地感动我，可是也同样地不能救我。救了 Pierre的那个平凡的囚犯虽然在我心上，可是不能够和我的心融合。
我也不必再多举了。总之，一个人心里没有感觉到具体的人民，只能够为自己忧愁的时候，读什么书也是白费。地球在他面前裂开来，他都看不见，却偏要希望看见得太多。他的眼泪就只有朝自己的屁股上流。那被许多人当作一个教士看待的但丁，在六百年前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不用再讲我经历了怎样一些生死之间间不容发的苦痛，因为那些肮脏的眼泪，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虽然自己在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暗暗地把它们摸一两下的。
我撞了许多墙，我却还没有死。因为世界还没有死，人类正在要求诞生。尽管过去的铜墙铁壁，尽管我几乎是从母胎里带来的顽固，阻挡我的心不能开放，容纳现实的人民，我却不能够拒绝人所赖以生存的大气。它招引我，我呼吸它，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血肉。我不降伏于我的苦痛，我永远冲撞着。我可以说，在我内心里面那个要活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一种更大更大的东西，比我大了几万万倍还不止。我，不过是它的形体之一。这个东西它要求在广大的具体的空间生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自由的选择，尽情地吸取它所要的粮食。以后，成长，扩大，逼得那颗心不能够不开放，不能够不容纳人民，和他们的命运发生生死不解的关联。
时代要变，该诞生的必然要诞生。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空间。虽然那从我真正做人的历史上说起来，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起点。但是，是一个真的起点。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工作，尽管那范围还是狭小得厉害，我却没有把它辜负。我努力接近和发现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努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给我的至宝——放逐自己，超越自己，抱得紧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没有长期的痛苦，疾病和失眠，更重地想压倒我。可是，时代的神圣的变革，震雷一样的启示，千千万万人民的血的洪流，英雄的悲痛，智者的忧伤，善人的愤怒，美丽的心的憎恨，以及罪犯们的癫狂……，一切异象都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声音。命运的洪钟，当当不断在我头上敲起来。我是谁？我能够不听它吗？我能够躲得了它吗？我，这微弱到阴阳分歧的路上还不能够切断自己变了黑色的胞衣的人，怎样能够抗拒人类命运的钟声呢？
仅仅时代召唤着我，却没有具体的人在我周围，靠着我这染了很深的历史疾病的人，独自去听，我想，是不会完满而深刻地听到的。然而，却也有那同样受着时代召唤的人们，在我旁边。他们有的残酷批评我，甚至于到了伤害我的自尊心的地步；有的小心的感动我，使我常常流泪；有的明白的和我解释，使我表里分明。一种似乎集体的生活，使我感觉到共同生长、共同感应时代的快乐。
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悲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悲多芬共同享受。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写什么？写了，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容它发表？
怎样生活，在这里不必多说。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仅仅是写，在我看就是有害。精细的、密切的关心人民的祸福忧喜、人民的命运，带着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感情，是最必要的前提。写什么也应该归于这一原则下面去的。有许多很聪明的人，虽然对于文艺有了相当一贯的态度；可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他们把文艺工作同人民分开了。原则上他们同意文艺只有一个最高目的：为了人民。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上没有抱定一个严格的、忠诚的、贴紧的为人民态度，他们的创作态度有很多时候从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他们或多或少与我过去的写作态度相近，随兴的采取一些满足感觉的东西来写，随兴的用一些满足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爱好心的态度来写。他们有许多人有才能，能够写出使我心爱的东西，特别是诗的方面，有些人的作品使我苦痛地不能离开。但是不管我个人的爱好怎样，我依然觉得他们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委屈了他们自己的心。他们中间最严正的作者，也. 还是以自己的爱好来决定创作的态度。在他们心里，人，人民，所占的位置是颇为微小的。人民的命运，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深刻的感动他们，使他们情愿放弃自己。另外一些人，虽然嘴里也时时讲到时代，讲到人民，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用怎样的态度去接近人民，所以他们不很明白怎样的东西，要怎样写，才能对于人有些用处，结果依然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态度。还有一种人，根本没有弄清楚“文艺是为人的”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喜欢把文艺范围说小一点。诗，独立起来，认为如今有这种诗、那种诗：人诗，我诗，物诗，事诗，情诗，智诗，……凡愿意分行的地方，都是表现天才的所在，故意乱来。归总的说，不出于有意无意模仿的范围。从最严肃的意义上来讲，诗变成了一条鞭子，把他们鞭打得昏头昏脑，写出东西来，对于人没有一点用处。我不能说这些人是没有才能的。不过，即使把诗独立起来，能写出最好的诗来，除了才能，最重要还得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关切，而痛苦，而愤恨，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写出一些比较普遍有用的东西。
我放逐了那些无谓的自我感伤、晦暗的探索，放逐了一些花眉绿眼、机灵巧诈的字句，放逐了晦涩，放逐了轻灵，我放逐了那种为将来写作，而把眼泪流在背脊上面的罪恶欲望。我生在今天的人民中间，虽然我微弱到不能够理解他们，可是，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与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人民以外的东西身上。我写不出他们，我苦痛，但是凡我有所写，我必须写的明白、亲切、真诚，使它们直接间接于现在的人民有些用处。
这一切都是由上面的理解生出来的。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几首诗，也就是我的一种不完美的尝试。我的意思是希望它能够于人有益。如果我确知它们依然没有用处，我就不再写诗了。
我把这一本书献给那位帮助了我，使我成长，使我有用的人。
□读书人语
这是一位真诚的女诗人在四十年代所写下的一份自白。当时，半个中国还在使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记者，杨刚正骋驰于现实生活的前哨。我们从1929年就结识了。我深知她曾多么坚决果断地背离了她在湖北的书香之家，多么义无反顾地投入艰巨危险的斗争。然而我也熟悉她的另一面。她多么爱丁君生和勃朗宁的诗句，而且还是奥斯丁最早的译者。在我心目中，她既是一名女兵：粗犷，明快，一往无前；又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这种矛盾，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并不罕见，只是在杨刚身上更为突出。这篇短文既有自责的成分，也责备了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她去世的前两年，曾同我谈过一次艺术爱好同人民事业之间的矛盾问题。时代毕竟不同了。90年代的诗人也许并不存在也很难理解这种矛盾。然而重读杨刚在半个世纪前所写的这篇自白时，我对她更加崇敬了。因为她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艺术，对待人生。 【萧 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