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韩素音一直住在瑞士，采访她的过程就是走近一段传奇的生命故事，时常拥有这样的机会使我“渴望年老”的过程一步一步在向前推进着。
生命故事：别问人生是什么
我相信，在我的这本书中，生命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一定很高，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刻意，而是这两个字每天都会莫名其妙地走进我的脑海里几次。
我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尤其采访“东方之子”，一句“浓缩人生精华”，更是要求自己必须像个看客，看一个又一个采访者如何在生命的舞台上触目惊心地演出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富于变化的。自己年轻时很单纯，曾经以为对生命知之甚多，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眼前别人生命故事的接连上演，生命到底是什么，已经越来越是个疑问。
虽是一个看客，看着别人在舞台上演各种各样的生命故事，却不会总是一味地鼓掌或叹息，毕竟自己也是个演员，也在自己的生命舞台上翻滚与挣扎。有些生命的故事是相通的，而有些又太过不同，但正是在这很多的不同之中，我们明白了生命的万千可能。
季羡林
住在北大朗润园的季羡林老先生，作为学者写成的那些专著，我们绝大多数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说过，打算拿来一读怕也是读不懂的。但这并不妨碍文化人会把季老当做一面旗帜。因为读不懂的是他的专著，而更深刻却容易读懂的是他生命中的无数故事和人生态度。
有一年北大开学，一个外地的新生入校，拿着大包小包，走进校园后，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将行李放在路边，正在为难之际，见前面来一布衣老者，于是请求老者帮自己看一会儿行李，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这位新生如释重负地去办各种手续，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新生回来，老人仍在尽职尽责地看守着行李，谢过，两人分别。
又隔几日，北大召开开学典礼，这位新生惊讶地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为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瞬间，这名新生的感触是什么，但我想，对于季老来说，那件事已是很自然地忘记了吧？
多年以后，又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季老和学生中间上演。
新学期，一群年轻的学子相约着在一个中午去朗润园看望季老，到了门口，却开始犹豫：正是中午时分，会打扰了老人的休息吧？于是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众多学子用一根树枝，在季老家门外的土地上，留下各自的问候话语，然后欢快地离去。
这是我在北大听过的最美丽故事之一，而把这个故事上演给季老是一种后辈给前辈的尊敬。已经不太知道，年轻时的季羡林是一种怎样的性格，但到了晚年，季老总是平静的，即使在夫人和女儿相继去世之后，我见到的季老，依然没有把那份忧伤写在脸上，平静中有了一种对生命中酸甜苦辣滋味的超越。
但季老的内心真的是平静的吗？尤其在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个百年。
在季羡林先生的书房里，外面的喧哗之声丝毫都听不到，回顾几十年的学者生涯，季老在别人的一片崇敬和赞许声中异常平静：“我分工就分到这条路来了，我也知道玩玩、吃吃、喝喝、乐乐，当然痛快多了，但就是欲罢不能，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所以能够传下去，还是要靠几个人的甘坐冷板凳。”
听一位北大的朋友讲，在北大百年那一个喧闹的庆典之中，常常见到已是八十七岁的季老一个人在树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这个时候的季老是平静的吗？
启 功
我们都习惯于把启功的全名理解成“爱新觉罗·启功”，但他自己却坚决不这样认为：“有人给我写信来，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那我瞧都不瞧。有的时候我告诉人说：查无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国的户口，没有一个叫爱新觉罗·启功的。”
我们习惯把启功先生理解为大书法家，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一位老长亲要我的画，他第二句话就说：你别落款，让你的老师给落上款。这下子给我的刺激很大，我这字不行啊！他不要！这样子我就发愤练字，干吗呢？就为在画上能题上字好过得了关，及格。多年以后，……书法家协会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协会缺席判决：让启功当主席，这下子又给我增加了一点儿虚名。事实上，我那字没当上主席时还好点儿，现在当上这主席，大伙都要求给写字，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货了，都是伪劣产品。”你看，启功老先生就是这样，你说一他偏说二，以让人接受的小恶作剧为乐，你指东他偏指西的一个被采访者。按理说，这样的被采访者是最糟糕的，但启功先生却是我最喜欢的被采访者，因为他正是通过幽默以及把人们看重的东西看淡来体现着一种深刻。
启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学子，人家问他最近怎样，他答：“不好，鸟呼了。”众人不解，启功老先生解释：“一场大病，差一点乌呼了，鸟字不是乌字差一点吗？”
众人皆乐。
我采访完先生之后，启功老问：“什么族？”我答：“蒙古族。父亲蒙古族，母亲汉族。”启功老一乐，接着双手举上头顶，手指却耷拉着，我不解，启功老又一乐：“咱俩一样，纯种狼狗耳朵都立着，不纯的耳朵才耷拉着。”
于是我们开始一起乐。
但是也有启功先生乐着说，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的事儿。
有一天半夜，启功先生突然胸口发闷，憋醒了，以为是心脏病，这下子坏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写下来点儿，假定叫遗嘱吧！总得有点儿内容有点儿题目，想一想，也没什么事，这样就睡着了！”
启功老是睡着了，但他讲过的这件事却让我睡不着，加在启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实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没有子女，于是让一个国宝夜半时分醒来一个人孤独地想后事，这种感觉实在不好，幽默有的时候是喜剧，有的时候未必。在每天快快乐乐的启功先生面前，我总是觉得：笑容有时和严肃离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张中行先生所说：“如果仅仅看到（他的）幽默就会上当，他风趣的后面更多的是严肃。”
食 指
食指是一个诗人，他写的很多诗影响了很多人，但对我而言，他用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无言之诗更具震撼力。不过，这首诗很难归类，既没有古典的对仗，也不像朦胧诗般充满理想和对现实的怀疑，非要归类的话，也只有划到后现代或是黑色幽默之类。
食指在1968年写成的《相信未来》可能到下个世纪的2068年依然会当做经典。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可惜的是食指相信的与热爱的未来都以相反的方式回报了他。
写完这首诗后不久，他和很多同龄人一起去上山下乡。短短几年以后，他的同龄人面对残酷的现实依然用他的《相信未来》支持温暖自己，可食指却坚持不下去了。七十年代初，他因精神分裂回到北京，从此住进北京市郊的北京第三福利院。这是一个收养无依无靠、无经济收入及复员退伍军人中精神病患者的福利院。
不要以为我们从此就可以一眼看出食指与我们有什么不同。让他换下病服，和你交往一段时间，你一定会觉得他很正常，并时常会为他精彩的思考而激动不已。但熟悉他的人知道，当他设想未来和描绘身边现实的时候，他说的是一种美丽的谎言，有些是不存在的，有些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他现在会继续喜欢崔健，会在吃饭时尽量不剩饭菜，会出席签名售书，会听说旧时的朋友回来了，就急切地上门询问人家又写了什么好诗，然后听说人家根本好久不写了也不失望立即开始念自己写的诗，会比过去还深刻地说出：“艺术应当是璞而不是玉更不应该是精雕细琢的玉器。”
不管怎样，食指依然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精神的世界，虽然让人看着有点儿辛酸，但谁又能知道，是他不正常值得同情还是我们都已不正常值得同情呢？
在上一个世纪里，有一个叫食指的诗人，由于《相信未来》，而住进了精神病院，至今没有痊愈。
张岱年
采访张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轻时的为人与处世方式给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毕业时就写下了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
十九岁考上清华大学，因不愿意军事训练而退学，后又上北师大，喜自学，不爱听课。
二十多岁时，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可谓一棵参天大树，但张岱年先生敢于对胡适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全面批判，让人看出后生的勇气来。
带着这些年轻张岱年留给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积很小，书占去了大部分空间，物品摆放杂乱无章，家具陈旧而不讲究，中秋时的月饼时至寒冬还在家中放着。由于家中无洗澡设备，因此必须去公共浴室，但年已过八旬，腿脚不便，洗澡成了他们老俩口最担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当年后生可畏的张岱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历尽坎坷，性格早已外圆内方。
有时老先生一句话要重复个两三遍，对人的态度多少有些谦恭，早年的那个张岱年是不见了。面对这种变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为我知道，变化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对他的冲击和洗礼。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见面如同不相识。
文革中住房被换成小的，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车的书，又卖掉一个书桌。
1958年被下放劳动，农民对他表示同情，让他感慨万千，同时反思：自己遭受厄运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参加劳动，由于喝水不易，养成早饭后喝一杯水，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其余时间不喝水的习惯。
年轻时希望自己成为学术大家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开始得过且过。
…………
改革了，开放了，张岱年如同经历了漫长的冬眠，终于开始慢慢地复苏，重新走上学术之路。但年轻时的那份傲气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荡然无存，谁还能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采访结束，老先生和夫人（冯友兰先生的堂妹）下楼来送我们，张老脚踏布鞋，身上穿件蓝呢大衣，这是他1955年置下的家私，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说了一声“保重”，然后与老人分别，至今未再见面，不知洗澡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解决。
杨振宁
一个科学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不太好下结论。但与杨振宁交谈，却很容易找到一种面对大师的感觉。这恐怕是杨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好多有关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不太肯下定论，但相信以下这句话是出自杨先生之口：“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我想能拥有这份感悟的科学家，关注点当然不会只在科学本身。
1977年1月30日晚，在以杨振宁先生为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协会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晚宴上，杨振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说道：“邓副总理的访问是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发展，国际关系从此开始新纪元。”
相信熟悉他的人不会为他讲出这番有穿透力的言语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先生就成了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争得这个第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夹杂着历史分析后的勇气。
单士元老先生在故宫待了七十多年，成了文化研究方面故宫的守护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天不到故宫转一转，心里就不踏实，现如今，老先生已经过世，不知故宫会不会孤单了些。
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非常多，但如杨振宁般远远超越科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大师并不多。也许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视线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杨先生才在自己的本专业上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和杨振宁有关的故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邓稼先的故事。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先驱，他和杨振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七十年代初，当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时，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面容。
当我采访杨振宁先生时，邓稼先已经去世很久，我陪着杨先生和夫人去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当然所谓的扫墓只是把骨灰盒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拂去上面的浮土，但杨振宁先生却做得极其认真，当骨灰盒上的浮士被他细心拂去后，我觉得，拂去的还有历史在他们两人友谊之间制造的距离。
如此密切的一对朋友，却有着两条迥异的人生道路，而赢得的尊敬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杨先生一生都在面对鲜花和掌声，而邓稼先却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做事，在人生终了之后才面对永远的尊敬。
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真正永恒的是友谊。
孙 恂
我们绝大多数人活着，理想如万花筒般复杂变换，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能活着，本身便是生命中最大的理想。
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三十八年的孙恂就是这样。
十九岁的时候，如花一般的年华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一种叫做“重症肌无力”的病把她击倒。所有她身边的人们都从医生那儿知道，她这种病最多只能活五年，然而，三十八年过去了，孙恂依然活着，而且越活越好，并开始帮助一些健康的人活得更好。
数字是枯燥的，但枯燥数字的背后，是一种生命中艰难的抗争。
病后九年能顺畅呼吸，十七年后能自由翻身，二十五年后吞咽不太困难，二十七年后能洗衣做饭。
然后用一生去做一件事——活着。
现在的她依然在床和轮椅之间两点一线，每天一包感冒冲剂，因为小小的感冒对于她都是致命的。原来住平房的时候，用四年的时间学会了从房间到大街上晒晒太阳，后来搬到楼房，虽是一楼，但房间到外面的八级台阶，却把她重新困在屋中。打官司，要求落实《残疾人保障法》，赢了，但九年过去了，楼梯依旧，阳光，对于孙恂仍然奢侈。
不过，孙恂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她绝不满足于活着，她的力量也正是因此而产生。
1981年，她就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病残青年俱乐部”，宗旨是“自立互助”，同时，她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残疾人之友》节目中主持着“孙大姐信箱”，有了网络，孙恂又迷上了电脑，散发自己的光和热，她拥有了新的渠道。
以爱为生的孙恂自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多年以来，她那间清冷而略有些灰暗的小屋从没有真正寂静过。但与其说，走进走出的人们是在帮助孙恂，不如说，正是在靠近孙恂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得到了救助，帮助孙恂就是在帮助自己。
孙恂会活得更好，而一些健康但活得不太好的人，在经过孙恂身边之后，开始学会活得好一点儿。
曹春生
有些做了大好事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好事，比如说河北的曹春生。
想当年，曹春生做企业家的时候，过的是一掷千金、饭店舞厅之间转悠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曹春生陪一个客人到公园聊天，买的易拉罐饮料放在脚边，可聊着聊着，几个小流浪儿把易拉罐偷走了，这让曹春生大为生气，臭骂了一通之后，问小孩：怎么不上学？孩子答：穷。曹春生一冲动：我给你们出钱。
没想到，这一简单的冲动，就把曹春生今后的生命之路改写了。捐完钱后被学校尊敬地请上主席台，这阵势，曹春生以前没见过，于是头脑一热又拿出更多钱，再到后来，没人养的穷孩子几声“爹”，就让曹春生心头一热：“我办个儿童村吧。”于是就有了河北邢台东方儿童村。
“穷”这个字，曹春生原来是没有太多感悟的，但收来的孩子在他这儿吃冰棍，半夜查房，睡着的孩子们依然叼着冰棍的木棒，这个场景让曹春生泪流满面。从此他在行善的路上“在劫难逃”。
孩子的事不能让曹春生一个人扛着，《东方时空》开播六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石家庄办了一场球赛，之后为曹春生的希望儿童村捐了22.6万元，但这钱只能救一时的急，儿童村办下去，还需要善良人的爱心不停传递。
曹春生当然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儿童村慢慢地壮大，竟让他原来的生意一天天惨淡下来，终于有一天，儿童村里孩子们的脸色红润起来，而曹春生的钱袋却干瘪下去。这个过去不太拿钱当回事的人重新知道了没钱的苦处。但身边孩子一句又一句的“爹”，让曹春生背负起沉重的责任，想轻松地一个人走回经商之路不太可能了。
社会各界开始伸出援手，于是容易激动的曹春生经常泪流满面。我相信，当年经常和钱打交道时，老曹不会这般敏感和脆弱，可是与人，尤其是与孩子打交道，泪腺就慢慢发达起来。
虽是一时冲动最后走上行善之路，而且自己也由过去向别人施舍到向别人伸手，但老曹没有多少悔意。只是老曹在这几年间，头上的白发明显地多了起来，当初还多少有点儿企业家的派头，现在在他身上是一点儿也看不到了，看到的形象是非常职业的一个爹。
他的生命故事有了这么大的改变，不能不让看演出的人感慨万千，如果当初陪朋友进公园，没有买那两罐饮料，今日的曹春生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武和平
当年一部《9·18大案》让破获了这起大案的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武和平被人熟知，绝不仅仅因为电视的影响力，还应该加上武和平身上那种强烈的儒警味道。
在《9·18大案》中，我最喜欢的一场戏，是罪犯抓到之后，武和平和他面对面如同围棋一局终了胜负已定之后的复盘。没有高声调，一切都是心平气和的讨论，这样一个场面让我知道，武和平是一个喜欢斗智的人，斗力对于他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因而不够刺激。
由于这个案件的轰动，武和平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在他过去生活中不太为人注意的故事开始显现出来，让我明白了今日的武和平从哪里走过来。
当年武和平非常想进有围墙的真正大学，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个机会他并不拥有。于是有一天，年轻的武和平在郑州大学的围墙外哭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或许对于武和平来说是人生重要的半个小时。
有过这样的眼泪，书本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中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于是从1975年起，他每天5点起床，啃各种书本，直到成了作协成员，拥有了各种文凭。
但学问并不是帮助武和平与众不同的唯一原因。在武和平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是别人很难经历的。
有一个和武和平一起长大的兄弟，本是很好的一个人，可由于意气用事，走上了犯罪道路，最后在执行枪决的现场，武和平作为公安系统的人在喊口号。这真实而有些残酷的场面，一定在武和平心里留下了一种剧烈的震荡。
一个姓武的人偏偏喜文，一个和罪犯打交道的人偏偏叫和平，从古老的开封走出却被人认为是极具现代感的警察，这一系列的反差很协调地出现在武和平身上。以至于到了今天，武和平已经是公安部宣传局局长，但在我心中，他依然是一个文化人，否则他怎么会坚决把儿子送到开封书法家那里去学很少有人能写好的魏碑呢？
在庞大的一个标题“生命故事”下，只写了八个人的故事，不知您看过以后会怎么想？
生命与人，是我思考最多却是最不敢触碰的命题。在我采访过的四百多人当中，让人激动与深思的故事有很多，但对于我这个刚过三十岁不久的人来说，自己的生命还需要发掘。我总是固执地相信，这篇“生命故事”只是一个开头，那过去一些年中我阅读过的生命故事和未来将观看到的人生舞台上的演出，一定会以一种更精彩的方式在将来一个安静的书桌上等待着我的笔。
我也在等待着那之后我们的再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