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所以，我们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来自海内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为了明天的聚会。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聚在一起，会认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从事新闻这个行当，大部分的经验和基础是达成共识的，只有一小部分，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趋同的过程中，我们才有一个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许更小。
来的路上，我在看迈克·华莱士的回忆录，序言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从入行起一直非常幸运，遇到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我想他的这番话是出自时间流逝之后的再回首，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很多不快、艰难、挣扎，但是走着走着习惯了，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有机会说，我们都是最幸运的人，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拒绝媒体“暴力”
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华语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很深的感触。首先是中国传媒面对的受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英雄的时代”，变成了“平民的时代”。
三十年前，我们似乎还停留在一种“英雄主义时代”当中，那时我们只需要关注少数几个人，只要把该弘扬的人弘扬得很好，把该批评的人批评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反过来要求所有新闻人，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去做传播。你不能再去仰视谁，也不能再去俯视谁，必须平视所有的人。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和一个监狱里的犯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个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被采访者。
因此，外界的因素不应该打扰到我们的内心。不能因为遇到高官，声调就变得非常柔和，也不能遇到普通人甚至罪犯，声音就提高八度。
当然，电视在中国的地位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首先家家户户都有，摆放在客厅里最明显的位置。同时，又正像我的一位老领导孙玉胜所说，电视是一个“家庭媒体”，是大家下班回家之后，穿着很随意的衣服，摆出很悠闲的姿势，只要不睡觉就一直开着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这时候，如果传媒人没有平民的心态，依然带着说教的想法，你的形象将是很怪异的。因为你在人家的家里说话。
今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二周年。十二年前，我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但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已经做得很好。我对自己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叫被采访者“老师”，第二，去掉解说词当中的“形容词”。
我们曾经有一个主持人，在采访中称呼对方“老师”而被扣了钱，甚至让制片人勃然大怒。我们当时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他告诉我们，你是替观众去采访，如果你把每一个被采访者都称为老师，就等于把这种称谓强加给了千千万万的受众，这是不公平的。而不称老师也并不代表不礼貌，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至于在解说词中去掉形容词，对于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习惯于形容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的“正面人物”拥有“伟岸的身躯”。如果新闻里说，“今天的上海祥云朵朵”，大家就会知道接下来一定要报道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新闻，形容词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它在修饰、强调，并且很主观。你不能将经过主观修饰的东西，利用媒体的“暴力”强加给受众。
独家表达，是最终赢家
美国有一位电影导演叫昆汀·塔伦蒂诺，他曾经来过北京，并且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
他说得非常对。到现在为止，《泰坦尼克》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你说它的故事很新颖吗？非常老套。这个故事内核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不就是落难公子跟富家小姐在后花园相会吗？只不过在电影里“后花园”演变成了“头等舱”。而且这是《泰坦尼克》第五次被拍成电影。
针对这个问题，昆汀说：“我们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对于新闻行当，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十年前，什么叫独家新闻？天安门广场放了一袋面，哪家媒体跑得快，把这袋面抢回家，就是独家新闻。但现在的局面是，天安门广场放了一百袋面，跑得快跑得慢都有份，那么大家还拼什么呢？拼你把这袋面扛回家后，用它做什么。
如果其中九十六家都选择蒸馒头，剩下两家擀面条，还有两家烙饼，可能最后获利的就是擀面条和烙饼的人，被记住，被赞扬。在蒸馒头的人当中，有绝对大户挣到钱，但更多的因为同质化程度太高，导致利润很低，甚至亏本卖不出去。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新闻传播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我的侄子生活在海拉尔，他了解的资讯、追求的时尚，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没什么不同。
那么新闻行当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每天上午8点到10点，当你开各种策划会和编委会的时候，必然要想到此时此刻，全中国所有媒体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选题，你没有新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做，怎么做？
独家新闻已经由过去的独家占有，变成了独家角度、快速完成的独家深度，和独家表达。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新闻源人人共享。2003年，全国都做“非典”，但王志和钟南山的面对面，使他和新闻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而钟南山接受的采访并非仅此一家，我非常清楚，光是《东方时空》就做了至少两次。奥运会、欧洲杯，也都一样，每家媒体都在做，但最后你发现，市场上的赢家并不多。
这也是一个在传媒领域最容易做无用功的时代。凡是找到了独家表达的，就被记住了。如果你的表达毫无新意，就被淹没了。从我自身来说，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
我不认为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对海量资讯感兴趣，因此也从不以提供海量资讯为荣。普通观众每天关注的新闻不会超过十条，更普遍些，甚至不会超过三条。你能否将这三条有可能被关注的新闻做到极致，是能否赢得战役的关键因素。
长跑，你准备好了吗？
这不是一个短跑的时代，而是一个长跑的时代。
并非是说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用长跑的姿态投入这场比赛了，恰恰相反，相当多的人正以短跑者的姿态和心态参与其中。这就有了一个麻烦：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你刚按照长跑的目标调整好节奏和步态，却随时有人以短跑的速度冲进跑道，飞快跑完一段赛程，然后可能就离开跑道了。
你的节奏和心跳会不会被他干扰？这是很多媒体人面临的困境。
现在我们问中国的很多年轻孩子，将来要干什么呢？回答：歌星、影星、主持人。这透露了一个秘密，在年轻孩子心目中，歌星、影星、主持人，都是能赚钱的职业。
不可否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主持人似乎都是名利场中的一分子，但名利场也是一个绞肉机。当你身处这样一台绞肉机里，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长跑姿态，留下的痕迹也不会太多。
选择长跑还是短跑，这是一个问题。长跑可能要寂寞，可能要坚守，短跑反而经常在局部的时间里，显得很成功。这时，长跑者的心会不会乱？
于是局面就成了这样：总有一些长跑的人由于不断被短跑干扰，也加入了短跑的队伍；也有一些原本只打算短跑的人，一段时间以后决定改为长跑。
主持人要被观众接受，有这么几个过程，跟身体器官有关系。
首先人们用眼睛接受他，你的形象是否让他们喜欢，所谓“看得入眼”，这很关键。
接下来是耳朵，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他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说得入耳，他继续听；说得不入耳，他的耳朵会否定眼睛的判断。请注意，有一种“流畅的废话”虽然动听，但也不会被人记住。
再往后就是用嘴接受你。如果观众真正信赖你，认可你所传递的内容的价值，他会帮你进行第二次传播。可能他会在某一次聊天时提到，白岩松昨天说了什么，或者跟别人争论时，引用一下白岩松的观点。
最后一步，是用心接受。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长跑的道路上最根本的障碍就已经扫除了。
2005年 上海国际电视节目主持人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看过这篇不长的发言稿，最感慨的人是我。
这是整整十年前，在上海一次主持人的大聚会当中与同行交流的话。
那还是一个电视主持人星光灿烂的时代，CCTV里也还群雄逐鹿，大家自信满满地谈论着十年后，谈论着未来。
现在正是当初的十年后，热闹已开始变得冷清，有人退了，有人辞了，有人创业了，有人遇到事故了。一转眼，人群散了，原来担心后继无人，现在更多的是后继者走人。长跑的路上人不多了。
我不伤感，一切正常，该感谢我们曾经同行。而且这也是进步吧。垄断打破了，没谁一股独大。人走动得多了，水活了。
不过，还是常有人对我说：“你们台能干的都走了！”我听了立即自嘲：“我算不能干的。”接下来人们往往补上一句：“你咋还不走？”
我一般不知该怎么回答。
其实，走，正常；不走，也正常。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用为离去或留下说一些太大的词汇。于我，原因很简单：新闻还在这儿。
当然，变化还会持续，我也不知道明天。就像十年前我们还不太清楚今天一样。
我相信两点。第一：我所在的屏幕，既包括五十英寸，也包括五英寸，没区别—五英寸上看得不太清楚，我的颜值可能还高一些；第二，不管时代、技术如何变化进步，一定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是一个内容提供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
对了，我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人而已。我有我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