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曼·特恩波
他是个热情洋溢、体格健壮的男人，外表与实际年龄不符。他今年七十五岁了，可看上去只有五十岁。他讲话时带有一种歌唱式的音色。
“我希望看到人人握手，好像兄弟一样，忘记彼此的不同。你忘了我是黑人，我也忘了你是白人。就像那样生活。”
这里是临近密西西比州楚拉的一座农场，距离杰克逊市约六十里。他和妻子在纱门后迎接我们。
墙壁上挂着他们两个女儿身着毕业礼服的照片。还有很多奖章。一面奖章上写着：“为在人权抗争中的奉献和领导。楚拉护理中心，1978年5月。”另一面奖章上写着：“为在人权斗争中鼓舞人心的努力。梅森三角洲，1978年。”第三个是高中毕业证书，时间是1976年。
我八岁起就在田里干活了。整天和犁地打交道，只用业余时间上了一点学。我七十一岁才靠自己的努力拿到一张文凭。要不是我多少学了点知识，在很多地方是根本混不下去的。（笑）
我祖父曾是奴隶。他的主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获得自由后，他父亲把他操劳过的那片土地给了他。在他死后，他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把这块地给了我。如今我仍然拥有一些土地。我一直住在那里，直到长大成人。我还干得动活，不过计划今年歇一歇。
现在你能看出小山和三角洲的情况有所不同。战后，许多黑人在小山那边买了地。他们中很多人还从旧主人那里买了小房子住。但那些三角洲没有一片地出售，那里有种植园，他们想让黑人来干活。每个种植园都有大约四十到两百头驴子，每块地租给二十五至一百个佃农，都是黑人家庭。他们都归主人所有，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年复一年这样生活，直到四十年代才开始改变。
种植园并没有瓦解，只是他们不再需要劳动力了。佃农的木头小屋都拆掉了。种植园现在使用各种机器，把人工转换成了机械操作，他们就不再需要劳动力了。主人把他们打发走了：“用不着你们了。”他们把棚屋拆掉，或者廉价卖掉。人们把这些材料拉走，重新盖起来，两三家人挤在里面住。我没遇到过这种事，因为我祖母留给了我一个家。他们没法强迫我。
那时很多人觉得，他们还能再次奴役黑人。他们觉得那些黑人会很愿意干一天赚二十五美分。有些种植园主亲口这样对我说过。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
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是，能保障佃农生活的只有福利制度。上帝肯定是从美国头面人物的大脑里溜走了，因为我们小镇从没有过福利部门。一旦你岁数大了干不动活了，他们就把你送到济贫所，坐在那里，别人给什么就吃什么，直到咽气。
他们把劳力赶走时，那些人搬到了小镇里住。北方有亲戚的就跑到北方去，哪里有活路就去哪里，有钱就行，或者哪怕只有睡铺也行。就在这时，联邦政府开始救济他们了。
美国梦？（他哈哈大笑了好一会儿）奴隶时代的精神至今还在，并没有灭亡。就像他们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把第一批黑人从船上卸下来时一样。白人之中，今天也还存在这种想法。三K党死灰复燃了，不是开玩笑。你知道他们的预言吗？他们说要在十五年内重新奴役黑人。
拿如今南方的白人来说吧。他们很狡猾。没学到什么，因为教训还不够大。现在真正需要接受教训的是黑人。所有黑人都得学会搞清白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看看那些年轻黑人。我得跟他们谈谈过去我在种植园时，那些白人怎么把黑人带到铁匠铺或谷仓，用皮带抽打黑人，就像打小孩那样。
有一次他们也打了我。如果我说自己从没挨过打，那是在撒谎。我那时十六岁。他们有两个人，抓着我的头按下去，用手枪抵着我的后脖颈，用一条皮带抽我。
要是你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这些事，他们会说“别废话了”，一点也不上心。现在那些白人像朋友似的跟你说话，拍拍你的后背，可一旦他去了你听不见看不着的地方，就能花大力气设法让你倾家荡产。白人说制服黑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一无所有。他们说得一点不假。
黑人从民权运动中唯一得到的——所有那些专家、黑人和白人，牺牲了生命和家园，破产，进了牢房，乱成一团——换回的唯一东西，就是投票权。可大多数黑人还没有足够的头脑来使用它。
投票权并没有太大意义。现在密西西比各地都建起了“袋鼠法庭”【142】。天底下没有黑人和白人打官司能打赢的事。三K党起死回生之后，黑人青年一旦坐牢就得服更长的刑期。我这辈子从没听过有这么多黑人青年坐牢的。
二十年前，一个白人只要准备好了就能随时杀害一个黑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消息甚至不会传出那个县。如今民权运动激起了社会平等风潮，白人改了新策略。他们让黑人一无所有。这不是我说的，是白人自己说的：不管你在哪儿，你得让黑人失业。
大约十五年前，黑人在约十四个南方州拥有两千万亩土地。现在黑人只拥有三百万亩土地了。三K党扬言要把这些地也买过来。你知道现在有多少黑人失业吗？情况越来越糟了。
直到1963年这场民权运动开始，我才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渴求自由。有人把这想法从田纳西州带到格林伍德，又带到霍姆斯县。他们跑到我们这里来，说是要教我们什么是公民权利，教我们怎样投票。我们嘱咐他们要再回来，我们会为这场运动祈祷。他们回来了，我们说自己愿意在这上面花钱，我们会为这活动卖掉汽车筹钱，把身家性命都投在上面。我们喜欢这场运动。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
在这之前，还没有黑人登记投票过。白人把这项权利抓在自己手里，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我以前没考虑过这事儿，我想的都是吃饱肚子，有个地方住，弄辆旧汽车什么的。我从早到晚都在棉花地里干活。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种植园了。我看出在种植园干活没有前途，就算在那里干五十年，到头来还是和刚来时一样。我希望自己老了干不动活之后，手头能有点积蓄。
于是我们开始去教堂学习公民权利。每星期去两次，分别在星期三晚上和整个星期日。我们觉得自己学会了登记投票，就走出去想试试看。
我们出发去列克星敦县政府。我的妻子没去，男人们都去了，大概有二十个人。我们是开车去的。快到县政府，还没到路口红绿灯时，我们在路边停了车，说：“现在下车，两个人一排走路过去，这样他们就没法说咱们阻碍交通了。”我们说好走路时相互间隔一定的距离，这样他们就没法说我们拉帮结派了。我们的确这样做了。
我们转过弯到了县政府大楼前门，遇到了治安官安德鲁·史密斯先生。他问我们：“你们这是他妈的要去哪儿？”约翰·鲍尔回答：“我们是来登记投票的。”治安官一只手握住手枪，另一只手去抓警棍，往后退了几步。我站出来，对他说：“史密斯先生，我们只是来登记的。”他吃了一惊，说：“那好吧，你们绕过前门去后门，到大树底下蹲着，别给我乱出声。”我们照办了，在树下挤着不说话。他走过来，看着我们，按着手枪，又摸了摸警棍，提高嗓门说：“好吧，谁是第一个？”我们有二十个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我对自己说：这些黑人快要被吓跑了。于是我站出来说：“我，我当第一个。”他压低了嗓门说：“好的，特恩波，你当第一个，沿着这条路走到头，进大楼左手第一间，办你要办的事。”
我进了那个房间，有位女士在那里。巡回办事员没在。她说：“你想干吗？”我说：“我来登记投票。”她问：“登记投票？”我回答：“是的，女士，登记投票。”她说：“你得等麦克莱南先生回来。”我问：“我能坐在这儿等吗？”她说：“可以。”我坐在椅子上一直等到十二点。她说：“午休时间到了，我要去吃午饭了。”我说：“那我吃完午饭再来。”她说：“好的。”我一点一刻回来时，麦克莱南先生已经在那里了。我走进去。他问：“我能帮你什么？”我说：“我想登记投票。”他问：“登记投票？”我回答：“是的，登记投票。”他抓起一本册子，推给我说：“填这个。”我读了读，看明白了，填好又递给他，走出门去。另一个人走进去登记，那一整天只登记了我们两个人。
当地人，不管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都认识我，有些人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可那时他们爬上汽车顶看我，好像我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一场闹剧。我们回了家。之后他们就不让任何人登记了，而是让他们做很难的文化测验。他们派了个联邦登记员过来，让他待在邮局。每个人都去那儿登记，都通过了。我们就是这么登记上的。
之后大约一个星期，某天晚上有人开车过来，朝这栋房子扔燃烧弹。他们把燃烧弹从窗口和后面的卧室扔进来，朝这个房间射击。（他指指墙上一个洞）看到这个洞了吗？这是点45口径的子弹。（他指指另一个洞）那颗子弹穿透了窗户的下缘。
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一个会，有人来过，把那条狗杀了，或放走了，之后我们再没见过它。我们上床以后，差不多凌晨一点的时候，袭击开始了。
特恩波太太插话说：“他们是坐车来的，拿走了所有的登记册。我和十四岁的女儿从房间里出来，除了烟雾，什么也看不见。他在拿枪。我们出来后遇到了那两个白人。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我丈夫出来的时候，他们朝他开枪，我丈夫也开始朝他俩开枪。
“然后我跑去灭火，把窗帘扯下来，往上面泼水。我跑到后面的房间，拉出床褥，又跑回去往沙发上泼水。我到处泼水，我知道他正在外面开火。我把正烧得厉害的窗帘拽到地板上，跑到后面的房间拉下床上的被褥，往上面洒水。”
我开始射击，他们逃跑了。
那晚我给华盛顿政府司法部门打电话，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开枪和纵火案。大约早上八点，他们坐在我家，把事情经过记下来。记完以后，当晚有治安官来我家逮捕了我，把我送进了监狱。他们说是我干的。说是我放的火。说没有白人来过。说墙上的洞是我自己打的。说房间里的燃烧弹是我自己扔的。
我待在牢里，后来自由民主党【143】把我保释出来了。他们在楚拉举行了一场初审会，判我有罪。他们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出名，为了上电视。联邦调查员的秘书有窃听器那些玩意儿。他们常做这种事。他们在杰克逊市开庭审判，地点是邮政大楼里的联邦法庭。约翰·多尔【144】先生从华盛顿赶来了，他们撤销了诉讼。他们没什么可以拿来指控我的。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会判我在密西西比州立监狱关十五年的。
特恩波太太插话说：“他们后来又跑来这里开枪了。
第二年，他们又好几次沿着那条路开车过来，朝房子开枪。我从杰克逊市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说：“我给你们一个救人性命的机会，要是这件事再发生，我就要大开杀戒。我有老婆和女儿，我很爱她们，和你爱你的老婆孩子一样。我是黑人，你是白人，可我们对自己老婆孩子的爱是没有分别的。你们过来转一圈，证据找到了，又敷衍过去，甚至没检举。我不是让你检举，我明确告诉你，要是这种事再发生，我就要大开杀戒，直到我自己被杀死。这就看你的了。我就想说这么多。”这事没再发生，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有这么多开枪和杀人事件，而黑人只得到了一样东西，就是投票权。其他的什么都没得到。
特恩波太太插话说：“现在商店里雇用黑人，银行里也是。”
可他们迟早要拿回去的。（有点恼怒）我总是提前一年就告诉你们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偏偏不听，直到这些事真发生了。我提醒过了。我总能跟上形势。
南方的黑人已经爬到顶了，没法更往上一步了。全南方的白人都联合在一起，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能让黑人翻不了身。就是让他们一无所有。要是没有福利金，三分之二的黑人都得饿死。
年轻的黑人卡桑先生是你们的崇拜者，他现在是楚拉的市长。
他遇上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白人希望他坐在市长的位置上，当个笨蛋傀儡。他不同意，他们就在背后搞各种小动作。黑人们甘愿愚蠢，让白人挑拨他们自相残杀。要是黑人真想取得进步，从白人给他们制造的混乱局面中钻出来，就得彼此团结，一起工作。要把一个人的困难看成是大伙的困难。可黑人还没法做到。白人完全把黑人当傻瓜。要是黑人再不觉醒，就会再遭白人奴役的，又回到以前那样，不会有一丁点好转。密西西比有些地方的人甚至不知道世道变了，还过着二十年前的那种日子。
看看马丁·路德·金吧。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一次年度集会上。有位年轻女士问我怎么看金牧师的非暴力计划。我对她说：“我觉得金牧师的非暴力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扯淡的东西。”他本人就坐在那儿，看着我。人们都笑了。笑声刚止，她又问：“要是你处在他的位置，你会怎么做？”我说：“以牙还牙。要是他们对我们微笑，我也对他们微笑。要是他们拿枪指着我们，我也拿枪指着他们。”那个会上的人全都站起身走过来跟我握手。我说：“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他会在某个地方丧命，在地上缩成一团，像一匹马那样流血而死。因为他们就想让你们耷拉着脑袋，垂着眼皮，把你们快快杀掉了事。”当然，他们会杀掉我，还有我的老婆和女儿，把我们扔进房子里一把火全烧死。结果就像我在那次集会上对马丁·路德·金做的预言那样。他们枪杀了他，他倒下来，躺在血泊里死了。
我觉得是上帝有意让我们受折磨。要不是因为他，这一切早就结束了。《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观点。《圣经》写道，要是你给你的兄弟挖了一条沟，你要挖两条，因为第一条是给你自己挖的。人们可以变得如此罪恶，如此歹毒，离上帝那么远，直到上帝让那些坏事发生，再次引起他们的注意。你随便拿起一张报纸，上面写满了杀戮、偷盗，什么都写，对去教堂和主日学校却只字不提。唉，上帝也许因此让白人去奴役他们、鞭打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的脑子清楚起来。
如果黑人能站起来团结一致——但这只是“如果”。他们是不会团结也不会站起来的。在楚拉这样的小镇，还没等他们团结起来，就又被白人分裂开了，又开始互相打架，什么也做不成。白人倒是挺会团结，他们是一条心的。
他们说我们取得了进步。我看我们是离死更进了一步。我们在自掘坟墓。这就是我们的进步。我主在上，要是我的来世还像此生一样，我干脆不想要什么来世。从现在算起十年内，要是黑人还没被奴役，那真是我主显灵啊！
你知道我愿意看到什么样的梦吗？我愿意美国往何处去？我希望看到人人握手，好像兄弟一样，忘记彼此的不同。你我握手，像亲兄弟。我生活愉快，待你友好，你也待我友好，你忘了我是黑人，我也忘了你是白人。就像那样生活。但这不会成真。
我们怎么让它成真？
（他哈哈大笑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真，可我应该活不到那时候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啊。到最后，已经不分什么黑人白人了，只有人类这一个种族。那时候人人受到公正对待，离耶稣降临人间也不远了。《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人人称心如意，然后他就来了。但那时我已经不在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花很长时间，我只是为那些年轻人感到难过。
那些老奴隶经过了旧主人的训练，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获得自由的黑人身上仍有这种奴性。这种人在美国遍地都是。他们会告发其他黑人。这些习性应该灭亡。他们一代代出生、长大、死去，直到这些习性也随之消亡。
C.P.埃利斯
我们身处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一间办公室中。他是操作工程师国际联盟的事务主任。墙上有一面奖章，上面写着：“服务证书，授予C.P.埃利斯，奖励你作为富勒姆人事关系委员会成员对这座城市的忠诚服务。1977年2月。”
他曾经是三K党富勒姆分支主席（绰号“尊贵的独眼巨人”）。
今年，他五十三岁。
我父亲以前在富勒姆一家纺织厂干活。他死时四十八岁，可能是死于棉尘病。在此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棕色肺。我那时十七岁，母亲和妹妹需要有人养活。父亲的保险只够支付葬礼的花费。我不得不辍学去做工。退学时我差不多念到初二。
我父亲干活很卖力，但从来没有足够的钱买体面衣服。我上学的时候衣服也不够穿。每天傍晚我都带着一种自卑感离开学校。别的孩子都穿着漂亮衣服，我却只能穿父亲买得起的。我现在有时仍觉得自卑，需要偶尔克服。
我爱我的父亲。他常陪我去看球赛。我们还一起去钓鱼。可他的衣着让我觉得很丢脸。他会把钱存起来给我，但不会花在给自己买衣服上面。我总觉得别人在看着他，拿他取乐，也拿我取乐。我想，这个想法对我后来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
父亲和我关系亲近，但我们不怎么说知心话。他有酗酒的毛病。整个星期他每天都出去工作，周末却总是喝个烂醉。我能理解，一个家伙看了一眼自己的工资单，又看了一眼账单，发现他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赚的钱还不够付账单的。他可是一整个星期都尽了全力干活啊，看来日子是没什么希望了。这才是病根。最后你说：“去他娘的。我要喝个烂醉，把这些都忘掉。”
我父亲在大萧条期间失业了，我记得和他一起去城里的金融公司，他遭到了拒绝。这种事你永远忘不了。
我父亲总是郁郁寡欢。他总是生活在挣扎中，我也一样。我很少见他大笑。他只想弄明白自己这样日复一日能搞出什么名堂。
在加油站当了几年加油工之后，我结了婚。我们有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天生失明和智障，对我们而言是个真正的包袱。他从没说过一个字。我去看他时，他不认识我。但我会搂着他的脖子，和他说话，说我爱他。我不知道他认不认得我，但我知道他受到了良好的照顾。我这一生都在工作，没休息过一天，能加的班都加了，却还是没有躲过经济上的困难。我开始觉得是这个国家有问题。我拼死拼活地工作，可还是没法让收支平衡。
我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有过真正伟大的期望。（笑）人们说，只要遵纪守法，去教堂，做好事，信仰上帝，一切都会顺顺利利。但并不是这样。情况总是越来越糟。
我做过送面包的工作。一星期最多赚七十五美元。我房子的租金是每星期十二美元。我永远忘不了，屋外有个能装一千升的油桶，可我的钱从来不够把那个油桶装满。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晚上跑到商店去买十八升油，回来爬上梯子，把这点油倒进能装一千升的大桶里。我能听到十八升油撞击桶底四溅开来的声音，听上去显得里面更空了。可这点油能让屋子保持一个晚上的温暖。第二天你还得重复同样的事。
结束送面包的工作后，我口袋里有五十美元。我跑到银行贷款四千美元买下一座加油站。我每星期工作七天，从开门干到关门，终于犯了心脏病。那时离我们还清贷款只剩两个月了，我老婆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买卖维持下去。我很想从这个大坑里爬出来，可实在做不到。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道该去怨谁。我想找一个仇恨的对象。我开始把一切怪罪在黑人头上。我需要找些人来恨。恨美国是很困难的，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你得找些眼前能看到的人恨。（笑）所以我能恨的实实在在的人就是黑人了，因为在我之前我父亲是三K党成员。在他看来，三K党是白人的救星。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关照白人的组织。于是我开始崇拜三K党了。
我在三K党中相当活跃，因为我在加油站工作。每个星期一晚上，总有一帮人过来买可口可乐，然后回到汽车旁，一边站着喝饮料一边聊天。我禁不住好奇去问：为什么这些老兄每星期一晚上都出来？他们说自己是三K党的，附近是开会的地方。我感兴趣吗？乖乖，这可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我希望成为什么组织的一员。我加入了三K党，从一般党徒成为小头目，从小头目再当上副主席，又从副主席变成主席。绰号是“尊贵的独眼巨人”。
我跟那帮家伙出去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敲敲门，给了暗号。他们让几个穿长袍的三K党人跟我交谈，给我一些指导。我被引入一间大会议室，这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实在是激动人心。有个人一生都在挣扎着想有所成就，而这就是他成就的时刻。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四个穿长袍的三K党人引我进了大堂。那里光线昏暗，唯一能看到的是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我在十字架前跪倒，发了一些誓言和保证。我们保证维护白人种族的纯正性，与共产党斗争，保护白人妇女。
我发誓之后，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那里至少有四百人，就为了我这么个小人物。这是C.P.埃利斯一生中无比兴奋的时刻。
让我恼火的是，有些人并不完全了解三K党，却批判某个单独的三K党人。他们多数是低收入白人，很多事都没他们的份。他们被社会隔离出来了，就像黑人一样。一些人没受过好的教育，比如我。我们从一些医生、律师和警察那里得到了大量支持。
也许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心酸事，非得去仇恨什么人。于是他们就很自然地去仇恨黑人了。黑人开始赶上来了，开始读书学习，有了选举权，而且竞选政治职务。这些白人本该比他们优越，却被隔离在外。
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加入了极端右翼或左翼团体。他们和我是一条船上的，都被隔离在外。可在内心，我们渴求成为这个伟大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人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加入了这些团体。
有段时间我担任国家权利党的州组织人。我为三K党组建了一支青年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正在变老，大势已去。所以我和学校里一些孩子取得了联系。种族问题正困扰着他们。第一晚我们召集了一百名高中生。他们走进门时，我们奏起了《迪克西》【145】，把那些孩子激动得要死。我开始每星期给他们开会，教他们三K党的准则。那时我相信马丁·路德·金和共产党有瓜葛。我开始教他们说安迪·扬【146】也和共产党有染。
一天晚上，我接到了我们其中一个孩子的电话。他大约十二岁。他说：“我刚才在闹市区让两个黑鬼抢了。”我刚喝了几杯，听了这话立刻火冒三丈。我跑到闹市区，但找不到那个小孩。我看到两个黑人年轻人。我当时带着点32口径的左轮手枪。我说：“黑鬼，你在这儿看到一个白人小男孩吗？他给我打电话说黑鬼抢了他15美分。”我把手枪掏出来，正对着他的头，说：“我一直想杀个黑人，我觉得你可以当第一个。”我快把那年轻人吓死了，他赶快跑掉了。
那段时间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冲上顶峰。黑人开始示威，在闹市区的商店设纠察线。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让我恨之入骨的黑女人。她叫安·阿特沃特。每次我到闹市区去，她都在那里组织抵制活动。我有多恨这个——原谅我用这个词，我现在本来已经不太这么说了——我就是恨这个黑鬼。（笑）又大又肥，是个胖女人。她组织过八场示威。总是你刚回过神来就已经有两三个黑人在账台边搞起活动了。我跟她有几次近距离交锋。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没错！（笑）我们差不多是个秘密组织。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好好思考了一下。我干吗要躲躲闪闪？我这辈子从没犯过法。法庭里没有我的记录。我，C.P.埃利斯，美国公民，三K党成员，为什么不能跑到市议会的会议上说“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不想把这些移动房屋放到学校里，我们不想让学校里有黑鬼”？
我们开始了公开活动。我们去参加各种会议，黑人参加，我们也参加。每次都是对峙局面。我什么也不隐藏。我们开始走市议员和县委员的后门。他们开始把我们当朋友一样招呼了，有时候晚上打电话给我说：“C.P.，很高兴你昨晚来开会了。”他们也不赞成种族融合，但不能公开承认，为了能竞选成功。他们不能站出来公开说这样的话，可他们喜欢有人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去过一些城市领袖的家里进行私人聊天。不久之后就有市议员打电话给我：“黑人今晚要搞活动，提些无耻的要求。你们去几个人平衡一下，怎么样？”然后我会打电话通知我们的人：“黑人今晚要去市议会搞集会，市里的人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们派几个人过去。”
我们的人塞满了汽车，开赴市议会，把那里一半的地盘都占满了，另外一半是黑人。这种时候，我总是全副武装地到达会场，皮带外面挂着武器。我们人人都带着武器。然后场面总是一片叫嚷混乱。怎么回事呢？我们互相斗殴这种结果正和市议会的意。他们不想放弃对黑人、对三K党的控制。他们在利用我们。
我后来开始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了。有一天我在闹市区走着，一个市议员看见我走过来了。我以为他会跟我握手，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还通过电话。我还拜访过他。谁知他径直穿过了马路。啊！臭狗屎！我开始思考了，有些地方不大对劲。他们多数人是商人，或者律师、保险经纪人之类的。他们只要让低收入白人跟黑人斗，就能保持自己对社会的控制。
有了那次在外面被视而不见的经历后，我想，去你的，你们休想再利用我。那时我开始有了一些严肃的思考。
如今在美国这样的事仍旧发生着。人们被那些手里有权有钱的人利用。我并不是拥护共产主义。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体制。只是那些掌权的人不希望没权的人分得哪怕一丁点权力。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事情跟钱这绿票子有关，其他颜色都没什么要紧的了。
我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我还是不喜欢黑人。我不想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我对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都是如此。我父亲说过：“别和这些人有任何往来。”我一直是这么做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黑人，跟他眼对眼地讲话，还有一次遇到一个犹太人，跟他眼对眼地讲话。我发现这些人和我是一样的。他们也会哭、会骂、会祈祷、有愿望。就和我自己一样。感谢上帝，我终于学会不靠标签看人了。但在那个时候，我的头脑还是十分封闭的。
我记得在某个星期一晚上的三K党集会上，我说有些事不对头。市议会那帮人在利用我们，我不喜欢被利用。其他人的反应让我不怎么愉快，他们说的都是“我们得继续和黑鬼斗”这一套。
晚上回家时我内心颇不平静。我看到一个黑人在街上走路，这家伙穿着烂鞋子，衣服破得不成样子。这情景触动了我心中某个地方。六个月里我都在想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必须退出三K党。但我那时还是没能退出来。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州劳联-产联收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一笔钱：七万八千美元，用来解决学校系统中的种族问题。我接到州劳联-产联主席打来的电话：“我们想召集各方人士。”我说：“各方人士？你指的是？”他说：“黑人、白人、自由派、保守派、三K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人。”
我说：“别想让我跟黑鬼扯在一起。我不想跟那号人有任何联系。”一个白人公民议会的家伙说：“去看看再说吧！毕竟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我走进门去，里面有很多黑人和自由派白人。我认得出其中大多数人，因为示威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安·阿特沃特也在那里。（笑）我强迫自己走进去坐下。
那次会议由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大个子黑人主持。（笑）我觉得烦透了。可他表现得很好。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自由地谈谈任何自己想说的话。”一些黑人站起来说这是白人种族主义。我忍无可忍，要求发言，然后就敞开说了。我说：“不对，先生，这是黑人种族主义。要是学校里没有黑人，我们就不会遇到今天这种问题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下面这一幕。霍华德·克莱蒙特，一个黑人小伙子，站了起来。他说：“C.P.埃利斯来了，我特别高兴，因为他是今晚这里最诚实的人。”我心想：这个黑鬼想干吗？（笑）会议结束后，有几个黑人走过来想跟我握手，这我可做不到。我走开了。
第二天晚上，还是同样一拨人在那里。我觉得自在些了，因为我已经把心中的一些想法讲了出来。第三天晚上，他们选出了所有委员会成员后，还要选一位主席。霍华德·克莱蒙特站起来说：“我提议选两位主席。”乔·贝克顿，一个长得黑到不能再黑的黑人，提名了我。有些黑人反应强烈。“不行啊……”这之后，他们还提名了安·阿特沃特当主席，那个又大又老又胖、让我恨之入骨的黑女人。我想：“嗬！让我跟那女的合作可没门！”但我最后还是接受了，因为那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没力气为了生存斗争或是反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了。
一个三K党人，还有一个好斗的黑人妇女，一起当上了学校委员会主席。真是不可思议。我怎么能跟她一起工作呢？但两三天后，我们接手了工作，必须确保它获得成功。这给了我另一种归属感，一种自豪感，有助于我克服过去那种自卑。一个男人曾公开表示自己看不起黑人，忽然间却愿意和黑人一起工作了。这对低收入白人来讲是个有所成就的机会。我把对黑人、犹太人、自由派的敌意放到一边，接受了这份工作。她和我就这样不情不愿地开始一起工作了。（笑）跟我一起工作，她也有很多心理障碍，就和我一样。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安，你我之间有很多分歧，可我们面前有一大堆要做的事，这件事得成功，你和我要让它成功。我们把个人情绪放在一边好吗？”她说：“要是你愿意，我也愿意。”我说：“那就这么定了。”
我的老朋友晚上打电话给我：“C.P.，你他娘的出什么毛病了？你在出卖白人种族！”这让我觉得愧疚。我做得对吗？还是做错了？忽然间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开始和自己内心的感觉做斗争。我的头脑清楚起来了。我开始看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不希望那些孩子永远打闹下去。
我们要忙十个晚上。那段时间我在为杜克大学的维修部门干活，赚一点钱。特里·桑福德给了我十天带薪假期。他是当时杜克大学的校长。他知道我是三K党成员，也知道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的重要性。
我说：“要是我们想把这件事做成，我就得去和像我这样的人谈话。我指的是低收入白人。我们走过杜勒姆一条条街道，挨家挨户敲门，和人们交谈。安也走进黑人社区去。我们去这些家庭时可没得到什么好反应。有些家庭把我们骂了出来。“你在出卖我们，埃利斯，滚蛋！我不想跟你废话。”安也从黑人那边得到了同样的反应：“你和三K党人搞在一起干吗？”
有一天，我和安回到学校，我们坐下来，开始交谈和反思。安说：“我女儿每天回家都要大哭一场。她说老师在其他同学面前拿她取乐。”我说：“老天，我家孩子也是！自由派白人老师取笑蒂姆·埃利斯的爸爸，那个三K党。他是哭着回家的。”就在这时（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压住呜咽）……我开始看到，我们在这里，篱笆两头的两个人，有着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她是黑人，而我是白人。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和你说，我和她工作上配合得特别好。我开始喜欢她了，真的。（他哭了）
神奇的是，在那一刻之前，她和我总是互相咒骂、大吵大闹、憎恨彼此。那一刻之前，我们根本不了解对方。我们不知道我们之间有共同点。
我们致力于此，和来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探讨种族主义、性教育、未获资格的教师等议题。七八个晚上之后，我们这些之前彼此没讲过话的人共同提出了一批决议。这真的很了不起，你得亲自在场才能有那种感受。
那时我不赞成种族融合，但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得守法，对吧？我们说：“咱们把这些决议拿到校董会去。”但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校董会否定了所有决议。这些建议可都是纳税付给他们薪水的人提出来的啊。（笑）
我觉得这些决议对一些问题给出了不错的答案。其中有一些我不大赞成，但我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过程，不管得出的决议是什么我都支持。好，既然校董会拒绝了，我决定竞选校董会成员。
我在竞选活动上花费了八十五美元。和我竞争的那家伙花了好几千。真的没什么人支持我。三K党转而反对我，低收入白人反对我，自由派也不怎么喜欢我。黑人对我仍抱有怀疑。有些黑人想支持我，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支持一位三K党员进校董会。（笑）但是我下定了决心，我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我要坚持下去，不管别人怎么说。
让我忧心的是，有人打电话恐吓我妻子。她本来一直支持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这时她的想法改变了，我的儿子们也是。一些从前我那个青年军的孩子们也卷进来了。他们仍旧跟随着我。
我受邀作为候选人参加民主党妇女的社交活动。可我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已经穿了六七年，甚至八年了。我把衣服清洗干净，穿上我最好的一件衬衫，系上领带。现场那些上流社会的有钱候选人彼此寒暄握手。我走到市长面前伸出手。他说：“C.P.，很高兴见到你。”可我从他的握手方式中就能看出他在撒谎。这让我很烦恼。我知道自己收入低。我知道自己不富有。我知道他们在说：“这个小老头竞选校董会干什么？”可他们还是要微笑，假装很高兴见到我。我看到房间里有几个黑人，几乎不由自主地朝他们走过去。我们的握手是有力的。他们说：“很高兴见到你，C.P.。”我知道他们是真心这么说的——从握手中就能感受到。
不管我出现在哪里，我说过我都会倾听民众的声音。在和城里的各大机构取得联系之前，我不会作出重大决定。我得到4640张选票。赢了的那家伙比我多2000张。对于只花了八十五美元、没有赞助人的我来讲，这结果不算坏。
整个世界朝我打开了，我开始学习以前闻所未闻的真理。我开始睁眼看待黑人，跟他们握手，把他们当成人类的一分子。我还没有完全摆脱陈旧的观念，内心还存留了一点。但我的某些地方已经改变了。
我就像重生了一样，拥有了新的生命。我不像过去在三K党内表现活跃时那样夜不能寐，四处转悠了。我能安睡一整晚，感觉很棒。我更喜欢生活在当下，而不是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代。这是一种挑战。
我回到杜克大学做维修工。我抄起工具，修理抽水马桶，疏通下水管道。但有些想法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这个国家有些事不对头。我们在杜勒姆做的事有必要讲给别人听。我在杜克大学的日子很难熬，几乎承受不住了。我每天早上都去上班。但内心十分抗拒。
我的整个人生已经改变。我只上过八年学，而我如今想要完成高中课程。我每天下午去上一个叫PEP的在职进修班。我是班上唯一的白人，也是年龄最大的。我开始学生物学了，我把课本带回家晚上读，因为我决心完成这个课程。果然，我毕业了，我把文凭拿回了家。
有天早上我去上班，遇到一个家伙，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工会。”那时我并不支持组建工会。我爸爸也是反劳工的。我们的薪水很少，每星期连续干七天活，快要饿死了。第二天，我遇到了操作工程师工会的国际代表。他给了我授权卡。“把这些卡发出去，我们要举行选举了。”结果有88人支持组建工会，17人反对。我当选为总代表。
那之后不久，从夏洛特来了个工会的人，说我们需要一个全职代表。我们这儿的两家工厂里只有200个会员，会费刚好只够付你的薪水。你应该出去组织更多的人。我不懂怎么组织工会，可我们知道怎么把人们煽动起来。（笑）我就这样当上了工会的事务代表。
着手组织工会以后，我看问题更加深刻了。我再次看到人们是怎样被利用的。黑人反对白人。我要毫不犹豫地指出：工厂管理层太坏了。他们只想保持两件事：所有的钱和否决权。这两样他们一样也不想让那些可怜的工人得到。我看到管理层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和我作对。他们雇用反工会的律师事务所，败坏工会的名声。那些人一小时赚九十五美元，周末很少加班。我当了五年事务代表，早就看穿了这些。
去年，我竞选工会的事务主任，这是由工人选举的。和我竞争的那老兄是黑人，而我们会员中的黑人占了75%。我心想：克莱伯恩，你根本没机会打败这个黑家伙啊。人们知道你的背景，就算你已经大步迈向前了，这些黑人还是不会给你投票的。你知道我赢了他多少吗？四比一！（笑）
公司利用我的历史来攻击我。他们公示了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张长袍和面罩的照片：你要选一个三K党成员吗？他们不会处理这个问题。我立刻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和电子元件厂的女工们说：“好，我是克莱伯恩·埃利斯，这就是我的过去。我现在希望你们这些黑人妇女知道，我一度是三K党成员。我希望你们知道，因为他们早晚会告诉你们的。”
我邀请了几个黑人老朋友。我说：“乔兄弟，霍华德兄弟，诚实点，告诉这些人你们对我的看法吧。”他们照做了。（笑）霍华德·克莱门茨拿我开了个小玩笑。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支持一个前三K党成员。”（笑）他说，“我知道C.P.埃利斯是从哪儿来的，我了解他的过去。我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我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我现在和你们说：‘跟着他吧，跟着这个三K党成员。’”（他停顿了一下，费力地咽了口气）“有谁有问题吗？”“没有，”那些黑人妇女说，“继续开会吧，我们需要埃利斯。”（他笑了，眼泪流下来）老天啊，黑人是这样说我的。我以134票对41票获胜，四比一。
当你走进一家工厂，和专门破坏工会的人硬碰硬时，感觉实在很好。你看到黑人和白人携手击败那些人利用种族问题进行离间的企图。他们过去就是这样利用三K党的。这种事今天仍在发生。你能想象只拿到成人高中文凭的一个家伙和大学毕业的专门破坏工会的人斗法的情景吗？我要和他们竞争。我每星期工作七天，晚上和周末也不休息。薪水不高，如果我不在乎，我可以辞职不干。但我在乎，我不想辞职。我尝到了其中的滋味。（笑）
我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有巨大的机会来阻止战争、冲突和人民内部的争斗。人们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啊。你这话就像是马丁·路德·金说的。”一个前三K党成员讲话竟然像马丁·路德·金。（笑）我不认为这是不可实现的梦想。这种事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它在其他美国人的生活中也能发生。
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并没有当大工会官员的愿望。我就希望在这里和工人们在一起。我希望走路穿过他们的工厂，去和那个双手沾满污垢的工人握手。我要尽我这个小老头的全力去做事。我五十二岁了，剩下的年头不多了，但是我想好好利用后面的日子。
当初从收音机里听到马丁·路德·金遇刺的消息，我打电话叫来其他三K党成员，在加油站办了个聚会庆祝了一番。我们真高兴啊，因为那个狗娘养的小子死了。我们的麻烦过去了。人们说你越老就越难改变。这并不一定对。我改变了。我曾坐下来听马丁·路德·金的讲话录音。我听着他的录音，眼泪流了出来，因为我现在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了。我明白世界上正发生着什么。
P.S. 电话铃响起。一段对话。
“这个黑人小伙子是杜勒姆操作问题解决中心的主任。我想雇用一个对工人运动感兴趣、愿意学习的黑人年轻人。我希望找一个从前没有过这种机会的人，就像我自己过去一样。只要会读会写就行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