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过去，河滩地里长出了初青的麦苗。有处颜色比周围深，似乎含有特别的养分。
那天，老孔骑着三轮车远远来到这里，拿出铁锨挖坑。他身旁的地上，平放着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看上去很精致，包扎在新鲜的襁褓中。
老孔挖出了一个小而深的坑，把“布娃娃”放进了坑底。他似乎迟疑了一下，开始向坑里浇土。
这不是“布娃娃”，是一个真的婴儿。一个弃婴。因为严重的心肺疾病，他生下来就被遗弃在兰考县城街头的垃圾堆里，被人送到“爱心妈妈”袁厉害的“花园”之后，挣扎着存活了六个月，还没有名字，就成了尸体。
他本来应该回到垃圾桶里，像“花园”里之前夭折的几十个弃婴一样。在场的摄影师卢广干预了这一结局，要求将他包扎好，送到地里埋掉，并拍下了照片。
这是他短短一生中最干净漂亮的时刻。比起被丢进垃圾桶或扔在乱坟地里的死婴们，他是幸运的。甚至比那七名存活下来的弃婴们幸运——一年半之后，他们在一场大火中罹难。
或许，这里有很多的爱。或许这里的爱太贫瘠，像地上的草根，经不起一点火星。2013年1月4日8时10分，从县医院附近二层小楼里冒出的火苗，使袁厉害的草根收养化为灰烬。火苗灼痛了国人的眼睛，更照亮了弃婴们笼罩灰霾的生存背景。
大路边的慈善
袁厉害妹妹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卖胡辣汤的摊子，已经停了几天。打杂的智障少年聪聪也消失了。只有一堆桌椅垛在没有门的棚屋里。
这里是袁厉害收养弃婴的起点。二十六年前，袁厉害是胡辣汤油条摊主，兼做医院勤杂工，一项活计是帮助医院把计划生育人工流产的死婴处理掉。处理的地点是医院仓库后身的河岸。一次意外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接到了一个被抛弃在医院厕所的兔唇新生女婴。
对于这条棘手的小生命，医院像往常一样给了袁厉害二十块钱让她打发掉。但这毕竟不是一个死婴，她不知忧虑的笑容征服了袁厉害和教她打烧饼的“师父”崔秀阁。崔秀阁劝她留下孩子，好歹是一条命。袁厉害留下了孩子，取名为盼乐，成为她收养生涯的起点。
留下和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当盼乐有了最初的记忆时，路旁搭建的帆布棚子里已经添了一堆的弟妹。通铺上睡满了小孩，后来又变成架子床。“妈妈”袁厉害要卖早点小货，照看不过来的孩子像一堆萝卜在棚子内外滚动，大点的盼乐很快就开始拾柴生火，帮弟妹穿衣喂饭，拾掇永远洗不干净的手脸。左邻右舍摆摊卖货的大叔大妈，看不过眼了就搭把手，扶持袁厉害和这群奇形怪状摇摇晃晃的孩子走下来。他们成了兰考街面上的景观。
“脑瘫儿站不起来，扶个板凳爬来爬去。大点的瘸子扶着小瘸子。他有那点命，他就要爬。”街坊靳老头说。
李爱芝是卖馒头的，和袁厉害的胡辣汤摊子挨着。袁厉害经常买她的馒头喂孩子。“没钱买了，没吃的了，小孩子也过来捞，也不能说就不给。”姐姐袁大口也在摆摊卖馒头，一锅三十来个馒头每次要给袁厉害送去一半。
这段经历在盼乐的记忆中艰辛又温暖。“有年下大雪，家里没吃的，我们饿得受不了，妈妈没钱，去别人家讨馒头。讨来半个馒头，我们几个每人分了一点，妈妈一点都没吃。”
袁厉害自己的孩子跟着饥一顿饱一顿，小儿子杜鸣被送到了河北丈夫的老家，袁厉害觉得那边的条件要好点。来兰考上门的丈夫无法理解家里来了这么多残疾的孩子，一气之下也回了河北。袁厉害觉得自己“不靠他”、凭着街面上的人缘就能维持。
收留的弃婴像一个漩涡，一旦转动起来，注定会将袁厉害和她身边的人深深卷入，并且扰动小县城的神经。各种隐秘渠道里被弃的婴儿来到了这里，最近的一例是2012年4月27日，兰考县公安局爪营派出所的民警驱车二十多里将出警时收到的一名弃婴送至袁家。
袁厉害的妹妹、嫂子和母亲都加入了抚养班底，打扫街道、清理垃圾桶的环卫工成了拣拾婴儿和处理死婴的帮手，崔秀阁、李爱芝和其他摆摊卖货的街坊随时客串。长大一些的孩子盼乐、明珠等人也成了袁厉害的生意帮手，在算账卖货方面比文盲“妈妈”更能干。袁厉害像她的名字透露的一样，将一个比她的小摊大得多的摊子逐渐铺开来，甚至得到民政局和110的默认。
袁厉害不是唯一的收养者，有多名孩子归到了崔秀阁名下，她抚养的四名弃婴至今十多岁了，一个已上中学，其他三名在上小学。从起初崔秀阁劝说袁厉害收下孩子，这对“烧饼师徒”的收养事业就难分彼此，她们曾一起养猪糊口。园林工人孔大爷和农妇张喜梅也先后参与。张喜梅的儿子四十岁了没有孙子，她想在袁厉害这里抱养两个孙子孙女，名叫“扎根”和“雨儿”的两个弃婴户口上到了她的名下。作为交换，她在农闲时节帮助袁厉害照料其他的弃婴，“干的活可多可苦，晚上烧火到十二点”。
棚子里已经容纳不下数目和身高都在增长的孩子，一处变成两处三处，以致更多。进入青春期的弃婴们开始走出棚子和板房的阴影，反击欺负他们的街头孩子。“外头打了架，回来不敢告诉妈妈”，袁松说。
人多弥补了他们的身体残疾和心理弱势，草根身世使他们性格强硬，成了大路边不容抹去的存在。在他们齐整的叫唤声里，“妈妈”袁厉害逐渐成为焦裕禄之外兰考县最有名的人。
娇儿与垃圾
“我的娇儿啊——”火灾之后，兰考县医院三层的病床上，时昏时醒的袁厉害发出呼唤。
这个当地方言和河南豫剧里的爱称，看起来并不适用于棚屋里的孩子。
两口大坛子里的咸萝卜和腌酸菜，是孩子们的维生素来源。长到了十九岁在上高三的杜艳说，没见过零食。记忆中吃得最香的是包饺子，可是这样的时候太少，饺子馅也是菜多肉少。最近的一次冬至开荤，由于从早包到晚，还让袁厉害和家人吵了起来。孩子们的另一种美味是打卤面，可是太费面条也不能常做。
奶粉、尿不湿和煤球甚至是盐的需求，在孩子多到几十个的情形下，都会被扩张到一种平素难以想象的层次。虽然袁厉害庞大的身躯能庇护自己特别疼爱的几个，但实际上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努力活下来。尤其是在后来搭建的“花园”里，存在着一种公开又隐秘的生存淘汰秩序。一个孩子如果先天的劣势严重，就很难有机会。
活下来的孩子一般有几个特征：早期被收养，症状是唇腭裂或者白化病、心肺疾病，经过手术可以大体治愈。脑瘫或重症弃婴则性命短暂。他们被送到袁厉害的棚子里，更多像是在从生命到垃圾的历程中添上了一道程序。“最短的几天，最长的半个月。”袁厉害说。
被葬在地里的孩子坚持了半年，另一个同时期死去的孩子活了三个月，已经是奇迹。由于死去的孩子太多，袁厉害已经记不起准确的数字，也唤不起埋葬一个死去孩子的印象。文盲程度的她，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些命如草芥的弃婴记录。在那些活下来长大的孩子的头脑里，这些死亡的记忆也被排斥了，他们想不起来曾经见过弟妹的去世。
实际上，死去的孩子高达70%以上，因此所有活下来的孩子都可以确切地叫做幸存者。每年盛夏和隆冬是孩子死亡的高峰期，形同垃圾堆的床褥和四面漏风的砖坯平房或棚屋，使得病菌和严寒可以轻易夺去幼小的性命。
袁厉害本人没有护理知识，虽然她在带孩子看病的过程中学会了扎针，但只是对老父亲尝试过。负责日常照料的孔老汉和张喜梅，都年老迟钝。“花园”里帮助照看弟妹的“五孩”更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他能做到的只是生柴火把一口架在土灶上的大锅里的粥饭熬熟。杜艳也经常到“花园”去，给弟妹们做饭或者换尿不湿，在学校寄宿的她不否认那里的脏。一位慕名前来的志愿者描述那里“臭气让人难以忍受”，“孩子的尿不湿完全粘在屁股上，咳嗽拉稀”。
“花园”地处一个拆迁地带的中心，和弃儿们同居的流浪猫狗，更使这里的情形显得难以接受。
真正震撼外来者的，是其中原始的生死秩序。志愿者九福在2010年的“花园”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发烧，在床上奄奄一息，但袁厉害不愿意带去看病，理由是没有钱”。最后志愿者送婴儿到医院，打了一个星期的吊瓶。“我估计她当时是想放弃这个孩子”，九福对媒体说。这种逻辑让他难以接受。有人认为，袁厉害偏爱健康有活力的孩子，对脑瘫之类重症患儿则没有用心，那些不受待见的孩子被发配到“花园”。但也有一个解释是，与袁厉害同住的孩子大多是需要她每天接送上学的。
卢广目睹了一个死去的婴儿被赤身裸体扔进垃圾桶，尽管在断气之前他还是袁厉害名下的养子。
袁厉害解释，起初孩子是埋在县城北边河岸的坟地里，那里也是以前处理流产婴儿的地方。但近年来县城扩建，那片坟地要建成小区，不能再埋孩子。
2013年1月12日，这片荒僻的树林周围尘土飞扬，挖掘机和运输车隆隆驶过。很多墓穴已经被挖开，骨殖移走，露着腐朽的棺材板子，乌鸦在松树上留恋不去。离离荒草之下，不知何处葬有无名的弃婴，什么力量能够抚慰他们被弃如垃圾的命运。
死去和活下来的孩子一样是真实的。面对长大成人的杜艳、盼乐和袁松，亲昵着“妈妈”的白妮，或者置身这片树林，外来者不得不来回调整眼光。
在那组光线阴暗的“命若垃圾”图片背后，摄影师的镜头同时收入了“花园”阳光下的情形，孩子们在大灶前排队等待掌勺的“妈妈”打饭，凑拥在久未谋面的“妈妈”周围的床垫和摇椅上嬉闹，几个白头的孩子在空地上玩着跳山羊游戏，在“妈妈”带领之下经过一个积水滩去活动时，走在前面的孩子全都蹦蹦跳跳，高兴异常。即使是平房里凌乱的地铺也透进了阳光，扭曲着身子去够衣物的男孩们显得似乎健康活跃。杜艳回忆说，童年很快乐，因为有很多兄弟姐妹可以一块玩。
这些孩子们中的七个在2013年1月4日早上的火灾里逝去，此时他们的居住条件其实比在“花园”（2011年秋，在《Lens》杂志《命若垃圾》的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花园”被拆除）里好了不少。生活方式的进化却暗含了风险，面对新奇的电风扇和煤气灶，野惯了的孩子们很难抵制冒险的诱惑。照料孩子的孙喜梅往往拧不开煤气罐的开关，需要大点的孩子帮忙，还有的孩子曾经打开煤气灶让空水壶干烧。由于时常停电，家里放有点蜡烛用的打火机。十几岁的“白妮”回忆，她曾经几次阻止别的孩子们玩火。
好奇心终于带来了灭顶之灾。失事那天，所有的大人都出门了，消防车开不进狭窄的巷道，街坊们也搭不上手抢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孩子们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除了一个呼吸道灼伤仍在抢救的“小十”，所有屋子里的弃婴都遇难了。
被火焰灼痛的
“那些孩子，有的是熏死了，有的烧着了。”袁厉害在病床上说。
1月4日上午，外界在尘霾天气里显得麻痹的良心，被兰考医院附近二层小楼里冒出的火焰烧灼得疼痛起来。
张喜梅或许是被灼得最为心疼的人。那天早上她刚刚给孩子做完饭，去医院打杂，回来半路上就听到“不中了”。那天她正好应袁厉害要求，把要收养的扎根和雨儿带到了县城里，她走时贪睡的孩子还没起床，就此一起罹难。张喜梅眼前立刻黑暗，被送回了杨山寨村，以后八天里她一直在半昏厥之中，粒米不进。
1月12日下午，杨山寨村躺在衰弱的冬日阳光里，人们在村头院门剥花生。张喜梅坐在自家堂屋里，手边也放着一个花生筐，壳子里剥出的红色花生仁，似乎让她想到了什么，眼泪掉在筐子里，忽然大声痛哭起来，“别说了，别说了，孙儿没有了，我还说啥哩”。她的浓重的乡音强调着“别”字，似乎是在挽回着那天早上自己不经意的出门。此前，袁厉害的母亲张素叶曾经来给她下跪，袁厉害也表示愿意养她的老，但这似乎触及不到张喜梅关闭的内心。
丈夫烧掉了两个孩子的手枪和皮球，怕触痛她的眼睛，另外把一包衣物藏在了牲口棚的阁楼上。但张喜梅又从卧室里找出了一条玩具海豚、一个腰鼓，还有两张办户口时的一寸照片。她不准老伴再烧了，“我要留着，念我孙子”。说到这里，她又哭着冲进了卧室里不再出来。四十岁的儿子在院子里沉默地坐着剥花生，手机里藏着两张孩子的照片。
“不想再说什么”的还有郑州市的阳光义工组织。他们和袁厉害的关系，从2006年以后戏剧性地由参与转变为冲突。
最初义工们是慕名而来帮助照看孩子。但“花园”的肮脏环境和生存秩序带来的震惊，却使他们对袁厉害产生了质疑。他们开始觉得，袁厉害收养孩子不是单纯出于爱心：偏爱那些身体好症状轻的孩子，是因为可以经过免费手术治愈后出卖给收养者。至于重症的孩子，则是她收养生意的点缀，所以任其夭亡。一个叫王秦朗的义工负责人在2011年初向民政局举报袁厉害“非法收养”。
对于义工们的举报，袁厉害并无怨言，称举报带来了政府的重视。但她坚决否认卖孩子，表示逮住她就枪毙。对于收养孩子的动机，她简单地表示，“听不得小孩哭”。
袁厉害和亲友们都不否认，收养人会付给一些“奶粉钱”，额度在几百元到两千元之间。盼乐出嫁的时候，婆家也“给了弟弟妹妹们一些奶粉钱”。
“奶粉钱”不只是一个借口，袁厉害至今还欠着县城的华联商厦几百块奶粉钱。更重头的则是治病的花费。盼乐被收养后，到邢台做了唇腭裂修补手术，当时没有免费政策。这是她终生感激“妈妈”的原因。早期的孩子们做手术都是自费，张素叶说袁厉害为此搭进了两间房屋拆迁的补偿款，早年的投入超过十万。国家的心脏病和唇腭裂免费手术政策出台在2000年以后，那时袁厉害的收养生涯已经超过了十年。就在火灾之前不久，五孩的一项康复手术还花去了数千元。为了治病，张素叶将收破烂攒的五六百元都拿给了袁厉害。
免费教育的政策也是在近十年才普及，此前孩子们上学的花费是大宗，袁厉害曾说那比日常开销更让她头疼。即使在普九之后，孩子在学校的寄宿也需要生活费，“一个月吃住要两三百元”，上高中的杜艳说。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袁厉害收养的适龄儿童大都上了学。
杜艳今年面临高考，喜欢画画的她准备考设计专业，打算报考安徽的大学，因为她查到那里有孤儿上大学免学费的政策。袁厉害表示，只要杜艳能考上，“能拿多少我就拿多少”。即使是智力有障碍的袁松，也上到了高二。
在收养弃婴成为事业之后，袁厉害借助影响力办了一些事情。比如被媒体披露的修路和卖小产权房。在被王秦朗举报之后，袁厉害突击给孩子上了户口，并且办理了二十份孩子的低保，其中有县政府迫于压力的成分，但也体现了袁厉害的能力。在计生委这样的要害机构中，袁厉害也拥有王丽兰这样的忠实朋友，在火灾发生之后，她一直在病房陪伴着袁厉害接受媒体的访问，为她的收养事业辩护。
有了名气之后，袁厉害也开始得到一些政府补助和外来捐助。这些捐助和质疑声一起，改变着袁厉害的草根收养模式。知情人透露，袁厉害曾两度试图建造一个比较正规的收养场地。2011年9月，袁厉害在城郊五皓村租了一块地，用泥坯和砖盖了一所房子，还置了一座板房，打算把被拆的“花园”的孩子都搬过去，因为太偏僻而作罢。2012年3月，一个广东老板捐给袁厉害十万元，她在失事的二层小楼和儿子住房之间的一个房子里买了最顶一层，当年5月开始装窗户，打算作为长久的安置地点。但不知为何，装修过程到现在仍未完成，有时袁厉害也会带孩子在里面住，打算等装修好了再彻底搬过去，过渡期仍旧住在医院补偿的南院二层小楼里。但火灾的发生中止了这一切。
没有会计和账目，没有登记手续和审计，袁厉害的亲人们和她自己，也说不清她有多少钱，花了多少钱。2011年之后兰考县民政局的调查，同样也没有理清楚袁厉害的账目，以及是否“非法收养”的嫌疑。
火灾之后的小楼一片漆黑。县政府以惊人的效率出钱装修，但袁厉害并不打算再居住。“我要把过世小孩的照片挂在那里，做个纪念。”病床上，生理盐水和镇静剂经过复杂的监视仪器滴注入她的血管，平复着她升高的血压和过于激动的心脏。在此之前她受到了公安机关的传讯。崔秀阁老人把自己收养的孩子藏了起来，免得像袁厉害的孩子们一样，被民政部门拉走。兰考县的六名官员被停职，宣传部一名官员说：“七条孩子的性命和六个干部的担责，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此句“肺腑之言”再度引发质疑。
火焰似乎灼痛了太多东西，却又没有真的照亮什么。阳光义工的现任负责人赵阳说：“我只是想说，早在一年多之前，阳光发现了问题并向政府反映了，但处理的力度不是我们想要的，现在的结果有关部门应该深思。”
远在北京郊区的“太阳村”村长张淑琴看到袁厉害的悲剧后表示痛心，“太阳村”收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同样受到了账目不明和“圈钱”的质疑。吊诡的是，当初举报袁厉害的王秦朗，在阳光义工组织内部向多人借巨款后失踪，借款人报案后却被认为经济纠纷，王以后故伎重演于2012年10月被捕。一位志愿者强调，“不能因此否定阳光义工”。在草根身份的境遇上，阳光义工、太阳村和袁厉害并无不同。
1月11日，火灾后的一周，阳光义工参与了一个由河南省多家民间组织联合发起的活动，倡议授予袁厉害“河南民间大爱妈妈”的称号。
“她毕竟给了孩子们生命。”赵阳说。
谁的孩子
1月14日，开封市福利院，袁厉害终于在火灾之后第一次见到了孩子们。
此前她的探视要求两次被拒，曾在电话中哽咽，“孩子都没了，我也不想活了”。
袁厉害和开封市福利院的“孤儿争夺战”，在2011年就开始了。阳光义工举报之后，开封市福利院要求她把孩子送过去。袁厉害不同意，只答应分批送。当年9月，《命若垃圾》报道刊出后，袁厉害送去了五名最小的孩子。据福利院负责人说，他们曾经几十次劝说袁厉害送去孩子。
但在此之前，情势并非如此。袁厉害早年往福利院送孤儿曾一再遭到拒绝。1993年，袁厉害去开封送弃婴，在福利院门口等了两天见不到人。在别人的指点下，她学习那些把弃婴扔到她门前的人，把孩子往福利院门口一放就跑。这种情形一直到2006年一再重复。
这段情节上，开封市福利院负责人的说法是，袁厉害只肯把脑瘫这种治不好的孩子送给福利院，好一点的孩子都不肯送去，留着做了免费手术卖钱。
但这恰恰说明了福利院也不愿接手重症弃婴的事实。
近日媒体报道，湖南省衡东县福利院接连两名残疾弃婴死去，福利院跟县医院只隔一条马路，却并未送医院救治。福利院的说法是“自己治”，但院里只有体温计和注射器等简单设备。该院负责人称两个孩子属于“正常死亡”。
实际上，对于脑瘫等重症孤残儿童来说，不论是处在袁厉害的“花园”还是官方福利院，他们的命运都是黯淡的，福利院并没有动力花钱救治这些孩子。在福利院里和在袁厉害的“花园”里一样，存在着一种隐秘的生存淘汰逻辑，甚至更有一种投入和收益的计算。
根据资料，1990年代前期，由于没有收养渠道，福利院里的幼儿死亡率一度高达80%。湖北襄樊的王建武是一个1980年代在官方福利院里长大的孤儿，他回忆，幼年在福利院里的伙伴大都在疾病和口粮缺乏中死去了，长大成人后他感到极其孤独。他从十二岁开始为福利院做苦工，包括养十几头猪和烧石灰等，近年来一直为讨回工资而上访。
1999年，美国人KAREN在北京市大兴县青云店创办了“希望之家”，专门接收在官方福利院中得不到救治的重症孤残儿童。十三年来，来自各地福利院的上百名弃婴在这里做了花费昂贵的手术，而在福利院中他们可能早已死去。
经过手术康复的弃婴被国外家庭收养，支付费用一般达到1—3万美元，而这笔钱完全归属于福利院，“希望之家”只是纯粹尽义务，不能介入收养的整个过程。
发生在“希望之家”的故事，或许能旁证福利院不愿接收重症弃婴，却在近几年唇腭裂和心脏病手术免费之后，开始争夺这类孩子的原因。2011年，媒体曝光了湖南邵阳计生部门强夺民间收养的婴儿以及亲生婴孩，送入福利院改换身份为弃婴，让外国家庭收养以获利的事件。
相比之下，袁厉害所在的兰考县没有福利院，再加上她本人在计生部门的人脉，避免了将弃婴被动送走。但火灾之后，她还是在与开封市福利院的“弃婴拉锯战”中完败。
1月14日的会见，开封市福利院只给了袁厉害短短的十几分钟。孩子接走之时，兰考方面许诺给她的“探视权”并无实际保障。对于袁厉害及其家庭来说，火灾之后争取权益的努力只是刚刚开始。兰考县官方的表态，并未完全堵上袁厉害收养的口子。民政部门负责人提出“民办官助”的设想，甚至表示袁厉害可以竞聘建成后的兰考县福利院长。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表示，这些还很遥远，但对于收养事业，袁厉害并未打算就此放手。
地处开封市北郊的福利院环境偏僻，铁门外尘土厚积，只有一路班次稀少的公交车通往市里，附近没有医院。除了上学，孤儿们和外面的世界没有关联。而在袁厉害的家里和“花园”里，他们可以随时出门游戏，与左邻右舍往来，或者帮助练摊干活。
除了官方组织的一次媒体探访，开封市福利院至今紧闭大门。在公布的视频上，孩子们的住处显得宽敞整洁，但弃婴“白妮”却说她很想家，“就算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也一样要妈妈”。以往每天睡觉，她都要含着“妈妈”滑滑的衣角入睡。对于那些年纪小忘了家的弟妹，她生气地流了泪。帮助摆胡辣汤摊子的袁松说，他到世上来不是当太子的，重要的是袁厉害给了他“一个妈，一个家”。
14日的探访中，豁妮、明亮、白妮和几个大些的孩子再次想要跟袁厉害回家，他们告诉袁厉害和亲属们，福利院不让他们多说生活的情形。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尚晓援介绍，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建设孤儿院，着力于促进收养和家庭寄养。研究显示，孩子在孤儿院成长对他们的性格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必须把儿童放在一个集中供养的孤儿院里，数量越少越好，以便保留“家”的感觉。
在管理员和孤儿们纯属工作关系的情形下，难免会出现情感疏离，孤儿会在看似齐备的设施条件下遭遇冷暴力。由于官方福利院的封闭性，外界无从介入。不管是在北京或是开封，阳光义工这样的志愿者组织，都得不到去官方福利院服务的机会。
中国现行的《收养法》出于计划生育的考虑，规定公民收养必须无子女，对民间收养组织更是条文阙如，导致希望之家、太阳村或袁厉害这样的民间收养者都缺乏合法身份。兰考火灾之后，各地陆续报道了和袁厉害相似的民间收养大户，他们都面临“非法”的嫌疑，却是官方福利制度缺失之下的现实存在。民政部回应称，在现有61.5万名孤儿中，由官方收养的仅10.9万名，其他都散落在民间。类似袁厉害收养的弃婴们，还够不上官方认定的“孤儿”，无份于国家补助。
眼下政府的妥协之道是发展家庭寄养，福利院出资让孤儿生活在代养家庭中，譬如大同的“乳娘村”。但最终的解决之道，仍是公民收养的普遍推广。
1月12日，一个女子来到开封市福利院紧闭的铁栅门前，几番逡巡之下上前叩门，自称替无子女的朋友打听，能否收养福利院里的孤儿。
铁门没有为她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