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
1989年2月，正待解冻的密云笼罩未名湖。海子的挚友、北大诗人“三剑客”之一的骆一禾写下了两句诗：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
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诗句准确地预言了那一年的轨迹。一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身亡，像是平地传来一声惊雷。再过两个月，为处理海子身后事心力交瘁的骆一禾本人，在广场上忽然脑出血倒地，十八天后不治身亡。这仅仅是雷暴季节的序幕。当秋天雷声停歇，庄稼被收割，一个时代已经灯火阑珊。其中逝去的，既有诗人海子年轻的面容，更重叠着整整一代人悲欢交集的面貌。
诗人自此不再是时代广场上的主角，昨天拥有魔力的缪斯诸神，像是一夜之间退位了。但海子却像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在野蛮的悲伤之后复活了过来。他复活得就像一朵春天无需穿戴的野花。
二十五年后的初春，北京花家地的中央美院北区略显荒凉，西川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王莽篡汉时期的摩崖石刻拓片，字体古崛浑朴，被他称作“最伟大的书法”。这幅石刻拓自他的出生地苏北海岸，上有文字“东各承无极”。西川轻轻说道：“‘无极’就是大海。——面朝大海。”
这是他少见地提起亡友海子的这句名诗，却并不像今天的地铁站房地产广告那样，缀上后四个字“春暖花开”。相反，那是一片冲击拍打崖岸的怒涛，至今并未从时代的顽石面貌上散开。
“这是好诗，但这不是最好的海子。”已经被无数次要求谈论亡友的他，有些微微激动。更好的海子存放在他的心里，像是扑向永恒天空的一头豹子，更是黑漆漆睡着的财宝。
他和逝者海子一同亲历的1980年代，在许多人的追忆中是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催生了诸多怀旧的文字，但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不为人了解，其中还多有误解。
从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二十五岁去世，海子在北京的十年，正好与整个1980年代同期。今天在遥远的安徽怀宁査湾，海子漫生青苔的墓地已经被划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不足以安慰他的母亲和那个逝去的十年。为自己的日子／在自己脸上留下伤口／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作证。海子预先在一首诗里说。
海子的死，为时代之谜保留下来一件可靠的物证。围绕这件证物，又产生了诸多人事喧嚣，成为一个时代复杂的回声。今天找寻和辨认这件证物，只能遵循海子在那个春天的脚踪。
未名湖
我年纪很轻
不用向谁告别
有点感伤
——海子《小站》
臧棣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海子，弱小的身子上顶着一个大头，一圈怒发和络腮胡子围住天生的娃娃脸，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谈吐起来，臧棣觉得他脑子里囤积的哲学远远超过年龄。
这圈络腮胡子或许是为了掩护过于柔弱的青春。海子的同学回忆，十五岁的海子初到北大时，身高不足一米六，只有一个头显得特别大，像是从乡下田野飞出来的蜻蜓。
开学后不久，季卫东在上课时第一次注意到同学査海生，在课间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在阅读，季卫东感觉他稚气的脸庞、矮小的身体和这本大书对比，“很有诙谐感”，因此走过去与他攀谈。此后二人被分别称为“老夫子”和“小夫子”。
起初“老夫子”喜欢摸“小夫子”那又大又圆的头，以后遭到海子不满而作罢。在海子四年的大学生涯中，一直面临这种“被怜爱的尴尬”，直到他在诗歌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自己。
海子所处的班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招生，和前两届一样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一举改变命运的插队知青和街道青工，有人的年龄超出海子的一倍，是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里走出来的一辈。这个五十来人的班级像是“文革”历史的叠压，1964年出生的海子只是摸到了这份历史的底部。
海子学的是法律，最初爱看的是武侠侦探小说，喜欢的是德意志哲学。但解冻的未名湖溢出的诗歌潮水，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这个时常坐在岸上草地出神的少年。大学四年级那年，他由浑然不觉转而一头扎进诗歌，面对一个由盛极一时的朦胧诗和纷纷传入的外国现代诗汇成的海洋。
回忆起类似的经历，西川说：“在未名湖旁边坐着，不知怎么就忧伤了，开始写了……有点可笑。”
相比起管理不松不紧的校方，缪斯是这时燕园和未名湖的真正主宰。即使是在法律系的小宿舍里，海子也不是第一个写诗的人。用一句俗语来说，十个馒头砸到北大学生头上，九个砸中的都是诗人。
“三剑客”中的骆一禾、海子和西川来自的中文、法律和西语系，分别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启明星》《晨钟》和《缪斯》，这远比另一些诗刊产自的系别听起来正常：地球物理系、计算机系、数学系。这些油印刊物只是整个中国弥漫的油墨气味一角，美学家高尔泰形容为“凄红骇绿，异俗殊音”，人人唯恐落后。
大小油印刊物背后围绕着数不清的诗歌朗诵会。对于那时未名湖旁的北大礼堂来说，“水泄不通”经常是个贴切的形容词。诗人之外，自然还有思想界热门人物，“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即在未名湖边留下了一张于学子簇拥中激情挥洒的照片。
各种社团招新的讲座信息海报，以及发表意见和争论的大小字报，贴满了北大三角地，在五颜六色裱糊的外表下，隐隐接续着消逝的西单民主墙的余脉，以至北沙滩红楼的五四血统。
曾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的臧棣说，诗歌是一个空间，在中规中矩的校园生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重要性相当于呼吸。当时齐秦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空间”，因此在校园里传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校方对此的态度显得若张若弛。他们需要一种活跃的气氛，但又想限制实质，“鼓励社团活动，但并不支持写诗”。
团委和学生会成了调节的阀门，邀请校外诗人朗诵名单要报他们审批。西川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北大团委的一间办公室兼宿舍里。
教室规模的大小，是控制活动规模的一个方便手段。在礼堂的朗诵会可容三千人。一次邀请杨炼来的讲座，却被安排在化学系一个四五十人的普通教室。
这正是在外地同样上演的故事。海子的安徽同乡、诗人叶匡政当时在合肥的高中就读，小有诗名的他，赶上了合肥市教育改革，在小小年纪拥有了多个半官方的头衔：合肥市学校报刊交流中心理事、合肥市艺术中心观察员，可以持证到合肥市各个中学自由听课、走动，“观察”。这些理事和观察员全都是中学生。叶匡政还是官方组织的诗歌夏令营会员，远赴苏州无锡参观。
1986年上大学之后，叶匡政又是系学生会外联部主任。在一次“自由化”活动后，整个学生会的成员被校方清理干净，叶匡政本人被迫退学，从中学开始的与校方的蜜月期至此结束。
如此气氛中埋头读书，海子可谓不够敏感。但据说他一开始写诗，同宿舍那位开风气的诗人就此搁笔，却把海子介绍给了骆一禾。二人以一次“投名状”式的酩酊大醉定交，以后海子又结识了不喝酒的西川。小圈子里还有一个伙计叫老木。圈子之外海子沉默如昔。据季卫东说，海子经常在教室和宿舍写诗，但从不出声朗读。
这个小圈子和很多别的小圈子围绕诗歌的圆心转动和碰撞，朗诵和油印诗歌，喝酒和争论，讨论哲学和美，很快成了校园里某个嗡嗡发声的核心。三人据说还有写作上的分工：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而西川写炼狱。海子写诗始于毕业前不久，但离校后他不停回到这里，继续参加圆周运动。
在一次清华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政法大学学生王俊秀第一次见到海子。在评委席上，牛仔裤络腮胡子的海子和谢冕邻座。当一个女学生上台朗诵时，身为评委的海子听到某一句诗竟拍起了桌子，让王俊秀觉得他“特别暴躁”。海子的暴躁受到了女学生的反驳。当她继续念到一句“我的爱人，你的脸像食堂的烧饼”，海子又开始拍桌子，众评委则掩面大笑。
王俊秀向正好站在身旁的骆一禾打听。骆一禾告诉他这就是你们政法大学的海子。久闻其名的王俊秀这才目睹了真人。
当时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写诗的方向（化名）说，只有在那个年代，你可以把一个人批判得体无完肤而不伤友情。海子就是这样一个毫不掩饰的批评者，同时也受到别人毫不掩饰的挚爱和批判。
据王俊秀回忆，当时他一到清华就被学生围住，问海子来不来，说“不来就没意思”。可见当时海子已在学生圈中成名。王俊秀背诵起海子的“亚洲铜”，还像当年一样眉飞色舞。“祖父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这太猛了。一般人不敢这么写。”这是海子离开未名湖后不久的成名作。
臧棣在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期间编《未名湖诗选集》，把海子放在第一位。海子也是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一同的获奖者除了兄弟西川，还有前辈芒克和北岛。这份手写的奖状，一直保存在海子的遗物里。
对于为激情裹挟的诗人来说，摇篮一样的未名湖，虽然处于校园诗歌的中心，却显得平静。
校园外的诗歌朗诵会现场的疯狂，可以北岛、顾城等人在成都的一次经历为证：在听众的蜂拥冲击下，北岛等人不得不躲进厕所，对搜寻者谎称“我们不是北岛、顾城”，随后翻窗逃跑。即使是学者刘再复和李泽厚的美学演讲，也曾由于听众太多三易讲坛，台下尘土飞扬，索求签名的听众差点掀翻了桌子，李泽厚还由于“讲得太少”遭遇强烈指责，二人在保护中撤走。
全民性的诗歌热，把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混合在一起。“文革”“打倒走资派”和上山下乡造成的各阶层打乱，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局面，譬如北岛、芒克都是干部子弟，本身却是工人，芒克以后失业。创办《今天》的团体是包括护士、团支部书记、造纸厂工人等各个出身人群的混合，这在其他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今天》的“管家”鄂复明，是一个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公交系统工人，自己并不怎么写诗，一走进《今天》就变成了印刷工人和财务、后勤“总经理”，成了朦胧诗人背后的服务者，包括给几乎每一个读者亲自回信。大陆《今天》停刊后，鄂复明继续上班，却始终珍重保存着《今天》所有的资料，包括读者来信和每一期样刊。
多年来他为了避免资料被有关部门拿走，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直到近年将手中资料捐给图书馆，“这以后我才敢讲话”。此外，他还管理过为诗人食指募集的救助基金。他从来没有分享过朦胧诗人的荣光，却甘心做了保存历史的“持灯者”（査建英语）。这也说明了那个年代诗歌的巨大魅力。
一个例子是，朗诵舒婷的《致橡树》成为婚礼上的必备节目。北岛的“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则成了一句港台味儿的流行歌词，被城乡青年不明就里地哼唱。
在喧嚣又热烈的时代面前，北大燕园只是海子诗歌出发的“小站”。些微的伤感之余，“三剑客”终将依次离开未名湖，“到草原去晒黑自己”。从这个时期开始，査海生给自己起名“海子”——草原上的湖泊，或者更像一滴水。连挚友骆一禾，也是几年后明白其含义。
只是，海子没有去到意想中纵马驱驰的牧场，而是到了北京郊外的小县城昌平。
在昌平
孤独是一只鱼筐
是鱼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在昌平的孤独》
2014年3月，昌平西环里15号楼5单元的楼道里，从底楼到顶层贴满了像苍蝇一样密麻的小广告，从开锁、疏通、除尿碱到办证、妇科男科，无奇不有。被京城核心区严密的物业管理逐退之后，它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疯狂的发泄之地。以后海子迁居的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4号家属楼也不能免厄。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是三十年前诗人的故居，对于逝去的那个时代，连一点点气息的暗示都没有。法大学生也只知海子其人，无人识其旧居。
毕业后一年来到这里，海子像是被那个过分喧嚣的时代放逐了。相比于北京城里的拥挤，昌平校区太过空旷。最初两年没有学生，教师租住在西环里的宿舍，每天回城上课。校区长达数年未竣工，几座贫瘠的小山脚下一片旷野，临时的一圈铁丝网之中，几幢新立起来的教学和宿舍楼里少有人居。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这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校园。
这有点像是邻近的秦城监狱，初创时期同样是一道铁丝网隔开。罪犯们的劳动号子和卫兵吹号，则被共享场地的北京市歌舞团的吊嗓和锣鼓声代替。
地处燕山脚下的昌平，建制始自汉代，似乎从古摆脱不了放逐之地的角色。明代有罪的太监宫女，惯例是发配到偏远的十三陵守墓，老死荒郊。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出逃，曾携光绪皇帝在这里的旧庙借宿，啃食玉米棒子充饥。建国以后昌平的建制，在建区和立县之间来回摇摆，难以确定和北京的关系。
秦城监狱之外，关押右派劳教分子的沙河农场、1960年代“反动学生”和右派下放的南口农场都邻近这里。律师张思之下放到燕山脚下的清凉洞劳动，又在1980年代中期离开全国律协再次来到昌平，创办《中国律师》。
法大昌平校区也不免身世疑难。“文革”之后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以后升格为中国政法大学）地皮多被割据，教师宿舍逼仄，年轻教师蜗居于简易棚，终究引起了集体请愿，负责安抚的副校长江平煞费苦心。学校为解决难题在昌平拓殖新区，却也遭到“偏居昌平，会对那里的新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质问。这些请愿的年轻教师，以后不少人像海子一样迁往昌平家属区。1988年5月，昌平校区又发生了学生罢餐事件。江平当上校长后又在海子去世的那年秋天去职，成为政法大学史上任职最短却又“永远”的校长。
在法大的校园里，诗歌的氛围与未名湖并无二致。1986年入学的王俊秀作为“星尘”诗社社长，成为与海子交往的人之一。在海子同事李秀云的记忆中，当时的政法大学“校园诗歌就像今天绽放在校园里的玉兰花一样，文学青年写诗，文艺青年弹吉他，革命青年谈民主自由”。
但王俊秀回忆，海子自己慢慢地疏远了法大校园诗歌，这或许已不足以容纳他的文学抱负。当昌平校区土生的“345”诗社在学校蓝屋饭馆里聚餐以庆祝成立，他们并不知道身后一桌上坐着诗人海子。次年海子自杀时，诗社刚刚准备聘请他为顾问。
这或许与一个悖谬的现象有关：海子做校报副刊编辑扶持的1983—1985届法大学生诗社成员，经常在主流刊物《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海子自己的诗却缺少这种机会。厕身崭露头角的“学生辈诗人”当中，身为老师的海子或许会觉得尴尬。
诗人海子并不适合教严谨的法律，校方将他从校报调入哲学教研室，这算是那个时代“爱护人才”的方式。年轻助教海子的课程中，既有生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离诗歌最近的美学。前者使他生涩窘迫，后者则助他灵感挥发，在第一堂课上提示学生们将海鸥想象为上帝的游泳短裤。另外的节目还有课间朗诵诗歌。
和不受学生待见的马哲一样，引人入胜的美学，当时同样处于新旧争议的风暴中心。海子和他的一位女学生朱惠萍，就在课堂上发生争执。期中考试“美的本质”的论文陈述中，朱惠萍认为美的本质是一股大力，不由分说地注入人的心灵。海子有些急躁地打断了她的话，引起了她“以海子之矛攻海子之盾”，一位男生也加入，批评海子在压制不同的观点。海子的脸红得“超过了身上半截鲜红的羽绒服”，讨论会黯然收场。
这个发生在课堂上的小小冷场，毋宁是当时美学界白热化争论的缩影。海子崇尚的美学来自希腊与德意志的和谐静穆、理念与感性统一，喜欢的国内美学家是宗白华和朱光潜。这和蔡仪等人的官方美学自然判别，但当时最能引起年轻人热情的是李泽厚和高尔泰。
曾经的夹边沟囚徒高尔泰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相互烘托，成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信条。李泽厚《美的历程》则成为大学生人手一册的经典，书中奔放的辞采和激情令人动容，使人感到注入心灵的“一股大力”。在不同的美学观点之间，发生尖锐冲突，混杂着政治酵母，从1957年反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之后，高尔泰黯然出国，李泽厚也因为“毒害青年”受到批判，二人之间也由同仁到陌路。
在法律院校教授美学的海子，职称始终停留在助教的台阶上。在北大报考法理学研究生失败后，海子曾在未名湖边散步中对季卫东吐露，他怀有创造“诗意的法理学”或者“法律的诗学”的抱负，但这项抱负显然并未受到体制鼓励。
美学的争端之外，将海子卷入的还有气功潮。这曾经是和改革新星李向南、海灯法师以至钱学森的控制论一同流行的时尚，最著名的文学界卷入者包括柯云路，海子是不声不响的身体力行者。亲历者回忆，发功者第一次来到昌平，当场震倒政法大学的几个学生，带给海子和其他观者震撼。这个反对异化的时代，相信人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体，将肉身变为超越的“气”，开天眼，甚至散发芳香。海子自信，他已经打通了“小周天”，冬天可以穿一件单衣走在昌平校园里，双脚泡着冷水写作。
昌平的酒馆是宽容的，海子可以和西川、骆一禾以及新结识的伟岸们像叶赛宁一样赊账喝酒。昌平的大街是空旷的，可以容许海子在失恋后夜夜游荡，不必遇到巡警的阻拦。昌平有限的文化底蕴，对海子也是友好的，他生前获得的三个奖项中，其中一个是“昌平县1986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
但昌平不同于北京或莫斯科，这里的酒馆也是孤独的，老板可以赊账，在海子打架时袒护他，却不高兴他朗诵诗歌。爱情从课堂上到来，又在现实中离开他，像渔网中漏掉的水。
这有别于瘦哥哥梵高在阿尔决然的孤独，更近于高更在塔希提。但由于拒绝生活，三人最后走到了一起。或许这正是诗人和时代之间需要的距离。在昌平以外的世界，多数的诗人却和时代走得太近。
1986年，深圳举办了诗歌大展。这个由红极一时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集体展示，是一次全国各流派诗人成名的机会，过期不候。为此各种门派一夜出世，譬如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撒娇派，共达八十八个，以后人称“中国诗坛挂起的八十八片尿布”。众多名号奇特的诗人一夜成名，又集体蒸发：京不特、肥山、男爵、泡里根……连好兄弟西川也未能免俗，被人安上一个“西川体”。今天的西川回忆起往事，还不免荒谬之感。
海子却对此似乎浑然不觉。他还缺席了同等重要的“青春诗会”年度展示。
两年后，海子的诗被收入了为纪念这次大展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年还获得《十月》荣誉文学奖。海子还入选了重要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但他的长诗和短诗命运不同。在中国作协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一些体制内诗人激烈批判他和骆一禾等人写长诗。这种鞭挞的疼痛最终变成了海子宿舍里一地的酒瓶。
激烈的批评声还来自前辈朦胧诗人多多。在海子进城参加的“幸存者俱乐部”朗诵会上，多多说海子写长诗是犯了时代性错误，他只在不断重复的诗中听见了一句“蒙古人骑着高头大马飞过天空”。
1980年代的昌平没有地铁和八达岭高速，不像今天这样近。臧棣有一次和同学相约，骑车去昌平看海子，走到途中轮胎跑气，被迫推车走回来。外地来北京串联的诗人，也很少能够到达这个县城。
对于城里的诗坛，海子出于本能接近，又出于敏感抗拒。就像是昌平北边那些孤独的小山，远远保留着位于地平线上的轮廓，不引人注目却也无法抹去。
德令哈
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
远方的路程却干干净净
——《遥远的路程》
出行串联，是海子对于在昌平的孤独的补偿。几年之中，海子先后走过了两趟四川和西藏。西川也曾经在黄河两岸游历七个月，漫无目的，“心中都有个远方。远方，就是未知的东西。”
1980年代的诗人串联，就像上一个时代红卫兵的串联一样，是时代的风气，也是官方默认的一种大规模运动。
地处湖北腹地的利川师专，小明加入了野夫领导下的诗社，创办一份叫《剥枣》的杂志。那时的野夫远没有今天出名，却写着不折不扣的现代诗。小明参加了无数诗会，最远到长江上下游的君山和奉节。在客轮上，购买五等船票的诗友们嫌底仓憋闷，露天睡在夹板上，饱看沿江风光。在一个叫雪北河的水库，诗友们自带伙食和锅碗连日赛诗，由于粮食储备不足，后几天不得不用剩余的一点玉米面熬粥加土豆平均分配，有限的一点小菜则念诗才能夹上一筷子。
在安徽，高中时期的叶匡政和同学去南京听讲座，为此卖掉了手表，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校长原谅。腿脚之外，书信是另一种联络方式，他不知怎么就认识了远在湖南隆回县的马萧萧，交往至今。
在小明的记忆中，那时坐公共汽车缺钱，喊一声“我是诗人”竟可免票。这同样类似当年的红卫兵串联优待。一个诗人到了外地，自动被纳入当地的诗人圈子，找到一个人，整个圈子都会接纳他。在北大，西川等人也接待了无数串联的诗人，晚上大队人马从北大游荡到清华，裹挟上清华诗友再游荡到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一路走一路聊，彻夜无眠。其中一些个性古怪，操行有亏，但都能靠着诗人的身份凭证被友情豁免。
无形之中，诗人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松散联盟。
海子的游历方位主要是四川和西藏，前者是盛产诗人的盆地，后者是远方的极致，两者又都与他的爱情有关。四川的民刊也是很早发表海子诗歌的地方。
在1988年春天的游历中，海子在四川收获了友情，但也领受了事后的苦涩，一个叫尚仲敏的诗人发表文章描述“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两万行诗歌”，称海子“在空乏、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而这个诗人是海子打算和西川在北京“帮帮他”的。
不留情面的批评，是当时诗歌的风气，李陀在接受査建英的访谈时，对于这种1980年代的遗风甚为怀念。他回忆和马原初见，被直率地指责为不懂小说，争得面红耳赤，事后又出钱请马原下馆子。
但在友情后面，圈子也正在形成。朦胧诗一代的“幸存者俱乐部”，对于海子、西川这样的“第三代”既吸纳又拒斥，后来者加入需要越过苛刻的身份验证；在四川的“非非主义”和北大的“学院派”之间，也存在微妙的话语权分歧。这是海子受到尚仲敏和多多诟病的潜在背景。八十八个流派的旗帜背后，诗人的乌托邦大陆上已经出现诸多裂痕，标注了行政区划。如果对某流派的一个诗人进行批评，也就彻底开罪了这个流派。
“诗歌圈有一种风气，你不能批评谁的诗写得不好，这样你就得罪了所有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叶匡政说。他在2006年发表文章宣称“文学死了，诗歌死了”，随即得罪了所有的诗人，在以往的老朋友圈子里感到了潜在的敌意。
记者近年曾与当年的“口语诗”旧人有所交往，因为无意中在博客中批评了一句“口语诗”，被人看到，引发了朋友绝交和在刊物上声讨的严重后果。这和李陀回忆中描述的情形已相去甚远了。
远方的另一可能性是爱情。海子的爱情都在他的诗里留下了踪迹，第一段是在四川的达州，海子笔下“一条肮脏的河流奔向大海”，恋人的居处像一只船停靠在河岸上，恋人离群索居在一把伞中。海子希望这条大河“越来越清澈，越来越宽广”，如同游历的他本人，容纳无数条浑浊的小溪。这正是远方的真实意义。
但说着“野兽的语言”的海子，终究无法为生活接受，拒绝结婚的他第二次去达州时遭到拒绝。这样的拒绝，海子在两次入川游历之间的西藏之行中已经发生过，它的纪念是将德令哈由一个流放地变为诗歌名词。
地处青海湖以西的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1988年的海子在这里的夜晚“不关心人类”，只想念远在拉萨的“姐姐”，一个通信多时的诗友。姐姐最终拒绝了求爱的海子。但德令哈抒情的温柔却保留了下来，代替了它在历史中的荒凉面目。
文献记载，德令哈曾是“文革”前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劳改劳教人员达五万人，在三年饥荒中有数千人去世。这里地处不毛，终日飞沙走石，当地的犯人和流民都曾发生大规模逃亡。
唯有在这个荒凉地点的抒情，是最动人的。海子“不关心人类”，使人想到“奥斯维辛之后不该有诗”的批评，却也暗示他在抒情背后已经承受了历史。这是海子的动人之秘。他爱的“四姐妹”，听起来也才具有了“比命运女神多出一个”的严肃意义。
1980年代的爱情，是诗歌的孪生物，其间却又含有禁忌。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的描述，得到了小明的称许。男女主人公在难得的相处时刻，一夜面对炉火说不出话，“那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在诗人群体之中，大家不好意思和某个特定对象谈情说爱，似乎这样是一种堕落。在游历和聚会中，男女生可以同床共卧，却又保持着性别的纯洁，这种纯洁的维护和打破都很微妙，如同男女知识青年初到延安的情形。爱情因而总像是饮不到嘴里的水。
在海子和他的初恋女友，以及拒绝他的“姐姐”之间，也存在着身体禁忌。拒绝着结婚又向往爱情的海子，只能像是拉上岸的鱼筐，存不住感情之水。而他的好友骆一禾和西川，都接受了现实的婚姻形式。
如同诗人间的友情一样，1980年代爱情的禁忌中潜藏着危机。在1989年盛夏酵母的催化下，禁忌的闸门被冲开了，洪水涌流。电影《颐和园》中，人们在校园里昏暗的灯光下朗诵海子的诗歌、跳舞，随后男女主人公来到宿舍的单人床铺上做爱，直到被宿舍管理员查获。
方向在那个多雷暴的夏天也经历了类似的场景，因为家里有淋浴，两个在广场上没处洗澡的女生，先后成了他的女友。秋天来临，他像一个收割的农夫，近乎疯狂地追求以往圈子里任何一个女生，到手后立刻换手，这是圈子里男女普遍的风气，似乎要在这个失败的季节，尽量挽回过去禁忌的损失。但事后却发现，大家这才真的一无所有了。
海子没有得到这种补偿的机会，反而提前做了赎回。西川认为海子自杀的起因之一，是初恋女友出国前的来访，海子觉得自己在酒桌上说了伤害这位女友的话。这种对恋人也是对自己初恋的污损，像是落在灵魂质地上的灰尘，无从清扫，要用自杀来赎回。
据说，眼下流传最广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得知这位初恋女友要移居美国后写下的祝福。开篇模仿《诗经》的“喂马劈柴”表达了古老的诚挚情意，幸福的祝福则留给远行者，“面朝大海”包含的更多是望洋兴叹之痛。
二十年后西川再次见到这个女人，面对满脸倦容与泪水的她，只能说一句“把一切放下吧，生活还要继续”。这正是今天诸多1980年代怀旧者的现状，他们已经在一场自我补偿后两手空空，无从赎回自己的青春友爱。
北岛的诗《黄昏：丁家滩》写给一对恋人，原本由于男方要出国，不料女方抢先踏上“红罂粟之路”，二人终究分手。王俊秀同学中的一对恋人，分手后男方在法大跳楼，女友到“天涯海角”殉情自杀，在法大校园里引起了震动。一场梦幻醒来，“告别冬妮娅”成为作别青春的代名词。
海子没有补偿过自己，却也因此不会损失，像远方的道路一样干干净净。
革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们一样
我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祖国，或以梦为马》
当海子和西川在未名湖的校园里开始写作时，他们面对的首先是北岛、芒克、多多等人矗立的“朦胧诗”高峰。
1990年的西北大学筒子楼，一位文学青年、也是本文作者的班主任箕踞在单人床头郑重宣布“我们这一代人是吃北岛的奶长大的”。那首写于1970年代的《回答》，扣动了“文革”后时代的扳机。
在臧棣看来，《回答》这首“朦胧诗”代表作一点也不朦胧，既是政治批判，又是道德审判。
这似乎是朦胧诗一代的整体特征。在芒克的向日葵诗中，传统意义上哺育万物生长的红太阳成了向日葵拼死反抗的对象，光线成为系在向日葵脖颈上的绞索，向日葵和太阳的关系完全颠倒。多多的一首诗中，提及“红色恐怖的急促敲击声”，革命的经典用语被直接纳入诗歌。
芒克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批判反思，他说“文革”是他少年的生活环境，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西川觉得朦胧诗人们“有经历，有情怀”。朦胧诗的大本营白洋淀，就是红卫兵一代在政治过气后的发配之地，芒克、多多等人的反思和写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朦胧诗中依稀可见的政治诉求和思想批判，不免招来官方意识的不安。芒克等人曾经尝试为《今天》向新闻出版局申请正式刊号，自然全无下文。以后《今天》被取缔。
朦胧诗也对下一代诗人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他们很快在校园里喊出了“打倒北岛”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朦胧诗人们在对“文革”进行控诉批判的时候，身上也暴露出了“文革”烙印，他们自己也成了诗歌“革命”的对象。1986年，曾宣告“中国丢了钥匙”的梁小斌宣告了朦胧诗的“崩溃”。朦胧诗人中的杨炼则转向“文化寻根”的大诗，他走向欧亚大陆深处的路线，给海子、骆一禾带来了直接的提示。
西川觉得，在杨炼、海子、骆一禾等人的“大诗”尝试中，也包含着革命的“宏大叙事”情结。“‘文革’中写诗都是宏大叙事，‘文革’后人们还有这种情绪。”
海子的特点在于，他用抒情诗的方法写史诗篇幅的作品，这是对宏大叙事的继承又反叛，因而可能处于腹背受敌的境遇。
雪莱的一句话在1980年代流行一时：“诗人是时代的立法者。”叶匡政分析，由于经历“文革”年代的文化匮乏和传播手段单一，朗诵或油印的诗歌，成了垄断性的精神食粮，代替了文化、美学、哲学、知识和信仰功能，也成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诗人被推到了时代的中心地位，有似海子诗歌中的“王”。
荣誉之下，诗人也处于焦灼的压力中。和抒情诗不同，海子的大诗中充满了血腥暴力的意象，像猛烈的豹子，将一些东西摧毁为碎片，重建却未完成。“他的抒情诗具有宏观的结构，长诗却更像是抒情诗的碎片。”崇拜海子抒情诗的王俊秀说。西川则坦承，海子意想中的“宇宙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只是“一个年轻人的大话”，他并未严肃地对待。
批评海子的尚仲敏，使用着毫不逊色的宏大语汇：“对旧事物的迷恋和复辟，对过往岁月的感伤，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动……过不了多久，他会成为我的敌人。”
非非主义宣称要回到个人和前文化状态。但这段批判散发着鲜明的革命气味。从“造反有理”年代过来的1980年代诗人，急切地想要标新立异，打倒先前的诗人和流派，替代其位置，来不及从前人那里继承下什么东西。这是“五四”以来的传统。
“它们反对过去，但一定会带上过去的气味。弄出新东西的方式，还含着过去的基因。”西川说。北岛则在近年反复检讨自己早期作品中的“革命腔调”，甚至否定了《回答》在内的大部分诗作。
在“暴力革命”的外表下，海子想要完成的却是《神曲》《浮士德》那样的经典。他在诗中宣告自己是“一口祖先们向后代挖掘的井”，隶属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普希金、叶赛宁、梵高的精神传统。在宣告“朦胧诗崩溃”的年份，他参加了“幸存者俱乐部”。
这使他在“诗歌＋革命”的序列中，必然处于尴尬的“小丑”位置，直到死亡使他变成烈士。
相比起1980年代一波波震荡出局的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来说，对于诗人，真正的政治风险并不迫切，更像是一种有悬念的游戏。西川有次和诗友们在宣武门图书馆搞一场诗歌朗诵会，去了一看，大门上锁了。几个朋友转而到路边一家餐馆，看见一个过来的人，说两排武警把胡同口封住了。“你不是作协组织的，他觉得你是闹事。”西川分析，可能是街道的人告的密。
“人们觉得先锋派气味可疑。艺术就是政治。”西川说。到了1990年代，他和陈东东办的《倾向》，到了第三期也被取缔。无数地下杂志，都逃不过朝生暮死，一半出于经济压力，一半是取缔。
但在“改革”气候下的土地上，它们像地下的气泡，很快又会冒出来。由于“文革”造成的社会阶层混合，新旧的冲突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西川因为画抽象水墨，把看惯了传统山水画的老爹气极了，“说我明目张胆搞资产阶级这套，要赶我出家门”。芒克因为写诗，三年不敢回家，“没见到妈”。
意识矛盾转化为家庭恩怨，感情纽带无法完全隔断，呈现出尖锐对立又晦涩宽容的面貌，体制内外都存在生存空隙，美学家高尔泰的经历可为例证：在北京期间，一位坚持“以马列为纲”的社科院干部对思想叛逆的高尔泰颇为优容，一心想让他完成《大众美学》，甚至建议由其女儿保管高尔泰囚徒生涯中写作的秘密手稿。
直到最后终于关系闹僵，父亲向女儿索要秘密手稿，却被女儿小雨拒绝。此时女儿已经爱上高尔泰。高尔泰被逐出北京，却也收获了后半生伴侣，成为一场悲喜剧。秘密手稿则在多年后结集《寻找家园》出版。
许多体制内的人物喜欢现代诗，包括了以后的领导人温家宝、吴仪、李肇星。严谨如《燃灯者》中的伦理学者周辅成，也曾在参观巴士底狱的照片背面写下“碑顶巍然自由天使，面向众生庄严高唱”的一首诗作为新年贺卡寄给赵越胜。刘宾雁则是雪莱诗歌的热烈爱好者。
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吴稼祥，当时曾和同乡叶匡政一起在诗歌报上发表诗作，直到今天，在为政改鼓与呼的同时，他仍然在博客上贴出自己早年写的现代诗。一首在1991年写下的诗句说：“即使爱的风标没有转向，地上的双脚想已被拖入另一种生活。”
1980年代后期随着风向转变，诗人的地位正在变化，社会体制也渐次回复稳定，悬念在变成真正的危险。这时出现的新生代对朦胧诗的批判，掩盖着更晦涩的心思。
“后来的人排斥北岛，要求回到个人，本来是逃避体制压力的诗人自我保护，裹上了新观念的艺术外衣，以后却变成了自觉追求。”叶匡政说。
臧棣则觉得这是“垮掉的反抗”。
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上海的“撒娇派”坦承：“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
虽然宣称“回到个人”，诗人们在时代的气氛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法者”地位，诗歌的热度一直维持到1989年的春天。问题是当时机来到，承担启蒙角色的诗人，并不懂法治为何物。
“我们因为是政法大学的，别人觉得我们懂，邀请我们到别的高校去演讲，我记得还有体育学院。但我自己也并不懂多少。”王俊秀回忆说。
在1986年合肥的学生活动中，参与的叶匡政呼喊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实际我只有个观念诉求，具体内容全不知道”。他心目中是法国大革命，是国际歌，是兰波，却并没有江平、李慎之、顾准这些以后被确立的思想者。
刘再复在邮件中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非得说它（1980年代）不好的地方，那我只能说，这个年代太短，太匆促，它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活泼的思想凝聚成‘学问’的严密形式。沸腾的丰富思想还来不及冷却与凝聚就被新的政治激情冲垮了，真可惜”。这或许是他和李泽厚在1990年代一起提出“告别革命”的原因。
朱惠萍回忆，海子曾在课堂上朗诵过一首题为《枪》的诗。这首诗后来散失了，朱惠萍还深切地记得里面刻画的“枪作为工具为人利用的本质以及对人类造成的极大伤害”。王俊秀则记得他的另一首诗：“什么样的时代将来到？流鼻血的日子会来到，法官的日子会来到。断头台的时代将来到。”王俊秀觉得这体现了海子惊人的预言性，就像海子心仪的《旧约》里那些用诗歌预言世事的先知。
更为人熟知的，则是海子笔下“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的黑暗。在另一处他写道，“黑夜抱着谁，坐在底部，烧得漆黑”。西川将这些诗句作为他编选的海子诗集的封面。在他心目中，这是最好的海子。
他发现，从1986年开始，海子的诗由澄澈、温柔变得激烈、严酷，充满了血、火焰、刀剑和头颅的意象，由《新约》的宽恕回到旧约的复仇，似乎准确地预知到了时代的气息。这也使海子的诗和死亡一起，成为1980年代猝然结束的象征。
和骆一禾一样，海子预言了1989年的春天。但他并未像一些人推想的，参与其中以求释放，却提前一步剥夺了自己的机会。在诗歌的革命中，他没有打倒别人，只流下自己的血。
诗人之死
春天 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嘲笑这一个野蛮悲伤的海子
——《春天 十个海子》
1989年3月26日那天，王俊秀正在图书馆看海子的长诗《太阳》手抄本，被诗中血海、头颅的意象震撼，一个同学慌张地走来，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说：
“你知道吗？海子自杀了！”
王俊秀的胸口立刻憋住了，透不过气来。似乎诗中意象瞬间化为现实。
月底，臧棣接到西川告知海子去世的电话，第二天把消息带到北大，因为时值愚人节，大家都不相信。臧棣和五四文学社的诗人们组织了为海子办理丧事的募捐。4月底，又在海子学生时代的宿舍北大38楼前的草地主办了一场纪念会，架设喇叭朗诵海子的诗，风尘仆仆的骆一禾到场致辞。骆一禾是到自杀现场操办后事的人，臧棣由此得知海子卧轨自杀的详情：为了不被司机发觉停车，他是趁火车慢行时钻进车轮下的，被斜轧为两截。那是一段适合自杀的地点，此前已有三个人在那里卧轨。
在死前一天写的绝命诗《春天 十个海子》中，海子描述自己“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这或许是提前说明自杀的场景。
在海子昌平住处的北边，紧挨着一列铁路线，日夜可以清楚地听见汽笛的回声，和火车穿出隧道的呼啸。西川曾经为这条铁路写下一首诗，描述火车从隧道穿过，“进入时是白天，出来已是黑暗”。这条铁路一定给海子带来了生死的启示。
路北紧邻着绵延的小山，披着贫瘠的植被，裸露着北方赭黄的砂岩。由于采石造屋的需求，它们的正面被剖开，形成巨大的创面，直到今天不能复原，似乎保存着被劈开的疼痛。却也像祭献的场地，挥发神圣气息。
在骆一禾去世前完成的短论中，他将海子比作欧洲传奇中寻求圣杯的骑士，一旦圣杯到手立刻死去。没有人会想到，海子本人会成为一座圣杯，传递到骆一禾手中。
当他们俩相继死去后，保存这两座圣杯的任务传递给了“三剑客”唯一在世的西川，两起接连“强加的事实”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却责无旁贷。他为此放弃了像很多人那样一走了之的机会。
当西川开始整理海子的遗稿，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像骆一禾一样，沉入海子诗中深不可测的黑暗。
“我非常恐惧，觉得自己不能陷得太深。”西川回忆，为了不被海子“吸”走，他只能抄一星期，停一星期，写自己的东西，让自己获得抵御吸引的力量。
“海子从一个反方向上推了我一把，我要向上挣一下，眺望星辰。”这决定了西川以后的诗歌道路：海子、骆一禾写什么，他就不写什么。这几乎是出自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西川也就在这时真正成为自己。
更多的人被海子“吸”了进去。海子是1980年代第一个自杀的诗人，却开启了诗人之死的序列，按西川的记载，到1994年已有不少于十四位诗人自杀。其中有些人被认为是模仿海子。
“海子之死像个晴天霹雳，一下子大家都木了，反应不过来，只是疯狂地搜寻他的一切文字。接连传来诗人自杀的消息，使我感到极其震动，似乎自己还活着是一件羞愧的事情。”叶匡政回忆。
戈麦是在海子之后自杀的北大诗人，臧棣清晰地记得自己这位好友的死。他在醉酒之后，一头扎入了燕园北边水渠的污泥中，似乎有意选择和海子之死完全不同的寓意。臧棣和戈麦聊过海子的死，两人当时都觉得，海子的死应该是一个意外，诗人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没想到几年后，戈麦会追随海子离世。
方向和小明的一位诗人朋友，在北京上作家班期间，女朋友移情于一位文联官员，这位诗人寒冬之夜酩酊大醉，在街头冻死。
一时间，诗人自杀成为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此后又成为禁忌。臧棣曾在1990年代初有段时间研究手相，西川则着迷星座。
在1980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热”中，诗人自杀曾是一个热门命题，代表人物是法国作家加缪和北大毕业生刘小枫。前者认为自杀是“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后者则专文论述诗人自杀的意义，称诗人自杀为“20世纪最令人震撼的内在事件”，是因对信念的彻底绝望而发出的“求援的呼吁”。
叶匡政回忆，当诗人自杀的高峰期过去，大家似乎有意回避，很少有人再热衷谈论死亡。
海子身后的诗人自杀潮，比之加缪或刘小枫的研讨，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背景上。海子之死也就加上了更多象征，成为一个血色的徽记。季卫东曾面对采访镜头掩面而泣，他觉得“海子的死，象征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他以那种方式离世，表达了一代青年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无力感和绝望感”。
实际上，1980年代的诗歌，确实从此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就像西川笔下的火车，经历了一个时空隧道。记者1990年秋季进入大学，听到的只是上个时代遥远的回声。文学社遗迹犹在，油墨尚存，却少了热烈的气氛，成为单纯的爱好。诗歌似乎失去了它自己，却又像是在回到自己。
《颐和园》的后半段里，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替代了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校园主旋律，反复萦绕着学生们跑圈军训的身影，“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和“从没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的懊悔，取代了先前的意气风发和目空一切。主人公于红在退学后又南下深圳，再次回过头朝向镜头，已是完全不同的一张脸。
在时代的转折中，先前的美学新潮人物李泽厚和刘再复提出了“告别革命”。北岛则在俄底修斯一样无尽的漂泊中，逐渐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早期诗歌。王晓明等人苦心维护的“人文精神”，受到王朔等“顽主一代”的无情鞭挞。西川在1980年代后期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在商业潮水荡涤下，逐渐退回到有限的个人领域。
紧随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叶匡政在1992年下海，和一帮人到海南省创办广告公司，头一个月就挣了一万多块钱。两年间他停止了写诗，再次开始写诗后风格大变，确立了自己在“中间代”诗人中的地位。
叶匡政回忆，那个时候下海，也不完全是经济利益，其中包含着类似于先前写诗的理想主义冲动，“一帮人做一个事业，并不像现在这么功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988年韩少功带领一帮湖南作家南下创业。
但这更像一种残存的姿态。更多人从此离开了诗歌，包括小明和野夫。小明随方向来到北京，因为没有户口开餐馆、卖皮包、做大堂经理，干过十几种职业。她诗友们的行当更是五花八门。
1992年的西安街头，记者送别过一位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就读的家乡诗人，他穿着风衣，拎着人造革手提包在车流中离去，说是即将南下。再次见到他，已经是某家药品公司在西北的总代理，在一个小宾馆里包房，展示几张五千或一万的个人存单。
根据余徐刚著《海子传》，海子在1988年底，由于经济困顿，也曾考虑和一帮朋友南下海南省办报，受到其父亲查振全的强烈阻止作罢，父亲说他丢掉铁饭碗是要“自己毁掉自己”。没想到一语成谶，似乎海子注定要留在诗歌的现场，成为界碑，不能像其他人抬腿迈入新时代。
叶匡政的回忆中，不论如何，1990年代的前期还是比世纪末好些。1999年，在北京郊外平谷县的一家宾馆，爆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间的“盘峰论争”，演变成圈子对峙和人身攻击，诗歌发生了大分裂，长期以来潜在的矛盾公开化，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传统，诗歌以“下半身”“口语诗”的激烈姿态，彻底作别了1980年代的理想气息。
以城市为写作对象的叶匡政，也在近年的一首长诗《571工程纪要》引发朋友主编的刊物停刊后，中断了诗歌写作。
一代诗人行将老去，北岛中风，梁小斌突发脑梗，芒克也因血压高而生平第一次住院。“福利院中的诗人”食指则成为海子之外又一个“疾病诗人、不幸诗人”的象征。食指在邮件中表示，比之“国家不幸诗家幸”，他更愿“诗家不幸国家幸”，所以能够接受自己的命运。王俊秀前去探望过食指，在他看来，食指就像一块鹅卵石镶嵌在诗歌的历史中，一直停在原来的地方。这是疾病的限制，但也是疾病的力量。
海子和他的诗更像拥有不断更新的能力，越过季节轮换，到达此后的一代代读者，仍像清晨碰落的第一滴露水。叶匡政以为，海子在青春时死去，永远保留了他的青春，“他的人和诗完全合一了，保存得好好的，避免了年龄的侵蚀”。而活下来的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朽。
西川指出，海子迷恋“短命天才”的想法，把这类诗人称为“王子”，譬如他热爱的兰波、荷尔德林和叶赛宁。这决定了海子闪电式的写作和人生方式。
这或许不是海子的全部。去世前三年，海子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写下了两行诗“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要完成海子理想中《浮士德》那样的大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但海子所处的分裂时代，完全没有像歌德那样得到这种可能性的机会。或许，发现自己没有可能做诗歌之“王”的海子，选择了做“王子”。
幸运的是，海子的预言实现了。在海子自杀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告别了死亡“野蛮的悲伤”。
在叶匡政心里，海子永远是清晨的第一滴露水，被人们在每个时代的转折处碰落。
麦地
打一只火把走到船外去看山头被雨淋湿的麦地
又弱又小的麦子！
——《雨》
母亲操采菊回忆，每次海子离家，她送到公路上坡处，以后正好是海子的墓地。
1989年初的离家，海子执意不让母亲送出门，“他就那么狠心地走了”。
海子的自杀，被父亲视为“不负责任”，白白送他读了多年的书。他因此让家中其他几个孩子一律辍学。在乡土的眼光里，海子的死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耻辱，把先前农家子弟考上北大的荣光抹煞得一干二净，打回到最初卑微歧视的境况。
自杀也违反了乡土的生存本能，背离了五谷养人的恩情。在乡土，活下来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信仰。
北大求学期间，瘦弱的海子肩上，比城里同学们多一份贫穷的负担。他基本不换衣服，经常啃馒头在未名湖旁度过一天。因为经济紧张，近视的他一直没有配眼镜。同学们也知道他的境况，在他做阑尾炎手术时轮流看护，带给他水果和营养品。“我们都知道他不容易。”季卫东说。海子的身体发育和年龄一样落后于同龄人，只有脑袋在书籍的营养下生长起来。
工作之后，海子第一个月就给家里寄回了六十元，从此支援家庭成了他在课堂教授之外的固定科目。种子、农具、化肥成为他永恒的责任，也带来了他与家乡之间延续的情感。他似乎一直与家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生活在一起，“在十八岁那年出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这是他的好友骆一禾和西川都未曾身受的。
在昌平，海子的两处住所附近可以看到北方的麦地。至今登上西环里北边的小山，在房屋、工地和道路覆盖的旷野上，仍可依稀看见零星麦田。海子最初在骆一禾诗里看到麦子的意象，这种他家乡缺乏的作物，比日常的水稻更能引起想象，或许是它质地更为单纯。昌平的生活使海子靠近了麦子。他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写道：“我最爱煮熟的麦子，谁在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
在这里，海子逐渐把家乡的水稻和北方的麦子在心里合在了一起。海子笔下的麦子，不像骆一禾的充满男性力量、神性和象征，却总是负伤的、被雨淋湿的、弱小的、绝望的，丰收中包含着荒凉，和家乡的梅雨气候、谷子和丘陵融在一起。也和他爱过的女性融合在一起，是“四姐妹抱着的”。这使他的抒情诗不论使用了多少黑暗、残酷和痛苦的字眼，底子却总是打动人心的温柔。
从第一次乘夜班火车离开家乡，他不论走出了多远，却从未反抗过乡土给予他的这份馈赠和义务，没有放弃过背上那个受伤的人。如果说裁缝的儿子海子成不了真正的农民，那么他正像叶赛宁一样，内心真实的归宿是“薄雾褪去的河岸上，年轻的乡村教师”。或者更理想化一点，是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
和一般的田园诗人不同，海子诗中浓厚得似乎难以理解的黑暗和死亡的预感，也来自家乡的赐予，尤其是母亲。
海子曾经告诉友人王家新，他发现，家乡的黑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而是从大地上升起的。当时他坐在家门前看书，天空的余光落在书页上，黑影不知不觉升起来。余光忽然消失的时候，他低头一看，土地早就沉在黑暗中。它承受黑暗的时间和历史，要比天空早得多，就像母亲替我们身受的苦难。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出生于乡绅家庭，本人读过七年私塾和小学，她的文化和文学爱好，是海子天赋的基因。但她的出身在新社会是个灾难。海子的外公在三年饥荒中饿死，死前曾出于饥饿到大街上抢食物吃。海子的两个姐姐先后早夭。海子的亲舅舅因为护送妹妹采菊出逃，被民兵抓获打死。海子的一首诗中，写到他回到家中，在床下摸到舅舅的尸体。这首诗曾让整理他遗稿的西川毛骨悚然。
生养海子的家乡安徽，是中国贫穷的乡村更贫穷的部分，由此产生了农民自发联产承包土地的神话。在这里，土地就像农民本身一样，被掠夺性地种植和收割。海子曾对骆一禾说，你们总是强调土地的丰收，却看不到它在丰收后的荒凉。海子在丰收的谷仓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1989年初，海子最后一次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对西川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也就是这次，海子坚决不让母亲送他到公路旁，甚至不让母亲看着他出门。
1980年代末，中国乡村正处于大办乡镇企业的时期。联产承包带来的暂时缓解，已不足以容纳膨胀的人口和欲望。或许，贫穷却和平的乡村是海子可以接受的，像亲人含有隐痛的温柔。市场经济暴利的欲望刺激下的乡村，却使海子彻底绝望。昌平和査家湾之间隐秘的关联趋于断裂，海子在卧轨之前其实已经被劈开了，像一棵故乡被折断的花楸树。
海子的自杀，或许是他对乡土责任的第一次逃避，却也由此最终回到了故乡。父母把他安葬在以前送别的坡地上。
这块坡地和北方的小山一样，长着稀疏的杂草和小松树。坟头低矮，合乎乡村一个没有成家之人的规制。没有装饰的墓碑上，一行不工整的字体像飘落的枯萎花瓣。这是真实的海子。在母亲的家里，从前的房子替他保留着，就像他是特意回来和家人一起生活。
以后随着凭吊者的增多，海子的墓地被翻建，直到近年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坟墓和墓碑都扩大了很多。西川参加了墓地改建仪式，却对扩建并不满意，“墓碑上的字，应该用正楷写得端正，符合对死者的尊重。现在却是行书”。
更真实的海子，保留在母亲操采菊的心里。这个文化并不高的农妇，记下了海子大部分的抒情诗，流利地对来访者背诵《以梦为马》。她还准备记诵海子的长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几乎就是当年海子开始写作长诗一样艰险的尝试。
1990年代以后，叶匡政开始写作《城市书》系列，以此成名。但他说自己对城市的描述是反对的、疏离性的。即使出生在合肥的工厂郊区，他从未在内心里接受过城市，“歌颂城市是庸俗的”。
叶匡政提到，整个1980年代，诗人们对城市文明的观念受到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艾略特《荒原》的影响，城市等于异化、荒漠化。
不同于“垮掉的一代”，海子并没有激烈地去描写城市的罪恶和堕落。但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城市，保留着完全的疏离。西川说，这也是他和海子区分很大的一点。
今天，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加速，劈开了海子的疼痛并未消失，反而更形剧烈。海子自杀前身边带着《瓦尔登湖》，但他注定只能做一颗负伤的、被折断的麦子，却无法成为在自己的农场中种植、钓鱼、采集和沉思的梭罗。
但他也像自杀前带着的《圣经》里说的麦种，死去之后，落在地里，长出更多的麦子来，“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或许，这是他唯一能回报土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