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新迹
赫歇尔·利根
他骨架很大，长年的日光暴晒让他的脸颊爬满了皱纹。他就像从约翰·斯图尔特·柯里【126】的画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有人说我注定失败，可我还在这里坚持。”
这里是田纳西州一座农村，坐落在朱丽叶山的边缘地带，距离纳什维尔十四里。“我不过是个养牲口的普通农民，养牛、养猪、养羊。”
我的曾曾祖父参加了美国革命。我们已经有五代人生活在这里了。农场一直归我的祖辈所有，从来没有过其他主人。可能我是个怪人，但我猜自己身上还带着一些我曾曾祖父初到这里时具有的品质。我父亲在大萧条期间下了很大决心继续干这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只在治理工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过农场。我率领连队在犹他海滩登陆，建设起从法国瑟堡到德国法兰克福的通信线。退伍之后我本来能在电话公司或工程建设部门谋职的，也有人在田纳西国民警卫队给我提供了一份全职工作。但我回绝了，我要回农场去。我生来就是当农民的料，不过我担保这是份苦差事。
我就是热爱大自然。我喜欢跟牲口一起待着。农场里的挑战实在不少。我喜欢跟着父亲，我还不会走路时他就把我带到谷仓去了。第一次给奶牛挤奶时我才四岁。
我父亲总希望我们能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去。（笑）为此他一直在拼命挣扎……我在战场上那四年，他一边经营三座农场，一边照顾卧床不起的叔叔。所以我觉得既然他能这么做，我也应该回来陪他度过余生。
要是我们不经营家庭农场，大企业就会接管农业。不用说，消费者不得不承担后果。看看石油公司控制了煤炭供应以后，我们的电费单有什么变化？如果大企业控制了我们这样的农场，食品业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在这件事上面如此执着的原因。我们这个地区只有我一个人如此坚持。
其他人都跑去别的领域工作了。我认识三个人，他们很懂乳品业，他们不是去学校拿到学位的，而是从小就跟奶牛一起长大。经济形势逼着他们往外走。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妻子离家去外地工作，供孩子们上大学。我用陈旧的机器经营着农场。1945年我买了一台拖拉机，没有它我在这里简直干不下去。坚持奋斗，也许我们会成功。有人说我注定失败，可我还在这里坚持。
毫无疑问，农业正在把我们排挤出去。我们仍在小规模生产着，他们还不能完全控制这个产业。这么说你可能会明白：如今五家企业控制着养猪业的三分之一份额。养猪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全部接手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已经把太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了。
事实上，因为我们不卖地，惹得很多人极其不高兴——就是那些地产商。他们现在正骑在马鞍上。如今这个县有九十五家地产商。我们现在有几百亩地，周围全是一片片小块土地。
我用驴和马在田里干活。没什么比驴子用双驾横木拉犁发出的声响更美妙的了。双驾横木能让驴耕地更快。要说去体会对土地和自然的热爱，没有比跟在犁后听着这声响更好的方式了。多年来我一直这么做，直到那些驴死掉。最后两头驴死后，我们把它俩埋在山坡上我们的家族墓地里。来来回回犁地的声音真是悦耳。
秋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父亲在过去的艰难岁月中常说：“要是我们弄到足够的草料，加到牲口食槽里让它们吃个够，心里真是感觉棒极了。”然后你回到屋里，生起炉火。再也没有比照顾好牲口更让人开心的事啦。要是天气好，你还可以去猎鸟。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如今的状况最为糟糕。局势太差劲了，要是有希特勒那种强势的领导人来到这里，足能引发一场革命。有人趁虚而入，就能控制局势。乔治·华莱士1968年竞选总统期间，曾让我和朋友坐飞机到他的总部，帮他写施政纲领。（笑）很好笑的。他说：“来跟我聊聊吧，趁我换衣服这会儿。”我刚提到我们的项目，他就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说：“这老兄就要说出我听过的最好的观点了。”他说：“我是在农场长大的。我母亲不得不卖了农场，因为我们负担不起了。”很多人喜欢乔治·华莱士。他代表着普通民众。
“我是典型的叛逆者。就是这么回事。（笑）战争期间，我们连的士兵全是黑人，军官全是白人。一共二十七位军官，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位来自南方。我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这些北方人说：‘你和这些人怎么打交道的？一向这么对待他们？’我说：‘我这辈子一直是这么对他们的。’‘哦，你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对。’我们到英格兰一个月之后，我发现其他军官对黑人的歧视是我的一百倍。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和黑人打交道，我却知道。我了解他们。
“我是个纪律严明的人。对牲口我也有一套纪律。要当个养牲口的精明人，你得和牲口一样聪明才行。因为如果你聪明，你能从它们身上学到东西。牲口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干得好，什么时候干得差。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知道该从哪扇门走，不该从哪扇门走。你可以快速教会它们什么是对的。我打它们一顿，它们之后就不再那么做了。和人一样，牲口也有脾气秉性。通过遗传，它们把脾气秉性传给下一代。”
现在我每天都给娟姗牛【127】挤奶。我早上四点就起床，把大母猪放出来，喂食，送它们回栏，然后回到房子里，吃我的早饭。要是土地比较干，我们就下地干活。否则就修篱笆、修房子。事情永远做不完。听着清晨公鸡打鸣，鸭子嘎嘎叫，吐绶鸡咕咕叫，我说：“这就是美国。就是这么回事。”（笑）在这片农场我们能得到一切，除了钱。我看不到有什么能赚钱的办法。（笑）
他们给我开出了不错的价码，可如果这事让你不高兴，拿到钱又有什么用？我和太太可以去佛罗里达过上国王王后一般的豪华生活，但我们能为子孙留下什么呢？要是我的曾曾祖父没有留下来，我现在会在这儿吗？我不想让他们把我赶走。（笑）
世界上没有比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更美妙的事了。没有比在田里干活直到太阳落山，每晚借着拖拉机的灯光回家更幸福的事了。也许我他妈的是个傻瓜，但我就是喜欢这样。
日后我也想埋葬在这片家族墓园里，在这座山的山顶上。我的先辈都埋在那里，除了我的曾曾祖父和曾曾祖母，他们埋在威廉逊墓地。有个孩子死了，雪太深，他们没法到山下的威廉逊墓地去，所以就把孩子埋在小山上了。从那时起，克罗伊德家所有的人都埋在这座家族墓园。将来我也想让自己埋在那里。毫无疑问，这种连续性是不该打破的。（笑）
P.S. 我们出发去纳什维尔机场时，经过了假日旅馆、麦当劳、万豪酒店、阿比斯餐厅。他若有所思地说：“要是你走进一家乡下餐馆，发现是当地人经营的，一定会大吃一惊。人们过来喝一杯咖啡，讨论讨论时局。让我们有种很好的感觉，这里还是原汁原味的美国。这种店很难找到，可一旦找到，感觉实在很棒。”
杰西·德·拉·克鲁兹
她的六个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最小的二十一岁了。她是“国土归人民”运动的积极分子。
“对我而言，美国梦就是拥有一片土地。一个你能叫作家的地方，你可以一直待在那儿，有个体面的家庭，建立起社交小圈子。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会有谁把你解雇。我母亲的梦想是有一座房子，可惜她生病了，1930年就去世了。”
弗雷斯诺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门前小花园打理得十分整洁。
“小时候，我们家都是流动工人，总是搬来搬去。搬家的间隙，我看到过一些带漂亮花园的房子。我总是看着那些花，心想：要是我能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该有多好啊！当流动工人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现在，你站在我的门廊上，满眼都是绿色。（笑）我现在拥有花园了。”
这一年，她五十九岁。
我跟母亲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父亲回墨西哥了。阿纳海姆【128】的洪水是我最早的记忆。我能看到前后摇摆的灯笼，还能听到喊叫声。不管大人还是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都跑出去弄得满身泥泞，堆驻堤坝，不让洪水进入我们的房子。
我最快乐的记忆是我祖父星期天歇班的日子。他会把我们拎起来，裹在毯子里放到燃烧着木柴的火炉边，然后出发去商店。他会带着橘子、苹果和其他好吃的东西回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
老师们全都是盎格鲁人。他们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名字、住在哪里、是怎样一个人。我说：“我叫杰西·克鲁兹，美国人。”她说：“不对，你是墨西哥人。”年复一年，老师们一直在和我重复同样的话。现在忽然间他们又想让我说自己是美国人了。（笑）我学会了怎么说英语，怎么反击。
我想，我待在同一所学校而没换地方的最长时间是两个月。我想，我大约去过四十五所学校。我父母或哥哥们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去上学，因为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要搬离这个地方。所以我落下很多功课。
我在学校很安静。有时我受到惩罚，不是因为我太安静了，而是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没法为自己辩护。这就是我说过我为什么要学英语的原因。我还是个孩子时，在餐桌上，我哥哥会说：“杰西，好好吃饭！”然后他们说：“你在干吗？”我说：“我在空气中写字。”（笑）
我的孩子们也去收庄稼，但我们觉得必须要让他们上学。也许十二月前后收棉花的时节，最大的两个孩子不得不辍学。这样我们就能多赚一点钱来买食品或者给他们需要的新鞋、外套。不过我们还是一直想让他们受教育。
我应该是在八岁那年开始侍弄庄稼的。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北上。我站在一排李子树的尽头照看弟妹。他们帮我把摘下的李子装箱，然后装进大盒子，家里其他人都在一排一排李子树间采摘。
在劳工营，房子是用护墙板搭成的。用钉子把2×4的板子钉起来。房子有两扇小窗和一扇前门。一间12×15大小的房子既是起居室也是餐厅，做什么都在这一间里。这就是我们的家。
我家有八九口人。白天我们把毯子卷起来，为了留出空间能走来走去做家务活。只有一张床，我祖母睡在上面，那是一张可折叠的行军床。我们其他人都睡在地板上。在那之前，我们睡过帐篷，帐篷上打着补丁。在有帐篷之前，我们就睡在大树底下。真是非常艰难。这种事我不希望任何人去经历。冬天，地下水从地表渗出来，我们的衣服永远干不了。
我丈夫是在墨西哥出生的。两岁半时，他的父母带他来到这里。十二岁时他就开始灌溉庄稼了，这可是成年男人干的活。干十二个小时挣一美元二十美分。每小时十美分。我是1933年遇到他的。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就住在劳工营。
我认识的所有农场工人都爱说：“要是我自己有一块地，我知道怎么经营。我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上面，孩子们也会帮我。”奇卡诺人【129】家庭常这么说。我们一辈子都在土地上劳作，所以只要有一块地，我们知道自己肯定能经营好。
墨西哥人的家庭观念很强，所以他们想买一块地，一家人在那里生活。我祖父一直在念叨这件事，可他的梦想没能实现。
直到1966年，我们一直在种庄稼。我们北上到萨克拉门托地区摘李子。我们有一辆大卡车，能把冰箱、洗衣机、床上用品、大锅小锅、衣服等都装上去。那段日子并不难熬。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树下阴凉处采摘，而不是在炎热中摘葡萄。我自己摘葡萄时也简直受不了。我总是很怜惜十二三岁的孩子。我丈夫说：“咱们到北上摘李子去吧。”
塞萨尔·查韦斯【130】组建工会之后，我们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我们加入了工会，我还是第一个妇女组织者。我走到哪里就组织那里的人们。我和丈夫签了一份工作合同，之后就不用搬来搬去了。
我知道怎么把人们组织起来。我和丈夫去跟其他家庭谈话。我们买些土地怎么样？我们搬到弗雷斯诺，和那里的很多家庭谈话，还开了一些会。我们各自去借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点点积蓄，也许是一百美元，凑在一起就能买一些土地。我们讨论成立一个联合社，大约有两百户人家。
我们制订计划，为学龄前儿童建一座我们自己的学校，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去读镇里的公共学校。我还想到一个主意，为老人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养老院。那些干不动活的奇卡诺人就能得到照顾了。我们也讨论了医疗问题。
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和那些大种植园主谈话。我们五个人去了这家伙的办公室。我们听说他的土地已经过量，根据1902年的法律必须卖出【131】。从前没有人给我们讲过法律方面的事情。住在西区的每个人都使用受联邦补助的水源。一个大工程建立起来了。在此之前，灌溉完全是靠水泵完成的，农民们把水都抽干了。所以他们呼吁政府修建一条大的灌溉水渠。他们达到了目的，拿到了资金，并且获得了国会议员的帮助。
在我看来，这项法律使小农场收益，意味着对家庭小农场的帮助。这些人不得不依靠土地为生。妻子有一百六十亩，丈夫有一百六十亩，两个孩子各有一百六十亩，不得超过两个孩子。这是六百四十亩土地啊，谁还需要更多？
我告诉这个种植园主，我们有些家庭对买他的土地很感兴趣。他甚至没让我多说一个字。他问我们是否有一百万美元。（笑）他每小时付给我们七十五美分，为他采棉花、摘甜瓜，已经快十年了。我来这里工作之前，工人的工资更少。然后他竟然问我们有没有五十万美元首付。
他们卖了旧拖拉机、平地机、轧棉机。他们把这些和土地一起卖了。我们对飞机跑道不感兴趣。他想连这个一起卖，可我们没有私人飞机啊。我们这些农民觉得，你不是非得有这些大型机械才能干活。我们有的是人干活。
在下一次会议上，我们告诉人们那边的答复。他们泄气了。除了六个家庭，其他家庭都退出了。我们听说那个人为了交税款，有一些土地要脱手。我们用合理的价格买下四十亩土地。
六个家庭，四十亩土地。第一年我们还不能耕种，土地有待平整。我们没有水泵，也没用水源。土地已经闲置多年了。那年冬天我们开始拔地里的风滚草，然后堆起来。那年常下大雨，我们没法干活。
一个朋友对我们说：“我租给你们六亩地。”我们开始在六亩地上耕种。我们从早到晚都待在那儿，趴在地上种西红柿。因为担心寒潮来袭，我们不得不给作物扣上保温罩。
有一天种完了庄稼，我们说：“明天就扣保温罩。”那是一种用电线和纸做的帽子形状的东西。大约两三点时，我听收音机里说——我总是带着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气温要降到-5℃了。我们的作物会冻死的。我吓坏了，跑回去对他们说：“喂！今晚要上冻，我们的作物要完蛋了！”我们立刻出发去扣保温罩。
我们用土把保温罩压住。我们有成千上万个保温罩。风特别大，天很冷。我们趴在那儿一个个扣保温罩。我哭喊着。美极了。我不是说我的哭喊美极了，而是那些才五六岁的小孩也在帮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保护这些西红柿有多重要。风势很猛，好像要把保温罩从我们手中抢走似的，你看到它们都卷起来了。（笑）保温罩用完了，好，我们每个人拿了一把锄头，把土轻轻地盖在作物上。我们把西红柿秧全部压盖完毕才回家。天黑了，又冷又湿。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焦急地跑去看一夜之后那些西红柿的情况。哦，它们在那里好好的，把土移开，一株一株都挺立起来，完好无损。我们保住了每一株西红柿。这是下了苦功夫才做到的啊。
如果这块田属于某个大种植园主，又会怎样呢？他会走到外面，看到死掉的作物，说一句：“哦，真见鬼。”然后他回到家，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他会接上拾音器，按下电钮，拿起电话，告诉苗圃再拿几千株秧苗来。这就是他种田的方法。
我们一旦有了土地，自己耕种，就会尽一切所能保护我们的作物。我们可不打算浪费或丢掉任何东西。我们每天都勤勤恳恳地干活，从不放假。我们一直采摘到，哦，十一月。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和收入。第一年，我们把西红柿分好类，卖给托运人，最终赚了六万四千美元。六户家庭靠六亩土地赚的。
分钱之前，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给每个家庭分到他们应得数量的钱。我家只有丈夫、我和一个女儿，我们三个人干的活怎么能跟八口之家相比呢？所以我们说：“我们按采摘的行数来分钱。”这是个好办法。没人争论谁干的活多，谁分的钱多。你坐下来和大伙儿讨论怎么办这件事，事情就会顺利解决。第二年我们继续耕耘我们的四十亩地。
任何人家需要帮忙时，大家都会过来帮把手。我丈夫是个机械师。一旦哪台拖拉机出了故障，他就去维修，反过来我们也能用那些拖拉机。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邻居就过来开着拖拉机帮我们干活。我们就是这么互相帮助的。
我们只有边边角角的土地，靠艰苦的工作和牺牲才挺过来。我们不属于西区，那边由政府供给水源。那里有绵延的田地，你站在那儿放眼望去，简直像一片绿色海洋。没有房子，啥也没有。只有树木、棉花和紫苜蓿。那边的田是靠纳税人的钱灌溉的。
使用这种水源的种植园主签了协议，答应十年内把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要是法律得到了强力执行，我们会立刻去买那边的地。
那边的土地非常好。我在那儿干过活。那边啥都能种：西红柿、玉米、甜瓜、蔬菜、柿子椒。他们只种一两种菜，因为不想多雇人。他们有大型机械来采摘。他们不会在一片地种点这个，另一片地种点那个，而是全都种一种作物。望向土地和水源的时候，他们眼睛里只看到了钱。他们看不到那片土地上的人。
我们不会想去得到更多土地，到欧洲旅游，每年买一辆新车。我们不谈论这些事。我从来不渴望拥有飞机。那些机器不值那么多钱，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既然这些东西发明之前人们也过得挺好，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这些农场主不想着把食品送上人们的餐桌。他们只想着每亩地能赚多少钱。他们往土壤里施化学肥料，使用杀虫剂，为了提高单位产量。他们把这叫作……什么来着？进步？靠这种进步，他们会把整个地球都毁了，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不会太久了。
他们心想：好啊，我活着，我得好好享受生活。我要当百万富翁。我们却想着子孙后代——我的子辈、孙辈、曾孙辈。我们想给他们留下好的土地，不想让他们在种不出庄稼的土地上饿死。
有些大公司和个人拥有土地，不只在加利福尼亚，还在亚利桑那、墨西哥等等地方。他们一丁点土地常识都不懂。他们对农业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以土地为生。
有一对夫妇拥有数千头牛、大片土地，还有一家牛排餐厅。他们觉得钱还不够多，想赚更多。他们来到意见听取会，对那些人说，我们想拿走他们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他们仍能保留足够的田地，只是把一部分卖掉罢了。他们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租下了大片土地。他们自称家庭农户，手里却有一万六千亩土地……
一位参议员说：“他们三代务农，手上有老茧。”他们连锄头都不拿，手上怎么会有老茧呢？可能是在高尔夫俱乐部磨出的老茧吧。（笑）但肯定不是握锄头握的。那个年轻女士给出了证言：“我不想回去弯腰劳作了，干活干得背都要断了。”我几乎敢用生命打赌，她从没干过一天庄稼活。她跟她丈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饲育场。
我去过华盛顿几次。和任何人说话我都不胆怯。我能轻松自在地跟任何人说话，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相信自己维护的都是我所相信的东西。
塞萨尔·查韦斯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兴奋剂。（笑）过去我常有些感触，比如我想说一些话，却总是退缩，因为我害怕丢掉工作，或是让别人以为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或是因为我小时候祖母给我灌输的那些恐惧，她总警告我们说，要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警察就会来抓我们。邻居也常吓唬我们：“我要叫警察来，把你关进少管所。”我总听到这些话。所以听到塞萨尔·查韦斯说，妇女必须参与进来，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也是农业工人这些话之后，我感觉特别好。我说：“好了，看我们的吧！”
我一直在学习，我把每件事都记录下来。所以我说：“瞧我的。”（笑）不管走到何处，我都会谈论我们想有一片自己的土地这个愿望。我们不是土地主，我们是农民。我们为别人种地。直到这时，我还是非常低调沉默。
我丈夫去参加各种会议，我却不去。我总是藏在后面。直到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也要去。开始那几次会议我只是听。之后有一次，塞萨尔·查韦斯说：“谁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举起手来，说：“我的看法是……”然后我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这就是我需要的人，愿意发言的人。这不是我自己的工会，而是你们的工会。”
弗雷斯诺举办了一个大型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公开亮相。我很紧张。我记得那次听证会的主题，是关于……什么来着？关于妇女工资。会议在弗雷斯诺高等法院举行。我事先知道自己要发言。我在想：该说点什么呢？我开始在纸上写下点东西，我得把要说的记下来。
我环顾四周，所有大种植园主都坐在下面，还有那些在山里度假区开着店铺的大商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反对为妇女涨工资。有人点到我的名字，我走上台。我的膝盖直发抖。（笑）我站在麦克风前，四下打量了一番，看了看我的发言稿。我唯一按发言稿说的只有“女士们、先生们”。我说：“我的名字是杰西·德·拉·克鲁兹，我作为农民代表发言。”然后我就开讲了。
我说：“我们被强迫和丈夫一起在田里干活，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说我们愿意在阳光暴晒下干十个小时，而是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妇女不得不出去干活养家。”我说：“我有六个孩子，都是丈夫和我拉扯大的，我们从没领过救济金。”哦，他们鼓起掌来了。很好。没领过救济金是件好事。我接着说：“台下这些种植园主、商人、餐馆老板，要是他们付更高的工资，就能把救济中心的大门关上了。”我紧张得够呛，胃里很不舒服，就像放了个铅球似的。我忘记自己说到哪儿了，手背在身后。然后我听到我们队伍里有人说：“继续啊，杰西，说给他们听听。”我说：“我讲的东西不是从别处读到的，而是刻在我心里和脑子里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其他农场工人家庭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我继续讲啊讲啊讲啊。（笑）过后的三四天里，一直有人祝贺我，我的胃始终感觉不舒服。可我把想说的话说给他们听了。（笑）
我怎能描述出那些感觉？我小时候，祖母常因为没法给我们足够的食物而哭起来，我哥哥光着脚在哭，因为他不习惯不穿鞋在地上走。我怎样形容呢？我小女儿死时我的感受怎么描述？因为我们没钱请医生，也没人教我们怎样护理病孩。我们住在劳工营里，怎样写出这些感觉？当我要陈述内心深刻的情感、那些我目睹的孩子在田里出事故丧生的事件，我怎么下笔呢？有些感情是无法诉诸笔端的。
去年，就在这条街上，正是采摘葡萄的季节，我看到住在树下的一家人。那女的正在做饭，他们在几棵树上围了毯子，就算是圈出了自己的家。就是去年的事情，在曼宁街，1977年。而雇用这家人干活的主家有座漂亮的中国式住宅。看看那漂亮的装饰和花园吧。他们怎么忍心看到有人住在树下？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有孩子。那些孩子也住在树下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作为代表参加了1972年民主党大会。有个记者说：“你就是那个激进分子，那个共产党。”（笑）我笑了，说：“我不知道。他们叫我激进分子、闹事者之类的。可我不知道当共产党人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变成了共产党人？”（笑）
我们设立罢工纠察队时，第二代美籍日本农民成立了一个组织。所有日本农民都来到警戒线那里，用各种难听的话骂我。清晨4点我们就到那里了。铁丝栅栏把建筑圈了起来，不愿参加罢工的人都围在栅栏里面。那些日本农民想把破坏我们罢工的人用大汽车送出去。我对他们说：“喂，这些铁丝栅栏让你想起什么？”我说，“过去你们的家人被赶上拉牲口的卡车，送到弗雷斯诺集市带刺的铁丝网后面时，我也跟着他们哭啊。现在你们在对我们农场工人做同样的事，就因为我们维护自己相信的事。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过去他们也是这么对你们的。这不会让你们更像个美国人，美国政府不会因此觉得你们比我更像美国人。你们仍旧是日本人，我也仍旧是墨西哥人。”他们把头低下去了。
我记得战争期间，有很多日本家庭经营小商店。我过去常去那里买东西。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日本老大娘在哭喊着。他们只被允许用白布单裹几件衣服背到背上，就被赶到运牛的卡车上去了。看到这番景象，我也哭了。因为我想：我们会是下一个吗？这些日本农民把这些事都忘了。
流动农业工人也很健忘。弗雷斯诺有个广播员，他常说：“我过去是个流动农业工人。我来到这里，获得了成功。所以那些奇卡诺人为什么成功不了呢？”哦，真让我大为光火。我希望和他谈谈，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面对面地谈。
我通过艰苦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我并不满足，我要看到其他农场工人也在自己的农场上安居乐业。然后我才会觉得是真正的成功。
美国正在进步吗？没有，这个国家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我们自己才是真正做事的人。我们必须不停地挣扎奋斗。我觉得情况会有所改变。有句西班牙语老话：希望是最后熄灭的东西。你不能失去希望。要是你失去了希望，也就失去了一切。
唯一让我难过的是，这种改变要等我已经很年老的时候才会实现。我希望自己现在是三十岁或三十五岁，这样我就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时间。我不是那种老了以后坐在摇椅里自怨自怜的人。总是有事可做的。只要你想做，就总是有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