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上的弄虚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窃。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作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类似的“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的看法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
被剽窃的人，正是陈景润。
陈景润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哥德巴赫猜想作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或者1972年，苏联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
当然了，苏联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
不料，在第二年的国际数学联合会年会上，这个成果却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苏联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
对质的结果，苏联方面惨遭挫败。
失败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苏联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繁琐，在关兆直先生的支持下，他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当时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也来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华罗庚、关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止；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景润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内容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先生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闵先生于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苏联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先生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这在当时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过弄不好就会成为斗争的尾巴，所以陈对投稿这件事没有声张。
这份稿件，由于内容还不成熟，瑞士那边基本上是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还是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闻知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
就在这时，苏联人的成果公开了。
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是绝对走不通的。结果，在知道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专家们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苏联学者就瞠目结舌——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的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苏联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苏联科学界怎么会做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苏联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早期的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样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中苏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样剽窃无疑没有中国人会到苏联来抗议，而苏联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苏联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苏联数学界自然无缘得知。
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的，至于具体做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使“陈景润教授”的知名度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
苏联人的这种弄虚作假，和中国后来学术上经常出现的某些问题，如出一辙。
关于陈景润先生，可以多说几句。我还记得年少时听说的一件有关陈先生的趣事，这件事和陈先生的“夫人”有关。
大家都知道陈景润先生的夫人是由昆女士。应该说陈先生能够与由昆女士组成家庭，是他生活中一件极大的幸福事情。生活中的由昆女士有着鲜明的个性，不但富于女性的温柔典雅，而且遇事干练果决，不让须眉。我想这可能和她的军人出身有关（从过军的人气质上会有一些特殊改变。前几天接触一位名医，据他所说，在癌症患者中，生命力最强的人群中曾经在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占了很高比例，平均比军队以外的人生存期长一年到一年半，盖因为其身体底子好，而且意志坚定）。所以，与由昆女士成家，使陈先生长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堪称夫唱妇随，形成良好互补。与由昆女士结婚后的那段时间，是陈先生身体最好，也最安定愉快的时光。
然而，我记得的这段事情却和由昆夫人无关，是他们认识之前发生的。当时陈先生因为科学方面的成就成为大家的偶像，在外人看来一时星光灿烂，“粉丝”遍布全国。
结果，就有个很漂亮的女孩从某地找了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太太上京寻夫。
陈先生一直单身，哪儿来的太太呢？大家都不相信。然而这位“太太”却坚定得很，说得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一点儿不像在说谎。那时候来找陈先生PK哥德巴赫猜想的科学狂人很多，都自信自己的成果比陈先生厉害。但是敢自称“陈太太”未免有些过分，这玩意儿可不是有自信就能胡来的。
但是，她说的很多内容，和陈先生的经历并不吻合。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她在说谎，可作风问题当时又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证实真假呢？
当时的某位先生非常聪明，很简单就解决了问题。他一口气叫进来六七个戴眼镜的研究人员，让这位太太认哪个是陈景润。
结果，就是乱指了。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在学问上弄虚作假，和冒充陈景润夫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干这个的也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好好的学者，做这种事情不丢人吗？
有趣的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对国内发生的一些类似现象，还有一点同情。
黄昆先生曾经主持揭穿了一起很严重的弄虚作假事件。当时，上海某大学自称研制出了某种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芯片，也通过了鉴定。但黄先生十分狐疑，看了结果总觉得不踏实。于是要求对其进行检验，经过反复的追踪，最终证明，这份成果，不过是利用买来的芯片造假而已。
可是参加这次揭穿骗局的学者，也提到其中体制方面的问题——当我们申请课题的时候，总是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写报告上，报告写得越花哨漂亮，取得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科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钱恐怕很难进行，但仅仅有钱也不表示就能出成果。为了申请经费，有些人只好违心吹牛，到时候要成果了怎么办？有时候就被逼得弄虚作假了，苏联人在哥德巴赫猜想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
黄昆先生自己申请课题的时候，就碰上过这样的事情。审批课题的是黄先生的学生，然而不能不秉公办事，看完申请报告，问黄先生：“这个课题，如果批了您这一百万能不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呢？”
黄先生何许人也？全国第一批科技重奖仅仅四个人，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钱学森、袁隆平和王选），他怎么回答呢？
黄昆先生听了问题，笑笑，很实在地回答说：“你给了我这一百万，我能看到外国人跑到哪儿了，但是要追还是追不上的。你要是不给我这一百万呢，我连外国人跑到哪儿都弄不清楚。”
黄先生的课题，最后还是批了，但也就是黄先生吧。换一个人，如果不写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怕这次申请只能告吹。
世界领先水平，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达到的，有时候明知这是要求过高，还不得不逼着自己胡说八道，这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黄先生在朋友间说过，如果让我来分配科研经费，我不按课题的。我就只管选人，选一百个人，每人给他五万经费，你就自己研究去吧，这样，可能倒真的能出成果了。
黄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是长杨振宁两岁的学长，杨振宁同班的同学中，还有一位，就是邓稼先。
我问一位和邓稼先一起工作过的老先生——邓稼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老先生没有回答，却开始上下打量我，弄得萨有点儿发毛。
您看我干吗？萨问。
答案让我受宠若惊——
◎黄昆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