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字在如今中国的大多地区都念chá，不过在我的母语闽南方言（通用于福建南部至台湾的方言）中，则念te。人们认为，英语的tea便是模仿自te的读音。
据说，茶叶传入欧洲是在17世纪初叶的时候，最早由荷兰人从厦门贩入，因此其读音来源于闽南方言。清代自中期起将贸易港仅限于广州一地，按说“茶”字应该随当地所说的广东方言读作chá，不过被称为广东十三行的中国特许贸易商，其原籍几乎都在厦门附近。十三行的领袖——怡和行伍家便来自厦门，在鼓浪屿还拥有别墅。这些人到了广州，想必也会用自己的母语告诉外国人“茶”是te。
te的最大经营商应该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过印度却把茶称作cha。也许是传播途径不同的缘故。向中亚、伊朗，或绕道北方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俄语区在内，这些地区都把茶念为cha。波斯语辞典、印地语辞典中，收有chā和chāi两词。
顺便说一下，大部分地区都把茶的叶称作“茶叶”，唯独闽南语圈一般将其称为“茶心”。对于普通的茶，母亲常常称之为“茶心茶”，幼年时听闻此说，颇感奇怪。正因为放了茶心（茶叶）才叫茶，那么为什么还要特意强调呢？当时想到的是，也许这是为了和麦茶、红茶相区别吧。最近我到福建去旅行，又听到这样的叫法，忽然悟到：也许这是为了和末茶有所区别吧。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末茶了，据说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福建，因此这种解释未必站不住脚。
茶叶于17世纪进入欧洲，而欧洲人接触到茶叶的时间则要更早。这是因为之前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肯定在中国喝过茶。同样，在更早一些的时代，将喝茶的习惯带给所谓的塞外民族的传播者，肯定也是这些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
茶的普及是在隋唐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喝茶的习俗在南朝时已经形成，在北朝地区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北魏时期洛阳居住着许多外国人。城里有四夷里这样的外国人居住区，还开设有四夷馆。这些外国人大多在此逗留经商，中国的商人与之打交道时，应该也会献茶招待吧。
在洛阳、长安居住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波斯人。“胡”字所指称的，几乎都是这些人。波斯人是商业民族，待人亲切热情。想必主人上茶时，他们总会笑意盈盈地一饮而尽吧。这样一来，肯定也就逐渐喜欢喝茶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了9世纪下半叶之后，才成为像现在这样的维吾尔族聚居地，在此之前则属于波斯人即胡人的地盘。由于与唐朝接壤，货物的流通非常顺畅。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茶是生活必需品。而在茶的传播上，想必是商业民族先行一步。
当北方的汉族开始喝茶时，与之杂居的胡人也开始在交际场合喝茶。胡人来自干旱地区，在他们的故乡，茶也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不用说他们也把茶称作chá。
西藏人何时开始爱上喝茶，确切的时间无从知晓。只是由于临近四川、云南等产茶区，人们认为茶叶很早就进入西藏。
四川人常提到“边茶”，意思是边境之茶，似乎指的就是专供西藏地区的茶叶。藏人有自己独特的嗜好，倘若与之不合，则无论多好的名茶，也不会接受。
相传英国首任孟加拉总督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曾将锡兰茶带到西藏，希望取代盛行于藏区的中国茶，却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发生在第一次马拉塔战争爆发（1775）前夕，并非只是以争夺西藏市场这样的商业目的为出发点。在西藏与中国内陆的联系中，茶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英国看到了这一点，遂将尽可能削弱北京与拉萨的联系作为国策。
茶叶在西藏人的生活中早已是不可或缺之物。西藏本地不产茶，而依赖四川、云南的供给。这种关系是将北京与拉萨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其中一条纽带。哈斯丁斯试图切断这条纽带，在英国和西藏之间另行建立关系。英国人之所以对锡兰茶寄予期待，正是这个原委。
后来，英国为了生产符合西藏人口味的茶叶，偷偷将云南普洱茶的树苗拿到大吉岭（Darjeeling）栽培，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加工制茶。据说那个时候连商标都是假冒的。但是，由于水土不同，移植的茶树似乎并不能长出与原产地相同的茶叶。产自西里古里的普洱茶，终究不符藏人口味，这项计划又遭受了挫败。
中国本土也有一种必不可少却又不能自产的东西，即名马。在那个时代，拥有更多骏马的一方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汉武帝命令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千里迢迢远征中亚的大宛国（费尔干纳，Farghana），为的是夺取当地所产的被称作汗血马的名马。汉朝与匈奴交战中处于下风的原因，就在于与匈奴军相比，汉军的良马不足。
马匹是国防能力的基础。无论花费多大代价，都必须确保良马的供应。国产的马匹不够好，而即使有了良种马，还必须要有优良的牧场。这个道理和茶一样，单纯的移植是行不通的。中唐时期，福建观察使柳冕曾尝试在福建修建大牧场，结果失败了。倘若能够建成牧场，则将有助于充实国防，可谓功莫大焉。然而，水土不服，却也无可奈何。空海所乘坐的遣唐使船漂至福建，竟羁留于此约莫三月，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适逢修建牧场失败的柳冕职务调动，福建地方政府无暇顾及遣唐使船的问题。
对于历代中国王朝而言，大量获得良马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柳冕可谓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进行挑战却遭受失败的人物。中国仍然不得不向西方购买良马。
在唐代，中国卖丝绸买马。当时居住在现今青海地区的西藏人，向唐朝供应马匹。他们好像并没有将从唐朝买到的丝绸用于自己消费，而是进行倒卖，挣钱谋利。藏人比中国本土稍微晚近一些才养成喝茶的习惯。一般认为，茶与马的交易真正取代丝绸与马的交换，是到了随后的朝代——宋代之后的事情。
“权”字的原意是指一条独木桥。独木桥只能通行一人，因此“权”也指利益为一人所独占，这无非就是官方专卖。《宋史》食货志中便载有“权茶买马”，即用茶叶专营所得购买马匹，更直截了当的，便是开设茶叶与马匹的交易市场。
宋初在原州、渭州、德顺三郡开设了茶马市。这三处地方相当于今镇原、平凉和静宁三县，均在甘肃省境内，靠近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在今宁夏境内，当时存在着由藏族分支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这一独立政权。因此，这三个郡均在与西夏接壤的国境附近。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又在熙州和河州增设茶马市，就在现今的临洮和临夏两地。金兵攻陷首都开封之后，宋室南渡，这就是所谓的“南宋”。此时茶马市在金的版图之内，因此便在更南的地方开设新的交易市场。茶马市既有像阶州（今武都）和文州（今文县）这样的位于甘肃南部的，也有像黎州（今汉源）那样的位于成都以南的地区。茶马市虽然南撤了，但实际上却距离茶叶产地更近了。
北宋时期的茶马市虽距离马的产地近，却距离产茶区相当遥远。南宋之后，这种距离关系发生了倒转。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焉马均为良马，其余大多为驽马，而宋人不分良莠，即便是驽马也同意用茶叶交换，以表示他们的“怀远之恩”。这是一种观念，即偏安杭州的南宋皇帝，仍念念不忘远方的诸蕃之民，要对他们施以恩泽。而这样做能够羁縻（即笼络）住蛮人之心。
焉即为焉支，大概是指燕支山，位于甘肃省山丹县东部。在这片被称为“天马之乡”的土地上，有解放军所管理的山丹军马牧场，NHK特别节目《丝绸之路》中所播放的内容至今仍旧令人记忆犹新。
宋代最初买马和卖茶的衙门是单独设立的，自然其主管官员也为不同之人。据《宋史》记载，熙宁七年（1074）李杞受命入蜀监督茶叶运输，他看到买马与卖茶是同一件事，根据这个经验，建议二职合而为一。于是本为茶场司的李杞也兼任马政。但是，大概是因为官吏们划分地盘的劣根性作祟，二职刚刚完成了合并，便又重新分拆，不久陷入了混乱。元丰六年（1083），郭恂被任命为买马司，他上书提出，马政倘若不兼任茶场司，便不能顺利执行使命。马政和茶场司二职合并遂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于是出现了“茶马司”这个衙门，其长官被称为都大提举茶马司。
从《宋史·吐蕃传》中，我们试着从西藏方面窥探一下茶马互市的一鳞半爪。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吐蕃向宋太宗献马，使者在崇政殿受到优厚的抚慰，获赐束帛。使者得到了丝绸，却无关于茶叶的记载。不过，次年秦州知州因蕃部（西藏的部族）进献羊马，上书奏请以茶和丝绸作为答礼，朝廷准奏。另据史载，咸平五年（1002）十一月，因藏人呈献马五千匹，朝廷除了支付马匹价钱之外，还另外赐予绫绢百段、茶百斤。
距离茶的产地不远的藏人成了茶的俘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远离产茶区的塞外各民族，不久竟也需要依靠茶叶才能生活，这真是不可思议。
将宋朝赶到南方、建立金朝的女真族此后又称为满洲，他们来自东北地区，其发祥地就在哈尔滨东南附近，此地与茶并无关系。
有一种解释认为，塞外民族以肉食为主，需要通过喝茶补充维生素C。但是，对于这种说法，肯定有人会反驳说：那么在茶叶传入之前他们怎么办？一旦他们记住了茶的味道，恐怕就很难忘记了吧。
金与南宋的对峙大致以淮河为界划分国境。在军事上金长期占有优势，处于劣势地位的南宋便须向金提供白银二十五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作为岁贡。
虽然金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在经济上却相当落后。他们将南宋每年所提供的岁贡用于维持每年的开销。金朝的海陵王心想，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将南宋吞并，于是起兵南征（1161），不料此举反而使金陷入了困境。战事既起，南宋当然就不再提供岁贡，金朝的国家财政便难以为继。海陵王被部下所杀，宋金重新缔结和约，岁贡白银和丝绸的数量均减至二十万。
两国的国境线上设置了若干互市，交易非常兴盛。互市也被称为“榷杨”。在此所进行的交易中，金是严重的入超。南宋向金人购买人参和毛皮，向金人出售茶叶和药材，其中金人为进口茶叶耗资甚巨。虽然有专门的岁贡，却被用于填补贸易赤字，结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南宋。于是，金在自己的辖地上积极奖励栽培茶树，却不见成效。茶树原为南国嘉木，不适宜在北方生长。
茶的消费成为赤字的元凶，于是金朝也考虑尽量减少茶的消费。朝廷还曾发布禁令，七品以下的官吏、下士官以下的军人禁止喝茶。然而，嗜好品是不可能单凭一纸法令就能够禁止的。
在金的版图内居住的汉人，长期以来一直有喝茶的习惯，而在女真族中，喝茶之风日渐形成。榷杨中最受关注的商品便非茶莫属了。
南宋在西边进行茶马交易，在与金接壤的国境线上则进行茶和人参的交易，结果是把提供给金的岁贡又拿回来了。
“岁贡”意思是每年的进贡，对南宋而言是一种屈辱的说法。于是在金海陵王鲁莽地南征兵败之后，岁贡的数量各减五万，并改名为“岁币”。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一种无偿给予，类似于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与生活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的国家为邻，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较低一方的经济，恐怕会有摩擦之虞。现在的经济援助，也应该是以缩小生活水平差距为目的。虽然是特意无偿提供的资金援助，往往也要求用这笔资金购买援助国的商品。有时候这也会作为援助的条件。
金从南宋所得到的岁贡或岁币，被用于购买南宋的茶叶，如仍有不足，则用人参或毛皮贴补。一旦茶融入了生活中，就不再是奢侈品。这正是茶的奇异之处。
荣西曾两度赴宋。第一次在1168年四月来到宋朝，九月返回日本。第二次在1187年，前后大约逗留了五年时间。南宋最著名的诗人陆游是荣西同时代的人，比他年长十六岁。
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次年调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
顾名思义，“常平”就是指时常将物价维持在平价的状态。在物价较低的时候由政府买进，防止物价下跌损害生产者的利益，而当物价高企之际则将商品投放市场，防止物价上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需要进行这种操作的，自然只限于重要物资。陆游所提举（管辖）的，是福建一地的茶和盐的常平。没有盐，人们就无法生存。茶也跟盐一样，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物资。
国家总是把国防作为最为优先的事务。国防所必需之物是马匹，而马匹则通过与茶的交换而获得。因此茶叶受到重视的程度与盐不相上下。当然茶盐并称还有其他原因，两者均是“权”，均是官方专营的对象，即“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茶乃山物，盐是海产，摘得山物，煮得海产，所得之利为国家所垄断专有。
盐的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茶的专营则要晚得多。唐代开征茶税，但无专营。宋乾德三年（965）才建立茶的专卖制。
虽然有些时期从茶的生产到运输、流通等各个环节均由政府控制，但这种做法很难推行，不久便将茶事转交给商人经营，政府只对此征税。不过由于需要进行茶马贸易，便只在四川一地实施“权茶法”。
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国防所需的马匹供应，还因为政府成为茶叶的唯一供给源，可以有效牵制塞外各民族。若与中国发生纠葛，很可能就会被切断茶叶的供给。
清代对茶叶的供给放任自流，清朝政府也因此吃到了苦头。俄国人逐渐养成喝茶的习惯，其象征便是俄式茶饮萨马瓦尔。他们对茶叶的需求急速增加。虽然俄国人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有增无减，清朝政府却对出口茶叶的去向疏于跟踪调查。实际上，俄国从中国进口了超过国内消费量的茶叶，然后转而供应给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于是这些蒙古人就不必从中国购买茶叶了，清朝政府便不能将茶叶作为武器，用于牵制外蒙古了。外蒙古最终从清朝政府的支配下脱离出去，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一般认为失去了茶的纽带联系，对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俄国人可能是向塞外民族习得了饮茶的习惯，英国的茶则源自福建。饮茶之风在欧洲东端的俄国和西端的英国极为盛行，而法国和德国等中间地带的人们大多喝咖啡，这实在有趣。
养成了饮茶习惯之后，茶便深深渗入英国人的生活中。中国茶的流入急剧增加，而英国却没有与之相匹敌的出口产品。为了改变入超这种不均衡的局面，英国人制造出鸦片，很快便在数量上形成逆转，中国陷入了入超的困境。然而鸦片这种东西所带来的并不只是贸易摩擦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黑色鸦片引发的往事中，隐约可以窥见茶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