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
儒的源流
先来谈一谈儒教。由于使用了“教”字，有人便认为这与宗教相关，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根据“宗教”的定义，从某种神教价值观来看，两者确实相去甚远。然而，从“儒”包含的意义来看，其祭祀祖先、天地的色彩又极为浓厚。
祭祀时供奉物品被称为“荐”。鲁迅（1881—1936）在留学日本时，剪掉辫子，决意参加民族革命时，曾在诗中写道
——我以我血荐轩辕
轩辕一词，所指的是中国人始祖——黄帝。为了祭祀远祖，年轻的鲁迅宁愿奉上自己的鲜血，表明了自己誓死的决心。
向先祖供奉物品，颂读祭文，希望祖先享用。如同在信的末尾会注上“敬具”一样，在祭文的结尾处往往注有“尚飨”（意为请接受）一词。在中国，曾用白话文写过祭文，然而在结尾处仍然注有“尚飨”。
之所以向先祖供奉物品，恳请祖先享用，源于相信灵魂的不灭，这与宗教不无关系。
祭祀或礼仪，从形式来讲，很容易被流传下来。如同前面提到的祭文中“尚飨”一词被作为结束语一样，都是被形式化了。然而，儒家理论中也有讲述现实生活的教训、处事指南的部分，这一部分十分生动，不同于祭祀部分的形式化，从而对人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于是，认为“儒”是专门讲述现实世情况，而异于宗教的观点便产生了。
但同时，认为中国自上古时期便是非宗教国家的误解也产生了。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在某处有所谓的神灵生活着并具有支配一切的神圣力量的说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就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并非如此。
古代殷王朝的首领就是典型的神父之王（圣者之王）。
20世纪初，随着殷墟的发现和大量甲骨文的出土，有关殷朝的情况便被揭示出来。直至当时，有关殷朝只是虚幻王朝的说法，还在一些权威的研究者之中流行。
殷王朝的始祖受封于名为商的地区，经过数次迁都，最后的二百多年一直建都于殷，因此该王朝被称为商或殷。甲骨文中专门使用了“商”，这似乎是种自称。至今，中国的博物馆展示板上或图例说明中，大多使用了“商代”这种称号。然而，自《史记》以来，“殷”被一直沿用，所以此篇也统一采用“殷”的称号。
在殷代，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占卜来决定的。牛的肩胛骨或龟壳在经过整治、烧灼（钻孔放入火中烧）后，表面会呈现出裂痕，占卜师便可用此占卜凶吉，如同看手相一样。占卜由王来主宰，也就是说殷王独掌着祭祀权。殷王是神圣王朝之主，主宰着王朝。
参观殷墟的1001号墓可见，其内部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6具殉葬者的尸骸，东部伸出的部分（被称为耳室）有4具尸骸，南墓道有59具无头尸骸，在墓的外面还埋有68具殉葬者尸骸。此外，还有22座殉葬坟墓。有如此众多的殉葬者，充分体现了殷王作为现世人神的特殊身份。
不仅仅是殉葬，据甲骨文记载，祭祀祖先时除了要奉上牛、羊、猪等祭祀品外，还要将人杀死作为供品。
西部部落周消灭了祭祀国家殷。周武王所率领军队，以太公望为军师，在攻陷殷时，殷的军队毫无战意，奴隶们甚至在殷王死后将其头颅砍下，献于周武王。可以说殷的部队对其首领毫无忠诚之心。
据《史记》记载：
纣（殷王之名）的军队有七十万之众，而毫无战意，希望周王尽快取胜。他们阵前倒戈，欢迎武王……
据载，殷灭亡于公元前1028年。甲骨文使用天干地支纪年法，对日食月食都有记载，所以关于年代的记载也较为准确。
继殷之后的周一直为采取较为朴素的执政方式。在周墓中很少发现有殉葬者，即便有也不过一两人。与神权国家的殷相比，可以说周采用的是人性政治。然而郭沫若（1892—1978）认为，至此发掘的周墓均不是王墓，所以其中没有大量的殉葬者很正常。但1990年代发掘出的周王墓的报告中，也证明了没有大量殉葬者存在的事实。由此可见，周并没有像殷那样施行血腥的统治。
殷在一次祭祀仪式上便会屠杀上百只的牛羊。而周在祭祀时使用的仅仅是简单的一牢（指一牛、一羊、一猪），并且原来殷代用人祭祀的方式也被废止了。
周灭殷后不久，武王便去世了，于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对新王朝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整治。据说，将祭祀的牺牲简单化是出自周公的意思。殷周交替，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被称为“殷周革命”。甲骨文研究大家、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认为，殷并非中国。直至周才体现出了人性统治。殷的统治全部依从于神的旨意，老百姓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被杀，因此充满了恐惧。在现世人神的统治下，每个人都过得战战兢兢。相比之下，生活在周朝的人民就幸福多了。
如上所述，直到20世纪初，殷王朝始终被认为是虚构的朝代。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中国没有被圣者支配的时期恐怕要将殷除外。他在1920年去世，恰逢此前，甲骨文的记载证明了殷的真实情况。但仍有人像王国维那样，虽然了解殷朝的真相，但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厌恶，便将它从中国文化中排除掉了。如果将周作为中国文化的开端，那么或许可以认定在中国不存在神父之王统治的时期。
因为儒教的源流最初始于殷，所以在讲述儒教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有关殷周革命的情况。
先来看一下“儒”字的构成。
关于文字解说最权威的当数东汉的许慎（约58—约147），他于永元十二年（100）完成了《说文解字》。据此，对儒的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意为柔和，简而言之，与“武”相对。去掉单人旁，右半部分上面是雨字头，被雨淋后呈现出柔软、温和的状态。雨字头的下面是“而”，据文字学泰斗段玉裁（1735—1815）的解释，“而”为向下垂的胡须。干燥的胡须很是粗糙，凌乱而又生硬，但被雨淋后便变得柔顺。可以说“儒”是人类在社会中圆滑的处事之术。
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的“而”字貌似人形，头顶平平，头上无冠。没有头发的人被称为“髡（读音kūn）”，不是一般的人。光头一般指受刑或拥有特殊职位的“异形”人。头上淋雨为“需”。白川静先生将“需”解释为“祈雨的巫祝”。“巫祝”指巫师或祈祷师。“需”字有“需要”、“祈求”的意思，在古代，与人类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就是旱时之雨了。所以求雨师就是巫祝的代表。
殷时，王即巫祝长。殷的建国始祖汤，在讨伐夏桀王后，出现了连续七年的大旱。汤亲自以巫祝的身份祈雨，终于，方圆数千里内天降大雨。关于此事，在已散佚的《帝王世纪》中有过记载。虽然原文已经遗失，但是宋代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曾引用过这一部分。据记载，汤“斋戒剪发、断爪”后祈雨。这如同将自己作为牺牲。由于供奉的牺牲要求完整，所以头部要保留，此外还必须保持清洁。
追溯“儒”的渊源，可以发现其原意是祈雨巫师的代表——巫祝。
由殷初汤王祈雨便可看出巫祝在殷代的盛行。如果将祈雨的“儒”作为祭祀国家殷的象征，那么由祈雨而衍生出来的“儒”必将十分重视祭祀活动。“儒”之集大成者孔子（前551—前479）在临死前说：
丘（孔子之名）也，殷人也。
夏、殷、周的出殡仪式各不相同。预感到死期临近的孔子认为自己为殷人，便吩咐其弟子子贡，按照殷的仪式举办葬礼。《礼记·檀弓上》对此有所记载。
《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曾提到过：
其先（祖）宋人也。
周灭殷后，将殷人迁至宋，并让殷人在宋对祖先进行祭祀。如果先祖的亡灵得不到子孙祭祀便会作祟，因此必须给他们留出祭祀的场所。而殷先祖的亡灵作祟，势必会给灭殷的周招致灾难。周又为了防止殷的遗民集聚在一起，便在把他们分散驱逐到各地的同时，将宋（地名）赐予他们，让他们居住此地，并对祖先亡灵举办祭祀活动。因此，所谓的宋人实际上是殷人的后裔。
孔子是周文化的赞美者。他所处的春秋时代，名义上有周天子存在，实际上则是由其他的霸权者掌控政权。孔子认为，周初因为有周公制定各种制度、礼乐，是一个理想时代。因此对周公充满了仰慕之情。
据《论语·述而》的记载：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作为殷之后裔的孔子，却对灭殷的周文化赞美有加，并对指导讨殷战争的周公充满景仰之情。乍看来，不免令人费解。然而，孔子生活的时期，距殷的灭亡已有五百年多年的时间，如果按照现在日本的历史向前追溯五百多年，那么应该是室町幕府时代的应仁之乱之际。因此，殷周的兴旺交替在当时而言已成为历史，对于当时双方的爱恨早已淡去。而且，孔子所能见到的记载都是周朝文献。关于殷的记载不仅大部分被遗失，而且所记之事也都是为了迎合周的统治需要。
如《史记》中对殷纣王的记载：
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
意思是，纣对祖先的祭祀置之不理。这也是周讨伐殷的原因之一。看到此记载，即便是对作为先祖的殷纣王，孔子仍然充满了痛恨。然而直到20世纪初，通过研究从殷墟中挖掘出的甲骨文，最终发现，其中关于纣王时代的记载颇多，并且描述了当时纣王曾频繁地、极其虔诚地祭祖。
周在毁灭殷文献时，可能忽略了对占卜用的甲骨文的销毁。因此至20世纪初得以发现，能看出纣当时对祭祖十分热衷。不仅如此，由周公制定的并在此后成为儒教根本的长子相继、丧服等制度，实际早在殷的末期已经存在。
孔子甚至在梦中都充满了对周公的敬慕，是因为他相信此类制度皆由周公所定。但是，据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表明，周公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殷末的制度。
旅之集团
周公将殷的神权政治改为人性政治，并将“礼”作为社会的基础。诚然，在殷代，人性的因素很少。然而，最后在纣王的统治时期，如前所述，祭祀活动极度盛行，但是将人杀死作为牺牲的情况却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在殷末时期，神权政治向人权政治转变的色彩日渐浓厚。
在转变的过程中，殷周的政权交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占卜虽在周仍然存在，但较之于殷，已远不如当时盛行。
周在起兵讨伐殷时，出现了许多吉兆。例如，苍鹰群飞，白鱼入于王舟，等等。殷以白为尊，周以赤为尊。河流上游起了火，顺流至周军阵前变成了赤鸟，此乃吉兆。然而，当时周军经过分析，认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便没有出兵。
一年后发兵进攻时，从占卜结果来看，是大凶之兆。但是，太公望丢掉蓍（shī，占卜用的植物），把龟壳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遂率兵攻陷了殷。
由此可知，虽然仍然使用占卜，但是人为的判断更为关键；虽然对待神明草率不得，但是人类的努力已经开始被重视。这也是孔子的立场所在，他认为这便是周的文化。殷末祭祀中很少用人充当牺牲，或许对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儒”就是所谓的巫师、占卜师，那么随着殷的灭亡，他们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折断蓍草、脚踩龟甲的人们成了新政权的掌控者。殷灭亡之前的殷末时期，“儒”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衰退。巫师们带着一种危机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周朝不再完全地依靠占卜，而是开始了更为合理的、现实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祭祀活动的忽视。
《论语·雍也》记载：
敬鬼神而远之。
“敬远”一词便由此而来。“鬼”在古代中国表示亡人的灵魂。各种神灵被称为“鬼神”。对待鬼神必须尊敬，同时保持距离。殷代，人们与鬼神过于接近，而到了周代，开始了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这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无神论。合理思考，可以与鬼神保持距离而又不失敬意。由于保持了距离，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祭祀活动。
儒家集团为了延续发展，便开始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祭祀中最重要的便是丧葬。儒家逐渐将丧葬作为主要的工作。
《墨子》一书中对儒家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富人有丧，乃大悦。曰：此衣食之端也。
对于专门从事丧葬之职的儒家来说，富人家里若有人去世，便很开心，因为可以从中捞取钱财，所以面对如此谴责也无语辩解。
然而，儒家虽然专职丧葬，但也四处游行。在一个集落里一时间不会有太多的人去世，因此为了寻找更多的丧家，便不得不四处游走。在游行中得以开阔眼界，因此儒家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信息）水平比一般人要高。到各处游行的途中由于增长了见识，便可对他人从旁说教。对于世上那些迷失方向的烦恼的人，游行的人往往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因此，作为丧葬事宜专家的儒家集团在发挥处事指南作用方面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墨家”也是一个四处游行的集团。因此两者之间也会有竞争的成分。关于墨家说法不一。墨家的开山之祖墨子，名墨翟（前约468—前376）。“墨”究竟是不是姓，尚不明确。
第一种说法是，墨家是受过墨刑（一种刑法）的囚犯集团。第二种说法是，墨家是为了区别于自由民，在身上纹有刺青的奴隶集团。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奴隶劳动作为理想的集团。说法众多。
在木匠使用的工具中，有一种是专门被用作标注测量记号的墨，于是有人推断墨家是工匠集团。
据说墨家擅长筑城，修建工事防御。墨家擅长防守，而且还精通各种防御兵器的制造。虽说墨家“善辩”，长于外交和宣传，然而，墨家的基干还是工匠。
东方若有弱国，便前往协力再建；西方若有国遭受侵犯，便前往支援防御。据说墨家这些活动都是无偿付出的，因此也未曾受到排挤。自然墨家也都是过着四处游行的生活。
有诗云：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尝暖。
说的是，墨子终日在外游行，家里的烟囱都还没有变黑；孔子也是四处周游，连坐下来把席子暖热的工夫都没有。由此可见，墨家和儒家在外出游行这一点上比较相似。
据《史记》记载，墨翟为宋国的大夫。宋国，也就是殷代遗民之国。孔子的祖先也是殷人。
殷代文化呈现出极端的一极集中状态。殷末，位处西方的周逐渐兴起，对于中央而言，可谓西方之雄藩，但在文化上应不存在太大差别。而从青铜器来看，同一时代，殷可以制造出精美的器具，相比之下周的青铜器就相形见绌了。发掘情况也表明，殷代有可以称为天下至尊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周却远远不及。
不仅在青铜器的制造上，在建筑、土木、交通、美术、工艺等诸多文化领域内，殷都表现得较为突出。殷被灭后，这些文化领域内的能工巧匠都不再为已成为废墟的殷都所需要，于是便被迫流亡到各地。于是这些精湛的技能便自然而然地在各地传开。
墨家传播手工技能，儒家传播祭祀以及所包含的思想，都是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老子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人物，庄子是宋国蒙人，出身不明。庄子也属于殷文化一个支流的代表人物。
儒、墨、道实际上都是从同一条大河中分流出来的支流。如果要对此进行论证，将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在此谈及这些只是为更好地说明“儒”。
所谓“儒”，是指与鬼神比邻而居，相信灵魂不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系，在经过挫折和流浪磨炼之后，不断适应时代的潮流并对自身进行改造。
回顾一下时代形式，如前所述，较之于殷，周的统治更为朴素、现实。周在遭到犬戎的侵略进攻后，于公元前770年被迫东迁。犬戎发动的并非突然袭击，而是趁周国内动乱之际发兵进攻。
自武王后第十一世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军事国家成立。在这种体制下，民心极其不稳。宣王之子幽王（前782—前771年在位）极度宠爱一个名为褒姒的女子，为了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欲废掉先前所立的太子宜臼，于是引起了内乱。在犬戎的进攻下，幽王被杀，废太子宜臼逃走，第二年迁都洛阳。公元前770年以后称之为“东周”。这一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壮大。超级大国晋在公元前403年分裂为韩、魏、赵三国诸侯，在此之前被称为“春秋”时期。此后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物。因为他是儒家之集大成者，所以说儒教诞生于春秋时代。之前对儒教的雏形只做大致了解，下面我将重点对孔子之后的儒教进行考察。
葵丘之盟
为了了解儒教诞生于怎样的环境，最好是先来研究一下孔子出生一百多年前的“葵丘之盟”。
葵丘，地名，殷遗民国——宋的都城。
当时，雄领各地诸侯的当属齐桓公。在名宰相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强盛一时。当时南方的楚国（现在湖南一带）势力发展壮大，齐桓公召集中原各诸侯——宋、郑、卫、鲁等在葵丘会盟。位于现在的湖南一带的楚国，属于长江中游的国家，与黄河流域的中原诸国相比，性情气质略有不同。在中原看来，楚国不过是野蛮的军事大国。中原诸侯皆以“公”自称，虽说周王室日渐衰微，但仍然存在，因此没有人敢改称王。而楚却自称为王，并若无其事地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意思为，“我”自称“蛮夷”，因此中国——指中原——的谥号规则与“我”无关，“我”想更改称号便更改称号。
虽不知礼仪，但军事力量强大。楚不断发兵北上，给中原诸国带来很大威胁。为了抵制楚的进攻，中原诸国必须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是好事，但在当时还无法实现。中原诸国为了加强相互联系，便制定了盟约。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获得彼此间的认同和信任。
制定类似宪法的共同契约，共同发誓遵守——这就是葵丘之盟的目的。
葵丘之盟的内容在《孟子·告子下》中有详细记载，共有五条。孟子（约前372—前289）对此均用“命”的形式来表示，有神命之意。
第一条“初命”：
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第一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条。“孝”被当作是儒教的基本德目。《春秋左氏传》中有记载：
孝，礼之始也。
诛，表示处以刑罚，有“诛责”的用法，因此在此并非诛杀之意。但又出现在条约之首，据此可以推断该刑罚一定为重刑。
树子，指确立诸侯的继承者。天子原指由诸侯认定的嫡子。变更继承者是引起大乱的根源。周幽王因为更换太子而导致亡国，自己最终也被杀死。
不要立妾为妻。幽王已有正后——申后，由于宠爱褒姒，便废申后立褒姒。因此，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些事看来似乎都是些细小家事。然而，一个国家却会因家事变故而引起内乱，从而殃及周边邻国。家内纷争，国内必然会产生两派对立的局面，为了击败对方，便会求助于邻国。于是，两派相争又将引起邻国间的派系斗争。
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大学》（四书五经之一）中有此记载。南宋朱熹（朱子，1130—1200）对此的解释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二条（孟子称之为“再命”）：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尊重贤人，养育人才，来表彰有德之人。
第三条（三命）：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第二条强调要让贤人及有能、有才之人参与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原则便是第三条所讲到的内容。老人和儿童都是弱者，关心弱者是政治的关键所在。宾，指在国内的外国人。旅，表示旅行者。要像保护自己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人，显示出要摒弃排他的政治姿态。
第四条（四命）：
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官职的世袭和兼任不仅妨碍了有能之人的登场，还有导致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的危险。通过世袭和兼任将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的重臣，还有可能会对君主造成威胁。窃取政权的不祥之事应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从君主方面考虑，也应当适才适所，量才录用。“士”指一般的官僚，“大夫”指的是大臣一级，通常被合称为“士大夫”。绝不允许随意处死重臣等事件的发生。所谓的“专杀”，是指未得到天子许可不得随意处死士大夫。
最后一条（五命）：
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防，指堤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便擅自更改水路等此类人为的决堤行为，要绝对禁止。黄河决堤会淹没房屋和田地，甚至殃及百姓的性命。在黄河诸国之间的战乱中，如果能够破坏敌人关键地带的堤防，必然能够给对方以重创。这几乎是制胜之法则，然而对方也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这类似于现代的核武器。
下面还对各国不准禁止粮食出口达成了协议。
诸侯封臣时要昭告天下。将某人封于某地、任何职，都必须首先告知于天子。周天子虽说名存实亡，但仍是天下的象征，诸侯原本也是由天子所封，而后方才君临各自的领地。既然诸侯的领地原是由天子所赐，因此如果要把受封自天子的土地再分于功臣，就必须要告知原来的主人。并且，告知于天子便意味着告知于天下，其他诸侯也都可知晓。这就保证了各国诸侯了解其他国家内部人事的重要变迁。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各国的信息公开化，以便于相互了解。
《孟子》对葵丘之盟的记载还有：
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束牲”是指将作牺牲的动物捆绑起来。牺牲，原意是指杀死用作牺牲的动物，而捆绑起来便意味着不将其杀死。
在此之前的会盟中，作为誓约的象征，都要将牺牲杀死，饮其鲜血。然而自此次葵丘之盟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将写有誓约的事项的书（或写在绢、木简之类上），捆绑在被束动物的背上。誓约形式的变更属于重大事件，特以“不饮血”作为标志。
以上的五条誓约法则，令人感受到浓厚的儒教氛围。因为葵丘之盟与儒教的理想较为一致，所以四百年后，孟子不禁感慨道，古代的诸侯可以严格遵守盟约，而今诸侯却五约尽犯。
《论语》并未曾提及葵丘之盟。这可能是由于孔子是在百年后出生，对此还没有特殊感觉。对孔子而言，这或许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众多会盟之一。
从反体制转向体制
由此看来，儒家似乎已经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孔子长期的亡命生涯便是最好的证明。
会盟多，说明问题也多。葵丘之盟是黄河沿岸的诸国为了抵御异质超级大国楚国而组织的联盟。此后百年，孔子所处春秋时期即将结束，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纷纷浮现。诸侯都时刻保持着一种危机意识，尤其警惕那些有组织的集团。春秋时期流亡的集团吸收了许多被诸侯体制驱逐出去的阶层。孔子之所以不被诸侯所接纳，也是由于其学说的反体制性。如果执行孔子的主张，那么原来的体制便会动摇。
诸侯国中，既得权力已经扎下根基，士大夫阶层也都施行世袭制。
《论语·宪问》中，孔子有云：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意思是，在诸侯国中出任官职的士，如果只考虑安逸的生活，便不配称为士了。而士大夫们如果按照孔子当时的理念改革国政，那么就不具备维持现有地位的资格，甚至会被流放。
而诸侯国君们也认为孔子的德治主义过于迂远，不切实际。
《论语·为政》记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理人民就必须具备“政”，即所谓的法律禁制。如果有人越轨，便会被处以刑罚。对于诸侯国君们而言，这样自然便于治理。但是人民是否具备廉耻之心，君主却毫不关心。因此如果强调“德”，便会令国君们备感拘束。
春秋末期尚处于能否吃饱饭的时代，而孔子的德治主义过于迂远，不切实际，所以他以及他所在的集团便始终处于慢性失业状态。
《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此处引用了《韩非子》中的话，可见在战国时代，儒家仍被视为反体制的。
与孔子并称的孟子，是在继孔子数百年后的另一位大儒家。他认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对于君主而言，这种主张甚是无趣。明朝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便废除了自宋以来的孔孟合祀，取消了对孟子的祭祀。此后，臣下谏言恢复祭祀活动，但是将《孟子》中对君主不满的部分进行了删减。这就是所谓的《孟子节文》。
众所周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前259—前210）施行了“焚书坑儒”。对于反体制的儒家，秦始皇采取了彻底的高压措施。焚书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及次年，“焚书”的对象是医药、占卜、种植以外所有的书，其中儒家书籍首当其冲。焚书时制定了严格的律令：
——有敢偶语（议论）《诗》《书》者弃市（处以刑罚，曝尸于市）。
——以古非今者族（杀死全族）。
学习《诗经》和《书经》的乃是儒者，将古代周公礼乐制度作为理想制度并对现实进行批判的也是儒者。
儒家自集大成者孔子所处时代直至秦朝，始终都是反体制的集团。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灭亡，项羽（前232—前202）与刘邦（前258—前195）争夺天下，最终刘邦建立汉朝。
刘邦一介庶民，出身不明，性格豪爽，厌恶文质彬彬的儒生。
儒生的装束一般是身着宽松的衣服，头戴圆形帽子，脚踏方形靴子。一眼望去，便知是儒者。天谓之苍穹，呈拱形，地为方，因此头戴的帽子便是圆形，意为知“天时”，脚穿方靴，意为知“地势”，单从打扮便可看出其极为明显的形式主义作风。
《庄子》中记载了下面一段故事。
鲁哀公（前495—前468年在位）有一次对庄子说：
鲁国多儒士，很少有信仰先生道学的人。
庄子对答：
何不在国中号令：没有儒士的学问和本事而又穿着儒士服装的人，必处以死罪？
于是鲁公便传令下去，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脱掉了圆帽和方靴。最终，举国上下身着儒服的只有一人。
由此可见，庄子对儒家的形式主义极为不屑。
由庶民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刘邦也十分厌恶形式主义，他曾摘掉儒者的圆帽，用来盛尿。
当时有个名为叔孙通的儒生，历史上对其评价极差。他曾侍奉过刘邦。最初叔孙通侍奉始皇帝，之后又侍奉了后任几位皇帝。秦始皇死后，陈胜、吴广起兵造反，他对二世皇帝说：“此乃盗窃，并非谋反。”而那些上报说是谋反的人，则被扣押、查处。可以说叔孙通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叔孙通便是这样的人物，而作为儒者不应有此行为。《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到如何侍奉君主时，孔子回答：
勿欺也，而犯之。
侍奉君主的关键是不能欺骗。陈胜、吴广发动的动乱，对秦来说明显是谋反，却被说成是盗窃，显然是对君主的欺骗。“犯之”，即从正面谏言。叔孙通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儒者的作风。其他的儒生都骂他：
先生，专言大猾，何也？
当叔孙通得知刘邦用儒帽盛尿后，便脱掉了宽松的儒服，改穿短袖短襟的楚服，以投刘邦所好。
据《庄子》记载，孔子在世时，儒家的形式主义便已开始盛行，到了三百年后，叔孙通的所作所为便是儒者堕落的典型。
皇帝刘邦虽生性豪爽，却极为厌恶臣子的放荡无礼行为。有人喝醉酒后，便开始炫耀自己的功绩，或是一边喧嚷一边拔出剑来刺在柱子上。据《史记》记载：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剑击柱。
于是刘邦开始意识到，在自己如何暂且不论的前提下，必须对臣子的放荡无礼行为进行约束。叔孙通可谓是善于察言观色的天才，他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便向刘邦进谏，由他召集鲁国的儒生，制定“朝仪”（朝廷的礼仪规范）。刘邦说：“得无难乎？”意思是问，这个难吗？
厌恶繁琐形式的刘邦担心此事不好执行。叔孙通回答说：“所谓礼仪，根据世事人情可繁可简。”刘邦听后便说：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意思是说，那就试试看，不过尽量简化，对我这样的人也适用。
于是叔孙通召集了三十多名儒生，制定朝仪。在这些鲁国的儒生中只有两人拒绝参与。这两人认为，天下刚刚稳定，死者尚未被埋葬，伤者伤势尚未治愈，怎么能制定礼仪呢？按照儒家的观念，真正的礼仪应在积德百年之后方可制定。这两位儒生拒绝进京，说：
吾不忍为公（叔孙通）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叔孙通笑着回答：
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一直对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儒者终于明白了“时变”，开始向融入体制转变。叔孙通制定的连刘邦都可以接受的朝仪，在汉朝开国七年（前200年）长乐宫落成之际开始就地施行。群臣中无喧哗者，无失礼者，仪式井然有序地进行。刘邦不禁满怀欣喜地感慨道：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太常（掌管礼仪祭祀的官职），并赐黄金五百斤。叔孙通趁机推荐自己门下的弟子，他的弟子有数百名，分别受到封赏，叔孙通还将自己所得的五百斤黄金全部分给了他们。于是他们对叔孙通大加称颂：
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如果孔子听到此话，恐怕要皱眉头了。鲁国三十多人中拒绝叔孙通上京制定礼制的那两个人，才是当时儒家的真正代表。然而儒家集团中大部分人都已被当时的体制所收编接纳。
虽说儒家已经进入了体制范围内，但在汉初尚未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的皇后窦氏是老子忠诚的崇拜者，宫廷内的氛围也都是以黄老思想为主导。老子和庄子通常被合称为“老庄”，而在汉初时普遍认为，这种思想是由黄帝传于老子的，因此称之为“黄老”。文帝之子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位后，当时成为皇太后的窦氏问一位名为辕固生的儒生，应如何看待老子。辕固生答：“此家人言耳。”窦太后大怒，将他投入野猪圈中。景帝见他可怜，便给了他一把尖刀，于是他捅死了野猪方才得以逃生。
长沙马王堆中发掘的汉墓属于汉初墓葬。从2号墓中出土了《老子》的绢书，然而却没发现任何与儒教有关的东西。因此，儒教虽在汉初进入了汉初的体制编制，但尚未成为体制内的主流。
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大儒者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提升了儒学的地位，并使之国教化。直到那时，儒教才最终成为体制内的主流思想。随着汉王朝的不断稳定发展，机构逐渐扩大并复杂化，“黄老”的无为思想已不合时宜。官僚阶层中学习儒学的人也不断增加。于是统一国家思想势在必行。
儒学的“国教化”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儒学中包含的强烈的批判精神是无法融入体制内的，所以这部分内容被削弱了。实际上，要想进入政治的内部，就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妥协。因此儒学中的许多内容被砍掉了。通过学习儒学而获得官职的人，为了保住已得的职位，都表现出了一种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
我们所看到的“儒”，主要是指在基督教诞生前一个世纪，已经成为汉朝国教，知时变、知要务的“儒”。
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指出，中国历代王朝政府都表现出了“干涉性”的特点。为政者基于治理人民的考虑，对人民干涉较多。
太古圣天子尧时代，有位老人一边鼓腹击壤（饱腹后抚摸着肚子，敲打地面），一边唱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首田歌的意识是，天子之恩浩荡，而一般百姓虽受其恩惠，但却感觉不到。这首歌并非记载于《史记》，而是出现在《帝王世纪》中。虽然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尚待考证，但是从单纯的创作意图来看，可以推断出当时背景。一般来讲，人民是厌恶政府干涉的。然而执政者基于统治的考虑，势必会有许多干涉。这段话就反映人民不希望政府以一种令人厌恶的姿态来进行统治，然而干涉性却是政府不变的原则。
政府的干涉性自古有之，然而自从儒学国教化以后，这种干涉性更是向各个方面进行了延伸。
在儒家的思考方式中也存在着强调干涉性的因素，而强调干涉性的政府也势必会将国教化的儒家学说强加于民众。
不仅在政治方面，其他方面也都有儒家学说的渗透。此后的朱子学加强了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并总结出了“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之说。
修身必须要有一颗正直的心，而心欲正，则意必诚。而意欲诚，则必多知。因此首先要实现“知”，为了达到“知”就必须“格物”。即所谓的
——格物致知
关于“格物”，古往今来说法众多。
朱子学对“格物”的解释为“穷理”，意思是凡事都必须经过观察、考究。阳明学的解释为“去恶”。
儒家具有从格物致知的个人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中的强制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