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不好”。
当时代的发展让人们产生超越物质的需求，才是爱的开始。
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对王振耀（编者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兄长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很多年，因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向前发展，我们进行过多次合作、对谈。有时候，一项事业的前进需要大时代的机缘巧合；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人。同样是美国总统，有的就不好，有的就不错—中国的很多位置也是如此，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能会往前推进十几年，没遇到合适的人就可能原地踏步。这些话表达的是我对王振耀兄长的尊敬。
接下来转入正题，说说我对公益、慈善以及爱的思考。
今天沟通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仿佛很遥远，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慈善、爱和公益的时候，很少提及，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基础—人性。
第二个层面是道德。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仅仅是道德问题吗？把这个问号留给大家。
第三个层面，是慈善和公益在中国的发展，实质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
首先，我们说一个仿佛无关其实最有关的问题：好人才会做慈善吗？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在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轻人全部看成新人类，因为在这一点上讲，你们依然是老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
当我们关注公益、成为志愿者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公益、讲慈善，会被大家认为是“好人”。但或许在其他情况下，人性中的“坏”也会释放出来。当每个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会明白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或坏到哪儿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
此外还有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因此，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发出来。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会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础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问题吗？
“小悦悦”事件、宝马车碾童事件，还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让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塌糊涂，对吗？
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会受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是不关注这些点的。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妹妹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对她勃然大怒，说：“姐姐你这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为了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很讲礼节，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扛不住—在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相信“爱情的力量不可战胜”的阶段。那么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今年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批评政府、批评党、批评社会不够进步，是不是也该批评一下自己？每一个公民都没问题，都是党和政府的问题，谁说的？党和政府什么时候让你闯红灯？什么时候让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开车并乱加塞？”
而且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能理性看待问题，甚至夸大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某种观点。这很糟糕。
慈善，来自内心对爱的需求
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层面，谈谈慈善、爱与公益的实质。
慈善、爱与公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别人的帮助，是吗？我想告诉各位，人性是自私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党教育干部、老百姓都要大公无私，结果一度使这个国家濒临崩溃。到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么？核心价值或者出发点是什么？回头一看是邓小平终于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个道理，然后开始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安徽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动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这个前提。
接下来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础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为自己工作更有动力，而为自己做就是为企业做。所以，不再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背后曾有过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条顺应人性、顺应时代的路径。
那么，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爱又何以立足呢？这与“自私”不是相悖的吗？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台湾采访慈济，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要求义工或志愿者帮助了别人之后，不仅不用别人道谢，反倒要向别人致谢。因为“不是我帮了你，而是你帮了我”。这是什么逻辑呢？有一句话叫“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一种需求。
人生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个年龄，或者当你爱到极致，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更关注的是“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不是虚伪，不是迎合，而是内心深处对爱的需求。
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自然也会产生一种超越物质的需求。这个时候，才是爱的开始。慈善公益的发展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一味地宣传“大公无私”，鼓励“见义勇为”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扭曲的价值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别人、爱社会呢？反过来，只有当帮助别人成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时，公益、慈善、爱才真正具备了推动的基础，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动不是“搞运动”
我们从来不缺“公益行动”—中国人搞运动习惯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们更需要的是爱的感受和需求。骨子里没有爱，行动也只不过是空壳化、荒漠化的行动。
我们应当让更多参与者心中升起帮助他人的需求。刚开始或许略显形式主义，甚至有些空壳化，但是没关系。只要目标清晰，可以逐渐向壳里注入实实在在的内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业目前在中国进展缓慢，请不要急着骂。批评是应该的，改正也是应该的。但是稍有纰漏就要遭遇谩骂，中国的慈善之路就长不了。当你陷于一个不敢出任何差错的境地，还能发挥多少优势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容错能力。
作为媒体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容错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问题而不指出来，但是请记住，尽管我提出批评，却依然以建设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就会立即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水准吗？不会。
第一，很多事业的发展可参照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慈善也不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拉开大幕的，发展到第十四个年头，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逐渐形成，“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第一个要借鉴的就是“敢于试错”，同时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们说“自主创新”，重点不在“创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创新，不自主就不创新。科学家都听处长的，中国不会有自己的乔布斯。中国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当然有条件出乔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么多聪明脑袋，被一个智商没那么高的人管着，能创新吗？
第三，尝试一段时间后，一旦取得成绩就迅速确立模式。1988年党代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代会确立了市场经济，1997年最终确立了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走过十八年，经历了尝试、宽容、自主、法律确立，最后慢慢成型。
如果，我们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到现在刚刚走过几年，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慈善总会有问题，红十字会有问题，宋庆龄基金会有问题……
这些公益机构爆发的问题，起源于2008年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慈善意识都得到启蒙，启蒙之后开始向外捐资，更多人成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随着捐款人群的扩张，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踪和监督的作用。
发现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满意就要改造它。在种种争议中，中国公益慈善以一种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这是进步。人类历史上没有实现过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过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个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来十到二十年间的使命呢？
我个人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从2008年开始的二十年，是中国公益建章立制的发展阶段。建立多少公益机构、帮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结果。下一个二十年才是壮大的二十年。
那么，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么可以“不急”，什么应该“着急”。
建章立制要着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问题，二是涉及立法之后的执行问题，理念和立法应该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
我个人认为，公益机构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公益机构严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说了，得罪人。公益机构领导者平均年龄太大，已经过了能把一件事情干好的最佳年龄了。当然，太年轻也难以胜任。我们需要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最有冲动干劲，也最有经验。
针对公益机构的人才培训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刚给中国公立公益机构做了第一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03年，国新办启动“新闻发言人培训”，我从第二期开始做老师，从省级到市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唯独没做过慈善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今天这些机构暴露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缺少媒体沟通经验，缺少与公众对话的经验。北师大有一个“公益研究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科班，对慈善结构的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或轮训。
最后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变，在这里讲三点，也是与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爱和慈善永远是自愿的事情。没有理由劝捐或者骂人家不捐。劝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会摧毁这个基础。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开表达过这个意见，然后被别人骂，被骂也要表达。就算一个人有亿万身家，就算他一分钱没捐，你就有权骂他吗？有权对捐多捐少施压吗？你无权指摘别人的选择。
第二，始终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发点很合理，结果很满意，过程就可以很残暴。今年永光（编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发明了一个词，“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剧的出发点都曾经是好的。谁可以全面推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谁也推翻不了，因为他的动机中也许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无法否认过程是糟糕的。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一种逻辑：只要结果好，过程差一点儿无所谓。任何源自糟糕过程的“好结果”，也不该被认为是好结果。比如在座各位，你们不能说，因为你胜任了一份用虚假简历换来的工作，这个谎言便是合理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吃亏。有人说，我会适时收手—不，通过扭曲的行为获取利益，犹如毒瘾，很难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吗？很多人做好事是为了换取感激和褒奖，这是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性。但终究有一天，当帮助别人出自你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国，在一所养老院从下午待到晚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从这点上看，他们或许不如中国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是从另外一点看，他们又是幸福的。
养老院的一楼是各种活动场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过来，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饭、聊天。志愿者需要登记预约，每天的接纳人数和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出现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脚的情况—其实献爱心没有错，是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让那么多志愿者背负“作秀”之嫌。
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养老院度过的半天，让我觉得变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为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帮助别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东西，都曾在最混乱的时期生长。对爱的渴求，对信仰的渴求，对蓝色天空和新鲜空气的渴求，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觉醒：为自己花钱不那么幸福，为别人花钱才幸福；别人帮我不一定幸福，我帮别人才是幸福；感谢帮助你的人，更要感谢接受你帮助的人—正是他，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师公益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数量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刚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是必须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看样，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又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