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男孩
本·格林
他是纽约街头的出租车司机。
“对我而言，美国梦就是受教育。要是你有知识，就可以穿过那些没知识的人穿不过去的门。就像魔法一样。”
在下午五点的纽约，拦到出租车可真难。我可能赶不上飞机了。在第五十八街和第五大街的街口，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一开始我和司机只是随意闲谈，时局啦、交通啦之类的，可不知怎么一个话题总能引向另一个话题。
（笑）我不知道。我总想象着一个有着穷苦背景的家伙，把自己的人生提升到新的水平，想做什么都做得到。我是在下东区出生的。
我父亲是个硬汉，我很爱他。他经常和街坊邻居那些流氓阿飞混在一起，尽管他已经结婚了，还是惹了不少祸。他是个拳击手，曾经获得1918年美国业余体育联盟六十八公斤重量级拳击冠军。他脾气很坏，样子像安东尼·奎恩【147】。
他遇事出手很快，而且为此坐过牢。有个雨夜，他开着货车在泽西一带运牛奶。他停下车加油，又重新上路。然后那车开始有点不对劲，他是懂机械的，他知道汽油里掺了水。他把车开回去，狂揍了那家伙一顿，然后在特伦顿蹲了一年监狱。我母亲那时正怀着我。这些都是我听说的。我父亲体能很厉害，他参加过科尼岛到布朗克斯的马拉松长跑。他就是那种家伙。我长大后，也看出他的一些缺点。我为他骄傲，因为他是那种——所谓的男子汉。他喜欢女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家男人的一大特点。他也喜欢赌博。
他唯一上心的只是我有没有从学校拿个D等成绩回来。要是真得了个D，就等着一顿揍吧。他的拳头打起人来可不长眼睛。
我奶奶有个糖果摊。我爸十五岁那年，她出钱让某个有一条送牛奶和干酪线路的人雇用我爸。由我奶奶付给我爸工钱，那家伙白白得到我爸的劳动力，什么也不用花。我爸就是这么进入送牛奶这一行的。
我八岁那年，我家搬到布朗克斯去了。我父母愿意搬出去，就像黑人愿意搬出黑人聚居区一样。要是一家人从下东区搬到布朗克斯，差不多就可以说是混得有模有样了。他们中有些人再也不理睬从前聚居区里那些老邻居了。如今有些黑人也是这样。
黑人唯一让我恼火的一点就是，他们总在车费上捣乱。这种事我遇上过三四回了，每次都是黑人。我知道白人也可能这样，但我遇到的都是黑人。这事很让我讨厌。我是在白人世界长大的。和现在比起来，纽约以前的黑人人口数要小得多。现在是全新的局面了啊，我在努力适应。的确如此。
我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我母亲是个古板的女人。她仍然健在，可过得很不快乐，整天郁郁寡欢的。她对任何人都保持距离，爱怀疑别人，总是抱怨。这个真是说来话长。（笑）
我和你说，我今年五十七岁了。我父母从前感情并不好。我父亲是那种外向的人。我母亲呢，只知道孩子。每次搬家，她都要找从窗口能看到学校的房子，这样她就能看着孩子从家里走到学校了。我父亲1954年过世了，孩子们也都长大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偶尔回去看她，她总觉得被子女忽视了。
她从来不说“我希望你好好上学”这种话。没人在学习上督促我，真见鬼。要是他们督促过就好了，那样的话我觉得自己能上大学。上高中的时候我表现出一点美术天赋。他们说：“你愿意去上画画学校吗？”他们只是这么说说罢了。他们没有推我一把。可能我是那种需要有人在背后踢一脚才能成器的人。
他们从来不重视教育。我记得从前看过《科里尔》杂志出版的一本轮转凹版画册，一本深褐色的大书。这本书无所不包，其中有体育、电影、建筑、艺术等内容。我读得多专心啊，我喜欢读这本书。我一直是爱书的。我有了孩子以后，该死的，我总让房子里能找到书读。
我父亲从来不和我们交谈。我哥哥是他的宠儿。很好笑不是吗？我从来不为此怨恨。老天，我愿意他碰到好事情。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家伙。可他现在已经死了。他死前人们正在考虑让他当约翰·汉考克公司的副总裁。他这一生挺成功的。他是那种必须事事争先的家伙，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了不起的诚实的家伙。他总想当第一，但不是为了钱。他在部队做过军官，当领航员。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前茅。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和他不一样。我总得依靠别人，开始是我哥哥，现在是我儿子。这样不太好，我总是自卑自贱，对自己评价很低。
我大哥对读书不感兴趣。他不想知道事情最初是怎么回事，他只想知道（拍一下手）——现在我们做什么？他不关心钟表的工作原理，只要知道现在是几点就行了。我呢？我奶奶曾经说：“你得打破砂锅问到底才踏实。”我必须弄清事物是怎么回事，我得搞清楚。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
生活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开始通观全局了。进球得分什么的，我这辈子本该更有成就。可我环顾四周，也能看到我的成果不错，我觉得也许不能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的。
我年轻的时候，成功意味着你当上大联盟的球员，或者当上消防员、警察，之后成功变成了要多赚钱。我认为成功是你能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说：嘿，我挺喜欢你这家伙。（笑）说不清，说不清啊。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自己。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基本上，我觉得自己挺诚实。
我儿子是那种自由派的小伙子。1963年他曾经跟着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我和儿子经常聊天。我读他读的书。他去念了法学院。他上了大学，又退学，被征入伍，复员后申请哈佛法学院，没有成功。他一路搭车去了智利的圣地亚哥。他渴望见到阿连德【148】。军政府一上台就把他赶走了。啊，他那时太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到他有所转变，也加入了当权派的行列。他现在是地区助理检察官了。我得承认，我更喜欢反叛时候的他，那时他会说：“他娘的，我做我想做的事。”他是个好孩子。
要是他觉得愤怒，他就写东西。天啊，这很了不起。为不受欢迎的东西站出来发声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增长了一些年纪后，对黑人有些失望。我能说什么呢？到今年十二月，他就满三十二岁了。
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一张照片。他坐在交通栏杆上，嘴里叼着一支烟，好像在挑战全世界。我曾想把这情景画出来。
我喜欢艺术，我爱画画。我以前给好多孩子画过画，甚至在生物课上也画。可我从没好好钻研过。我这辈子就是这样，我从来不会在某件事上坚持下去。
对我而言，美国梦就是受教育。要是你有知识，你就能获得很多东西。你可以穿过那些没知识的人穿不过去的门。要是没知识，你就不能和别人深入交谈。我一直崇拜知识，它就像一座制造人类的工厂，就像魔法一样。
你知道我四十六岁那年做了什么事吗？我去上了高等学校。之前我在做美容院生意，当了近十年店主，感觉无比厌烦。这行业给人的印象比生意本身更让我憎恶。人们觉得这一行女里女气的。这是我的另一个缺点，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哥哥才他娘的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他说：“去他娘的，操他娘的，我才不在乎。”他只做想做的事。你不介意我说这么多脏话吧？
我得摆脱美容院生意。它能帮我挣口饭吃，可我不喜欢做这种生意。我看到自己又被关进了笼子。我总有这种恐惧，非得找个出口才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老了，可一无所成。所以我去纽约大学做了测试，花了我一百一十美元。连续三天，每天八小时，一共做了二十五项测试。一位心理咨询师和我谈话，她说我是个不快乐的人，我要去上美术学校。我应该申请去读柯柏联盟学院。我说：“你疯了吧。”她说：“我可没疯。”她说，在一项测试中，我的空间想象能力超过了同类人，可以和专业人士，比如建筑师——还有谁来着？室内设计师，一一媲美。我参加了柯柏联盟学院的测试，并被录取了。我是班上最老的学生，都四十六岁了，坐在一群娃娃们中间。我感觉很棒。我上大学了！人们看待我的眼光也不同了。我参加的皮西亚斯兄弟会社团也对我刮目相看。那老家伙去上学了！哦，感觉真好。忽然间人们发现了我的存在。我愿意得到大家的承认。这对我提升自尊心有好处。
我终于把那家美容院脱手了，转而进入了保险业。我这人一直害怕讲话，你能相信吗？我口吃，说话磕磕巴巴。我害怕抛头露面，因为那样就得当众讲话，所以我总是退缩。顺便说一句，我儿子口才很好。他出席法庭听证时，我总是坐在那里想：“耶稣基督，他讲得可真好。我们都想把成功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拉，不好的方面就关到壁橱里藏起来好了。（笑）
我拼命努力。第一次成功推销出保险后，我的小女儿用纸片给我做了一面小奖牌——代表冠军。
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同性恋。我快难过死了。真没法接受啊。我够开明的，能理解同性恋，也能劝别人接受，但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能相信吗？我总想着：要是我老爸知道了会怎么说？我很伤心，因为我对这孩子感情很深。她性格好斗，吸毒，在大学里拿到了3.2这个不错的绩点【149】成绩。我本该聪明点的，但我太迟钝了。我甚至没发现她吸毒。她后来把自己弄进了菲尼克斯戒毒所【150】。在那儿她成功戒了毒。她现在是一名教师，已经完全独立了。
我进了总裁俱乐部。（笑）销售量达到一定水平才进得来。我去迈阿密海滩旅游，所有费用都不用自己付。这样一直到我离婚。1971年12月1日，我记得那天——星期三，下雨。
我必须做我自己。我妻子是个聪明女人。她很有魅力，一开始是性方面的魅力，可她想控制我。我反抗了，离家出走。除了衣服，我什么都没拿。银行里的钱也没有动。
我找了个带家具的房子住下。我挺喜欢那儿的。她想让我搬回去，我拒绝了。然后我的身体突然垮了。我那时住在泽西，距离纽约六十多公里。突然间我觉得身上很疼。我得了溃疡穿孔。后来我了解到这病25%是由精神紧张引起的。我在医院待了十二天，恢复得很不错。我是1969年开始开出租车的。现在开车已经成了我的职业。
刚开车那会儿，我心里很难受。有一天我载了一位专业大提琴手。他带着匈牙利口音说：“你本来不是出租车司机。”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脱口而出：“一看你我就知道。”这让我感觉很好。
我看不起开出租车这行。现在还是。我不爱提起这件事。我跟人们说：“别告诉他们我是出租车司机。”大多数人我自己就能应付。在柯柏联盟学院，我得了三个B和一个C的成绩。得C那一门是书法。后来我干起了保险，晚上也得工作，没法再去上学了。
开车赚的钱够我生活的，可能比我做保险时赚得还要多。不过还是有面子上的问题。我为什么这么在意面子？有人当小贩，有人铲马粪。我为什么要这么在意面子？
如今，学校里的老师们也是为了赚钱才教书。我看要是不给加班费，他们谁也不会多讲十分钟。警察有些时候不逮人，因为他们不想晚下班写报告。他们有时看到事故扭头就走，我在街上瞧见过这种事。
我现在觉得权威一文不值。我不赞同德国那样的权威。可我觉得人们得有点尊重。现在人们会走到法官面前说：去你的。过去，要是你对警察说了不敬的话，是要遭警棍痛打的。其实，我就挨过打。我不是说警察应该走来走去打人。人们可以质疑，但有些人对权威是为了仇恨而仇恨。
我想现在事情发生了改变。在六十年代，我一度认为要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了。我不知道那群人现在怎样了。我喜欢那个年代。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太让人窒息了。要是你属于某个集团，你就能过得顺风顺水，要是你不属于任何集团，你就得拼了老命钻进某个集团。如果你是黑人或西班牙人，困难就更大一倍。我不喜欢“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滚蛋”这种言论。
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改变了。他们把脑袋往墙上撞，弄得伤痕累累，也懒得再撞了。他们发觉加入当权派能活得更容易。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不得不养家糊口，光靠高谈阔论并不能把食物弄上餐桌啊。如今找工作比以往更难了。
我很好奇，如果人人平等，世界会是什么样。我是指真正的平等，没有人比别人更具优势。会怎样呢？现在有些人比别人有优势，但并不是自己赚来的。有人天生运气好，生在他妈的有钱人家里。唉！你说要是我开车拉上一个论头脑还不配替我擦鞋的家伙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事情不对头。这个狗娘养的，啥也不懂，话都说不清。我又做错了什么？这真的让我很苦恼。之后这感觉慢慢消失，我继续开我的出租车。
肯·杰克逊
他三十七岁，衣冠楚楚，留着淡淡的小胡子。
“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也许是，但我不认为他想造出我们这样的人。因此我相信，我们还有改进的空间。”
纽约寒冷的一天。
“我的工作对象是年轻囚犯。除了使用甘油炸药，任何手段都不能让他们发生转变。只要还存在监狱，社会就得承担这部分花费。我们要找到社会发展的新车轮。我见过监狱里形形色色的人，要是你告诉我，他们被放回家了，我得知道他们去了哪儿，然后离那儿远远的。
“好运社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组建它是出于一种需要。我从中得到了一些东西。对我而言，这是排解过去监狱经历带来的愤怒的机会。好运社试图让社会看到他们为监狱付出的代价，并且希望帮助那些出狱的人重新适应社会，给他们提供工作、教育之类的机会。
“六十年代我们刚组建好运社的时候，当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是件很时髦的事。如今的时髦却变成了当个戴假眼的印第安人。要是你想请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吃饭，有人会说：‘如果非这么做，就请个白人吧。’我就是这个白人的角色。”
我是在一个嬉皮士家庭出生的。就是在今天这么一个天气，我父母决定要孩子。这是保持暖和的唯一办法。我是在破碎的家庭长大的，父亲酗酒，家里靠母亲干活赚钱，她不肯低头去领救济金。现在叫福利金了。这些东西的名字总是改变，可都是一回事。
我不喜欢上学。我觉得学校无聊得可怕，不愿意为了学东西挨打挨骂。天主教修士有一套他们的教学法。我在家挨的打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一到五年级就不上学了，而且从没想过要回去。没人真正在乎。管逃学的官员每六个月出现一次，把我带到法院去。法官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回学校，就把我送走。于是我回学校待了半个小时，后面六个月还是不去。这套麻烦的程序每六个月就重来一回。
我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一带长大，那里住的大多是黑人。我们从前把那地方叫作贫民窟，后来改成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今又叫内城区。一直在改名字。我们过去住的地方甚至连卫生管理处都没有。没有人扫脏东西。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九岁。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动物园偷了一个小孩五十美分。我们从纽约搬到了布鲁克林。我们是吉普赛人。房子租期一到，天一黑，我们就溜了。
其实早在第一次被捕前，我就注定了一生离不开麻烦。1952年我就开始吸毒了，那时吸毒还不流行呢。我十二岁开始吸食海洛因。当时整个布鲁克林只有三个毒品贩子。现在每个街区都有一个。那时你得到处去找他们才行。
竞争无处不在。我从在体育上跟别人竞争变成了在犯罪上跟别人竞争。我想当爱尔兰人里第一个犯罪集团的头头。我总想高人一等。所以我成了我们那个地区第一个瘾君子。我是跟乔伊·加洛【151】那帮臭名昭著的家伙混在一起长大的。我发觉，他妈的，我比他们强得多。要是他们身边都能围着一群跑东跑西的小卒子，哼，我也能做到啊。
十三岁时，我组织了一个盗窃集团。我们偷的钱超过一百万美元。我们中最大的一个十七岁。我是集团头子。我找了五个人一起干，每人挑选不同的地区。我们星期一偷一个地区，星期二偷另一个地区，下个星期再打乱顺序。我们从来不回偷过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法盯上我们。我们把偷东西的日子定在有道奇队比赛的晚上。我们知道星期四晚上女佣放假，那时中国餐馆生意火爆。我们主要偷犹太人聚居区。哪里有钱我们就去哪里。
被捕后，我进了少年法庭的审讯室，见到了那个骗子法官。我发誓再也不偷了。前一天晚上我还向警察发誓，不会把他们拿走我还没脱手的赃物这件事告诉法官。他们跟法官说我是个好孩子。他们的老婆有了新钻石戒指和新貂皮大衣。他们有了新的来复枪，可以好好喝一顿。我的地窖里堆满了赃物。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并不厌恶自己，我厌恶的是自己的命运。当我发现自己很穷时，我想当犹太人。我被天主教学校赶出来以后，去上犹太人区公共学校的第一天就觉得，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孩子们的课本都是硬皮精装的，而不需要自己用纸包书皮。他们穿的衣服也很漂亮。我觉得挺尴尬的，因为他们有的东西我没有。我不想告诉他们我父亲是个酒鬼。他们的父亲不是律师就是法官或会计。我从没叫这些孩子去我家。我觉得很丢脸。我想：天啊，应该去犹太区作案。
然后我心安理得地想，我不过是二十世纪的罗宾汉罢了，我在劫富济贫。人们认为我是在犯罪，我很愤怒。我不在乎去偷那些小孩的父母。有些别的区的小孩过来打我们这里的小孩，我可看不过去，我多多少少地保护了他们。他们是不错的孩子。我不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我只知道他们有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去偷他们。偷东西时我不挑选对象，我偷陌生人。
我们靠本事争夺领导权。有一次我打败了我哥哥。他比我大三岁，就像是我们这帮人的头子。不过我可没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因为他老是被抓到。我干了几件他干过的事，别人却抓不到我。我总能逍遥法外。他呢，每星期都被捕。我能连续干七八个月，然后换一种方法。我因为破门盗窃集团的事被捕，后来又开始组织偷车集团。
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去弄我们没有的东西。要不是我们踏出了我们住的那片，也不至于落得犯罪判刑。我们不了解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不知道自己那片地区过的是穷日子，因为人人的情况都差不多。
人们常讨论校车，我1952年就坐过了。我去了另一所学校，发现那里有各种华丽的玩意儿。我和那帮家伙说：“喂！等一下，那里别有一番天地！”于是我们玩出了圈，去另一片天地淘金了。老天啊，我们无所不作。有一次我们在夜总会偷了八千美元，我和另外两个人干的。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去阿尔冈昆酒店。（笑）出租车司机不想拉我们到城里，因为他妻子马上要分娩了。我们给了他三百美元小费，又另外给了他孩子一百美元。他问了我们的名字，说生的要是男孩，就用我们的名字给儿子命名。
我们把那钱胡花乱花。我们订了酒店房间，然后去杰克·登普西餐厅【152】吃饭。我们叫了几个妓女玩乐，每一个都很漂亮。只要给的钱多，妓女啥也不在乎。十三岁时别人就说我长得像四十岁。我今天还是那副长相。我这张脸就像被火车撞过似的。
我回到家，给了我母亲五百或是五千美元，告诉她这是玩掷骰子游戏时赢的。她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掷骰子玩家。她也许猜得出真相，可她不想知道。我是一家之主，没错。我们去了科尼岛旅游，一天就花了一万五千美元。那天科尼岛上不管谁玩旋风车，都是由我们付账。看上去人人都很开心，所以我们说，谁想接着玩都行，我们买单。我们在科尼岛上到处买单。我们想把每个人都拉到派对上来，全是些陌生人。我们把钱挥霍一空，不得不靠偷几辆自行车才能回家。
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必须快活快活，开开派对。一切只因为我们想逃离病态的生活，不用回家再跟老鼠、蟑螂争地盘。我们走进一家夜总会，要是里面的人多于五十个，我们就全包下来，请吃请喝，全由我们付钱。
染上毒瘾后，我的态度转变了。不管你偷多少、赚多少，只要染上毒瘾，钱永远不够花。我只好一直偷，好给自己买毒品。再也没有派对了。我再也不去酒馆和旅店了。我得去找毒品贩子。我毒瘾发作，去偷东西，找毒品贩子，毒瘾再发作，再去偷。恶性循环。然后就是连连被捕。过去那种机灵劲儿没有了，我斗不过警察了，因为偷的时候啥也顾不了。我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我痛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能让毒品控制我。我离家时十六岁，回来时刚好二十岁。
我去了北方，得到了某些教育。我两次被判刑五年，我是去那里接受改造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帕特·奥布赖恩【153】是大老板。他就是那种父亲般的形象。每个狱友长得都像吉米·卡格尼【154】。想象一下，你进了监狱，满嘴粗话，然后帕特·奥布赖恩上来递给你一根烟。后来你走了，成了牧师。或者你还留在那儿，娶了监狱长的女儿。我给吉米·卡格尼写过一封信，问他能不能让我摆脱他创造的这些神话。我是和约翰·韦恩【155】一起长大的，我们打赢了每一场战役。他把旗子插上了硫磺岛，打赢了巴丹半岛战役。其实那家伙从没离开过好莱坞。（笑）哦，我在那儿学到了很多。他们本该确保再也不把我放出来。
监狱里的规则是：白人和黑人互不讲话。这里就是外面世界的缩影，不过是隔着一层窗帘而已。监狱和社会建立在很多相同的基础上。你让地位相似的人彼此保持敌意，就没有人抬头看看究竟是谁在上面操纵一切了。有一小撮人在操纵我们。好，今天有人写文章说福利社会坑了我们，于是人人痛恨福利制度的骗局，明天我们痛恨抢劫八十岁老人的十三岁小孩，之后我们又痛恨抢出租车司机的人。我能理解人们对街头犯罪和暴力的恐惧。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理查德·尼克松【156】的犯罪不是太愤怒。圣克莱门特【157】成了他的“监狱”。我早就听说过监狱如何能弄成乡村俱乐部的样子。老天，他让这事成真了。
你不能跟这些关在城市监狱的小孩说，世界上存在着正义。小孩们又不是傻子。我们给他们胡扯一堆，什么要好好表现，不要搞鬼。可他们还是会乱嚷，唱反调。我们给他们灌输的全是些陈谷子烂芝麻。
在北方，他们教我活得像个傻瓜，满嘴粗话。教我去恨我不认识的人。另外不要有主见。别人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我们被编入了一个系统里，要是你能搞到一块地盘，你就成了能发表意见的人。我记得曾经和几个满嘴粗话的人交谈，他们都吹嘘自己过去做过的大事。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家伙真这么有本事，现在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你在那儿待的时间越长，被单独监禁的可能性就越小，自由行动的余地也越大。你成了那个机构的一部分，虽然不知道你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我关了九十三天单独监禁，口粮只给一半。牢里啥也没有，只有你和大理石地面。
出来后我很容易动怒。我记得自己上了一列火车——你会发现监狱里人人都很讲礼貌，要是有人撞到另一个人，肯定会道歉的，你在里面听到对不起的次数比外面世界听到的总和还要多。可是在火车上，我挤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人堆里，被人推来搡去。我看了看那几个狱卒站在哪儿，确保他们离我不是太近，这样我就能把那家伙的大牙揍掉了。很长时间里我都这样易怒。
在北方，我学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犯罪方法。我遇到几个糙汉子，把犯罪当作自己的生意。这生意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是真正的生意，一种生存手段。出狱后，我觉得自己只有不再吸毒才能生存下来。所以我过上了和以往不同的生活。我为那种看不见的组织干活——有组织犯罪集团。
我遇到一个更狡诈的罪犯。我发现偷钱后挥霍一空太过荒唐。如今我了解了美国的价值体制，那种辛迪加【158】价值体制。你要做的就是偷窃，然后把它和美国梦联系在一起。你赚了大钱，买一座房子，远离那些黑鬼。你再买一座大牧场，买辆凯迪拉克汽车，或是林肯汽车，这取决于你有多少钱。你在辛迪加体制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生活在哪里，决定你怎么花钱。你的孩子能上好学校。没人知道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一切都在暗中进行。你只去顶级夜总会，都是辛迪加所有的。那些阔佬坐着喷气式飞机就去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又把钱还给了我们为之干活、给我们钱的这些人。这是一家公司，虽然没有拿到纽约州的营业执照。这是买家的市场，其中有供求问题。我们供给，然后我们要求他们付钱。这是状态最好的资本主义。
我回到家，一切还得靠拳头解决。我的双手一向灵活。我离家以后常练拳击。我在夜总会里得了中量级冠军，后来又得了重量级冠军。我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收款人。
有一些机器。你到那些酒馆，看到点唱机和打圆盘游戏机，其实那些都是归犯罪集团所有的。赚的钱一半归店主，另一半归犯罪集团。要是没拿到钱，我要确保他们能拿到。如果有人说“我没钱”，我就得打断他的腿。这生意的本质就在这里。
这种活我真干得厌倦了。我们跑到布鲁克林一家夜总会，其实就是个小酒吧，店主有一大帮孩子。他们都住在店铺后面的小房子里。这地方花十美元能住上一星期。我和我搭档到了那里。那家伙的机器坏了。你能看出不是有人破门而入弄坏了机器，而是他自己搞坏的。所以我们要花钱修机器，然后告诉那家伙，以后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但是我们老板出现了。他叫我们狠揍那家伙。可我不想打他。他的孩子们都在场呢。所以我们把他拉到后屋去，告诉他使劲喊叫，倒地不起。我还在墙上弄了个大洞。我走出来，发觉我真是受够了。我的搭档是个好人。我们合计了一下，他说：“这不是咱们该做的，咱们得做点别的事。”接下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老板给抢了。
我们有列出所有经营点的册子。于是我们每家都走了一遍，告诉那些家伙拿出机器里10%的钱给我们，剩下的留给他们自己。然后对他们说，就假装我们全拿走了。然后我们给老板打电话，说把店里的人暴打一顿，为了拿走几千美元，要是他不愿意，可以来和我们谈谈这事。
我搭档的头被打爆了。他们到处找我的时候，我去找那人说，要是他们还不放过我，下次我回来，他们就没有发号施令的人了。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找他们麻烦。
他得雇用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我也能听到风声。我们一起干活，关系紧密。要是他把我出卖了，他们中某个人会把消息告诉我，我再回去找他算账。他很清楚这一点。
就是这段时间，我又入狱了。为了一把枪，我坐了一年牢。是在跟这帮家伙干活时出的问题。我发现他们特别卑鄙，跟他们干活时我也如此。
可我又开始酗酒了。出来后我就开始喝了，就是这么回事。后面几年，我多数时间都醉醺醺的。我住在包厘街，常常醉倒在门廊里、过道里。这是一种逃离，我想保持这种感觉。我挺满意自己的状态，恍恍惚惚像梦游一般。不用和外在现实打交道。可有一天，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对老婆说，我不再喝酒了。之后差不多十五年我滴酒未沾。
我清醒了，四处寻找机会，做了这样那样的工作。我当过搬运工，被解雇了，他们发现了我的犯罪记录。我当过看门的，也被解雇了，他们发现了我的犯罪记录。然后我跑到了建筑行业，只要你干完了一天的活，别的他们统统不管。之后我又去给《纽约时报》做临时工。我去那儿等着，要是他们缺人手，就临时挑你去干活。我还替分发星期天报纸的人干过活。老天啊，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除了当临时工或是做那种真正的垃圾工作，我的犯罪记录总会跳出来坏我的事。最后我只好走人。我早就习惯了。我知道世道就是这样。
我存了点钱，又借了点钱，买下一家餐馆。我经营得相当不错。我们还住在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可当我的孩子们开始了解那些毒品的名字时，我发觉是时候离开了。我们搬到另外一区，那里住的主要是白人，毒品的泛滥程度和我们搬离的那区不相上下。不过，那边的人都不认识我。于是我成了社区的核心人物。
我参与了许多民政事务。后来人们发现我有犯罪前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中间竟然有这么个疯子！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在吸毒。他们会在午夜叫我去他们家，帮孩子处理一下。对邻居得保密。他们发现我有犯罪记录后立马排斥我，但自己的孩子有了麻烦，他们却又说：“我们把那家伙叫来吧。”
白天，我是有前科的人，这种情况不会改变。到了夜里我又会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束手无策。是自己冒着被人看到的危险来我家，还是让我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去他们家呢？真让人左右为难。我对他们说，去的时候我会穿上雨衣，用帽子挡住脸。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他们的孩子。我不想让孩子们进监狱。
他们对自家的狗都比对自己的孩子好得多。迪克·格雷戈里【159】曾说，假如家长们得知自己的狗要被送到越南去，准会闹得地覆天翻，可要是说他们的孩子会被送到越南，根本不会有人反抗。人们非常在意邻居怎么想。其实邻居不会想得那么多。
我去过别的国家。我并没有对美国失去希望。我不相信“要么爱这个国家，要么滚蛋”那一套。你可以爱这里，留下来，尝试做些事情改变它不好的一面。我说不清什么是伟大的美国梦。
美国对我而言就是我住的这个街区。我最开始只在一个街区住过，后来又住过另外五个街区。我又扩大范围，知道有二十个街区。之后我发现布鲁克林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我没有梦想，但我有希望。我希望自己有一天成为人们常听说的那种人，过上好生活。我想当约翰·韦恩，那个常胜将军。也许这才是梦——纯属幻想。
要是常去教堂才算信教，那我不是教徒。可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而是命中注定的。我不问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个窃贼，生来就是瘾君子。我注定要经历那些，所以真的经历了。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谁要是选了吸毒、酒瘾或是坐牢，那他肯定是疯了。有些作家说，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也许是，但没有完全按他的想法去做。我不认为他想造出我们这样的人。因此我相信，我们还有改进的空间。
比尔·莱斯科
他是一名芝加哥警官。今年三十一岁。
“你得到的东西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
“我正在攻读两年制学位。我可能会转行去做企业管理什么的。芝加哥警察局就像一个大企业，有员工一万四千人，还有财务、人事和医疗部门。”
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我觉得自己真是神气。这种感觉一段时间后消失了。人们总觉得这份工作十分刺激——警察的工作就是出生入死，可这种事不经常发生。多数时间我们都坐在警车里巡逻，有时候真够无聊的。
我工作的区域十分嘈杂忙乱，98%都是黑人。穷人也很多。我有个固定的搭档，他也是个白人。我刚入职时是这个班次唯一的新人。于是他们让我每两周换一个地方。训练我的警官有两个黑人，两个白人，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你要么是个好警察，要么是个坏警察，和肤色没什么关系。
白人想跟白人混在一起，黑人想跟黑人混，这是很自然的，物以类聚嘛。我们友好相处，可黑人最好的朋友总还是黑人。有些人觉得不服气，尤其是在警官考试里，有传闻说，一些名额是要分给黑人的，尽管他们拿不到最好的成绩。不过，一旦在街上遇上麻烦，你一呼救，人人都过来帮忙，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你接到电话，说有人持枪行凶。你的肾上腺素开始分泌，紧张而又兴奋，可你接了一百个说有人持枪的电话，却并没有什么持枪的人，你的警惕性就降低了。不过，第一百零一次，可能有人真的持枪行凶，你必须强迫自己全神贯注。
你会发现，最麻烦的就是开违章停车罚单，或者接到家庭纠纷的报警。这时候情况最容易失控。一次我们接到报警，有个家伙叫我们去他家给挡住他车道的人开罚单。我们到达时，发现他正站在自家房子前，手里拿着一条桌子腿，摆出一副要让那个在他家车道停车的人脑浆四溅的架势，因为那家伙正要把车开走，身边还带着个小婴儿。后来，我和报警的人在地上扭打成一团，裤子都扯坏了。最后我们把这人关起来了。他投诉了，我得到一份投诉登记，不得不去职业准则办公室做陈述。
有些警察工作久了就觉得住在这个地区的人都不是好东西。我觉得并非如此。几个星期前，有个黑人妇女来求助我们，她开车时有个轮胎坏了。那时天快黑了，差不多是五点到五点半的样子。她找不到附近能修轮胎的地方。她年纪不小了，看上去有五十多岁。我们让她坐在车里等着，帮她换好了轮胎。她要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收。她谢了又谢，坚持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和警号。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从警长那里收到了一封特别感人的表扬信。她给我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告诉他我们是多么乐于助人。我们觉得心里暖融融的。
我觉得不会有警察真的害怕外出工作。情况并不像没当过警察的人想的那么糟。我和亲戚们聊到白天自己一个人巡逻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晚上巡逻时我们会有个搭档。
有很多次，我得自己走进某幢建筑。要是几年前有人告诉我，我得走进这一带某座破楼里去，我准要说他们疯了。如果你在这一带巡逻的时间比在自己家附近待的时间还长，其实也就无所谓害怕了。
人们觉得在这一带工作可怕透顶。要是他们在第六十三街和卡内基街的交叉路口【160】被迫停车，就得准备写遗嘱了。的确，在这里有可能被人抢钱包，也许比在附近散步更危险。如果你连续去那里一百天，早晚可能出点儿事。不过，车胎在第六十三街上坏掉，并不意味着你就得惨遭割喉。
告诉别人我是警察，让我觉得挺自豪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对警察有种既畏惧又尊敬的感觉，不过你确实不是普通人了，你是警察。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当警察的人。
我当上警察以后，我妈有点担心，我爸超级自豪。他告诉所有人自己的儿子是警察。他们有点紧张，因为别人以为警察每晚都经历枪战。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们家每个人都干活，他们一向瞧不起不干活的人。
“我爸七十二岁了，现在还在美国钢铁公司工作，他曾经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当了三十六年平炉工人。十三年前，公司购进一批氧气炉，准备裁掉大批工人。工龄够长的人可以领全额退休金，或者降薪留在氧气炉车间干活。我爸那年五十九岁，他领了退休金，去了美国钢铁公司干活。他擦地板，做清洁，天天上班，心情颇为愉快。他总共在钢铁厂工作了大约五十一年。
“从我记事起，我妈就在做各种零工。我小时候她曾在洗衣店工作，那些装衣服的大袋子扔得到处都是。现在她每星期到附近的服装店工作两三个晚上，就是为了不让自己闲着。她今年七十岁了。
“要是退回到二三十年代，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能拥有如今有的这些东西。不过他们是通过辛勤的劳动才得来的。我们兄弟姐妹都住在我父母家附近四五个街区内。这是种传统的生活。”
我觉得警察身上有一种男子汉气派。上星期日，我开车带老婆孩子回岳父母家，看到有个家伙站在车前清理窗户。我对老婆说：“那人看着像警察。”他当时穿着便装。然后我们开车经过时，果然发现他的汽车前玻璃上贴着警察的标志。我老婆大为惊叹。这是我在工作中学到的，从他的站姿、样子中就能看出来。他的小胡子和头发都修剪得很整齐。我认为警察总是很有自信的。不知道是否因为他们带着枪。也许是吧。我从前有个同学，他说总能看出人群中谁带着枪，因为那人的风度会有所不同。
我不反对和女警察一起工作。很多时候有她们在身边反而是有好处的。人们看到某个身高1.6米的姑娘站在面前，总是非常惊讶，这常常能帮助缓解局势。
上个月我休假时，一个白人女警自己开车去了全是黑人的居住区办案。她接到报警，说有人挨打了。如果是家庭纠纷或入室盗窃案件，他们会派两辆车，但一般性的报案就只派一辆车。所以她独自开车去了。那是一座破宾馆改造的住宅楼，每个房间彼此独立，谁家发生点啥事儿，大家都会知道。她敲敲门，一个男的出来了。她问：“有人报警吗？”他回答：“对，我老婆报的警。我们打起来了，她冲我扑过来，我就打了她。”这个叫玛丽的警察说：“好，等她回来，告诉她我来过了。”这时一个姑娘从房间里跑到过道上，大喊“是我报的警”，然后说了他怎么打她的事。邻居们都打开门，瞪眼看着。玛丽问：“你想让我做什么？”她说：“我要把我的衣服带走。”于是玛丽对那男的说：“你同意她把衣服带走吗？”“行啊，我让她进来拿。”于是玛丽控制了局势，问题解决了。
突然间，九个警察冲进了楼道，四个便衣，还有五个穿警服的。玛丽通过无线电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们稳住，整个警察部队都跑上来了。”调度员告诉她，他们接到这楼里的五个报警电话，说一个年轻的白人女警察有麻烦了，你们快来帮忙。（笑）我猜他们打开门一看就想：老天啊，这个年轻的白人女警察自己来的。那些黑人气急了。整条街上全是警车。那姑娘进屋拿了衣服，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对生活相当满意。说起梦想嘛，我有一栋房子，有老婆，有两个孩子。生活开支没有问题。我还有辆漂亮汽车。我的工作发展前途也不错。看到前方不是死路一条，对我来讲十分重要。
最近让我觉得不安的是，你得到的东西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从没想过要买汽车。他们结婚二十五年以后才买车。现在呢，你十八岁就有车了，要是没有两辆，就觉得低人一等似的。真见鬼，过去有一台收音机就够幸运了，现在你家每个房间都有一台，还有两台彩色电视机，于是你能同时看两个节目。我希望回到事情更简单的那个年代去。真的。我喜欢和爸妈谈谈过去的生活。他们每天晚上围坐在一起，只是聊天，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罗杰·杜特拉普
他五十五岁，矮壮身材，留着平头，声音粗哑。1968年夏天，他在芝加哥警察局颠覆组工作。
“我理想中的生活，应该是一半像中国，一半像这里。干净的街道，健康的居民，走在路上不必担心有人出来捣乱。”
天气闷热异常。一只猫顽皮地嗖的一下跳到他膝上，他抚摸着它。
这是芝加哥北部工人居住区一座公寓的三层。这里毗邻厄普顿区，是气氛更压抑的半过渡性地区，他和妻子不久前才搬过来。
“工作时我是愉快的。唯一的问题是，人们总指使我去做一些事。这就是我胃溃疡的原因，我身体内部在出血。警察局……（他的声音淡出）1968年那些暴乱【161】，我是目击者。我是个为警察局工作的平民百姓。”
我属于计划性编制里，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警察，另一半是平民。有些家伙已经好多年没上街巡逻过了。他们一出去就想把别人的头打爆。一个人回来后吹牛：“老兄，我打人了！”惹得其他人听了直想吐。市长没处理好这事。我可不会干出去扔棍子、丢粪袋之类的事。一方面，我是警察这边的。可另一方面，真见鬼，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公园交给他们？嗯？他们又不会损坏什么。
我还是觉得很难去谴责警察，他们没学过做这些事。他妈的，我当时在海军陆战队经历过这种事。他们教我们，不能用警棍击打一个人肩部以上的位置。
其中可能有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也许他在那儿。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孩子是无害的。
“我给你讲过我儿子的事吗？我说，‘我觉得你最好现在入伍，先当兵，再回来上大学。’你知道他怎么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不管怎样，我供他上了大学。孩子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了。”
在海军陆战队，你可以一整天站在那里，别人骂你是猪，你只朝他们笑笑。除非有人先动，否则你就一动也不能动。但有些警察想动武，他们想拳打脚踢。其他方面都他妈的挺好。只有一样，他们没学过怎么对付那套玩意儿。
三年里我去了四次医院。一次是背部的问题，这个没法怪他们。还有一次是肺炎，也没法怪他们。但另一次是胃溃疡，这个不好说，总归是有人要我认可一些事……（他的声音淡出）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我想脚踏两只船。我觉得警察做得对，我觉得那些年轻人多数事也做得对。真是两难，你不能同时把两边都占了。
我为所谓的红色小分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称之为颠覆组。这是个大玩笑。管这事的那家伙把每个纸片都留下来了。他掌握了一半人的档案，他们要做什么？你知道他们派谁出去做监视这类事吗？该死的，是候补军官！多数是外行，流言就是这么传出去的。好的警察懂得保持安静。他们从不多嘴。
我十七岁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我希望有所成就。我那时在上学，橡树园中学【162】，不错吧？我和家人相处得不太好。我想当英雄。没有当成。我见过一些大场面，但我不是英雄。
我学过遵守纪律。我知道自己得举止得体。我不该当傻瓜，尽管有段时间我确实是。我发觉海军陆战队对我的影响太他妈的大了。我刚去时是个机灵鬼。两年半中，我改变得很快。
对我而言，海军陆战队意味着硬汉无所畏惧。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有组织和纪律。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训练教会他们团结协作和遵守指令。你知道自己见鬼的生活得依靠这些邻家小伙子。日子就这么过，你却一直在反抗这个体制。
在战斗中我要服从指令，但其他时候我会说有些规则全他妈的是胡扯。我受过几次惩罚。我守纪律，同时有所不满。
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后，我发誓再也不听别人发号施令了。有人想站在我头上？我要和他们斗。这就是游戏的本质。踢打没法回击的人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我曾经试图组织厄普顿我所住的那一带租户。那地方糟透了——四分之三是黑人，还有一个靠吃福利过活的白人妇女，一些阿巴拉契亚山区来的人，几个老弱病残。他们特别害怕房东，不肯跟我走。他们一点胆量也没有。这伤透了我的心。
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很开心。我们感觉相比从前住的中产阶级社区，住在这儿更能给我们安全感。街上人多的时候，街头犯罪会更少。我记得有一天酷热得无以复加，我走进一家有空调的小酒馆，喝了几杯冷啤酒。我十一点半才从酒馆里走出来，很多人坐在外面喝着啤酒，都是黑人。我也坐了下来。我是唯一跟他们喝过啤酒的白人。他们中有些人喜欢我，有些不喜欢。就这么简单。我喜欢这些人。
房东只想勒索房租，才不管破贫民窟里的房屋维修。他们对租户做的事，让我恨不得杀了他们。他们把房子糟蹋了。管事的是个住在楼下的黑人妇女，她是最后一个搬走的。大家声讨这个楼的问题时她却说老鼠到处都有。你知道她站在哪边吗？房东那边。
我上次拜访他时，他还住在厄普顿，我看到除了他那个带着名牌的信箱以外，其他住户的信箱都坏了。门铃也按不响。
我试图把他们组织起来，说：“我们要拒绝交房租。”我说：“我要把请愿书交到市政府和国会去。只要你们提出来，我他妈的什么事都干得出。”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能赢？”他们没有锐气。认为对的事就该去做，看在老天的分上。这些街坊四邻是唯一能让国家正常运转的人。我希望我的邻居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好人。我不愿意看到那些臭狗屎一样的、恶心的、皮包骨的悲惨浑蛋，那些恶棍，那些半个月要去一次迈阿密海滩的人、靠救济金为生的人。
我并没觉得我们的体制一无是处。不是吗？有些人比别人更富有，我不觉得这有错。我反对的是没有计划。我不在乎要花多少钱。他们应该让每个想工作的人都去工作。
现在，我什么都不做，是个无名小卒。我成天待在家里，除了早上出门拿报纸，偶尔去商店，差不多每半个月去一次图书馆，这得看我借了几本书，还有每三个星期理一次发。我好久才去一次小酒馆，每次要花好多钱。我喜欢曼哈顿啤酒，这酒在附近该死的小酒馆的价钱已经贵过一美元了。
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欣赏书籍。这套名著丛书，我已经看了其中一部分，不过和大多数笨蛋一样，我只读自己喜欢的书。我不碰科学著作，读其他的。上小学时，我在拼写方面能打败任何人，包括一个智力竞赛小能人。他现在是耶稣会教士了，级别很高。我本可以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可是我没有。为什么要那样呢？我一直是那种一根筋的人。
我尽量不伤害别人。其实我颇擅长伤害别人。说真的，我做过很多次了。我的复仇心很强。要是有人对我使坏，他们肯定要倒霉的。可我慢慢懂得这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用枪支来保护自己。我过去在这里放一根棒球棒防身，后来我把球棒给了打棒球的小孩，我不再需要这种保护了。我要依靠周围的人们。你知道吗？你可以在每个街区摆一辆警车，可如果百姓不合作，还是不顶用。我看到一条警犬的广告，简直把我气炸了，里面讲为什么人人都需要养一只警犬。我想：“天啊，要是人人为了防身而不是友谊养警犬，岂不是要到世界末日了？”要是真到了那天，我就要搬到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
但我不是非搬走不可。我有种希望。因为不管你怎么想，不管电视台的傻瓜怎么想，战壕里的小伙子们是真的在干活，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皮特·西格【163】和伍迪·格思里【164】的歌曲能让我潸然泪下的原因。我知道西格是左翼分子，可我喜欢他的音乐。他们歌唱事物本该有的样子。我有很多伍迪·格思里的唱片。《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应该把这首歌当成国歌。
我理想中的生活，应该是一半像中国，一半像这里。干净的街道，健康的居民，走在路上不必担心有人出来捣乱。
我认为让这个世界有所提升的关键之处在于：读书。因为一旦人人学会了怎样读书，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真见鬼，要是世界上人人都能读懂农业书，就不需要我们这里聪明的浑蛋们去告诉他们怎样做了。他们自己会做。这是最重要的。
鲍勃·卢斯
他是芝加哥及周边地区摔跤比赛的承办人。
“从前，你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英雄。但现在不是了。”
“来看摔跤比赛的都是平民百姓——奇卡诺人、黑人，其他地方的移民也来看。他们心中有自己的英雄，也有不喜欢的选手。
“粗野的摔跤手能赚更多的钱。这一行里粗野的摔跤手比守规矩的要多。”
每个大块头孩子都觉得自己能当摔跤手。很多人来应试，可真正选上的却凤毛麟角。“迪克大汉”是其中独一无二的一个。他有勇有谋，十分卖座，因为人们都认识他。他动作粗野，但不会一味蛮干，十分讨观众喜欢。不过在过去很多年里他都是个坏小子，人们叫他恶人。一个恶人又怎会在摔跤界一举成名呢？勇气。这位大汉表现不佳时，没人支持他。现在他变好了，可仍旧保持着那份粗野。
走进摔跤场，他们必须粗野起来。他们会作弊，惹得观众愤然离席。就算是最温和的观众也会气得发疯，甚至想在摔跤手一走出场地时就揍他一顿。我们有不少摔跤手的脑袋让锤子袭击过。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博比·希南的头让圆头锤子敲过。
一开始你是赚不着钱的，只是挨打和受伤。我们有两个摔跤手，叫作“迪林杰兄弟”，杰克和约翰。他们穿着“地狱天使”机车夹克比赛。他们财源滚滚，成了芝加哥的大牌。
在密尔沃基的一场比赛后，“迪林杰兄弟”去了一家小酒馆。柜台前排满了人，都是歹徒和流氓。其中的头头儿对他俩说：“把你们花里胡哨的衣服脱下来！”约翰脱了外套，那家伙说：“操！”另一个人从背后用棒球棒打了他。他们用链条抽他，朝他的一条腿开了七枪，把他扔在小巷里等死。他的摔跤事业曾经极其成功，现在却落得终身残疾。那人打他是因为不喜欢他，仅此而已。
从前，你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英雄。英雄看上去很正派。但现在不是了，糙汉子开始受欢迎了。粉丝们看到“大汉”把对手举起来重重摔在地上，看到他践踏规则，看到他抄起椅子，向观众挑衅。有一天，他和“恐怖的土耳其人”摔跤，这两位都很招粉丝恨。突然，他们开始为“大汉”加油。他们希望他打败那个“土耳其人”。忽然间，他成了新英雄：一个粗鲁野蛮的人物。电影里也净是这种题材。如今我们的英雄是能站起来捍卫自己权利的莽汉，而不是那种漂亮的小白脸。这是1959年到1960年的情况。那时骚乱的年代刚刚开始。
即使到了1968年暴动和游行最盛之时，我们还是能把圆形竞技场的门票销售一空。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遭砖头袭击的那天晚上，我们这里黑人观众和白人观众都很多。那天有个叫厄尔尼·莱德的黑人摔跤手，他从前是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个好小伙子。还有一个摔跤手叫“疯狗瓦尚”，一个卑鄙小人，一个白人恶棍。地区警察过来对我说：“别让那个白人赢。”最后“疯狗瓦尚”还是赢了。比赛前我没法和摔跤手交谈。
我还以为谁赢谁输都是事先定好的。
（非常伤心地说）我太惊讶了，真没想到，你竟然问了这种问题。甚至这么想想都是可悲的。摔跤场里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摔跤手自己，取决于观众。
我这人做事光明磊落，一切都在明面上操作，不私下与拳击手做这种安排。报纸上说我这行人爱结党营私，可我不做那些事。我有个美满的家庭。我不能让这种事把它毁了。这会把我的美国梦击个粉碎的。
我赚了十万两千美元，场地门票回回销售一空，可报纸不说好话。他们伤害的不是我，而是爱看摔跤比赛的观众。这是让这些小人物最开心过瘾的事。我们的观众多数是工人阶级。我也在斯科奇办过两场比赛，那里的观众是上层犹太人，照样场场爆满。观众欢呼的场面和在圆形竞技场是一样的。可报纸照样诋毁我们。某个精英人士断定摔跤不属于这个国家值得尊敬的体育运动之列。这就是美国梦吗？我想那真是黑色的一天。我的美国梦破灭了，事业完了。再没有什么美国梦了，这是一个诡计，一片让人困惑的虚无。
我们这代人正在死去。再也不会有我这种人了。我不和电脑工作，而是和人工作。新一代比赛承办人举办带劲的比赛时从来不到城里来，而是把票务工作交给计算机辅助售票系统。再没有我这种人了。有一天我死了，这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
1976年，他作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地区工会主任，参与竞选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他没能当选。如今他是南芝加哥地区的副主任。他已婚，有四个子女，今年三十九岁了。
“你可以站起来说出自己的名字，不管这名字有他妈的怎样一个起源。这就是美国梦：我的名字是‘人’！”
我们身处芝加哥南部一户独门独院的人家中。这里的景象、声响和气息都告诉我们，我们正置身于钢铁之谷。
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方圆几里之内。窗户外映入眼帘的是钢铁厂发出的熊熊火光。你能看到，贝塞麦转炉出铁的时候，整个天空都泛着桔色的光。夏天里，你躺在后廊躲避热浪，望着钢铁厂喷吐而出的浓烟……
我爸是我最好的朋友。很多孩子会跟着爸爸去游艺场。我老爸不光带我去玩游乐设施，还给我展示那些赌徒摊贩是怎么找骗子当托儿的。他给我展示怎么耍蒙特牌戏，还有那家伙怎么切弦。“我给你展示展示窍门”，他常这么说。
十八岁时他是个小阿飞，搭车从来不买票。他在职业棒球小联盟打了差不多十二年球。不管是纽约州的埃尔迈拉还是艾奥瓦州的基奥卡克，一到这些地方我们就满城转。我们会去索克斯公园球场，然后到唐人街的中国饭馆吃饭。他对棒球的了解比我知道的任何家伙都多。他能告诉你乔·杰克逊、斯威德·里斯伯格当年是什么情况，那是1919年的事了。他记得鲁斯是什么时候进入红袜队的。他也记得小熊队在西区球场打球的时候。他还是南芝加哥最棒的台球手。
我长大一点后，他开始和我谈论社会问题。我记得他带我去参加一些群众大会和工会会议。在我的记忆中，爸爸从来没对老板们有什么好评价。我也不记得他对商人或地主有什么好评价。爸爸和我的感情非常亲密。
我爸现在身体不是太好，可他仍旧每天早上五点半出门去工厂大门发传单。他都七十五岁了，这些传单关于工会、社区、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事他已经做了四十年。
大约十四岁时，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宪法的论文，赢得了杰弗逊奖章。不久前我在壁橱的一个盒子里发现了这枚奖章。他从没和我说过这事儿。整个芝加哥，只有我爸赢得了这个奖。之后他退了学，那时他十六岁。
有段时间他干铁矿活，在三十年代，人们什么活都干。我爸有双工人的手，靠自学成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让我信仰美国体制。我相信杰弗逊和汤姆·佩恩说过的：美国梦意味着人们有权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把世界塑造成对每个人都有益的样子。不受人欺负。你可以站起来说出自己的名字，不管这名字有他妈的怎样一个起源。这就是美国梦：我的名字是“人”！也许就是这种想法把我的脑子搞得有点乱了。我在学校里学的和在大街上看到的完全是两码事。
他们在学校里教育你要自力更生、提升自己，要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几乎是一种加尔文主义精神。下苦功、多流汗，你就能获得成功。评价一个人的方式就是去看他能获得多少东西。要是某个家伙拥有一座三层房子，他肯定是个聪明小子。我这一代多数人早就在头脑中充塞了这种想法。
我还在学校时，大约十二三岁吧，做过一些问卷调查，上面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我答：萨德洛夫斯基。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写道：钢铁工人。然后咨询顾问就把我放到工艺班去。名字倒挺花哨，其实内容就是你知道的那一套。后来我和朋友们都入了这一行：在玻璃上钻个小孔做谐音乐器，做鞋盒之类的破烂玩意儿。还做你圣诞节送给爸爸的烟灰缸。
要是你姓罗森海姆，或是有个带着漂亮光环的英国味儿名字——而且碰巧你父亲是医生或商人，他们就会让你读商业管理或艺术课程。我认识的孩子后来都进了钢厂。一到毕业的时候，钢厂的王八蛋就来招人了。如今他们还是这样。
我十八岁开始进钢厂干活。那时工会对工人们来说是有影响力的。比现在的影响大太多了。许多孩子不知道没有工会的钢厂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钢厂工人子弟，从没在早餐饭桌上讨论过这些事。
我爷爷也是钢厂工人。人们都叫他“扎扎”。我问他“你从哪里来”时，他有时回答是波兰，有时回答是俄国，有时又回答是德国。哪儿的武力最厉害，我就是哪儿来的，对不对？他其实是从如今的波兰东南部地区来的。
他刚来南芝加哥时，外套上还贴着标签。他来到美国钢铁公司南部工厂干活，当熔炉砌砖工人的帮手。1907年一次高炉爆炸中，他被严重烧伤，在医院里躺了一年。到死都带着那些伤疤。之后他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干了三十年。他当过场地工、线路工和道班工，一直到三十年代末。他靠退休金过了他妈的三十来年。他每月领一百零八美元。我过去就是在这家营业厅帮他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的。他是我所知唯一战胜了这个体制的人。他活到九十岁才去世。
我爱这家伙。我们成了伙伴。我二十岁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过去常帮他刮脸，每星期两三次。还跟他一起喝啤酒。他说不清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却能告诉你麦金利是什么时候遭枪杀的，凶手的名字，枪击发生地点，他身上中了几枪。这个人不会读写自己的名字，却能灵敏地意识到自己周围的动向。
他参加了1909年钢铁工人罢工。我的扎扎会用蹩脚的英语给我讲当时的故事。“我们去大芝加哥见格里法官。”他把闹市区叫作“大芝加哥”。格里是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头，董事会主席。我们说：“是的，先生，格里法官，我们有需要，我们要赚更多钱。”格里法官说：“你们要更多的钱干什么？”扎扎说：“买星期天去教堂穿的衣服。”格里说：“去教堂穿工作服就行，够好的了。”他用这种方法表示格里法官是个卑鄙蠢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二十岁时竞选过工会送葬人代表。我爷爷为这事十分欣慰。这家伙离开该死的工厂四五十年了，对工会工作还是了如指掌。我竞选地区工会主席时击败了我的扎扎所说那个大佬。我是在爷爷死后两个月击败他的。他没活到看到这件事发生。这是1964年。
我那时二十四五岁。我记得那些家伙走进我的办公室时都会脱帽行礼，他们都是六十五岁的老人家了。一位老人把帽子拿在手上说：萨德洛夫斯基主席先生——竟然是这么一套！我是个毛头小子，这些老人家却这么和我说话。我觉得这样不大对头。我把这种作风扭转了。我总把门敞开着。我找来锤头和凿子，把门上的合叶拆下来了。
我爷爷是带着希望去世的。他相信美国梦。相信你可以让生活好起来。要不是能让生活好起来，你他妈的还有什么好抗争的？我不相信美国钢铁公司能打败我们，不相信工会的头头们能打败我们。要是我没有这点信念，走到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竞选失败以后，我的心情十分低落。不过，天啊，我们吸引的人数之多是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我遇到了许多人。我去了加拿大的萨德伯里。他们在近两千米的地底下挖煤，这是北美大陆最穷困的地方。我也去了明尼苏达的梅萨比山脉——在每个聚居区你都能遇到一两个，或是十到二十个有社会觉悟的人。要是你深入新墨西哥和犹他州的铜矿田，或是明尼苏达、亚拉巴马、俄勒冈、纽约州北部的铁矿田，那里人民的智慧和觉悟真能让你大吃一惊。我发觉，在这些单一工业的小镇中，精明敏锐的人远比大城市要多。
“最精明的就是那些矿工。他们身上有种精神。他们虽然活在农村，却有世界眼光。而且清楚是谁在欺负自己。他们的梦想就是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
“他妈的，我从来不后悔自己跑出来了。”
我看到人们不愿再当头脑顽固的工人，那种拼命干活不会动脑子的傻瓜。尽管他们没受过什么正式教育，我却听他们说出过一些真正伟大的观点。我认识很多南芝加哥铁矿工人，他们可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很少看到一个家伙在街上走，头戴的礼帽上有美国国旗的图案。好莱坞电影里就是这么描摹的。可并不是礼帽上有这么个该死的标志你就是个美国人了。工人们也不这么看。
给某人一个机会去看看乡村风景，他会欣赏的。让他有时间读一本书，他会读进去的。让他有时间听音乐，他会听进去的。人生不是打卡上下班这么简单。你见过一个人有了全新经历后的骤然成长吗？他简直上瘾了。他开始读书，开始做这做那。不知不觉间——啪！就像花朵在一夜间忽然开放了。
你指给街上的一个小孩看一棵树或一朵花，他会说：“没什么意思。”其实是有意思的。你回顾起任何煤矿小镇的历史，直到今天，街道两旁从没有过花坛或成排的绿树。你找不到音乐厅，除非某个家伙自己带着吉他或口琴。要是老板按自己的方法办事，你永远也找不到图书馆和书籍。它们是危险的。我们的社区里难道不该有公园、剧院和图书馆吗？
人们认为烟囱冒烟就意味着餐桌上能有面包，这并非偶然。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我把天空中的石炭看成上帝的给予。你开始抱怨空气不好，人们就说你想把镇上的钢厂都关了。他们信任美国钢铁公司。他们在这方面相当成功。如今出现了一种经济胁迫。环境保护部门一说山谷、河水和空气污染，美国钢铁公司的老板就说：“我们必须搬走。”工人们在这方面都被愚弄了。现在他们变聪明了，知道制造钢铁、保持清洁空气、创造利润可以三者兼顾。
工会很久之前错过了把工会思想带出门外、带到社会上去的机会。工会思想不该局限在面包黄油之类的小事上。我出生长大的那条街的对面就是产业工会联合会总部。从我的卧室窗户望出去，一切都跟产联、产联、产联有关。每个人，包括那些店主，都干劲十足。五百万人加入了，五百万工人啊。
如今不再有这种情绪了。哪里还在唱那些歌呢？有句老话这么说：歌声一停止，革命就完了。如今，九千万工人中只有五分之一被组织起来了。
美国工人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空前的伟大壮举。可实际上挂名脱产的工会干部只想成为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而非“改变”它。于是恶果产生了。你不能玩老板的那套把戏。回头看看真是可悲。我们发展起“工人政治家”，我们让他们当上了体面人，我们都是按所谓的美国风格做了这一切。
对我而言，美国风格就是指追逐金钱。你听到一个工人领袖说：“对公司有好处就是对我们有好处。因为要是他们利润高，我们也能多发工资。”全是瞎扯淡。美国钢铁公司利润提高了，我们的工资当然他妈的没有提高。和二十年前相比，如今的钢铁工人人数少了二十万。
如今工人组织都是揣在政客屁股兜里面的玩意儿。第一国民银行举行落成奠基仪式的时候，我当然他妈的没有去。可我见过太多工人领袖去给市议会砌墙抹砂浆了。
那些家伙觉得自己达到了目标，因为他们被叫去和企业老板们吃祈祷早餐了。他们该祈祷的是提高工人的待遇，而不是坐下来和老板们吃饭，这些人除了压榨工人之外就没做过别的。
我不期待通用汽车或者美国钢铁公司的老板坐下来和我吃一顿晚餐，就能给我我想要的东西。我会提出要求，然后设法实现。工人阶级——这是个阶级问题——越早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能过上越好的日子。
“我母亲在有次感恩节假期和我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玩红心纸牌。她讲了南伊利诺伊煤矿上的事情。她给他们讲起她的父亲，一个大块头浸礼会五旬节派教徒的情况。他十一岁就开始工作了。我母亲家的人全在该死的煤矿上干活。
“我父亲是在煤矿快要枯竭时遇到她的。他当时还在打职业棒球。他上了基厄卡克到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网的火车，在肯塔基州线的埃尔多拉多下了车。你吐一口痰，它能在这鬼地方从这头飞到那头。这儿有一座饮水泉，一个小广场，摆着两条长椅。真是个鸟不拉屎的小镇。
“人们对埃尔多拉多抱有厚望，说这是黄金之城。全是胡扯。我能在地图上找到这座小城，可我永远也找不到一座黄金之城。
“二十年代，煤矿公司从芝加哥卡彭组织弄来一群工贼，矿工把他们带到玉米地里，把他们打倒在地。他们还把流浪汉弄来破坏罢工。来了他妈的一火车的人。车停在铁道旁边。矿工们把打松鼠的枪拿出来了，把他们赶上了火车，让他们打道回府。
“去年夏天，我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那个地方。那儿除了我母亲家族的坟墓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真是些黄金啊。”
如今的年轻人迷惘、糊涂。感谢上帝，他们不再信加尔文教那套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的理论了。你走进工厂，年轻工人们显然已经摆脱了那套神话。和几年前相比，那套东西变得更不可信了，因为工作很艰难。可事情一旦有所好转，到了休息日他们还是愿意带着女朋友去公园的。
我觉得关于工人都心满意足——住在郊区，有两辆汽车、一艘赛艇之类的——全是瞎扯。你什么时候见过郊区的工人居住区？并没什么好吹嘘的。
买块地、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一直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如今的孩子们很难做到了。建房子要花六七万乃至八万。一开始就得花两万五。年轻人哪里存得下这么多钱。送孩子上大学？看看不断上涨的各项费用吧。这与他们父辈的梦想不一样了。他如今比他父亲年轻时抱有的期望要小。这是吃薯条、喝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孩子。我不认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能牢牢抓住他们拥有的东西。失望是明摆着的。焦虑是明摆着的。希望显然也在，人们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看到变化即将发生。我听到人们谈论十五年前闻所未闻的事情。我听到人们谈论通货膨胀，谴责老板和他们的利润。我听到有人说：“我们应该接管那些破铁路。”我说的不是激进分子，而是在工厂里干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人。我听到人们议论这个国家的狗屁医疗制度，该死的，也该我们享受国家医疗了。你愿意怎么说都行，叫它社会主义也可以，真见鬼，随你怎么叫。
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医疗制度是怎样的？”我说：“有人生病了，就把他治好。不需要带什么照片和编号的绿卡片。要是他胃疼，就治好他。”他说：“这行不通。”为什么？要是这个国家需要再增加十万个医生，就优先发展医生数量嘛，让每个街区都有医生，有人生病就把他治好。要是我们能优先处理杀人的事，为什么不能优先发展救人的事呢？
我们中间很多人留恋1937年、1938年。其实2000年离我们近得多啊。只有二十年了！我们这个社会糟糕透顶了，除非……除非有更好的财富分配办法。让你开始意识到那些联合大企业的存在，还有它们是怎样把我们嚼成粉末的。
和那些软弱的小店主不同，工人总有一种直觉。他们知道谁在压榨自己，可又不知道怎么才能不被压榨。而坐在商会门口的那个小个子，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压榨。他代表着美国大街上的普通人。
我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斗争激烈起来，他们仍旧是最可信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