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主义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以外，很少有事情能像户外娱乐这类业余爱好那样，让我们投入如此多的热情，为不同的个体所喜爱，交织着看似矛盾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现在，人们已逐步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即，回归自然是一件很有裨益的事情。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益处在哪呢？我们又该如何鼓励人们追求这种活动呢？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处于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恐怕只有那些最不容辩驳的观点才能免受人们的质疑。
在老罗斯福时代，娱乐成了问题的代名词，那时候铁路已经从城市修到了乡村，很多城市里的居住者开始被大规模地带到乡村。后来人们开始注意到，从城市迁往乡村的人越多，人们对宁静、隐居之所、野生动植物以及风景的占有就越少，于是，他们为了得到这些稀有之物，便向更远的乡村进发。
汽车则将这种原本缓和而又局部的窘况推向了有着优良道路的最远边界——40年前在内陆地区极为丰富的东西，现在反而变得稀少了。不过，有些东西还可以被找到。如同从太阳射出的离子一样，那些周末度假的人从城市里涌出来，所到之处，留下了热量和摩擦。旅游产业提供了床位和膳食，以期招揽更多的离子，于是这些离子们走得更快一些，也更远一些。树立在岩壁以及溪畔的广告牌向离子们指示着，除了那些最近被严重破坏过的去处之外，通往新建疗养地、风景区、狩猎场以及钓湖的路线。旅游当局铺设了通往边远地区的新道路，然后买下更多的穷乡僻壤，招徕那些从城市里蜂拥而至的离子们。户外器械产业为离子们提供了精良装备，以对抗尚未开化的自然的碰撞；木工技术也转而变成了使用器械的艺术。现在，又有了新的器械——拖车，为一无是处的金字塔扣上了帽子。倘若人们在树林里或是山顶上寻找的东西，只需在旅途中或者高尔夫球场便可以找到，那么当前的状况还是可以忍受的；然而对于那些贪得无厌、想要得到更多东西的人来说，休闲娱乐实际上变成了谋求自我毁灭的过程，结果却什么都没有找到，这也正是机械工业社会的挫败和悲哀。
在机械化武装的旅游者的猛烈炮火之下，荒野的溃败并非某一局部区域才有的事情；哈得逊湾、阿拉斯加、墨西哥以及南非纷纷向旅游者做出了妥协，接下来，重蹈覆辙的将会是南美大陆以及西伯利亚大陆。莫霍克河畔的战鼓正隆隆擂起，回响在世界的每一条河流。人们不再躲在葡萄树下或者无花果树下无精打采地工作，而是把那些积聚了无尽的生物能量的原动力装进油箱里，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日复一日经营着自己的梦想，并盘算着有一天把油箱移到新的草原去。他们像蚂蚁一样蜂拥在大陆上。
这便是户外休闲的最新模式。
我们想知道，这些寻求消遣的人都有谁？他们又在寻找着什么？或许下面这些例子会告诉我们答案。
首先，我们不妨先随便看下野鸭生活的沼泽。一条用于泊车的警戒线紧紧地环绕着沼泽地。沼泽地边上的芦苇丛中的每个点上，都埋伏着一位“社会的梁柱”，自动瞄准目标，而猎鸭者们扣扳机的手指巴不得马上击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会丝毫不顾及联邦法律以及公众利益，而立即动手射死一只鸭子。他现在能吃得很，显然不会抑制自己从上帝那里寻觅肉食的欲望。
徘徊在树林旁的，是另外一位“社会的梁柱”，不断地搜索着珍稀的蕨类植物或者刚出巢的鸣鸟。（他获取食物几乎不需要偷盗或是抢劫，因此往往对那些盗猎者大加鄙夷。不过，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是一个盗猎者。）
在附近的某个度假胜地，还有另外一类自然爱好者，他们在桦木舟上留下拙劣的诗行。这里到处都是非专业的摩托车旅行者，在这些人眼中，他们所谓的户外休闲就是累计路程，他们一个夏天能跑遍所有国家公园，眼下他们正驶往墨西哥城，一路向南。
最后，还有一类自然爱好者，就是那些专业人士，他们正努力通过设立数不清的环境保护组织的方式，为自然探索者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为了让后者对他们提供的东西感兴趣。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多样性特征如此明显的个体会被统统归为一类呢？因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划分方式，他们每个人都是狩猎者。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呢？因为他们意欲猎取的猎物躲过了抓捕，于是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拨款、区域性规划、部门职能整合以及其他的大众所能接受的方式，让猎物留在原地不动，而其他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利己伎俩罢了。
通常，户外休闲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参议院委员会用所谓的开诚布公的数据告诉我们，公众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户外休闲上。这的确是户外休闲经济方面的价值——专门用于垂钓的小木屋，或者沼泽地里设立的监视野鸭的据点，考察其成本，和在附近建立一座农场的花费相当。
户外休闲同样具有伦理方面的价值。人们在争夺未被人类染指的地方时，同时也促进了规范及法律的发展。想必，我们都听说过“户外行为规范”。我们把这些理念灌输给年轻人，就“何谓户外运动者”的定义印制画报，然后把它们贴在他的墙壁上，只要他肯为这种思想的传播贡献1美元。
显然，上面述及的这些关于户外休闲在经济价值上的表现形式，及在伦理价值上的表现形式，都只是某种驱动力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找寻着与自然有关的各种联系，因为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这好比一场歌剧演出中，经济器械只是起到烘托乃至维持舞台效果的作用。于是在歌剧演出过程中，各种专业人员为创造和维持舞台效果做着努力，但是，若将这种基本的迎合表演需要的动机说成是经济动机的话，便大错特错了。躲在隐蔽之处的猎鸭者以及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的歌剧演唱家们，尽管他们所用的装备不同，却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二者用各自的方式，让之前戏剧化的情节重现于现实生活之中。说到底，二者都在美学的诠释上做着练习。
与户外休闲相关的公共政策是存在争议性的。同样地，那些有正义感的市民们在“何谓户外休闲以及如何保护其环境基础”的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意见。因此，同是站在户外休闲层面上考虑问题，荒野保护协会尽力拆除边远地区的道路，而商会的人则试图保全甚至扩大道路的覆盖区域。再比如，狩猎的农民们倾向于用霰弹枪猎杀鹰隼，而鸟类爱好者们则试图保护他们，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通常，这些对立派系会互相为对方冠以十分难听的简称。实际上，他们都在思考着户外休闲的过程，只不过各自所称道的组成要素不尽相同罢了，在特点或是性质方面彼此出入。一个既定的政策对于某一方而言，可能具有可行性，然而对于另一方而言，则一无是处。
因此，现在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分解户外休闲过程的各个组成要素，深入考究其各自的特点和性质。
我们从最简单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要素开始分析，即户外休闲运动过程中可能寻找、发现、捕获并最终带走的实物。这里所谓的实物，既包括像猎物和鱼儿这样的野味，同时还包括像兽首、兽皮、照片、标本这种作为成就象征的标志或者符号。
我们之所以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其实是战利品的思想在作祟。这种思想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就在于，或者想必在于，寻找的过程和获取的过程同样重要。这些战利品，不管是一枚鸟蛋，还是一群鳟鱼，一篮蘑菇，还是一张熊的特写照片，或者是一片夹在书页里的野花标本，一张塞在山巅石缝中的便条，其实都是一张战利品证书。它证明自己的主人曾经去过何处，做过什么——他在克服困难、以智取胜以及抗拒诱惑这些古老的技艺中，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技巧，培养起坚韧不拔的性格，拥有着独具慧眼的辨识力。由此而言，战利品中所蕴藏的深层含义远远超过了其物理价值本身。
但是，战利品对于规模化生产的反应却是不同的。猎物和鱼儿的产量可以通过人工繁殖或者改进管理的方式提高，这样一来，每个猎人所得到的猎物和鱼儿的数量就会增多，又或者，在维持平均占有量不变的前提下会有更多的猎人受益。在过去的10年中，野生动植物管理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如今，大约有20所大学教授这门课程，同时，它们还在进行着培养更大更好的野生生物品种方面的研究。然而，过分地依赖这种方式势必会让提高产量的初衷被规模效益递减效应抵消掉。集约化管理让猎物和鱼儿的生殖繁育过于人工化，这样反而降低了猎物和鱼儿作为战利品的单位价值。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想，例如，一条鳟鱼先在孵化场生长一段时间，然后把被重新放归到原本承载负担过重的溪流中。此时，它在溪水中已经不能进行正常的自然繁殖了。污染物破坏了水质，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毁坏让河水变暖，甚至阻塞了河道。在这种情况下，想必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与落基山下的溪水中未经人工干预的纯野生鳟鱼相比，这条鳟鱼具有同样的价值。于是，后者也就失去了它的美学价值，即便捕获它和捕获纯野生鳟鱼需要同样的技巧。（某权威人士曾经这样说过：人工孵化的鳟鱼肝脏功能退化严重，以至于它不得不面临早亡的命运。）然而，现在有几个过度捕捞的州，几乎还完全依靠着人工养殖的鳟鱼。
所有的人工繁殖的过渡阶段都是存在的，但是过度使用这种方法往往会将保护技术推向人工化的极端，这样一来，反而降低了战利品价值的整体效应。
为了保护这些昂贵的、人工繁育的、甚是娇气的鳟鱼，环境保护委员会意识到，有必要杀掉造访鳟鱼人工孵化场的苍鹭和燕鸥，此外，栖息在溪流中的秋沙鸭和水獭也必须解决掉，因为到时候，长大的鳟鱼会被放归那里。对于渔民来说，杀戮一种野生动物，以另一种野生动物取而代之，这绝不是什么损失，但鸟类学者们坐不住了，他们焦虑地啃着指甲。事实上，人工管理模式是以另一种或其他更为高级的户外休闲活动为代价来换取捕鱼权的，它把原本属于所有股东的红利留给了自己。在欧洲，保留着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关于猎物收获的统计数据，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猎物与捕食者之间的“交换比率”。比如，在萨克森州，射杀1只鹰儿是为了得到7只猎鸟，弄死1个掠食者是为了得到3头小猎物。
在实现了动物的人工化管理以后，植物生命的破坏也紧随而至。例如，人工繁殖的鹿儿群毁掉了森林，在德国北部、宾夕法尼亚东北部、凯巴布高原以及其他未公布的几十个地区，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这些地方的情况都差不多，过度繁殖的鹿群没有了自然天敌的威胁，将其赖以为生的植物压榨得难以生存和繁衍。欧洲的山毛榉、枫树、紫杉木，东部诸州的红豆杉、白杉木，还有西部地区的山桃花心木、海石竹，这些昔日供养着鹿群的植物，如今正遭受着人工繁殖的鹿群的威胁。无论是植物区系，还是植物种类，从野花到树木，正变得日益单调和贫乏。反之，鹿群也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更加瘦弱矮小。现今的树林里，已然看不到公鹿的身影了，更不消说像过去挂在封建领主城堡墙壁上的那种鹿角了(41)。
在英国的石楠荒地，伴随着鹧鸪和野鸡数量的锐减，过度繁殖的兔子严重地抑制了树木的再生。在许多热带岛屿地区，基于肉用及娱乐需要而引进的山羊，破坏了当地的动植物生态平衡。在失去了自然捕食者威胁的哺乳动物和失去了自然食物来源的牧场之间，实难估算其相互损害程度到底有多么严重。农作物受困于这种畸形的生态管理模式，在其夹缝中生长，如今只能通过没完没了的补贴或树起铁蒺藜栅栏来保全它的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规模人工干预降低了以猎物和鱼儿为代表的有机战利品的质量，同时，也对包括非狩猎对象的野生动物、自然植被、农场作物在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了损害。
对于那些间接战利品的产出，比如照片这一类影像资料，同样的削弱和损害效应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一般来说，即便有十几个旅行者在某个景区不停地拍照，也不会对景区造成损害，更不会对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影响，就算相机增加到100架，它的削弱和损害效应也不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相机产业是为数不多的无伤野生自然大雅的寄生虫之一。
于是，虽然我们把这两种事物同时都作为战利品来追求，但大规模人工干预所产生的效应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户外休闲的另一个组成要素——居于自然之中的孤独感，它比之前分析的要素微妙和复杂得多。这一要素已经在关于荒野的论战中得到证实，其所具有的稀世价值对于某些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今，荒野支持者们已与对国家公园和森林具有监管权的道路建设当局达成了妥协，前者同意将这些没有道路的荒野地区纳入正式的保护范围。在每十几处对外开放的野外地区，需有一处由官方声明为荒野，并且只允许道路从荒野的边缘穿过。当时，荒野被宣扬具有独特之处，不过它也确有独特之处。没过多久，荒野的小路变得多起来，它被装扮得漂漂亮亮，开始为民间保土护卫队服务。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开辟一条将其一分为二的道路也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便灭火车可以顺利通过。再或者，广告宣传招致了现在的拥堵，推高了向导和包装工的服务价格。于是，有人发现荒野政策是不民主的。起初对于政府将荒僻地区贴上“荒野”标签一直保持沉默的地方商会，尝到旅游观光客造访所带来的经济甜头，便得陇望蜀起来，在它眼里，才不管什么荒野不荒野的。
总之，荒野本已极度匮乏，但在广告和推销措施的影响下，使得一切原本试图遏制其变得日益匮乏的努力化为泡影。
无须进一步争论，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规模人工干预对孤独感体验的获得具有直接的稀释作用，当我们谈到并将道路、营地、小路以及厕所标榜为休闲娱乐资源时，再说什么居于自然之中的孤独感是极其虚伪的。从增加或者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些居住设施并未给人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发展进步。正好相反，它们所带来的发展，就好像往稀汤中掺水。
对这种特点鲜明但却十分简单的孤独感要素，让我们进行一下对照分析。通常，它会被我们贴上“新鲜空气和环境转换”的标签。大规模人工干预既没有破坏亦没有削弱这种价值，第1000个光顾的旅游者叩开了国家公园的大门，呼吸着与最初的造访者略同的空气，体验着绝不同于办公室中的星期一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在这里会破坏这里的空气，进而会在造访的前后次序上形成体验差别。而事实上，新鲜的空气和环境转换要素就好比影像战利品——完全禁得住大规模的人工干预，不会因此而遭受伤害。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另一组成要素，即对自然过程的认知。土地及存在于土地上的生物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形态，并且延续着各自的存在，前一过程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而后一过程便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曾几何时，那个被称为“自然研究”的东西，刺痛了特殊阶层的神经，令他们为之战栗，但同时也开启了群众思想向认知进行初步探索的进程。
认知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不会带来任何资源的消耗或者削弱。例如，当一只鹰儿俯冲向猎物时，有人会把这一幕认知为生物进化的戏剧性情节的一部分，但对另一个人而言，他会把这一幕看作对自己煎锅中的食物的威胁。因此之故，这戏剧性的一幕会让不期而至的100个目击者激动不已，而当它被视为威胁因素时，则会被当事者处决以猎枪。
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户外休闲中唯一的、实实在在地具有创造性的部分，便是崇尚认知。
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但却鲜有人能够懂得它在改善美好生活方面的潜在力量。当丹尼尔·布恩(42)第一次走进“沉暗且血红”的森林和大草原时，他所收获的财富恰恰是“户外美国”理念的精髓。虽然他并不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精髓，他却发现，这些正是自己一直所期望和找寻的东西。况且，我们在此谈论的是具体事物，而不是称谓。
然而，户外休闲运动并非要我们置身户外，而是要求我们对户外休闲运动要有某种反应。丹尼尔·布恩的反应不单单局限在他所见识的事物的特性，更在于，他用心灵深处的眼睛去审视自己所见识的事物的特性。生态科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眼睛带来了变化。它揭示了事物的本源及功能，在布恩眼里，这些不过是某些事实的罗列罢了，尽管它揭示了蕴含事物之中的机制原理，但在布恩看来，这些仅仅是显露无遗的特性而已。我们无法用标尺衡量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却可以如此自信地说，和当今那些能干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仅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植物和动物共同体中间包罗的令人难以置信、错综复杂的——那个被称为美国的有机体所固有的——美，当时正值含苞待放的处女期，对于丹尼尔·布恩来说，就如同今天我们谈论起巴比特先生一样，都是难以捕捉和想象的。照实讲，美国户外休闲娱乐资源发展历程中仅有的一次进步，就是美国民众认知能力的提升。所有我们以发展的名义采取的表里不一的其他行为，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延迟或者掩饰前面所说的那种稀释而已。
我们断不敢贸然下这样的结论，即巴比特先生在“认知”他的国家之前，必须先拿到生态学博士学位。恰恰相反，博士学位可能会让人变得和主持秘密宗教仪式的殓尸匠一样冷酷无情。和其他众多思想财富一样，认知可以在不丧失其本质属性的同时被划分为无限小的单元。城市空地中的野草和红杉树林，传达着相同的思想；农民在放养奶牛的牧场上看到的东西，可能不是正在南海中探险的科学家们所能允诺的东西。总之，认知既不能通过学位获得，也不能通过金钱买到。认知既根植于国内，也存在于国外，一个所知甚少的人和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一样，都具有运用认知的良好条件。在认知的探求过程中，盲目地从休闲娱乐上下功夫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是第五个组成要素：妥善管理观念。这种观念不为那些户外活动者所知晓，因为，他们习惯以投票的方式而非双手的行动来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当某些管理艺术被一些具有认知能力的人运用于土地管理以后，他才意识到这种观念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因贫穷而无法消费户外休闲的土地所有者以及独具慧眼、具有生态学思想的土地管理者们，才懂得妥善管理观念背后所暗含的乐趣。买票进入景区的旅行者则完全不了解这种观念，当然，那些雇佣政府或雇佣下属作为猎物守护者的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政府起初试图让公共事业部门取代私人来经营运作休闲土地，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大片公众土地的管理权让渡给了土地官员们。从逻辑上来讲，林业管理者们以及野生生物管理者们或许应该为从我们手中拿走野生产品的管理权埋单，而不是去领钱。
妥善管理观念在野生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和实践，与野生产品生产自身同样重要。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已经在农业生产领域得到了印证和实现，但就环境保护领域而言，这种观念尚未引起重视。对欧洲在苏格兰荒野地区及德国森林中所实行的集约化的猎物收获方式，美国的户外休闲爱好者很不以为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的抱怨无可厚非，却完全忽略了欧洲的土地所有者们在猎物获取过程中形成的妥善管理观念，而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这种观念。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觉得必须以补贴的手段诱使农民植树造林时，或者通过收取狩猎手续费来强化农民养殖猎物的积极性时，实际上，我们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农民和我们自己在野外妥善管理乐趣上的无知。
科学家们有句隽语：个体发生学重复着种系发生学。他们认为，每一个体的发展，都在重复着种群进化史的轨迹。这种思想体现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都是真实可信的。满载而归的猎人，其实是原始穴居人的重生。不管是以种族还是个人而论，猎取战利品的行为都是年轻力壮者的特权，他们没有必要为此表示歉意。
在现代世界中，令人不安的事情在于，猎取战利品者并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他们的孤独感、认知能力以及妥善管理观念并没有得到发展，有些已经永远失落了。他只是一只被机械化武装起来的蚂蚁，蜂拥在北美大路上，丝毫不顾及后院里的情况，只知道消费，从不懂得创造价值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了满足他的贪婪欲望，户外休闲工程师们用破坏荒野的愚蠢行为，为他提供种种人工化的产品，一面洋洋自得以大众福祉的创造者自居。
这种战利品休闲主义者有一种怪癖，在以一种极为微妙的方式将自己推向毁灭的境地。为了享受，他必须极力掌控、入侵、占有。因此对他来说，自己所看不到的荒野没有任何价值，而蛮荒之地若不经人类染指便对整个社会都没有任何功用。对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地图上的空白地带就是无用的废物；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这些空白地带则是极具价值的瑰宝。（难道因为我不去阿拉斯加的缘故，就可以断言我在那里的权益没有价值吗？我究竟是否需要一条路，引我去北极大草原，去育空河流域的野雁湿地，去孕育棕熊的科迪亚克，或是麦金利山背后面的大草原？）
总之，较低层次的户外休闲活动会消耗它们的资源基础；而较高层次的户外休闲活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土地和生命的情况下，创造并满足了其自身需求。认知能力同急速扩张的交通运输网络严重脱节，将我们推到了户外休闲过程面临实质性崩溃的窘境。如此看来，户外休闲发展进步并非像在美丽的乡村土地上开辟道路那样简单，人们的思想尚不美丽，相关的认知能力仍亟须建造。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
原始民族的文明，通常建立在野生动植物基础之上。因此，寄居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以野牛为食，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印第安人的建筑风格、服饰、语言、艺术以及宗教。
对于文明开化的民族而言，其文明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不管怎样，其文明却始终保留着部分野生的根源。在此，我将对这种所谓野生根源的价值加以阐述。
没有人能够权衡或是估量文明，因此，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做这种无益的尝试。根据先前富有卓见的思想人士所达成的共识，我想仅仅是谈论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接触野生动植物的体育、风俗，经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就够了。我斗胆将文化价值做这样的划分。
首先，有种价值存在于任何经验之中，揭示我们与众不同的民族起源和进化特性，例如，那种激发我们历史意识的经验。这种意识就其最贴切的意义而言，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在我们将要举的例子中，由于很难找一个简称来代替，为此我们暂且称之为“拓荒者的价值”。例如，一个童子军男孩做了一顶浣熊皮帽子，并在小路下面的柳树丛中扮装成丹尼尔·布恩的样子。他正在重现美国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他意欲从文化层面去正视黑暗、血腥的现实。再比如，一个农民的男孩来到教室，浑身散发着麝鼠的臭气，因为他在早饭之前刚检查过猎捕麝鼠的陷阱。因此，他重现了皮毛交易的传奇故事。个体发生学重复种族发生学的这种规律，既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个体之中。
其次，有种价值存在于任何经验之中，以揭示我们对于“土壤-植物-动物-人”这条食物链的依赖性，以及对于生物区系基本组织形态的依赖性。文明借助工业化带来的小玩意儿和中间商，扰乱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基本关系，以至于人们开始对文明的意识渐渐模糊。我们曾一度幻想着工业能带给我们帮助和支撑，然而我们却忘记了到底是什么在支撑工业。如今该是到了教育向土地靠近的时候了，而不是继续偏离土地。育儿室里的诗歌记录着这样的事实：人们带回兔皮，为他们的小孩童缝制睡袋。或许，这便是民俗中表现人们曾经通过打猎来满足家庭衣食之需的典型事例之一。
第三，有种价值同样存在于任何经验之中，它通过集体主义的方式践行着伦理约束，我们称之为“狩猎人道德”。我们猎取野生动植物的工具的改进速度，远比我们自身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狩猎人道德对于这些狩猎工具的使用有一种自觉的约束，其目的在于增强技巧在狩猎过程中的运用，减少对器械器具的依赖。
野生生物伦理学有一个奇怪的优点，那就是旁边通常没有人站出来对狩猎者的行为叫好或是指责。不论他做什么，怎样做，都是他的良心在背后发号施令，而不是一群旁观者。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很难被过分夸大的。
自愿遵守伦理道德信条有助于提升狩猎者的自尊，而更值得他们铭记在心的是，背弃这种道德信条则意味着沦丧。例如，所有的狩猎伦理信条都遵循共同的标准，即不要浪费好肉。然而，眼下便有一个极大而明显的弊端，那就是威斯康星的猎鹿者们在猎取合法雄鹿时，每猎杀2头雄鹿，同时也会在树林里射杀并遗弃1头雌鹿，1只鹿仔，或1只刚出角的小公鹿。换句话说，大约有一半的狩猎者在打死1只公鹿的同时，都会打死其他的任何1只鹿。那些不合他们心意的鹿儿的尸体，就被遗弃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这种猎鹿方法非但毫无社会价值可言，实际上也容易造成道德在其他领域的沦丧。
这样看来，似乎当“拓荒者的价值”和人与土地关系的价值表现为零或者正值时，伦理价值却可能已经变为负值。
于是，这便粗略地界定了三种可用以说明我们户外运动根源的文化养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得到滋养。价值的获取过程从来都不是自发性的，只有健康的文化能够得到滋养并成长起来。难道，我们当下的户外休闲娱乐形式可以滋养什么文化吗？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种思想，它们被视为拓荒者价值表现在户外运动上的精髓。一种思想称之为“轻车简从”，另一种思想称之为“百发百中”。拓荒者的轻车简从，显得很有必要。另外，他在射击的时候既要节约子弹，同时也要保证激发精准度，因为他缺少必要的运输工具，手头又没有钱，同时也没有可以连续击发的武器。于是，我们应该明白，从他们那时开始，这两种思想被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得不去做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情了。
然而，这两种思想后来演化成为狩猎者的一种价值信条——某种自觉的狩猎规则。美国人所特有的引以为傲的自信、刚毅、丛林知识丰富和射术精良，都是建立在这两种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些思想虽然不可捉摸，但却不是抽象的。西奥多·罗斯福(43)是一名伟大的狩猎者，但他的伟大之处却不在于在枪杆上悬挂着很多战利品，而在于他用小学生都能懂的语言诠释了不可捉摸的美国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更为微妙和准确的表达，更见诸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44)的早期著作之中。因此，要说正是这些人意识到此种思想，进而创造了文化价值以及其发展模式，一点儿也不为过。
再然后，设计器械的工程师出现了，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是以兜售狩猎商品的交易商身份而被人们熟知的。他为美国的户外运动者提供了花样繁多的奇妙装备，这些装备在为自信、刚毅、丛林知识丰富、射术精良的美国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取代了先前的传统。新式发明装满了户外运动者的口袋，从脖子到腰间，随时看见它们晃动的身影。泛滥成灾的发明塞满了汽车的行李箱，也塞满了拖车厢。户外运动装备变得越来越轻巧，越来越实用，以磅计量的轻巧装备积聚在一起，凑成了以吨计量的庞然大物。新式装备的交易数量陡增至天文数字级，而这一现象还被严肃地认定为“野生生物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又在哪里？
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捕鸭者身上。他们坐在用钢筋全副武装的船上，船上设置着各式圈套，无须事前演练，轰隆作响的摩托车把他带到了伏击据点。即使刺骨的寒风袭来，他依然能感觉到温暖，因为在旁边就放置着加热器。他拿起工厂里常用的喊话器，以一种他所期望的极具诱惑力的声调，朝飞过的野鸭群大呼小叫。这些玩意儿，是他从灌制在留声机唱片里的家庭课程中学到的。尽管有喊话器，他设置的圈套还是发挥了作用，一群野鸭盘旋着飞了进来。不等它们盘旋两圈，他就迫不及待地开枪了，因为湿地里还潜伏着像他这样的捕鸭者，他们的装备也差不多，随时有可能在他之前开枪。在距鸭群70码时，他把莫斯贝里泵猎枪的射程调整到无限远，而且广告也曾这样向他作过宣传——超级Z子弹的射程足够远，火力十足。子弹的火光在鸭群间穿梭，一对伤者从空中跌落下来，然后死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岂可说这位捕鸭者汲取了文化价值的精华？难道他只想为饥饿的水貂作嫁衣，成它之美？在75码之外的下一个伏击据点，另一个跃跃欲试的家伙不也正和他一样，随时准备着扣动扳机吗？这便是当下最为流行的捕鸭模式，这种模式在公用土地和一些俱乐部中，极为普遍。试问一下，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轻装简从”和“百发百中”，都去哪里了？
问题的答案并非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罗斯福本人并不鄙弃现代的来复枪，同样地，怀特也不拒绝使用铝锅、丝绸帐篷和脱水食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于器械的使用更有节制，在将其作为狩猎的辅助手段的同时，又注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为它所辖制。
我不想装作自己知道何为节制，或者直接划定合法使用器械以及非法使用器械的界线。不过，事实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器械的起源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效应间有很大的关系。自制的狩猎工具和原始的户外生活，通常丰富了而非破坏了人与土地间的戏剧化情节。一个以自制飞蝇鱼饵钓到鳟鱼的钓者，实际上收获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我本人也用过许多工厂生产制造的器械，不过在我看来，对这些器械的使用和依赖必须要有个限度，否则拿这些以金钱购来的器械去狩猎，只能破坏狩猎的文化价值。
并非是所有的狩猎活动，都堕落到了像猎捕野鸭那样的境地，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依然存在。或许，弓箭运动和驯鹰术的再次流行，就是这种复古倾向开始的标志。然而，这种纯粹的狩猎方式却被越来越多地打上机械化的印记，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价值的衰退，尤其是拓荒者的价值和节制伦理的衰退。
在我看来，美国的狩猎者大有深入迷途而不知返回的趋势，不知道哪里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精良的器械，使工业受益匪浅，那么，这种发展的红利移植到户外休闲运动中来，又有何不可呢？其实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明白，户外休闲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项原始运动，具有明显的返祖特征。其价值本身是一种对比价值，过度的机械化把工厂带到了森林和沼泽之中，因而也就破坏了对休闲运动至关紧要的对比参照。
对于狩猎者而言，没有一位领袖可以站出来，告诉他们到底错在了哪里。户外杂志不再为描绘户外运动的美好而服务，反过来却成了器械工具的广告牌。野生生物管理者们正忙于繁育狩猎所需的猎物，鲜有心思放在狩猎的文化价值上。因为有人说过——至少，色诺芬(45)和泰迪·罗斯福这样说过——户外休闲运动是有价值的，于是人们就将这种价值认为是无坚不摧、亘古长存的。
在不使用火药的户外运动中，机械化的影响则表现为各式不同的结果。现代望远镜、照相机以及鸟儿的铝制脚环，当然不会改变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对于捕鱼业而言，若不是有舷外发动机和铝制独木舟的帮助，其机械化程度似乎也要比狩猎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摩托化运输几乎将荒野旅行破坏殆尽，因为它们的无所不至，以至我们可供消遣的荒野被侵占分割得星星点点。
在偏远的森林中，用猎犬来猎捕狐狸，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局部意义上的、或许可视为无害的机械化入侵的戏剧性范例。这是最为纯粹的狩猎活动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真切地嗅到其间所蕴含的“拓荒者价值”的气息，观赏到最高水平的有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戏剧化情节。狐狸被猎人故意置于枪口之外，于是，节制伦理也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来了。但是，我们眼下却是坐在福特汽车里来追逐狐狸的，猎犬巴格尔·安的狂吠与车喇叭发出的鸣叫，混杂交织在一起。然而，没有人会发明猎狐的机械犬，或者在猎犬的鼻头装上莫斯贝里泵猎枪，当然，也没有人拿着留声机或是其他无痛的方式来教习猎犬如何开枪。我想，器械在养狗界的运用算是黔驴技穷了。
将狩猎活动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为猎取猎物提供物质帮助的发明者，也是极为不准确的。广告商想出了很多鬼点子，而这些鬼点子却很少会像实体对象那样真实，虽然二者有时同样都是无用的。有一个部门或许最应被授予特别提名奖，那个“指引我们该去哪儿”的部门。知道哪儿有好的猎物，哪里是垂钓的好去处，这种本事就是一种极具个人价值的财富。就像渔竿、猎犬和猎枪一样，它是一种仅仅出于个人礼貌才可以外借或是赠予的东西，若将其放在狩猎市场的专栏中兜售，使之成为狩猎工具的促销手段，在我来看就完全变了味。要是把它传授给所有的人，作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那简直就成了一件咄咄怪事。现在，甚至“自然环境保护”部门都在告诉汤姆、迪克还有哈里，哪里的鱼儿最容易咬钩儿，哪里会有冒险落在地上觅食的大群野鸭。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恣意妄为，都在将户外休闲运动中的个性化因素变得非个性化。我不知道，户外休闲活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界限到底在哪里，却只知道，这种所谓的“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绝对已经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说猎取猎物或者鱼儿的行情看好，那么，“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势必会吸引超过适量人数的户外休闲运动爱好者们。但是，如果猎物或者鱼儿的行情不被看好，广告商则会行动起来，采用更为有力的手段宣传造势。钓鱼彩票就是诸多宣传手段中的一种，广告商在孵化场的鱼儿身上贴上标签，如果垂钓者能够钓到贴有幸运号码的鱼儿，便可以领取一笔丰厚的奖金。这种现代科学与赌场技术的古怪结合，让那些渔业资源本已枯竭的湖泊重新回到滥捕的序列，同时也让许多小镇的商会们陶陶然起来。
对于专业的野生生物管理人员而言，如果他们刻意去避开这些事情，那么，也未免太过于尸位素餐了。产品工程师和推销员同属于一家公司，他们听从于同一根利益的指挥棒。
野生生物管理者们正试图通过控制野生生物的生长环境，来提升荒野中野生生物的数量。这样一来，狩猎便从开发利用变成了生殖培育。如果这种野生生物保护措施果真能够施行，它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必须承认，拓荒者的情趣与市场的开拓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关联。丹尼尔·布恩没有耐心等待农作物的收获，更别提让他保持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野生生物的保育了。或许，正统的狩猎者们不情愿让一个勇敢的狩猎者接受保育的理念，便是他们对继承拓荒者价值的一种表达。又或者，野生生物的保育理念一定会遭到抵制，因为它与拓荒者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猎取观念——是不相容的。
机械化对被它破坏的拓荒者价值，并未提供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文化替代品，至少我没有看见。而野生生物保育或者管理，确实提供了一个替代品——野地耕种，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替代品具有同样的价值。为野生生物保育而管理土地的经验，和其他的农业耕种模式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是人与土地关系的一个提示。此外，节制伦理也蕴含在此经验之中。这样一来，在不依赖于食肉动物控制——掠食者——的情况下，野生生物的管理对伦理上的节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野生生物保育另一种价值——拓荒者价值——缩水，但却凸显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我们将户外休闲运动视作为一个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机械化进程与一种完全静止的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其中的文化价值确前景黯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户外休闲观念不能像我们的器械清单那样，内容丰富又充满活力？或许，拯救文化价值的关键在于把握进取时机。我认为，这种时机已经成熟了，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可以为即将出现的事物形态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例如，过去10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休闲模式，它不会破坏野生生物资源，使用机械却又不为它们所辖制；迂回地解决了警示土地的问题，且极大增强了单一区域的旅行者承载能力。这种户外休闲模式没有捕杀猎物数量的限制，同时也不设立任何期限的禁猎期。它需要良师，但是不需要看守者，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暗含高度文化价值的丛林知识。我所提及的这种户外休闲模式，便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初发端于专业神职者的谋略研究。毫无疑问，那些晦涩难懂的难题要交给专业人士，但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供于不同层次的业余爱好者们加以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业余爱好者们参与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在生物学领域，业余爱好者们在户外休闲研究方面的价值，才刚刚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
因此，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一位业余鸟类学者，从她家后院开始了对北美歌雀的研究。日后，她成了世界范围内鸟类行为学的权威人士，其思想深度和研究内容，甚至超越了许多机构中专业从事鸟类研究的学者的水平。查尔斯．L．布罗姆利，一位银行从业者，以研究老鹰为乐趣。他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人知晓的事实：有些老鹰冬天里在南方筑巢，然后飞到北方的丛林里度假。诺尔曼和斯图亚特·克里德尔，马尼托巴湖畔大草原的小麦农场的工人，热衷于研究小麦农场里的动植物区系，成了公认的当地植物学和野生生物周期理论研究的权威。艾略特．L．巴克，新墨西哥州山脉地区的一位牧场主，著有一部关于美洲狮的专作，在让人难以捉摸的猫科研究领域被视为最具价值的两部专著之一。无须有人特别地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在一边娱乐的同时，一边完成这些工作的。他们只是懂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观察并研究未知的事物。
鸟类学、哺乳动物学以及植物学，现在已为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们所熟知，但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的可能性，则和幼儿园里的游戏一样屈指可数。一个原因在于，整个生物学教育结构（包括野生生物教育结构）致力于保持在生物研究上的专业垄断。这样一来，留给业务爱好者的，无非是虚伪的发现之旅，他们所要做专业权威已经完全知晓。我们有必要告诉年轻人这些东西，即一条在自己精神世界的干船坞里建造的船，同样也能够在浩瀚的海洋中自由航行。
依我看来，野生生物研究的推广是我们实现野生生物专业化管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野生生物还有另外一个价值，现在只要少数生态学家能够察觉得到，但它对全人类的进取精神却有着潜在的重要价值。
现在我们知道，动物种群具有某些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通常是动物个体所不能意识到的，它是通过个体间的相互配合来实现的。因此，一只兔子通常意识不到繁殖的周期性，但它却是繁殖周期性的发动机。
我们不能在个体身上或者在短时间内察觉这些行为模式。即使我们采取最严密的监控方式，依然不能从单个兔子身上发觉繁殖周期性的奥秘。繁殖周期性的概念，源于对一个群体数十年如一日的缜密观察。
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否也存在着我们所未察觉到的行为模式呢？而这些行为模式是否也是通过我们个体的行为来实现的呢？暴民和战争，乃至于动乱与革命，是否也承袭了这种模式呢？
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致力于人类的种群行为的研究，他们把它们诠释为意志力指引下的个人行为集体主义化结果。外交学的主旨思想认为，政治团体是一群具有高贵品质的个体的结合。另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把整个社会系统看作是某些过程的玩物，而我们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认识往往都是事后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相比于兔子种群的进程，我们的社会进程是一个更有意志内涵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同样包含着一些未被察觉的行为模式，因为当时所处的环境并未唤起我们对于未知行为模式的关注。我们可能具有一些被自己所误读的行为模式。
这种对人类种群行为基本原理进行质疑的情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却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的唯一参照物种——高等动物——额外的研究兴趣和价值。以埃林顿(46)为代表的一群人，已经指出了作为人类参照物的动物种群的文化价值。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无法接近这个内容丰富的知识宝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或是如何去找到它。现在，生态学教会了我们如何寻找可以作为参照的动物种群，去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当我们知道生物种群中某一微小部分的运作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演出整个生物种群的运作原理。领会这些原理的深层含义，并且用批判的思维去审视这些原理，这或许就是我们未来所该具备的丛林知识。
总之，野生生物在哺育我们的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文化，此外，它还为我们的闲暇时光带来了欢乐。然而，我们在用现代机械工具收获欢乐的同时，也毁掉了它的某些价值。倘若我们凭着现代的心智去收获，相信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欢乐，还有智慧。
关于荒原
荒野是人类锤炼出来的被称为文明的人工制品的原材料。
荒野从来不会为我们提供同质的原材料。荒野的原材料多种多样，从而使得最终的人工制品也呈现出多样性。这些最终产品间的差异性，便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折射出作为各种文化发源地的荒野的多样性。
眼下，人类历史首次面临两种迫在眉睫的改变：其一是地球上较适宜居住的荒野即将消失，其二是由于现代运输和工业化而导致的世界性的文化混杂。我们无法阻止这两种改变的发生，或许这些改变也不应该被阻止。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些轻微的缓解措施来应对这两种迫近的改变，以此来保全那些有一定价值的事物，防止它们的消失。
对于那些正在劳动中挥洒汗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铁砧上尚未被加工的原材料，就是他们即将要征服的对手。同理，对于拓荒者来说，荒野就是他们即将要去征服的对手。
但是对于一名正在休息的劳动者而言，他是能够暂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而那些未被加工的原材料就成了应该被喜爱和珍视的东西，因为它为他的生命给出了定义，也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在此，我有一个请求：为这些最后残存的荒野建造一座自然博物馆，将它们作为珍品收藏起来，以启迪和教诲那些有一天渴望观看、感受或者研究他们文化传统起源的人们。
剩余无多的荒野
许多我们借之以打造出美利坚的多样性荒野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在任何一个可实施的计划当中，被保存下来的荒野在大小和程度上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
活着的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长满高草的草原，曾几何时，茫茫草原的花海拥簇在拓荒者的马镫下。倘使我们寻遍各处，能够找到一片40英亩大小的生机盎然的草原，便很值得我们满足了。过去，这里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异常美丽。对于那些继承了这片土地的人来说，他们对很多植物都是相当陌生的。
但是那些长着矮草的草原，也就是卡韦萨·德·巴卡(47)当年从水牛腹下看见地平线的地方，如今已经被绵羊、牛和旱耕的农民毁掉了，只是存在着那么几处上万英亩大小的地方罢了。如果1849年的淘金者画像值得我们挂在州议会厅的墙上，那么，我们何不将他们逃亡的过程当作几个国家大草原的纪念？细数沿海的大草原，佛罗里达有一块，德克萨斯也有一块，但它们如今不是被油井、洋葱和柑橘园包围着，便是已经被钻头和推土机全副武装起来。这是最后的呼唤。
活着的人将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五大湖区的原始松林，沿河平原的低洼树林，或是巨大的硬木林了。对于这些林地，或许几英亩的示范林就会让我们心满意足了。但是，现在仍有几块上千英亩大小的枫树和铁杉林存于世上，除此而外，还有几个地方的情况和这里大致相仿，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硬木林、南方的硬木林沼泽、柏树沼泽和阿迪朗达克的云杉林。在这些残存的林地中，有些林地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未来的砍伐，可免于被未来的旅游者践踏的林地更是少之又少。
在为数众多的荒野之中，萎缩最快的要数海岸荒野。别墅和为旅游者开辟的道路，已经将东西两侧荒凉的海岸线全部占据。眼下的苏必利尔湖，正在失去五大湖区野生海岸线的最后一块大的遗迹。没有一片荒野，能像海滨荒野那样与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没有一片荒野会像它那样更接近彻底消失的边缘。
在落基山脉以东的北美地区，仅有一块大面积区域被正式作为荒野而保留下来，它就是介于明尼苏达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之间的奎提科-苏必利尔国际公园。这是一片雄伟壮丽、适于泛舟的水域，其间镶嵌着众多的湖泊和河流，公园的主体部分在加拿大，面积大到足以作为加拿大的花园。但最近，它的完整性受到了两个发展因素的威胁：一个是装备有浮舟的飞机运来了垂钓者，加速了垂钓度假胜地的大规模扩张；另一个就是管辖权的争论——在边界水域末端的明尼苏达，应该全部都划归国家森林，还是部分划归州属森林？边界水域始终处于动力蓄水的危险中，这种存在于荒野拥护者之间的令人遗憾的分裂，最终将会以把权力送交到强权者手中而收场。
在落基山脉附近的诸州中，分布着二十几处国家森林地带，每处森林地带的面积从10万亩到50万亩不等，这些森林地带将被国家作为荒野收回。国家封闭了这里的道路，关闭了酒店，禁止了其他一切有害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公园，这个原则已经得到公众的认可，只不过还没有明确划定具体的界限。总体而言，这些由联邦管辖的区域是荒野计划的骨干项目，但是，它们并不像白纸黑字的记录那样稳妥，因而也无能完全令行禁止。地方政府面临开创新旅游线路的需求压力，因此不得不从这儿获取一小段，在那儿夺走一大段。此外，这里还面临着一个常年存在的压力，那就是为控制森林大火需要保留或者扩建必要的道路，而这些道路却慢慢演化成了公众通行的高速公路。闲置的民间护林保土队的野营地，也为新建一些经常用不着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诱惑。另外，战争时期由于军事需要导致的木材短缺，也促进了许多道路的扩建和合法化。现在，许多山区为建造滑雪缆车和滑雪旅馆而大兴土木，丝毫不会顾及先前被指定作为荒野的那些地方。
对荒野最隐蔽的入侵方式之一，就是强化对那里的肉食动物的控制。它是这样实现对荒野的入侵的：为了满足对大型猎物的管理需要，狼和狮子被从荒野保护区中清除掉了。然后，大型猎物种群——通常指的是鹿儿或者驯鹿——中的猎物数量急剧增长，严重超出了牧场的承载能力。在此情况下，猎人必定会受到鼓励，前去捕获过剩的猎物。但是，当下的猎人又拒绝到小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去狩猎，这样一来，修建一条通往过剩猎物狩猎场的道路就成为必然了。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荒野保护区几乎被劈分得零零碎碎，始终不曾停止。
落基山脉地区的荒野系统覆盖了各式各样的森林类型，从西南部波浪起伏的刺柏，到俄勒冈滚动绵延的森林。然而，这里却缺少像荒漠那样的不毛之地，或许是由于对美学认识不够完善的缘故，人们将“风景”的定义仅仅局限在湖泊和松林上。
空旷辽阔的加拿大，
从未被犁过的阿拉斯加，
在那不知名的河畔，
不知名的人儿播迁繁衍，
生死在奇异的山谷里，
多么孤独啊，多么神秘！
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都能够而且都应该被保存起来。由经济价值来讲，很多地区都是可以被忽略和被否认的。当然，有人认为，为了这个目的而去设定一个细致周密的计划是没有必要的，到头来，总会有足够的地区幸存下来。但是，当你翻完近代所有的历史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令人欣慰的假设具有十足的欺骗性。即便最后有荒野地块被保存了下来，存在于其上的动物区系也会保存下来吗？甚至此刻，林地的北美驯鹿，不同品种的山地野绵羊，纯种森林水牛，贫瘠土地上的灰熊，淡水河里的海豹和鲸鱼，也还在遭受着威胁。荒野若失去了它们所独有的动物群落，那还有什么用？最近组织起来的北极研究所，正积极地着手于北极的荒野工业化。这是最后的呼唤，来自遥远的北极。
没有人能够猜想得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看到并把握住它们的机会。任何为使拓荒延续下去而做的努力，都会遭受拓荒者的蔑视。
户外休闲的荒野
无数个世纪以来，出于生计需要而进行的身体对抗，通常被视作一种经济行为。当这种身体对抗消失时，追求健康的本能会带领我们将它以运动和游戏的形式保留下来。
人和野兽之间的身体对抗，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过，这种对抗如今是以狩猎和捕鱼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的。
首先，公共荒野地区的存在，使生猛原始的蛮荒之旅和生存技巧得以凭借休闲娱乐的方式延续下去。
现在，有些生存技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传播，其细节正适用于美国的每一处景区，乃至通行于世界各地。狩猎、捕鱼和背包远足就是例子。
然而，在众多技巧中，其中有两种技巧和山核桃树一样，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被照搬到其他地方，但只有在北美大陆上，它们才能得以完善和发展。我们所说的美国所独有的技巧，一种是乘独木舟旅行，另一中则是跟随驮马队旅行。但是，这两种旅行方式正在迅速退化。现在居住在哈得逊湾的印第安人拥有了小汽船，而登山者也有了福特汽车。即便我不得不通过独木舟或者驮马队来完成旅程，却还是更喜欢小汽船和福特汽车，因为前一种方式简直会让人累得要死。但是，当被迫与这些所谓机械化替代品竞争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到荒野找点儿乐子的人而言，便会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无论是乘独木舟将货物运到摩托艇上，还是在夏日酒楼的草坪上遛着驮马，都是愚蠢无聊的。因此，最好还是待在家里。
首先，荒野为蛮荒之旅这一原始艺术提供了相应的庇护所，尤其是为乘独木舟旅行和背包远足。
我想，某些人肯定会就保留这一类原始艺术的必要性说三道四。但是我不会去争辩，要么你骨子里便十分了解这种艺术，要么便是你太老，太老了。
欧洲人在狩猎和捕鱼时通常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只有在美国，狩猎和捕鱼才是通过保存下来的荒野实现的。如果他们愿意，欧洲人情愿永远不必在树林里野营、烹饪，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他们通常会把家务活委派给狙击手和仆人来做，因此，他们的狩猎总像是在野炊，完全不像是在拓荒。技能最终通过考验，要以所得的渔猎收获来算。
有一些人诋毁荒野娱乐活动，并认为这“不民主”。因为，在他们看来，与高尔夫球场或者旅游营地相比，供娱乐之用的荒野的承载能力非常有限。这种意见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把规模化生产的哲学原理用到试图阻止规模化生产的范畴中去了。户外休闲娱乐的价值，是不能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来衡量的。娱乐的价值与经历的强度成正比，而且，与同工作日生活的迥异程度成正比。基于此评价标准，机械化的旅行是味同嚼蜡、隔靴搔痒的。
既然，机械化娱乐已抢占了90%的森林和山区，出于一种对少数人的必要尊重，我们应该把剩余的10%留与荒野。
用作科研的荒野
生物体最重要的生命机能，便是内部的自我更新，对于此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健康。
有两种生物体的自我更新的机能受到了人为的干扰和控制，一者是人类本身，受医学和公共卫生所庇护；另一者则是土地，被农业生产和资源保护所左右。
其实，我们为保持土地健康所做的一切努力，向来都是不成功的。我们已普遍意识到，当一块土地丧失了肥力，被冲刷的速度大过了形成的速度，旱涝无度时，便是它生了病。
我们往往会把其他事物的紊乱征兆视为事实，然而却很少把这种事实与土地生病的症状联系在一起。有些植物和动物无缘无故地消失了，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尽管我们为保护它们费尽力气；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比如害虫肆虐，尽管人们也曾努力去控制它们。因此，在缺乏简单解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是土地生病的症状。这两种病症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正常的进化事件来考虑了。
截至目前，我们对于土地病患状况的认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土地所做的治疗，都是局部性的。因此，当土地丧失肥力时，我们更多的是把肥料洒在地里，至多是改变其上所放养的动物群和所栽培的植物群，从没有考虑到野生动植物群构建土壤这个事实。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即：动植物群落对于保持土地健康同样意义重大。例如，人们最近发现，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生长过本地野生打猪草的土地，往往能长出品质优良的烟草作物。这种意想不到的关系链条，在自然界中可能非常普遍地存在着，我们却对之毫无用心。
当草原土拨鼠、地松鼠或者老鼠多到成为灾患时，我们便会将它们毒死了事，却没有考虑导致动物激剧繁殖的外因。我们一直以为，由动物带来的麻烦一定是由动物自身导致的。但是，据最新的科学证据显示，植物群落的衰败是导致啮齿类动物入侵的真正原因。很少有人会依据这条线索进行探索研究。
眼下，很多林区的局部所伴生的树木只剩下了一两棵，而在最为原始的时期，则会有三棵或者四棵，这是为什么？想必略有常识的林业工作者便会知道，原因不在树，而在于土壤中的微小植物群系。另外，恢复一片土壤中的植物群系要比破坏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保护主义的处理方式都只是表面文章。防洪大坝跟洪水泛滥的原因并没有必然联系，拦沙坝和梯田同样没有触及土壤被侵蚀的根本原因。建立避难所和孵化场，本来是为了保证猎物和鱼儿的供给，却不能解决供给不足的根源问题。
一般来说，这些证据都倾向于说明，土地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症状表现于某一器官，而病因却在另一器官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称之为实践的保护措施，不过是土地的局部镇痛剂而已。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最好不要将它们和治愈混为一谈。医治土地的艺术正在积极地实践着，而土地健康的科学仍尚未诞生。
一门关于土地健康的科学，首先需要一份常规的基础数据资料，其次还要有一幅大致的蓝图，借以说明它是如何像有机体一样维持自身健康的。
我们有两个可供参照的标准。其中一个标准，是某一处尽管已被人类占据了数个世纪，其土地的大致生理机却仍保持正常的地方。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那边是欧洲东北部，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究一下它。
另一个标准，当然也是最完美的标准，便是荒野。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荒野能够在无限长的时期内维持其自身的存在；生存于其上的物种很少丧失，即便丧失也不会使它们失控；气候和流水制造土地的速度跟水土流失的速度一样快，甚至前者较后者更快。因此，荒野作为土地健康的研究实验室，其所起到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
人们无法在亚马孙河研究蒙大拿的土地机能，每一个生态组合区，都需要一块自身的荒野来对比研究已使用和未使用过的土地。当然，我们的动作缓慢而有限，来不及抢救除失去平衡的荒野研究区域以外的更多的东西。这些残存的失衡区域大多规模较小，这样一来，从各个方面保持它们的常态就变得很困难。即便是国家公园，其地域面积也不过一百万英亩大小，还是不够广大，不足以让我们有办法将它们固有的肉食动物挽留下来，隔绝由家畜所散播的动物疾病。因此，黄石国家公园在失去了其狼群和美洲豹后，泛滥的驯鹿毁坏了那里的植物区系，其中以冬季牧场所遭受的损毁最为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疾病的侵袭，大灰熊和山地野绵羊的数量也在锐减。
当最大的荒野地区变得局部失调时，对于杰·伊·韦弗而言，他仅需要几英亩的荒野地区，便能找出草原植物区系比取代它们的农艺植物区系更具有耐旱性的原因。韦弗发现，大草原的植物依靠根系在地下进行着“团队合作”，它们的根部深入至所有的土壤层次，而农业经济中轮作植物的根系却只是透支了某一个层次，完全忽略了另一个层次，从而日积月累形成了亏空。就这样，韦弗的研究报告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学理论。
此外，多哥瑞迪克也仅仅通过对几亩荒野的研究便发现，长在熟耕的田野里的松树远不及长在未开发的荒野中的同类那样高大，禁得起大风的摇撼。因为对于后者而言，它总是惯于沿着旧有的树根将主根扎到土壤的更深处。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不知该如何行事才能得到一块健康的土地，除非我们有一块荒野，可以拿它同一块生病的土地做比较。根据早期大多数西南部旅行者的描述，最初的山区河流是清澈的，我们对此却表示怀疑，认为那种情形不过是天时地利的产物。因此，防治水土流失的工程师们一直没有得到可供对照的基础性资料，直到他们在奇瓦瓦的马德雷山脉发现了类似的清水河流。出于对印第安人的恐惧，从来没有人胆敢在这里放牧，因此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河水的颜色也只是乳白色，完全不至于浑浊到让水下的鳟鱼看不清钓饵，而河岸的水边长满了莓苔。而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大多数与之类似的河流中只有条状的大卵石，既无苔藓又无土壤，更没有树木。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试验站，保护和研究马德雷山脉的荒野，以此推进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两地边界地区生病土地的治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有利于睦邻友好的区域性事业。
总而言之，一切可用的荒野区域，不论是大片的还是小块的，都有其相应的价值，都可作为研究土地科学的标准。休闲娱乐既非它的唯一用途，也非它对的首要用途。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国家公园尚且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证大型肉食动物的永久存在，我们已经目睹过大灰熊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也不得不承认早期的园林系统中狼群已经绝迹的事实。然而，灰熊和狼的濒危并没有改善山地野绵羊的生存状况，羊群也在萎缩。
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清楚，但是另一些情况下却又很模糊。以狼群的活动范围来说，一座公园显然太小。不知为何，许多动物物种很难在孤立的环境中繁衍兴旺。
扩大野生动物群体活动区域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将国家森林中的更荒凉的区域——通常是公园外围的地方——划作濒危野生动物物种的保护地。而事实上，国家森林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大灰熊的悲惨遭遇便是一例。
1909年，当我第一次来到西部的时候，在每一处山脉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都会有大灰熊出没，而即便旅行几个月，也不会遇到一位自然资源保护官。现如今，几乎“每一簇灌木丛后面”都隐藏着一位这号人物，而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的不断增加，哺乳动物却在陆续向着加拿大边境撤退。据官方报道，美国国土上仅存的6000只大灰熊中，有5000只在阿拉斯加，另外只有5个州还有零星的百数只。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我们觉得，倘若大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能够幸存下来，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觉得这情形很糟糕。生长在阿拉斯加的大灰熊简直像另外一个物种，将它们驱逐到那里，就将是将幸福感交给了天堂，那地方你可能永远也去不了。
拯救大灰熊需要一大片没有道路和家畜的区域，或一大片家畜虽被袭击却能得到补偿的区域。这样来说，买下分散的家畜牧场是创造这种区域的唯一途径。虽然权威当局愿意购买并交换土地，但是，自然资源保护部门却没有为此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据说，国家林务局已经专门为大灰熊在蒙大拿建立起了一片专属区域，但我又听说，他们也在犹他州的山区做着相反的事情——发展绵羊产业，而事实上，后一片区域才是大灰熊在该州仅存的避难所。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荒野区域，无疑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名称。不管你热衷于灰熊保护区域还是荒野区域，你都要有保护主义的远见和对历史的展望。唯有那些对进化盛会十分了解、如在眼前的人们，才可以估量这场戏剧的价值——荒野，或者它的杰出成就——大灰熊。但是，如果教育真正发挥了其作用，届时，便会有更多的人理解古老西部所遗留的残骸对于新西部的意义和价值。尚未出世的年轻一代会和刘易斯(48)、克拉克(49)一起乘舟遨游密苏里河，或者同詹姆斯·卡彭·亚当斯一起攀登塞拉斯山，但不管是哪一代人，他们都会反过来问道：“大灰熊哪儿去了？”如果我们回答，它们在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疏忽之下灭绝了，这将是多么丧气。
谁来护卫荒野
荒野作为一种资源，可以缩减但却不能再生。入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遏制或者被缓解，以使某片区域可以为休闲娱乐、科学或是野生动植物所用。然而从荒野的完整意义上来讲，创建新荒野是绝无可能的。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荒野计划都是一种后发行动，尽管我们作为退路的荒野已经寥寥无几了。荒野协会成立于1935年，其目的之一就是“拯救美国残存的荒野”。
然而，仅有这样一个社会团体还不够，除非所有的保护机构都有一些具备荒野保护思想的人。否则，可能入侵行为已经结束了，保护协会蒙在鼓里。此外，少数有志于保护荒野的激进市民，也当密切关注全国的动向，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发起吁请。
在欧洲，荒野已经撤退到至喀尔巴阡山和西伯利亚，每一位有思想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都应当为这样的损失而哀叹。在英国，尽管作为奢侈品的土地比任何文明国家都要少，但为挽救一些小块儿的半荒野的土地而举行的运动，虽然姗姗来迟，却仍然会让那里呈现片片生机。
说到底，我们审视荒野文化价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在知性上是否谦卑的问题。那些目光短浅的现代人，失去了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根基，却自以为发现了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政治或者经济，并幻想着，它们将会像帝国的权力一样功在千秋。唯有学者才领会到，所有的历史不过是连续不断的短途旅行的累积而已，开始于一个起点，又重新回到这个起点，继之开启另一段寻找永恒价值观的旅程。也唯有学者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未开发过的荒野，会赋予人类事业进步以恰当的定义和意义。
土地伦理
英雄的奥德修斯(50)从特洛伊战争(51)中回来，绞死了家中的12个婢女，理由是他怀疑她们在自己离家期间品行不端。
这样的绞刑并不会牵涉到适当得体的问题。那些婢女不过是他的财产，而当时对财产的处置与现在无异，只要私有财产的主人乐意，并无对错之分。
而对于奥德修斯时代的希腊来说，并不缺少对错的观念：在他那黑色的舰船劈开酒红色的海浪重返家园之前，他的妻子在漫长岁月中所保持的贞洁便是一种见证。那个时代的伦理范畴止于夫妻血亲，并未人性化地延伸到奴婢。从那以后的3000年里，尽管道德标准已经延伸至很多行为领域，而其所削减掉的，也不过只是一些与权利相关的行为而已。
伦理的演化历程
迄今为止，这种仅仅由哲学家参与研究的伦理学扩展过程，事实上是一个生态演化的过程。对于伦理的演化顺序，既可以用生态术语来描述，也可以用哲学术语来描述。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伦理是一种对为生存而斗争的行动自由的限制；而从哲学角度来看，伦理反映了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差别。它们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定义方式。相互依赖的个人和团体，倾向于在相互合作的演化模式中共同发展，这是可以追溯根源的，生态学家称之为共生。政治学和经济学则是更高层级的共生，之所以说它们高级，是因为暗含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最初那部分自由竞争机制，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被具有伦理内容的合作运行机制所取代了。
这种合作运行机制的复杂性，随着人口密度和工具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增长。比如，为古乳齿象时期(52)的棍子和石头定义反社会行为，要比发动机时代的子弹和广告牌简单得多。
最初的伦理观念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摩西十诫(53)便是一例。随后的伦理观念中，才增添了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容。这些规矩试图将个人融入社会，而后来的民主政治，则试图将社会融入个人。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用来处理人与土地关系的伦理，也没有一种伦理，用以处理人与土地上所生长的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土地仍好比奥德修斯的婢女一样，仍旧只是一种财产。而人与土地的关系完全被经济性所主导，对于人而言，其中只包含了所需的特权，却对所需承担的义务避而不言。
若我对此理解无误，那么，伦理规范在人类环境中的第三要素上的延伸，便成为一种进化可能和生态必然。在伦理顺序中，这是第三个步骤，而前两个步骤已经实现。自以西结和以赛亚(54)时代以来，某些思想家就曾做出这样的预言，对土地的掠夺行为不仅不明智，而且十分错误。只不过，当时的社会并未对他们的信仰给予肯定，我且将目前的自然保护运动视作肯定这种信仰的萌芽。
伦理可以被视作为一种满足各种生态情势需要的指导模式，它是那样新颖，错综复杂，且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以至于一般个体很难分辨出这种社会性的权宜路径。动物的本能是个体认知错综复杂状况的指导模式，而伦理却是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群体本能。
何谓群体
迄今为止，所有伦理的形成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个人是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他的本能，促使他为了在群体中获取属于自己的地位而去竞争；而他的个人伦理观，又促使他跟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共同合作——或者，这合作的目标是为了创造对其自身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
土地伦理只是扩展了群体概念的外延，把土壤、水、植物、动物囊括其中。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要素统称为——土地。
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我们岂不是早已表达过自己对自由土地和勇敢家园的热爱和担当了吗？没错，我们的确这样做过，但问题是：我们所爱的是谁，或者说，我们所爱的是什么？我们不爱土壤，正匆忙地将它付诸滚滚而去的河流。我们不爱水，它除了转动涡轮、浮起驳船和冲走污浊之外，简直一无是处。我们不爱植物，即便它们在我们眼前彻底消失也不足惋惜。我们也不爱动物，一干最大最美的物种早已被我们赶尽杀绝。土地伦理当然阻止不了我们对这些资源的改造、管理和使用，却能证实它们继续存在的权利，而且至少在某些地区，能证明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继续存在的权利。
简而言之，土地伦理旨在扭转人类在“土地-群体”中的征服者角色，将我们变为“土地-群体”的一员公民。这意味着对群体其他成员的尊重，也意味着对群体本身的尊重。
透过人类历史，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已经看透——所谓征服者，到头来无不自掘坟墓，自食苦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征服者这个角色而言，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征服者即是权威，在群体生活中，唯有他才知道如何使群体运转下去，知道群体中哪些人和事物是有价值的，而哪些是没有价值的。而事实证明，征服者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最终也败给了自己的征服。
在生物群落中，类似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亚伯拉罕能确切地知道土地能为他带来什么：将奶与蜜滴入他的口中。但现在，我们对待这种观点的信心却与我们的教育程度反比骤降。
时下的普通民众确信，科学一定知道是什么使群体在运转，然而科学家却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深信，生物运行机制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他们对其活动方式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
事实上，历史通过生态学的阐释表明，人类仅仅是生物群体中的一员。迄今为止，许多历史事件都只是从人类进取精神方面得到了解释，但实际上，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特性决定了事件的发生，正如它的特性决定了居住于其上的人类的特性。
为了证明之前的结论，我们不妨看看定居在密西西比河峡谷地区的居民。在独立战争后的那些年里，有三个群体争夺着那里的控制权：当地的印第安人、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商以及美国的拓荒者。历史学家们都想知道，倘若当初在底特律的英国人朝天平一端的印第安人这边加一点力，结果会如何？因为这会直接决定殖民地居民向肯塔基的野藤条地迁移的结果。如今，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当那些野藤条地被由拓荒者的牛、犁、火、斧头所代表的各种力量征服时，这里便变成了蓝草地。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假使这些黑暗血腥的土地上所固有的植物演替带给我们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莎草、灌木丛或者是杂草，那又将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布恩和肯顿会坚持下来吗？那些移民会因此而涌向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吗？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55)的交易还会发生吗？还会有横贯新大陆的国家联盟吗？还会发生美国内战吗？
肯塔基只是美国戏剧化历史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被告知在这个戏剧中，人类演员试图要做些什么，却很少得知最终的成败。他们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所占有的土地，后者会对他们的劳作产生不同的回馈。在肯塔基的案例中，我们甚至不知道蓝草来自哪里——它们是本地的物种，还是来自欧洲的偷渡者？
我们后来才知道的西南部地区，与野藤条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拓荒者同样勇敢、充满智慧、不屈不挠。拓荒者占据这个地区后，没有带来蓝草，也没有带来能够经受得住猛烈垦荒的其他植物。在放牧过后，越来越多毫无价值的草地、灌木丛和野草占据了这里，令这个地区回到了一种不稳定平衡的状况。每一次植物种类的衰减都会造成侵蚀，而每一次侵蚀，又会导致植物种类的进一步衰减。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不单植物和土壤，就生存于其上的动物群落也开始退化了。早期的拓荒者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在新墨西哥，有些人甚至在沼泽地挖壕沟来加速这种恶化。环境恶化的过程如此微妙，以至于当地居住者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旅行者更是视而不见。对于后者而言，这种被毁坏的景色依然是丰富多彩且令人陶醉的，而事实上，当地的景色与1848年相比已逊色太多。
以前，这种相同的景观曾一度被“开发”过，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曾定居在西南部，他们恰巧是不养殖家畜的部族。虽然他们的文明灭绝了，但并非土地恶化的罪过。
在印度，人们是在没有形成草甸的不毛之地定居的，他们显然没有破坏土地，只是以简单的权宜之计将草带给了牛儿，没有反其道而行。这让我怀疑，他们的做法究竟是大有深意，还是碰巧为之？
总而言之，植物的演替左右着历史的进程，且不说这种演进的好与坏，拓荒者以其先例向我们证明，植物演替是真实存在于土地之上的。历史学所讲授的，不正是这种精神吗？如果能够让“土地-群体”的观念深入人类的认知，我想正是如此。
生态良知
自然资源保护是人类与土地之间实现和谐发展的一种状态。尽管对此的宣传已历经将近一个世纪，进展却如蜗牛爬行一般缓慢，自然资源保护依然停留于纸面的虔诚和公开的雄辩上。回顾过去40年的自然资源保护历程，简直一曝十寒。
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通常就是进行更多的“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我想，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但是我们确定我们需要增加的仅仅是教育的量吗？在教育的内容方面，难道我们就不缺一些什么吗？
对于教育的内容，直接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根据我个人对其的理解，它应该是这个样子：遵守法律，行使投票的权利，参加一些专业化组织，并在自己的土地上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有益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事情。除此以外的工作，就交由政府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