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
内蒙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遥远，没错，它是边疆。但是当他们坐上飞机，发现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呼和浩特，他们又很惊讶：“哦，原来内蒙古离我们这么近。”其实对于内蒙古的年轻人，如果别人对你们在心理上产生这种遥远的距离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距离感，可怕的是“自我边缘化”。
二十多年前，当我处在你们这个年纪，在海拉尔只能读到三天前的报纸，因为偏远。那么很多个“三天”累加在一起，我可能就比大城市的孩子落后了很多。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资讯和界限都被快速消除了。只要你们足够勤奋，足够敏锐，就可以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同龄人共同成长。
八十年代是个什么年代
今天我要和大家沟通的主题，是这二十多年传媒行业发生的变化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传媒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跟传媒打交道。如果将时间倒推三十年，再过两天就是毛主席去世的忌日。在座的各位同学，这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历史。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刚才，我还和余秋雨老师、阎学通教授谈到当年的这一天，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天余秋雨老师正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半山腰的一个农家屋里学习。旁边走过来两个农民说：“哎呀，毛主席死了。”那一瞬间，余秋雨感觉像五雷轰顶。阎学通教授当时是天津的知青，在黑龙江兵团插队，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
我那时正在学校和一帮小伙伴玩儿，突然听见大喇叭里放起了哀乐，然后说毛主席去世了。虽然我们还只有七八岁，但却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慌，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那时的中国媒体只承担着单方向的传播作用，也就是党中央向公众传递信息或“指示”的政治窗口。全国上下就那么几份报纸，几份杂志，一个广播电台。电视台虽然从1958年开始就有了，但基本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的状况。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媒行业有了第一次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标志，是各地的报纸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一种叫“副刊”的东西，包括周末版，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导向宣传，开始出现一些软化的审美的倾向，一种对生活、对八小时之外的尊重。当时就有一本杂志叫《八小时之外》，我印象非常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杂志的明星时代。《中国青年》《大众电影》《当代》《小说月报》等等红透半边天，很多家庭都在订阅，发行量动辄几百万。广播也依旧辉煌，但还是一个单向的传导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些另类的声音了。这种另类声音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突破口，涌现出很多报告文学大家和优秀作品。虽然几年之后，其中有些作家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这种文学体裁毕竟让中国媒体第一次切实地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即使只是冰山一角。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呈现出强烈的“文化热”倾向。那时的畅销书可不是什么《痛并快乐着》，而是叔本华和尼采。近两年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一种礼赞八十年代的回归倾向，认为那才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富激情的时代。
我那时正好在读大学，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文化热潮：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朦胧诗的火爆，金庸、古龙、琼瑶、三毛的流行……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中，人们对精神的看重远远大于物质。
仰视，俯视，平视
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怀念的理由，也必然存在它的问题。八十年代，物质的极度不丰富，经济领域的左右纷争，牵扯了相当多的社会注意力。百姓生活和传媒发展，都处在局部活跃但没有长足进步的状况下。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这次南巡撬动了很多事情。
首先，打破了当时沉闷的社会局面。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发起改革开放，还在于南巡中面对僵局和困局的再度发动。要知道，一辆有可能要熄火的车被重新发动，是需要勇气、胆量和技术的。
此外，中国传媒界也迎来了飞速发展，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创办为主要标志。我很幸运地赶上了这列电视新闻改革的头班车。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崔永元，都应该感谢《东方时空》的创办。
我是1993年《东方时空》第一个栏目的主持人，那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对象，所以我们最初的生涩与不成熟，都被大家宽容以待。我们是在宽容中走过了一片陌生的开阔地。其实回过头看，当时并不见得做得很好。
《东方时空》改变了什么？《东方时空》改变了传媒的态度和视线。从《东方时空》开始，媒体不再是见到高官就仰视，见到百姓就俯视，而是建立了一种平视的理念。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做到平视一切并不容易。《东方之子》把过去可能被仰视的、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纳入栏目当中，然后用平视的视线去看待他，还原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我们不是造神，我们要还原人。这是一种态度上的巨大转变。
与此同时，《东方时空》又用《百姓故事》—也就是最早的《生活空间》—完成了一种转变：身边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栏目的主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刚看完一个过去有可能被仰视的“东方之子”，接着就看到一个过去有可能被俯视的老百姓。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是平等的。而且对于观众来说，某一天可能觉得《生活空间》的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反倒超越了《东方之子》的主人公。这就很有趣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种平视，是对社会的平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媒体只能让大家看到阳光灿烂的180度。歌舞升平、歌功颂德、成绩、发展……是的，它存在。但是社会只有这180度吗？另外的180度呢？不公正、丑恶、罪恶、腐败等等，在媒体当中很少见到。
《东方时空》的最后一个栏目叫《焦点时刻》，正式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先河。你突然看到，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可能把手术刀落在患者肚子里；公务员办事可以推三阻四；农民可以被欠白条；高速公路可以乱收费……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媒体终于把它的视线由180度向360度扩展。以至于现在舆论监督被写进了党的报告当中，成为原本就应该存在的一种媒体属性。
朱镕基总理1998年10月去台里跟我们座谈的时候，谈到为什么要支持《焦点访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让老百姓看到信心啊！”我非常认同。接二连三的丑恶事件被媒体曝光，然后很快得到妥善处置，带给人们更多的其实是信心。
这之后，各个省台包括平面媒体，舆论监督蔚然成风。现在大家对于一些批评类的报道不会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敏感了，似乎已司空见惯。虽然还是会有局部的“季节变化”，但大环境是进步的。中国的事情，往往是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即使处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沮丧，因为总体的趋势是向前的。
“自由”未必全是美好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媒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方向性的转变。第一，新媒体的诞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统界限。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体，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人们的时间和关注度，更是对传播方式的彻底改变。
新技术的出现，使过去的“单向传播”转向更多的交流互动。在互联网上看完新闻，你可以立刻发表自己的意见，成为这条新闻的附加信息。近几年一些大的新闻事件，比如：宝马撞人案、宝马彩票案、孙志刚事件，都是在传统媒体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被新媒体放大，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跟进，最后甚至导致一些法律法规的改变。这是多大的一种力量！
而另一个方向多少有些令人担忧，就是以市场和商业为导向的媒体行为日益增长。首先，它不可避免，而且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传媒在过去十多年里实现了两个很重要的进步。第一个进步是由“党的喉舌”向“党和人民的喉舌”方向转变，这已经写到了党的工作报告当中。第二个进步是由过去的“唯行政论”转变为更加关注市场。没有市场，没有人们的欢迎，对媒体而言，生存是很困难的。所以，市场导向是进步，但在进步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现象。
钱的力量太大了，市场的力量也太大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媒体人，远离了原本应该恪守的严肃、负责、认真、敬业精神。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层出不穷，一味地迎合、媚俗、八卦。互联网上，被偷拍和主动让人偷拍的画面从无间断。百姓是需要娱乐的，但是当媒体只剩娱乐的时候，很悲哀。
传媒原本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如果传媒只剩下解闷，时间长了，观众就该去解手了。
我的观点是，娱乐节目非常重要，但是如何能把它做得更有智商一点儿？如何去强调某种责任感？有人说，老百姓喜欢嘛。是不是表面上老百姓喜欢的媒体都要给？不一定。想想看，可能另一拨老百姓喜欢的，或深层次喜欢的，你给了吗？
我在德国报道“世界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德国互联网上的留言全是实名制。我相信德国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当一个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当他处在一个极度安全的阴影里，他可能会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而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好多人的留言也正是如此，越来越像一个公共厕所。
公众如果不能用理性看护好自己，任意纵容某些情感，媒体如果不能围绕着道德感和责任感运行，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
曾经有过构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陆续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但是，当商业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席卷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天真的实现了新闻自由，呈现出来的局面可能悖离了你最初的想象。可能走向低级恶俗，走向一味迎合，走向不负责任，走向道听途说，很有可能。但是即使这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所承担的使命。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
身处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传媒时代，如何处理自己与传媒之间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资讯，如何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变得越来越重要。既不能彻底隔绝，也不能沉浸于此。不仅要选择接收什么样的资讯，还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
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看护好你自己”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命题。每一个时代里，优秀的人都是独立的人，而不是传媒的俘虏。不是别人说是、我跟着说是，而别人说不是、我也跟着说不是的人。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大脑的过滤，才得出结论，说是或者不是。
2006年 内蒙古工业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未来，还会不会有一流的人才愿意成为一个新闻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现在不敢乐观。
我印象很深，九十年代，很多领导都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进电视台或做传媒，但近几年，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了。显然，现在的传媒，已不像九十年代那么有吸引力。
的确，做新闻人，常常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地沟油的胃却操着中南海的心。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传媒这个行当的工资水平大多排在各行各业的中下水准。显然，如为养家糊口，这个行业算不上好。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点儿理想主义才干得下去的行当。可当下这个时代，谈理想好像已经过时，更何况人群复杂，骗子也时常谈理想，这种情况下，拿理想来吸引年轻人干这行有点儿玄。而漫长的岁月中，之所以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愿意走进新闻这个行当，都是有点儿理想与责任的。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打击丑恶弘扬善良，也因此时常收获一些卑微的成就感，并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行当的一种尊重。
对了，尊重，是让很多人工资不高还乐哈哈地干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
可问题是，这种尊重现在还有吗？如果没有了，责任在谁？又拿什么去吸引优秀的年轻人？
这可不仅仅是传媒业自身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