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麦克莱恩
他是芝加哥大学荣誉退职教授。
“家庭是宇宙的核心，也是美国的核心。”
我父母是第一代加拿大移民。我父亲来自新斯科舍省【110】的一个苏格兰大家庭，那是个穷苦的地方。他的崇高信念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诗人彭斯有言：“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他是长老会牧师，他觉得这句诗很深刻。
我父亲如此热爱美国，初来时他的苏格兰口音很重，但到我出生时，他已经改掉了口音。他把改掉这种口音视为美国人的责任。他瞧不起苏格兰口音浓重的长老会牧师。他对我成为美国人抱有大到可怕的期望，我这个长子要完成这个使命。
他告诉我必须学美式英语。他颇善言辞，但不会说地道的美国方言。他把我留在家里自己教，直到我十岁半。他教我用美式英语写作。没有“展示和讲述”“个性评价”这类课程。（笑）我那时还小，觉得自己挺厉害的，这语言也挺美，我有点古怪可笑，但自己没有察觉。你拿一篇美国式演讲辞，仔细地聆听，然后综合起来思考。我的美国化训练明明白白地全跑到我的语言学习中来了。
我父亲擅长抑扬顿挫地朗诵。他每天清晨都给我们读《圣经》。我们跪在椅子上祈祷。每天两次，早饭后和晚饭后，用的是伟大的詹姆士国王钦定版本。
文学对父亲而言很重要：他痴迷于马克·吐温的散文，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威尔逊和惠特曼的奇怪组合。他知道这不是英式英语，而是美式英语。他忘不了威尔逊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他是许多代散文作家的楷模，包括罗斯福在内。
家庭是宇宙的核心，也是美国的核心。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只有一个美国梦。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美国梦。父亲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孩子能接受很好的教育，而且最紧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受教育。
我是家里第一个不靠双手挣饭吃的人。“麦克莱恩”这个姓氏的意思是木匠的儿子。我家过去是做这行的。他们从前全是木匠。我父亲后来不以当木匠为生了，他的姐妹们都为他自豪。他本人的确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他和我一起，在1921年盖了一座木头小屋，现在那里仍归我所有。
用双手劳动是我们最深刻也是最美好的特征。我觉得人体最美妙的部分就是一些男人和女人的双手。我几乎不能把视线从他们的手上移开。我从小就受到教育，相信双手是大脑的工具，即使只做简单的事情。我现在用斧子的样子看上去还是有板有眼的。我父亲使用工具时动作潇洒。是的，包括鱼竿。他姿态优美地拎起四盎司重的鱼竿，甩进布莱克福特河里。看上去美极了。
大体上，我至今成功保持了一半时间在书斋里动用脑力、一半时间回到树林里的生活。我保留着那座小屋，尽管我的家人都早已过世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三分之一时间都在那儿度过。只要天气允许，我都尽可能不走，直到十月的驼鹿季结束。
在城市里我发现着各种各样的美。二十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来到河狸和小鹿们中间。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出去散步。每星期要去乡下三四次。我领略了我们过去未曾发现的一种美。我发觉芝加哥工业区的几何图案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乘船沿卡拉麦特河溯流而上，看看这条肮脏河流两岸的大型起重机、升降台和其他巨大的家伙，简直像经过了纯粹的设计。就算是塞尚也拿不出更好的几何图案了。要是让我来列举世界上最美丽的情景，依照我的品位，我要说，是夜晚站在天文台上，望向堤坝另一侧的汉考克大楼和希尔斯大楼所看到的景象。没有地方比这更美了。对于美，你不能目光偏狭。
我年纪大了，试着把这些梦想融进我自己的生活中。我的小屋离冰河只有二十五公里，那里每个月都下雪。而且芝加哥大学的教学楼是哥特式的。要是你知道哪所大学在建筑上更美，我倒很愿意知道。伦敦大学也好，牛津大学也罢，根本比不上。
要想成就梦想，生活得和谐，你得长寿才行。我活到这么大岁数了，在这个国家度过一生，在家庭中接受了我所需的最好的教育，我无比感激。我没干过什么伟业，但在七十五岁的我看来，我已经完成自我实现了。我本身并没有尚未发掘的潜力。他们也许会在我一生结束之后说，我的人生不存在争议。我有两个孩子，我欣赏并爱着他们，尽量不干扰他们的生活。在孩子们身上我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你把球一代代传下去了。
弗洛伦斯·斯卡拉
五十年代末期，反抗市政府拆除芝加哥西侧旧居民点的抗争就是她实际领导的。
“曾经，我认为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奇迹。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觉。”
那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社区，简·亚当斯就是在那里建立了赫尔共济会。那是城市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如今则是诸多机构、高速路、公共设施，以及一些旧时居民仍在坚守的地方。
她和简·亚当斯的同事，已经八十岁高龄的杰西·宾福德一直抗争到活动失败的最后一刻。她们向赫尔共济会的董事会呼吁，那些人是城市里最尊贵的公民，来自古老而饱受尊重的家庭。“当时暴雨倾盆，我们从屋里走出来，像打了败仗一样。我们看似镇定，但都一言不发。宾福德小姐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心中有些东西被压碎了。她所熟识的那个芝加哥已经灭亡了。”
曾经，我认为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奇迹。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是个梦想家。高中时我想当作家、记者。我个人的梦想没有实现。
我出生在1918年。我还记得自己是个小女孩时的事情，我去上学，但不会讲英语，惊慌失措的我一路跑回了家。我为母亲感到羞愧。她很情绪化，常常大吵大闹。我不想让她再带我去上学了。
我记得那条拥挤的街道，父亲在熨衣服，母亲在店里缝缝补补，而我们都在大街上玩耍。回忆起这些日子我并不觉得留恋。那条街太糟糕了。但我喜欢夏天的傍晚，夕阳下人们回家时的情景。对我而言这是个奇妙的时刻。
我父母干活很卖力。开裁缝店的小生意人不得不这样。从早到晚他们都在用双手劳作着。我父亲负责熨烫、裁改衣服。母亲做点修补的小活。从大清早就开始干活，一直忙到深夜。父亲一般白天熨衣服，晚上缝衣服，晚间九点关门。我们一直住在店铺后面。直到我长到十几岁，母亲才决定我该有自己的房间了。
啊，当时的邻里环境简直一团糟。糟糕到让人惊讶的程度。街头的阿飞常闹事惹人不安。我父母很担心，害怕孩子们卷入麻烦而丢掉小命。我们这里的洗衣业让一群暴徒控制了。洗衣业行业联盟斗争期间，我父亲很害怕。连续好多周，小店只能关门，因为罢工期间他没处去送衣服。后来他只好背叛罢工活动，偷偷把衣服送到别的洗衣店去洗。大街上有人被杀了，我们过去都见过这场面。意大利人中有类似黑手党大佬的角色出面协调局势。
我父亲从未参与过这些事。他游离于这些事情之外，是个孤独者。以那时的标准看来，他真的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读了很多书。他热爱戏剧。他买了好多歌剧剧本。我们现在还保存着老卡鲁索的许多唱片。他还热爱天文学。他知道月球距离地球多远，金星距离地球又有多远。他觉得探月工程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因为，他说，他们那些发现他早就知道了。
他唯一的梦想是去看看大峡谷。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等到他终于有了时间，已经虚弱得不敢出去旅游了。我从未好好跟他聊过天。他极其腼腆和孤独。
黑人常来店里，把衣服交给我们。他们是油漆工和木匠，都是手艺人。我父母并不嫌恶黑人。他们把黑人看作和自己一样的移民，身处同样尴尬的困境中，试图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我不记得小时候有什么种族斗争事件。后来我见识到了。
如今我们这个社区很小，只有五六个街区。都是公共住宅，住的大多是黑人。那些医疗中心的学生和广告电视业的年轻人倒觉得这是城中的时髦地带。一些意大利家庭还坚守在这里不搬走。随着我这一代人的成长，这地方发生了变化。我这个年纪的人想让自己更像其他社区的人。他们举办大型四对舞舞会（笑），在跳舞时介绍自己的女儿，完全是模仿上流社会那一套。他们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念书。我的父母则把我们送到公立学校。我的一些朋友宁愿跑到其他社区约见朋友，也不愿意把他们邀请到自己的社区来。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去过赫尔救济会。我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充满尊严感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深深地相信，而且我看到了如今的一些迹象，那就是当初我们努力尝试却并未成功之事已经在人们身上留下了烙印。他们不再坐视不管任由事情发展了。他们记得当初那场为了拯救这个社区而进行的抗争，其中有悲壮的成分，也有尊严的成分。
我不像从前那样爱做梦了。我过去相信，在这个国家我们能得到一切所需，过上像样的生活。如今我不再这么看了。个人的利己主义——“我是第一位的”这种想法，正污染着我们的头脑。这在我们的公共机构里也不鲜见。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个世界似乎已经难以说清了。甚至这座城市也是一样。我看着它在日益迷失方向。我反对城市为了扩大而扩大。我们走在街上，彼此看都不看一眼。我们都是陌生人。这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时代。
这是个我不了解的世界。是电脑和微波炉的时代。我永远也不会买这些的。（笑）这些东西让我觉得陌生。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它们，但我抱有质疑。他们能适应起来，因为只能这样。老大哥就在那里。我想他们会变成数字。我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数字，可我知道自己正在变成数字。我没有信用卡，所以要随身带着社会保险号码和驾驶证。这样很不像个美国人。无论去哪儿我都花现金。你看，我还不是个数字。
我没法再说得清美国梦是什么了。也许就是拾起一些我已经丢掉的东西吧。
斯特拉·诺维茨基
她曾经出现在纪录片《工会女佣》中，是三位受访的老妇人之一，她们回忆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三十年代，以及劳工纠纷。
“真正投入到生活中的人总有积极的态度。”
你梦想着长大离开家。你要怎样安顿自己？怎样过你的生活？
我来自密歇根州马特文一个穷苦家庭。信不信由你，我最初想当一名医生。结果我当上了给猪看病的医生。我们过去常杀猪，之后我会帮着把公猪切割成小块。我也杀过鸡。动物们病了，我就给它们看病。我把夹板固定在断肢上面。在高中里我是护士的助手。流血和血污我都不怕。我看过躯体内部什么样。我意识到，哎呀，我愿意做这种事，而且有能力为人们治愈伤痛。高中毕业后，我甚至连去芝加哥的钱也没有。于是我估摸着自己也许能当个护士，这是当医生之外第二好的事啦。
那是1933年大萧条期间。要当护士，你得有钢笔和铅笔，还要有旧手表和几套制服。你要自己支付这些东西。我一样都没有。所以剩下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找份工作。美国梦是那种飘在云上的东西。而现实就在眼前。我能做什么？我能得到什么？
我父母都出生在南斯拉夫。他们是到这儿以后才认识的。我父亲是1917年来的，为了逃避征兵。他是家里的八九个孩子之一。他长到一定年龄之后父亲把他从家里踢了出来：“我们粮食不够吃了。去美国吧，那儿马路都是金子铺的。你能找到工作，赚大钱，当个有钱人。”
我记得发生于矿井下的悲剧。我记得那些意味着事故发生的号啕痛哭。我记得我们都跑到矿井边。我记得那些噩梦。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死了。我记得父亲被解雇，母亲为了让收支平衡，找一些人来我家住宿，她也赌博、贩卖私酒。
这些都是违禁的。我可怜的母亲像在地狱里干活似的，要照管我们这些孩子，还要贩酒和照顾房客。这些家伙常在外面玩牌，还要点吃的，喝得烂醉如泥。（笑）我母亲常从一个罐子里掏钱出来。母亲靠赌博和贩酒攒了一千五百美元，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座农场。
我们的农场完全靠自己经营。霜降季节来临，葡萄季结束了。我父亲在卡拉马祖一家生铁铸造厂找了份工作。他同时做两份工。他乘车出去二十里，在铸造厂干一天，然后回家，晚上干农场里的活。
我们去上学，一放学，十五分钟内我们就能到家，开始干田里的活。都是重体力劳动，男人干的那种。高中生活很快结束了。我很聪明，我爱上学。我们的老师特别好。我们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点在国外出生的孩子身上尤其明显，因为我们的父母常说：“你不是新来的移民，你不能当个傻瓜，你将来的生活肯定比我们好。”实现的方法就是受教育。高中结束后，我搭上去南黑文的便车，然后又坐上一条去芝加哥的船。
我十七岁来到这座城市。真是难以置信。对这座巨大、复杂的城市，这么多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们，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刚到芝加哥时，我看到黑人住在破烂小屋里，比白人住的地方差很多。和我住在一起的人常和我讲这些事。他们告诉我，种族歧视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那时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只听我父亲讲过一点社会主义的事情。
我父亲买了一些克罗地亚语书籍。后来我读到列宁和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他们认出来了。我父亲是通过这些社会主义书籍教我克罗地亚语的。他告诉我，我唯一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和其他工人团结在一起。
在芝加哥，我看到排队买面包的队伍，看到连同家具遭扫地出门的租户，看到失业者的游行。当时正是大萧条时期。我找不到工作，觉得自己身上肯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朋友说：“除非撒谎，否则你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说自己当过屠夫，终于在牲畜围场找到一份工作。
在那之前，我到医生家里做家务活，每周赚四美元。洗熨衣服、做饭、陪他家娇惯坏了的小孩说话。隔周的星期日，还有星期四下午歇班。我把一半收入都寄回家了。你能想象吗？每星期我寄回去两美元。我们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你长大了，离开了家，就得给家里人帮把手。我憎恨这种观念，每晚我都哭，因为我必须在屋里干各式各样的脏活累活。
在牲畜围场，我干的第一件事是切肉。政府从干旱地区收购牛肉，把肉装到罐头里，接济穷人。所有的肉都经过高温蒸煮，很烫，他们把肉倒出来，我们割生肉，把腱子肉和老肉割出去。我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刀子，热蒸汽弥漫，没有通风，多可怕的工作啊。
恶臭和高温让人受不了，常常有妇女晕倒。还好有我这个强健的乡下姑娘，十七岁，体重72公斤，脸色红润，我把晕倒的女工背在身上，跑下楼梯，把她们送到休息室。我身体就这么棒。在农场里我曾经用一把巨大的锯子伐倒大树，然后把一段段原木搬起来。所以我不能理解他们说的那套胡话，什么要逼迫妇女才能让她们干和男人一样的活。该死的，我们一直就这么干活的。（笑）
我们常谈论机器的防护措施，这种防护能让我们的手指不被切伤，我们也应该戴上拇指护套，这样磨刀的时候也可以免受切伤了。可是，看啊，有个妇女的手指尖让该死的香肠机切掉了。意外发生时我在场。当晚我们的小组开了会，我们中的三个妇女在那个部门里干活。第二天早上，我们写好了一份传单。我们把传单藏在胸前带到厂里，张贴出来。我们提议，安装防护措施后，我们才肯恢复工作。
妇女们终于意识到她们的四肢比工作更重要。我们罢工了。我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我们又分发了传单，上面写着：看到我们团结一致的成果了吧？要是我们有一个工会，团结一致，又会怎样？这是1933年，产业工会联合会还未出现。
我加入了共青团。共产党当时的行动非常重要。你可能会说到共产主义的幻灭，但我说的是当时的情况。因为冷战、恐共和联邦调查局，我们的集会是秘密的。我们在阁楼上开会，条件艰苦。要是邻居发现有黑人和白人一起集会，他们会有所警觉而报告警察。我们行事非常小心。我们穿过小巷从屋后进门，当时的会议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召开。
我们讨论工作条件，听产业联合主义、美国工人阶级历史的课程。我们阅读德布斯【111】的著作。我们阅读别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了解苏联。在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我们却饿着肚子。在苏联人们至少不会挨饿。对我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讲，看到社会的出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加入了共产党。那是段不错的日子。人们觉得我们是群蠢货。我记得党组织在约翰·里德俱乐部举办过为《工厂工人报》这份当地共产主义报纸募捐的活动。我们拿到牲畜围场的新闻，由通讯员稍加润色就发表在报纸上。我们总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发表。我们从不隐藏观点。我们尝试使用工人能理解的语言，不用浮夸的言辞，也避免激烈的争辩。
干活时你不能讲话。你像机器一样站在那儿。他们在监视着你。规则就是不能讲话。后面有十个人眼巴巴等着你的工作岗位呢。老板没看着的时候，我就小声说话。午饭时间或十五分钟休息时，我们能在厕所里说几句话，这是你唯一能真正说几句话的机会。你是跑着去吃午饭的，因为只给你半个小时，还要处理私人的杂事，你匆忙抓起吃的咬上两口，低声说几句话。
有一天，一个人事主管走进厕所，看见了四周散落的《工厂工人报》，那时我刚出去。（笑）下班时，他们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张解雇通知书：拿上你的工资，你被解雇了。没人告诉你理由，他们不是非得解释不可。我不得不又去别人家里干活了。
就在这时，共产主义青年团把各类年轻人送到牲畜围场、煤矿、铁路和电力企业中去散布产业工人联合的主张。我在街上碰到那个年轻女人，她说：“我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我不想在该死的屠宰场干活了，又臭又累。”我说：“你用什么名字呢？”她回答：“罗斯·沃尔什。”她是犹太人，却用了另一个姓名。她说：“拿着我的卡片，到阿莫尔去吧。”我去了那里，上次解雇我的那个人事头头的助手正在那里，她让我明天下午开始上班，从一点到七点。
我朋友说：“咱们去美容院吧，把你的头发染染。”我几个礼拜没上班，有点晒黑了。他们把我的眉毛修细了。我是个乡下姑娘，很少化妆。可现在我擦着胭脂，指甲修得亮亮的，穿着漂亮的条纹露背装。我直接回到工厂，没有人把我认出来。（笑）换了不同的名字，做的是同一份工作。
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时，有个女领班朝我走过来。她是个克罗地亚女孩。她戳戳我，用克罗地亚语说：“不用出声，干你的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在暗中给我透露消息。你能想象吗？我觉得她是支持工人联盟的。那感觉真美妙。
激动人心的事件有很多。产业工业联合会建立起来了。然后是麦卡锡时期。绝望和幻灭的时代。斯大林遭到揭露。我一直坚信社会主义，所以这真的让我烦恼不堪。就像一个你不愿意相信的噩梦。这是你过去那些年里一直信奉的事业、为之献身的事业。
我彻底震惊了。我没法相信我们在所谓资本主义报纸上读到的关于苏联的那些事。但他们说的是真的。怎么说得通呢？接着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不是个能弄懂所有理论的人，看不出措辞中的微妙之处。说到底，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整天干活罢了。从前我信任通晓理论的人。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
一个朋友的姑姑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她讲了很多苏联有多好多好的话。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给我们讲讲你们那儿典型的一天吧。”她开始描述在一天里她要做什么。我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假想我是个工程师，或者别的什么角色，每天还是要做这些破烂事，一个个排队买面包、买肉、做饭、和好多人共用厨房？我确实觉得和过去相比是有进步的，但放在五十年里面看，进步并不大。
如今我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展，很多人在觉醒。哦，是啊，我挺乐观。我觉得悲观是惰性的产物。
一些和我同时代的人现在很悲观，因为他们太富裕了。他们赚了很多钱。他们关心别人，但缺乏实际行动。他们仅仅是在发牢骚。真正投入到生活中的人总有积极的态度。人民没有灭亡。如果想成长，一个人必须投入到自身之外的事情中去。不要闭目塞听，要花一切时间学习。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那群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我从他们身上实在学到了太多东西，真是了不起啊。
我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一个年轻女孩了。（笑）
里奥·邓肯
他是新英格兰【112】的一位历史学家。
“在尚未实现的时候，美国梦总是对你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出身统治阶级家庭。成长过程中我总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好，而且我要为世界贡献一份力量。一切都运转良好，只有某些小地方需要改进。
我父亲是一家农业综合经营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在世界的很多地区都有业务，是一家跨国企业。他负责的地区如今有一家分公司。他是个典型的商人。
我曾跟随父亲到南美洲旅行，当时公司在那边主要的业务在于甘蔗园。我有机会走进那里的乡村。那是我第一次把事情联系起来，开始意识到这些黑皮肤的家伙在38℃的炎热中劳作，为了赚每天6先令【113】，而在某些意义上说，是为了支付我的大学学费和我使用的其他好东西。我开始有些困惑。大学毕业时我获得了一种不同的世界观。那是1960年的事。
我相信自己八九岁或十岁时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局面的产生，那时我是我们那儿唯一坐高级轿车上学的孩子。我恨透了这种不同。最终我和司机做了个约定，放学后他在两个街区外等我，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我在摆阔炫耀了。我觉得任何让自己显眼的东西都是可怕的。这让我对各种和财富相关的标志感到厌恶，我从来没有爱好过游艇、高级轿车这类东西。
我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特权阶级美国人。我祖父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美国的。我很少听他们谈论美国。我们是欧洲化的家庭。二十岁时我已经看过世界的很多地方，之后我对旅行就没什么兴趣了，国内旅行倒还好。
我父亲眼中的国家只有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有钱的特权阶级白人。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有很多亲戚，我们曾经旅行去看望他们。我父母对身为美国人这点并没有切身的感触。在成长中我也觉得自己不太像美国人。
在我生命的最初八年中，我从没见过比比肯山【114】更高的地方。这就是我了解的美国。后来我重回波士顿，在从前住过的那一带散步，我仍旧觉得那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我去上格罗顿学校，这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一所预备学校。在格罗顿的四年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岁月。在大城市中，学校里多是工人阶级子女和中产阶级教师，教师总觉得跟学生之间有隔阂。寄宿学校的情况正好相反。学生全属于上层阶级，教师都是中产阶级，他们多数靠半工半读念完大学。在这样的学校教书很不容易。他们工作得非常努力。
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大多毫不掩饰对学生某些行为的反感。他们会对我这样的孩子谈起他们对看到的浪费行为的看法。我记得一个老师提到过他见到一个宿舍里的男孩把裤子扔进垃圾桶时的不满。那是条新裤子，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那孩子说：“我只想要这套衣服的上衣。”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从前不喜欢浪费、不喜欢必需品之外的奢华的想法原来是正确的。这是我第一次思考阶级问题。
惠灵顿公爵【115】说过滑铁卢战役其实是在伊顿公学的球场上赢得的对吧？从很多方面看来，这些精英学校是统治阶级的第一个训练场。校董会议是在银行开的，他们每年来一次学校，然后就不再上心了。学校里全是男生，当然了，以后他们保证能成为股票经纪人、银行家之类的人物。
我父亲心中的楷模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创造财富，第二代巩固财富，第三代进行我称之为寄生资本家的活动：进入政府部门，当基金会主席。他们不必操心怎样具体保管钱财。他们可以向外延伸。我父亲希望我成为这样的第三代。父亲愿意让我当律师，成为某些像六十年代的林赛市长那样处于上升期的年轻特权阶级白人政客的学徒。之后再当上助理国务卿之类的职务，进入政坛。
在尚未实现的时候，美国梦总是对你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在还没实现美国梦的那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总有人告诉他们，要是你工作勤奋、卖力，就能得到彩虹尽头那一罐金子。可当你已经拿到那罐金子，这个梦就失去感召力了。事实上，如果有我那种想摆脱豪车等物质附属品的经历，你就不会再去追求任何物质方面的东西了。你需要以另外的方式赋予人生意义。在一切制度都遭到质疑的的六十年代，这个道理尤其适用。
我父亲不得不接受了我成了作家的事实，可他的表现是：为什么你不给《纽约时报》写东西呢？他的梦是那种贵族改良派的梦，是这个国家在本世纪初就形成的强大传统：泰迪·罗斯福的类型，好的政府，行政廉洁，使现有机构按照预想的方式运转。他们是好人。但这不是我向往的。对我而言，美国梦就是改造社会的梦。
我羡慕那些政治梦想受到父母引导的人。我有几个朋友是所谓的“红尿布婴孩【116】”。对那些社会主义者的构想，我不得不靠自己一点一点拼凑起来。这并不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东西。好笑的是，如果是靠自己拼凑起来的，这种渴望就会更强烈。我知道许多“红尿布婴孩”后来离开这个阵营去当企业经理了。（笑）可我还是羡慕这些在宗教般的政治梦想中长大的家伙。要是你能够回到过去，选择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出生，我会选择三十年代。
拉斐尔·罗萨
他在曼哈顿一家常有戏剧圈人士下榻的酒店当侍者。他永远面带微笑，尽量使人愉快，反应机敏。他在家里十兄弟中排行老九，这一年十九岁。
“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别喝太多酒。你得时刻保持清醒。有人说，不要犹豫不前。可在现实中，你需要适当的犹豫。”
“我父母生在波多黎各。他们来这里已经整整十七年了。我父亲也在这家酒店干活，是个勤杂工。我父母在家里讲西班牙语。我就出生在纽约，所以我去上学之后西班牙语变差了。我现在总觉得，当初该把两种语言都抓住。如今有讲西班牙语的人过来跟我搭话，我总是结结巴巴的。我读书只读到高中二年级。”
我的美国梦就是要成名。比如当大公司的大老板，轻轻松松地靠在椅背上收钱。啊，我会好好对待员工的，付给他们高薪，不怎么加班，不像多数老板那样，喜欢冷不丁地解雇别人。
我真想有一辆带司机的豪华轿车，里面一边有冰箱，一边有彩色电视。哦，对了，还要有姑娘们。这样我就不用早八点来晚八点走了。也许未来有天我能发明点什么，变成百万富翁。目前我很希望当上空军的领航员。
在纽约骑着自行车，我看到各式各样相貌好看、衣着时髦的人，他们坐着高级轿车，看上去跟普通人没有两样。我想既然他们可以，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我就不能走出去，坐上车让司机载我一程呢？我还没做成大事，但我仍在努力。
我长大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残酷的丛林，你最好能抓住一根藤条。于是我抓住了一根藤条，着陆到这儿了。（笑）城市生活真是艰难，你找不到工作。我希望上电视，当当新闻记者什么的。
我的朋友们总在谈论要有辆漂亮汽车，轿车或大型车都行，车里要有高级内饰，有折叠床，满地地毯，车壁有护墙板。轮胎很大，车侧伸出几个消音器，车子能开很高的速度。他们常到这条高速路上来，在平坦的道路上赛车。真让人难以置信。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怎么做到的。只是单调的赛车而已。
我想当出租车司机。我觉得这是份刺激的工作，整天在外面开来开去。我那时有种开车狂热症。现在我常常梦想着自己可以飞，不停地上升，直到最上面。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上去，除非我发明点什么？反重力腰带之类的。做这种玩意儿得花一大笔钱。我现在会修自行车，只用一个轮子也能骑，但我觉得这样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我真想骑着摩托车去探索广阔世界。
我常常站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仔细打量走过的漂亮女人。我喜欢她们的穿着打扮、走路和讲话的方式。那些女人真应该喜欢我。我不知道这个梦怎么才能成真，但早晚能以某种方法实现。
我哥哥在邮局工作，赚钱很多。我另一个哥哥在一家工厂上班，只要加班加点，薪水也很好。我们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尽力向上爬。尝试看看自己能否弄到一间修理轮胎的店铺，或是一家食品杂货店。只要位置对了，我们就能有所提升。
我很想投资一些真正的大买卖，比如婴儿食品。人们永远离不开婴儿食品。汽车也一样。只要我们离不开人，就离不开汽车。我可以投资轮胎。有轮胎的地方就有汽车。我猜我在这上面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如今的人们都把想法藏在心里，不让感情外露。他们害怕失去人们的尊敬，十分孤傲冷漠。我却对别人敞开心扉，好像有个情绪的旋钮似的。我是那种和任何人都相处得来的家伙。我是波多黎各人，又有黑人的肤色，所以两个圈子都能融入进去。好几次有白人追着我跑，但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最近暴力活动很多，人们上街前都要三思而行。有一次我在南布朗克斯街被人袭击了。我走在昏暗的街上，三个家伙跳出来，一个人拦住我要烟，我给他拿烟的时候，另外两个人从后面抓住了我。他们开始揍我，掏走我身上的钱，把我扔在地上，跑走了。我好了以后就开始谨慎了。遭抢劫之前，什么路我都敢走。如今我宁愿绕道也不会直穿某条暗街，不管这要多花费我多长时间。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叫我，我就继续走，不理会。我会回头看看，然后接着走路。
我建议，不要一个人走夜路。走路时要带根棍子防身。别喝太多酒，这会让你反应迟钝。你得时刻保持清醒。有人说，不要犹豫不前。可在现实中，你需要适当的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