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伯德
她四十三岁。
“我是妻子和母亲，可不再是我自己了。我开始找寻自己，但还没找到。”
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我大儿子的一个老师总在班里讲她的儿子们都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的事，而且旅费是由澳大利亚政府付的。我们也在考虑移民到国外去，而且必须得去讲英语的国家。听上去棒极了。我给领事馆打了电话，然后就起程了。我们变卖家产，登上旅途。那是1970年。
穿过洛杉矶一座座霓虹闪烁的卫星城，我们来到了一座灰泥粉饰的仿西班牙式建筑住宅区。这里的居民多为该区域的中下阶层。
她四十三岁。后来，她二十一岁的女儿罗拉也加入了谈话。
“很多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在这里。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离富人远，离穷人近。我不反感他们。我的小女儿觉得这地方糟透了，不想住在这儿。她十五岁，憎恶黑人。她跑了，住到别处去了。
“我有个儿子，十八岁了。他和另外三个人住在外面。房子里有他们每人养的一条大狗，还有大蟒蛇，另外还有沾满泥的自行车跟吉普车。他在五金店里干活，而且挺喜欢这工作的。我最大的儿子快满二十三岁了。他已经在海军服役四年，正身处太平洋上某个地方。退伍后他准备开一家计算机修理店。”
当了妻子和母亲，我才意识到其中的滋味。（笑）这不是件易事。我丈夫总跟我吵架，我们一直缺钱。我决定出去工作。留在家里照顾四个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我是妻子和母亲，可不再是我自己了。我开始找寻自己，但还没找到。（笑）
“我是从底特律郊区来的，朋友们似乎都比我更加衣着讲究，手头的钱也比我多。也有很多人不如我，但我的眼睛总盯着比我更富有的人。我父亲根本不怎么和我们讲话。他就是重复每天出去干活，一回家歪倒在沙发上睡一觉，吃晚饭，再出去这些事。我完全不了解父亲。
“我丈夫一结婚就从大学退学了。其实没啥要紧的，反正他没有科目能及格。（笑）他在福特汽车流水线找到一份工作，干了一天半就放弃了。最后找到一份质量检测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我们的钱向来不够花。我丈夫痛恨他的工作和生活。他总是为此责怪黑人、他差劲的老板和差劲的警察。全是别人的错，跟他自己毫无关系。他开始沉迷酒精，情况越来越差劲儿，我们争吵得更频繁了。我的大儿子经常惹是生非，给警察局、学校和家里都找了不少麻烦。我们家所有人都成天愁眉苦脸的。
我在超市工作，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底特律总有种暴力气氛。连杂货店都随时有两名武装警卫把守着。我个人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但你能感到周围总有那种气氛。如果我们都是温和平静的人，我们也能感到其他人是温和平静的，但如果我们都怨气冲天，也就只能感受到其他人的怨气了。你看到的仅仅是自身的反射。于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很糟糕。我们永远在跟人争论吵架，而且觉得全国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存在什么黑人白人的种族问题。我们只存在自身的问题。
对我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跟暴力和麻烦有关。我们想从头再来，过上全新的生活，在不一样的地方，遇到不一样的人，总之一切都要不一样。
我们都辞掉了工作，翻箱倒柜，卖掉了大部分东西，剩下的捐给了救世军【123】。我们订了开往澳大利亚的奥瑞安娜号船票。就在出发前两天，我们收到一封通知，说船上着火了，出发时间推迟了。可这时我们的家具没了，房租也到期了，我们没处可去。我们修好了汽车，打包好帐篷，横穿全国去往旧金山。这是一次绝妙的旅行，花了两星期。中途我们想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了四天。谁也没争吵。大家都很友善，棒极了。在旅途中我们变成了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清楚美国。
我们最终登上了那艘船，花了两个星期零两天到达目的地。使领馆的人员在那里接我们，我们将要去墨尔本。那里有一家福特工厂，我丈夫将在那儿工作。他们把我们带到一家移民居住的旅社，条件很不错……
劳拉：（打断）但是那里的人不好。
珍妮：这家旅社以前从没有美国人入住。黑人和东方人也不行，他们不受欢迎。那儿有很多南欧人，很多地中海一带不会讲英语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小孩充满敌意，冲他们吐痰，辱骂他们是肮脏、有钱的美国佬。（笑）
劳拉：那儿有一座很大的商场，我们常过去购物，其他人却都买不起里面的东西。
珍妮：他们比我们过去还穷。
劳拉：跟他们一比，我们像有钱人似的。
珍妮：我丈夫试着去福特公司找工作，没能如愿。他登上火车到悉尼。几天后，他打电话回来说找到工作了。那时天气还很冷，没有暖气让人很不适应，我们就靠一台小小的煤油炉取暖。
我在超市找了份工作，一间街角杂货店。在底特律，我星期日工作七小时，能赚五十美元，可在这里，每星期工作五天半只能赚四十美元。这家杂货店昏暗而狭窄，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空调，货品上都不带价签。你必须把所有价格都记住。早上他们把滑动门打开，大风、寒气、潮气或者雨水统统往里灌。不过他们现在也在那里建起美国式超市了。
过了两年，我意识到事情其实不会有什么改善。我们没办法赚足够多的钱来接近我们离开的故乡的生活水准。我们的衣着十分寒酸。至于家具，我们就坐在板条箱子上。
劳拉：我开始念叨着想回去。我有些朋友拿的是美国工资，因为他们是教会的传教士。他们还访问了美国，回来时跟我说那边有多美妙。我一直在说我想回家。
你同意留在这里两年，否则就得交钱。最多就两年，我们开始存钱准备把爸爸接回来。我们认为这次出国是我们办的一件蠢事。即使这里的人会说英语，说得也不纯正啊。
珍妮：学会欣赏美国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人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地方，把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
劳拉：你看到人人都说同一种方言，熟识超市里的各个品牌。你不懂得感谢你的取暖设备、电话、电视机和汽车。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朋友有一半都没有汽车。当然了，那里的快速公共交通很了不起。有些地方即使不通火车，也通公共汽车。我花上十五分钱就能在一天内把悉尼和周边的角角落落玩个遍。但我宁愿待在家里，守着中央取暖机和烘干机之类的小玩意儿。（笑）
我认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渴求物质。他们都想要汽车和彩色电视机。他们都喜欢问起迪士尼乐园的情况。
珍妮：我丈夫终于在洛杉矶找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干十二或十四个小时，每天开车上下班，单程就要五十公里，他为的是赚钱寄给我们。就在我们起程的前一天，他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遗产。我们回来了，买下一座房子。
好笑的是，这之后我却不想回来了。我想留在那里。他离开了五个月，恰好让我意识到自己不想再过婚姻生活了。我们已经不吵架了，但我想挣脱婚姻。我说：“我想离婚，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不想再结婚。我愿意在加利福尼亚当个单身女人。我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不用因为没钱就只能容忍某个差劲的男人。
劳拉：我和妈妈截然不同。我想结婚。我想建立一个家庭。这对我而言很重要。我在澳大利亚变成了基督徒。那是我找到上帝的地方。我是基要主义者【124】。
珍妮：我相信超自然学。是埃德加·凯西【125】的书领我入门的。我在一个车库卖场中买到这本小小的平装书——《神秘之人，奇迹之人》。我读得入了迷，简直没法把书放下。我跑到图书馆去，把所有关于超自然学的书读了个遍。我还去夜校参加了速读课程。（笑）就是从这时开始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劳拉：作为基要主义者，我是不怕死的。我哥哥是海军，他说如果一颗核弹击中洛杉矶，不是所有人都会死。还是会有许多人活下来。我们读了太多科幻小说，简直被洗脑了，认为要是有爆炸，所有人都得死。但这不是真的。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死了，也会上天堂的，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天堂一定是个好地方。安宁平静，一丁点儿噪声也没有。我特别受不了噪音。我是个生活在南加州的二十一岁姑娘，可那些吵闹的聚会真是——唉！天堂里没有人抽烟，人们也不会喝醉。过去我的耳朵都听了些什么蠢话啊，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十六年，真的受够了。
珍妮：我感觉自己并不是真的身处于此。我觉得我们就像在学校里，你死去了，去了另一所学校。你就这么循环往复。当然，我相信轮回转世说。我想再转世为女人。上辈子我是男人，我母亲是个酒鬼，她怀着我时一直喝酒，我一出生就是喝醉的。我八岁就开始喝酒，十九岁时因酗酒而死。
多数情况下我转世为女人，而且有个和这辈子相似的丈夫。我只转世过六七次。我希望再转世的时候，我能成为一个比现在的自己更具雄心的独立女性。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某样东西，但还未找到。这是一种我所需要的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如果说我在哪里能找到它，那么一定是在美国。
劳拉：回美国之前她对我们这些孩子说：“这不像是回去。沧海桑田，底特律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家，但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家里了。”
佩吉·特里
她在肯塔基州西部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居住，曾经在得克萨斯州采棉花，在格兰德河谷摘水果，在堪萨斯州割小麦，也曾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在亚拉巴马州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在芝加哥当餐馆招待，后来她当上了芝加哥厄普顿区来自南方的穷苦白人群体的发言人。
“可能是很小的东西，打动了你，忽然间你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那么大。”
她和女儿、女婿、外孙住在芝加哥北边。她一有机会就回帕迪尤卡老家看看。
我不记得自己童年时有什么梦想。我们的梦想就是在发薪日之前熬过每个星期，食物每个星期都够吃，不至于青黄不接饿肚子。我们是按收益分成的佃农，以采棉花为生。没人给我们任何可以做梦的理由。大人们没有梦想，所以他们没办法把自己都没有的东西传递给孩子们。
我女儿开始存钱了，准备买一座两层住宅。我小时候可没有这种事。我们只是要熬过每个星期，仅此而已。
我的祖父母是第三代爱尔兰人。他们看上去特别苍老，每天脑子里只想着采棉花，从日出干到天黑，有时候一直忙到深夜。
我父亲什么活都做。他在俄克拉荷马州当过油田工人，在肯塔基州当过煤炭工人。他对炸药爆破这类活计特别懂行。爸爸是家里最狂放不羁的人，别人对他的闲言碎语他通通不在乎。他是我家唯一一个生命力旺盛、敢想敢为的人。
他们都不是那种爱造反的爱尔兰人。如果说哪个民族盛产梦想家，我想那就是爱尔兰民族。可让我难过的是，我认识的那些爱尔兰人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梦想。没有人说“梦想能让你开阔视野”这种话。我确信是《圣经》让他们如此低眉顺眼地过日子，这是我所知他们唯一读过的书。
我祖母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整个人总是喜气洋洋的，可她身上也背负着可怕的重担。他们把这称之为悔罪。当你感到自己做了罪恶的事情，你就要悔悟。可她没做过什么坏事啊，她不过是太穷罢了。（笑）
教会让人们觉得自己有罪，快把他们压垮了，而且说他们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要向往尘世间的任何东西。你死去那天就会得到你活着时没能得到的东西。我花了三十年才摆脱这种观念。我从前以为自己一文不值。
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可我们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挨饿。事实就是如此。我没法理解，直到我开始学习。
我读书读到六年级。我一直喜欢唱歌，可学校里只教我们苍白的宗教性歌曲，和我们这些喧闹的乡下人喜欢的蓝草音乐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们喜欢的音乐是有生命力的。
每当有人展现出一点生命力，教会就猛烈打击他们，把他们叫作蠕虫。在我们去的教堂常能见到一个漂亮姑娘，她每次来教堂从没有人和她讲话，因为她是舞蹈演员。她是我们合唱的领唱。我对她很着迷，总是坐在她身边。她那么好看，而且喜欢孩子，是和我爸爸一样洋溢着生命力的人。可回过头想想，不管是谁爆发出一点生命的火花、敢于梦想，总会受到众人的排斥。教会是梦想的残杀者。
种族仇恨是让我们远离梦想的另一种方式。我还记得我们采棉花时，能望到旁边田里的黑人也在采棉花。他们是黑鬼，跟我毫无关系。这正是那些种植园主希望的事。他们对待我们真有两手。你忙着憎恶别人，就没时间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以及世界上又有多少美好的东西遭到了毁灭这些事。
我不确定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忽然间我就发生了转变。公交车抵制期间，我在蒙哥马利见到了尊敬的马丁·路德·金，完全被他迷住了。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像他那样着装，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穿着一身白衣。他刚从狱里出来，五六个白人跳到他背上。我脑海中立刻冒出“两个打一个，欺负黑鬼乐”这句话。人们看到两个白人小孩痛打一个黑人小孩时就会这么说。我看到他们痛打尊敬的马丁·路德·金时，只听到心中咔嚓一声响。
我记得在帕迪尤卡发生的一件事。有天晚上下班，我沿街走回家，附近光线昏暗。那里是黑人区。一卡车白人男孩在街上飞驰而过。他们喊道：“嘿，黑鬼，25美分，跟我们走？”起初我感到难过愤怒，因为他们错把我当成了黑人。接着我又想道：“如果真的是黑人女孩呢？她会怎么想？”
我是个身材魁梧的姑娘，我把自己看成盎格鲁-撒克逊人。我母亲说：你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你是凯尔特人。然后我得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想当黑人或印第安人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玩意儿。我就是想当盎格鲁-撒克逊人。（笑）
我十五岁就结婚了。我们去了得克萨斯，一路打工去了底特律，然后又回到了得克萨斯。其间我怀孕了。我忘不了绝大多数帮助过我们的人，但那些拒绝帮助我们的人我同样记得。生孩子时我们恰好在朱利叶市。我记得有个修女告诉我，除非我们付清账单，否则我和婴儿都不能离开医院。我哭得昏天黑地。我下定决心，就算自己快要流血致死了，也要在深夜带着孩子从消防通道逃出去。我的叔叔和丈夫找到了好办法。他们假装喝醉酒来到医院，趁乱把我们赶了出去。（笑）
我一路打工，从蒙哥马利来到芝加哥。我到了厄普顿，南方的穷苦白人进入芝加哥一定会经过这里，就像西区是南方黑人进入芝加哥的必经之地一样。我们就好像是从外国来的。南方人初来芝加哥时都显得迷迷糊糊的，和德国、意大利、波兰移民没啥两样。要是穿着讲究，我们也跟其他白人没有区别。但他们就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在地铁上迷路，为什么搞不清地址。在南方的家乡，我们说“某某住在路的转弯处”或是“某某住在去老枫树那条路的半路上”。这种指路方法在芝加哥行不通。
不管是南方白人还是黑人，北上的原因并无二致，那就是失业。我们忍饥挨饿，心怀恐惧，我们想过更好的生活。梦想就是这样产生的。乐意跑到这里来的南方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论白人或黑人。要是南方有工作，我们都愿意回家去。
我们听说，在北方黑鬼们掌管了一切。来到芝加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早上黑人妇女到城北去，白人男性往城南去——女佣跟年轻经理人走相反路线。我从来没见过不当女佣的黑人妇女。
我认识一个黑人妇女，她叫艾玛·蒂勒，是我第二任丈夫的朋友。他要把她带回家吃晚饭。我对他说，我才不为黑鬼下厨房呢。他说：“要是你不好好尊重我朋友，我也不会尊重你。他们那些黑人的事情我已经忍受得够多了。”我从老家来的朋友常来我家喝得醉醺醺的，他还好几次把他们从牢里弄出来。我觉得自己最好要维持这个家的和谐。（笑）我最好调整一下心态。
她来吃晚餐了。我丈夫在门厅里帮她脱下高筒橡皮套鞋。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我心想：天啊，太可怕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从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发现我们两个人如此相像。她告诉我她第一次从得克萨斯州来芝加哥时就去了就业中心。这辈子别人总给她灌输所有白人都会读写的想法。可她偏偏碰到一个请自己帮忙填写就业表格的女孩。艾玛说她当即惊呆了。那女孩不会读也不会写，是个白人。我家也有不会读写的人。就是从这件事开始，我愿意认真听她讲话了。到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游行爆发时，我和艾玛一同跳上火车去声援。我发觉自己已经被带上了某条花园小径。过去我所听到的都是谎言。
我从没想过要把南方来的乡亲们组织起来。我是个挺好的白人，也不欺负黑人，可我还是不想和这些南方乡亲如此扯上关系。我不想去组织和自己境遇一样，并想摆脱这种身份的这群人，老天啊。但后来我学会了包容这些人。我和你说，一旦我开始组织穷苦白人，我才发觉自己其实如此在乎这些南方老乡。我为自己感到骄傲，过去我从未真正有过这种感觉，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背着有罪的重担，被教导说自己啥也不是，只是蠕虫而已。
一开始我只是和妇女们谈话。我们谈论伤害到我们的事情。我从来不提黑人的事。可或早或晚她们开始说，黑鬼怎么怎么样。黑鬼把福利金全领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黑鬼把好处占尽了。我没把她们引向论战，而是等她们把自己的经历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穷苦的南方白人谋生不易，要下煤矿干活，生活真的要把他们压垮了。多数男人得了黑肺病。我们针对这些男人的宣传进展得不顺利。但在妇女这方面的工作比较成功。
关于儿童游乐场的活动把男人和女人都联合起来了。厄普顿是南方穷苦白人聚居区，孩子们除了在街上玩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孩子被车撞到的不幸每个月至少发生两次。我们举行了模拟投票，活动在邻里间持续了一个月。从前对投票不感兴趣的人们也过来投票了。
我们一大群妇女拥到了公园管理处。他们声称黑人把城市弄得乱七八糟，他们把钱全花在平息黑人闹事上去了。又是在利用那套种族主义的玩意儿。在场有个安静的小个子乡下女人，一天的劳作之后，她看上去甚至不如一条肥皂大，怀里还抱着自己的宝宝。她气极了，说：“你们的意思是，黑鬼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才闹事，你们把钱都给了他们，没给我们剩？要是这样行得通，我们这帮乡下佬也要闹翻天让你们见识见识！”（笑）我当时就站在那里，我是说，天啊，换作是我肯定会张口结舌，但这个小个子女人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因为我们的活动，厄普顿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戴利市长想必认定了我们是危险分子，否则我们组织得最好的那条街不会在城市重建中第一批遭到拆迁。这座城市把我们轰出去了。很多人不得不走。最得力的组织者不在了。
我觉得我们把自己的能量燃烧尽了。我很疲惫，讲话风格也变得迂回婉转。我可以跟二十个人讲话，但如果你录音下来，我发誓我对那些人说的全是一样的内容。这不是好现象。你必须倒退回去，看看自己都经历了什么，然后重新评估你正在做的事。
这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我们组织过的很多人现在都在别处开展活动。有位妇女曾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现在住在佐治亚州。她工作的那座服装厂被迫关闭时，她和其他白人妇女联合黑人妇女，把那座厂子买了下来。这些妇女脱胎换骨了。一旦你已经站起来，一旦你知道自己在被谁压迫，就再也不会坐以待毙。
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数梦想。我的梦想都很远大。在电视上看到日本的农民为反对在附近修建机场而抗争时，我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说：“好哇！这就对了！”我关心一切种族的人们，我想跟他们交朋友。我希望世界语可以快快发展，这样我学习之后就能和他们畅所欲言了。
我之所以有如此的希望，是因为相信既然像我这样无知的笨人都能学到这么多东西，别人一定也能做到。这不是什么大秘密。可能是很小的东西，打动了你，忽然间你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那么大。你只是想去了解万事万物。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做到。
P.S. “有一天，消防车来到我们的社区。一个消防员冲我们喊道：‘嘿！你们闪开！’我们不是消防员的敌人，他也没损害到我们什么。可我们听了不开心，问他为什么要说‘嘿！你们闪开’？要是参议员珀西的邻居家着火了，一旁有人围观，他们肯定会恭敬地称呼先生或太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该被称为先生或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