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的时候，游行的大学生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突然亮出“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成为改革过程中的经典画面，在国庆五十周年庆典直播中，当初“小平您好”横幅的制作者之一赵宝晨，成为我们的访谈嘉宾，于是我和他又做出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手势，算作对伟人的纪念。
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抱负讲述过自己人生故事的。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细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六十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我的心情自然和其他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儿，烟民能不能少一点儿……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一种再为他做一期“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1995年2月份，冰心先生已经住院多日，但当我采访她老人家的时候，她惦记的依然是教师和老年病友的境遇，而今，老人已驾鹤远行，但博爱之心却留存人间。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19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采访他时，彭大师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还有一点儿多年来不被一些人理解的痛苦与寂寞。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师的仙逝而走远，身后只有哀悼的哭声和他曾经留给东西南北的音乐声。
对我来说，刚刚相逢就得在心中准备告别词，彭大师的离去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大的。
每一次和优秀人物的相识都是一种缘分，而每一次和相识过的人说永别又都是一件再残酷不过的事。然而毕竟只要在人世间，这种告别就会残忍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是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大大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1997年2月邓小平突然离世
1997年是中国大事不断之年，然而原定的忙碌是从7月1日香港回归开始的，接着是十五大然后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轻松一点儿的准备。
谁也没想到，在这轻松一点儿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轻松不起来。那个春节刚过，我和《新闻调查》摄制组飞往广东，去做一期关于广东足球滑坡现象调查的节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爱好，这一次把爱好与工作连在一起，心中的欢喜与往日不同，加上摄制组里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欢声笑语，都以为要经历一段愉快的广东之旅。
2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我还在广东一家宾馆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编导刘春叫醒：“岩松，小平去世了！”
也许是睡梦中被叫醒，一时间有点儿蒙，脑子中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晃晃脑袋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虽然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但内容已是关于小平去世的，这时，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瞬间，有一种很大的毁灭感和恐慌袭击着我。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这件事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都设想过，出现，并不突然。然而国内国外，邓小平去世后的局势分析都给这个事件的出现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担忧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过来，下楼去报摊上买报纸，买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报纸也很争气，这么短时间竟已出了好几版关于邓小平去世的各种报道和背景资料。
翻这些报纸时，我心中想得最多的是：小平的去世会不会打乱中国前进的步伐？如有改变，接下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这一个上午，二十一年前周总理去世和毛泽东去世的情节也顽强地往我脑海里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到哈尔滨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疗的父亲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个晚上，医院里的喇叭传出了哀乐，音乐还没有结束，我看到我的父亲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可不一会儿，他们又破涕为笑，原来哀乐响过以后，传来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这自然让他们笑容满面。因为哀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凭直觉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呢！
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绝望地把中国的命运系在了周恩来的病情好转上，周恩来能晚点走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因此晚点听到为周恩来响起的哀乐，他们便觉得，希望还在，心中的热度就还存在一分。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自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别去世，这样大人就都会高兴一点儿！
可是几亿人的挽留也没能阻挡周恩来生命的离去。
1976年1月8日，哀乐还是为周恩来响起了，马上大人们便都泪流满面，当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然而，1月8日那一天，他却听一次广播掉一次泪，我也掉了眼泪，不过并不是因为总理的去世，而是大人绝望的哭声中，有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我知道，大人的哭声不仅仅是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离去。那几天，就像约好了一样，来我家中的大人，动不动就在谈到周总理时掉一次眼泪，后来看家中有人来，我就干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个龙年并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9月9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里玩耍，突然喇叭里传出了哀乐，我们都惊呆了，“又是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我们一大帮孩子有点儿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万岁吗？怎么才八十多岁他就离开我们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也许是身体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没能让他掉眼泪。奇怪的是那几天，说起一些事来，大人都很小声，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不许娱乐，因此大人们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挂得严严实实，把门紧紧关好，然后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还得继续上学，到了班上后，老师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给我们，课自然没其他内容了，恐惧成了最重要的课程。
老师的语气是哀痛的。不一会儿，我们五十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我们的女班长，这一下，我们的压力很大，有人哭了我们不哭那可是阶级感情的问题，于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来当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大堆怀念毛主席的稿件等着我去念呢。于是我就坐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拿着沉重的腔调开始播送。
那几天由于我父亲时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觉得到，他们忧心忡忡，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议论起来，他们也左顾右盼，唯恐哪句话说错了给自己惹下大祸。
家中的气氛自然凝重极了。
9月15日，我的父亲去世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家人的离去自然是哀伤的极致，然而毕竟毛主席刚刚去世，我们对于父亲的追悼也不敢大张旗鼓，哭声多少有点儿压抑。悲伤不能无限制地释放是我对那一个九月最深的记忆。而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时人们的心中压了许久。
然而痛苦过后光明就一点点到来，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也如此。
那一页翻过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样一种伟人离去后民众恐慌与担忧的记忆，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识地有了些担忧。
但中国在这二十一年中已经脱胎换骨。
知道小平去世后的那一个上午，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一直在议论中度过，相信每一个人心中也多少对以后几天工作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没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担忧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继续，中午和要接受采访的对象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我们：下午的采访可以正常进行。
中午从宾馆出来，大街上依然车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与往日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餐馆里大多数仍然是座无虚席。看起来，虽然空气中隐隐有一种伟人离去后异样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继续。
进行完广州的采访，第二天我们赶到深圳继续有关广东足球的调查采访。
一到深圳，和我们谈起邓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谈起邓小平，仿佛有些自言自语般感慨：这个城市是属于邓小平的。
我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的感情，看着车窗外高楼林立的深圳，想着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很容易让人感叹：深圳，这座城市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纪念碑，而这样的纪念碑在全国还有多个。
今天回忆起来，我很庆幸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到达深圳，因为在几天工作之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深圳人对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们几个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邓小平画像前献花。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献花的群众络绎不绝，旁边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隔一会儿就要把堆积如山的鲜花和花圈用车拉走，以便为后来的人空出地方来。
我们献过花之后就在旁边默默地驻足，这时看到各种不同的神态和表情。有一位中年妇女献过花之后，往后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离去，还有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嘴里念念有词，跪下磕了一个头，最后悲伤地离去……
身后的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地喧嚣着，然而眼前这祭奠伟人的仪式却静默无声，沉默中深藏着一种感情，而可贵的是这种祭奠的仪式都是群众自发的，感情更是发自内心。
接着我们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园，那里有小平最初在这里种下的树。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小平当年种的那棵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树下围了一圈鲜花和小的花圈。显然，此时，象征生命的绿树也被人们当成另外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
我们在深圳的几天采访顺利进行完毕，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心底，然后一如既往地让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继续。
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人最初的担忧慢慢消失了，一个伟人的离去当然在众多人心中造成伤痛，然而这伤痛并没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乱，人们用一种成熟的平静更深刻地纪念伟人，我想小平在天之灵一定会喜欢这种纪念吧！
深圳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几个人急着回北京，因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长街上送行的一员。于是，这个晚上我们赶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后就悄悄走上长街等待灵车的通过，街边的人已经很多，大家都像约好一样默不做声地等待。隔了一会儿，小平的灵车缓缓地从人们眼前通过，人群中开始有哭声，然而这时长街上的哭声和二十一年前送别总理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的长街相送，除去对总理的哀悼还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恐惧和对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担忧，而二十一年后，送别小平的哭声，最主要的是一种真心的感谢。
这个时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种不同于1976年的送别之情。伟人离去后，人群中的感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恐惧与担忧的消失都和小平有关。他用自己的奋斗在离去之后告诉我们：你们送走的只是一个伟人而不是一个时代。
于是，所有这之前海外媒体对邓小平离世后的种种悲观分析，都在这种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节奏的哀思中破灭了。
中国人为小平送行，心中不再担忧不再恐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伟人的离去不会打乱中国行走的节奏，中国将正常前行。
这同样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节，一个年轻的犯人为营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人群中涌起一种矛盾的感动
1994年春节刚过，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在离天津不远的一个监狱里，一位北京的犯人叫姜世杰，因为在一起杀人事件中成为帮凶而被判八年徒刑。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因此春节快到的时候，他被奖励在监狱旁边的姨妈家过年，为此远在北京的母亲也赶了过来，和儿子一起过这个难得的团圆之年。
大年初一早上，姜世杰和母亲出来散步，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听到河中传来了救命声，姜世杰没怎么想就跳进了水中，两个孩子得救了，然而姜世杰却再也没有出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就在河边，直到儿子迟迟不出水面。老妈妈急得四处求救，一切却已经晚了，姜世杰年轻的生命在过年喜庆的气氛中离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我和组里联系要求拍摄这个节目，很快得到批准，我们马上驱车赶往清河劳改农场。
从知道这条消息起，包括在赶往劳改农场的路上，我自己的内心一直在矛盾着，一个在押犯人却为救两个儿童献出生命，这种善与恶戏剧性地交织在姜世杰一身，让人一时理不出头绪来。然而不管怎样矛盾，我却相信一点，姜世杰用生命最后的举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向世人谢了罪。于是一个片名在采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先跳了出来：《回归高尚》。
到了清河劳改农场，气氛果真不太一样，接待我们的干警谈起这件事都很沉重，并且经常是带着感情谈姜世杰这个名字。我猜想：这恐怕是这些干警第一次满含深情地谈起自己看管过的犯人。
我们的拍摄是从采访姜世杰同屋的犯人开始，由于是深更半夜，加上我告诉干警：除去我和摄像你们谁都不要进来，因此干警有些担心，唯恐屋里的犯人会干出一些什么来。然而我从姜世杰这个事件中相信：犯人也是人，大多数人性尚存，犯罪是因为他们身上恶的成分在某一个时刻膨胀强化因此走上犯罪道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性中没有善的成分，面对朝夕相处的姜世杰在大年初一不辞而别，悲痛也会出现在他们心中，也许姜世杰的善举激活了他们几人心中善的成分。
果真是这样。
小小的劳改农场宿舍里，几名犯人面对着我们的镜头坦陈着对姜世杰的怀念，在他们的言语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点。姜世杰的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长久认为自己不可救药的心态在姜世杰回归高尚的举动中发生着改变：“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好事？”这种言语意味着他们几人内心深处一些向善的东西复苏了。看得出来，甚至有人在内心深处对姜世杰的回归高尚有些羡慕。
走出生平第一次进去的监狱宿舍，我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而更加沉重：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轻易地放纵自己恶的成分，而把善藏到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角落里？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更有利于人性中善的成分发挥，犯罪的人是不是会少很多呢？
在劳改农场采访的时候，几天里内心一直在一种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平常人都少有人做的见义勇为发生在一个在押犯身上，一个犯了罪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救助了看管他的干警的孩子；大年初一的喜庆中，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为了其他母亲的幸福走向天国……
这一切都和我们平常采访的主题不太一样，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最好地去表达。
回到北京，听到不少议论，由于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发生过，因此司法部的人士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姜世杰死了，身后的评价该怎么样，是烈士？似乎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是罪犯？善良的人不会同意；姜世杰的亲人该怎样面对？追悼会的措辞该怎样考虑？
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编成了两集节目，原本打算在《东方之子》播出，但由于姜世杰身份的敏感，最后放在了《焦点时刻》中播出。虽有这样的变动，然而节目能够播出，我已是很感动。
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对我在节目结尾处给姜世杰母亲鞠躬的那个镜头很不满意，认为一来记者应该客观，二来给一个救人而死但毕竟是罪犯的母亲鞠躬，会不会有副作用？
说实话，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他的儿子不管过去曾经怎样，毕竟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回了两个儿童的生命，在生命面前，有些珍贵的东西是该被我们尊重的。
至于说到客观，我想在当时面对姜世杰的那么多不客观的议论，也许我们该重新考虑一下什么才是“客观”。
姜世杰的名字果真在人群中消失得很快，除了事发当时的新闻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不久，这事就没人议论了。毕竟罪犯成了英雄，让人们多少有些不适应，与其矛盾地寻找评价，不如偷偷地遗忘。但如果他不是一个罪犯，是不是今天还会在人们的赞扬声中活着？
1999年1月，一个叫张穆然的十七岁女孩在人们的关注中离开，面对她生前的坚强，大人们再也坚强不起来
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向小女孩学习坚强，远在美国的桑兰，用灾难面前的笑容征服了不同肤色的成年人，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悄悄地问自己：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面前，我会如桑兰般绽放笑容吗？反正我的回答很让自己羞愧：恐怕做不到。
于是桑兰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哪想到，半年后，又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用坚强和笑容走进中国人的视线，她的名字叫张穆然。
接到《实话实说》组打来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做一期关于足球的节目，让我当嘉宾去侃。
但结果没有这么轻松，小崔告诉我：北京有个小女孩叫张穆然，得了不治之症，生命之路对她而言已经不长了，她有个小小的愿望，能不能和小崔一起当一回她喜欢的《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在这个节目中见一下她喜欢的主持人……
生命进行到尾声时候的邀请，不会有人拒绝的，于是有了那期《实话实说》节目，有了我们评论部五个主持人（敬一丹、方宏进、水均益、崔永元和我）第一次在一个节目中团聚。
但这种团聚的目的却是我们那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
和小崔一样，录节目之前我们很担心：会不会让有些人觉得这有“炒作”之嫌。甚至我提议，这期节目不播出，只做给张穆然看。但张穆然的愿望毕竟是做一期正常的节目，于是咬咬牙，进了演播室。说句实话，这期节目直到进演播室前，才知道，张穆然由于病情恶化已经来不了了。这个时候，大家意识到，张穆然离去的时间已经倒计时，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才能把这期节目让她亲眼看到。
而这期节目该怎样进行，由于张穆然来不了了，也一下变得方寸全无，然后只好用小崔的话壮了自己的胆：看着办吧！
随着节目一开始，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张穆然坚强的样子和灿烂的笑容，我们和现场的所有人一样都进入了状态，节目录制得很顺。
不过在节目中我谈了自己的愿望，别让穆然在医院受罪了，让她回家吧，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在家中，那是一种幸福。很多人觉得这有些残酷，但这确实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一录完现场，我们一伙人就赶去医院。
我和赵本山是先到的，在病床上躺着、身上插着好多管子的小穆然一看见我们进来，马上绽放出笑容，我握住她的手，可她却抢先说：“我的手比你的凉。”听了这话，我的内心开始流泪，但外表却要比什么时候都灿烂。那一瞬间，我为大人在孩子生命受到威胁时无能为力感到羞愧。
一会儿大伙儿都来了，大家都笑着，拿来的鲜花在病房里无所顾忌地盛开着，而属于张穆然的生命之花却在日渐凋零。
没有人心里会好受。当我们和张穆然告别，可能很多人心里都知道：这告别有可能是永别。回到家之后，我无法控制住一种和穆然永别的恐惧，我很想来个回马枪，于是给小崔他们打电话，希望同去，但小崔他们一回来就进了机房，以便尽早编出片子，然后明天一早让穆然看。我想这事重要，只好放弃杀回马枪的念头。
我采访预测大师翁文波院士时，他依然以科学预测研究为生活全部，但当我们节目播出不久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也许他老人家一直关注的是人世间灾难的预测，却唯独忘记了对自己生命的关照。
第二天早上，小穆然在医院看到了小崔他们送去的节目录像带，节目编导熬了一个通宵，只为穆然能快乐。幸运的是，这个节目抢在了死神来临之前和穆然见了面。
第二个晚上，受其他几位一起录节目同事的心灵之托，我又去了一趟医院。这次见到的穆然已经没有了昨天的灿烂笑容，病情急剧恶化，神智已经不太清醒。然而，只要一清醒，她就会艰难地对我们绽放出笑容。搏斗之中，死神的力量越来越大。
和穆然的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聊，才知道，穆然的坚强也许是一种遗传。她的父亲当初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然后有了穆然。回北京之后，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带着小穆然，直到前两年，爱人才从陕西办过来。两口子的工资待遇都不高，希望自然放在穆然身上。然而人世间公平的事并不多，灾难还是在希望到达之前降临了。
小穆然很平静地接受了灾难，但她从没有想到，灾难不可战胜。也许，小穆然和桑兰如此坚强，恰恰是因为她们的年少恰恰是因为年少时的乐观。
由于这时穆然的情况已很危急，病房里很静，大家都看着穆然床边的那台仪器，随着仪器上面各种数据的变化而让自己的心情起起伏伏。
在这很静的病房里，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病床上的小姑娘。经过询问才知道，她才十六岁，和小穆然得的是一样的病，但由于是刚刚住院，还没有经历残酷的放化疗，因此一头黑黑的长发还在，我知道，在这个漂亮的小女孩面前，有艰难的路要走。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这个小女孩，知道了她和穆然一样坚强。
陪在她床边的父亲可能实在太累了，正在打盹，但显然这个小女孩很疼，而她又不愿意叫醒父亲，于是我看见她用小手紧紧抓着床单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我过去握住她的手，小声问她：“是疼吗？”她用美丽的大眼睛告诉我：是的。
这个小女孩和穆然一个病房，也将和穆然一样，必须让自己坚强。也许她不会像穆然一样被社会关注，但我还是希望，等待她的结局不要像穆然面对的那样残酷，虽然我知道，这很难。
我想，在很多献给穆然的鲜花当中，也一定有很多是给这个小女孩的。
面对这两个花季女孩，人们很容易发现，命运并不是公平的，至少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公平。走出医院的大门，想着刚才小穆然昏迷的样子，我知道，小穆然和人世告别的时间很快要到了。这个念头让我一路上心头堵得厉害，第一次体会到一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复杂情感。
两天后，穆然走了，坚强没能成为死亡的对手，当我们几个主持人参加她那朴实的追悼会时，我一直在想：十七岁的女孩之所以坚强，是因为她还不知道为何要软弱，这一点让我们当大人的汗颜。
去追悼会之前，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穆然已经走了，很难说我们曾经把关怀给过她，因为她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谁谁谁来了，不是为她做了一个什么节目，而是生命！可偏偏这一点连医生都没法给她，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更不可能了。
因此我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然后把这件事忘掉。因为穆然随风飘向天堂，我们在人间曾经所做的一切可能都像思考一样，让上帝发笑了。
可在忘记这件事之前，我还是有个遗憾：我总想，家，该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一直盼着穆然能够回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在那股熟悉的气味中，安安静静地躺在父母怀抱中，笑着离去，谁愿意去天堂前，在人间最后的一项事情，是让医生帮助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穆然离去了，我们每个到过她身边的人又都带着各自的心情回到喧闹而争斗的尘世中，面对死亡，面对一个让人钦佩的十七岁，我们瞬间雅了一会儿，可穆然飞走，我们又将继续往回俗。可还是要感谢穆然，她让我们在急匆匆的奔走中愣了一下神，想了想平常我们不习惯面对的终点问题。
也许有些事该看开一些了。
穆然在天堂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