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采访张中行这样的学问大师，我只有站在身后聆听的份，但能近距离地靠近大师，于我来说，已是幸运。因为每次对他们的采访都是一堂不交学费的课。
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向坐在或站在眼前的人发问，形式变化得不多，然而内容和采访对象却每日变换，走马灯似的采访就是我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种问答之中的碰撞和沟通，眼前的人都是禅师，他们的回答和社会与人生有关，这句或那句之间常常藏着禅机，对我来说，每次和他们沟通都是一堂不用付学费的课。
节目只有八分钟或十分钟，最后大家看到的总是浓缩的东西，更何况有些问与答还得含蓄，仔细解释是鸡蛋碰石头。
就这样我问别人答，一晃六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今日有意回头，在一路上捡起一些闪亮的问答碎片，算作一种对岁月的纪念和被访人的感谢。
被访者：赵鑫珊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教授
问：为什么这个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得很快，然而这个世纪的人们却依然需要十八、十九世纪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心灵？
答：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回答者是上海的赵鑫珊，他的专业该是研究哲学，而他对艺术和科学的热情一点儿也不低，因此人们习惯把他当做一位交叉学科的研究者。
在我上学的年代里，他的一本《科学哲学艺术断想》是我们手中的热门书，谁想到多年以后，他坐到了我的面前。
采访是完全在聊天的状况下进行的，摄像机的存在被我们有意地忽略了，甚至在采访结束时，赵鑫珊还对我们说：可以开始了，可见气氛之宽松。
我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的，可赵先生的回答却显然不是即兴之作。
一想也是，几百年一晃就过去了，表面上看，人类的进步很大，上了月球，创造了计算机，克隆了羊然后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克隆你这个人……然而这一切都是生活环境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外在包装的进步。可我们的内心却很难说比前人进步了多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没退步就已经不错了。否则我们怎么总在前人的各种艺术作品中深深地感到一种震撼和深刻呢？也许我们在对人类的进步赞叹不已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反思。我们在回首或前瞻时，总习惯于拿一个世俗的标准去评判去衡量，而这些标准总是物质的、外在的。我们为这些进步沾沾自喜，却早已忘了我们是人，快乐、幸福与物质的进步有关，但更与心灵有关。大步走来，你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了吗？
赵鑫珊的这个回答帮助我明白一个道理：面对这个新来的世纪，我们会有很多的幻想，人们期待未来时总是乐观的，然而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就注定，在新的世纪中，人类生存环境以及外在包装还会急剧变化，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新的世纪中，人们会生活在怎样全新的盒子中。然而这种变化却丝毫改变不了这个新的世纪还会有战争，还会有欺骗，还会有以大欺小，还会有背叛、有猜疑、有嫉妒……人性中所能制造出的恶在新的世纪中都将会有。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个回答告诉我，总为表象的变化争相鼓掌是愚蠢的。也许我们该常常静下心来，走进人性深处，看看我们有哪些缓慢的进步！如果真的能有少许，那才值得我们快乐地鼓掌！
被访者：袁庚 深圳蛇口开发区的开拓者
无论人类的历史怎样弯弯曲曲，它都是走向前去的。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亮一下，但它后来却把整个世界照得灿烂光明。
说这句话时，袁庚已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这话的地方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处海滩，在蛇口，这块海滩难得地还没有开发。在袁庚家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片海滩。老人已经不打算住在别处了，每天他就是通过窗户守着这片还未开发的海滩。海浪拍打着岸边，也会有很多的往事拍打着老人的心田。
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认为蛇口落后了，因此认为袁庚的本事不算太大，更何况他只是开拓了蛇口这么一小块地方。但老人的回答却似乎不是辩解，他早已从个人的利益中跳了出来，把一种精彩的感触交给了历史。
老人的语言并不激烈，甚至平和得没有任何煽情的色彩，然而当我听到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二十多年前，蛇口是一片寂寞的海滩，然而刚刚从监狱走出的袁庚来了，这片海滩不再寂寞，封闭的中国也就此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清新的海风从南风窗里吹进大陆，中国人的脸色慢慢不再苍白。
袁庚还做了许多，比如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价值千金的口号，还有在蛇口开发区搞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在袁庚六十一岁之后开始的。
时间过得真快，二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现今的袁庚步履已经有些踌跚，然而思想却依旧活跃。历史当然从他这一页翻了过去，蛇口甚至深圳都已不像过去那么耀眼，但是当我们欣赏满园春色的时候，难道不该对当时的拓荒者致以敬意吗？也许再过一百年，蛇口已经默默无闻，不过但愿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能记住袁庚。因为未来的人们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健忘和苛刻。
被访者：王火 作家 久居成都
问：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怎样？
答：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平时看影片，最恐怖的从来都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看见鲜血和肉体的折磨，而是这种画面只在你的想象中出现，这才让你不寒而栗。
作家王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有点儿恐怖到了高级境界的感觉。
王火是一个出色的但却少被人知道的作家。当他的《战争与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很多人都问：王火是谁？这让王火在老年之后又找到了一点儿文学青年的感觉。
金庸在杭州建了一栋别墅，修好之后却嫌太过豪华，捐了，不过我对他的采访依然在这栋古香古色的别壁里进行。“大侠”告诉我，他是名声有了，地位高了，但学问不见了。这话像禅语，留给人们好好参悟。
进入老年生涯的王火一直居住在少被文坛关注的成都，寂寞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上百万字的作品是在原稿毁掉一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从头再来的，最后拿下了文学大奖。
然而在王火家中，那个下午宁静的采访过程里，却是王火对文革境遇的回答最让我震惊。“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不愧为大家，话到了这儿，接着便没往下说。我沉默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种种恐怖的画面，两千多名学生疯狂的热情，真不知陷身其中的王火校长当时是怎样面对的。王火越是没说，那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越是惨烈……
在我沉默的这一会儿，王火也沉默着，当我进入一个恐怖片情节中的时候，王火怕也正在不堪回首。
对那个苦难的时代，我们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直视，也正是在种种的禁忌之中，表达的含蓄和含蓄中表达出的苦难让我们痛心疾首并拥有更大的震惊。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对那个时代说得更多？
被访者：宋健 原国家科委主任
我对马寅初先生非常佩服，非常佩服这位科学家终身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不屈不挠，在别人都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还继续战斗。
他在人口论和经济学方面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宁肯单枪匹马地战斗，我知道我挡不住，但人绝不能在这种风浪中投降，要为学子做出榜样。
什么是科学精神？回答起这个问题来一点儿都不深奥，但贯彻就不像回答时那么简单了。
1＋1等于2，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坚持这个答案，但如果风吹草动后，有要人非得说1＋1等于3，一些人就开始犹豫。要人之所以为要人，正是因为他掌管着很多人的生杀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回答1+1等于2的话，那就会大祸临头；而放弃科学精神，两眼一闭，张口就来“1＋1当然等于3”，则会柳暗花明，生命的前方又是一条灿烂的光明之路。
可见，有的时候想坚持科学精神，那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但马寅初偏偏不信这个邪，科学就是科学，1＋1本来就等于2，怎么能昧着良心说等于3呢？
宋健是一位多年任科委主任的老领导，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过说到他尊敬的马寅初时，激动了。
我听着自然也很激动，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在强权面前丧失，灾难才会普降众生。如果我们都能在有人说1＋1等于3时集体说“不”，那情形该多么让人兴奋！
也许历史上的事我们今天看起来清清楚楚，而当时处在历史迷雾之中的人们却很难下个判断，于是观望，左思右想，在是与非的判断中选择了沉默。最后就让马寅初等少数几个人成为后人心中的英雄。
今天当我们呼喊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快速向前走的时候，别忘了，全民族慢慢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那是比生产力更重要的东西。马寅初当初孤独地成为英雄，正是为了后人高举起科学精神大旗时不再孤独。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再遇到风吹草动，又是少数几个人成了新时代的马寅初，那就实实在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尊敬马寅初是为了让他老人家不再单枪匹马。
被访者：褚时健 原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问：今年您已经六十六岁，按常规，您已经是超龄服役了，你考虑过急流勇退吗？
答：我在六十岁的时候打了一次离休报告，六十三岁又打了一次，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专业部门领导都不批准我休息。现在六十六岁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司领导同志又和我打招呼，让我把红塔山翻一番的工作搞完。我说，如果这个工作搞完了，你们再不同意，我就自己走了，反正不管到什么时候搞完，1997年再不同意我也走了，太累了。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采访人不是我而是我过去的同事温迪雅。
当我非常偶然地翻到这篇访谈的文字稿时，看到这一问一答，顿时内心感慨万千。因为就在这个时候，褚时健已经因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政治权利被终身剥夺，女儿自缢身亡，妻子被看守，儿子在逃亡……
采访他是在1994年，他正风光无限，但也正是他的经济问题开始悄悄上演的时候。
如果像采访中褚时健自己所说，到了六十岁写了离休报告后，有关领导就让他离休，会有后来的家破人亡吗？
人生根本经不起假设。
他年满六十写离休报告时是1988年，经济问题在他脑海中可能还没敢想，如果那时就退了，他将和家人用一生的时间迎接鲜花和掌声，因为他的业绩实在是称得上伟大！
1979年他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之时，这个烟厂在全国八十四个烟厂中排名第四十位，到褚时健被捕之前，他领导的厂子早已是全国第一，世界上都挂了号。
因此有关领导三番五次不让褚时健离休，谁想到这挽留最后竟把褚时健送进了监狱。1997年本是褚时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宣告离休的年份，巧的是，正是在这一年的1月份，他被立案侦查，7月正式逮捕。
这回没人挽留，想不退也得退了。
褚时健上演的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吗？一个企业家无论怎样优秀，都无法得到该得的奖励，仅靠一腔热血和信念就能把艰难的国有企业搞好吗？这一切都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吗？如果在他为国家创造的利润中，也能有一部分属于他自己，悲剧会上演吗？那么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企业家仅靠一种信念就能挽救国企于水火之中吗？
我当然不想为褚时健唱挽歌，但在褚时健案件的回声里面，我们不该反省一点什么吗？
被访者：张中行 著名学者
问：您曾经有个朋友生活比较困难，每到年节的时候，您都邮钱给他，可他在这一辈子都没对你说过一个“谢”字，但您仍把他当成生平最好的朋友？
答：能交到两个永远不说谢的朋友很不容易，人生能够交这样几个朋友最好，你得到人家的关照不说谢，人家得到你的关照也不说谢，心里边想就应该是这样子……
当张中行老先生在我的对面如此回答的时候，我的思绪在感动中开始走神，第一反应就是反思自己的身边，究竟有没有如张先生交上的这种不用说谢的朋友。
结果还令我满意，于是采访才能继续进行下去。
采访结束之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在想：今天还可以不对你说谢的朋友，明天会不会让“谢谢”脱口而出呢？
台湾歌者罗大佑在多年前就已经幽幽地唱出：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大家见面越来越少……
现在的朋友间，忙得已是手机和呼机沟通的缘分，从小到大一路相守相伴的朋友越来越少，大家天各一方，音容笑貌都慢慢开始有些陌生，难怪诗人舒婷会在散文中感叹：人到中年，友情之树也日渐凋零。
因此便多少有些不甘，但挣扎着也往往在最后感受到一种无奈，再深的友情由于年久失修，多年后重逢也如初次相识一般生涩，为某些事情让“谢谢”随口而出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对张先生来说，好的朋友间一生无谢字出现，已被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所检验，想赶上新形势重新开口来个“谢谢”，怕也难。可对于我们，过去朋友间虽没什么礼仪之需，但今后怎样，却需要几十年去检验。世道人心，我盼着好友间永无谢字出现，可实在不敢乐观。
因为朋友间想多多见面，这年头也真难。
被访者：贝聿铭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
问：在北京的城市建设——您的这个本行方面，有哪些您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变化？
答：北京的面貌可以说是有所改变了，但现在这个面貌是否真的应该是北京的面貌呢？我有点儿怀疑。我是建筑师，我觉得北京的新建筑不够好，老实说一声，材料不够好，造得快了，建筑方面也太商业化，做得快，做得便宜，一看就看得出，好在规划还不错的……
在省略号后面删掉的是：“将来拆起来方便。”这话让很多人大受刺激。不过实话总不会太过顺耳。
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担忧的人绝不只贝聿铭先生一个。建国后从梁思成先生开始，为京城风貌优心忡忡奔走呼号总是前仆后继，可悲哀的是，北京城在人们的奔走中越来越有些四不像。
也因此每当我到其他城市，嘴上夸的是京城的人文风尚，闭口不提建筑特色，因为值得一提的故宫之美，不是咱们这几十年修的。
北京城里的人倒的确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包容是这个城市的人文品质，但在建筑风格上，没有自己的特色。今天西方风格，明天东方特色，后天来个现代派，找个空档再加上个中西合璧，北京城里的建筑就成了今天的杂乱无章。
用贝先生的话来说，好在规划得不错，将来拆起来方便。从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点儿安慰，毕竟可以把现在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成过渡期的中转房，也许将来有条件再起来的建筑能使北京的建筑风格统一。
但每一栋楼都是耗费人民币盖起来的，如果今天花的钱起的楼都能立得长久一些，是不是也是一种节省呢？可事已至此，我们又能怎样？
从下棋到规划城市到建设国家，走一步不能看后三步的，都不是好棋手。而在有些城市，我还听到老百姓抱怨：我们这个城市建设是一位领导一条街，每人上台都按自己的喜好搞一个形象工程，结果整个城市在换了几任领导之后，风格各自为政，再也粘不到一块去了。
这么一听，北京还算不错！
被访者：傅聪 著名钢琴家
问：您现在平静了吗？
答：我从来就没有平静过。从来没有。
这是最简短的问答，但在我问和傅聪先生回答的时候都似乎有些艰难。
作出这句回答的傅聪先生优雅地坐在我的对面，嘴里叼着一个非常古典的烟斗，烟雾之中是一丝不苟的发型和很贵族的笑容。
这个简短的回答之后，我们俩似乎都沉默了一下，那短暂的沉默在回忆之中显得非常漫长。
采访之前，傅先生和钢琴在台上，我和众多的听众在台下，那场演出叫“肖邦之夜”，但那一个夜晚实在是属于傅聪的。
然而，整个一场音乐会，在傅聪先生的指下，我听到的都是傅雷、傅聪和肖邦混合后的声音，平常熟悉的那些肖邦旋律，总是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插进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一些画面和一些狂热的口号，这些感觉让我第一次明白，在现场听音乐的确有听唱片所比拟不了的优势。
当年傅聪游离海外，傅雷夫妇在压力下没能躲开文革的风波，双双自杀，文革间留下一本未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傅雷家书》和一段傅聪心中永远无法平静的记忆。
万幸的是，傅聪身边还有钢琴陪伴，他告诉我，从1968年到1975年，他完全是一个人过，祖国正发生着文化大革命，父母双双离去；海外漂泊的孤独；感情的重创……可还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逃避：那就是坐到钢琴的前边，然后伸出双手，让音乐响起。
于是我以为，再大的苦难有了音乐的抚慰，并且有三十多年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可以变得平静些。
可三四十年了，傅先生的心里依然还不能平静，那就注定了今生傅先生的内心已不会再有真正的平静。
想起来好笑，问傅聪先生之前我也该先问自己，面对傅雷一家的遭遇和那个奇特的时代背景，我们的内心平静了吗？
答案其实也和傅先生一样，更何况傅先生本人呢？
少有一本书如《傅雷家书》一般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在我和妻子结婚后整理各自书籍时，这本书是相同的收藏，而在我的母亲和我爱人的父母那里，这本书也是必备。与其说，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父子情、一种艺术与为人的修养，不如说还看到一种历史，一种我们彼此用血和泪走过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采访傅聪的时候，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大师的手因疾病出了些问题，于是我经常祈祷：让大师的手能够健康地和音乐同在。对于傅聪来说，音乐其实是他最重要的宗教，而手则是引领他走进圣殿的路标。一个内心受过重创因而迟迟不能平静的人怎么能缺少音乐的抚慰呢？
问完这个问题，我对傅聪先生的采访已近尾声，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的是：“您很热爱莫扎特，在很多人眼里，莫扎特是个孩子，特别纯洁，也有人觉得，他的苦难经历其实决定了他最应该是接受别人安慰的，但他却总是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用最美好的旋律安慰着别人，那莫扎特是你的一个安慰还是你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
傅聪先生把烟斗从嘴上拿下：“是境界。我想假如每个人都把莫扎特作为一个想要达到的境界，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采访在还有很多话想说的情况下结束了，遗憾的是，这次我认为属于精彩的访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播出，看样令我们不能平静的并不只是历史。
被访者：蒋丞稷 著名游泳运动员
问：你现在仅仅把游泳或者说体育当成一种竞赛吗？
答：我认为不是，是一个民族、一种气势也是一个人的较量，它不光是肌肉，不光是体能，它是整个人的体现。只有当你在综合指标上超过他、超过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肌肉发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认为不适合运动员，因为体育是人的竞争。
我一直不相信这样的回答是出自运动员之口，直到蒋丞稷用这段回答告诉我：轻视运动员的思想是错误的。
其实蒋丞稷正是用他的语言表现赢得我尊重的。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用两个第四创造了中国男子游泳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而两个第四也似乎并不能让人在一片金牌的闪烁中注意到他。
然而当他结束比赛面对记者镜头时，一番回答立刻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两个第四是一种缺憾，但有时缺憾也是一种美。”
在一片肌肉与肌肉、速度与速度的比拼中，蒋丞稷的言语卓而不凡。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运动员，于是当我离开电视机的时候，我暗下决心，几天之后，我要在北京采访他。
采访果真在几天后的北京顺利展开，他没有让人失望，妙语连珠：“我要让波波夫知道，中国有个蒋丞稷。”
“我希望能够做领头羊，去冲击世界强手，希望能做到告诉中国的男子游泳选手，跟他们说一句话：我们可以，我们行。”
但最精彩的回答还是他对体育的理解。如果说其他的回答是一种气质和男子气，那对体育的理解就进入到哲学层次，而我们千万别忘了：说这话的蒋丞稷当时才二十一岁。
采访别人的时候，我也经常被人当做被采访者，面对诸多的镜头和话筒，我能做到说的都是有价值的吗？
这之后他的路并不顺，我们俩后来陆续见过好多次，然后我就更加明白：游泳对蒋丞稷来说，不过是自己和人生挑战的一个媒介。悉尼奥运会当然是他的一个梦，不管梦是圆还是碎，蒋丞稷都会向更优秀的方向靠近，因为我感觉得到：他是自己对自己比别人对自己更苛刻的人生选手。因此当我不再在泳池边给他掌声的时候，也许他会从另一个方面脱颖而出。因为他毕竟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悟出这样的道理：只有当你在综合指标上超过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
生命的赛场正是如此。
被访者：丁聪 著名漫画家
问：我听许多人说丁老之所以长寿是因为懒？
答：是，我吃肉，因为肉一吃就进去了，可鱼吃那么一点儿得挑半天刺，得不偿失，不吃。吃水果得洗手削皮，不吃。运动要出汗，为了多活几年花进去的本钱比多活几年要多得多，不练。我说听其自然，人家给你气受，气死你，那我就不生气。
丁聪老的长寿秘诀有点儿和常理背道而驰的味道，但我必须告诉您：丁聪不仅长寿而且长寿得很健康。然而如果您想照方抓药，按丁聪老的指示办，那可能根本不会长寿，因为丁聪老真正的长寿秘诀其实是心灵的随遇而安。
八十多岁的丁聪头发还是黑的，手下的漫画让人乐的同时多少也让人感觉到一些麻辣的味道。脸上都是笑容，以至于让年轻如我般的后生都敢应他的要求称之为“小丁”。
如果觉得“小丁”没吃过苦那就错了，在知识界浪迹了几十年，伤口显然少不了，但“小丁”依然会笑，这点很让人服气。
八十多岁还和六十多岁一样，非常非常让人羡慕。不过“小丁”也为此有好多不顺心的事，比如他有一个老龄优待证，但上公共汽车没有人会给他让座。说这段话的时候“小丁”也是笑着说的，就像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段子。
这样的心境比什么补药都灵，于是不吃鱼不吃水果不运动照样长寿，这让好多寻找各种方法让自己长寿而不能的人郁闷。
采访结束，丁聪老把他的座右铭抄给我们，仔细一琢磨，又是一种长寿秘诀，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被访者：徐益明 原中国跳水队主教练
问：作为中国体育史上取得连冠次数最多的一个主教练，在其他教练面前的自我感觉怎样？
答：像鲁迅所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敢大声说话，如果大声，那还是为了跳水事业。我这个人当第一把手可以，当第二把手也可以。不过当第一把手有创造力一些，当第二把手可以很服从的。
问：你这与众不同的性格或者说个性，是不是也开罪了很多人？
答：像我这样，的确是得罪了很多人，肯定有些人不喜欢我。也不要紧，这个地球照样转动。要工作的人不会没有缺点。只有躺在那个地方不干活的人才会没有缺点，才容易算计，他有时间，我没时间。
徐益明在说这番话时，还是声名赫赫的中国跳水队的总教练，训练馆里热气腾腾，一时看不出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选手，有实力从老徐这儿抢一块金牌。但现在老徐已经不是总教练。中国跳水队也没过去那么战绩辉煌。好在老徐原来调教出来的伏明霞和熊倪又在危难之际重新出山，让日渐凋零的中国跳水队这个花园显得色彩鲜艳一些。
功臣徐益明为什么会被解甲归田？回头看，当初徐益明的回答里，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
在中国，比较有个性的教练一般来说结局都不是特别圆满。
因此，有个性的教练要么先收敛自己而后争取拥有好成绩，要么一直拥有好成绩让别人奈何不了你，徐益明属于后者。连续十七年，所有世界级大赛上中国队次次得金牌，那些半夜睡觉都可能对徐益明咬牙切齿的人也一时拿徐益明没什么办法，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吹起改革之风，改了机制，也改了徐益明的位置，一代名教头落得个要争一口气跑到南方办跳水学校的境地。不过我相信老徐会取得成功。
个性特点明显的老徐偏偏爱国，外面那么多邀请老徐怎么也不动心，非得在故土干出点名堂来。
老徐从一把手的位置上下来，中国跳水队就开始危机四伏，竟然在随后的大赛中，把奥运项目的金牌都丢了。一直被老徐压住的萨乌丁，也在中国跳水界内乱之后，成了压住中国选手的冠军王，我想老徐看着这种状况是咽不下心中的那口气的。
什么时候，有些人也能雅量大一点儿，能人即使不让自己高兴，但如果能让国人高兴，能取得显著的成绩，那就快快乐乐地用他，免得像徐益明这样的金牌教练，那么大岁数了，还得背井离乡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