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
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
明天是“9.11”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夜晚。焦虑的不只是我，还有中国相当多的媒体同行。美国的新闻博物馆里也留下了一笔记录。所以在十年前，起码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世界还真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今天，当我们纪念“9.11”十周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处可见，比纪念自己的事儿还热闹—比如中国足球进世界杯这件事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
或许这也是一种缓慢的进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跨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国家的足迹：缓步前行，时有后退。我近年来越发担忧一件事，就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依循的是一种简单对立的标准，比如：“世界对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对世界开放？”
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参加辩论比赛，很多A或B的答案也无法进行选择。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我们的血液里，的确有一种“二元对立”的基因，使我们“和谐”起来很难。要么对要么错，凡事都得划分个阵营。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比如新闻，就总被分成“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全世界搞新闻的好像都没有正面、负面一说，统称“报道”。而且在我看来，正负还可以转化。
如果都是正面报道，很多年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为一切OK，危机是不存在的，最后国家衰落了，今天的正面报道就成了明天的负面报道。如果今天的负面报道是建设性的，能够推动国家前进，所谓的“负面”其实又是正面。因此没有对立的道理，一定要认清社会和个人的复杂性。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还是以新闻行业举例，过去我们常常跟美国比，都有哪些不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即便如新闻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领域，我们跟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仍有70%-80%是相同的，对吗？要客观，要有细节，要人性化，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此外才是“不同”，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
首先具备“一样”的基础，才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可能，然后各自的“不一样”才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最近看了一部非常老的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后开始写起：一个很穷的美国作家喜欢看书，但是很多书找不到，就写信给英国的一家书店询问。书店老板收到信后非常开心，难得知音嘛，就把能找到的书寄给她。战后的英国物资极度匮乏，这位美国作家收到书后，又会寄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给书店老板作为回馈。两个人通信通了一辈子，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后来我发现，正因为他们交换的是不同的东西，彼此的馈赠才格外珍贵，但前提是，他们拥有太多相同的东西。物质层面，有共通的英语、可兑换的货币；精神层面，都有与人为善的温暖品行、对事业的专注、对信仰的追求。没有这些“相同”作为底子，就无法显现那些“不同”的价值。
除了基于“不同”的价值，新闻人自身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家里是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妈是教中国历史的，我爸是教世界历史的，我哥哥是搞考古的，我是搞新闻的。
世界历史先死，中国历史还在—我爸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妈妈带着我们哥儿俩长大。我哥选择学考古的时候，有人说是传承了父母的学养。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没有比我哥更狠的了：考古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通过自己挖出来的东西证明爸妈讲的全是错的。
而且这事儿还没完。等我自己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后，突然又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我哥还狠，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新闻人，就是往历史洞穴里不断放进资料和佐证，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发现和研究。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行当今天放进去的东西并不真实，很多年后被我哥那个行当挖出来却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来的新闻背景又将是怎样呢？
所以对于新闻人，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些什么。
2011年“理想国”文化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几年前，有媒体记者采访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会让你的孩子子承父业，也干新闻吗？
我的回答斩钉截铁：我有多恨他才这么干啊？不会的。
这个回答当然有些开玩笑的性质，可也是我真实的想法。而且我也的确承认，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多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干自己的行当。医生不让孩子学医，法律工作者不让孩子学法律……农民当然更千方百计不让孩子再当农民！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太多父母干了大半辈子，真明白了自己这个行当的苦与涩加上扭曲。
我的孩子自己决定，想学历史，又回到爷爷奶奶的行当中。我不反对，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多照照更会准确地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现在与未来不会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大多在历史中都有。我们总是在重复，尤其是错误。
不过，我不后悔并庆幸自己的职业选择。当然，回头看，就像我在序中说过的：我和同行只是偶尔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大多数时间，都是想办法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
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