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凉山，人群总是晾晒在阳光下，黑暗匿在土屋中。日常的和忧患的，像尘与土难以区分。
种豆
清晨的雾霭中，果果和母亲可惹拉里挥着锄头，并排在坡顶的一块地里点豆子。
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凉山区，四月的早晨略有凉意，但母女都只穿了单薄的衣服。坡地边缘白色梨花开放，花瓣和微红的土地一样，因为昨夜的雨有点潮湿。是适合点豆子的天气。
挖一个小坑，豆子随手丢下去，随即掩没，不用丢化肥。一旁刚刚冒芽的土豆也只用了农家肥。但丢豆子的手法却是高级的：豆子藏在握锄柄的手里，随着锄头的抬高，几乎看不出扬手撒种的动作，不用停顿，出手大致总是五六颗。只是在手心变空时，会从腰篮和衣袋里抓上一把。
母女一边干活一边轻声说话，用外来人一句也不懂的彝语，声音消逝在鸟鸣和掠过的雾气里。
二十岁的果果五年前就跟哥哥出外打工，最初因为年龄不够，身份证都是在东莞街头找小贩买的。今年因为工厂不好找，没和哥哥一起出门。她的父亲早年去世了，一个姐姐出嫁，除了在学前班念书的弟弟，全家人都在这块地里。
去年开始念学前班的弟弟觉力，虚岁已经十八。他是全家人中唯一跨进教室门槛的，得益于山顶新近开了一所支教学校。到美姑县火窝爱慕小学要爬一个小时山路，觉力此时坐在显得过于窄小的座位上，和一帮从六岁到十六岁的孩子们一起，跟着支教老师学唱幼儿歌曲“大王派我去巡山”。
相比在班上略显尴尬的觉力，十五岁的妹妹五果更想上学，但妈妈留她在家里干活，过两年才可以出门打工，为将来的出嫁挣一份积蓄。
妈妈干累了在地头抽旱烟的时候，五果才扛着锄头爬上山坡。她清晨的活比姐姐还多一项，刚刚喂完了家里的牲口。她干活的姿势和妈妈一样熟练，脸上带着一副乐呵呵的表情。
即使有一缕心思，也像妈妈唇边的烟丝，随即消散了，谁也注意不到。
五果和当年的哥哥姐姐一样，向往着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外面的世界，“好看”。电视是打工的果果两年前买的，富士康流水线上的辛苦，已经让她蜕去了幻想，但果果仍然约好了伙伴五牛，种完庄稼就出门。
点完这块地，雾气终于退却到远山，郁结成一带青霭，该回家补吃早饭了。五果并不想马上就走，她下到坡地的树林挖折耳根，给不放盐的酸菜汤泡冷米饭添点调味。一株本地特有的刺蓬割伤了她的手指，但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五牛是果果的表姐，中午时分，她在山梁的另外一块地里种豆。土地同样是微红的沙土质。红色是这里沙土的底色，滑坡地带裸露着青黄绿蓝的地皮，虽然经过千年居住，却来不及发育出栽培的腐殖质，只覆盖稀薄的草皮植被。
五果这时把羊赶上了坡，乐呵呵地坐在树上看着五牛点豆。晨凉已经过去，正午暴烈的阳光还没有来临，这是她难得的闲暇时光。
母亲和姐姐则没有这样的辰光，她们吃完早饭就扛上锄头，去几面山坡之外的外婆家帮忙种豆了。外婆家缺乏男劳力，母亲不得不常常回娘家帮农，还随身带一个塑料袋，装着下午吃的冷米饭。
傍晚时分母亲和姐姐才回来。第二天一早，母亲仍旧去娘家帮工，五牛则带着自家妹妹下来帮果果和五果干活，四人一天要把住家下方的一大块地做出来。四个人的活热闹了很多，想着姐姐们不久要出门打工，两个妹妹手里丢着豆子，不断地问外面的事情，很多事大致已经问过很多遍，却总说不清楚。譬如说地铁，两个姐姐其实也从没敢坐过，因为广州的地铁不报站，而她们不认识太多汉字。
海拔更高的耳河乡镰头村二组，虽然近年使用了薄膜，包谷苗仍是刚刚出土。有些初生的胚芽没有能力顶开薄膜。曲笔石布的母亲蹲在田垄间，一颗颗撕开薄膜，让包谷苗露出来，再四周陪护上泥土，大块的泥土需要掰碎，全用手指，无关农具。母亲背上一条腰带裹着一岁多像是小猫的老幺，旁边铺着的一张查尔瓦上，两个小孩在嬉戏，四妹妹学着妈妈的样子抠土护苗。去年四妹妹还在老大曲笔石布背上，今年石布终于和二弟阿萨一同去上学了。爸爸一清早就上山了，砍柴放马。
到了下午的地里，苗出得不好，阿妈手里多了个包谷棒子，遇上空白的窝子，就掰下两颗来按进去。阳光强烈，孩子仍然在她的背上，一会嘤嘤哭泣，一会又笑起来，终究又睡着了。阿妈实在累了，就解开腰带放下孩子，坐在地垄间查尔瓦上歇息一会。远近的坡地里，都有人干着相似的活儿。阳光过于强烈，到了六七八三个月，地里就不能干活了。
昨天傍晚突兀来了一场冰雹，露头的胚芽有些被打碎了，像是被鸡钻进了刺棵的围篱糟践过。这里土壤瘠薄，乍冷乍热，包谷的收成并不好，各户每年下来也就一千多斤，必须搭配荞麦、土豆一起当主粮，出苗更早也更耐事的土豆是大宗。
没有公路，薄膜和化肥背到这山上要穿过峡谷爬两面山，花一整天，贵得不敢多用。家里的背篓巨大，看去和人负载的背部不成比例。不像果果家的低山地带，这里还没有修建猪圈，没有积厩肥的习惯，因此土壤的肥力更低。门口摆着木犁，但地里的土坷垃仍旧很大，春播前缺乏一道打碎土巴的工序，这也是很多包谷苗被压住的原因。
在地里匍匐干活的人们，姿势看去精心又原始，像是从远古保留下来的图景，才添上一二外来的笔触。
火塘
晚上吃饭的时候，老四在火塘边的地上睡着了。
屋里是黑暗的，只有柴禾的火苗闪烁着微红的光，大妹妹背着老六擗柴添火，用于引火的树叶发着哔哔啵啵的声音，火苗一下子冒起来，把她和弟妹们的身影扭动地投在地上。身后的一切都是黑的：黑的檩子，什物，墙壁，黑的火炉上方悬挂的猪尿泡。有一盏电灯，但灯光被黑暗吸收了，一点也不反光。在阿萨家的高山地带是几个月前扶贫安装的太阳能灯，一部简易的水力发电机还扔在村庄坎下的溪涧，短短的堰渠覆盖竹叶，保存着过往十五瓦钨丝灯泡明明暗暗的记忆。
屋顶下是长年的炉火熏出的黑暗，只有人的脸被映红了。除了去雷波县短期打工剥笋子的爸爸，所有的家人都在火塘边，妈妈，索布和六个弟妹，还有跟着索布家过的外婆。蹲坐在地上的孩子们像是家里经冬发芽的土豆，簇着炉火围成一圈。
火塘是一个灰坑，安着三具磨扇，磨扇上架着大锅，一切吃的都在锅里，可以架上好几层，最后一个深筒的蒸笼盖住。
今天锅里蒸的是和皮洋芋，扣住的锅盖上贴了四个微黄的荞麦大饼，顶上再加一盆剩的干菜汤。略带苦味的荞麦饼是大凉山区的细粮，不是经常能吃到，对于孩子太多，玉米和荞麦不够吃的索布家更是如此。老四却错过了。
洋芋和大饼蒸熟了，和菜汤分别打到三个大盆里，全家人和两位邻居蹲在地上，或者坐一个矮板凳，围着盆子拿起来吃，用长柄大勺子舀汤喝。有菜的场合，长柄大勺子也是配合手指的唯一食具，用不着筷子和碗。盐吃完了，是从坡下的婶婶家拿的。相比起孩子过多的索布家，婶婶和叔叔结婚不久，没有孩子，叔叔在外做风险高但收入不错的架电线工，经济状况要好得多，电灯也比索布家多上两只。
吃完了饭，索布去缸里舀一瓢冷水喝，客人则抓一把地上的干豆壳擦擦手。趁着人们出门，狗溜到火塘边收拾残局，舌头舔过人用过的盆勺。刚才，它们已经在门前的猪食盆里，舔过了猪吃完的残渣。
没有人叫醒地上的老四。家里的黄猫不知何时来到了火塘边，和他同样在打呼噜。黄猫的毛色明亮，黑暗楼板上众多的老鼠滋养了它，在火塘边它是体型最富态的生物，似乎不该属于这里。
或许老四只是饿得太久。从天黑起，妈妈在忙活家务，二妹妹就替代抱着顶小的妹妹，嘴里用汉语重复地喊着“肚子饿，想吃饭”，这是老大索布教的。索布今年十二岁。但二妹也没有太大胃口，她和老五、老七一样感冒了，挂着鼻涕。
老五不时地在流鼻血。他光着下身坐在地上，有点落单。妈妈和姐姐的精力放在最小的老六和老七身上，不时需要把他们缠负在背上，抚平他们的哭泣。他们的哭泣也总是为时不久，一会儿就忘掉了这件事，照顾他们的姐姐和妈妈也时而忘掉了他们，任意放在地上、矮凳或床上。妈妈的旱烟丝飘散开来，屋里有一股经久的苦味。觉力的妈妈在父亲去世后有了烟瘾酒瘾，“不抽就死球了”，她衔着小烟杆微笑着说，火苗映出脸上层层皱纹，每一条皱纹像山坡的褶皱，藏着一丝岁月的阴影。
矮凳远远不够用，即使加上政府近年发放的两只铁凳，“板凳工程”的字样已经被磨光。坐在地上是更合适的姿势。如果贸然站起来，头会碰到过年时挂的猪尿泡，积着厚厚的油污，很难说清楚为何会挂在这里。
婶婶上来串门了，她还拿了一只鸡蛋，打在一个小碗里，倒上白酒，在火塘边点着了酒。火苗闪闪地烧起来，婶婶把鸡蛋翻面，直到白酒烧尽，鸡蛋也熟了。
婶婶自己吃了两口鸡蛋，又递给外婆，外婆再传给老四和二妹，一共有五个人尝了这个酒烧的鸡蛋。这是治感冒的方子。在石布家里，感冒的福利则是一碗加了糖的荞麦糊糊，分给三个孩子吃。
清晨，门边笼里的公鸡准确地叫了第三道，屋顶下如锅底的黑暗才来得及透出第一丝灰白，阿妈已经起床，抱来柴火点燃火塘。一种叶子密集、烧起来簌簌作响的灌木，是最方便的引火柴火。往年没有气体打火机的年代，保存火种是费心的事，老年人们用本县出产的玛瑙做打火石，还好本地有这种特别容易点着的树叶。
火苗在灰坑里跳动起来，竹编楼顶下浮动一层烟气，土屋里感觉暖和起来，一家大小先后起床，穿着单薄的衣服聚在火塘边，一天就这样开始，就像昨夜在火塘边结束一样。
地处低山一带的觉力家，火塘架的磨扇比索布家的大很多，雕镂着装饰的花纹，出自觉力的爷爷之手。觉力家的床也好过索布家，带着雕花的隔板，像一个个橱柜贴着土墙。隔板后面另有一个空间，越冬的土豆发芽，深得像一片森林。
觉力家的楼顶的储藏也比索布家丰富：梁上悬着的几块腊肉，几袋化肥，大堆的干萝卜缨子，还有一张铺在萝卜缨子上的床，有客的时候，觉力就爬上梯子到这里睡。索布家的楼顶木板稀疏，无处安置床铺，楼板上只有一堆萝卜缨子和一点发芽的土豆，屋梁下只悬着小半截肉皮。最主要的是，索布家的屋顶是木条的，即使在地处高山的这座村子里，也是仅有的一两家了，其他的人家都换了瓦。
白天正午，太阳穿过木条的缝隙，把几道光柱投到黑暗的地面上，像是在勘探这里。晚上下雨，一阵雷声在屋顶上滚过后，索布平时和爸爸睡的床铺上方漏了雨，雨点不偏不倚滴到索布的额头上，弄醒了睡着的他，他不得不把用作枕头的查尔瓦覆在头顶。屋子里其他地方，也不时响起雨点滴下的噗噗声响，却又很快被寂静吸收，几张床上分别睡着的妈妈外婆和几个弟妹，都没有醒来，只是发出此起彼伏的咳嗽，由剧烈慢慢变得缓和。索布头顶的雨点后来停止了，似乎这座古老的木条屋顶能够自我适应，在风雨的夜晚撑过去，咳嗽声也消失了。
索布拿掉头顶变潮了的查尔瓦，村庄里的狗叫猛烈起来，索布家和整个村子里的狗叫声连成了一片。有几次它们凶猛而集中的吠叫，似乎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迫近着这座彝人村庄，甚至有外来者已经到了屋门，即将闯入。但屋子里的人们毫无所动。他们就在猛烈的狗叫声卫护中，沉睡到天亮。只是凌晨的清寒中，妈妈和外婆床上再次响起几个弟妹感冒的咳嗽。
村庄平安如昨。火塘犹有余温，阿妈点燃它，土屋里才会暖和起来。
牧场
索布家和婶婶家合有一匹马，是爷爷传下的。
周末放学的时候，牧马的任务由索布担任，一起放的还有两家的牛羊，属于索布家的有两只羊和一头牛。
牧场在家背后嶙峋的石山顶上。索布在小路上跳上了马背，只有在最坎坷险峻嶙峋的路段，他才需要下马。这匹棕色的马对索布来说显得很大，马鬃很整齐，“是爸爸出门前剪的”，正像索布和弟弟们的头发出自父亲之手一样。骑马是这片山区男孩子的通常才能，甚至是站在马背上。九岁的妹妹阿牛也能拿着树枝熟练地赶牛，牛羊走在前面，一直爬上石山顶。
山顶的地带分成两半：一半是围着两道铁丝的土豆地，土豆在浓重的雾气里刚刚出芽，插着很多破布扎的草人；一边是留给牛羊的草地，全村的牧场。相比起邻居家孩子更早赶上山的几十只山羊和绵羊，索布家牲口的数量不到人家的零头。
牛羊散开吃草，由于牲口数量多，草皮比较浅，牲口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消失在雾中。索布和妹妹下坡去摘一种野花，一个女人在雾中和索布说话，她的羊渐渐地在雾中现出来，人却没有照面。
曲笔阿萨家的牛羊由爷爷照看，爷爷长年住在山顶上，每星期回家拿些粮食。两个叔叔、两个姑姑和爷爷自己的羊都在一起，有四十三只羊和八头牛，四匹马。
今天爷爷回家来，告诉爸爸和叔叔有三只羊走失了。爸爸和叔叔上山去找羊，越过和雷波县的交界，到了下午都找着了，归到爷爷的羊群中。
爷爷吃了几个土豆，走时扛了两根长竹竿和一卷塑料布，把昨晚漏雨的棚子苫盖严实一些。棚子搭在平缓的地方，用青树枝和干茅草盖顶，覆着一张塑料布，一半像是新的，一半却又似经了长年风雨。棚子里搭了一张茅草铺的床，还有个小小的火塘，一口铁锅里留着吃剩的伙食：冷米饭和洋芋条子，带着几片肉。羊群的过夜处，就在窝棚一旁。
爷爷有权吃得好些，因为他不仅辛苦，还是做毕摩的师傅，能给家里挣钱。今年的羊价并不高，公羊一只千元左右，母羊七八百元。逢集的时候，会一早起床，赶下牛牛坝卖掉几只。
彝人的养殖事业总是受到年节和红白喜事的干扰，譬如小叔叔结婚时亲家来了一百人，婚宴杀掉了三只羊和两只猪。平时来了朋友客人，也不乏杀羊招待之举。一旦家族中有老年人过世，杀牛的数目可达五十到上百头，切割为简单的坨坨肉吃掉，吃不掉的只好扔掉。牲口来自各个近亲家的分派，譬如生母去世，女儿需要赶三条牛回娘家宰杀。
这会使一个家族的牲口群元气大伤。靠近昭觉县的一个村文书介绍，八项规定出台后，政府禁止了杀牛大宴，丧事最多只让杀五条牛，喜事杀两条以下，只能杀猪羊，单吃坨坨肉的风气也添了喝羊汤和炒菜。
山上的雾气很大，爷爷走到山坳里，有两个人在山顶和他打招呼，但看不见人。到了近处，才影绰绰地现出来，是下面村庄的两个年轻人。他们今年没有出门打工，放着几十只羊。
爷爷的羊在山顶上，如果不往崖坡太往下走，越过村落之间的地界，他只需要摊开查尔瓦坐在草地上，抽几口旱烟。羊群走远了，爷爷站起来走到崖畔，打几声呼哨，羊群顺从地跑回来。
两个青年的羊就在山坡之下。山坡的红土层层垮塌，带着浅浅的草皮，看去像是近年修耕的田地，让人疑心先人们把土地种到了这样的高处。
邻居少年阿达的羊群，却从山腰的坡地，爬到了对面更高的一处崖顶，几乎很难望见。
每日早出晚归的阿达，赶着羊群走的是另一路线：翻过村庄左近的小山坡，走一截横坡到达爷爷所在山顶的下方，再穿过一道大峡谷，顺着对面山梁爬到山顶。
十三岁的阿达没有像石布和阿萨一样去上学，因为家里除了他和母亲金固吉哈，没有了别人。
阿达的父亲多年前患病去世了，哥哥则在十八岁时死于一次意外事件：一直没有出门打工的哥哥在牛牛坝晃荡，沾染上吸毒的嗜好，在一次警方的抓捕中跳河淹死。
母亲不断地重复，“儿子没有了，没得办法了”。两个姐姐一个出嫁，一个十五岁出门打工，地里和家里的活要妈妈做，放羊牧牛的事自然落到阿达头上。阿达很少说话，看上去相比人的语言，他对羊群对沉默懂得更多。和火窝村的索布不同，父亲没有留下马背供他驰骋。
阿达出门时背了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和皮洋芋，洋芋煮了好几天，有点发腻了，中午蘸辣椒面吃。在横坡上照面的另外两个放羊小姑娘，背上也背着同样的小袋子，一个装着和阿达同样的土豆和辣椒面，另一个是一小坨冷米饭。阿达和她们很少说话，三个人都是没有上学的孩子，一时也没法出门打工。
傍晚，阿达的羊群还没有回来，金固吉哈有点担心了。
她走过了横坡路，在一个垭口眺望，只在最高处隐隐看见家里的羊，看不见阿达。隔着大峡谷呼唤，没有应答，只有拖长的回音“阿——达——”，在峡谷间绵延消失，染着暮色和年龄的苍凉。山坡安静下来，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年老的牧人都回家了，夕阳落到了对面山顶，过了通常的时间。金固吉哈决定穿过大峡谷去找儿子。
她走下暮色降临的草地，爬上大峡谷对面的山梁，像一个微小的昆虫，沿着山梁向上攀登。过了很久，她赶着羊群从山梁下来。没有阿达。
金固吉哈回到了家里，把羊关进了圈，烧亮了火塘。火苗没有完全照亮她的脸，一些阴影长年存留在皮肤的褶皱里。
快睡觉的时候，家里的狗猛烈吠叫起来，又变成欢迎的呜咽，阿达走进了家门。他一直在山上找羊，因为没找到，提心吊胆地回来，看到了羊在圈里。
阿妈拨亮了火堆，脸上的阴影暂时消失了。她把装着蒸好的荞麦饼的盆子放到了地上，另一个盆子还装着两坨肉。似乎是预先庆祝儿子平安回来。
尘土
正午时分，大家都躺在曲笔石布家门前的地上。
下雨天，穿过院子走向石布的家门很艰难。地上堆积腐殖质的粪土，化为稀泥，一直延伸到门边，来源是大门旁的两个猪窝和院子对面的牲口棚，牲口拉下了粪便，又将一切成型之物践踏为污泥。
在金固吉哈和阿达母子家门前，情形更为困难，对于外来者来说，几块粪水中的跳石成为唯一的途径，稍微干结一点的靠里半截院子被一只充满敌意的大狗占据，它看护的是羊群归家的迂回道路。
这已经是改观后的场景。数年以前，牲口还在屋里豢养，而门前作为沤粪场地是传统。
眼下猪群在门前进食之后，石布的母亲会赶着它们到屋后通向金固吉哈家的小路上去排粪，这条路上全是横亘的猪大便。没有用来沤肥的猪圈。有时候，小猪和怀孕的母猪被叫进屋里去喂食，以免争抢。
人没有厕所，远远近近地到地里去解手。打工的青年和上学的孩子，在上厕所与就地方便之间来回切换，果果和五牛这样的年轻人回家之初会觉得不适，“但没有人去修”。
中午的阳光强烈起来，门前的粪土晒干了一些。歇晌的人们铺开查尔瓦躺下，或者席地而坐，几个孩子坐在院子旁边的柴垛上。每个村子都能看到或坐或躺在地上的人群，散漫地聊着天，话题时有时无，随风聚散。几个妇女在缝着手中的查尔瓦，一件精工的羊毛里子查尔瓦要费上半年功夫，只能在明亮的阳光下完成。即使是在美姑县城里，也四处是这样的情形。
阳光是大凉山最好的东西，远胜于此时屋顶下的黑暗。只要太阳一出来，人们就会席地而坐，聚集在阳光下。阳光和尘土一起塑造了彝族人脸上的颜色，和这里微红的土层近似，难以分离。
下午变天下起了小雨，人群都散了，各自去干活，石布的三弟留守在院地上，一动不动。身边光着下身的小弟弟哭泣起来，被阿妈抱走。老三仍旧坐在院地，直到小雨过去，天色将暮。
索布家的门前，中午聚集了十来个晒太阳的人，妈妈和大大小小的孩子，外婆和婶婶，几个邻居家的大人小孩。一直在感冒的外婆侧躺在一张破旧的查尔瓦上，同样在感冒的婶婶躺在高高的柴堆上。小弟弟躺在门前铺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顾他的大妹对着他的肚脐吹气。一会又背起他，躬身在石板上玩一种切野蒿游戏，像阿妈切猪草的样子。二妹则在门口的猪栏上攀爬上下。小妹妹从妈妈背上放了下来，躺在缝查尔瓦的母亲身边。老五仍旧光着屁股，和老四在土里玩梭坝坝游戏。
一会儿，感冒的小妹妹哭了起来，一时无人照看的她拉了屎，并无人觉得应该为她擦屁股，任穿开裆裤的她四处蹭干净，只有家里的黑狗感兴趣地嗅了嗅她的屁股。光着下身的老五又开始流鼻血，和脸上的尘土粘在一起。二妹妹的鼻涕还挂在上唇一伸一缩。有一会老六无人照顾，在门前地上大声哭泣起来，直到大妹妹想起了他，回来哦哦地哄，把他抱起来背着。
大猪从猪栏里牵走，拴在大门旁边的坡上，在阳光下舒服地睡觉，傍晚再回到门前进食。
从这里望下去，整个村子袒露在阳光下，明显没有更靠近低山的觉力家一带干净：小路被牲口踩成了烂泥，烈日也没能晒干，粪水横流，蚊蝇嗡嘤，各家小院都沤着粪泥。路口扔着一堆堆啤酒瓶子，是节日纵酒的陈迹，无人回收。白色的梨花触目地盛开在高处，和地上的情形似乎全无关联。
在一处墙角，三个小姑娘躺在尘埃里，像是在天然的襁褓中，全无戒心。脸庞和头发的尘土近于透明，天生清秀的面目之美，像是节日极尽艳丽的服饰，与触目惊心的脏污合为一体，难于分解。在索布的妈妈和两个妹妹的身上，也有这样的强烈反差，似乎天生如此又令人不安。
家里没有毛巾、洗衣粉，以及其他和洗涤有关的东西。水管在门前哗哗流淌，但没有人想到去洗脸。以前需要走过山坡去挑水，两年前政府出资，各家自己出力把水管接到了门前，但习惯了与尘土相处的人们，多半并不觉得需要改变习惯。
石布的小叔叔有一双塑料拖鞋，晚上会穿过院子去冲脚。虽然没打过工，他却是村里第一个开始洗脚的人。出门打工的果果和五牛，会在一个盆子里洗脚，阿妈和弟妹并不仿效，虽然他们跟着学会了看电视和手机游戏。
下午，索布的婶婶躺在自家的院地旁边，比昨天更为衰弱。她的感冒加重了，但并不打算去医院或吃药。村里没有卫生室。觉力的父亲当年就是突发肚子疼，因为没有医疗过世。
酒是通常的应付之道，昨夜的酒烧鸡蛋或者糖酒，已是精心调制的药剂。感冒一般靠自愈，村中幼儿园的教室里，时常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因为感冒缺席，觉力和索布所在的学前班也不能免俗。
对于更严重的病情，办法是做毕摩。索布前几天请了一天假，外婆前一段一直头疼，阿妈请了人做毕摩。
对于大凉山人来说，做毕摩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条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做毕摩：从感冒到卧床到轻重疾病，运气不顺，天气反常，冲犯邪祟，祈求牛羊丰足，婚丧嫁娶，或仅仅是每年例行的祈祷平安，祭祀祖先。按事情的大小、隆重的程度来区分，毕摩需要的时间和报酬也差别甚大，从治头疼脑热的几个小时到驱鬼的三通夜，从杀一只鸡待客到宰一只羊、送几百块钱。索布外婆做毕摩的代价就是一只鸡。
石布和阿萨在山上放养的爷爷，是村里最老的毕摩师傅，也教会了石布的爸爸和叔叔做毕摩。靠着毕摩的能力，爷爷不缺肉吃酒喝，常有零花钱，还能挣到粮食帮衬家里，在村里的威信也高。至今他一月要被人从山上请下来四五次做毕摩。
索布外婆做毕摩的报酬便宜，也是由于来做毕摩的是索布的一个家支叔叔和爷爷。两人都住在村庄的下方。叔叔有一副挂在家里的行头，斗笠帽子和花纹镶边的上衣，外披查尔瓦，最重要的一副长长的野猪獠牙，是他从村后石山上狩猎而得，打磨得锃亮。把獠牙戴在嘴唇上，似乎获得了野猪的某种神力，叔叔开始敲响手里的铃铛，念诵古老的经文，再从手中的木筒中掣出签条，用于占卜吉凶。一本发黄的手抄经文卷子还保存在叔叔家里，用于最疑难的驱鬼法术，是爷爷传下来。
在叔叔和爷爷对外来者的展示中，毕摩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具有了某种表演性。但它对本地人的权威仍是不可怀疑的。资历更深的爷爷，家中虽然有八个孩子，伙食仍能吃上开花白面包谷面两掺馒头，明显强于资历尚浅的叔叔。他的庭院则更符合一个老式彝族人的传统：粪水溢流，触目皆是黑色，似乎完全不担心病菌孳生侵袭。
没有人觉得，人们频繁的感冒和孩子的大肚子，和尘土或粪垢有关。在山顶上的火窝小学，支教老师们准备了牙刷和牙膏，要求孩子们吃饭后刷牙，进教室之前洗手。但在学校和村庄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堑壑。
家里最漂亮干净的东西，是每户门楣或显眼处挂着的照片。相框里的人们穿着艳丽的服饰，在照相馆布置的花草楼阁前留影，个个干净漂亮，似乎是特意储存起来的另一个世界，不能轻易触动。
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色单独居住在堆玉米芯的垛顶上。一个小女孩爬上木梯为他递火机。
艾滋
友色住在村庄的高处，像一个隐士。
他的住处，是妹妹家用来储放包谷芯子的垛子，四条木柱承着一个木条钉的橱，带一个遮雨的顶，每家都有一座。友色栖身的这座，顶子齐整，加盖了宽大的石板，看起来是专门翻修过。友色的被褥铺在堆满了木橱的包谷芯上，一条查尔瓦做枕头。另一条被昨夜风雨打湿的毛巾被，晾在木头围栏上。
十多年以前，友色在村中第一次艾滋病毒检测中被查出携带病毒，当时他已有多年吸毒史。从那以来，毒瘾和病毒以外的一切，都渐渐离友色而去。
因为吸毒，友色被劳教两次，进过几次看守所；家里的房子卖掉了。妻子忧愁之中开始酗酒，几年前上吊身亡，村中人怀疑她传染上了艾滋病；大儿子十九岁时摔死，大女儿出嫁，次女被亲戚接走，小儿子在县城爱心班上学，从不回来，友色成了彻底的单身汉。妹妹提供了这个安身之处，伙食也靠几个妹妹周济，和自己打零工解决。
友色随身带着政府发放的免费治艾药物，近五年来坚持按时服用，或许因此，他一直没有发病症状。但毒瘾并未放过他，往往在午后时分来袭，驱赶他从栖身的垛子上下来，下山去街上寻找吸一口的机会。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吸毒只能靠借和蹭，吸上一口海洛因的价格高达300—400元，而这已经是大跌一半后的价格。
这是由于吸毒者已经大量发病死亡。友色不是村子里唯一的艾滋单身汉，他的一位同伴虽然没有卖掉房子，却同样失去了家人和财产，妻子染病自杀，剩下的儿女被亲戚接走，屋里除了一堆供躺卧的松针空无一物。紧邻的亲哥哥房子空无一人，两个儿女先后死亡，妻子身亡，男人绝望之下跳了山下的大河，尸体十多天之后才被发现。
友色妹妹家的墙上有一张合影，相片上友色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起，身后是打工所在的广州街景，却不经意出现了殡仪馆字样。站在当中带着太阳眼镜，裤腿松松垮垮的表弟已经死去六年，他是当年和友色一起初尝海洛因到共用针管的伙伴。身处异乡，三个年轻人大大咧咧的姿势像是在隐藏什么，又在拒斥什么。
“吸毒的人好像是有钱，有面子，特别是请人吸。另外，譬如表兄吸上毒了，让表弟也上瘾，这样比起只有自己吸，就不害羞。”村中一个老人描述。似乎在白粉的烟雾之后，可以暂时隐匿被格格不入的异乡碰伤的自尊。直到被毒瘾挟持到今天的境地，在生身之地成为寄居的外人，友色的眉宇间才散去了照片上的竖纹，透明的眼神里空无一物，看不出亲人生离死别的痕迹。
表弟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村庄最靠下坡的土屋里。长女阿惹记得父亲发病到去世的情形。父亲去世前一段脸色非常不好，嘴唇脱皮，掉头发，手臂上的血管都鼓胀起来。常常咳嗽，没有力气干活，还总是从妈妈身上拿卖玉米的钱去买毒吸，或者借钱，“那段时间家里最苦，妈妈和我们只能吃玉米”。毒瘾发作的时候，爸爸浑身颤抖，脾气很大，妈妈因为不肯给钱还挨过几次打，阿惹和弟妹们都很害怕。“劝他不要吸了，他也想，但戒不了”。有时候爸爸又哭泣说对不起家人，家里人也哭泣起来。
去世那天，妈妈睡着了，阿惹和妹妹也已上床睡觉，爸爸对她们说你们要听妈妈的话。睡意朦胧中的阿惹正在困惑，爸爸拿起种玉米的农药喝了下去。等到叫醒妈妈准备送去医院，爸爸已经断气了。
爸爸去世后没有送上山，就在门前的树林里烧化了，只遗留两块堆柴的石头，看不出骨灰抛洒的痕迹。幸运的是，妈妈经过多次检查，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平时阿惹和妹妹沙衣喜欢坐在爸爸留下的一张木椅子上，这张做工结实带雕花椅背的椅子是爸爸自己做的，两姐妹睡的床也是爸爸生前做的，带着挂帐子的四根柱子。
和爸爸一起吸毒的几个人，都发病了，有两个已经去世。阿惹的舅舅说，以前高峰期，一年村里要死去两三个艾滋病人。村里吸毒的人还剩五六个，大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把家里的猪羊牛卖了买毒吸。艾滋的阴影下，年轻人对于吸毒已经不敢轻易尝试，结婚时要双方去医院检查，没有艾滋等疾病才结婚。阿惹邻居家的一个少年去年结婚，就走了这套程序。
吸毒对这个靠近昭觉县的村庄的重创，在眼下仍历历可见：村头坐地晒太阳的人群中，地上坐的两个男人都吸过毒，一个是喝醉了酒吸，一个曾经开商店，别人拿毒给他吸换取赊货，商店在一年前垮掉，本人上了瘾却吸不起；一旁站着的村文书自己也有曾经吸毒之嫌。据文书讲，自从十多年前毒品传入村子，在2005年左右达到高峰，共有三十多人吸过，十多人死亡。加上连带导致的各种死亡，几乎没有家庭可以幸免。
毒瘾之外，酗酒和抽烟都是替代。村中的一个年轻人讲，喝酒时不要菜，一两斤酒量稀松平常。在外打工时朋友喝酒唱K，酒量一般的他要喝掉五六瓶啤酒，人数多的话，每个人晚上要花一千多块。过年回家的连日串门，和平时婚丧宴会上，更要一醉方休，哪里醉哪里睡，成堆的酒瓶在村落中四处可见。友色的“床”上，须臾不可缺的是五块一包的香烟，一天要抽两包以上。旱烟杆也常常叼在女人的嘴上，索布的二妹妹已经在学大人吞云吐雾。
坐在阳光下，点燃一支烟，友色脸上看不出悲喜的神色，像是这个村庄的面目，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死亡和悲伤之后，仍旧平淡地生活着，领受微风、阳光和出产，也繁衍着众多的孩子。
家住牛牛坝的阿木、阿鲁两姐妹，妈妈和爸爸相继在数年中过世，原因是爸爸在外地做生意期间吸毒染上艾滋，又传给一同出门的妈妈。以前家境不错，爷爷一辈传下来不少临街地皮，父亲因为吸毒需用钱，都廉价卖掉了，连同自家的土坯房。两姐妹从出生以后，一直住在临时的出租屋里，或寄居在奶奶家。妈妈去世时父亲在劳教，家中已经一无所有。阿木和阿鲁“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吃穿不一样”。今天在两姐妹身上，仍显露着营养不良导致身材矮小的后果。
爸爸从劳教所回家，身体已经很不好，两年之后去世。这期间父亲终于彻底戒掉了毒瘾，起因是阿鲁和爸爸之间的一次直接冲突。一个爸爸以前一起吸毒的朋友找他，请他吸粉。为了安抚阿鲁还拿五块钱给她。阿鲁把五块钱和桌上的白粉一起打落，推倒了准备吸粉的爸爸，骂他说，“你还想进监狱吗？”骂着爸爸的同时阿鲁痛哭起来，朋友尴尬地说着“没事，没事”，离开了。以后爸爸再也没吸毒。爸爸很心疼两姐妹，得病后不再带着阿鲁睡，甚至不让女儿们碰一下他的脸。有一次阿鲁闹着非要跟爸爸睡，被爸爸坚决拒绝了。
爸爸去世之前不久，阿鲁曾经一个人陪同爸爸到县医院看病，照看了他一周。爸爸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咳血，脱皮，肚子痛，脸色黑得有点瘆人。“爸爸说他好不了了，要死了，让我要努力学习。我有点不相信，就像妈妈去世前一样。”
爸爸去世以后，按照风俗在山上烧掉了，就在以前烧化妈妈的地面。烧化时不让孩子在场，但以后姐妹俩会不时地去探望。
从奶奶住在牛牛坝后坡的土屋出发，穿过干涸布满淤泥和垃圾的涧壑，经过覆盖竹叶的小路和开花的苜蓿地，来到一片铁丝网围住的集体树林，姐妹俩熟练地掀起一个缝隙，从下面钻过去。在有些荒疏的杨树林中走上一截，就到了父母骨灰烧化的地方。荒草中有一小片地面没有覆盖草皮，附近的一棵杨树似乎在火葬中被烧焦了半边树皮，这是仅有的标志。
姐妹俩面朝这片小小的泥土，低头坐着，任沉默的时光流逝，有时会轻轻跟父母说一两句话，又像在心里没出声。手里没有百合香、酒或纸钱，也没有一束野花，只有沉默。这是大凉山彝人悼念亲人的方式。
惊心动魄又饱含痛楚的往事，在微风中消逝了，只留下隐约的气息。在沙衣和阿惹家屋后的小路上，雨后阳光近于透明，对面山坡似乎在一天中变为深青，失去了几个子女的外婆倚在摊开的查尔瓦上，眯缝着眼睛领受阳光，轻轻哼唱古老的彝语歌曲。妈妈在附近缝补查尔瓦，身边偎着最小的两个弟妹。沙衣和阿惹攀上了一棵椿树，采摘初生的椿芽。轻柔的微风和生长的气息，抚平了昨夜的记忆。
彩礼
果果的手机里保存着一个一头怒发的小伙子的照片，是在打工中认识的男朋友，眼下在浙江。但回家后她删掉了小伙子的QQ号，两人已经两个月没联系，“妈妈不同意”。
妈妈不同意的直接理由是，小伙子家相距两个乡，果果结婚后不方便回家帮着干活。
果果服从妈妈的意愿，“如果实在妈妈不答应，就算了”。在大凉山，即使一些年轻人在出外打工中开始自由恋爱，仍旧要纳入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的程序。否则就是“拐”，会引起极大的家庭矛盾直至家支危机。现实中很少有年轻人自作主张，原因是彝人在打工的他乡很难扎根，必须依托家乡的根基。
另一个原因则是，婚姻上附加了沉重的砝码：回娘家和彩礼。
曲笔阿萨的小叔叔已经结婚一年，却过着单身生活。媳妇以前不认识，只在婚礼上见过一面，当天就回到娘家，未曾同房。只有这边有干活和年终毕摩之类的重要事情，才能请人去叫。但媳妇并不愿意前来，而小叔叔也不想去叫，“不喜欢她”，平时两人一个月打不上一次电话。
按照传统，婚礼上夫妻双方甚至可能没有机会照面。媳妇回门之后，需要在娘家呆上三四年，与丈夫只是偶尔相聚，夫妻虽然结了婚，还存在严重的身体禁忌。如果丈夫始终不能抓住机会取得突破，最主要的是使女方怀上孩子，则婚姻有可能成为画饼。沙衣邻居家一个姑娘，嫁人四年仍然呆在娘家，眼下二十二岁，要等到二十五岁才能真正过门。
结婚时一般并未办理结婚证，保障则在于，女方悔婚需要偿付数倍于当初男方交付的彩礼钱。譬如沙衣邻居家的大姑娘悔婚，收的四万彩礼赔了十六万。
彩礼钱是一笔高得令人惊心的数字。眼下像五果这样的女孩出嫁彩礼达到二十多万元，略有文化或有工作的则接近三十万。每年彩礼的价码都在提升，像起楼房一样一年上一层，前年还是十三万，去年涨到十七万。在靠近西昌的地方，彩礼价格更高。而在五年前，价码还在三至七万不等，十六年前阿惹的父母结婚时，彩礼数字是五千元。难以想象，这些高不可及的数字怎样与烟熏火燎的贫陋土屋相联。
很少有小伙子能通过自己打工挣到足够的彩礼钱，彩礼的来源一般要依靠姐妹出嫁的收入来调换。娘家在火窝村的沙吾果大弟弟数年前娶亲，花的七万多彩礼中有一半是沙吾果出嫁的彩礼，小弟弟娶亲的十三万元则一半靠家里，一半靠自己挣。石布小叔叔娶亲的十三万元彩礼钱，连同婚礼花销超过二十万，则来自于家中两个妹妹出嫁彩礼的积累。他的新房床头贴着四个姐妹的照片，媳妇阙如。
在女孩子这头，果果和五牛打工挣的钱，除了平时帮衬家用，积蓄出嫁时是否可以当陪嫁带走，也要看父母的意愿。妈妈给五果出嫁打造的，是一副价值一万多元的红玛瑙挂饰，另外是一副苗银手镯。
假如一个家庭缺少女孩子，男孩众多，娶媳妇就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曲笔石布和弟妹们未来就面临这种困局：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女孩，和索布家中情形颠倒。吊诡的是，恰恰是借女孩出嫁索要重礼来保障男孩娶亲，造成了困局。
对于更为贫穷的人家来说，为了免除彩礼的负担，保证男孩娶到媳妇，调换亲和娃娃亲是一种便宜之计，甚至会出现三家调配。沙衣和三弟未来的婚姻，爸爸在去世那年安排好了，和家在西昌的二姑家对调：三弟娶二姑家的一个女孩，沙衣则嫁给二姑父哥哥的一个男孩。这样三家都不用支付彩礼钱。这门娃娃亲显然让正在上初一的沙衣压力极大，提起来脸上就浮现阴云，但更成问题的姑表近亲结婚，似乎无人介意。
由于怀上孩子婚姻才算真正落实，这里每家孩子数目众多，几乎都交过计生罚款，不少孩子没有户口。索布家超生的四个孩子被罚了一万多块，其中一岁多的弟弟罚得最多，现在家里还欠着债。阿萨最小的弟弟和妹妹超生，罚了三千元。
石布的大叔叔家最小的孩子没上户口。和阿惹、沙衣姐妹一起放羊的阿牛，妈妈一直住在外婆家，只是偶尔过来，他家一共六姊妹，包括在外打工的哥哥姐姐，只有两个哥哥上了户口。十岁的阿牛给别人家看着羊，他并不知道，除了贫穷，自己还缺少一份生存的凭证。
上学
火窝小学建在高坡顶上，被支教老师们称作“云上学校”。
爬坡到校的孩子们，也像暂时脱离了家中的泥土地面，过着“云上的日子”。对于这座山区来说，学校像是一座飞碟，降落在他们的生活中。
几位年轻的支教老师分别来自幼教、工程设计和财会行业，带着来自外界的新鲜气息，教着相对宽松的学前班课程。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年龄跨度巨大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着从认字数数、做手工到唱歌跳舞的课程，盯着老师照猫画虎的姿势羞怯又奔放，有一种在外界不多见的虔诚。
一年以前这里还没有学校，除了极个别富裕家庭送孩子去乡里，绝大多数孩子目不识丁。入学半年后，觉力已经能够工整地写下全家人的名字，虽说他数数字还要掰手指头，不过对他和很多孩子来说，跨进教室门槛本身就是意义。
学校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课本之外，还有五颜六色的积木，手工篮球乒乓球，公共厕所和牙刷，围墙上的图画，音箱里的歌曲。周六周日仍有不少孩子来校打球或者找老师玩，带来山坡丛生的红白野花，以致从陡坡冒险攀摘的索玛花，难以阻止。
时常有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来到学校张望，回娘家的沙吾果站在学校操场上，望着学生们集体绕圈跳《小苹果》，从早晨站到中午开饭，微风吹动她裹着青色查尔瓦的身影。在相似的年龄，她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学校，脚下踩着的操场，是她当年牧羊的草地。
学校也带来了实惠，国家营养餐补贴和公益组织配合，给学前班和幼儿园提供了免费午餐，雪白的米饭和顿顿有肉的菜，是孩子们在家里无法经常享受的，这也成了家长把大大小小的孩子送往学校的一个动力，他们很多已是帮衬家庭的劳力。
火窝小学由公益组织兴建，具有公办资格，但全体老师是支教人员，按年度接力。这种体制上的某种不正式其实带来了新鲜气质，附带外界密切的关注，譬如孩子们有公益组织统一提供的校服。而这是达洛小学的石布和同学们没有机会享受的。两座学校中的鲜明色彩和一片灰黑对比明显。
土生土长的达洛小学，是乡中心学校的教学点，只有四个老师，由于教师和教室不够，有两个年级断档。课堂上，前两排的几个好学生能够对老师对提问作出反应，后几排则表情茫然。和火窝小学一样，这里没有彝文教学，但老师授课时会间杂使用彝语。
学校下半年打算新招一年级，负责人说打算放宽年龄段，招一些过了入学年龄的孩子。由于是在教师宿舍充当的临时教室上课，只能招二十个人。
曲笔石布算是过龄孩子中的幸运儿，相比高一级的弟弟阿萨，石布的语文落后，却也能背弟弟班上教的几句唐诗，譬如“远看山有色”，数学还学得更快。每天来回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下雨天冲断道路的山洪，也阻断不了他对于上课的兴致。
从学校的附近到遥远的山间，到处可见驱赶羊群的失学儿童。阿达和相邻放羊的两个小姑娘，都只能在电视上学习汉语，他们和父辈一样，说得最好的一句汉话是“听不懂”。
外来的支教公益努力，对这里极为重要，火窝小学和沙衣所在的一座慈善学校都是例子。沙衣就读的慈善学校专门针对单亲儿童，提供一日三餐和换季衣服被褥，管理极为严格。在凉山，支教者受到普遍的尊重，可以得到交通的便利和旅店的打折，“你是来帮我们”的意识已经渗透到普通人心灵中，火窝乡政府对几位支教老师也甚为照顾。
但前一段发生的“最悲伤作文”事件导致的索玛花支教机构的困难，也体现了公益、舆论在和当地体制、民情对接时的复杂敏感之处。索玛花机构的一位成都出资人透露，他们眼下正在逐步修复因为“最悲伤作文”事件受损的局面。
对于孩童一代来说，教育的改变比不久前的上一代甚至只是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要实质得多。阿惹一直记着爸爸临终的吩咐，她和班上最好的同学约定，将来一起考上大学。没有妹妹订的“娃娃亲”，她的人生前景上少了一项负担，还可以梦想当“歌唱家”，偶像是电视上的TFboys和选秀少年。
她是学校全年级中考成绩的第一名，得到了一张由美姑县委县政府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状和三百元奖金。奖金交给妈妈，换来了家里的两袋大米和化肥。周末，借着大门进来的阳光，她和妹妹沙衣在两只米袋子上摊开家庭作业。
这比当年的爸爸幸运不少：爸爸小学成绩一直很好，却没有学费上初中，在五年级辍学。沙衣的学习在班级中也处于前列。
教育带来了观念的默化。提到家里过年做的“毕摩”，阿惹说是一种“迷信”。她和妹妹都不喜欢查尔瓦的服饰，觉得买来的防寒服和运动服穿着方便。觉力和索布也更喜欢学校的校服。
但是在披起青色或黑色的查尔瓦，戴起高挑的“英雄髻”或鸡冠帽的时候，他们会和父母一样，显出某种不同的气质，不同于在田垄中或火塘边尘埃里的他们。似乎这片土地古老的气息，历经受挫，备尝局促，却并未完全失落，在时光辗转中寻求自己的位置。
（文中友色、阿惹、阿鲁、阿木、沙衣为化名）
大凉山美姑县城街头，披着青黑色查尔瓦的小女孩。
清晨雾气中，果果、五果和母亲在坡顶点豆子。
索布的家支叔叔是毕摩师父，一副野猪獠牙是做法的行头。
正午的阳光下，几个小孩子全无戒心地躺在尘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