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
沼泽地的哀歌
黎明的风吹向广袤的沼泽地。它迈着轻盈的脚步，推着一团团浓雾，几乎不被人察觉地穿过广阔的沼泽地。薄雾如冰川的白色倩影般向前漂移着，穿过整齐划一的落叶松方阵，滑过满是露珠的沼泽草地，将其沉浸在单一却又纯粹的宁静之中。
天空中遥远的深处，传来了一阵阵清脆的铃声，温柔地落在正侧耳倾听的大地上。然后，沼泽地又陷入了宁静。此时，传来猎犬美妙的吠声，没过多会儿，其他地方的猎犬也遥相呼应地喧闹起来。再然后，远方传来了一阵清晰刺耳的猎号，穿过天际，消失在浓雾中。
猎号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寂寞无声，后来变成了掺杂着喇叭声、咯吱声、呱呱声、喊叫声的一片嘈杂，它的临近震撼着沼泽地，但是我们却从未知晓这声音到底来自哪里。最后，一大群鸟儿循着阳光的指引飞了过来。它们张开静止的翅膀，从渐渐散去的薄雾中显露出来，待在天空中画出最后一道弧线后，便啼叫着，盘旋着，落在它们觅食的草地上。鹤泽新的一天就此开始了。
在这里，时间总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厚重感。自冰河纪以来，每到春天，沉睡着的沼泽便会被鹤的叫声唤醒。沼泽的腐殖土层位于远古湖泊的底部，而鹤儿就好像站在被浸透的历史书页上。这些腐殖土层由各种压缩的残留物构成，其中既留有曾经阻塞河道的苔藓，又留有一度遍布沼泽之上的落叶松，还留有冰盖退去后曾在落叶松上引吭高歌的鹤的尸骨。世世代代络绎不绝的旅行大军，用它们的遗骸铸就了这条通往未来的桥梁，从而使得，这些新来的主人能够在这片栖息地上生活、繁衍乃至死去。
最终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沼泽地旁，一只鹤儿正在吞咽着一只倒霉的青蛙，然后高高跃起，在空中抖动着极为丑陋的身躯，不时地向着朝阳拍打它有力的翅膀，落叶松附和着它喇叭一般坚定的鸣叫。鹤儿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
其实和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一样，我们感知自然特性的能力也是从美感开始的。在其美感持续不断得到丰富的过程中，这种特性扩展成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价值。我想，鹤儿的特性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领域和层次之上，这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对鹤儿的鉴赏能力是随着我们对地表历史的渐趋理解而提高的。我们知道，鹤儿族群起源于距今较远的第三纪始新世。它所起源的动物区系的其他成员，埋葬在山丘之下应该业已有好长时间了。当我们听到它的鸣叫时，其实我们听到的不单单是鸟儿的鸣叫声，而是动物进化管弦乐队中一只吹响的号角。它既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过去的象征，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时代演进的象征。正是由于时代的演进，才形成了现在人类和鸟类日常生活的基础和条件。
因此，这些鹤儿活着，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但不是在狭隘的现在，而是在整个进化期间更为宽泛的时间层面。它们每年一次的归来，就是地质钟摆所发出的滴答声。它们的归来，赋予其故地以一种特殊的荣誉。在不计其数的平凡之地中，一个有鹤儿的沼泽，拥有着古生物学史上特有的贵族荣耀，而这种荣耀是在长期的竞争中形成的，只有当猎枪响起时，它才可能被剥夺。某些沼泽的遭遇，之所以至今让人历历在目，耿耿于怀，正是因为那里曾是鹤儿的栖息地。现如今，它们变得微不足道，湮没于历史洪流。
鹤儿的这种特性所具有的某种意义，似乎已经被不同时代的运动员和鸟类学者们所发现。为了得到这种猎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13)放飞了他的矛隼。为了得到这种猎物，忽必烈的雄鹰也随时准备着猛扑上去。马可波罗曾告诉我们，“他（忽必烈可汗）在摆弄矛隼和雄鹰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乐趣。在查干淖尔(14)，可汗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周围被大平原所环绕，其中生活着数以万计的鹤儿。他命人在平原上种植小米和其他谷物，以免它们遭受饥荒。”
鸟类学者本特·贝里在他孩提时，在瑞士的荒原上看到了鹤儿，自此以后，对鹤儿的研究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一路追随鹤儿来到非洲，亲眼看见了它们在尼罗河的冬季大撤退。当谈及第一次遇见鹤儿的感受时，他如此感慨道：“这真是个奇观，即使《一千零一夜》(15)中的大鹏鸟，也会黯然失色。”
当冰川从北方滑落下来的时候，它咯吱咯吱地压过山丘，凿削着河谷，有些甘于冒险的冰川，甚至越过重重阻隔爬上了巴拉布山，然后跌到了威斯康星峡谷的出口。涨起的河水回流回来，形成了一个湖泊，湖泊差不多有半个州那么大，紧紧挨在冰山的东部边缘。消融的冰川水汇成激流，流入湖中。这个古老湖泊的水线依然清晰可见，只是原来的湖底如今变成了大沼泽的底部。
几个世纪以来，湖水一直上涨，最后溢到了巴布拉山脉东部地区。在那里，湖水开辟了一条新的河道，湖泊便因为湖水的流逝而渐渐干涸。于是，鹤儿来到了这片残留下来的泻湖上，吹响了昭告冬天节节败退的号角，召唤着畏缩不前的大群生灵，共同完成建设沼泽的使命。漂浮的泥炭藓阻塞了下泻的湖水，填充其中。莎草、羽叶、落叶松、云杉接连出现在沼泽里，把它们发达的根部组织紧紧地伸进泥淖，吸干了湖里的水，制造着泥炭。泻湖消失了，鹤儿却留了下来。每年春天，它们都会回到这一片前身为一处古老水域的沼泽草地上，尽情地跳舞，忘我地歌唱，抚育它们瘦小而又丑陋的红褐色幼鸟。这些幼鸟，确切地说，它们不应被称为鸟，而叫作“马驹”更合适。至于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在湿漉漉的6月清晨，当你看见它们跟在牝马身后在世代的草原上游戏时，便也不难理解。
不久前的某一年，一个身穿鹿皮大袄的法国捕猎者，将他的独木舟推上了一道被苔藓阻塞的沟汊，并由此穿过了大沼泽地。对于这种入侵自家营地的行径，鹤儿报以尖刻鄙夷的嘲笑。一两百年以后，英格兰人驱着带篷的四轮马车来到这里。他们砍倒了沼泽边上冰碛层中的繁茂树木，并在空地上种上了玉米和荞麦。不过，他们种植这些谷物的初衷和查干淖尔的可汗不同，他们可没想用来喂饱鹤儿。不过，鹤儿可不管什么冰川、可汗或是拓荒者，它们偷吃起谷物来。当它们享用玉米的权利被愤怒的农场主喝止时，它们便发出警告的叫声，然后横渡沼泽，向着下一座农场飞去。
那时，这里还没有苜蓿草，丘陵农场里全都是贫瘠的干草地，特别是在干旱的年份，简直是不毛之地。一个大旱之年，有人在落叶松林里放了一把火，大火迅速蔓延，殃及拂子茅草地。不过，当那些烧死的落叶松树被清理掉后，这里反而变成了一块可靠的草场。在那之后，每年8月，人们都来此割草。冬天的时候，鹤儿南去，他们便赶着四轮马车，穿过冰封的沼泽，把干草拖回丘陵农场。年复一年，他们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经营着沼泽，短短20年的时间，牧草开始遍布在更为广阔的区域里。
每至8月，这群割草人便如期来到草地上。他们支起帐篷，唱着歌，喝着酒，用鞭子使劲抽打并大声呵斥着拉车的马儿。于是，鹤儿把“马驹们”召集起来，一起撤到了远处更坚固的堡垒中。割草人赋予这些鹤儿一个优雅的称谓——红鹭，因为每当到了这个季节，鹤儿原本蓝灰色的翅膀便会染上一层锈色。当干草被垛起来，沼泽地重新成了鹤儿们的领地，它们飞回来，同时还不忘延揽着10月天空中从加拿大迁徙而来的候鸟。它们一起在刚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盘旋着，向玉米发起最后的攻击，直至霜冻发出冬日南下的警报。
对于沼泽地上的居民来说，在草地上度过的这些日子无疑是一段田园时光。人与动物以及植物与土壤，彼此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相互宽容中生活着，延续着。沼泽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干草，也一并供应着草原榛鸡、鹿儿、麝鼠、鹤的音乐以及蔓越橘。
新的领主并未领会到这一点，也绝不会接纳同这些土地、植物或者鸟儿互惠的理念。对于他们而言，这样一种平衡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红利显然太过微薄。他们所预想中的农场，不但要包括外围的领地，同时，还要包括这一大片沼泽。一场挖沟掘渠、大肆垦荒的运动，如瘟疫一般流行开来。沼泽地被交错纵横的排水沟划成了格子状，新垦的土地和新建的农场点遍布其中。
然而，庄稼在这里的长势并不好，它们总是受到浓雾的困扰。而挖掘水道的昂贵花销，又让这一切临着巨大的债务风波。很多农场主陆续搬离了这里。泥炭压结的河床变得越发干涸，渐渐缩小，最后甚至还着起了火。积蓄于更新世的太阳热量，如今释放出来，将这片野地笼罩在呛人的迷雾之中。没有人站出来批评这巨大的能源浪费，而每个人的鼻子却都在为此受罪。干旱的夏天过后，冬天的积雪依然没能扑灭闷闷燃烧的沼泽地。巨大的凹坑被烙在了土地和草地上，疤痕一直延伸到古老湖泊的边缘沙地上，数万年来，它一直被泥炭覆盖着。繁茂的杂草从灰烬中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两年，矮小的山杨树也随之长了出来。鹤儿陷入生存的窘境之中，在未被烧毁的残余草地上，鹤儿大量消减。对于它们而言，电力挖掘机的轰鸣越来越近，最后变成了一首哀歌。倡导技术进步的大人物们对鹤儿一无所知，当然也不会在乎它们。这些机械师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物种数量的增减？他们又怎么知道这片未抽干水的沼泽的价值？
又过了10年或者是20年时间，这里的庄稼长势越来越差，火灾越来越深入，树林也越来越大，而鹤儿却一年比一年少了。现在看来，似乎只有洪水才能遏制泥炭的继续燃烧。与此同时，蔓越橘的种植者们用阻塞排水沟的方法，让水流溢到其他地方，结果那里的庄稼获得了丰收。距此甚远的政客们，开始就边疆土地、生产过剩、失业救济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奔走呼号。经济学家们和规划师们都来考察沼泽地，测量员、技术员以及民间护林保土队也都蜂拥而至。政府买下了这片土地，重新安置了农民，填埋了排水沟。慢慢地，沼泽地变得湿润起来了，先前大火形成的凹坑变成了水塘。尽管草地上的火灾依然没有停止，但至少它不会点燃已变得湿润的土壤。
民间护林保土队之前支起的帐篷撤走了，所有的一切都朝着有利于鹤儿的方向发展。然而，那些在烧焦的土地上肆意蔓延的山杨灌木丛却愈发庞大起来，更不用说那一条条应政府环境保护需要而出现的条条小路所带来的威胁了。在他们来看，修建一条路远比坐下来思考这里真正需要什么简单得多。对于各路打着不同字母简写名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16)而言，没有道路的沼泽，是毫无价值的，这就好比未抽干的沼泽之于帝国大厦的建造者，是毫无价值的。荒僻之所，是一种尚未被载入字母表的自然资源，然而就现在看来，似乎只有鸟类学者和鹤儿才能知晓它的价值所在。
不论是沼泽的历史，还是市场的历史，总是在自相矛盾中结束。这些沼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原始性，而鹤儿就是这种原始性的化身。但是，所有对此原始性的保护都是弄巧成拙，因为我们总是用看望和爱抚的方式去珍惜这种原始性，然而当这泛滥起来，我们却发现已经没有丝毫原始性可珍惜了。
将来有一天，或许便在我们给自然以所谓的“恩惠”的过程中，某一地质时代将戛然落幕，最后一只鹤儿会向我们吹响告别的号角，盘旋着从沼泽地飞向天际。届时，狩猎人的号角、猎狗幽灵般的狂吠、小铃铛的脆响从云端传来，然后整个世界陷入寂灭。若要重寻这样的绝响，恐怕只能存在于银河系里的另一片草原中了。
沙乡
每个行业都有一串口头禅，而任何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相应的适用场景。有鉴于此，经济学家们一定要为他们所偏爱的一些孬词寻找合适的用场，例如边际效益、递减理论、制度僵化等。在沙乡广阔的地域内，这些寓意消极的经济学术语得到了恰当的例证，它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处“自主的领地”，不用再受敌对者的批判。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沙乡，那些所谓的土壤专家也只能潦倒度日。除了这里，他们所谓的灰壤、潜育土、有氧代谢，还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用武之地吗？
近年来，一些社会规划者出于不同目的——即便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纷纷赶来这里施展拳脚。沙地实际上是一片浅色的空白区域，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刚好契合这些人的要求，在这些化身为圆点的地图上，每个圆点，代表着10个浴盆，或5个女性附属工作人员，或1英里柏油路，再或者，代表着1份血淋淋的牛肉。如果千篇一律地将地图点画出来，将变得单调乏味。
总之，沙乡是贫瘠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简写字母的经济策略有如马背上的四十大盗，驶过大草原，来到这里施纲布政。政府劝诫沙乡的农民去别处定居，愚昧无知的人们却不肯离开这里，尽管联邦土地银行用3%的低息贷款诱惑他们。我越发地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搬离这里，为此，我最终决定置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沙乡农场。
有时候在6月，当我看到羽扇豆上挂着不期而至的露珠时，我甚至开始怀疑，沙乡的土地是否真的贫瘠。在一个勉强不亏损的农场里，我们尚不敢妄言羽扇豆是否能够生长，便也更难奢求每天都能见到如宝石一般晶莹的露珠了。假使这里真的能够长出羽扇豆，我想，那些鲜有机会看见露湿黎明的杂草管理员们，一定会固执地把它们清除掉。经济学家们知道羽扇豆吗？
或许，农民们不愿搬离沙乡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根深蒂固的原因——故土难离。我记得，每年到了4月份的时候，这里的碎石岭上都会开满白头翁花。白头翁花没有说什么，但是据我推测，它们对碎石岭的偏爱可以追溯到冰川时代，眼下的这些碎石，正是在那个时候堆积起来的。碎石岭很贫瘠，它只能为白头翁花提供一个可以在4月天里自由沐浴阳光的地方。只有白头翁花可以在这里绽放，为了捍卫这种特权，它们付出了忍受风雪和严寒的代价。
还有另外一些植物，它们向这个世界所乞求的，不是肥沃的土壤而是足够的空间。小小的鹅不食便是其中一例，在羽扇豆将丘陵的帽檐泼洒成蓝色以前，它们便已将白色的蕾丝装饰在上面。鹅不食根本不喜欢生长在优越的农场里，即便这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农场，即便那里有石头庭院和秋海棠。此外，柳穿鱼草也是一种嫌富爱贫的植物，它们是那样娇小，纤细苗条，披着蓝色的外衣，当它出现在你脚下，你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此，除了在这片沙地上，谁又曾在何处见过它？
最后，我想说的是葶苈，在它的眼里，柳穿鱼草应该算是高大而且挺拔的种属了吧。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经济学家对葶苈有了解，但是假如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我会躺在沙地上，将鼻子紧凑一株葶苈，以此来启发我的经济学思维。
有些鸟儿在沙乡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至于原因，有时很容易猜得到，有时却又很难。那儿有土黄色的麻雀，它们极度迷恋短叶松，确切地说是沙地的短叶松。那儿有丘鹬，因为它喜欢寂静，别处寻不到这样的地方。然而，为什么丘鹬也喜欢把家安在沙地里呢？它们的偏爱，并非深植于诸如食物这样的世俗需求之上，毕竟肥沃土壤里的蚯蚓要比在这多得多。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雄性的丘鹬，当它发出“嘭嚓”声，拉开空中之舞的序曲时，像极了穿着高跟鞋的矮脚女郎。它不会在植物纠缠交错的地方展示绰约的风姿，只会选在沙乡最贫瘠的牧场，或是最贫瘠的沙地上，地面上没有地被植物——至少4月是这样的——只有苔藓、葶苈、米荠、酸模、蝶须，这小植物对于短腿的丘鹬来说，已经构不成障碍了。在这里，雄性丘鹬张开翅膀，昂首阔步，随后变换成小碎步舞蹈着，不仅没有任何障碍，还可以让现场或是期盼中的观众将它的表演一览无余。这个小小的环境，虽然只是对于一天中的一个小时、一年中的一个月份、两性中的一性极为重要，看上去十分不经济，却实实在在决定了丘鹬对家园的选择。
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仍然无法说服它们。
奥德修斯之旅
自古生代海洋淹没了陆地之后，X便停滞在了石灰岩的暗礁中。对于深埋在岩石里的原子而言，时间永远不会消逝。
当大果橡树的树根钻进一条缝隙，并开始试探性地生长，从中汲取养分时，断层出现了。在经历了短短的一个世纪后，岩石开始风化，X被从暗礁中扒拉出来，进入了生物的世界。它帮忙造就了一枝花儿，花儿后来变成一颗橡实，橡实养肥了鹿儿，鹿儿养活了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年里。
X从印第安人的骨灰盒里，再次加入到追逐与逃亡、盛宴与饥荒、希望与恐惧的旅途之中。它觉得，这些事情就好像化学反应中发生的氧化与还原，在原子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印第安人离开大草原的时候，X短暂地埋在了地下，通过大地的血液循环，它开始了第二次旅行。
这次是须芒草的一条须根收留了它，把它安置在叶片里，它乘着6月大草原的绿浪起舞，像往常一样，承担着贮藏阳光的使命。对于叶子来说，它同时还担当着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为孵化中的高原鹬蛋遮蔽阴凉。欣喜若狂的高原鹬盘旋在它们的蛋上，不吝言辞地赞美着眼前周到的安排：或许是在赞美鸟蛋，或许是在赞美树影，再或许，是在赞美遍布草原的如雾一般的粉色山桃。
当意欲南下的高原鹬张开翅膀飞向阿根廷的时候，所有的须芒草都不谋而合地摇动着长长的、新长出的穗子，向它们挥手道别。当一只头雁带着同伴从北方飞过这里时，所有的须芒草都染上了葡萄酒般的色彩，早作打算的拉布拉多足鼠咬断了X所蕴藏其中的那一片草叶，把它深埋在地下的巢穴里，仿佛要把印第安人的夏天留下来，用以抵御偷走温暖的霜冻。不幸的是，它被狐狸逮到了，霉菌和真菌随之瓦解了它的洞穴，X再度回归于泥土之中，继续其随心所欲的轮回。
接下来，它进入了格兰马草中，然后进入了一头野牛的身体，融于它的血肉，最后再次归于尘土。没过多久，它又进入到了紫露草中，然后是兔子的身体，再然后是鹰隼的肚子。在那以后，它则是到了鼠尾栗草中。
X的旅行就此走到了尽头。此次旅途的结束缘于一场草原大火，大火让草原的植物化为烟雾、毒气和灰烬。磷原子和钾原子留在灰烬中，而氮原子却随风飘逝了。此时此刻，一个旁观者可能会这样预言这场生物学戏剧的最初结局：由于大火毁掉了氮元素，土壤便失去了根植于其上的植物，慢慢地土壤也被风吹走了。
但是草原将它的弓弩搭在了两根弦上，有备无患。大火让草地变得稀疏，却促进了豆科植物的生长：草原苜蓿、胡枝子、野菜豆、野豌豆、灰毛紫穗槐、三叶草、野靛草。每一种植物，都把自己的生物菌藏在细根的小瘤里，从空气中汲取氮元素，输送到植物体内，最终把它留在土壤里。于是，大草原的“储蓄银行”从豆科植物中吸收的氮元素，远比在大火中流失掉的要多。在谦卑的老鼠看来，草原之富庶是不争的事实。草原为什么如此富庶，在过往的岁月中却鲜有人问津，这的确是个问题。
X在轮回于不同生物区系的间隔中，总会率先进入土壤，然后被雨水带走，一英寸一英寸降至低处。活着的植物靠原子阻止元素的流失，而死去的植物，则是依靠根系的腐烂来阻止元素的流失。动物吃掉了植物，暂时把它们带到了山上或山下，至于在山上还是山下，这取决于动物死去或者排便的地方高于还是低于它们的取食地点。没有动物会意识到，它们死在哪里会比它们如何死去更重要。因此，当狐狸在草地里捕到一只地鼠后，它会把X带到峭壁上的洞穴。而在那里，狐狸又被更上方的鹰杀死。一只即将死去的狐狸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种族一员的生命旅程的结束，却绝不会想到，一场原子的奥德修斯之旅才刚刚开始。
一个印第安人最终继承了鹰的羽毛，并用其供奉命运之神，因为在他看来，命运之神对他们有一种极为特别的好感。不过，他绝对不会想到，神灵们只是正在重力的作用之下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乐此不疲；同样，他也不会想到，一切老鼠、人类、土壤或是灵歌，不过都是原子在向海洋行进的过程中所衍生的一些插曲而已。
有一年，X贮藏在河边的一棵三叶杨树上，被河狸吃掉了。河狸向来是在高处觅食而死于低处的，当严冬来临而池塘干枯后，它不幸被饿死了。X乘着河狸的残骸，随着春季的洪水顺流而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漂流过程中，每过一个小时，所处的海拔高度便会比之前更低一点儿。最后，它停落在了一处湾流的淤泥潭中，被一只螯虾吃掉。接着，浣熊把螯虾吃掉，然后印第安人又把浣熊吃掉，最后带着它一起长眠于河岸的坟茔中。一年春天，弯曲的水流冲陷了河岸，在经历了一周的洪水泛滥以后，X又回到了从前禁锢它的古老监狱——海洋。
对于穿梭在生物种群间的原子而言，它太自由了，以至于它根本不知道何为自由；然而，一旦它深陷海洋的囹圄，便从此彻底忘记了自由。当这个原子迷失在海洋后，大草原就会从风化的岩石中重新扒拉出另一个原子。可以确定：草原上的生物必须努力吸收，快速生长，适时死去，否则的话，原子的数目便会有收不抵支的风险。
钻营是树根的天性。当Y从岩石母体被释放出来时，一种前所未见的动物来到这里，并按着自身的意思对草原大加整顿。耕牛将草皮翻起，Y便开始了年复一年团团转的旅行，主导这一旅行的，是一种叫作小麦的新型植物。
古老的大草原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对于草原而言，它们都是具有存在价值的，因为物种之间的不断合作和竞争，保持了物种繁衍的连续性。然而，就麦农而言，却只是局部意义上的建设者，因为只有小麦和牛对他才有价值。当他从麦田上方的云层中，看到无用的鸽群在盘旋时，便很快想到要把它们清理掉。当看见麦虱鬼鬼祟祟盗窃自己的小麦时，他会怒气冲冲，苦恼于这些无用的生灵长得太过渺小，没有可以将它们一举歼灭的良方。他丝毫不会注意孕育小麦的沃土向下流失，对于滂沱大雨将土地冲刷得裸露光秃视而不见。当沃土流失殆尽以及麦虱最终攻克农场时，Y以及它的同伴已经旅行到远去的洪水中去了。
当小麦王国土崩瓦解以后，拓荒者们又从大草原古老的历史中翻开新的一页：他们通过养殖牲畜来增强土壤的肥力，大面积种植可以固氮的苜蓿草。此外，他们还通过种植根系发达的玉米，来发掘土壤深层的肥力。
然而，除了引进苜蓿草以外，他还采用其他新型武器来防止水土的流失。这样一来，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耕地，还开垦了新的耕地。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新土地同样需要保护。
即便引进了苜蓿草，黑土地还是变得日益贫瘠和稀薄。于是，预防水土流失的工程师们建造了水坝和梯田来保护这片黑土地。军事工程师们则通过修筑防洪堤和翼坝的方式，让河水把沉积在河中的黑土冲出来。河水非但没有冲出肥沃的黑土，反倒把河床抬升了很多，最终阻塞了航道。于是，他们又开始修建像巨大的河狸池塘一样的大水池，而Y刚好便被淹没在其中的一个大水池之中。经历了稍纵即逝的一个世纪，Y自岩石至河流的旅行，至此宣告结束了。
在这片池水中，Y在水生植物、鱼儿以及水鸟之间，进行了几度轮回的旅行。但是，工程师们在建造大坝的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水渠，它随之流淌下去，被远处的山丘和海洋所捕获。那些曾经长成蒲公英并招手迎接迎来高原鹬的原子们，如今变得穷困潦倒，深陷在油腻腻的烂泥巴里。
树根依然在岩缝间伸展，雨儿依旧冲刷着沃土，老鼠依然掩藏着印第安人的夏天，那些曾围猎鸽子的老人，也仍然在炫耀着他们将鸽子打得四散溃逃的光荣往事。黑白花的“野牛”进出于红色的牛棚，为那些飘荡轮回的原子们提供着免费的脚力。
旅鸽纪念碑(17)
我们曾竖起一块纪念碑，纪念某一物种的葬礼，以及我们对之的悲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再也看不到那如潮水一般凯旋而归的鸟儿的方阵了，它们曾在3月的天空为春天扫清了道路，将溃败的冬天逐出威斯康星一切的森林和草原。
如今，那些在其幼年时代见过旅鸽的人们，依然大有人在。很多当时被鸽群飞过所产生的劲风摇动的幼树，也仍然活着。但再过10年，恐怕就只有最古老的橡树还记得它们了，而如果将时间延伸得更久远一些，想必只有山丘还能想起它们的样子。
或许我们可以在教科书，抑或自然博物馆里见到旅鸽，但我们看到的却不过只是雕像和图片而已，它们已经对任何艰难或欢乐无动于衷。这些书里的鸽子，绝不会从云彩背后俯冲直下，惊得鹿儿向老巢跑去，也绝不会拍打翅膀，为硕果累累的山毛榉鼓掌。这些书里的鸽子，绝不会把明尼苏达的小麦当作早餐，也绝不可能前往加拿大奔赴蓝莓盛宴。它们不会因季节变换而慌张，也不再将太阳的亲吻放在心上，寒风的凛冽以及天气的寒暖与它们漠不相干。它们虽然永远存在着，却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
同我们相比，我们的祖父那一代人在住房建屋、获取食物和裁量衣服方面的能力，要远远逊色。正是他们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将旅鸽从我们这里剥夺了去。想到这一点，或许我们现在还应该心怀悲痛，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完全不能确定，这样的交换是否对我们有益。工业经济带来的小玩意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惬意，其远比旅鸽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更多。然而，对于春天来说，这些小玩意儿也能为它带来同样多的荣光？
如今，距离达尔文第一次向我们阐释物种起源理论，应该有100年的时间了。借此，我们知道了那些赶着大篷车的先辈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仅仅是生物进化的奥德修斯之旅中同船而游的伙伴。现在看来，这种新的认识让我们知道了生物间同伴关系的重要性——一种活着就是与万物共存的渴望，一种对生命事业重要性和持久性的惊奇感。
最重要的是，达尔文之后的这一个世纪，我们应该知道，虽然人类是冒险之船的船长，却不是它唯一的航行目标；我们还应该知道，人类之前所进行的工作，只不过是在黑暗中胡乱鸣笛。
我想说，我们应该明白这些事情。不过，事实上，很多人依然还是不明白。
在太阳之下，一个物种为另一个物种的灭亡寄托哀思，的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杀害最后一头猛犸象的克鲁-马努人，只想得到一块块肉排；射死最后一只旅鸽的猎手，只想证明他的超凡技艺；而那个用棍棒敲死了最后一只海雀的海员，甚至什么都没想。但是，我们却对于失去的旅鸽，寄以如此的哀思。倘若这是我们的葬礼，估计旅鸽不大可能悼念我们。透过这一事实，而非杜邦先生(18)的尼龙袜，或万尼瓦尔·布什(19)先生的炸弹，我们才找到了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的证据。
纪念碑高高在上，像蹲踞在悬崖上的游隼一般，鸟瞰着宽阔的河谷，日复一日又年复一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3月，每次它将会目送大雁从此飞过，倾听它们对河流诉说着冰原之水的清澈、冰凉、寂静。不知经历了多少个4月，每次它都会见证紫荆的花开花落。不知经历了多少个5月，每次它都会欣赏橡树花漫山遍野竞相绽放的盛景。极具探索精神的林鸳鸯将会在椴木上寻找空洞的树干；蓝翅黄林莺将会站在河边的杨柳上摇落金色的花粉；白鹭将在8月的沼泽地里摆弄各种造型；高原鹬会在9月的天空吹响口哨；山核桃啪嗒啪嗒地掉落在10月的树叶堆里；冰雹乒乒乓乓地敲击11月的树林。然而，却再也不会有旅鸽从此处经过，因为它们已经不存在，除了岿然不动的、青铜色的岩石雕像。旅行者可以读到碑文，然而，他们的思绪却再也不能被任何展翅飞翔的形象所鼓舞。
经济伦理学者这样告诫我们，悼念旅鸽不过是一种怀旧之情的寄托罢了，他们还告诉我们，即便猎鸽者没有消灭它们，农民们最终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义无反顾地将它们屠灭殆尽。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极为特别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考察其立场却未必能站得住脚。
旅鸽绝对算得上是生物学的一场风暴。它是一道穿梭于两个电极——肥沃的土地和富氧的空气——之间的闪电，携带着巨大无比的能量。每一年，这羽毛的闪电都会闪彻北美大陆，尽情享用着森林以及草原中的累累硕果，并在卓有活力的旅途中消耗掉这些干粮。同其他持续反应现象一样，旅鸽的闪电也只有在保持自身能量水平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存在。当猎鸽者大大减少了它们的数量，而垦荒者又切断了它们从大地上获取能量的渠道时，旅鸽的生命之火便就此熄灭了，不留一点火星，连灰飞烟灭都称不上。
今天，橡树们依然在向天空招展，炫耀着它们琳琅的果实，但是那一道羽毛的闪电却再也不会光顾。尽管如此，蚯蚓和象鼻虫如今仍然在蹑手蹑脚、慢慢吞吞地执行着那个生物学上的任务——将那一道羽毛的闪电，从浩瀚的苍穹之中引到地上来。
可叹的并不是旅鸽的亡国灭种，而是在巴比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中，它们一直生存于这里。
旅鸽热爱这片热土，它生活在这里，因为它对于串串葡萄和行将绽裂的山毛榉坚果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求，因为它对路途的遥远和季节的变换从不以为意。倘若威斯康星一旦不能提供免费的食物，那么，明天它就会飞到密歇根、拉布拉多，或是田纳西。旅鸽的爱只限于当下所需，这些东西总能够在某些地方找得到。为此，它们只需要有一片自由广阔的天空，和奋力拍打翅膀的劲头。
在太阳底下，喜欢过去的事物是一件新事情，大多数人和所有的旅鸽都对此一无所知。将美国看作一段历史，将命运当作一种既成，闻一下从静静逝去的时代中存留下来的山毛榉树的气息——所有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可以做到的，只需要我们有一片自有广阔的天空，和奋力拍打翅膀的劲头。我们较之动物的优越性就存在于这些事物中，而非布什先生的炸弹，抑或杜邦先生的尼龙袜里。
弗兰博河
那些从未有过野外溪流泛舟经历的人，或是有此经历，却只是带着向导躲在船尾的人，对于旅行价值的认识，恐怕只停留于图新鲜和锻炼身体的水平。起初我也这样认为，但当我在弗兰博河遇见两个在读的大学男生后，便改变了看法。
洗完晚饭用过的餐具后，我们坐在岸边，注视着一只雄鹿朝河岸远端的水草地走去。没过多一会儿，那头雄鹿抬起头来，侧耳倾听着上游的响动，然后径直奔向隐秘处去了。
原来，它惊慌走开是因为河湾附近有情况：有两个男孩坐在划着一条独木舟。当他俩发现我们后，便凑上前来和我们打招呼。
“现在几点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解释道，他们的手表停摆了，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没有用时钟、汽笛或者收音机来确定时间。这两天来，他们靠着“看日头”过活，不过对他们而言，这种时间判定方式的确很令人震撼。没有仆人为他们准备三餐，他们要么从河中获取食物，要么等着挨饿。没有交通警察向他们鸣哨示意，即便下一激流处藏有暗礁。当他们对天气状况的估计出现差错时，或者没有支起帐篷时，同样没有人会友好地为他们腾出一片遮雨的屋檐。没有指南会告诉他们，哪里可以享受微风的彻夜吹拂，哪里又可以免于蚊子的彻夜叮咬；哪里的柴禾清洁、易燃，哪里的柴禾又只生烟不着火。
在这两个年轻的冒险家离开，继续向下游进发之前，我们得知，他们俩会在旅行结束之后服兵役。此刻，他们的意图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此次旅行对他们来说，或许是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对自由的体验，这或许可以算作由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过渡向另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的插曲，前者是校园，后者是军营。野外旅行中所蕴藏的朴实性，主要在于它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不光在于新奇的事物，更在于它赋予他们以犯错的自由。荒野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了自身的聪明或者愚蠢行为所带来的奖掖，以及所招致的惩罚。对于一位砍柴人来说，这样的体验是每天都要经历的，文明却为之设置了千百种屏障，以期阻止任何愚蠢的行为。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这两个男孩子正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向前行进着。
或许每个年轻人都有必要安排一次偶然的野外之旅，这样你才会体味到这种特殊意义上的自由的真实含义。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父亲过去时常向我讲述关于宿营地点、垂钓水域及森林选择方面的知识，他所提及的选择标准“几乎和弗兰博河的现有条件一样好”。当我最终划着独木舟涉入这条富有传奇色彩的小溪之后，我发现它远远超乎我的预期，它更像是一片步入迟暮之年的荒原。新建的村舍、度假村以及公路桥把连绵不断的荒野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沿着弗兰博河顺流而下，在精神上，两种印象像拉锯一样交替变换：当你看到一处船舶停靠的码头时，你立刻会产生一种置身于荒原之中的精神幻觉，过了一会儿，当你沿着岸边航行的时候，又会与农舍主人栽种的牡丹相遇。
稳稳地经过牡丹花丛之后，一只雄鹿从岸边的隐蔽处蹦了出来，这让我们重新有了回到荒原的感觉，接下来的湍流则更好地印证了这一感觉。但是，在下面水塘旁边，映入视线的是一座人造小木屋，清一色的合成材料屋顶，旁边挂着一块写有“驻足小憩”的招牌。此外，还有一条乡村韵味十足的绿廊，午后常有人在这里打桥牌。
保罗·班扬(20)绝对是个大忙人，以至于无暇关照自己的子孙后代。倘若他想为他们储备一块自留地，让他们见识一下古老的北方森林是什么样子的话，我想他很可能会选择弗兰博河。因为最好的白洋松、糖枫树、黄桦和铁杉木，都集中分布在这片区域。这种既有松树又有硬木的奇特分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十分少见。弗兰博河的松树生长在硬木土壤里，而这种土壤通常要比一般松树生长所需的土壤更其肥沃。因为它们长得既高大又极具市场价值，且刚好紧挨着一条便于运输木材的溪流，这里的木材在很久以前就被砍伐光了，残留下来的巨大的腐朽的木桩便是证据。只有那些有缺陷的松树被保留了下来，但这些仅存的活树也足以凸显出弗兰博河的轮廓了，它们是见证历史的一座绿色纪念碑。
硬木的砍伐年代比松树要晚得多，事实上，最后一个规模庞大的硬木公司拆掉其木材运输铁路上的最后一根铁轨，也不过才是10年之前的事情。这家硬木公司在眼前废弃的城镇中所留的一处遗迹，是一间土地出售办公室，残留下来的荒野，经此被兜售给那些满怀希望的拓荒者。这样，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也就走到了尽头，即砍光树木然后搬离的时代。
像丛林野狼在废弃的营地中搜寻食物一样，后砍伐经济时代的弗兰博河靠着它自己过去所残留下来的东西生存着。那些被斥为“贱民”的木质纸浆制造者们，在残留下来的丛林中寻找着在大规模砍伐时代被遗忘的小铁杉木。锯木作坊的工人们忙着挖掘河床，因为河床下面沉睡着“死货”(21)，这些“死货”都是在忙碌喧嚣的木材运输的光荣时代沉于河底的。一排排粘满污泥的木材摆放在岸边的旧码头上，这些木材保存完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在今天的北方森林，已经很难再寻到这样的优质松树了。伐木者们把沼泽地里的白杉木砍倒，守在一旁的雄鹿跃跃欲试，伺机把倒下的白杉木的叶子精华吃掉。一切人和事物，都依靠着这些残留物生存着。
弗兰博河的林地被清理得很彻底，以至于现代的农舍主们在建造一所小木屋时，居然要使用爱荷华或者俄勒冈(22)的粗木板所锯出来的圆木仿制品，这些木材通过货运卡车被运送到威斯康星的树林里。与众所周知的把煤运到纽卡斯尔(23)的历史相比，这讽刺还算比较温和。
如今弗兰博河依然存在，有些地方的面貌自保罗·班扬时代以来，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黎明之前，在摩托艇尚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到河水在荒野之中的放歌声。有几处未被砍伐的林地，被幸运地归为国家所有。很多珍贵的野生动物藉此得以存留下来，如河里游着的梭鱼、鲈鱼、鲟鱼，沼泽地里伏着产卵的秋沙鸭、黑鸭、林鸳鸯，还有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鱼雁、老鹰、乌鸦。现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鹿儿的身影，数目之庞大，数不胜数，单是在我划船的这两天里就看到了52只。偶尔，这里还能看到一两只狼在弗兰博河上游游荡。据一个猎户讲，他曾经亲眼看见貂儿在此地出没过，如果追溯弗兰博河出产貂皮的历史，那应该是公元1900年前的事情。
1943年，威斯康星环境保护部门以这些荒野残留之地为核心，着手建立了一个长约50海里的沿河自然保护带，以供新一代的威斯康星人使用和娱乐。这个自然保护带实际上位于州立森林的矩形区域内，河岸两旁不会栽植树木，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开辟道路。环境保护部门正缓慢而耐心地推进着弗兰博河流域的生态恢复工作，有时甚至不惜付出高昂代价购买土地，拆除土地上的别墅以及挡住那些没有必要存在的小路。州环境保护部门的目标便是，总体上，尽最大可能地把大自然时钟的指针推回到原始荒野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肥沃的土壤让弗兰博河为保罗·班扬提供了上好的考克松，同时，也让腊斯克县有条件发展乳品业。这些奶农们期望获得比当地电力公司电价更为低廉的电力，于是他们合作发起设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并于1947年提出建立发电水坝的申请，但是一旦水坝建成后，势必要把先前重建的、做划船之用的那50里自然保护带的下游区域剥离掉。
于是，一场尖锐而又激烈的政治斗争开始了。当地立法机关由于奶农的施压，丝毫不顾及荒野的巨大价值，不仅批准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水坝建设项目，同时还驳回了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水电站未来发展规划的一系列建议和意见。通过此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弗兰博河上做划船之用的那片水域，和威斯康星境内的其他野外河流一样，最终都避免不了建设水电站用来发电的命运。
既然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看不到一条真正的野外溪流，那么对他们来说，不能在汩汩如歌的水面上泛舟，便也不会是一种失去了。
伊利诺伊和爱荷华
伊利诺伊的巴士之旅
一个农夫和他的儿子正在外面的院子里，用大横锯锯着一颗古老的三角叶杨。这棵树是如此高大，如此古老，以至于他们的锯片完全切入树干之后，在两端只剩下了一英寸的余地。
曾几何时，那棵树曾是茫茫草原之海的一个浮标。乔治·罗杰兹·克拉克(24)可能还在树下面露营过；晌午时分，有只水牛可能在树下一边乘着阴，一边甩着尾巴驱赶苍蝇；每年春天，它都为鼓翅飞行的旅鸽提供栖息处。可以说，它是除了州立学院以外最好的历史图书馆。每年都有一次，飘落的杨絮会塞住农民家的纱窗。对于以上提及的两种事实，仅有后者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州立大学告诉农民们，中国的榆树不会阻塞纱窗，因此，种植榆树比种植三角叶杨更可取。除此而外，州立大学还对诸如樱桃树蜜饯、牛布氏杆菌病、杂交玉米和农场家园美化之类的问题，发表过一些自以为是的高论。或许，它所唯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农场来自哪里，它的工作是保证伊利诺伊毫无后顾之忧地生产大豆。
我坐在时速60公里的巴士上，从一条公路上驶过，这条公路原来是马匹或轻型马车行驶过的道路。混凝土构筑的道路一再扩展，直至将农田的栅栏挤到路边的沟堑里。在修葺一新的路堤和即将被推翻的栅栏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草地，生长着曾经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历史遗迹：大草原。
巴士车上能注意到这些遗迹的人少之又少。一张肥料账单从一位忐忑不安的农场主的衬衣口袋里露出来，他正无精打采地看着那些羽扇豆、胡枝子或许是紫靛草，它们曾经从大草原的空气里吸收着氮元素，并把它植入到肥沃的黑壤里。然而，他却无法将它们同那些暴发户般的偃麦草区别开来。倘若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土地能产出100蒲式耳(25)的玉米，而那些非草原的州县却只能收获30蒲式耳时，他大概会回答，因为伊利诺伊的土壤更加肥沃。倘若我问他，那些紧紧盘绕在栅栏上的豌豆样地开着白色钉状花朵的，究竟是什么植物，他可能会很不确定地摇着头说，某种杂草吧。
一片墓地从我的视线中一闪而过，草原紫草在它的周围长得油亮。我从未见过这种紫草生长在别处，现代自然景观大多由毛叶泽兰和苦苣菜的黄色图案作装饰，而紫草恰恰相反，它只与死者相伴絮语。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听到了一只高原鹬振奋人心的鸣叫。曾几何时，它的祖先们尾随着水牛，披荆斩棘地穿过一座无边无际的花园，那儿被人遗忘的花朵枝干几乎与牛肩同高。一个男孩发现了它，指着它对父亲说：“那儿有一只沙锥鸟。”
指示牌告诉我：“你正在进入格林河土壤保护区”。上面还用较小的文字，标示出合作者的名单，不过字体太小了，在移动的巴士上根本看不清写着什么。但我想，这肯定是一个有关于自然资源保护者的花名册。
这牌子被油漆刷得很整齐。它竖在小溪边低处的一片牧场上，草长很矮，甚至可以在上面打高尔夫球。附近是一个已经干枯的小河床的优雅转弯处，而新挖掘的溪床笔直得像一把尺子，县里的工程师为了加快水流速度已经将它“取直”。山上遍布着条带状的耕地，水土保持工程师为了减缓土壤流失，而将它“弯曲”了。显然，这里的水已被专家们七嘴八舌的意见搞得晕头转向了。
在这座农场里，每一样东西都代表着银行的钞票。农场及其建筑的外观，完全以钢筋、混凝土和新油漆的外貌呈现出来。谷仓上刻着的日期，是为了纪念它的创始者。屋顶布满了避雷针，风向标也因新镀的金色而得意扬扬。甚至，连这儿的猪看起来都财大气粗。
林间的老橡树在这里安然无恙。这里没有树篱，没有灌木丛，没有篱笆行，没有粗放管理的其他痕迹。玉米田里有肥胖的小公牛，但可能没有鹌鹑。栅栏竖立在狭窄的带状草坪的边缘。紧挨着带刺的铁丝网耕地的人们一定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精打细算，不愁吃穿。
在溪流下游的牧场，洪水泛滥冲下来的废弃物，高高地堆积在灌木丛中。溪岸地带，还处于原始的未修整的状态。伊利诺伊的土地一块儿一块儿地剥落下来，向着海洋移动。洪水把带不走的淤泥通通抛在了巨大的豚草丛中，留下了斑驳陆离的痕迹。究竟是谁财大气粗，禁得起如此挥霍？而这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高速公路像一条拉紧的绳带，从种有玉米、燕麦和苜蓿的田地里中穿过。巴士不断刷新着行驶里程，而车里的乘客也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们在谈论什么呢？谈论棒球、税收、女婿、电影、汽车以及葬礼，反正他们从来都不会谈论从行驶着的巴士车窗外迎面而来的、像海啸般起伏的伊利诺伊大地。伊利诺伊没有起源，没有历史，没有浅滩，更没有深渊，甚至没有生和死的潮汐。对他们来说，伊利诺伊只是一片大海，而他们正在驶向某个未知的港口。
踢动的红腿
每当我追忆起自己在幼年间的印象，便时常疑惑，人们通常称之为“成长”的过程，焉知不是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那些被成年人津津乐道而孩子们又所知甚少的经验，焉知不是琐碎之事对生活精髓的冲淡和稀释？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最早的对于野生动植物及其所追求事物的印象，始终以一种生动鲜明的形式、颜色和氛围保留在我的脑海中。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我关于它们的学问大有长进，这些印象却始终未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或改进。
像大多数有追求的猎人一样，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人就给了我一把单管式猎枪，准许我去猎杀野兔。一个冬日里的星期六，在我赶往自己最喜爱的野兔狩猎场的途中，我发现湖面已经被冰雪覆盖，仅留着一个小洞眼，刚好是岸上的风车房将暖水排入湖中的地方。虽然所有的野鸭早已离开这里飞往南方去了，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我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鸟类学设想：在这个区域，倘若有一只鸭子留了下来，它迟早一定会来这个洞眼拜访一番。我抑制住对野兔的欲望——那绝非易事——在冻结的土地上，靠着荨麻丛上坐下来，耐心等待着。
我等了整整一下午，看见乌鸦从此飞过，听到工作中的风车发出风湿病人般的呻吟，我顿时感觉冷了起来。终于，在日落时分，一只形单影只的黑色野鸭从西边出现了，它甚至连一个预备着陆的盘旋动作都没有，就倾斜着翅膀径直朝着洞眼飞落下来。
我已记不得当时开枪的情形，只记得自己猎得的第一只野鸭，伴着一声枪响，重重地摔在飘着雪的冰面上。它腹部朝上，伸出了红色的腿儿在冰面上踢蹬着，当时的那种喜悦简直无法形容。
当我的父亲给我这支猎枪时，他说我应该用它去狩猎松鸡，但我可能没办法射落停留在树上的松鸡。他说，等我年龄再大一点儿，可以学习射击飞行中的松鸡。
我的狗儿很擅长将松鸡赶到树上，在我开始自己的第一堂道德伦理训练课时，我放弃了向那只停在树上的松鸡稳稳地开枪，只是在它匆匆逃去时开了一枪。要知道，即便魔鬼将他的七个王国摆在我面前，那诱惑也不能同一只落在树上的松鸡相比。
我在第二个狩猎季行将结束时，还是连一只飞翔着的松鸡羽毛都没有猎到。有一天，正当我走在山杨丛林中时，一只大松鸡突然从我的左方呼啸而起，高高地飞过山杨林，从我的背后横穿过去，拼命飞向最近的雪松沼泽。这样的射击机会，简直是每一个松鸡狩猎者梦寐以求的，最终，它跌落在一片飘落的羽毛和黄金的落叶中，死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为此画出一张地图——它躺在绿茸茸的苔藓上，旁边是一株株红御膳橘和紫苑草。我觉得，自己如今对这两种植物的感情，大概正始于当时。
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
最高峰
当我第一次住在亚利桑那时，白山是骑士的世界。除了几条主要的交通线路外，这里的道路非常崎岖，难于行进。这里没有汽车，幅员辽阔，不适宜徒步旅行，即便能看到牧羊人，他们也往往坐在马背上。因此，将这些人排除在外，这个以“最高峰”著称的郡县便成了骑士者的天堂：骑马的牧牛人、骑马的牧羊人、骑马的山林干事、骑马的设阱捕兽者，以及那些出没于高原边境、形迹可疑、职业不明的骑马者。令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空间贵族统治是基于交通工具基础之上的？
距此以北有两天行程的那个铁路城镇，情况则和这里大不一样。在那里，你可以随便选择出行方式：穿皮鞋步行，骑驴子或是牧牛人的马，坐平板马车，搭乘货运车辆、货物列车的守车或卧铺车。每种出行方式的选择，通常是与一定的社会阶层相对应的，而且每一阶层都说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方言，穿着不同他人的衣着，吃着各具特色的食物，以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出入不同的酒吧。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以民主的名义向杂货店赊账和享受亚利桑那的公共财富——灰尘和阳光。
人们继续向南，横穿过平原和平顶山，来到白山附近，伴随着这些出行工具的失效，这些社会阶层差异便也随之渐渐抹去。最后，等到了“最高峰”，便只剩得骑马者统治世界了。
亨利·福特(26)的革命，已经彻底废除了所有的这一切。今天，飞机甚至赋予了所有人飞上天空的权利，不管是汤姆、迪克还是哈利(27)。
冬天，山顶甚至也将骑士拒之门外，高山草甸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中，连攀登上小峡谷的唯一山路，也被积雪封住了。每年5月，杂着冰块的洪流都会从峡谷中汹涌而下，不久之后，你便可以再次骑马上山了。不过，你的马儿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行，能够吃得了在深及膝盖的泥浆里前行的苦头。
山脚下有个小村庄，每年春天，这里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竞赛：看谁是第一个闯入那片孤寂高地的骑士。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尝试过，至于为何却从没想过。消息总会不胫而走，变成尽人皆知的新闻。不论谁得了第一，都会获得特别的荣耀，自然也会成为当地本年度的“头号新闻人物”了。
山上的春天，尽管跟故事书中所描述的景象不同，但也不是说来就来的。和煦的阳光和料峭的春寒交替而至，甚至在绵羊们上山之后也还是这样。与这一座灰褐色的高山牧场相比，我几乎不曾见过比这更冷酷的景致，骤然降下的冰雹和暴雪，落在那些哀怨的母羊和冻得半死的羔羊身上，甚至连向来快活的星鸦，也在这种春天的暴风雪中冻得佝偻起了身子。
夏天，这座山的情绪跟这里的生活和天气一样，变化多端。就连最迟钝的骑马者也同他的马一样，对这些多变的情绪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在一个晴朗的清晨，高山会邀请你跳下马来，跟你的马儿一起在新长出的花草上面打个滚（如果你不拉紧缰绳的话，恐怕你那不受束缚的马儿一定会这样做的）。每一个生命体都在鸣唱、啁啾，并迅速成长着。几个月以来，一直飘摇于风暴中的魁伟的松树和冷杉，也在这样的天气里抬起高贵的头颅，沐浴着璀璨的阳光。缨松鼠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它的全部情感，却都通过声音和尾巴流露了出来，并坚持要告诉你一些看起来已经十分了然的情况：这是难得的一天，你从来不曾在如此孤寂的地方度过美好的一整日。
一小时以后，积雨云很可能会遮住太阳。前时的乐园在即将到来的闪电、暴雨和冰雹的冲击下，不断向后退却着。黑色的阴云岿然堆在空中，就像一桶已经点燃了引信的火药。与此同时，每一块小石砾的滚落，每一声断树枝的脆响，都会使得你的马儿惊跳起来。当你在马鞍上想转身解开雨衣时，它便要倒退着打起喷嚏，战栗起来，就好像一部启示录(28)的卷轴要在你面前打开一样。当我听见某人说起马儿不畏闪电之类的外行话时，便会在心里暗暗反驳：那是因为你不曾在7月骑马上山。
惊雷的轰鸣声本已令人心惊胆寒了，但更可怖的场景是，闪电击打在岩壁上溅起冒着烟儿的石块从你耳边呼啸飞过。当然，还有更令人害怕的，那就是松树被劈倒、碎屑漫天的情形。我记得，曾有一块约15英尺长的白惨惨的木片被劈落下来，深深地刺入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然后像一把音叉一样发出恐怖的嗡鸣。
但若要令生活免于恐惧，则意味着贫瘠。
山顶是一片十分广大的牧场，即便骑马穿过，也要费去半天的工夫。不过，你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长着青草的、四围被松树墙围起来的圆形露天剧场。这片牧场的边缘是经涡卷装饰过的，呈现卷曲状或者锯齿状，布满了为数众多的沟壑和峡谷，丘峦和山梁，岬岛和园林，每一处景观都各具特色，绝不重复。没有人能洞悉这里的一切，那些骑马上山的人，每天都能发现一个新的存在。之所以说“新”，是因为骑马进入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峡谷的人会时常觉得，倘若以前有人曾来过这里，一定免不了要吟咏一番。
正是出于同样的心情，每一处山顶营地的山杨树皮上，都慷慨地留有大量的缩写姓名、日期，甚至牲口火印。随便哪一天，人们都可能通过这些印记读到“德克萨斯人”的历史和文化。不过，对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解读是不可基于人类学的范畴的，最好是立足于某位创始人的职业生涯。比如，你通过缩写姓名认出来某一位创始人，然后想起来，他的儿子曾在马匹交易会上打败过你，又或者，他的女儿曾跟你一起跳过舞。这里便有一个颇为简单的缩写姓名，记载的日期为“19世纪90年代”，没有火印。毋庸置疑，当事者是以流动牛仔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接下来，大约10年以后，他的缩写姓名前已经加上了烙印。大概当时，他已经成了一名经济富足的公民，并且拥有一份“牢靠的产业”，这是他通过经营、繁衍以及一根灵活的套索赚来的。在此的几年之后，你又看到了他女儿的缩写姓名，那是由一位爱慕着他的女儿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刻上去的，他不仅仅想娶他的女儿，还想继承他的财富。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离世了，在晚年的时候，他只关心银行户头的存款和自己拥有的牛羊数目。然而，山杨树上的记载却显示，他年轻时也曾为登上山巅、一览春色而意气风发过。
这座山的历史不仅仅包括山杨树上所记载的这些，还体现在远近的地名上。牧区的命名，通常是下流或滑稽的，带有讽刺意味，又或是多愁善感，因此绝不俗套。且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名字都起得都非常微妙，足以引得新近到访的人们去追根究底。而关于地名的种种传说也正因此被编为完整的故事，进入当地的神话。
比如说，有个地方叫“埋骨场”，是一片非常秀丽的牧场，有一处隆起的丘子开满了蓝铃花，下面半掩着一些年深日久的牛头骨和散落的脊骨。19世纪80年代，这里新来了一位愚蠢的牧牛人，他起先住在温暖的德克萨斯山谷。他由于轻信了山上夏日的蛊惑，试图将牛儿留在山上吃草过冬。结果，当11月的暴风雨袭来，只有他自己单骑逃了出来，他的牛儿全都葬在了这里。
有一个地方，叫“坎贝尔的忧郁”，靠近蓝河上游源头。早期，曾有一位牧牛人带着他的新娘来到这里。这位夫人，由于看厌了岩石和树林，渴望得到一架钢琴。当然，钢琴如期而至，是一架“坎贝尔”。在当地县里，只有一头骡子能将这座钢琴拉动，且只有一位技艺超群的赶车人能胜任这一运输任务。然而，这架钢琴并未能给这位夫人带来满足，她最终还是逃走了。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这牧场的小木屋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堆倾圮的圆木了。
还有一个地方，叫“菜豆沼泽”，是一片被松树圈起来的沼泽牧场。当我待在那里时，有一座圆木小屋，任何路人都可以在此借宿。当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这一类不动产，主人都要为落脚者留下足够的面粉、猪油和菜豆，同时，还要在马槽中添满草料。但即便如此，某位运气不佳的旅行者若是赶上暴风雨，在这里被困上一个礼拜最终也只剩下了菜豆可以吃。这对于当地好客的民风来说，着实是一大败笔，便作为地名流传进了历史。
最后，还有一个叫作“天堂牧场”的地方。若你从地图上读到这个名字时，一定会觉得俗不可耐，完全没有一点儿新意。但是，当你历尽艰辛骑着马儿到达那里时，你却会发现，此间的很多东西真的是与众不同。它隐藏在一座高峰较远的一侧，这里符合天堂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一条叮当作响、鲑鱼嬉戏的河流，从绿油油的草地中间蜿蜒穿过。马儿在这牧场上逗留一个月，便会长得鬃亮体胖，雨水落在它的背上，都能聚成一个小水洼。我在第一次来到这里之后，不禁想道：“除了‘天堂牧场’，它还能叫什么？”
尽管我有数次机会再访白山，然而到头来，我却没那么做。我不愿意看到，那些游客、道路、锯木厂和运载原木的铁路为它带来的变化。我听到一些年轻人——在我第一次骑马到达“最高峰”时，他们还未出生——说起白山，惊呼着：“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对此说法，我在心中是默默赞同的。
像山那样思考
一串低沉、傲慢的嗥叫，回荡在一道山崖和另一道山崖之间，从山上滚下，湮没于黑漆漆的夜晚。那声音中，宣泄着一种狂野桀骜的悲痛，也宣泄着对一切困境的鄙夷。
这一串嗥叫，让每一种活物——大概也有一些死者——都觉得心惊胆战。对于鹿儿而言，那是血肉末路的提醒；对于松树而言，那是雪夜凶衅的预言；对于郊狼而言，那是分一杯羹的允诺；对于牧场主而言，那是账户赤字的威胁；对于狩猎者而言，那是獠牙弹丸的对决。然而，在这些显而易见、直截了当的希望和恐惧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层更深刻的含义，这含义只有山知道。因为它活得最久，见得最多，能够客观地聆听一匹狼的嗥叫。
尽管人们无法领会这深一层次的含义，但是，他们知道它就在那里，整个地区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因而有别于任何无狼的地区。这种暗示，足以令那些夜间听到狼嗥、白昼见过狼迹的人脊背发冷。即使没有见过它的样子，或没有听过它的声音，许多琐碎的事件暗示了它的存在：一匹挽马在半夜的嘶鸣；哗啦啦的碎石滚落声；一只奔命的鹿儿的蹄响；云杉下阴森的小路。只有十分愚笨的新手才感觉不出狼的存在，也察觉不到山对于狼讳莫如深的态度。
自从那天看到狼死去，我便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当时，我们正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吃午餐，下面一条河流蜿蜒着向前湍急奔去。我们原以为看见的是一只雌鹿，它将整个前胸浸在白色的水花里，正从激流中涉过。当它爬上岸，正对着我们摇起尾巴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一匹狼。除此而外，还有6只，它们显然已经度过了幼年时期，从杨柳丛中跳了出来，也都摇起尾巴，嬉戏着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完全无疑，在我们所在的悬崖下方的空地上扭打、滚动的，正是一群狼。
在那个时代，我还从未听说过有何理由放弃杀死一匹狼的机会。紧接着，我们便将子弹填满枪膛，却由于过度兴奋而无法瞄准：实话说，如何从这样陡峭的悬崖上向下瞄准，我们真不知道。当我们把枪膛内的子弹打空时，那头老狼也倒下了，还有一只狼幼崽拖着一条腿，向那堆由雪崩堆积起来的、人类难以涉足的碎岩中逃去。
我们很快来到那头老狼身边，甚至还亲眼看见，那一道凶残的绿光从它垂死的眼中迸射而出。我明白了，并且从此记住，它的目光所表达的东西是我从未见过的，只有它和山知道。我那时还年轻气盛，对扣动扳机充满了渴望。我原本以为，狼的数量减少了，鹿的数量理所当然就会多起来，而狼消失的地方，就意味着那里将成为猎人的天堂。然而，当我看到它眼睛里那束垂死的绿火以后，我感觉到，无论是狼还是山，都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从那以后，我在有生之年见证了狼从一个州又一个州中覆亡，也目睹了许多狼消失后的山的“新面貌”，看见了朝南的斜坡上被鹿儿踩得像通往迷宫一样纷乱的小径。我看见每一株可食用的灌木丛和幼苗都被啃食，由衰弱到枯萎，直至最终死亡。我还看见每一株可食用的树，马镫高度以下的叶子被吃得精光。这样的一座山，看起来像是有人给了上帝一把大剪刀，除了修剪枝条外，禁止他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最终，鹿群发展到了人们渴望中的数量，但是由于数量过于庞大，而变成了饿死的白骨，这些骨骼或者跟死去的艾蒿丛一起变白，或者在够不到其叶片的刺柏树下腐朽。
我猜想，正像鹿群活在对狼的极度恐惧之中，如今，山也正同样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之中。或许，山的恐惧有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当一只雄鹿被狼拖走后，三两年后，会有另外一头雄鹿取代它。而一座被太多鹿儿破坏的山，却用几十年也不可能恢复原状。
牛群亦是如此。牧牛人清理了他领地范围内的狼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接手狼的工作——不断调整牛群的数目，以便适应其草场的承载能力。他还没有学会像山那样思考。因此，我们得到了沙尘暴，而河流也将我们的未来冲进了大海。
我们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简单的生活而不断奋斗着。鹿用它那灵便的四肢奋斗着，牧牛人用陷阱和毒药奋斗着，政治家用笔奋斗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用机器、投票和美元奋斗着。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它所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用这种方法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尺固然是好的，并且从客观思考角度来讲，也必不可少，但是从长远来看，太多的安全似乎仅能带来危险。或许，这就是梭罗(29)的格言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野蛮是这个世界的救赎。或许，这就是狼的嗥叫所隐藏的含义，长久以来它早已为山所理解，但却极少为人们所知道。
埃斯库迪拉山
亚利桑那的生活空间，脚下以垂穗草为界，头顶以天空为界，地平线则是以埃斯库迪拉山为界。
如果你骑着马驰骋在蜜黄色的平原上，一路向北，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你总能看见埃斯库拉迪山。
当你骑着马向东走，你会经过一片树木繁茂、令人眼花缭乱的台地，每一处凹地似乎都自成一个小世界，它沐浴在阳光里，散发着刺柏的芳香，陶醉在蓝头松鸡连续不断的啁啾声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舒适、惬意。但是当你站在高高的山脊上时，在巨大无垠的空间的衬托下，你便立即变成一个小斑点。而悬挂在这空间边缘上的，便是这埃斯库拉迪山。
向南行，则是错综复杂的蓝河峡谷，那里遍布着白尾鹿、野火鸡和狂野的牛群。当一只俏丽的雄鹿越过天际线向你挥手告别，而你正低下头来看你的瞄准器并纳闷为什么会错过它时，你将会看到远处的蓝色山脉，这便是埃斯库拉迪山。
向西走，则是树浪起伏的阿帕奇国家森林公园的外围。我们曾到过那里巡查木材的产出情况，我们以40为单位，将高大的松树转换为笔记本上的数字，以此来推想木材堆的体量。巡查者们气喘吁吁地攀上了峡谷，突然觉得笔记本上的那些遥远数字标记、流着汗的手指头、洋槐的尖刺，鹿蝇的叮咬以及松鼠的斥责中间，存在着一种古怪的不协调。但是当他们走到下一个山脊时，一阵呼啸着掠过绿色松林之海的寒风，将他们的疑虑吹得烟消云散。在远处的林海岸边悬挂着的，便是埃斯库拉迪山。
这座山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同时还是我们试图获得一顿丰盛的晚餐的界限。
在冬天的傍晚，我们经常会到河积平原上去，试图去伏击那里的野鸭。机警的鸭群在玫瑰色的西方上空盘旋着，继而转向了铁青色的北方，然后消失在墨黑色的埃斯库拉迪山里。如果它们再次出现而且没有扇动翅膀，我们将为我们的荷兰烤肉锅添上一只肥美的雄鸭。如果它们不再出现，那么我们就只好吃熏猪肉或者是豆子了。
事实上，在这里只有一个地方，让你无法从地平线上看见埃斯库拉迪山，那就是埃斯库拉迪的山顶。在那儿，你虽然看不见山，却能感觉到它。究其原因，在于那只大熊。
古老的“大脚怪”(30)是一个强盗大亨，而埃斯库拉迪就是它的城堡。每年春天，当和煦的春风在雪地上勾画出黑色的阴影时，这只大灰熊便缓缓地从岩崩形成的冬眠洞穴里爬出来，一直爬到山下，然后向一头乳牛的头部发起猛击。填饱肚子后，它又爬回到它只手遮天的峭壁，在那里享用着土拨鼠、兔子、浆果和树根，平静地度过整个夏季。
有一次，我看见一头被它杀死的牛。这头牛的头骨和颈部已经血肉模糊，简直像是被一列疾驰的货运列车迎面撞死的。
没有人曾经见过这只大灰熊，但是在悬崖底下那眼泥泞的温泉周围，你可以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迹。看见这些足迹，就连那群难缠的牛仔，也会因为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收敛起来。不论他们骑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能看见这座山，当他们看见这座山时就不自觉地想到了大灰熊。篝火晚会上，他们会谈到牛肉、巴拉斯舞会和熊。“大脚怪”没有过分的要求，一年只要一头牛和几平方英里的荒岩区就好，但不管怎么说，它的存在还是震慑了整个郡县。
那时正值“进步”刚刚来到牛乡之时，它有着不同的使者。
第一个使者便是首位横穿大陆的汽车司机。牛仔们很了解这位道路的开拓者，他像过去一切骑手一样，喜欢就自己的经历夸夸其谈、大吹大擂。
其次是一位身穿黑色天鹅绒衣服的漂亮女士，乡民虽然不懂她说些什么，却仍然在倾听和注视她。她正操着一口波士顿口音，在为人们讲述妇女选举权的意义。
再次，是一位令人们惊讶的电话工程师。他把电话线捆在刺柏树上，然后城里的消息便很快传了过来。有一位老人满怀期待地问，这根电话线是否可以为他带来一块熏肉。
一个春天，“进步”又派来了另一位使者，一位官方的捕兽者，他活像一位穿着工作裤的圣·乔治(31)，专门为政府杀灭恶龙。他向乡民们问，是否有一些有害的动物要杀死？是的，一头大灰熊。
于是捕兽者将装备驮在骡子背上，起身向埃斯库迪拉山进发了。
一个月后，他回来了，他的骡子因驮着一张沉重的兽皮而步履蹒跚，而镇子上只有一个大畜棚可用来摊晒这张兽皮。为了对付大灰熊，他用尽了设陷阱、下毒药这些向来奏效的伎俩，最终只好在它必经的隘口架起一支猎枪，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终于来了，这最后一只大灰熊走进隘口，触发机关，将自己射死了。
当时正值6月。那张皮子既难闻又有斑点，因此全无价值。对于我们而言，没能让最后一只大灰熊留下一张完好无损的熊皮，以作为对这个物种的纪念，这简直是极其说不过去的。最后存留下来的，就只有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的一块头骨，以及科学家们对其拉丁文名称的争论了。
当我们静下来深思这些事情后，我们开始怀疑，究竟是谁在制订“进步”的规则。
自从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初，时间就一点点地啃噬着埃斯库迪拉山上的玄武岩，消耗着，等待着，同时也在建造着。时间在这座古老的山上创造了三样东西：一个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貌，一个是微小动植物群落，还有一个就是大灰熊。
政府派去的杀戮大灰熊的捕兽者只知道，他给埃斯库迪拉地区的牛群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却不知道，他掀翻了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大厦的尖塔，这大厦是从晨星合唱时开始建造的。
派遣捕兽者的局长是一位生物学家，而且精通进化建筑学，但是他却不知道这大厦的尖塔跟牛群一样重要。他也没能预见在20年内，这个牛仔之乡会成为一个旅游之乡，因此，人们对大灰熊的需求远大于牛排。
那些为除掉牧区的大灰熊而决定拨款的国会议员们，多是拓荒者的儿子。他们一边在高度赞扬着拓荒者的卓越和美德，一边不遗余力地葬送着他们的成果。
我们这些林务官在消灭大灰熊这件事上，也始终持默许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当地的一位农场主在犁地的时候，翻出来一把短剑，上面刻着一位科罗纳多军官的名字。这引得我们对西班牙人的罪行大加痛斥，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勒索黄金和强迫改教，而对第安人赶尽杀绝。但我们又何尝想到，自己也是这一类以正义之名行侵略之实的穷兵黩武者？
埃斯库拉迪山仍旧悬挂在地平线上，但当你看见它时，不会再想到大灰熊，如今它仅仅是一座山而已。
奇瓦瓦和索诺拉
瓜卡马亚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物理意义上的美学仍然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即便是那些研究空间弯曲的科学家，也无法解开它的方程式。比如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构成北方森林秋日景色的全部内容，无非是它的土地，加上一株北美红枫，再加上一只流苏松鸡。按照传统物理学的逻辑，一只松鸡仅仅代表着1英亩土地质量与能量的百万分之一。然而，若除去这只松鸡，整片土地的风景便也死去了，原因便在于某种强大的动能已经失去了。
我们很容易将这种流失归结为我们脑海中想象的产物，但是否任何一位态度严谨的生态学家都会赞同这一观点呢？他十分清楚这种生态学上的死亡，而其意义用当代的科学术语是难以表达的。对于事物这一类不可估量的本质，一位哲学家称之为“灵魂”。它恰好与“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可计量、可预测的，哪怕是一颗星辰在最遥远处的闪烁和转动。
松鸡便是北方森林里的灵魂，冠蓝鸦是山核桃林里的灵魂，灰噪鸦是泥炭沼泽地的灵魂，蓝头松鸡是山路刺柏林的灵魂。然而，鸟类学的书籍中对此却从不记载。我认为，这一类事实对于科学来说虽然是新奇的，但对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家来说，却是再明显不过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此说一下我所新发现的马德雷山脉(32)的灵魂：厚嘴鹦鹉。
之所以称之为一个新发现，仅仅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过它的栖息地。一旦到了那儿，除非是聋哑人，否则你肯定能够感知到它在这条山脉的生活和景观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在你几乎还没吃完早餐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成群结队地离开悬崖上的栖息地，飞到黎明中的高处开始晨练了。就像鹤群形成的空中部队一样，它们会突然改变方向，在上空盘旋飞行，大声鸣叫，像是在争辩着一个问题——这问题同样也值得你琢磨一番——即：这个慢腾腾地飞过峡谷的新的一天，是比前一天更加辉煌、蔚蓝，还是稍逊于它？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不相上下，各占一半。于是，它们带着各自的追随者飞到高高的台地上享受早餐——半裂开的松壳里的松果。现在，它们还未看见你。
但是过一会儿，当你走出峡谷开始向山坡攀登时，一些目光敏锐的厚嘴鹦鹉，可能在1英里之外，便发现了你这个怪异的动物——正气喘吁吁地在那条专属于鹿儿或狮子、熊或火鸡的小路上行走。它们抛开早餐，成群大呼小叫着，向你振翅飞来。当它们在你头顶盘旋时，你由衷地希望能有一本鹦鹉字典。它们像是在盘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或者它们就像一个鸟类委员会，仅仅是想确定，比之于其他地方的任何时节，它们所无比珍视的乡土、天气、民风和光明的前景，这一切是否更讨你喜欢？答案可能是两者选一也可能兼而有之。然后，你的脑子里便会闪现出一个令人悲痛的联想：当道路通到这里，这个叽叽呱呱的接待委员会迎来首批持枪的游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快它们便弄清楚了，你只不过是一个迟钝的、不善于表达的家伙，甚至对马德雷山脉这种标准的晨间欢迎仪式，连吹一个寒暄的口哨都不会。毕竟，森林里还有很多尚未被啄开的松果，因此还是吃早饭更要紧！这次，它们可能决定栖息在悬崖下面的某棵大树上，以便给你一个机会，可以悄悄溜到悬崖边上窥察它们。站在那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一片绚丽的色彩：它们穿着绿天鹅绒的制服，佩戴着猩红色和黄色的肩章，戴着黑色的头盔，聒噪着从一棵松树飞到另一棵松树，但始终保持一个阵型，且成员的数目总是偶数。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厚嘴鹦鹉的队伍是5只，或是一个更大的非偶数。
我不知道，那些正在筑巢的情侣们，是否也像在9月间迎接我的那一群一样喧闹。但是我确信，在9月，你很快便会知道山中是否有鹦鹉。作为一名合格的鸟类学者，我有义务想当然地去描述它们的鸣叫声。表面上看来，它们跟蓝头松鸡非常相似，但后者的鸣啭像是笼罩于峡谷中的柔和薄雾，充满怀旧之情，而被当地人称为“瓜卡马亚”的鹦鹉的鸣叫则较此更为响亮，饶有喜剧的高亢意味。
我听说，在春天，一对鹦鹉会在某棵死去的高大松树上寻找啄木鸟洞，将自己暂时禁闭在这里，以完成它们种族延续的使命。但是，啄木鸟的洞儿是否能容下两只鹦鹉呢？瓜卡马亚——这是当地人对它们悦耳的称呼——像旅鸽一般大，看起来很难进入啄木鸟的洞穴。难道它们是用自己强壮的曲喙，来对这些洞穴加以必要扩展的？还是，它们所选择的是帝王啄木鸟的洞穴？据说，这一带是有这种啄木鸟的。在此，且让我们把解答这一问题的愉快使命，留给了未来的鸟类学者们去完成。
绿色的泻湖
聪明人不会再度光顾同一片荒原，原因便在于，倘若一朵野百合越是金光闪闪，那色彩便越可能是人为染上去的。因此，故地重游不仅会把旅行搞糟，还会害得最初的记忆也失去光彩。只有搁在心里，那些冒险之旅才会永远生动如新。正因为如此，我和弟弟自1922年乘着独木舟在科罗拉多三角洲探险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那里。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告诉你：自1540年，埃尔南多·德·阿拉孔(33)从这里登陆之后，这个三角洲就几乎被人遗忘了。当我们在河口处扎下营寨——据说，当年他就是把船停在这里的——之后，我们便一连好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或是一头牛，当然，也没有见到一把斧头或是一排栅栏。有一次，我们穿过一条古老的货车轨道，都不知道它的制造商是谁，大概是因为与之相关的买卖不景气的缘故。还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锡罐，并将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物件拾了起来。
黎明时分，黑腹翎鹑的口哨声唤醒了沉睡中的三角洲，它们栖息在营寨上方的牧豆树上。当太阳从马德雷山脉冉冉升起时，阳光便倾洒在方圆100英里的美丽荒野上，这是一片由锯齿状的山峰包围起来的广阔无垠的荒野盆地。在地图上，三角洲被一条河流切分成两部分，事实上，这条河流游移不定又无处不在，因为它不能决定眼前这一百多个绿色的湖泊，哪一个能为它提供一条最轻松舒适的流向海湾的捷径。因此，它将所有的湖泊都拜访了一遍，我们也一样。它一会儿撇出去，一会儿拐回来，一会儿迂回前行，一会儿又迷失在恐怖的丛林。它绕来绕去，不时同可爱的小树丛游戏着，身入迷途而不知返回，我们也是如此。请容许我多说一句：让一条不愿在大海中失去自由的河流带着你去旅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