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二十七岁没几天出了国，这是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以前在外语系还有这样的念头，后来在外面做几年事，都不算顺利，就再没想过了。之后去读研，四月交完论文在网上找工作，简历多投广州或深圳。五月终于有份心仪的工作朝我抛来橄榄枝，地方在广州天河，那里高楼大厦，是一家做国外房地产的咨询中心。我英文一般，尤其笔头功夫普通，但那一年我在学校接了不少翻译的活，虽然初稿都是靠机器，可校正总要花点功夫，时间一长，看到大段大段的英文心里已不再发怵。面试前一晚又跟姐夫用英文聊了聊，他一听，觉得没问题，让我放心大胆去。我好像真觉得这份工作势在必得了一样。
学水产那两年，大多时候待在乡下，我不甘心，我渴望城市生活，想着只要在城市落了脚，就会渐渐认识兴趣相投的朋友。樟木头到广州有和谐号直达，也正是看中了这其中的便捷，方便节假日回家。
到广州，先去见了家瑜，家瑜是网上认识的，他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发过我两篇文章。他的文章我也都看过，写他在轻轨上的见闻，中文系的生活以及故乡的小事，笔调很轻，应该是个沉稳的年轻人吧，我在站台等时这样猜测着。这时电话响了，我接，见远处有个人朝我挥手，想必就是家瑜了。
家瑜个子不高，也许是经常踢球的缘故，脸上和手臂晒得黑，穿的一双球鞋。他笑眯眯的，随和，请我在他办公室小坐，泡茶给我喝。他喝茶的样子慢悠悠的，有点像电视里机关人员的做派。他拿一本散文集给我看，写的是村庄的一些事情。他应当是看我经常写乡下的事情，以为我会喜欢，但我觉得有点枯燥，写一段景，便不免俗套地鼓吹远离人群的乐趣，而这样的优越感很伤害文章。之后家瑜请我在附近饭店吃饭，为照顾我，特意点了辣椒炒肉，他说他能吃一点辣，但其实不能的，看他止不住地喝水。
吃过饭后去面试，虽然笔译做得不算好，但洋洋洒洒谈了很久，心想应该没有问题。从大厦出来，看车站只有几条街远，于是走路过去，想多看一看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以后得空可以去看家瑜踢球，周末和宋老师一起去植物园，还有些许久不见的同学，有机会可以请大家一起在住处做饭吃呀。边走边满怀期待地幻想在这里安定下来以后的生活。我穿着新买的皮鞋，因为袜子短，脚后跟很快磨破了皮。这好像是个不祥的预告。之后左等右等不见答复，终于有天鼓起勇气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说不合适。我这才不得不承认，自以为十分坦诚的“夸夸其谈”在面试时应当竭力避免，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假如以另一个身份得到这份工作，以后都将必须用这个身份工作下去，我知道自己无法长久支撑。难过一段时间后，新的面试机会又来了。
其实这是这份工作第二次找我，当初投简历的时候，看工作地点在库克群岛，我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地方，图好玩随便投的，所以，第一次收到面试电话时，我委婉拒绝了，以为是骗人的中介之类。没想到他们还会再找我一次，对方说我学过英语和水产，很适合，希望能认真考虑。我也实在是走投无路，在网上搜了下相关资料，确定是正规工作后，约好某一天去面试。
巧的是羊角在附近上班，那天早上我特地六点多起来，炒了两个菜带过去。地铁快到站时，忽然接到人事部电话，对方说公司有些临时状况，让我改天再去。而答辩在即，我没有时间来来回回地跑，我坚持这天面试，对方无奈地说，那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挂了电话，心里一紧，果然没什么顺利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上楼后，我被眼前一切惊到了，门口挂了白色横幅，几个男人在门口说话，办公室里面一群阿姨奶奶趴在那里哭。原来是几个月前发生海难，家属觉得赔偿不够，又来闹了。我站在那里，仿佛一切都失去声音。如果是我出事，趴在那里哭的就会是我的妈妈，她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女人，老实本分一辈子，如果到老还要经历这些，实在太可怜了。这时人事部的小姑娘来到我面前，说抱歉，事情发生得突然，情况你也见到了，要不下次再来。我呆呆地点头，又呆呆地下了楼。
好像被掏空一般，失神走到羊角上班的地方，无论如何，做好的菜要拿给她。如果那天羊角准时到了，接下来的事又会是另一番模样吧。而羊角就是羊角，她说很快到，但至少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坐在人来人往的书城，看群里说答辩的安排，招聘的信息，我忽然感到不甘心，给姐姐打电话，姐姐说既然心里这么不安那就不要去，工作努力找找还会有其他。姐姐说得在理，可像我这么难搞的一个人，换过好多次工作，合适的谈何容易。我又给王叔打电话，王叔在建筑公司做预算，他年纪大，见过的事情多。他听完，问我这工作要不要上船？我讲不要，平常在基地待着。他于是哈哈笑，那你有什么好怕的？何况意外在哪个行业都有可能发生。我好像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推一把，于是又给人事部打电话，对方说老板在忙着处理现场，无法保证今天能抽出时间见我。我悻悻地挂了电话，这时羊角也来了，我从书包里把菜拿出来给她，正要说再见，电话又响了，人事部说让我快回去。这样，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回程火车上，天已经黑了，下起暴雨，远方雷声滚滚，玻璃窗上密密水珠吹成几条线，看着自己疲惫不堪的脸，想起一路以来的不容易。即便如此，还是落得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离父母远去，去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两年，没有朋友，我很怕的呀，人生真是太难太难了。我咬紧牙，尽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处理完学校的事情，六月底入职，计划八月初出发。有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一口好听的宁乡话，猜很久才知道是周燕春。他说下班从塘朗过来找我吃饭。我担心了一天，因为不知该说什么。高一我们一间宿舍，他在六床，我在八床，靠窗相对。他长得黑，肩膀耸起。他那时写毛笔字，成绩也好，当班长，而我是个很闷的人，彼此来往不多。我知道他家里一点情况，两兄弟，靠妈妈一手养大，他俩也争气，如今都在这边安家了。在地铁口见到他，他穿着红色T恤，没从前黑了，只是头发稀疏，略显大人疲态，但牙齿很白。他好像变了一些，谦逊，不显摆，等位时一直说着话。我们家庭差不多，靠自己努力才有如今的样子。我们吃的烤鱼，他也爱吃。下次见面不知什么时候，他结婚，有了小孩，离别时加了微信，我看一圈，明白我们终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不太会再联系的吧。我想起他高中时的样子，甚至记得他那时候穿过的衣服，早上他煮面，跟其他室友谈历史说笑的模样，我觉得有点伤感。
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当我坐在星期五晚上回樟木头的和谐号上，想起从前羡慕曹艳琴在深圳上班，周末回常平见父母，而现在我也做到了。很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的，往后还会有很难很难的时刻，还会有更多的欲望，会忘记很长很长时间里我需要的只是这样一点点。
我有点感动，于是在日记里写了上面这样一段话。
日子如期而至，我已经把所有在深圳能见到的朋友或同学都见了一次，可是哪个能料到，出发前一天上厕所不小心把脚板骨头摔裂了。脚上打了石膏，不得不在家里多休养一个月再出去。我白天黑夜地躺在床上，脚痛得不知如何是好。爸爸看我痛苦，请来附近诊所的胡医生给我敷药。胡医生将石膏拆下来，我感到舒服多了，他把一盒刚和好的草药一点点糊在我的脚背上。草药很烫，胡医生说烫才起作用。我听他的话，见他用干净纱布一圈圈再包好。他一共来了七趟，再过一段时间，渐渐感觉受伤的脚可以作劲了。
在家差不多闷了一个月，头发疯长，浑身上下散发着阴暗的气息。有天夜里决定试试走路。厂门口两个小孩子泡在充气水池，一个光屁股起身浇水到另一个头上。天桥楼梯旁一株羊蹄甲伸长枝叶，夜风里健壮的模样。上次，忘记多久前，叶子还是孱弱地垂着。路边有人躺在长椅上吹风，狗趴在旁边，树影在清凉的光里拂动。五金店老板和他几岁大的儿子蹲在大门口，钻头在纸盒上钻出一个洞，小儿子抬头对着他的爸爸笑。远处山下，吊塔支臂尽头一盏灯小心又均匀地闪着红光。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沿着相同的线路，走到高架桥下便利店前坐一会儿，然后回去。有天刚下楼，见对面修理店的老板正拿着橡胶锤敲电机里的铜丝。五月回湛江，爸爸喊他开车送我到樟木头搭车，是个客气人。我喊，叔叔过几天我就要走啦。他忙着做事，说不能陪我。我说不坐，去走走。他又问我爸爸在哪里打牌，我说我不问爸爸这些。天桥上热闹了些，两个小伙子坐在台阶，脚边放了吃的。桥上一对恋人，靠得很近，大概是在接吻。带了暑气的夜风吹过来，走到小卖部，店门依旧关着，也许是没生意，老板走了。店门口可乐桌前靠着一张招工牌，招八个保安，两千三到三千一月，包吃住，穿着夹板的年轻人路过停下来看一看。他们年纪那么小，保安是很寂寞的工作，也许没有去做吧。
等脚差不多恢复好了，回公司报道，确定九月初出发，正好还能在家里过二十七岁生日。
生日那天，和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在外吃了饭，晚上又去唱歌。家人舍不得我，我何尝不知道，在一阵欢乐之后，就真的要说再见了。
出发前一个晚上，我要去外面散步，爸爸说他也要去。我洗澡，他在楼下小卖部等。我们一起去药店买了藿香正气丸和感冒药，中暑和感冒是我每年要得的病。他说有样感冒药格外好，我要出钱，他拦着，我讲公司有报销，他说报了你自己拿着也一样。他还帮我买了一根皮带。路边打印相片的，一块钱一张，过塑的两块，我们洗了两张，一张是爸爸送我上大学，一张是生日那晚他和姑姑一起唱歌。想起还要买手机支架，我们一人买了一个。
我想再过两年回来，也许会忘记这个时候和爸爸走在一起的心情，觉得很舍不得。而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时间刚好过去一年，我就要二十八岁了，出差在遥远南太平洋很小很小的一块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