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的话是——你和邓稼先有点像。
吓了一跳，邓稼先年轻时的照片我也看过，那叫风流倜傥，照照镜子，很不自信。
幸好老先生后面的话还不太离谱——脸型像，身材也像，不过他比你高一点。
方脸、宽肩、体格高大厚实，坐在沙发上思考时喜欢歪过头来，将左手握成拳，虎口向自己抵在上颌上，大体就是邓稼先当年的样子。
回忆在邓稼先身边工作的日子，老先生印象中的他总是一身中山装，精力充沛，数理化学部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和事，他这个秘书长正是各种矛盾的中心，而邓稼先总能够应付裕如。老先生猜测，以邓稼先的特点，在真实的两弹世界，邓稼先的角色或许会更接近费米（或许老先生想说奥本海默，我推测），而不是爱因斯坦。
写邓稼先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担任数理化学部秘书长日子里的工作，涉及很多恩怨矛盾，写来不经意间就会伤人。
学者并不是超脱凡人的，一如英雄。王外马甲写过一段老兵的回忆，在上甘岭宁死不屈的孤胆英雄，走下战场后一样会为了给孩子吃饱饭去偷老乡的苞米。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儒家出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习惯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惯。凡是提到“英雄”二字，便应该完美无缺。所以我们总是用放大镜在被人们称为“英雄”的人物身上寻找污痕。其实，英雄和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拿破仑打得赢奥斯特里茨战役，也一样会生牛皮癣。我的看法，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条件一样，都只有一双手一颗头，他们在我们无法做到的地方做到了，就可以被称做英雄。
学者也一样。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
有位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老人对我讲，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字当头，结果引发某些人一个不好的毛病——人既然是公家的了，饭自然也要吃公家的。于是公款吃喝之类的事情无法禁绝，还理直气壮。要说行政人员，有些这种毛病大家并不奇怪，历次整风他们吃的苦头也不小。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学者之中也有人以占这种便宜为乐，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们似乎都应该是道德绝高的人。
不幸的是这却是事实。
事情变得愈演愈烈以后，院部就给不少研究所的领导提醒了，结果纠正最快的是数学所。
数学所的老大是华罗庚。
华罗庚先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关村南区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拄着拐杖，左腿迈出去总是一弯一弯的。后来听人讲，华老早年生过重病，后遗症是腿瘸了。他当年腿上的毛病还要重，走一步腿需要画一个圈子，自称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治得好一点。
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地让出条路来。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着说话，笑眯眯的。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又滑下来……
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
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
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80年代访问美国时疾逝。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员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和痛苦——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吗？
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员不甘人后的尊严。
犹忆80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
那时，泪忽然涌了上来。
跑题了，让我们回来看看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
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
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
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请大家一起吃馆子。
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
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可以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吗？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账都算不清还混吗？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大家……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时就有人为这事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就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象力之丰富。
涉及矛盾的不适合写，邓稼先的事情就不好写了。他的老部下回忆，说邓是和他们一起工作中，邓突然“失踪”了，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突然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70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老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写的，这件事还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老私交很好，所以在邓老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老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也是绝顶聪明的人，看出来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再问，大约因为不涉什么保密问题，邓老终于开了口。
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给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看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大家也吃惊的时候，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得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邓稼先和杨振宁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的，你不怕它们打架吗？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能解释清楚，我就做你的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那一天，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今天，大概是不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