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普林格
他是个摄影师，经营这家照相馆已经三十二年了。
“我的希望来源于人人关心他人，并且为他人出力。”
“我的店是附近最老的。这里是工人阶级聚居区，住着德国人、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此地有四座教堂，我通过教堂接活儿，也靠口耳相传。我的主顾都是街坊邻居。
“我拍了很多婚礼照片，是小本生意。另外也拍构造图、毕业照、婴儿照。我特别喜欢婴儿，这种照片我拍得最好。我对付婴儿很有两手，拍出的照片效果也好，父母看了总是很喜欢，之后年年当回头客。这些孩子长大了，又请我们拍婚礼照片。然后，这些二十年前被我拍过照的孩子又请我给他们的孩子拍照。”
他五十九岁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听命于人。我是老派手艺人。我喜欢按自己的风格办事。我不太能接受批评，即使说得有道理，我也不大受得了。（笑）所以我借了一些钱，开了自己的店。是啊，这就是美国梦。一个人从最底层起步，建立起事业，好好经营。我经营得不错。这房子是我自己盖的。
我的祖父母是从德国和卢森堡来的。我父母是工作勤奋的中产阶级。我爸从没领过一分钱救济金，大萧条期间他同时做两份工作。
他们给我们每个孩子灌输的一个原则是：要诚实。我们从来不锁门。做老式的、诚实的手艺人，这是根植在我头脑中的准则，如今我又把它带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我女儿经营密西时髦贵宾犬美容沙龙。我们借给她三百美元去学剪狗毛，她去师傅那儿工作了。她的手艺同样精湛。她喜欢动物。
我们这里邻里间关系和谐，凝聚力强。他们不是容易被什么事端煽动起来的人。他们都住在这儿很多年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可他们的偏见和盲从也不少。他们不想让黑人搬进来。可就我而言，我倒愿意有些黑人尽快搬进来。
这座房子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年轻时找岳父借钱盖房，之后几年逐渐还清。就在我把钱还清那年，一个建筑商决定在旁边盖一座大型建筑。我们没办法抗议，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件事是需要抗议的。
他在我的照相馆旁边挖了个四米深的大坑。三年过去了，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房子受损。距离太近了，下雨时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基可能受影响。这完全是违反建筑规则的。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冰雪压垮了他的地基，我们的墙也毁了。（他把受损现场的照片拿出来展示）我和市长办公室的人、市政委员谈了这事，但损坏已经造成了。
我试图让那个人赔偿损失，可他不同意。我试图让建筑部门有所行动，可他们什么也不管。市长办公室也坐视不管。于是我把他告上法庭，案子拖了很长时间。举行过十次听证会。九次听证会后，我的律师对我说：“这是块烫手山芋。”市政府法律顾问警告他，要是不放弃这个案子，他的法律事业就完蛋了。这都是记录在案的。
这个建筑商门路太广。我辞退了那个律师，又雇了一个年轻的律师。我们在下级法院输了，可这位年轻律师把案件的基础打得非常坚实，我们在上诉法院赢了官司。建筑商又上告到伊利诺伊高等法院，仍旧是我们赢。法院责令那座建筑停止施工。
我们决定办个派对庆祝胜利。我当场演唱了《不可能的梦想》（笑），还发表了一个小演讲，关于“如何击败市政府”。这是九年前的事了。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我们庆祝得太早了。判决还要回到下级法院执行，而下级法院完全被呼风唤雨的“戴利机器”控制了。这里的法官完全无视判决。我的梦想破碎了，可我没有放弃抗争。
我发觉我的敌人不是建筑商，他也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的最大敌人是市政府，是大贼窝里那些小丑。
我决定去上公共演讲课程，学习怎么讲话。我之前甚至连提出附议的勇气也没有。我第一次有机会公共演讲是在市政厅会议室举行的一次预算听证会上。那次是戴利主持的。你必须事先报名才能发言。当时有形形色色的发言者：要求增加经费的警察局代表，要求增加经费的消防队代表，还有市民联合会，等等。所有这些人轮番发言，可到最后，还是没叫到我发言。戴利市长说：“好了，今天大概就到这里。”我站起来说：“戴利市长，我也报名了。我要发言。”他知道那个案子，与此事直接相关的建筑专员是他的好友。我说：“你为什么不叫我发言？”然后他耍了发错音的把戏，用错误的读音读我的名字。没人能听懂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发言了。
我把演讲的重点记下来了。我说：“这是预算听证会。这是我交的税款。下面我讲讲你们的建筑专员对纳税人做的事。”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点了当事人的名字。正讲着，市议员基恩【165】说：“你说的这些事可能让你涉嫌诽谤遭到起诉。”我说：“欢迎你们告我诽谤罪。我保证这是戴利机器下地狱的第一步。”我讲完后，戴利说：“你说你想送我下地狱？”我回答：“我会是第一个推你的人。”WBBM电视台拍下了这场纷争的画面，我的女儿们感到欢欣鼓舞。她们说：“老爸，我们真为你自豪。”在那之后，每年我都去那里讲话，不仅谈及建筑部，也谈及警察局的腐败。
我一年到头地学。我关注报纸、杂志上有关我们交的税款如何被浪费的文章。你得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不然人们会取笑你。
我也给编辑们写了不少信。我觉得他们做事颇有效率。我写城市腐败问题，也写越南战争。因为一旦你自己受到伤害，也就能看到别人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们的市政府能伤害我这样一个纳税人，我也能看到我们的联邦政府会对其他人做些什么。
这让我开始质疑权威。有一次在耶稣受难日，我坐在一块岩石上，十分痛心，委屈得哭了。（笑）也就在这时，我头脑中灵光闪现，对自己说：我挺高兴这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我能看到这家伙在市议会神通广大，一切都明朗起来了。
我是个乐于献身的退伍军官，我看到了当局在越南的所做所为。我们保守伤害，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不是只能冷眼旁观，坐视不管。我给电台打电话，给编辑写信。人们来找我，叫我共产主义者。
我过去是真正的保守人士。可现在我看明白了，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看着政府一意孤行地说他们的所为是正确的，仅仅因为他们是权威。
我太太所在的公司和市政厅有联系，有一次他们受邀参加戴利市长1974年的祈祷早餐会。我看了赞助者名单：亨利·克朗是通用公司的老板，汤姆·基恩是戴利市长手下那伙坏蛋的头目，保罗·威戈德是另一个入狱的市议员，刚获得保释出狱。霍华德·米勒是电台评论员，他曾说应该把有些人炸飞。祈祷早餐会的赞助者就是这些人。我对自己说——没告诉我太太或是其他任何人——我要去这场早餐会抗议。我知道自己会陷入麻烦。我会被逮捕，会受伤害，可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我在高架铁道下遇到我女儿，她说：“你又要上电视了吗？”（笑）我说：“我觉得是。”不过我其实真的很害怕。
我去了那里，付了六美元。我们吃的是炒蛋，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炒蛋了。我试着和同桌的人简单交谈。在场的有修女、牧师和各界市民。吃完炒蛋，戴利市长开始讲话了：哦，我们必须支持尼克松总统，我们要为他祈祷。我足够礼貌地让他讲完。之后我站起身来，电视摄像机转向我，我说：“这完全是伪善。你们谈的是祈祷，可是看看这些赞助人：亨利·克朗是通用动力公司的老板，他生产的F111型飞机此刻正在非法轰炸柬埔寨医院里的平民，伪君子！霍华德·米勒，好战分子，伪君子！基恩，狡诈的市议员，伪君子！保罗·威戈德，伪君子！”我一直说，直到戴利派出的警察把我抓起来。
他们把我的双手别在背后戴上手铐，铐得太紧了，被塞进警车时我疼得叫出声来。在警察局时，书记官接到一个电话，我能听到每句话，因为他把听到的都重复出来了。是这么说的：和平委员会，有颠覆性。宗教人士和非宗教相关人士组织，有颠覆性。市民行动项目，有颠覆性。一定是情报部门打来的电话，我知道自己被监控了。他们了解我的一些事，一定是监听我的电话得知的。
他们填好了表格，把我扔进牢房。笨重的灰色铁栅门大力关上，已经不让我觉得难受了。我很紧张。我知道回家后我太太会给我好看。我的感觉真是糟透了。这儿只有一个老黑人清洁工在拖地。他给了我三根烟，还有一盒火柴。他是牢里唯一的人。
三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我没有受到指控。但他们采集了我的指纹，给我拍了面部照片。我对着镜头微笑了，你懂的（笑），为了拍出好照片。
我回到家，在小狗美容院工作的大女儿对我说：“爸爸，我们看到了，真为你骄傲！我们为你这么做的勇气骄傲。”我说：“我没什么勇气，当时我的膝盖直发抖。”她说：“干得漂亮！”
我太太不喜欢我这么做。（笑）我对她说：“你现在管家里的事儿，这个关头我要管管世界大事。”（笑）她还是个思想保守的人，她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而我却大力赞成。可她总在旁边支持着我。
我向来是温和、安静的人，我受到了伤害。之后我看清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乖乖，有人出于贪婪，去卖力地企图得到一切，也有人努力为他的同胞出力。
我从来不是个暴力的人。我甚至不愿意踩到蚂蚁。我参军出自己的一份力，因为我相信美国是个值得奋力工作、抗争甚至为之牺牲的伟大国家。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局面一团糟。太多人被贪婪所控制——看看水门事件、尼克松、防止政府人员泄密的“堵漏人员”、政治监视吧。我这么一个小人物都有上百页调查报告，受联邦调查局监视。
邻居从来不和我谈这个问题，他们差不多全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他们仍旧把戴利、基辛格，甚至尼克松看成圣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一小片土地、夏天他们要修剪的草坪、电视机和啤酒。他们跑过来帮我在建筑这件事上抗争，因为在这件事上面他们也受到了直接影响。归结为一句话：财产比人更重要。
我的生意并没受到影响。现在我过得相当不错，除了我不喜欢把门锁起来干活这一点之外。我在照相馆遭到了袭击。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有两个年轻男人闯进来，当时照相馆里还有一些小孩。孩子们喜欢过来玩，他们喜欢我。这两个人一进门就脸色难看，我赶快让孩子们出去了，我发觉自己有麻烦了。其中一个人进了摄影室。那里不受准许是不能进去的。另一个人锁上了前门。我的后脑受到重物击打。我摔倒在地，流了很多血。他们没有停手，继续打我。他们把我的前后头骨都打破了（他把严重的伤疤展示给我看）。后来我做了整形手术。他们不是来抢劫的，因为只要把我打倒，就可以拿走我的钱包跑掉。可他们只是不停打我。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受雇用的打手。他们受到某个不喜欢我的人的指使。这事就发生在我拿到建筑案件的法律赔偿金之后。
照顾我的医生在医院一整夜陪着我。他本以为我熬不过去了。他说我的身体素质一定很好。
警察完全不管。一个小男孩过来告诉我凶手开走的那辆车的车牌号。我把车牌号给了警察。过了几星期，我打电话给警察局。他们说：“那个车牌号不是本县的。”于是我儿子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按照地址开车找过去。看到那家伙正在弄一辆小型货车，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凶手。他也看到我了，转过身去。我们找旁边人问他的姓名。他们说不知道，可他们明明是一起的。我跑到县警察局，他们说我得去找州里的律师。可关键在于，他母亲说案发时他在家，这是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据。所以我只得放弃。
是的，我买了一把枪，以防这种事再次发生。我在门上装了报警系统。我不喜欢在上了锁的门后面工作。总是有顾客走进来，我信任每一个人。以前我们从来不锁门。
现在境况不佳，可我对未来还是抱有许多期望的。我的希望来源于人人关心他人，并且为他人出力。他们不会让这个世界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烧殆尽。人们叫我当地激进分子，不过那些年轻人对我做的事倒十分尊敬。他们没有明说过，但我能感觉到。如今人们不像六十年代那样直接表明观点了，不过他们都是诚实的孩子。
我看见到处腐败横行，不过我还是能看到希望。所有那些带着罪恶逃之夭夭的人未来都会遭到报应，公正一定是存在的。有太多小人物受到欺负和践踏，做坏事的人却逍遥法外。有人必须付出代价！而且，上帝为证，要是我必须等到死去那天上天堂——我真的相信存在天堂——我也要指认出这些小丑：就是他们！让他们下地狱吧！
鲁思·柯里
她住在曼哈顿一座房租管制【166】的大楼里。“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十六年。我常邀请邻居来喝上一杯。他们多数人的日子过得沉闷。”她身患好几种重病，却仍热情洋溢，成串的话如大瀑布一样涌出。“你知道一个朋友怎么说我吗？‘思维敏捷，行动轻率’，就像简·奥斯汀的书里的描述。”
“一旦金钱成了我们评判价值的唯一标准，你会赢，但也会输。”
房间里四处散落着杂志、报纸、书籍——有林恩·拉德纳的选集，柯莱特、纳博科夫的作品，新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罪与罚》，还有赛马成绩表。“我什么都读，脑子里对各种琐事的知识特别丰富。我每天花十六个小时阅读。我常去看赛马比赛。每星期六都有一场大型比赛。”
在早前的回忆录里，我回忆过我童年时代一个无比重要的人物：亚瑟·奎因亲王，一个政客、毒品贩子、酒鬼、黑社会大佬。她曾写给我一封长信，其中谈到各种奇闻异事。“我一度迷上了那个无耻浑蛋。我们只是露水情缘罢了。你在吗，莎莉？我在。”
我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落魄医生，他受不了别人超过他。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了。我知道他为人很风趣。我知道很多奇闻异事，不管是龌龊的、好的、坏的，还是有趣的。做人必须得有趣。没有幽默感，和死了没区别。
我有过很多快活日子。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乐趣。我这条小命里塞了这么多东西，难免和其他人一样栽过跟头。我总觉得自己挺有钱，所以我总是濒临破产。我之前也确实破产过。
1959年，我五十九岁——我是世纪之子，对吧？我想：现在我要做什么呢？我这辈子从没出去找过工作。我在莱诺克斯山医院当了夜间接待员，工作时间从午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在他们找到保安人员之前，我就是保安人员。这份工作的每一分钟我都很享受，因为我是个夜猫子。十六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去上班，直到1975年我生了病。六十五岁时我本该退休。他们不知道我的年龄，也就没找我的麻烦。我的老板说：“柯里，继续这么干。”我照做了。
害怕？我不害怕任何事。他们非让我在门上装一把特别的锁，因为这里曾经出过很多事。我每晚十一点从纽约治安不好的地方坐公交车去上班，从没感到过害怕。要发生的事总会发生的。我是个宿命论者。轮到你的时候，亲爱的，逃也逃不掉。我害怕的一件事是：丧失官能。我害怕就那样失去享受世间种种馈赠的机会。身体痛苦，可我还能留有清晰的头脑。要是我今晚就会死掉，没什么大不了的。又能怎样呢？我希望自己消失干净，一把火烧掉，游戏结束。我不打算花钱雇人处理自己这副旧皮囊。
在我小时候，美国还处在挣扎的时代。人们多数是移民，拼命寻找立足点。那是个封建年代，你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一无所有。强盗式资本家横行。当然了，总有人会这么做，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我恨不得把那些工会头头们给阉了。但如果资本家不压榨工人，钟摆也不会摆得那么快。如今他们把每个人牢牢控制住了，强迫他们去做工。如果我工作的地方没有工会，我一个星期只能挣五十美元，而不是一百五十美元。哦，是啊，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当然还是很艰难，不过假如一个人真的想成功，他就可以做到，只要他有信心。
“我做事从来没长性，很难真正让自己成事。我总是忙着结婚，一共结了四次婚。我内心一定是个小贱人。十七岁时，我嫁给了一个像我哥哥的人。他是个好小伙，我嫁给他就是为了离开我本来的窝。男人们都为我发狂，真让我痛快开心啊。我身边总有男人围着，纽约、芝加哥，到处都有。
“许多男人发觉和我随便待在一起比和我睡觉更有乐趣，因为我这方面不咋样。我心不在焉，总想着别的事。有一次我听赛马新闻时，我的某任丈夫说：‘我打赌你在交欢时也会说，上帝，我的马要退赛了。’（笑）
“亚瑟亲王是个邪恶但迷人的家伙。他把我介绍给‘流氓约翰尼’‘澡堂约翰’‘小个子丁克’【167】。他从没受过教育，一辈子也没工作过一天。他怎么谋生呢？他靠依附别人为生。他有巧妙的生存能力，极其聪明狡黠。
“我嫁给第二任丈夫纯为赌气，因为他母亲不喜欢我。我觉得他是同性恋者。他会做漂亮衣服。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三个月。我的第三任丈夫是印第安纳波利斯【168】的一个胖子，长得像杰基·格里森【169】。他是我见过最伶俐、最轻浮的家伙。他和我一样，是天生的骗子。我们是在旧金山分手的。他一旦靠上某个人，就把这个人的钱花个精光。我的第四任丈夫叫朱利安·考夫曼，人们都叫他‘土豆’。我是在赛马场上遇到他的。”
1924年，我做过帽子摄影模特，这工作是小菜一碟。我从来算不上漂亮，只是讨人喜欢罢了。我总要出现在我不该出现的地方。那些小淑女们去的地方我可受不了。我每晚都去夜总会，弗莱亚酒店、安桑尼娅酒店、种植园酒店，等等。我喜欢去这些地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阿尔·卡彭【170】化名成了阿尔·布朗。我抓住了老虎尾巴，不肯放手。
我总想参与行动。在佛罗里达。他们让“土豆”和我去行骗。你看过那些电影吧？就是那样的。他们开了一家店，安排“西联汇款”的一个人在那儿，让我们赢了三四千美元。到了付钱的时候，那家伙真以为自己能分几百万呢。那匹马只输了一个鼻子的距离。我觉得他们其中一个家伙是维克多·鲁斯蒂格伯爵【171】。好啊，我们在骗子的地盘把骗子给骗了。
我跟你说过我们怎么从阿诺德·罗斯坦【172】那儿骗了八万美元吗？要是我告诉你，你准得笑死。他在七十二街的费尔菲尔德酒店有一座赌场。这里是专门骗那些容易入迷的笨蛋的。我们用一个在芝加哥输得精光又停不住手的家伙做诱饵引他上钩。那个抽雪茄的路易。罗斯坦极想拿他试试。我们知道他的习惯——他每天都要到林迪那里去。我们拖住他四五个晚上，当我们知道他去了林迪那儿以后，就让那家伙过来了。我们贿赂了接线女郎二十美元，让林迪那儿的电话总是占线。他们让那家伙赢钱。等罗斯坦过来时，我们已经把那家伙弄走了。八万美元啊。
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他妈的那么容易上当。他们太容易受骗了。（笑）两年前在第二大街，两个女的走到我面前搭话。我和你说，一开始我真的几乎相信了。那个娇小的孕妇说：“我捡到这个信封，里面有两万美元。我是那边拐角处一位律师的秘书。他说这是热钱。不会有人来找的。我看见信封里有一些钱。我知道这是那种老式掉包计。我猜我看上去像个容易受骗的笨蛋。她们就是要找我这样的人下手。她们演得多像啊，她和她的女朋友——一个黑人女孩一起。我几乎信了她们，哪怕明知道这是个骗局。她女朋友因为越南的事情得了六千美元，她丈夫在那儿牺牲了。她出于好意把这钱拿出来。她们想知道我是不是会出两千美元来证明我的诚意，然后我们三个平分，每人得七千美元。
我说：“我们去喝一杯。”我故意把钱包留在吧台上，存折打开放着，然后去洗手间了。自然，她们看了我的存折。我回来后说：“咱们把这事忘了吧，姑娘们。”我知道她们想撤。她们看出我是内行。我想：该死的，放过她们吧，拜拜。我干吗把人们都送进监狱？这姑娘和我一样根本没怀孕。（笑）你知道吗？两个星期前在这座大楼里，有人因为偷了一万九千美元被抓起来了。
我觉得那些匪徒喜欢我，是因为我轻浮有趣。他们并不真正知道怎样征服我。我不当暴徒的女人。我不把这些事混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和杰克·麦克格恩【173】一起去了佛罗里达。他是个笨蛋。我们带了一些高尔夫球棍，里面藏着机枪。你摆个卖香蕉的小摊都可能被杀。卡彭什么事都要试试。他们正在寻找斯卡利斯和安塞尔米【174】。在杰克逊维尔车站，我大摇大摆地走到杂志柜台，活见鬼，我看到了谁？正是斯卡利斯。他想过来跟我调情。我是说，他们在找的那家伙正在我们的火车上。（笑）宝贝，那就是黑手党，要是有人说黑手党不存在，那是他们不懂。我认识的小伙子们都是被杀而亡的。
一旦金钱成了我们评判价值的唯一标准，你会赢，但也会输。拿那些在股票市场赚大钱的人来说吧。他们不是进了监狱毁掉一生，就是自杀身亡。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人。我认识杰西·利弗莫尔【175】。我认识三教九流的人。我和鲁思·爱汀【176】一起工作过。
她不是和“瘸子”结婚了吗？
哦，那个浑蛋。他跟他拉皮条的兄弟让他们的母亲在街头卖火柴。我给你讲讲“土豆”的好朋友麦克斯·格林伯格的事吧。他是在纽瓦克一家酿酒厂被杀害的。那里立刻变成了战斗前线。于是我给“土豆”弄了一顶女士假发，把他送上船，让他逃往国外。在德国，我在巴黎《论坛报》上读到，那个杀人无数的人被杀了。（笑）所以我对“土豆”说，我们能回家了。
我觉得如今的孩子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快活日子。他们就像绵羊一样。他们以伤父母的心为乐。我不是说所有孩子都这样。那些抵制越南战争的孩子做得对。我认为那个狗娘养的基辛格是我们历史上最差劲的外交官。
可是我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让我非常恼火的一点是，他们太顺从跟风了。留一样的长发，穿一样的补丁牛仔裤。可如果他们真这么穷，上帝啊，他们又要大声哭喊了。我一生都很叛逆。我一直做我自己。也许我是个卑鄙的家伙，但我希望做自己。
我的美国梦？我活着时每一天都过得有趣。前不久我差点死了。我完全不惧怕死亡。我反应不灵敏了，我得了喉癌。看，我在嚼口香糖。我没办法下馆子了，可我享受生活。我并不是指要建设这个世界之类的。我只是不希望它变得更糟。你知道阿布·本·阿德罕姆【177】吗？愿他的部族兴盛。
我破产过，可我从没欠过别人钱。我不为任何事生气，也不对任何事、任何人抱有歉意。我觉得自己有过很多快乐的日子。我只是不想让这一切终结。我喜欢说亵渎神灵的话。我喜欢说那些坏事情，因为我老了，谁他妈的也不会在意。
查理·德拉坎普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我们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此处是“密西西比精神健康与法律服务项目”所在地。他是社区疗养所的工人。也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
“我自己遭遇的偏见让我意识到其他领域也存在偏见。”
他已经五十岁了，一颗牙齿都没有了。牙齿给他找了太多麻烦，所以他把牙都拔了。现在不再有牙齿问题了。
我父亲是南方浸礼会的牧师。我们经常搬家。牧师们总是从一座教堂搬到另一座教堂。我们不得不吃下许多人们施舍的食物。他们给我们的车上装满罐头食品、被子、自己熏的肉。都是这一类东西。
他像地狱之火一样暴躁，喜欢怀疑一切。他从来不满足于现状，却不关心政治。我父亲有他自己的一套偏见。他在种族方面的偏见远比不上宗教方面的偏见。我家欢迎黑人，但不欢迎天主教徒和犹太人。
我父亲曾多次受邀到全是黑人的教堂布道，他都爽快地完成了。尽管这是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事。我父亲是那种人，他相信如果你想争取某个在啤酒屋喝啤酒的人，你要进去坐下来，和他一起喝啤酒。
十二岁时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作为一个乡下小子，我并不知道同性恋这回事。我只知道男孩子间互相胡搞。我猜这一点乡下孩子和城里孩子是一样的。在农场里我从没听过“酷儿”这样的词。“基佬”这样的词当年也是不用的。小孩们聚到一起过夜，借口要一起做功课。实际上则是互相打飞机、打闹逗弄，还有其他孩子们在谷仓里做的那些事。
之后我搬到了马克姆，成为公开活动的同性恋者。与此同时，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自己遭遇的偏见让我意识到其他领域也存在偏见：年龄歧视、种族歧视，等等。我变成了左派。
1948年，我写信给共产党，开始和一些人保持通讯联系。我希望加入共产党。他们通知我密西西比州还没有基层党支部。我已经开始分发兜售他们党内的报纸了。我告诉我工作的饭馆和马克姆大街上的人们我所做的事情，并没收到什么不好的回应。相比于政治倾向，人们对我的性取向更感兴趣。那时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没发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如果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的反应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我记得一个黑人小伙子，他在别人的院子里割草。他领钱很困难，如果他走到他们的后廊去，人们就会叫来警察，告他是偷窥狂。我尽全力帮助他。当时密西西比没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组织，所以我加入了波士顿的分支。他们告诉我监控庭审经过，我真这么做了。
《企业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谈到有人把传单和请愿书放到车里、压在挡风玻璃上、塞进门缝。报纸编辑说这个人应该在身上抹上焦油、粘上羽毛去游街。人人知道说的是我。民权运动兴起后，这位编辑变成了自由派。
我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弄来各种各样的请愿书，找来每个人签名。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内容是关于什么的。我告诉他们这是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真没在这些活动中遇到任何阻碍。人们对我的性取向感兴趣。很多来到密西西比州铺设管道的建筑工人放工后总等着我，想和我睡觉。他们离家在外，没有什么顾忌。
我的政治立场只有一次受到了严肃对待。我劝说英文教师把一些书目加入阅读名单，尔后那几位作家陷入麻烦，他们立刻把这些书目删掉了。我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一些三K党成员跑到我工作的地方，威胁要鞭打我的屁股。那时我在餐厅做招待，公开了同性恋身份，分发共产党材料。我的老板对此倒不怎么在意。
我认为我母亲的角色十分关键。她是人见人爱的那种人物：红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人都喜欢她。她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尽管她完全不懂右派左派这些政治问题。她的许多行动却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她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一生都是我的榜样。要是她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她会支持的。我的每一次发言，参加的每一次电台或电视台节目她都觉得很棒。她总觉得我应该当一位牧师。
我父亲不大管我的事。他只和我探讨过唯一的一次。他收到一封恐吓信，是关于我的同性恋问题的。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就是说我是同性恋。”他说：“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唯一谈及这件事的一次。
大概1950年，我收到了征兵通知。我来到杰克逊市的征兵中心，告诉他们我是共产党人，还是同性恋者。我把能让我逃脱兵役的一切事情都说给他们听了。他们只是问我，有文件可以证明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说那就没什么关系。我入伍了。在阿肯色州基础训练营时，我想和谁搞就和谁搞。没遇到什么问题。
那里真有几个白痴，他们希望晋升。他们指控我有天晚上喝醉了酒，在营社值班时跟人调情。第二天早上，广播通知我去炮兵连的长官办公室。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女朋友吗？”我说：“有啊，怎么了？”他说：“有人指控你跟人调情。”我说：“有可能，我昨晚喝醉了。”然后他们放我回了连队。
我拒绝接受一般性开除的处理。所以他们把我送上了军事法庭。这可能让我受到不光彩的开除军籍的处理，而且我估计要判入狱十年。开庭两天。我得到了军官和营房里所有士兵的支持。最终他们告我猥亵罪。我请的律师告诉我军事法规里没有针对另一个男性的猥亵罪。所以我没事了。罪名降为普通侵犯。他们判我在军人监狱待三个月。我的长官拒绝执行判决，因而请求休假。我猜这是因为人们都喜欢我。
我在1953年来到杰克逊市。开始在一家高级俱乐部当宴会侍者。有个负责存放衣帽的女侍者，她得了癌症，不让别人照顾她，除了我。我在国民警卫队受过医疗训练。她在卧室里放了一张轻便床，让我住在那儿给她注射镇痛剂。她父母是南方浸礼会教徒，认为我必须离开，不然他们没法向教会解释。我们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开始寻找疗养院，只找到一家有相关设备的。那里又阴冷又没有人情味。我们又找到一家有供暖设施的小型疗养院，是新开的。1955年，他们雇我照顾我的朋友，我还成了管理人的助手。甚至当我朋友去世之后，我依然可以留下。晚上我仍旧当宴会侍者，因为在疗养院，很长时间以来我只挣17.5美元。
我的老板很清楚我的性取向。人们一直往她的家里和工作的地方打电话，责骂她容忍我。甚至她的家人都想让她解雇我。可她说这是我的权利，虽然她不赞同我的一些做法。
全国参与这项运动的许多人都知道我。无论他们何时来杰克逊，都可以住到我家。在我住的那条街上，人们把我看成畸形的怪胎。附近的居民曾试图请愿把我逐出社区，但没有成功。他们看到不同种族的人、“垮掉的一代”、留长发的家伙从我家进进出出。早晨，邻居们就聚在垃圾箱旁边围观。要是我的客人把车停在他们的房子门前，这些人就打电话过来威胁要把车拖走。如今他们不太在意了。邻居们有所变化。有些人已经完全不关心谁他妈的从我的房子里进进出出了。
克莱尔·赫尔斯特恩
她是芝加哥“近北成人诊所”的护理部主任。
“如果我们要对别人的生命负责，就应该也要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诊所所在的卡布里尼—格林社区是芝加哥最大的公共住宅项目之一。“我刚来时，这里的住户绝大多数是黑人。现在西班牙人越来越多了。”
“我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加兰纳。那里让我想到罗马，因为城市四周环山。是我祖母为我接生的。她是爱尔兰人，有八个孩子。今年一月，她就满八十岁了。她为教堂做针线活。现在她还能开车。她一个人住在农村，看谁需要食物、谁要去医院，就帮一把。她永远不用担心将来有没有人出席她的葬礼。她丈夫去世时有九百人参加了葬礼。大城市的人会说：我不知道谁会来啊。她是生活在小镇里的人。我相信这就是美国从前的生活方式。我的精力都是源自她的。
“我父母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我名字的意思是‘明亮的星’。我父亲是数学教师，他也做过厨师和幼年童子军领导人。他为人十分严厉。我母亲善良得就像天使。他们都非常爱国，为当美国人感到骄傲。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有战时从花园改成的菜园，他们保持房子干净整洁，和邻里间互相帮助。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一个软弱的父亲，他说自己要对上帝和我们四个孩子负责。不过他想让我们独立起来。我哥哥被征兵的时候，他想……我说：‘哦，不可以。’他们却说，如果他想去加拿大，全取决于他自己，他有决定权。
“上高中时，我想成为一名护士。所以我去了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梅约诊所。在圣玛丽护理学校，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手电筒戈登’的修女，因为她总是拿着手电筒在宿舍间走来走去。我们常有不事先通知的房间检查。修女检查时带着白手套，看看家具最上面有什么东西。我曾经参与了要求放松这类严厉措施的活动。如果我们要对别人的生命负责，就应该也要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1968年夏天，我在芝加哥当实习护士。我的精力十分充沛，想去民主党代表大会做志愿服务。我知道天气炎热，人们会到城里来。所以我去了戴利市长办公室，问：“你们想建急救站吗？”他们说不想。
于是我去了麦卡锡那里。麦卡锡那边的人完全没有组织起来。我打电话给医院说：“你们能找人来志愿服务几小时吗？”来了三十五个医生。
那个星期，一些人找到我们，以为自己得了流感或是其他什么病。他们不过是太疲劳罢了。有几个人得了麻疹，还有水痘。还有几个人担心自己的血压。这之后，一个星期三晚上，有人飞奔过来告诉人们要去某个地方。我没料到会出事。我还以为这只是不错的公关手段而已。然后他们去了圆形剧场，果然出了事。于是我们有七到十个房间装满了年轻人。此外，还有一些被打伤的警察、记者。整座房子无比混乱。
有些伤员必须转移到县医院做X光等检查。人人都害怕和那些人同去。我去了。真是够受的。我陪三十五个病人一起过去，其中有扒手，也有抢劫犯。一些人经允许能和他们的律师说话，一些人不被准许打电话。那一晚真是不得安生。
两边的情况我都看到了。眼前所见让我有种感觉，只要你留长头发，就不对。我见到了嬉皮士，他们不关心别人，只要你穿着制服，你就不对。我受不了这样给人分类，不是全对就是全错。因为我在高风险领域工作，觉得说警察全是蠢货是不公平的。
我的一位女友在代表大会两星期后和副市长结婚了。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不想谈任何政治话题，所以就和戴利市长谈守灵和葬礼方面的事情。我告诉他我是这对夫妇的介绍人。他看上去气色不大好，脸是深紫色的。我摸了摸他的脸颊，说：“你今晚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我说：“可你看上去不太好。我觉得你得好好保重身体。”我还坐在警察局长旁边。不能狠揍他们一顿真太让人难受了。我觉得他们得增加点悟性。
我对大人物不感兴趣。最近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人是住在卡布里尼—格林地区一座低矮房子里的老太太。有人闯进她家，拿刀指着她，她都六十多岁了。那个人想袭击她、强奸她、抢她的东西。她从二楼的窗户跳下来，双腿都骨折了，来我的诊所就诊。她起诉了凶手，到法庭上作证。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这个老太太很有胆量。这种人让我刮目相看。
有几个看上去有点油滑粗鲁的青年目击了一场可怕的犯罪。有个家伙被车撞到了，还让车从身上碾了好几次。我和律师谈过，他说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出庭作证。可他们来作证了。还有那些匿名捐款的人、花时间做义工的人，都让我刮目相看。
有个我交往过的男人说我把生活弄得过于有声有色了。他是那种热衷政治、善于公关的人。他特别适合出演广告。我的意思是，他坐下前要把灰尘都掸掉。他会把所有的亚麻制品和白地毯摆出来。你永远也没法知道是不是能相信他，因为他从不表露自己的真正想法。他只摆出一副圆滑的样子。就是这样。这种人和别人一起时非常不自在。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与自我和睦相处。我觉得他们即使照着镜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加里市市长哈彻的家里。我想为我们的诊所募款。现场有许多公司的高层人士。他觉得很不舒服，说：“克莱尔，你有点太活跃了。”
我觉得自己不缺乏机敏。如果你每天跟心情沮丧的低收入人群一起工作，或跟加入了黑社会的青少年一起工作，就必须灵活一点。你不能傻乎乎的。否则一出门就可能被打翻在地。我觉得贫民窟里来的人比较敏感，他们知道你是真的喜欢他们还是抱有敌意。我现在可能比过去更小心了，因为我丢过几次钱包。
我来到卡布里尼—格林，因为我想做一份不同寻常的工作。我往各个诊所打电话。没有白打。我募集资金，教学生，搞公共关系，写契据策划书。我成了调查民意的人。有个人忧心忡忡，因为有人说她女儿智力迟钝。我调查了这件事。测试时有些分数漏算了。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我打了几个电话。对护士而言，在一份工作里完成这么多事可谓艰难。你要么在班上服务，要么外出探视，要么管理别人。我的工作从来不无聊。很多人讨厌自己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做善事的人，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我一直是这么看的。我猜这种想法源自我祖母。
我收到很多电话的原因在于，我告诉人们：“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他们都叫我克莱尔。人们都直呼我的名字，让我感觉特别好。有很多秘书和店员对顾客而言都是无名无姓的人。有人过来问：“你能帮我一下吗？”这是一种快乐。
他们说没人带孩子出去玩。于是我召集了十来个人把孩子带出去玩。他们都来到我的住处。我过去常在晚上跑到聚居区问那些父母——他们家里没有装电话，孩子们能在我那里过夜吗？低收入家庭一般都会愿意，因为他们孩子多。而且他们信任我。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失业。这里的失业率达到了40%。靠救济金生活的人们失去了自尊。我见过这种事发生。我认为那些靠公共救济生活的人只要身体没问题，都该出去干活。有纪律是很重要的，人们要按时起床、去单位报到、自尊自重。人们并不是真的希望接受施舍。靠救济金生活并不是好事。
有一次我走路经过克拉克大街的干洗店时，遇到了一个小个子女人，她身高不足一百五十厘米，穿着一双紫色拖鞋，一条腿的膝盖弯曲得能碰到她的另一条腿。我开始和她交谈。她叫埃莉，已经在迪克逊州立医院住了三十年。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手指很细小。我的约会对象把我们三个人弄去一起吃饭了（笑），之后我们去州立精神病医院探望她的朋友。
我和她成了朋友，她又介绍我认识了丹尼尔，他是盲人，反应迟钝，讲话有困难。后来我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她叫玛丽，体重一百八十多公斤。我们四个人常在一起，我会帮他们做一些事。
玛丽住在一套地下室公寓里，一共有十二个人住在那儿，租金是一百五十美元。后来她做了一个分流术手术，体重降到了六十八公斤。我帮她找了份工作。她体重一百八十多公斤的时候，只有一条裤子可以穿。现在她仍旧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也帮埃莉找了份做电话销售的工作。她生平第一次能住到自己的公寓里了。你能想象吗？她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三十年。丹尼尔学会了滑雪。他是盲人，智商只有67。他还学会了做饭。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喜欢有事可做。这是种挑战。而且我们在一起时十分开心。
你能想象吗？我们几个人坐在餐馆里就像一个马戏团。他们并非不引人注目，也并非奇形怪状。他们看上去不同寻常，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三个人知道自己有观众，挺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上了一辆公交车，他们就开始唱歌。车上有个乘客说，唱得好，值得花两美元买门票了。
我也许比同龄人有更丰富的经历，但我可能也面临更多危险。我今天遇到一个做过乳房切除手术的女人，她的眼圈被打黑了，她有十个孩子，可她至少还能来找我。也许我能帮助她。
我想，如果要美国变得更好，普通人也要能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当电影明星或政客不该是人们唯一的追求。要是他们没能当上，就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辆很拥挤的公交车上，有个家伙坐在后面，体重近一百一十四公斤，上衣只扣了一半纽扣。他留着胡子，头发很长，看上去快四十岁了。他好像朝我挥了挥手叫我过去，于是我过去坐到他旁边。我是很爽快开朗的人。看到一些青少年时我会说：“嗨！你们好吗？”我会跟他们闲聊。你主动一点，他们就不会对你有所防范了。而且他们会知道你不是缠住别人要捐款的那种人。人们透过窗帘叫我：“克莱尔，克莱尔。”我不记得他们是谁，因为我和太多人说过话了。我们有超过七千名病人。不管怎样，我开始和这家伙交谈起来。“你好吗？”他说糟透了。他以前开卡车，现在领失业救济。我说：“你在旅馆干过活吗？去万豪酒店吧，那儿有三千个工作机会。”“首先，”我说，“你最好穿上西装，刮刮胡子，理理发。如果你已经有工作了，你也许可以不刮胡子就去上班，可你要是正在找工作，就必须全身心投入。”我还告诉他其他几个可以试一试的地方。他点了一根烟，在这辆很挤的公交车上。一开始，我说：“你交得起几百美元的罚款吗？你刚告诉我你失业了。”我说：“请把烟掐了。”他不同意。我心想，他脸皮真厚。我刚刚在帮助他，他却拿全车人的生命开玩笑。我说：“你会后悔的。”我笑了笑，喊道：“救命！救命！”车上的人都开始笑。因为他们之前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我说话声音不太大，但也不是耳语。你看，在这辆拥挤的公交车上，我和我身旁的人说话，我们前边和左边的人肯定也能听到，除非我用电话或步话机说话。所以他们笑了。于是他掐灭了烟。
我觉得人们有权坚持自我，坚持自己的感觉。如果你要停车，旁边有人按喇叭，你有权坚持，不会按喇叭，也不大声嚷嚷。这些都让人精神紧张。靠幽默可以化解很多事情。
只有个性强大的小伙子才敢跟我约会。如果他们有偏见，就不会喜欢我工作的地方。也许他遭过抢劫，这是一种危险因素，或者在美国某个地方，人们可能为一个工作机会大打出手。我听说在得克萨斯，西班牙人和黑人经常打架斗殴，因为那里工作机会太少了。我会逐步改变他的态度。我不许别人说那些惹人讨厌的话。我不喜欢庸俗。我不喜欢种族诋毁这一类的事。我期待别人尊重我。他要尊重我工作的地方，不然就靠边站。总之，我只愿意跟美好的人接触。
一些人真是有头脑。我有一个病人，去世时九十六岁。他很聪明。我对他很着迷。他曾经组建过大学俱乐部。他是一位高等白人，为人却相当谦逊。他会修理自己一切东西，电器、盘子、鞋子，等等。他完全靠自己生活。我想，一个人在心目中有些英雄人物是件好事。
我十七岁起就独立生活了。我父母总是为我担心。他们为我祈祷。假期时我们回到家，每个人都围在桌子旁祈祷。这是种玩笑。我先开始。有人祈祷自己能有约会对象，还有他们想要的各种东西。这是个很感性的时刻。我父亲祈祷我能离开诊所。他是开玩笑的样子，不过其中也有一种认真。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
我经常收到朋友们的邀请，因为他们想听听所有那些异乎寻常的故事。一个姑娘有一次很幽默地对我说：“克莱尔，你一天的生活顶得上我的十年。”最贫穷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有权势的人，还有学生，我全接触过。我遇到过激进分子、保守人士和官僚。不幸的是，他们彼此不会交流。如今到处在战斗。武器大量出售，人们谈论的是中子弹，很难说我们不担心。不过我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怀疑。我认为情况还可以改善。假如我认为这不可能，我应该搬到别处去。
让我们收拾残局，继续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