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亦为名教
儒家学说在成为“官学”后，其内在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中国的官僚制度便是在形式主义下被运用的。
虽然内部已经混乱，但表面上看起来仍然井然有序——这就是儒家的策略。为了追求形式，往往会对一些内容加以掩饰，甚至抛弃。因此表面现象与实际情况之间有着很大差距。
不妨看一下陆游的生活经历。陆游（1125—1210），比朱子年长五岁，生于山阴（现浙江绍兴），号放翁，终年八十五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他二十岁时结婚，妻子唐婉美貌动人，夫妻感情甚笃。然而，和现在中国人的情况相似，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唐婉虽是陆游母亲的侄女，但她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最后导致陆游夫妇离婚。虽然陆游舍不得妻子，但是在母亲的命令下，也不得不选择了离婚。
不听从父母之言，是为“不孝”。为了实现儒家强调的品德——孝，必须作出牺牲。“孝”的形式主义具有绝对权威。感情甚好的陆游夫妇二人不得不挥泪分别，各自再婚。十年后，三十一岁的陆游与前妻唐婉在沈园相遇。当时唐婉与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告诉丈夫说：“那个人（指陆游）便是我的前夫。”于是她的丈夫便在沈园摆酒款待陆游。
当时的情景令陆游十分难忘。四十年后，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陆游以“沈园”为题赋诗两首。其中第二首为：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尤吊遗踪一泫然。
这首诗的意思是，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柳树也如“我”一般年迈，不再飞絮，“你”也早已化为稽山之土。再次来到这个勾起“我”对“你”的回忆的地方，“我”还是会忍不住老泪横流。唐婉与陆游在沈园相会后不久便去世了。
中国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较少。有研究日中诗文比较的学者指出，日本的诗歌以“爱情”为主流，中国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流。在描写男女爱情少之又少的中国诗歌中，有这样一首诗是讲述恋慕之情的，确实比较难得。
虽然相爱但是不得不分开的故事很多，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是如此。然而像中国这样由于“孝”被迫分开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却不多见。即使陆游身为大诗人，也不例外。
陆游可以说是位高产诗人，他的诗现存有一万多首，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多达两万，也就是说一旦有感便会赋诗。然而，这首作品仍会令我们潸然泪下。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是在母亲的命令下被迫与唐婉分手的。儒教在国教化后，家中要以父为纲。从形式来讲，陆家的事情应由陆游的父亲陆宰全权决定。虽然他最终宣布了陆游夫妇的分手，但是之前必定被迫接受了妻子的看法。由此可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很强大的，而形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便可窥豹一斑。
“夫唱妇随”一词出自道家系的文献《关尹子》，这种思想与儒家有共通之处。即便实际上是妻子提出建议，丈夫听从，但在形式上也要表现为“夫唱妇随”。长此以往，人们便可看穿了这种所谓的形式主义。
后世儒教的批判者称陆游为“礼教的牺牲品”。礼教，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礼学的教育”。《孔子家语》中记载：
敦礼教，远罪疾。
到了清代，“礼教”等同于“儒教”。
19世纪后半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为了反清，太平天国高举种族主义大旗，在《奉天讨胡檄文》中痛骂满洲趁机窃取了中国政权，言辞甚为激烈，例数满洲十大罪名。
对此，清朝方面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高官曾国藩（1811—1872）发表了《讨粤匪檄》（讨伐粤匪的檄文。粤指广东、广西两省）一文进行反击。文中谨慎避开了“勤王”这一称谓。因为中国人认为皇室是由异族担任，所以不愿自称勤王。为了镇压暴乱，他打出了“忠君爱国为正道”的口号，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曾国藩为避开“勤王”，打出了“保护中国礼教”的大旗。《讨粤匪檄》中写道：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文中声称，此次叛乱并非针对大清帝国，而关乎名教的存亡。
所谓“名教”，即关于名分的教义，在此为儒教的别名。声称镇压此次叛乱是为了“保护儒教”，而非“保护王朝”。他认为这样号召更为奏效，于是便以此作了一篇檄文。同样，许多人认为清王朝被推翻事小，儒教被推翻事大。
太平天国方面对满洲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谩骂，诸如“妖魔”、“丑贱”、“猪狗”，但未曾涉及儒教。关于佛教，太平天国方面认为清王朝所供奉的菩萨神像等也都是蛇魔、妖怪等鬼卒。太平天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按说对于儒教，尤其是在礼拜问题上，应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们为了战术需要，同样抑制了“反儒教”的言论，并在檄文中号召“名儒学士”奋起反抗。
此时儒教似乎与中国等身大。政府方面对抗太平天国的义勇军组织者——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1823—1901）也号召保护礼教，即“保护中国”的另一说法。曾国藩他们在选用这一说法时，选用了“礼教”，为了强调这种观点，曾国藩在他的檄文中提到了孔子和孟子。
典礼问题
在此，对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作一下简单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源于唐代的景教（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而到了唐朝会昌年间被禁，之后逐渐消失。到了元朝、蒙古王室中虽仍有基督教信徒的存在，但为数不多。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登陆，于是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耶稣教会的弗朗西斯科·沙勿略（1506—1552）是日本传教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要对日本人进行改宗，必须先对其崇拜的中国进行改宗。于是在1552年只身奔赴中国，但在登陆前病死于广东的上川岛。为了完成他的遗志，其他的耶稣教徒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因为在日本禅僧的社会地位极高，他们在日本开始传教时都身着僧衣，受到掌权者的尊敬。耶稣教徒们认为中国的情形与此相似，于是便削掉头发，身披僧衣，以一种“西僧”的姿态出现，开始传教活动，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判断失误。在中国，僧侣并不像在日本那样备受尊敬，甚至还会受到蔑视。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是儒者，并且地位很高。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耶稣教徒们便脱掉了袈裟，开始蓄发，穿上儒服。于是又从“西僧”摇身一变成了“西儒”。
耶稣教徒的误解，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儒教和佛教地位的差异。在明代，儒教便与中国等身大。虽然儒者在日本的地位并不低，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过高。“过高”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恰当，由于是与中国等身大，所以便无所谓高低了。
单从伦理上来讲，耶稣教徒们身着儒服并不奇怪，因为儒教在所论述的道德伦理方面与基督教不矛盾，与教徒们身着袈裟比起来要自然得多。儒教包含了许多祭祀方面的宗教性因素，因此从这点看来与基督教并不抵触。
耶稣教会对中国实施的传教战术与在日本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首先瞄准了统治者阶层。在日本出现了像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高山右进、小西行长等信仰天主教的大名。而明朝没有相当于日本大名的阶层，于是耶稣教徒们便将高级官僚和学者们作为传教的重点，并且将传教活动的地点设在北京。因为地方的官员不像大名一样可以扎根于自己管辖的领域，一道诏令颁布下来便会被调离。
要使高级官僚改宗，最大的障碍就是儒教中的宗教性因素，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所礼拜的对象。
祭拜祖先、祭拜天地，甚至祭拜孔子，都是中国统治阶层的宗教行为。高级官僚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到文庙“行香”（奉上香火并进行礼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义务。文庙是供奉孔子的庙堂，明朝之前被称为“先师庙”。文庙的正殿叫做大成殿。在日本供奉孔子的汤岛圣堂原名为“先圣殿”，殿上悬挂的匾上写的就是“大成殿”。圣堂在日本江户时代备受重视，德川纲吉曾亲自为匾额题字。中国对此的重视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员在被任命了新的官职后，必须要到文庙参诣。即便是接到了辞令，但却是从到就任报告的文庙进行参拜后开始生效。
到文庙对孔子的牌位进行参拜，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上任前必办的“手续”。如果这种参拜被禁止，那么对他们进行的改宗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改宗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丧失官职和社会影响力。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禁止到文庙“上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家族中如果有男孩诞生，做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当时没有现代社会中的所谓企业存在，所以他们的职业选择极为受限。于是，耶稣教徒的传教士们决定允许中国教徒向祖先和孔子的排位进行礼拜。一时间，耶稣教会的传教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天主教中的多明我会（拉丁文Ordo Dominicanorum）以及托钵修会都没有像耶稣教那样采取了“适应主义”，而是施行了“严格主义”，所到之处自然是困难重重，传教毫无进展。后来，他们将耶稣教的成功传教称为“异端”，向罗马教会告发，于是展开争论，这实际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立。当时在宗教裁判所中掌权的是多明我会，也就是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说当作异端的会派。他们绝不允许教徒向祖先或孔子进行礼拜。结果，明朝政府将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的教徒驱逐出境。事情发生在1637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七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多明我会回到欧洲，在1643年向罗马宗教裁判所告发，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了宗教裁判所起草的敕书，禁止中国的信徒参加对古人以及孔子的参拜仪式，当时是1645年。
中国的耶稣教会教徒在接到教皇的敕书通告后，了解到这是由于错误的上报内容所致，于是决定上告。按照耶稣教会的解释，对故人以及孔子的参拜并非宗教行为，而是一种“缅怀”。他们搜集了大量的证据上报宗教裁判所，以证明对故人和孔子的礼拜是种纯粹的市民行为。所谓市民行为是指，对于市民来讲，在道德上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执行的一种行为，而并非是与基督教相抵触的异种宗教活动。
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受了耶稣教会的主张。
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仍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仍将儒教作为统治理念，与以往历代王朝无异。这令那些对中国儒教体制的道德和风习毫无敬意，只是将其诽谤成“偶像崇拜”、“迷信”的外国宗教家们无法忍受。
采取适应主义的耶稣教会，仍将北京定为传教的重点，希望利用科学知识获得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的信任。这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效，德籍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甚至被任命为钦天监（天文台长）。这意味着耶稣教会的西洋人夺取了这一职位。自元朝以来，这一职位一直被掌握伊斯兰系历法和大统历法的人所把持。实力决定竞争结果。耶稣教制定的历法为“实宪历”，也被称为西洋新法。
汤若望得到了顺治皇帝（1643—1661年在位）的信任。但在康熙初年，汤若望遭到嫉妒得发疯的伊斯兰历法家杨光先诬告，被判死刑。原因是，汤若望在推断荣亲王安葬之日时出了差错。经过太皇太后的斡旋，汤若望才被免除死刑。但自此后基督教被禁，所有的修道士被捕。以上事件发生于1665年。被送往广州的修道士们，发誓要遵守耶稣教会对中国典礼作出的解释。然而其中一名多明我会教徒从广州潜逃，在罗马开始了反中国典礼的活动。于是教皇克来门特九世发布敕书，宣布前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布的接受中国礼典的敕书无效。
康熙皇帝学识渊博，曾与指责中国典礼为迷信的福建宗座代牧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进行辩论。然而颜珰对中国经书一窍不通，更不要说关于典礼的争论了。康熙皇帝批评他“站在别人的大门外，还要对屋里的事情大加指责”，并对其严格查办。颜珰被迫流亡国外。
“the Bull Exilladie”为拉丁语，意思是“自那一天”。1715年3月15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新的教皇令，被称为“自那一天”。主要重申了对典礼问题的看法，发布了决不允许有丝毫妥协的反典礼命令，并明确了中国的典礼并非市民行为。
对于教皇发布的非妥协“自那一天”教皇令，清朝政府方面也采取了严格的禁教措施。教皇令在1716年11月传达到北京。康熙皇帝是位开明的君主，与许多耶稣教徒们有过交往，并对他们十分友好，虽然当时年事已高，但也并未采取较为严厉的抵制措施。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即位，最终施行了禁教。
鸦片战争结束后，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两年后的1844年，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被迫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教措施。自雍正时期开始到1844年，禁教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在此期间，北京还是有许多的耶稣教徒，或在天文台任职，或是担任宫廷画家。传教活动虽被禁止，但仍允许他们在北京居住。这与日本对天主教采取的禁教措施大不相同。
1844年解禁之后，天主教中“自那一天”仍然生效，严禁信徒供奉祖先的牌位和到孔子庙礼拜。辛亥革命后，高级官员任职时已经不必到孔子庙“上香”，但是典礼问题仍然是阻止中国人信教的一大障碍。
然而“自那一天”并非最终判决。自发布之日起经过二百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12月，教皇皮奥十二世针对教会对待中国典礼问题的态度作了重新的修订，允许信徒悬挂孔子的肖像，允许信徒在故人的遗骸或墓前行礼，允许信徒在孔子纪念堂参加各项纪念仪式，等等。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当时日本已经与意大利缔结了防共协定，并于两年前挑起了全面的中日战争。而若要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中日战争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教会针对中国传教政策的重新制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关于典礼，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何为儒教。耶稣教会认为在故人墓前或排位前行礼是一种“市民行为”，即作为市民理应遵行的一种道德行为。耶稣教会向罗马的解释这只是一种“缅怀”，而并非宗教行为。如果其中有“祈愿”的成分，那么毫无疑问这属于宗教行为。例如，在战死者的墓碑前，低下头缅怀，但不知不觉，这种缅怀就会转变为“祈愿”——请保佑我们，请保佑永久和平——这属于市民的道德性行为呢，还是属于宗教行为呢？很难明显地区分开来。
关于儒教究竟是市民行为还是宗教活动这一问题，“自那一天”教皇令曾对此作出过阐述。据记载，关于牌位，不可以当作是某人的灵位，只可作为“某人的位子”，并且只能是放在那里，绝不允许参拜，还要求在牌位的旁边，必须放置解释基督教徒戒律和子孙对待祖先尊敬的声明书。关于典礼问题，当时教会作出的让步仅此而已。
关于牌位，中国一般的解释为“神主”。在上面写有“历代祖考妣之神位”等文字。灵与神在典礼问题上有着内在联系。重视祭祀祖先的儒教相信灵魂不灭——无疑这是一种宗教，作为神教的基督教自然会觉得对此无法协调。
有朋自远方来
形容儒教与中国等身大，或许不甚严谨。在中国，除了儒教还有老庄思想，有人将此混为一谈，但严格来说，两者并不相同。
可以认为“老庄”思想存在于“孔孟”思想的内部，儒教的形式主义渗入到了其内部。有人虽读的是《论语》等孔孟之书，但在生活中却体现出老子的思考方式，并且大多当事人浑然不觉。
《论语》在开篇第一页写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友从远方来，这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吗？——以向对方询问的形式出现。
太古时期，中国的文章都刻在龟壳或甲骨上，十分费事，因此撰写者便尽量简化文字，省略多余成分。考虑到当时人们可以根据常理理解，便毫不犹豫地舍弃部分信息，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常理也发生了演变，当时认为没有争议的文句，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后便有可能产生歧义。
《论语》中就有很多句子，既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没有定论。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贝塚茂树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解释：
——有朋，自远方前来比较……
“方”字确实有“比较”的意思。根据诸桥辙次《大汉和词典》和中华书局《辞海》的解释，“比较”确实是该字最初的含义。因此，对这句话的解释也不能断然说不对。这就是汉文难学的原因，也是其有趣之处。根据贝塚先生的断句可以判断出，从远方来的朋友应该是两人以上，较之平常解释增加了“热闹”的语气。
这一节讲述了孔子以与人交往、广交朋友为乐，可见儒家重视社交。贝塚先生的解释似乎更能烘托这种氛围。
然而，中国的另一种权威的老庄思想，则主张“小国寡民”——国家以面积小且人口少为佳。在《老子》中有记载：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意思是，有可以听到鸡犬之声的邻国——也可以说是邻村，然而居民们至死不曾有过往来。这便是这句话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有往来必然会产生矛盾，没有来往便没有纠纷。《论语》在开篇之初便提出了喜好社交的观点，而《老子》在结尾部分（在全书八十一章中的第八十章）提出了这种非社交性的“小国寡民”的理想。
来客，尤其是远到之客更要厚待——如同在《论语》开篇所提到的那样，这也是儒家的德目之一。在孔子之前具有“儒之氛围”的时代，葵丘之盟中有一项协约提到“无忘宾旅”。
中华思想视外国为蛮夷，但是四夷因仰慕中华的德行远道而来，却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推古天皇十五年，小野妹子被派遣出使隋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是派往大唐，但是当时为607年，中国历史尚处于隋朝时期。据日本的国书记载：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隋炀帝（604—618年在位）看到此，甚为不悦，对鸿胪卿（外交礼仪大臣）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对此《隋书》中有记载。天无二日，世上也无两个天子。炀帝在被日本侮辱后并未动怒，只是觉得蛮夷之辈纯属无知，不晓得国书的写法，心里不太畅快。“勿复以闻”是指，今后不要再通报此类不知礼仪的文书了。据《隋书》记载：
明年，上（隋炀帝）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
适逢遣隋使小野妹子归国之际，隋炀帝便派遣裴世清（为避讳唐太宗李世民之名，在书中省略了“世”字。《隋书》写于唐代）将其护送回日本。蛮夷不知礼仪，也不追究。宾客毕竟为宾客，始终都要以礼相待——或许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也称元宵节。此日有通宵欢庆、观赏节目的习俗，始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当时各蕃酋长（使节或商队的队长）齐聚洛阳，在端门大街举行活动：
盛陈百戏（指杂技等表演），戏场周围五千步（一步约为1.77米），执丝竹（管弦乐器）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场面热闹非凡，酒和食物都是免费提供，外国人评价当时：“中国，富饶之地，酒食可免费享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每个王朝都像隋朝一样好客。既然说到“不亦乐乎”，那么对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应表现得友好。然而，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1793）和威廉·皮特·阿美士德（1816）曾两次会见中国皇帝，请求通商，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原因是清朝要求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认为这是“中华思想”而拒绝参拜，因此清朝便拒绝与之通商。其根源，在于厌恶交往的本性。隋代表现出的是孔孟的“有朋自远方来……”的思想，而清朝则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庄思想。交往过多，麻烦也多。明代施行了海禁政策，而倭寇活动猖獗。有些政府高官曾建议适当放松海禁政策。
在此之前受孔孟思想指导，从现在开始受老庄思想指导——界限并不能划分清楚。“儒”具有保持事物多面性的特质。
我们习惯于将孔孟思想和老庄思想统称为“儒”，但严格来讲这并不合适。孔孟可比作红线，老庄比作白线，两者要合成一条绳，就要把它们紧紧拧在一起。老庄好思虑，孔孟好社交，因此红色便较为醒目。拧在一起，白色便容易被红色吸收。如果对这条绳命名，那么必然会将吸收力强的一方作为代表。也许所谓的“儒”并不纯粹，其中吸纳了许多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习惯将之统称为“儒”，于是“儒”便逐渐与中国等身大了。
传说老庄也是诞生于古代巫祝阶层，与儒从同一条枝干上分出，因此可以将“儒”看作善于内向思考的老庄与长于外向实践的孔孟之和。
在被称为“诸子百家”的时代，世人都在思考时代发展这一主题。对此达成的统一共识，便是必须打破现状。儒家本来便是反体制性的，而老庄、墨子以及现在查无实证的杨子，也均属于反体制性的思想。
杨子的著作被流传下来，传记也不清楚。根据《孟子》和《淮南子》等书中记载，可以对其学说有大概的了解。据《孟子·尽心上》记载：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由此便可看出杨子彻底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做一件事情能够为天下带来利益，但对于自己无利可图，即便仅仅是拔掉自己的一根毛发，也不能接受的。这与提倡兼爱（博爱）、利他主义的墨子恰恰相反。《淮南子》中杨子对墨子进行了批判，并声称：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物”，指外界。这句话意思为，拒绝外界的干涉和影响，保持个人的本性——这便是杨子追求的理想。虽然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由此便可以看出他不仅仅追求利己主义，而且还有要求确立自我、毫不动摇的坚韧思想。这样的人，在掌权者看来是很大的麻烦。中国古代政府一向主张干涉主义，如果反对干涉的国民越来越多，那么为政者必然会很苦恼。因此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便不难理解了。毕竟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特权。
孔孟和老庄是缠绕在一起的绳，之所以能够拧在一起，与他们都属于反体制的本性分不开。“反体制”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墨子的博爱主义也好，杨子强韧的个人主义也罢，或许都以不同形式，多少融入了“儒”中。尤其在反体制这一立场上，墨、杨两家的思想尤甚。
相传，杨子姓杨名朱，庄子的姓名为庄周。两者读音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人猜测杨朱、庄周实为一人。
在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时代，思想家们都在思索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站在对立面的为政者对此极其反感，不愿施行改革。然而时代发展到了转折点，就必须选择改革的道路。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被体制接纳，例如儒学发展为体制化，墨学曾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步、妥协，甚至不得不摒弃部分思想。
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儒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痛斥儒教在汉代时便卖身于体制，具有极度的保守性。五四时期的反儒活动中，曾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诚然，儒教的保守性阻碍了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末，遭受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打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主要是以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参考，来施行革新运动。领军人物便是康有为（1858—1927）。他们的革新运动在保守派压制下，以失败而告终。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及“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有人曾被逮捕，甚至被处以死刑。康有为几经周折终于逃脱，经由香港亡命日本。
经过这次轰轰烈烈的改革，领军人物康有为在流亡后变得极其保守，甚至沦为“保皇派”，因此备受谴责。然而作为学者，他却是一流的大家。其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发表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1897）。
《论语》中有一句孔子的名言
——述而不作。
这是《述而》一篇的开篇之句，也是该篇篇名。意思是说，孔子他本人只是传授了别人之言，而不是由自己创作的，即只是祖述者并非创作者。该言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孔子的谦逊之词。
然而，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祖述者。孔子将周公制定的文物制度作为理想社会的规范，即礼乐，因此周公才是“儒”的创始者，孔子是其祖述者——孔子自己这么说，于是世人便信以为真。康有为将这种言论完全推翻，他认为，孔子理想中的礼乐，实际是由孔子自己制定的，只不过是假借周公之名罢了。
孔子生活的时代距离理想社会过于遥远，而将来或许会比较接近理想。孔子虽然为未来作出了设计，却假托了古人之名。也就是说，孔子为了实现改变现状的理想，借用了“周公”的权威。孔子真正的目的是改革——改变制度。《孔子改制考》便由此而来。这样一来，儒之先师孔子就不再是保守者，而是改革者，作为儒生，也应该学习先师，不能“述而不作”。尝试政治革新的康有为便做了孔子忠实的学徒。
孔子是改革者的说法，与儒家的文献记载中有多处相抵触的部分。康有为便写了另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并非指新的学问，“新”是篡夺前汉王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王朝之名。王莽为了将其篡夺政权的行为正当化，便使人伪作了许多经书。伪作者为刘歆。根据康有为的著作可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教文献不可全信。这种做法并非康有为的独创。四川出身的大儒廖平（1852—1932）便对此有过论述。
在通往近代的入口前，康有为将儒教作了一番装扮——儒，即孔子，并非阻碍近代化的保守怪物，而是叩响近代之门的同志。
通往近代之门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被推翻。1911年为辛亥年，当年十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也获得成功。
然而革命派没有掌握所有的胜利果实，而是与清朝最具势力的总理大臣袁世凯（1859—1916）达成妥协。革命派总帅孙文（1866—1925）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在南北议和达成后，便让位于袁世凯。这表明了革命派力量不足，难以控制局面。
革命派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其前身由孙文的兴中会、黄兴（1874—1916）的兴华会和章炳麟（1868—1936）的兴复会联合而成。孙文创办的兴中会中，广东籍的人较多，孙文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潮的学会。而光复会的创办者章炳麟是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国文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厌恶新潮的国粹主义者。因此这三个学会原本很难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三者在打倒清政府上观点一致，因此便具有了相互合作的基础。此外还有昔日掌握清朝政府的首脑袁世凯，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彻底的保守派。
革命成功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于儒教的态度极其复杂。
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对儒教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八年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控诉“礼教”导致国民曾受到了怎样的压抑，又有多少人像陆游那样含泪成为礼教牺牲品。鲁迅和胡适（1891—1962）等著名人士认为要使中国获得重生，就必须要从儒教体制中解放出来。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由于儒教一直被统治者利用，因此有人认为“儒即中国”。然而也有些年轻人对此并不认同，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派。诚然，以家为中心的儒教，不应将人民束缚住，但是儒教中的可取成分不应被抛弃。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就是借批判孔子之名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但对于孔子的评价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大多数人对孔子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然而，儒教秩序中强调的孝敬父母、善待兄弟的观念，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并继承的。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1868—1940）认为新的共和国需要新的教育理念。清朝教育基本法“钦定教育宗旨”的两大支撑是忠君和尊孔，但共和国里不存在君主，因此忠君必然被否定。而尊孔与信仰自由想抵触，因此也必须对其否定，从而确立新的理念。
在否定忠君方面，各派毫无争议。但是在否定“尊孔”问题上，保守派表示强烈的反对。
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深知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他在1912年4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当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击。
清代的学校中，上至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至地方书院，无一不供奉孔子。学习中国制度的日本在昌平黉（昌平坂学问所）曾设有供奉孔子的圣堂，此外在冈山的闲古学校和佐贺的多久都设有圣堂。关于在共和体制下的“中华民国”究竟是否要在学校里供奉孔子，引发了很多争论，最终采取“完全按照各地习惯决定”的放手措施。此时，蔡元培辞去了教育部总长的职位，并在临时教育会议召开之前便递交了辞呈，在会议中被受理，于是他没有等会议结束便离开了北京，再度出国。
针对蔡元培的“废孔祀”主张，保守派在报纸上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严厉指责蔡元培践踏了数千年来流传至今的道德、学术和伦理。蔡元培被当作了“反儒”的元凶，他提出的反对“孔祀”才是完全违背了宪法中信仰自由的主张。对此周作人（1885—1967）在《古今》杂志上指出：“蔡元培本身并非孔子的反对者，如果论其思想，那么他才是真正的儒家。”蔡元培认为，对于孔子的学问和后世所传的儒教或孔教应该区别对待。
孔祀问题极大地刺激了保守派。各地一时间兴起了“孔教会”及“孔道会”等团体的尊孔运动。
对于一直以来都在策划复辟的大总统袁世凯而言，尊孔运动的兴起正合他的心意。儒教在被体制所收编后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效力于历代王朝，其体质是完全符合帝制的。康有为作为热心的尊孔论者，甚至自发性地组织了一些运动，这与狡猾的袁世凯在背后煽动尊孔运动是分不开的。
教育会议的第二年（1913）6月1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向袁世凯发送电报，建议恢复“祀孔典礼”（祭祀孔子的典礼）。四天之后，6月22日，袁世凯发布了大总统令，即“尊崇孔子令”，号称尊崇孔子，“以正人心，以立民极”，并断定“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强制国民必须履行此令，不可擅自发表看法。
这便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骤之一，他将臣民绝对服从的希望寄托于“孔子”身上。要求绝对服从他“袁世凯”为时尚早，于是便把孔子抬了出来，然后再偷梁换柱。袁世凯的目的在于，让溜须拍马的人歌颂他与孔子的德性一样。历史上曾有类似的先例。明末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1627）下令修建自己的生祠（祭祀活着的人的祠堂），并配祀孔子。皇帝被称为“万岁”，魏忠贤要求人们称之为“九千岁”。当时的皇帝——天启帝（1621—1627年在位）死后，魏忠贤缢死。假如天启帝再多活些时日，魏忠贤或许便会篡权。
颁布大总统令那一年的9月1日，“孔教会”再次发送电报请求将孔教国教化。曾留学于英国的严复（1853—1921）、清末进士出身并作为考察大臣随员外游的夏曾佑（1863—1924）以及梁启超（1873—1929）成为孔教会的成员，康有为被推荐为会长。他们在北京的国子监举行了祀孔典礼。如果将此作为个人活动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却将此作为了国家活动的演练。
1914年1月末，在政治会议上通过了“祭天祀孔”案，并定于2月7日开始执行。
“祀孔”是对伟人的缅怀，还是一种宗教仪式？——这是一个极为微妙的问题。被称为真正儒者的蔡元培认为，孔子学说不同于后世的儒家，他承认了儒中的宗教性。如果仅仅是缅怀仪式的话，那么与“祭天”结合在一起就会令人产生疑惑。在天坛祭天乃专制皇帝的特权，袁世凯身为共和国的大总统，其位置与皇帝极为接近，这么做便有改朝换代之嫌。因此，孔儒极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当时许多人对“共和制”缺乏了解，毕竟共和政体是新生事物。有人认为，所谓的共和政体是由于当下皇帝不存在，便组织了临时的共和政治，等皇帝出现了，共和政体便会被废止。
周厉王（前878—前827）暴虐，遭国人驱逐，不在位期间由两位大臣暂理国政，“共和”一词便由此而来。厉王客死他乡后，两位大臣共同辅佐王子静即位，并将大政奉还。据《史记》记载，共和持续了十四年。王子静便是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共和”一词源于此，便有一时之意。
袁世凯统治时期发布的宪法草案中，提到“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虽未将之国教化，但差别甚微。
在通往近代之门之际，康有为等人通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称为创始者，举起了创始、改制的大旗。然而一旦进入了近代，孔子及儒教的粉饰便被剥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