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抵达
安迪·约翰逊
尽管他满脸皱纹，但仍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如果保持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们很快就要完蛋。最让我恼火的是人们根本不在乎。”
最穷苦最困顿的人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在故土看不到什么希望。在这些人看来，美国的街道都是金子铺成的。他们得了芬兰人常说的那种“美国狂热症”。
这里是明尼苏达州的奥罗拉，距离埃弗莱斯约三十里。人口约2500人。这地方盛产铁矿石。
我们正在比尔·奥加拉的家里做客。他的妻子多萝西端上蓝莓派招待我们。在座的还有九十一岁的安东·安蒂拉，他在美国的全部生活就是在矿井下干活。
还有安迪·约翰逊，尽管他满脸皱纹，但仍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今年夏天我来参加奥罗拉建镇七十五周年纪念会了，心想是不是能见到过去那些老哥们儿。结果一个也没见着。我们1906年初来时住过的地方如今变成了地底下的大洞。”
我是在芬兰出生的，1906年来到这里。我父亲出身佃农家庭。那儿的土壤里都是砂石，让他看不到未来。日俄战争又爆发了。他已经被列入了参军名单，所以他以最快速度逃到了这里。
无论是初来时还是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父亲一直是个典型的基督教徒，为人保守。我家卧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基督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挂着沙皇尼古拉斯的画像。我还记得1905年俄国和芬兰革命的一些事。当时发生了沙皇指使的刺杀芬兰上将事件。我们的邻居有一把带刺刀的来复枪。我不太明白究竟是什么情况，但能感受到局势的紧张。我记得他们把来复枪往地里扎，试试它是不是锋利。
我们搭一艘木船离开芬兰。船由粗栎木制成，没有上漆，简陋不堪。船上设有桅杆，以防蒸汽机出故障。（笑）他们大部分人住在一个大船舱里，妇女和儿童住小船舱，空间狭小，要进铺位得靠爬。北海常有暴风雨天气，海面上卷起甜面包圈一样的波浪，在船舱里会感到剧烈的颠簸。因为晕船，大船舱里的人都在呕吐。母亲从家里带来了咸鱼干，我们一晕船就切一小条鱼干吃。
我们坐火车穿越英格兰，然后从利物浦乘船去纽约。我们乘坐的是丘纳德航运公司的卢卡尼亚号，那是一艘大船。到达纽约后，人们都来到甲板上看自由女神像。母亲把我抱了起来，好让我也看得到。埃利斯岛【87】上有个医生，拿着汤匙压在我和同行其他人的眼睛上检查我们有没有病。有病的就会被遣返。
我们又坐火车旅行了好多天，其间经过了不少美丽的乡村。好多次我都在想，我们应该停在这里，别再往远处走啦。（笑）我们最终来到了明尼苏达州的纽约米尔斯，一个芬兰人聚居区。我父亲就在这里修铁路，他两年前就来了。我们久别重逢，心情相当激动。来到美国就像是斗转星移、跨越世纪。改变可真够大的。
他们买来一大把香蕉给我们吃，这东西我以前从没见过。结果一下子吃太多，生了病。我发誓再也不吃香蕉了。后来我果然至少十年都没吃过。（笑）
在德卢斯【88】联邦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黑人。我不明白为啥他的脸是黑色的。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没洗脸，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那时还不知道不同人种的区别。我记得在祖父家读过关于非洲和传教士的只言片语。《圣经》和布道杂志是我们当时唯一的读物。这份杂志上有一张图，黑人们的双手绑在一起，用链条拴住，旁边有个强壮的白人男性，拿着一根马鞭。我不喜欢这图片里人们的样子。我问婶婶：“这些人为什么拴着铁链？”她回答说他们是奴隶，但没解释更多。
一旦定居下来，我家立刻买了一本《圣经》。我们没像其他人那样从老家带一本过来。于是我开始阅读《圣经》，并学习芬兰语。我挺感兴趣的，可书里有些故事太野蛮了，让我觉得害怕。
大约十三岁时，我和一个伐木工有所接触，他有很多观点都和父亲不同。我开始思考一些事，我父亲也是。他开始阅读芬兰语的《工人报》，这是一份左翼报纸。而刚开始有人让他读这份报纸时，他从柴火箱里拿了根木棍，连同报纸一起扔进了火炉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却自己读了起来，观点发生了转变。
我父亲在米勒煤矿工作。上完工就穿着在煤矿的那身衣服回家。我母亲一点也不喜欢他这样。她不喜欢周围的环境和陌生的人们，树木大多遭到砍伐，到处一团糟。道路没有好好铺上砂砾，而是散落着铁矿石。一下雨，这破玩意儿就溅得四处都是。
后来父亲辞了这份工作，又在莫霍克找了份工作。那时我该上小学了，但家里总是不安宁。父亲不是被炒就是辞职，后来他去了亚得里亚海煤矿。亚得里亚海煤矿的工人中有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和芬兰人，彼此说着陌生的语言，谁也听不懂谁的话。这恰合公司的意。有些房子归公司所有，有些则是私有的。我们刚来的时候，房子只有六尺高，靠几根插入地里的杆子支撑，然后再用硬纸板固定。房顶上铺着一层沥青。我不记得屋里铺有地板。
第二年夏天他们盖了一所学校。我和妹妹开始上学了。学英语是件难事，不过你一旦开始和别的小孩玩耍，学英语的速度便快得惊人。我没上完七年级，因为雪融化得太快了。我上学的时间一共也没多过五个冬天。
经济局势时而繁荣时而衰退，我们的生活状况也在两极间游走。大约从1912年起，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到1914年一战开始，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我们搬到乡下，弄到一座可以耕种的农庄。当时政府仍在发放免费土地。于是我们搬到了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父亲在一个伐木营当铁匠，母亲给工头们洗衣服赚钱。这些活计支撑我们度过了那个冬天。更大的伐木营到来后，他们买下了铁路。我父亲当过矿工，当过木匠，当过农民，当过普通劳力。要是某个人在一年中频繁更换工作，其中必有缘由。他对自己的境遇并不满意。他开始读报，和人们谈论资本主义和剥削，他开始觉察了什么东西，思想发生了转变。
我直到三十岁左右才开始关心政治。三十岁时的生活颇为艰辛，我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我那时有份不错的工作，是县政府的雇员。每天早上头头钦点一些人，分配给他们当日的工作。那些没分到活儿的家伙从我的窗户旁经过，我们开始聊天。好吧，他们开始用手指着我，说我是个共产主义佬。
县长把我叫进办公室，警告我不要用那种方式发表意见。我坚持思想独立，但这增加了我生存的难度。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不认为情况会有所改变。一旦你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被开除了，你就自动进了煤矿企业的黑名单，就算你从没在任何一家煤矿企业工作过。因为煤矿的主管一度当过市长。
我的美国梦？我过去住过的地方现在是地底下一个难看的大洞。洞里注满了水，财富却已经从地下被攫取空了。我看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价值。另一方面，也有人住在漂亮的房子里，墙壁粉刷一新。有工作的人以工作为生，没工作的人只能靠领救济过活。
我看到了人类的美好未来，或者是尽头。
如果保持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们很快就要完蛋，我们会把自己从这个星球上打飞，会将自己毒死。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最让我恼火的是人们根本不在乎。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触动他们。过去四十五年我一直坚持给报纸写信。我每月至少给一家报纸写一封信。这是我唯一力所能及的事。
弗农·贾勒特
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家。
“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黑人，直到我照了照镜子。”
我是在田纳西州的派瑞斯长大的。那是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得靠介绍附近的大地方才能指明具体方位。我们那儿距离肯塔基州的默里三十里，距离帕迪尤卡六十里，距离孟菲斯一百二十里，距离纳什维尔一百一十里，距离克拉克斯维尔四十里。我们那儿正处于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的铁路线上。
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的火车都从芝加哥开来。我家两条街之外就是铁道。我们总是对火车格外敏感，支棱着耳朵时刻等待它的到来。我们会说：“巴拿马号晚点了。619号也晚点了。”火车司机拉响汽笛，人们侧耳倾听，狗则闻声而吠。
乡下人总在星期日下午到处溜达。他们走到火车站看看谁来了、谁走了，或者仅仅看看开进来的火车。火车象征着流动性，让我们总能意识到在我们这里之外还存在其他地方。另一个地方。你能够去另一个地方。
小时候我们常玩一种“摇摆游戏”，有一个汽车轮胎和一棵树就能玩了。一个人推，一个人当“售票员”。你要报出城市名：帕迪尤卡、圣路易斯、埃文斯维尔。有人说：“我想我要从这儿下车了。”有人说：“不下，我再等等。”然后每个人都喊：“芝加哥！四十七街！”有很多布鲁斯老歌都是唱这个的，比如《宝贝，晚班列车开走多久了？》《去芝加哥》《心中烦恼》。
现在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几个画面。人们采摘棉花。过去我常在林子里乱逛，在番薯田里干活。一听到火车来了，你就看到人们伫立在那里，拿着锄头和耙子，就好像在对火车开过表示敬意一般。你能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一种渴望的表情。你看到人们戴着扎染的印花头巾，穿着工装裤，有老妇人也有年轻人。他们停下手里的活儿，朝火车挥手，朝那些陌生人挥手，或许也在朝自己缥缈的梦想挥手。
密西西比一带的情况有些困难，因为你必须偷偷溜走才行。我从一些在种植园干活的人那里听说，这地方仍有苦役制度，火车在人们心中是十分重要的。要是你被逼得太紧，你可以离开。如果你住在这些三角洲小镇，火车就是一种象征，代表你可以离开这里，重新把自己变成自由的男人或女人。
我们把家乡视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网的一部分。铁路线从路易斯安那州起，一直延伸到芝加哥。那地方对芝加哥这个词的发音甚至也变成了“赤加哥”。火车总能把你带到某个地方。他们过去也开游览列车。坐上这列火车，至少你就能说自己去过哪里哪里了，某个“应许之地”。周末游览列车也去圣路易斯。圣路易斯是我们黑人称之为“黑鬼天堂”的地方之一。小时候在文法学校，我们排着队站着看过一部叫《哈勒姆天堂》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比尔·波强格斯·罗宾逊【89】。高中时他们又放映了这部电影。电影胶片被租出来卖给学校和教堂。你看到了哈莱姆【90】是什么样，就觉得即使待在底特律都应该知足。亚拉巴马州人去了底特律城，他们在亨利·福特工厂的遭遇人们都有所耳闻。当然了，对密西西比、亚拉巴马、部分乔治亚州和阿肯色州的人们来说，芝加哥就是我们的天堂。你懂吗？
《芝加哥卫报》【91】是我们黑人的报纸。你可以拉住送报人瞅一眼大城市里的黑人生活近况。即使你从没在那儿居住过，心里却总是牵挂着那里。信不信由你，连伊利诺伊州的凯罗都是他们吹嘘的对象呢。
我们常常谈论三十年代。那时的世界是由梦想家组成的。黑人在做梦方面尤其富有创造性，因为你不得不拿一个你认为在未来世界可能成真的梦想来敷衍自己。《甜蜜的再见，再见》就是很受欢迎的教堂歌曲之一。此外还有《我要卸下重担》和《圣徒们在行进》。这些歌曲里都有一种流动性。你想戴哪种冠冕？我外祖母从前是个奴隶，她过去总谈论当她去“应许之地”时，头顶的冠冕上得有多少颗星星。
我认识从前住在那里的许多奴隶出身之人。我外祖母常找个地方一坐，给我们讲他们的故事。故事不乏虚构和混淆的成分，但其中某些部分的确是真实可信的。故事讲的是当时她这个奴隶小女孩的生活。她记得格兰特将军【92】来到田纳西州的拉格兰奇，组建了田纳西军队。她听到了火炮的轰鸣。她常给我们讲他们对老主人玩的那套把戏。主人叫他们“住家黑鬼”。
我祖父是所谓的“农田黑鬼”，这两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人从前在冬季会到我家来，因为我父母觉得他俩太老了，不放心他们自己住在农场里。两个老人坐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些故事。外祖母常讲的是人们听说联邦军队要来解放奴隶了。他们要展开这个大行动了。他们这些奴隶就跑到老主人那里表示自己多么抱歉，要是北方佬来了，他们绝不会把火腿啦、这啦、那啦交出来。然后他们就跑到后院里，哈哈大笑。
奴隶制结束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我祖父是个逃跑的奴隶。他是个文盲。听说联邦军队解放奴隶，他就跑了出来。他甚至连自己从哪个州来的都不知道。
有时候在星期天的教堂，人们开始唱起古老的赞美诗，这些老人就互相对视着呵呵笑。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我记起一次我们中的某个小孩鼓足勇气问起到底有啥好笑的。他们回答：“我们不是真的在笑。你们这些年轻人永远不会明白的。”他们为自己存活下来这个事实而笑：我们现在坐在这儿，摆脱了奴隶身份。孩子们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我有了一个家，我女儿当上了教师。这是我过去常听外祖母说的话。
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这些人的走路方式中蕴含的无限的尊严和骄傲。他们走起路来就像是一根笔直的棍子。他们也让我那样站立，把我整得够呛。我们每个人都得挺直站好。他们会走过来对你说：“你小子长大以后是不是得当个了不起的人？”他们老说：“我是等不到那天了啊。”
我来给你讲讲我哥哥从费斯克大学拿到硕士学位那天的情景吧。在教堂或是有伟大的黑人来我们小镇演讲的场合，我父亲向来不喜欢人们到处闲晃。一拨又一拨人过来鼓动你，给你讲非洲的事情，告诉你非洲是沉睡的巨人。他不喜欢听演讲的时候其他人讲话，大笑或窃笑都不行。我记得父亲当校长时，有的小孩因为私下讲话还挨了打呢。可那天在费斯克大学的礼拜堂，了不起的黑人学者阿林·洛克博士致毕业演讲辞的时候，父亲却跟我聊个没完。
母亲一直对父亲示意“嘘”。他却仍然喋喋不休。她说：“快别说了，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乡下来的，没规矩。”他还是一直在说。我抬起头，看见他泪流满面。他告诉我，1893年他从家里跑出来，想“为自己创一番事业”，我哥哥正在领取学位的这座建筑，父亲当年参与了施工。他侧过身来对我说：“这些座椅和我当年安到地板上那些旧的铁椅子很像。过去我常在别的工友晚上回去后悄悄溜到这儿，躺在椅子上睡觉。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活到看见儿子在这座建筑里领到硕士学位这天。”你知道好笑之处是什么吗？他几乎笑出了声，就像我曾看到的其他奴隶出身的人一样。他们其实是在庆祝“我在这里，我还活着，还有希望”这个事实。对这些老家伙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父亲曾对我说，他活了快七十九年了，这辈子听到那些白人叫他“先生”的次数不超过四五次。我母亲则被叫作“丫头”“黑鬼”“大妈”。实际上她是个漂亮女人。
父亲不想回芝加哥，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在南方。我父母都是教师，他们两个人的教龄加在一起有一百一十年。他们是那种老派而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我父亲还是众所周知的学校创建者。
那所学校仅和一套中等面积的城市公寓差不多大小。学校有两三名教师，他们每月赚二十五美元。信不信由你，孩子们学的是高等数学。（笑）很疯狂，是不是？九年级我就在学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了。我现在仍能用古英语背诵。我们一直有很多演说比赛，要是你讲得精彩，发音准确，就能得到奖品。到城市之后，我的这项本事丢了不少。
这学校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事物之一。那是一座框架结构建筑。我们有一座户外厕所，没有自来水。后院有个水龙头。
五岁时，我爱做游戏扮作罗伯特·S.阿伯特。他是《芝加哥卫报》的发行人。这份报纸在许多小城镇都禁止发行，因为它被指有煽动性，鼓动黑人去北方。他们的梦想是以北方为中心的。
1879年发生了大规模移居，就在蒂尔登—海斯妥协事件达成两年之后。人们大批离开南方。这些人被称作“出南方者”。他们中一些人遭到绑架，又被带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
二战期间，我从五大湖区来到芝加哥。我加入海军的原因就是想看看芝加哥。那时，这里的黑人都在当服务员。但我宁愿留在芝加哥当服务员，也不愿在路易斯安那州附近的军队里待着。
我这辈子全在听人们讲芝加哥。有些故事是纯属编造的。你听到人们说：“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黑人，直到我照了照镜子。”我到了芝加哥，有些事让我难以置信。芝加哥有一个叫奥斯卡·德·普莱斯特的国会议员，政府里有黑人雇员，另外还有黑人律师和黑人警察。
这意味着这是个伟大的地方，所有人都得到了平等对待。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没有白人辱骂你。他们不会叫你母亲“丫头”，叫你父亲“小子”。人们齐心协力。你能成就一番事业。完全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套东西。黑人历史周期间，人们给我们讲哈莱姆文艺复兴。我们要背诵朗斯顿·休斯【93】，克劳德·麦凯【94】的诗歌。你得起立唱《生生不息》这首歌。你歌唱自己的生活，好像现实就是如此。我从不感到绝望。
我知道的一些南方穷苦人从不真的感到彻底绝望。这种乐观情绪基于一个事实之上，那就是这些老家伙，不管他们是厨子、男仆、司机，甚至是一些庄稼汉，都觉得种族歧视太过荒唐可笑，因而他们断定歧视一定不会长久存在。黑人觉得有一天上帝会显灵，降灾祸于白人。上帝“有天将要用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回过头去对待他们自己”。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感觉就是如果你坚持下去，不自杀，精神屹立不倒，你就能取胜。
一旦感到绝望，你就去教堂把它宣泄出来。在葬礼上你常能看到这种场景。黑人们的确彼此依恋、真诚互爱。因而葬礼上总有很多话讲。你不能让一个人就那样死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人们都感到遭受了重大损失。我早已学会在所有的葬礼上哭泣，即使我不知道死去的究竟是谁。人们已经灌输给我这样的想法，我们失去了某样有价值的东西。我那时还是个小男孩，坐在那儿和其他人一起哭。
有个人走了。你听到人们说，要是有机会，他或她本来能成为这样那样的人。有时候，某个姐妹会弯下腰和她的老伙伴吻别。我父亲去世时，母亲来到殡仪馆，入殓前她坐在那儿轻轻拍着父亲的双手说：“这双手，干过多少活儿啊……”
街对面的殡葬师是我家私交很好的朋友。我好多年没见过他了。有一次我跳上飞机飞到帕迪尤卡，仅仅是为了跟他告别，好多人对此不理解。直到假期结束前最后一刻我才回到芝加哥。可我必须得去那儿，看看八十七岁的老鲍勃·伍德森。看着他，我就能想起自己的童年。就是这个人给我父母的遗体涂上防腐香料的。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互相不认识的人。大城市里这种状况早已消失了。
哦，我那时是个胃口很大的梦想家。我喜欢听艾灵顿公爵【95】的爵士乐。他们让我们一到某个时间就关掉收音机，可我们会偷偷溜进去，收听公爵在纽约棉花俱乐部的演出。我们最终弄到一台收音机听乔·路易斯和麦克斯·施梅林的拳击赛。那天晚上我们甚至办了一场祷告会，你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情有多迫切了吧。马丁·路德·金出现之前，乔·路易斯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我在四十年代第一次到芝加哥时，常常搭乘高架列车，读报纸。我会查查看哪个大人物要来演讲了。我会去那里，如果能免费听，就闲逛一会儿找个座位坐下。我走在一条条伟大的街道上。在家信里我写道：“我沿着南公园路散步，你能想象吗？”或是：“星期六晚上我站在四十七街和南公园路的街角”。你在信里净写这些话。或者写我看到了这个，看到了那个之类的。人们说星期六晚上只要你在街角多站一会儿，你就能碰到老乡。那是我们碰面和散步的地方。
我们有种感觉，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前进，事情颇有进展。每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取得了小小的胜利，我们都感到那是个重要的时刻。
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过日子。晚上收音机里传来的不只有艾灵顿公爵在棉花俱乐部的演出，还能听到有人说：“有请格兰德泰利斯来的海恩斯神父和大家讲话。”从人群的喧哗声看来，人们在那儿很自由。白人和黑人在一起。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有三十五年了吧？我的梦想还没有完全破灭。我常常在绝望的深渊和希望的火花中摇摆不定。多年前处境糟糕的时候，我们想有一天要去北方。好，现在我们已经在北方了。我们身处那片“应许之地”。和我们没来到这里相比，如今“应许之地”带给我们的希望比过去要小。我们过去常说：“现在我们受欺辱，但有一天我们会拥有选举权。有一天我们会拥有不欺辱我们的总统和政府。有一天三K党不能再对我们用私刑。”所有这些都实现了。但我们还没意识到，仍有一些基本的修正有待完成。
我们的出路何在？我父母爱说：“要是我的孩子受了教育，他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可不容易看到的困境在于，我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如果我居住的社区到处是穷人，我也就没法好好享受生活。你有没有意识到，如今我拥有的豪华生活是当初我们为之打工的白人家庭也没法享受到的？但和刚到这里时相比，我更难看到多数黑人同胞的希望所在了。我看不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我过去的方法已经不灵了。工作机会不够多。
如今，和过去相比，我看到了更多的对抗力量。南方的状况有所不同。一些重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了。我没料想在密西西比能看到一群人对一个黑人橄榄球前卫欢呼的情景。可北方又是另一回事了。
黑人的遭遇是未来白人遭遇的极端版本。还记得人们只把吸毒问题和黑人小孩相联系的时候吗？如今虔诚的白人中产阶级也开始担心他们的子女和麻醉剂扯上关系了。还记得同居法仅仅为黑人制定的时候吗？如今同居对白人青年来说也是时髦之事。
过去的黑人聚居区有种敢于尝试的气氛。那里有一种节拍，一种特定的节奏，充满了希望。我不在乎事情多艰难。他们常常说：要是你在芝加哥成不了事，到哪里你都成不了事。你今天可能处在低谷，但明天你可能反败为胜。
包装工厂在运转，钢厂在运转，你还有一份兼职帮你“渡过难关”。有个人每天都在散布希望，就是那个卖彩票的家伙。在暴民接手之前，彩票业可以视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人人都玩彩票。你总能听到谁谁当天中了大奖。啊，中奖了。你总听说有人中了大奖，发了大财。（笑）
如今这成了累赘。成千上万的人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正在服刑，好像有个高等法官宣布说：“你被判处终身监禁于地球，这就是你的牢房。”被判终身监禁，你该怎么办？你玩监狱政治，你强买强卖，兜售香烟，你威逼利诱，欺负狱友。你迫使人们低头屈膝，惟命是从。
有些人认为在这个自动化的社会里，自己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很多白人同样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你在电视里看到，一按电钮就能把人送上月球。你说：“老兄，这些人比我超前太多了。我一点儿机会也没有了。”你看到别人掌握的语言和阅读技巧，都是你不会的。你说：“该死的，太晚了。我本来有机会学，却没抓住。”你自暴自弃了。之后呢，即使你学过某些东西，你还是看不到工作机会。
有些人过得顺风顺水，这也让我担忧。我认为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已经断定了某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一战时有种优先分配原则，而如今我们又要重蹈覆辙了。我们要保全三分之一的人，让他们能获得成功；也许另外约三分之一的人我们也能挽救；对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他们，不让他们碍我们的事。我们让他们维持现状就行了。没有足够的工作给他们。我们不会重新整合社会，从而让他们也有机会得到如今我们享受的这些好处。再过些年，混得好的黑人与混得不好的黑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可能会丧失殆尽。种族主义阻止富人们团结起来。（笑）一些年前，种族主义试图不让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团结。现在它又在阻止社会上层人士团结。
多年前我结婚时，本没房子可住。后来我和妻子高高兴兴地住上了罗伯特·泰勒之家【96】对面的房子。我去买了根长绳子。万一发生火灾，我们可以靠它爬下那些九段梯。我们当时不在乎生活条件。我们知道一切在将来都能变得美好起来。那些已经有三代男性后代都失业的家庭却说，一切都不会美好起来了，他们怎么办？
有些事我们在南方从没经历过。在南方你总能发掘一些活计来谋生。而且食品便宜。你总能打到零工。如今你却没有零工可打，很多白人也在同样的处境中，只是他们不愿承认罢了。而讨伐失业率的重担他们却要黑人来承受。有两千六百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只有八百万是黑人。
现在你还愿意住在罗伯特·泰勒之家对面吗？
不，我会害怕的。我不敢住在那儿，除非附近还有像我一样的中产阶级居住，我们要组建保护协会一类的组织。我尝试过。我曾经住在恩格尔伍德，当时那里的犯罪率位居全国三四位。我住在黑石突击队和信徒党【97】大打出手的地方。那里有些房产为中产阶级所有，但在那样的社区养育孩子实在太难了。邻居们夜里遛狗，在操场集合。那些狗可不是什么小可爱，而是见你走近它家就要咬你的大家伙。我刚搬到那里时，还看到过黑人妇女独自在凌晨两点下公交车或小巴车，在夏夜里步行三个街区回家。四五十年代早期，她们可以带着钱包和购物袋在马路上溜达。现在她们可不敢这么做了。
五十年代，芝加哥有49.2万黑人，现在这个数字接近150万了。多了100万人口，他们多数是来找工作的，困在这里，老家也回不去了，因为回去同样一无所有。政府制定了政策，让家庭破裂者能获得更多的福利。于是如今的黑人穷汉子不能赢得我小时候见过的那种黑人男性的尊严了。你知道有首黑人圣歌叫《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没有母亲的孩子》吗？现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这可能更糟糕。
有一天，一个黑人邮递员跟我描述了在黑人聚居区见到的一个场景。一个父亲教训孩子要离街头小混混远点，让他别去威胁和抢劫商店。那孩子说：“去你妈的你以为自己是谁？你屁也不是。该死的你干吗要告诉我该做啥。”这男人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毫无威信可言。
我记得过去在南方场院里干活那些人，虽然别人不叫他们“先生”而是把他们看成“汤姆叔叔”，这些人却受到自己孩子的尊敬。在家里，他们代表着积极有为的人。我父亲当校长的那所学校的看门人是我父亲常去的那座教堂的理事。如今我们的生活中不再会有这种事了。
扫大街的老家伙范·戴克，走路姿态很有风度。在L&N铁路工作的沙克·威尔金斯，我记得他是怎样把皮鞋擦得锃亮的。啊，我现在星期六还会这么做。我是在模仿沙克·威尔金斯。他过去总买昂贵的皮鞋，汤姆·麦克昂斯牌子的，我们视之为奢侈品。乖乖！他的鞋总是很亮。他还带我们去捡栗子。
星期天，他们的着装打扮完美无瑕。我们把室外厕所保持得干干净净，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把粪土铲出来，埋入深坑，再用石灰覆盖上。
你一来到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就在人群中迷失了。你不过是众多名字中的一个而已。要是一个孩子说“去你妈”，他不会遭到任何惩罚，因为街上走来的那个老太太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她不认识他的爸妈。你能听到他们说：“去你妈的浑球儿，滚一边去。”年长的人经过时，听到的净是这些话。有时候出于习惯我会说：“能对这些老奶奶放尊重点儿吗，年轻人？”然后他们才有所收敛。
我记得自己有次被抓到在玩一种骂娘游戏。这是黑人间玩的一种侮辱亲属的游戏，一帮小孩聚在一起，攻击你的薄弱环节：你妈妈。其实你也没什么真正的损失。“操你妈的”不是个好听的昵称，这意味着你是个狗娘养的小崽子。妈妈是跟你一辈子的永恒烙印，即使在奴隶中间也是如此。如今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不再是个游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要是我感觉良好，想要打击一下自己的士气，我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晴朗美丽的日子开车去麦迪逊大街兜一圈，看看一伙失业的年轻人穿着古怪的衣裳想要与众不同的样子。他们一个个大字不识，流露出自私刻薄的神色。你看到这些孩子四处闲逛，既痛恨自己也痛恨别人。就是这种情绪让流氓们对互相残杀毫不在意，再杀个黑人也没什么。
在恩格尔伍德，我们装过一种凸出来的窗户。我组建过一个合作社，并尝试着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失败了。但那是一次很好的试验。我们并没有尝试离开黑人聚居区，我们想要留在那儿。我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窗户是敞开的。旁边是一条小马路。我听到了一声爆炸巨响。我拿起一把美泰枪，你见过这种玩具枪吗？它们做得非常仿真，看上去就像一把强力来复枪。这是别人送我儿子的圣诞礼物。从他们卖的玩具里你也能看出点门道。（笑）我抓起了这把枪，因为我担心有人会破门而入。
有个没带武器的黑人小孩从容地在进门过道晃来晃去，刚才显然是他跳起来打破灯泡引发了爆炸。我想他看见我板着脸拿着一把枪过来——这枪看着像个真家伙——他得举起手来，说：“别开枪，先生，我是闹着玩的。”可他毫无反应，只是斜眼看着我说：“你瞎激动什么，操你妈的狗杂种，来啊，开枪啊。”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个陌生的孩子就这么走了。
我们都变成了彼此不知道姓名的人。我们迷失了。我刚来这个所谓的聚居区时，这里还保持着一种稳定性，你能相信吗？人们不像今天这样频繁地搬家。人们有机会知道这条街都住了什么人，谁毕业了，谁结婚了。所有的黑人都去同一座教堂。所有的大学生都回家过圣诞节。就餐时你得站起来讲几句。你的家人想拿你炫耀一番。
过去你有种想上大学的渴望。可如今你的渴望呢，也许是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篮球运动员，因为你听说卡齐·罗塞尔在场上表现抢眼。你可能想成为O.J.辛普森，因为你在电视上看见他了。你想当一流歌手，因为你知道柯蒂斯·梅菲尔德就住在高架铁路旁边。要是你不考虑这些事情，你的渴望又从哪里而来？在种族问题以外，很多东西导致了渴望的消逝。你看到很多白人不酗酒根本活不下去，他们只有依靠过量酒精麻醉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牢笼里。
这座城市不再是天堂了。它更像是避难所，而不再是希望之城。白人同样是受害者。他们没有权利。作为白人他们没赢得什么好处，那只是一种身份而已。我们必须制订出行动策略来赋予普通人权利。过去我们一直在对自己胡扯，我们总是一边谈论理想主义，一边人人都只为自己。我们必须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亚当斯
他坐在皮子已经磨破的老式转椅上，面前是一张卷盖式书桌。从他爷爷那代留下来的座钟上刻着雅致的罗马数字，表针正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我仍然相信思想能拯救世界。”
“这间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我的曾曾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置办的，是1820年的物件。卷盖式书桌是他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表也是他留下的。椅子最初是我的曾曾曾祖父约翰·亚当斯用的，他的第一间律师事务所开在法院街一号，那是在美国革命之前。19世纪末，全家人转移到了国家街五十号。
我们正在他的办公室，位于波士顿国家街61号一栋最新的商业办公大楼。
“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本书里，我伯祖指出了亚当斯家族和国家街永不止息的战争。你我现在就在这条街上。（笑）我们站在这条街上，但并不属于这条街。国家街关乎一种精神状态，代表着社会体制。国家街到处是信托和遗嘱，是资产的象征。我家却从来不在乎社会体制。我们总是质疑某种看法，我们相信百万富翁的观点不一定比只有十美元的人的观点高明。”
我祖上是从英格兰破败地区来的穷苦农民。第一代亚当斯在昆西建了一座酿酒厂。他自己种小麦，酿造威士忌，发了一笔小财。他成了终身保有不动产的那群人中的一员。
不动产保有者不用为自己耕种的土地交租，原因之一是我祖上到达时，这儿有的是土地，而且很便宜。在殖民地时代，英格兰的富人试图买下或者免费获得大片土地，但后来发现把庄稼种好实在太难了。他们不得不把土地卖给自由地主。这就是新英格兰得以建立的根基。
最初的时候，由于发现了《圣经》，人们觉得只要自己能读懂这本传达了上帝意旨的书，就能过上完美的生活。这是种幻觉。但此种看法刺激了清教徒移民的增加，可不是什么幻觉。
清教牧师约翰·罗宾逊说得好。在送别“五月花号”【98】的朝圣者布道中，他讲道：“我恳求你们学习福音书。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答案，回去再细读。你将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答案。那是一种永恒的幻觉，你应永远寻觅它。”
他带我到波士顿广场及周边散步，正是秋天，我们步履轻快。我们看了一眼朝圣者教堂，空荡荡的屋子里没什么装饰，摆放着木质长凳。“这儿不分等级。人们进来就坐下。听布道或者讨论福音书时人人平等。”我们走进国王教堂，“这是保皇派的地盘，属于英国国教。地板上摆放着整洁的长椅，较之其他地方更显得高贵和气派。由此我们能推测，这就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方式：按照次序，依据你钱包的大小。”（笑）
我们在萨缪尔·亚当斯的雕像前驻足。“我并不完全赞同萨缪尔这家伙。他这人挺有趣的，可我觉得他走了极端。美国革命就是他给煽动起来的。”
我们走进阅览室，看到古旧的图书与和蔼的人们，安宁而平静。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总想回头张望，好像在期待玛格丽特·富勒会忽然朝我跑来，悄悄告诉我霍桑、爱伦·坡、马志尼，还有一些十九世纪妇女的近况。外面熟食店的腌牛肉香味飘进来，这种感觉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卡车开过古老的墓碑时发出的隆隆声响。
我家当了很久的穷人。如果说我的家族曾经成就过什么，我想实在是因为我们至今仍旧保持着清贫的作风。我们家从来没有把钱投到信托基金里。我们一代又一代总是把钱花在想花的地方。我把钱全投在反对越南战争上，变成了穷人，但一点也不后悔【99】。如果当初没这么做，我现在仍然会很有钱，但相比起来，回想起自己曾经努力阻止战争这件事更能让我获得坦然的心境。
刚记事时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一座距离波士顿二十里的小村庄，我现在仍旧住在那儿。我家有五个孩子。大人总鼓励我们读书。我们常陷入长久的讨论，我猜说成是争论也不为过。我父亲极其热衷阅读，他总是谈论他读的书。我们晚餐饭桌上的谈话能和你在其他地方听到的任何高水准谈话媲美。
我记得那些漫长的冬日夜晚，我们坐在熊熊燃烧着原木的火炉前，倚靠着高背沙发，好像害怕那炉火把自己吸进去似的。每年秋天，我们在房子地基周围支起木板，在空隙中塞满落叶。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御寒措施了。一阵猛烈的西北风能在整座房子里呼啸而过。我们坐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油灯下做着功课。那是房子里唯一暖和的地方。我的卧室冷得要命。我记得自己从前一边做功课，一边伸出手去烤火，好让那只手能继续写字。五岁时我有个婶婶曾经教过我法语。她过去曾跟着她的叔叔亨利·亚当斯在法国住过。我还记得那个停战协议，十分激动人心。一个秋天的晚上，我父母去波士顿听克列孟梭【100】的演讲，就是那个有“老虎”之称的总统。那次演讲有个了不起的议题。
什么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要走下坡路啦，一直都是这个议题。（笑）
我认为这个国家在二十年代遭遇到的危险，比我经过的任何时代都要严重。看似美国已经实现了美国梦：每一年每个人都赚到了更多的钱。大约在1918年到1924年间，一切发生了巨变。忽然间每个人都拥有小轿车了。就像是亨利·福特把我们每个人都解放了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造更多的汽车，建更大的房子。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随着福特汽车而来的是灰尘、污垢、车祸，以及装配线上无可避免的种种问题。
我们对J.P.摩根和金融界行家们言听计从。当时的总统是卡尔文·柯立芝。状况似乎会永远好下去，而且会变得更好，好到无与伦比。可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萧条袭来了。
我记得1930年一个夏日清晨在波士顿广场见到的景象。看上去就像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雪。广场的每一寸土地都铺着报纸，人们晚上就睡在上面。我们猛然意识到，欧文·扬、J.P.摩根和其他天才们并没有答案。机器哐当响了一声就抛锚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一个体制的失败。
我从未质疑过美国梦。如果人们不去相信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坚持思考种种问题，即使找不到最正确的答案，至少也能找到某个答案。拥有了这些多种多样的答案，我们便有机会改善社会。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让哈佛那帮人变成一切事物的仲裁者更可怕的了。他们的主意都挺好，世界缺了他们就得彻底完蛋，但其实也存在其他智慧大脑和天才啊。哈佛那帮人想出来的很多主意都有机会写进宪法，但并不是每一条都那么高明。我觉得要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拿出一两年，做点自己从前没做过的事，会是个好主意。
战后我在生意圈混得不错，但我开始对早期美国史感兴趣了。我停下了活跃的商业活动，深入地投身到学习跟研究中。之后呢，嘭！事情有些不对劲儿。这个国家在动用权力抑制我们，就像从前大英帝国做过的那样。我们好像是红制服英国兵，他们是美国佬。因为这些研究，我他妈的快被搞疯了。我发现自己一下被丢进1965年到1966年那团乱麻当中。怎么到这番境地的倒颇让人费解。
有一次，一位朋友邀请我共进晚餐，另一位客人是沃尔特·李普曼【101】。讨论问题的时候，李普曼用手指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搞政治呢？没有人会以为你是共产党的。”沃尔特·李普曼是个聪明人，但这次他错了。（笑）我作为反战候选人竞选参议员时，经常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人。我还成了第五纵队队员。你说我是啥我就是啥。我没觉得气愤。我觉得挺逗的。
我仍然相信思想能拯救世界。一旦人们不再有新想法，灾难就要降临。你要做的仅仅是经常更新你的思想。我们该有的基础性的认识就是，社会存在更好的出路。
安吉洛·罗科
他九十四岁，是个小个子男人，精力充沛，三句话不离业务。
“我相信那个德国人歌德的话：‘我宁愿遭受不公正对待，也不愿意制造不公正。’”
他的年龄并不是问题，因为他的所有业务都是在电话里谈的。他是建筑开发商。这个街区的房子都是他的工程。
他的办公室坐落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一个中产阶级下层社区。
1902年，我从卡塞塔省【102】来到美国。卡塞塔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是罗马帝国诞生的摇篮。我祖母的名字是波希厄。你知道吗？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他老婆的名字就是这个。（笑）
1900年我来到法国里昂，在这里待了两年。我做工，上学，学会了法语。我想成为大人物，明白？我开始读历史。我了解到罗马帝国的辉煌成就。我觉得自己出身于一个很不错的民族。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比其他民族都大。我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
我追随姑姑的脚步来到美国。路途中我是一个人，我坐的那艘船叫“撒丁岛号”。我在12月13日到达，那天恰好是我的十八岁生日。要是在意大利多待一个月，我就要被抓去当兵了。（笑）我来这儿是希望能找到工作。我想受教育。我英语学得很快，你懂吗？我买了一本意英词典，还有一本英意词典。
一开始我在罗德岛波塔基特的一家纺织工厂干活。因为会说法语，我成了领班。和我一起干活的大多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这份工作很不错，我每周赚九美元。后来我又在劳伦斯市找了份工作，因为我弟弟也来了，他在那里干活。
我赚到不少钱，寄了些回家，足够让母亲和妹妹也过来了。
有些人是从纽约的约克维尔来的。我们在那儿干过活。我不喜欢那地方。之后我们去了佛蒙特州的伯灵顿。我们坐船渡过尚普兰湖，在午夜时分到达。我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因为家具还没到。（笑）我也不喜欢伯灵顿那里的人，于是我们又搬到了佛蒙特的威努斯基。我在那里一家毛纺工厂当织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工种。我学得挺快。
缅因州斯考希根的另一家毛纺公司在招人。他们想找一个精纺毛料工。我技术一流，于是成了那里一名称职的织工。1908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当选总统，我去了文索基特，那里的织工挣钱更多。我们那时觉得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当总统，世道应该不错。我们觉得如果共和党取胜，会是件好事。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在去文索基特的路上，我们在劳伦斯市稍作停留，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跟我说，留在劳伦斯吧。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
我说过，我想上学。我想平衡工作和上学这两件事。我想当大人物，你知道的。他们办了一所夜校。我那时二十四岁，其他学生都比我小得多。我在那里念高中课程。我记得我们学的书，包括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等。第二年，我就去读日班高中课程了。
我开始学习代数和几何。我想当机械工程师。只要是书上有的知识我都学。我们读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东西。我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然后罢工开始了，因为罢工，我离开了学校。
我就是这场罢工的组织者。你知道罢工怎么开始的吗？有一群里尔【103】来的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他们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我跟他们关系不错。我那时法语讲得比现在好。（笑）他们鼓励我组织起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意大利工人分会。意思是说，这个组织不分行业，而要各工种联合在一起，组织一个大联盟。纺纱工、织布工、羊毛分类工、织机修理工联合在一起。他们播下了社会主义的种子。
当时多数意大利工人是脱离组织的，脏活累活全由他们做，明白？意大利人要想争取到更好的工作，就得靠罢工才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罢工。于是他们得到了较好的工作，懂了吗？意大利人得了个“工贼”的名声。（笑）但我跟你说，我很为自己的先辈骄傲，也为自己的出身骄傲。意大利人加入其他工人的罢工从而摆脱这个名声的时机已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你知道罢工为什么开始吗？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妇女和儿童每星期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五十四个小时。而他们过去一般工作五十六个小时。每小时工资十美分，每星期就是二十美分。因此他们的工资每星期少了二十美分，明白？
罢工开始前，我召集了一次大规模会议。我向镇上居民散发了传单，会议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走锭纺织工和羊毛分类工来参加了，所有的意大利工人团结一致地跟其他地方的工人一起站出来了。法国工人也来参加了。他们都站出来了……（笑）许多在工厂干活的妇女也来了。报纸上把她们称为在美国的外地人、异类。真正的美国人是建立血汗工厂的人，不给工人发工钱，只顾自己赚大钱。这些美国人是好样的。我们这些非美国人想争取好一点的生存条件。明白？
我那时还在学校。好，然后怎么办？我走出了学校，那时正是下午一点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乔·艾特发电报。他是意大利人，前一年我遇到他时，他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我让他到劳伦斯市来，我们要举行罢工了。
他召集全体罢工者开了群众大会，组建了各国工人委员会。这些工人来自二十四个国家，你懂？有法国人、德国人、讲法语的比利时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我们组建了一个全体工人委员会，向全球发布援救信息。我们还有间厨房给大伙儿做吃的。我去为人们采购豌豆、通心粉等食品，厨房由我主管。
乔·艾特从纽约带来了另一个家伙：乔万尼提。在这之前，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是以挑战法律而著称的，如果你还记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佩蒂伯恩和莫耶两个人在爱达荷州的遭遇的话【104】。工厂主想搞臭这次罢工，尤其是这两位领导人。要是他们遭到逮捕，被人带走了，罢工的问题就解决了。明白？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些领导人晚上开会的地方安放炸药，然后指控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所为。
伍德先生为美国羊毛公司创建了这家工厂，是他策划了这次行动。他找一个叫彼得曼的家伙采办了炸药，交给殡仪馆老板兼校董约翰·布利金，准备放在印刷工人科伦坡家，那是我们过去开会的地方，但科伦坡先生没有接受。他只得离开，又去找鞋匠迪·普拉多，他把炸药用报纸包起来，说：“给我修修鞋，等会儿我过来拿。”旋即他就报了警：“快点！快过来，逮捕每个人，他们要把这地方给轰了！”警察发现了炸药，逮捕了迪·普拉多，但上帝插手这件事了。你可知发生了什么？布利金用来包炸药的是一张纸波士顿的报纸，上面写着约翰·布利金本人的地址。（笑）所以他们逮捕了布利金，之后伍德也放弃了。就是想出放炸药这馊主意的那个人。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好，罢工仍在继续，工厂主不想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谈判。他们又想出个主意。两个领导站在演出台上对大家讲话。人群静静地倾听着。他们安插了一个名叫卡塔尔多的家伙在人群中，他是从波士顿过来的，准备蓄意搞破坏。他们的计划是，让他证明罢工领袖煽动群众，一个罢工工人杀了另一个罢工工人。结果呢？另一个集会召开时，一名警察杀死了一个叫安·卢皮佐的女人，然后罢工工人安吉洛·卡鲁佐遭到指控。他们逮捕了乔万提尼和莫耶，指控他们煽动谋杀。
我一生向来不喜欢暴力。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是小个子的缘故。（笑）有一次示威者多达两三千人，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冷静下来。其中一个罢工者带了一把左轮手枪，他被逮捕了，被带进工厂里。人们想要闯进去把他救出来。我意识到如果我们闯进去，肯定会有人丧命。我对人们说，那小子已经走了，他去了警察局。我们避免了一场暴力。
这之后，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在罢工期间遭到了逮捕。我去警察局保释他出狱。警察局长认出我是罗科，立即下令：“把他铐起来！铐起来！”他把我铐起来了。（笑）他指控我扰乱治安。（笑）我们去了地方法院。他要收我五十美元罚款。我没交。我向高等法院上诉。我赢了。
罢工在持续。工厂主想到去影响那些有名望的意大利人，说服他们接受5%的加薪条件。我们彻底拒绝了这个方案。
我们去见了制造商协会的主席。我们敲定了一份协议。每周工资七美元二十五美分，而人们之前的工资是每周四美元四十美分。罢工因二十美分而起的，可最后他们给我们的要比二十美分多得多。（笑）他们要给我们赔偿金，要是他们一开始就答应我们二十美分那个条件，罢工本来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大获全胜。这对工人来讲是种改善，对小镇来讲也是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现金收入。事实上，还有商人为我们设了宴席呢。那些犹太人给我们做了很多味道鲜美的鸡汤。我就是这么喜欢上喝鸡汤的。
他们仍旧关押着艾特和乔万提尼。既然当初是我把他们请来的，我就有责任让他们摆脱麻烦。我们获准在劳伦斯市进行游行。时间定在一个星期日的晚饭后。一些林恩和波士顿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请自来，参加了我们的游行。他们还带来了标语：“不要上帝，不要主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是卡罗·特雷斯卡。很多劳伦斯市市民都追随他。（笑）警察设了二十五米警戒线阻挡游行。特雷斯卡来到阵前，用双手像这样冲破了警戒线（他示意着用手分开波浪的样子）。他把警察推到一边，继续游行。（笑）
我们后来争取到奥瑞里神父，组织了另一场游行。追随上一次“不要上帝，不要主人”游行的人同样追随奥瑞里神父，这次的标语是：“为了上帝，为了国家。”（笑）
到了1912年9月，要审判两位领导人了。卡塔尔多声称艾特和乔万提尼发表了鼓动杀戮的讲话，是卡鲁索杀了那个女人。我则表示他们没做这些事，他们是想看到人们团结在一起取得胜利，而不是杀戮。最终的裁定是他们无罪。之后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看，我的使命完成了。（笑）
我想重返学校。我失掉了三个月学习时间，一心扑在罢工上。学校负责人不想让我回来，因为我和罢工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我是个坏小子。（笑）可他们最后还是接纳我了，明白了吧？我1912年从高中毕业。我开始读大学了。我上数学课和英语课，读了很多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希腊罗马史。我学习了所有尤利乌斯·恺撒、卡塔利纳的著作，还有西塞罗对元老院的演讲辞。他和尼克松是同一类演讲者：讲起话来八面玲珑。（笑）
我一直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所以才学了那么多数学知识。可我后来看清了时局，认识到意大利人需要有人为他们辩护。我去念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表现很好，差不多以优等成绩毕业，因为我热爱学习。我毕业了，取得了律师资格。我当了十二年律师，代表各个民族的人们打官司。我成了当地最好的律师。
我变成了有钱人，那时我才三十三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还没结婚。我本来可以声明母亲要依靠我而不参军，但我没这么做。本来并没有征兵到我头上，我却主动报了名，因为我不喜欢德国皇帝那套理论：强权即真理。我不信这一套。
战后我继续当律师，收入很不错。我有了一个温馨的家，那些银行家都跑来我家跟我喝酒。我是1922年结婚的，太太跟我是老乡，我认识她父亲。
我投资进行了第二次抵押贷款。他们买了一座房子，他们需要这笔钱，我支付了。我那时身家三十万美元。1924年，政府着力削减意大利移民的数量。他们采用了1890年的普查数字，那时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并不多。他们给了意大利人一记痛击，明白？他们在欺诈意大利人。他们把狱中的萨科和范泽蒂虐待致死，就因为他俩是外国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动用了电刑。
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来对抗这种思想。我在意大利文报纸《进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说，意大利人为美国干尽了脏活累活，建设起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歧视是不可理喻的忘恩负义行为。卡尔文·柯立芝那个蠢货，他给人们提的建议是：戴破帽穿旧鞋的，都滚回煤油灯时代去。
1928年我把选票投给了胡佛。我过去是保守派。1908年的时候我也是保守派，因为我投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票。那之后我改变了主意。
我如此这般坚持到1928年。大萧条来了，所有人都欠我钱，我却一分也要不回来。他们拿那些抵押的房子给我，谁也没法付钱给我。我被套牢了。我代表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人打官司。他死了，留下一座价值一千五百美元的房子。我用这笔钱付了账单，可还是入不敷出。我本想付清的。他们判我两年监禁。我待了十五个月就被放出来了，但他们取消了我的律师资格。我丢了职业。
我们失去了所有房产。好吧，算了。我不担心，没觉得难受。我接受了这个现实。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该怎么办呢？我维持着生计，靠买卖土地赚了一点钱。
“那时我的两个儿子已经出生了——其中一个后来当了化学家——还有一个女儿。我首先要关照的就是儿女们。”他指了指一幅照片，“那是我儿子，他去了朝鲜战场。我另一个儿子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塞班岛打过仗。”
1933年，我赚了好多钱。而后我买了一些股票。全赔了。我翻不了身了。1938年，我想到利用我们手里的一点钱做木材生意。我看出卖木材并不赚钱，就决心造木材。生意蒸蒸日上，然后就爆发了战争。（笑）他们总是为难我。
我们熬过了战争。我办了家锯木厂，生意不错。我又成了建筑商。1956年起，这个街区所有房子都是我造的。如今我还在做买卖、工作着。我还没退休。（笑）可有一点，我领社会保险。
在我看来，这是个不错的国家。体制完善，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是管理国家的人不好。全是亨利·卡伯特·洛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类货色。企业的完全自由并不是一件好事。看看洛克菲勒。他怎么变成百万富翁的？还不是靠找这人偷一点，找那人偷一点。他没有造出等量的价值。我们并不把这称为高尚的行为。你知道《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独白吗？“忍受仕宦官吏的无耻与傲慢之人的侮慢，可否视为高尚……”（笑）我相信那个德国人歌德的话：“我宁愿遭受不公正对待，也不愿意制造不公正。”还有一点：我不喜欢拿破仑。他说过：“比起被吃掉，我更愿意吃别人。”
我觉得帮助别人比接受帮助更好。我生来就是帮助别人的。我和大天使加百列同名，我要跟魔鬼抗衡。看吧，那就是我的先人。（笑）我保持着他们的传统，为此我感到高兴。
斯坦利·西冈
他九十岁，身材瘦小，举止温和文雅。他沉思着，为自己记不清往事的细节而道歉。
“我以为上学之后我能多懂一点。可我还是不懂。”
我们身处某幢整洁的两层建筑的一层，房子反映了芝加哥斯拉夫社区特色。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坐在宽大的安乐椅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里的职业足球比赛。
我父亲是波兰农民。那时的生活很艰辛。所以他1893年来到了美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基斯波特落脚，在一家钢厂干活。三年后，他存了足够的钱把母亲、姐姐和我接来。我那时六岁。我还记得那次旅行，因为一路上我都在晕船。（笑）
麦基斯波特的波兰人不多，差不多全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我们做工资最低的工作。（笑）波兰人从全国各地涌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找到别的地方安居。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波兰人社区。我们有一所宗教团体兴办的学校，建在山上。两间教室里装了八个年级。除了波兰文课本，我们还有英文课本。
我到父亲的工地给他送过饭盒，才知道了他究竟做的什么活。他那顶小帽全让汗水浸湿了。他去世那年我十岁。母亲养活不了我们，把我送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波兰侨民孤儿院。那个波兰人聚集区很像一座农业小镇，居民大多是讲德语的波兰人。我们把他们叫作卡兹祖比克。我记得我们被送过去的那天正是7月4日国庆日。我在床上看着窗外燃放的烟花，一直在哭。我在那儿待了一年。他们只让你待到十一岁。他们说：“你长大了，该自己养活自己了。”
我母亲改嫁了，我回到了麦基斯波特。我继父身体不好。他在一家钢厂工作，体力活很繁重。医生告诉他，若想活下去，最好去一家农场。他没钱在此地经营农场，但在波兰老家还有些土地，不多，只有一两亩。于是他们决定回波兰去。我那时将近十三岁了。我不同意回去。我挑食时总有人跟我说，在波兰，你得从地上捡面包屑吃。（笑）所以，当然了，他们吓着我了。在美国没有这种事。他们把我托付给一个婶婶。
十六岁那年我去了钢厂。我很后悔走了这一步。
从波兰来的我这个年纪的小伙子干活都很拼命。我的工资是每星期3.5美元。白班十个小时，晚班二十小时，一星期六天。拿的是钢厂最低的工资。工资好的岗位全让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包了。后来我也在这儿找到好活干，纯属因为这里的英国人、爱尔兰人跟德国人不够用。（笑）我母亲说波兰人在麦基斯波特很受轻视。“到芝加哥去吧！”于是我去了东芝加哥。那是1909年，年景不好，找不到工作。最后我在一家轧钢厂找到一份活。老板会出来挑几个他需要的人。我们大约二十五个人在那儿等着被雇用。他就是那样挑人的。我有个叔叔和工头交情不错。所以他挑中了我。
我干的是重活，白天有两个人负责，到了晚上就靠我一个人管。我赶不上滚轧机的速度，主管就不喜欢我了。
大约1913年或1914年，我去了这家炉子修理公司。一开始我每周赚10.5美元。我从扫地做起，最后当上了样品部的负责人。差不多有五十万种样品。你不会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炉子。
我在他们这儿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闭。一共四十二年。丹·瑞恩高速公路要穿过这块地，他们把地皮卖了五十万美元。我们不得不搬走。他们给了我三个月的工资。（笑）我挺走运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拿到这么多。他们拿到了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力气。
刚到美国时，我想要一份真正的工作。我想当聪明人。二十九岁时我进了学校。一个季度后我通过了八年级考试，开始念高中，每晚上好几个小时的课。那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可我还想变聪明点。
我过去常去赫尔福利会听讲座。让我烦恼的是，很多东西我都听不懂。我以为上学之后我能多懂一点。可我还是不懂。我猜因为我太老了。
我曾梦想当个化学家。我就此问过一个开讲座的教授。他告诉我要花六年时间。他告诉我他的众多同学中只有两个靠做这行过上了好生活。我觉得六年时间太长了。
有位大学教授曾经开讲座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读过相对论的介绍，觉得挺好奇。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坐在那里听他讲课。可最糟糕的是他用的词汇我连一半都听不懂。我从没弄懂过相对论。有太多我不懂的事，要是我多上几年学，就会懂了吧。
多拉·罗森茨魏希
尽管行动不便，她还是坚持一个人住，而且颇为享受。她有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大女儿常来看望她。她今年九十四岁。
“如果你对生活有兴趣，你就能活下去。”
这是洛杉矶一座整洁的单层住宅，坐落于城中一个让人愉快的绿意盎然的角落。
“我父母有十四个孩子，我是大人堆儿里唯一的小孩。我1885年出生在俄国靠近平斯克的一个犹太人小村庄。那时人们常常谈论美国。我父亲去了那儿。我两个姐姐长大了，需要嫁妆，父亲就去那里挣钱了。就在那时，一把火把我家的房子全烧毁了，于是母亲决定，我们都应该去美国。”
我能记起的全部就是，我们离开那天全村人都跟在马车后面，高声道着再见。我们得先到华沙赶火车。我们住在边境上。每个人都带着包裹，甚至连羽绒被褥都带了，还有铜烛台、铜锅、盘子和衣服。母亲做了大袋大袋的烤黑面包给我们在路上吃。
为了到美国，移民们会雇用旅行代理人。有传言说一个旅行代理人把一家人带到树林里，抢走了他们的全部财物。所以我母亲说：“我们干吗还需要代理人呢？”
华沙是个大城市。马车在乡下一处停下，我记得有个小贩在叫卖瓷器。一个脑袋从一座小楼的二层窗户探出来。我之前从没见过两层的楼，也没见过楼梯。我心想：她怎么跑到上头去的？我家的房子倒有个梯子通往阁楼。我还记得一件事，母亲走向一面墙，拧了一个东西，水就出来了！我认为水是从墙里出来的。墙里怎么能出水呢？
在边境处，有个德国警察来到火车上，要看我们的护照。他撕了我们的护照，我们被赶下了火车，正是在俄国境内。母亲意识到这是因为我们没雇旅行代理人，他们在报复。这是他们跟警察的交易。贿赂起作用了。
母亲和十个孩子流落街头。怎么办？她把孩子们放在铁轨上。我记得自己坐在铁轨中央，心想下一辆火车开来我们都玩完了。有人看着难受，把我们接到了家里。我母亲进来说：“铁下心来吧，孩子们。我找了个旅行代理人。要是他们杀了我们，我们也没啥好失去的了。”
母亲给我换上节日穿的衣服，告诉我别往两边看，直直地走我的路。她一会儿就来。我们来到了边境。我转过头，看到一杆枪正对着我。是哨兵。两个小孩和我先到了德国。我们来到一座房子里，那是旅行代理人的地盘。我看到了一个带着猴子的风琴艺人，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个，我还记得那支曲子，是歌剧《游吟诗人》中的《求主怜悯歌》。我现在仍然喜欢。
我们被偷运进去。他们不得不把我们一个一个带过边境。我的哥哥们假装成带着面包进入德国的童仆。我们每个人都进去了，除了母亲。夜幕降临，母亲不在身边。想象下多恐怖吧。我们等待着。有人过桥，有人涉水。一个走私贩子背着母亲过来了。
我还记得坐火车的情景，火车一站不停地开往利物浦。警卫每次过来我们都心惊胆战，觉得自己又要被轰下火车了。我们到了利物浦，船已经开走了。我们来晚了。于是我们只好上了一艘货船，在上面待了五个星期。只有哥哥和我没晕船。
我们到了芝加哥，父亲来接我们。他给我们带了一篮子水果。我记得自己咬了一口香蕉，都不知道需要剥皮。（笑）我母亲还以为那是猪肉肠呢。（笑）她说我不该吃。父亲则说那是洁净的，犹太人可以吃。
我们弄到一所靠近铁道的公寓，街角处有一座酒吧。我们十个孩子住在四间屋子里。我母亲之前从没见过电炉。在俄罗斯，我们用的是砖灶。而最让人惊奇的还得算室内厕所。
1891年，芝加哥的人行道是木板铺成的，一些时髦的街道除外。最开心的莫过于在人行道走路时捡到硬币。木板人行道对穷人而言是个福音。没钱买煤的时候，你可以在夜里去挖一块木板回来烧。
我上学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她肯定觉得我很笨，给了我一巴掌。好啊，竟然敢打多拉。我逃学了，不再回来。幸运的是因为生病，那个学期我都没回学校。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学会了英语。
很显然，我迷上了读书。我还不会阅读，但我可以看插图。我在班上听讲，记住他们读的东西。我只花了两年就升到了五年级。那时我大约九岁到十岁。我遇到一些很棒的老师。
我开始对阅读极有兴趣。在我了解并喜爱简·亚当斯【105】之前，一群年轻女性在犹太人聚集区内办了一个文教团。我父亲断定她们是想宣传基督教，让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她们用糖果吸引小孩子。她们有图书馆，给人们放音乐，让孩子们美国化起来。我父亲认为她们想让我们成为异教徒。在街上走路时我得小心翼翼地避开她们。我的其他女伴没有我那样虔诚的父亲，她们去了那里。我喜欢糖果，但最羡慕的还是她们出来时都带着书。
有一天，我背着父亲去了那里，她们很欢迎我，我得到一本书。我偷偷摸摸地往那儿跑，这就是我美国化的开始。我第一次遇到了非犹太人小孩。
我十一岁时，父亲开始跟我说以后要我当裁缝。母亲则关心我的教育。她对我学英语的情况颇为骄傲，希望我当一名教师。这简直是极限了。在俄罗斯，妇女是不会这么进取的。这引发了我家的很多争论。十二岁时我厌倦了这些争吵，找了份卷雪茄的工作。我讨厌当裁缝，宁愿像哥哥那样去卷雪茄。
顶楼上有几张长凳，小伙子和姑娘们就在那儿干活。幽闭的环境和烟草的味道让我很难受。人们把这种破败、肮脏、不透风的工作场所叫作“七叶树”。我们有个领班，德国佬，刻薄得像个魔鬼。我们中间一旦传来暗号：德国佬来了，就赶快正经干活，默不作声。他笑嘻嘻地出现了，刚刚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全知道。但不管谁得了肺结核，他总是第一个给这个人安排救济。
卷雪茄给了我更多空余时间，我们和男人们平等做工，领的钱一样多。我大一点之后每星期的薪水是十五美元。好多男人挣得都没我多。那时我们在谈论1898年美西战争。我记得自己喊着：“西班牙见鬼去！别忘了缅因！”（笑）
我融入一群关心社会问题的来得更早的移民中间，开始听讲座。我就是这么遇到我丈夫的。我遇到了那些关心工人运动的人。工作环境很是恶劣，我所在的美国烟草公司已经是条件最好的了。厕所和好几百人的工作地点在同一层，而且敞着门。这就是我对雪茄工人进步联盟产生兴趣的开始。
我十六岁时，母亲去世了，我就此离开了家。我和一些陌生人住在一起。而一般不管家里房子多破败，犹太姑娘也不兴和陌生人一起住的。这是我获得自由的关键一步。他们叫我无政府主义者，叫我布尔什维克，可我什么组织也没加入过。我对很多课程感到好奇，一次不落地听课。我想把很多问题搞清楚。
我听说过自由恋爱，觉得挺吓人的。我那时大约十九岁。探寻自由在当时很时兴。两个姑娘打理好一套两居室北向公寓，让我和她们合住。谁听过三个姑娘住在一起的？那是1905年。你知道人们怎么看吗？卖淫。我从姐姐家搬出来时，她说，我以后会生四个私生子。她为什么说是四个？我不知道。当时竟有这么天真无邪的三个姑娘，你真的没法想象。
我觉得自己与任何男人都是平等的。我能像男人那样思考。我可以自己走上人行道，不用别人搀扶。我不需要男人挽着我的胳膊或是替我开门。去剧院的时候我自己付钱。我喜欢今天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笑）
我们那儿卷雪茄的工人都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他们渴求知识化，都去听讲座，上夜校。我是唯一一个所谓的美国人，因为我懂英语。我上了六年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东西，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工场几乎有一条街那么长，分两个部分，一个空间小，一个空间大。我情愿在小的那间干活，那里能装下三四十个工人。他们选我读书给他们听。我那时一般每小时能卷五十根雪茄。这是我计件工作的极限了。如果我读一个小时书，他们就捐出五十根雪茄补给我。我读两个小时，他们就捐给我一百根。我坐在椅子上念书，他们一边听一边干活。我读时事新闻，读书，甚至也读剧本。我来选择要读什么。谁听说过二十岁的姑娘读《萨朗波》的？只要能打动我的故事，我就要念给别人听。我读托尔斯泰，什么都读。
他们中大多数人仍旧年轻而叛逆。如今的嬉皮士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叛逆者的区别就是，我们太穷了。我们总是缺这少那，甚至食物都不够吃。我们爱去剧院，我们爱听音乐会。剧院门票倒不贵。在曼斯菲尔德剧院，从最平淡无奇的角色，到《培尔·金特》，我全都领教过，我永远忘不了那场《培尔·金特》。易卜生的《群鬼》当时也在日场演出。剧场里人满为患，观众多数是移民。我看过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演出。我们渴求着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
1903年到1904年有场可怕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很多次罢工。那场秣市骚乱事件【106】，在此前大约十年或十五年吧？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知道露西·帕森斯【107】。在一次罢工中我看到警察打开消防栓，企图冲散正在进行和平抗议游行的队伍。
他们常常突然闯进家里检查书刊。啊，一直没停过。我过去也去旁听过那些会议，但一直没加入。我向来不活跃。我的名字从来不曾出现在请愿书或其他什么东西上，因为我很小心。我已经美国化了。（笑）
我丈夫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我们没能加入萨缪尔·龚帕斯【108】领导的美国劳工联盟，他是做西班牙雪茄的，也就意味着他包揽了制作雪茄的全过程。他不在乎产业革命、部门工人、流水线之类的。我们仅仅是卷烟的，申请没被接受。我也参加了那场斗争。
我们一到星期日就去听免费讲座。早上我们常常步行去美术大楼听文学讲座。之后我们走回家吃午饭。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嘛。午饭后，大约两点，我们去交响音乐厅，听一场教育方面的讲座或历史讲座。然后我们又走回家。晚饭后，我们走到市中心的共济会听诗朗诵。
结婚时，我二十一岁，我丈夫二十四岁。犹太女孩结婚后就不出去工作了。我婆婆觉得丢脸。邻居会怎么说？我说：“让邻居们见鬼去。”我同样反叛宗教。我是那个年代的嬉皮士。（笑）
我丈夫讨厌他的工作。我也讨厌我的工作。我们想离开工场，我还想要一个家。我们都喜欢乡村生活，于是决定去当农民。我们想有一座农庄。二十世纪初，铁路公司希望人们去西部定居，因为这样就有人坐火车了。花上三十二美元你就可以从芝加哥到海边。到了1909年，到处是“去西部，年轻人，去西部”的口号。铁路公司体育场里办了展览，介绍西部的农产品。西瓜都那么大！他们给我们讲在那边能得到的一切好处。但没人告诉我们那里干旱缺雨。
南达科他州的罗斯巴德印第安人居留地向定居者开放。他们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了这块地。这里有一种彩票。我丈夫中了奖，可他不想跟他的朋友查理分开。于是我们回到了芝加哥。在火车上他们听说蒙大拿州有广阔无际的土地。谁来就归谁。于是他们去了蒙大拿州的斯科比。
你可以在大草原上选一块地——三百二十亩，谁也不会停下来问为什么。我为了增加收入留在芝加哥，每周赚十五美元七十五美分：一枚十美元的金币、一枚五美元的金币，还有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硬币。我们存下两千美元，已经是很多钱了。
他盖了一座大约二十二平方米的木屋。1910年8月，我跑去和他团聚了。我下了火车，看到我丈夫，他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棕色，穿着一身工作服，围着一块红头巾。没人和我说过那儿每年降水量只有两百三十毫米（笑），而且乡下常有草原大火。八月里寸草不生，一片焦黄。热得让人头昏目眩。我想：上帝啊，我这是到了撒哈拉沙漠。
我坐上了一辆草原大篷车。我们是在十二点出发的，晚上我们停在一条小河旁。我自告奋勇带马匹去饮水。我之前没在马旁边待过。没想到这里有仙人掌，扎透了我的鞋。这儿没有木柴，也没有树。我丈夫用带来的一点木柴点了火，拿一口生锈的小锅煮了点咖啡。他铺开毯子，说：“今晚我们就睡这儿了。”
天气十分晴朗，满天星斗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似的。真美。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花了两天半到了斯科比。
邻居们都很好。第一天早上，一个骑马的人停在我家门口。是住在五公里外的拉森先生。“西蒙，我想请你来打谷脱粒。”我说：“我能去吗？”他说：“来吧！给我们当厨师。”我能做鱼饼冻【109】、白面包，但给二十五个蒙大拿农民做饭实在是……（笑）
他给我说菜谱：土豆烩火腿。我没做过这个。我问丈夫：“土豆在哪儿？”他说：“你得从地里挖。”（笑）还要烤饼干。我以前没烤过饼干。拉森先生说我做了一顿好饭。第二天清晨，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过来教我怎么做乡村风味，然后我烤熟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馅饼。
我们的救星是附近三公里内的邻居们。他们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要是没有他们，我觉得我们真的活不下来。沃茨太太简直和我母亲一样，也像我的顾问，我的一切。我丈夫受伤时，他们都过来帮忙。她懂民间药方。打谷时节，人人互相帮助。
我丈夫得为生计跑东跑西的。我很孤单。我们常谈论要搬到更往西的地方去。我渴望到人多的地方居住，这是为家庭着想。我想让女儿上学。这时我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学校在九公里之外，我很怕女儿变成文盲。在蒙大拿的冬天里，你怎么送一个小女孩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呢？我们想变卖田产，但没有人买。
战争爆发了，但我们还没有参战。加拿大参战了。有一天，我正在做杂务，两个人骑马过来了。十五分钟后，我丈夫过来说，我们把农田卖出去了。有个加拿大人不赞成战争却要被拉去充军了，于是他决定搬来美国。我丈夫开出了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价码：一万六千美元。其实光是两百五十亩土地上长着的庄稼就能卖这个价。我丈夫不懂怎么做生意。（笑）
我们回到了芝加哥。然后在密歇根州经营了很多年度假村，但我一直不太适应。
我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回首往事，最糟糕的事情是卫生条件。婴儿在出生第二年死掉，往往是因为喝了变质牛奶。他们称之为暑瘟。另外还有天花、白喉、伤寒。这些病如今都被扫除了。尽管吃着有毒食品、呼吸着不好的空气，我们却比以前的人活得久了。儿童的死亡率也降低了。
过去的生活真是艰难、艰难、艰难。如今的日子好过多了。当年我母亲看到洗衣板时，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现在却用上了洗衣机。
我们享受着这些发明创造带来的便利。别忘了，我还记着过去的烛光。我们刚装煤气灯时，只有在特别的场合才打开用。而且火苗摇曳颤抖，并不像煤油灯烧得那么好。电灯是我们到蒙大拿州以后才有的。我还赶上了留声机时代。小时候我有一次去找父亲要一个铜板，说：“街角有个人，给你戴上耳机，你就能听到音乐。”我挨了一顿斥责：哪有盒子能奏乐的？我从那个时代活到了电视时代、把人送上月球的时代。
我有个幼稚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月球上没有生命。别笑话我。我觉得月球上曾经有人，他们太聪明老练了，开始做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首先，出现了枪支。然后是炸弹。和以往逐个杀人不一样，炸弹可以一次杀掉成百上千人。广岛就是这样。现在他们还发明了氢弹，而且在讨论中子弹。我相信月球人发明了超极端武器来摧毁生命，让月球变成了一颗烧毁了的星球。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也许吧，但我们要是继续这么发展下去……我不担心。那时我已经不在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