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千道一万，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很喜欢这句话。
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假如没有改革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
为纪念这一重要的进程，各个新闻单位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努力做好“改革二十年”的成就宣传。
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但总该有些新意，于是在《东方时空》栏目里，我策划、撰稿并主持了后来获得中国电视奖的特别节目《流金岁月》。与此同时，我又担任了《焦点访谈》十四集特别节目《焦点的变迁》的主持人。
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做与此相关的节目，我不停地在改革二十年的时间长河中行走，一幕又一幕或荒诞或让人振奋的历史细节重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毫无疑问，改革二十年给中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太多的变化，有无数个理由，让我们为这个二十年鼓掌喝彩，即使在其中也上演了我们并不愿见到的情节，但把这二十年，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是不为过的。
不过，在高兴之余，也会时常有一个念头：假如没有改革，我们的今天会怎样？
诱使我不停产生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是：在1998年众多纪念改革二十年的书籍杂志中，一本《视点》杂志推出的专号《目击改革年代》里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假如没有改革》。
这篇文章放在这本杂志的最后一篇位置上，其中很多假设让人首先不寒而栗，接着想到这仅仅是个假设又都暗自庆幸。
文章中，列出了一些“假如没有改革”就会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依然出现的画面。
1．1998年“五一”节，北京市市民凭本供应节日猪肉，每人在原来每月五两的基础上增加三两。
这张照片拍于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这块陵墓选地很好，胡耀邦的头像正好面对浩瀚的鄱阳湖。
2．热门的职业依旧是司机、副食店职工，大学毕业生最热门的选择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及其他各级党政机关。
3．1988年大胆提出“多元所有制”的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被开除党籍，发回原籍。
4．“展开穿西装还是穿中山装”的讨论，外交官、电视台主持人仍一律着中山装，间或有些时髦青年以着西装为时尚，于是报纸展开了“我们拒绝没落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与此同时，由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国大陆首次服装表演被查处。
5．1994年，《北京晚报》登出全国第一则婚姻广告：男，三十岁，身高1米75，副食店职工，父母家有住房。引起轰动。与此同时，离婚率上升，大龄青年、两地分居等问题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并责成各地团委成立专门的婚姻部。
6．1998年1月1日，发表两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红旗》杂志）新年评论，题为《沿着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在描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后宣称：东亚经济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危机四伏，而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中国依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欢呼“这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明证”，并借此抨击了“那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名义的右倾经济主义的错误思潮”。
…………
这篇文章读到最后，有种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还都可以把这篇文章拉得很长。比如，我就和自己玩过这样的假设游戏：假如没有改革，我，一个叫白岩松的人，在这二十年中，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1975年，我们城市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我们家门口的广场上出发，我和哥哥都去看了，回来后还在家中议论：哥哥过几年也得下乡，我将来因为是家中老二，因此不一定会去，但读完书该干什么呢？
当时的我还小，似乎被知青下乡的壮观场面所感染，因此家中不管怎样设计，我是小小年纪就打定主意，将来是要下乡的。
可能就下乡了，之后由理想主义到颓废主义，终于吃喝××（后面两个字空缺，因为没有改革，这四个字可能就不全），最后与当地一女青年结为伉俪，开始了漫长的生孩子生涯，时至今日，虽年龄仅仅三十多岁，但脸相上看说是四五十岁也是有人信的。
不过也有可能，我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躲过上山下乡一劫，在小城之中，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中学毕业之后，让妈妈提前退休，然后顶替接班。由于妈妈是教师，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当教师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做后勤工作，运气好一些，也可能因自己的体育天分，最后当上了“体育老师”。
也许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能离开那座边疆小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的生活，我的家庭、妻子、儿子都在生活中退出去，一切都是另一幅画面。只不过和今天相比，我会在没什么诱惑的小城里，过着一种没什么幸福也没什么痛苦没什么追求也没什么失落的平常日子。
这样回忆着，就不能不感叹时事造人，1978年的一个重大转折，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面貌，更是这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日，原地踏步和一成不变的日子没有了，假设中的一切让人高兴地没能实现。
闲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妨都做一下这个假设游戏，想想自己，假若没有改革的话，这二十年的道路会是怎样？人生是不是该用另外的稿纸书写呢？
一定是的。这么一想，今日的很多烦恼就淡了，心情就会好很多。你看，在假设中回忆，有时也是一味药，治现在心中的病。
转折那年，我十岁，我到了北京
1978年我十岁，改革二十年后的1998，我三十而立。
印象太深了，1978年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中翻阅书籍，我妈妈急匆匆地下班，然后和姥姥在家中连饭也不做就开始商量起来。
原来，我父亲平反了，内蒙要召开追悼大会，我母亲必须带着我哥和我去内蒙西部的集宁市出席这个追悼会。
父亲和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陷成“内蒙古人民党”，然后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可父亲还是不招，于是被不停地打来打去，终于埋下后患，在1976年去世，直到死，还都背着“内人党”的嫌疑。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我，也该属于“敌对分子”的家属。
平反昭雪，自然是我们家中的大事，于是我和哥哥都停下课程，从内蒙东部的海拉尔（当时还属于黑龙江省）到西部的集宁。当时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们必须先坐车到北京然后再换车到集宁。
于是，十岁的我就在改革元年的1978年，来到了改革的策源地北京。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北京出奇地大。
大是自然的，我生活的那个小城才二十多万人，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因此初到北京，这个世界突然以乘法的方式在我眼前扩张。在北京的那几天里，我始终懵头懵脑找不着方位。
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一样，到了北京，白天猛逛，晚上住那种在客人走后临时改成旅店的澡堂子，打游击一样感受着北京。
吃饭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无论在哪一个吃饭的地方，总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然后才会有座位。即使有座位，也并不一定能平静地吃饭，一来身后有人等座，二来饭馆里要饭的人多得出奇。那时候要饭的人要的真是饭，隔一会儿，就能看见同是要饭人，却为争一点儿剩面条而吵起来，正是在北京，我亲眼看到要饭人在别人的剩饭中吐上几口口水，然后把那碗饭据为己有。
十岁的我不懂什么叫民主和自由，在西单，到处都贴着这样或那样的大字报，写的什么不知道，那场面却留在记忆中。还有就是在天安门广场，那时的纪念碑是让靠近的，不过上面都贴着两元、五元或十元的人民币，这让我第一眼看去很是心疼，并曾经尝试在人少的时候想把钱取下来，但粘得太紧，好几次都无法得手。心疼之余，问母亲：怎么人们都把钱贴到了纪念碑上。听母亲的介绍并看着纪念碑上的小字报才知道：这是群众希望既然国家给毛主席修纪念堂，那为什么不能给周恩来修纪念堂？如果国家没钱，那我们就自己给，于是把钱贴在了纪念碑上。很多年过去，周恩来纪念堂也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梦，只是不知道，那些当年从口袋里往外掏钱的人们，今天，梦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不过，改革元年的北京，人还是有侠肝义胆的。在一家商场，我母亲在柜台前买东西，她的钱包用一根长绳子系在腰带上，一挤，掉了出来，我便帮着她拿钱包，可这个时候，一个北京人走了过来，一脚将我踹了出去，原来，他以为我是小偷，于是义愤填膺，我就成了受害者。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再见到这种场面，即使是真的小偷，怕是多数人也不会踢出这愤怒的一脚，绕着走装近视眼看不见也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当时的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好处，比如印象之中，母亲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堆桃子，竟让我们三个人吃了好久才吃完，实实在在当了一顿饭。
就这样，改革元年的北京，在我的回忆中，以杂七杂八的细节复原着。那时的北京，是一座灰色的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建筑，还因为人们的心情、服装和实实在在的贫穷。
二十年过去了，在采访与制作改革二十年的系列节目中，我一趟又一趟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同二十年前相比，除了故宫、除了颐和园、除了天坛等一系列古迹之外，这已经不是同一座城市了。二十年前，一个边疆小城中走出来的孩子，在这里知道了世界之大，目睹了改革起步时中国首都的模样，也正因此实实在在地知道了二十年中国改革的跨度。
1978年，我的北京之行，只有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结束了，北京并不是我们的终点站，而只是一个停靠的站台，我们的目的地是西部的集宁，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追悼会等着我们这些死者的家属前去，还有无数的眼泪和或真或假的慰问等着我们。
其实，在改革元年的中国，在无数个家庭之中，心情与生活都和我们大致相似，一个和物质有关的梦还没有进入到计划之中，和过去有太多的账要清算，有太多的眼泪和委屈要释放。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中国的改革是在国人回望过去的眼泪中开始起步的，这一画面多少显得有些悲壮。
改革究竟改革了什么？
以前常听一句老话：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小的时候，我常常被人这样说，因此，以为我们都是这句话的实践者。
不过现在不这样认为，倒是可以套用这句话形容一下自己过去三十多年的人生之路，属于：“生在红海洋之中（我是1968年出生的），长在改革的年份里。”
从十岁到三十岁，二十年成长的重要岁月正好和这个国家的改革同步，因此很多方面，我们已和前几代人大为不同，苦难的记忆中，自己还在童年，而余下的岁月，都是些改革的记忆。因此我们自然是改革的受益者和极力拥护者。
但拥护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成长岁月和改革同步，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一如生存还是死亡。
那么，改革究竟改革了什么呢？
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经济车轮的快速转动，但我从来不愿把这二十多年仅仅冠以经济改革了事，在它的背后，是一些更有趣的变化。
首先，改革意味着我们的决策者终于懂得了“什么是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是什么，决策者是知之不多的。我们可以讲一个远方的故事。古巴的格瓦拉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四处打游击，最后帮助古巴独立，并成为仅次于卡斯特罗的二号人物。
改革不能只从经济数字上做文章，还要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找到改革留下的痕迹，当初画家罗中立画的《父亲》，竟然和伟人的像一样大，这让很多人吃惊，但《父亲》脸上的皱纹却在改革之初深刻地告诉我们：不改革，中国将只有沦桑。拍这张照片之后不久，罗中立由画家变成美院的院长，以后怕是更忙。
他清正、廉洁，各个方面都要求自己是个完人，但他不能容忍别人不这样。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人都该只为理想活着，物质的诱惑与人性中的弱点包括“私”字的一闪念都是该被抛弃的。可他时常在人群中失望，于是改变不了别人只好独善其身，重回密林，继续打游击的生涯，终于被对手夺去了生命，死后的格瓦拉又更加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和偶像。
格瓦拉的确有成为英雄的很多条件，他的理想主义也让人赞叹，但他对人的理解是错的。一个决策者如果认为所有的国民都应该以理想为生活目的，世俗的诱惑都该被抛掉，所有的人都该“公而忘私”，“一心只想着别人，先人后己”……那他就大错特错，理想之火烧起来，最终会因为背离人性的特点而烧掉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的环境里不认为应该追求个人的目标，不认为应该有私心，不认为应该追求物质诱惑。于是，时间一长，每个人都嘴上“公而忘私”，可实际上却正好相反。可怕的是，每个人都在一种压抑中没了自己前进的动力，反正为自己是错的，但为别人不为自己又是违背人性特点的，于是，这个国家的前进没有了民众的支撑，国家列车停下来也不是怪事。
从1978年起，改革了，一切都不同了，改革的真正收获，是让我们从中读出：决策者开始懂得什么是人，并利用人性的特点来启动让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
人不考虑自己，那是天方夜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已经是一种不错的境界，于是，我们一些读懂了人的政策出台了：把土地承包给你，让你干活先让自己受益，你的干劲不就来了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不就有很多人有干活的动力了吗？个体户个体户，就是干好了都是你自己的，干坏了也别抱怨别人，于是，干个体不也蔚然成风了吗？再往后，又有了股份制，这不正是让每个职工成为股东，然后因为为自己就敬业为企业了吗？
懂了人，懂了人性，然后顺其自然，中国这艘航船便开始乘风破浪，每个公民开始为自己也终于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并改变了面貌，这就是决策者读懂人性的最大好处。而只有读懂了人性并做出顺应人性决策的领导者，才会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引领走向富强，反之，则是毁灭和灾难。
当然改革不仅只这些。
改革二十年后，一定发现：我们每个人收获最大的不是财富，而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和过去的年代以及我们的前辈相比，无论在感情、职业、居住城市、服装的样式和颜色、信仰、言论的内容、传媒、偶像、精神食粮、物质的诱惑等一系列方面，我们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比如职业，一生在一个岗位做一件事情的时代过去了，一生中你可能会有多种职业，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不妥。
比如居住地，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生想在几个城市生活是不容易的，但现在却非常简单，故乡日益遥远，流浪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生命开始真的像一次旅程。
比如信仰，在过去的年代里，你只有一个信仰，但今天则并不一定，你可以把圣诞节当成自己必然的选择，也可以把双手合十作为自己的寄托，你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信，把游戏人生当成一种信仰。这种选择自由的获得，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这样的例子不用再举下去，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账。开放就必然带来每个人多元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自由，本身就是开放的含义，因为只有封闭与专制，才会把每个人的选择统统封杀。很多事情都只有一种选择，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日子，我们并不陌生。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让国民都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才是这二十多年改革最大的收获，也因此，我们盼望着未来，这种选择的自由会让我们拥有的更多。
对于每个人来说，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不一定就是幸福，反而有时会让人更加痛苦，这也正是改革带来的第三个变化，这二十多年里，中国人在各种诱惑和各种多起来的选择面前，内心挣扎与冲突前所未有地激烈。
改革使得平静被打破，于是中国人内心，一种低水平的平和也随之消失，没人在诱惑面前能静下心来，于是大多数人的心都乱了，都多了些痛苦多了些茫然也自然多了些欢乐。
生活富裕了但其实更艰难了，什么都开始有了但心里又比原来更空荡荡的，日子改善得再快也追不上人们抱怨出台的速度。改革，让中国人的心理集体经历震荡，全中国人的内心一起经历磨合。
短时间内，中国人的心静不下来，下一次平静的到来还需要时间。生在改革年代，就注定了我们将是内心痛苦挣扎的一代和几代，也许只有真正富强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会平静下来。只不过，那可能是我们的后人了，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改革绝不只是经济改革，而是在经济车轮的快速旋转下，全社会一次重大的转型，这可能是几百年来中国经历的最大震荡，而这一切还刚刚开始二十多年。
未来
并不是危言耸听，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也许过去二十年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未来十年却可能是最最重要的。
大的美好与大的危险都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出现，这让人展望未来时，既提心吊胆又满怀信心。
改革经过一系列外围尝试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核心改革部分，而与此同时，改革前二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越来越危机四伏。必须在未来十年有一些重大的决策出台，必须有些事情有些决策要超出经济的领域，必须有利益的重新调配，这一切都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必然面对的课题。更不幸的是，世界大局又重新变得不确定起来，中国的改革多少有些内忧外患的意思。
但本来就不应该设想这条道路会一帆风顺，路上有很多问题，克服掉继续向前走就是了，挑战总会出现在面前，也许中国改革的道路就是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又退半步或停滞不前然后再进一步。虽然总会有波折有让人痛苦和不安的时候，可只要总体方向是向前的，我们就该相信未来。
更何况，我们除去相信未来和坚决身体力行推着中国走向我们希望的未来，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一如生存还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