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时利比亚的报道中有一个词语，常常叫人困惑——民众。它面目不定，神色多变。
有一路“民众”是这样的：他们挈妇将雏，以肉身守护卡扎菲驻地。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摘下胸前的卡扎菲徽章，郑重地给我别上。她说自己“愿意为卡扎菲而死”。
有人说，这些“民众”是当局花钱从各省买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怀疑一些民众膜拜领袖的真诚。利比亚新闻部看管记者的酒店里，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问我，有没有卡扎菲的照片，“我和女儿都很爱他”。记得比利时摄影师存着几张卡扎菲海报，于是答应帮她问问。下午见到那名摄影师，他说：“海报摆在房间里，已经被偷走了！”可能就是那名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
崇拜领袖的狂热，作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中国人，我感觉陌生，眼见这种情感，必须通过嘶吼来表达。支持卡扎菲的集会上，不断有“民众”冲向我们的镜头，捶胸跺脚挥拳，表白他们的赤胆忠心。更极端些，还有尖刀相向的逼问。一次，我和两名英国记者陷入“民众”的汪洋大海。几百个利比亚人层层围住我们的小巴，又敲又打。因为领袖的部长在电视上说，外国记者来利比亚都是“搞破坏的”。其中一个亮出水果刀，扎破小巴轮胎，踢开车门，明晃晃的刀尖逼过来，问我是不是向车窗外拍了照片，有什么图谋。
穿迷彩服的小姑娘，摘下胸前的卡扎菲徽章，郑重给我别上。她说自己“愿意为卡扎菲而死”。
崇拜领袖的狂热，必须通过嘶吼来表达。
中部亲卡扎菲部落，老幼齐上阵，擦亮政府刚发的枪，誓死保卫领袖。这些部落与卡扎菲家族有渊源，获政府引入淡水、安装空调的福利，他们担心叛军会夺走一切。战争后期，带我们去中部的部族头领萨利赫日渐惶惶，几次见他，眼睛都布满血丝，仿佛夜夜不眠。卡扎菲身亡之后，萨利赫的手机再也打不通。
你也会看见，同一张面孔上，切换两副“民众”的面具：正是在姓“卡扎菲”的部落，有些人家里的电视机锁定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循环播放领袖讲话，群众宣誓。待我们告辞离开，一回头从窗户里刚好瞥见电视频道已经调到半岛台，在查看叛军究竟打到了哪里。
交战之初的几个月，任班加西和米苏拉塔一路厮杀，首都的黎波里八风撼不动，但我也遇到过一些略有不同的“民众”。安理会表决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时，中国、俄罗斯投了弃权票。次日，我嗓子发炎，申请去买药。到了药房门口，新闻部“盯梢”想在门外抽根烟，叫我自己进。药剂师见四下无人，突然眼神亮亮地问：
“中国人？”
“是。”
“中国错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的黎波里不是号称卡扎菲的“堡垒”，人们个个死忠于上校吗？
“你们不明白，我们希望叛军打进来……我们需要禁飞区，我们反对卡扎菲，别相信酒店门口天天演戏的支持者！40多年了，必须要改，你看看城里除了几个酒店什么都没有。人们很穷，只有卡扎菲家庭富裕……”我赶紧使眼色：“小声点，有人跟着我，他随时可能进来。”我问这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亲戚朋友都这样认为。学医的圈子也许受教育程度较高，他说身边人抱同样想法。没说几句，陪同便等得不耐烦了，踱进来想瞧个究竟。我们只好立即恢复正常交谈。
我看到堡垒的城墙上，一道裂缝开了。
“溜出来的吧？”出租车司机阿马德这一问，我立时心慌，偷跑出利比亚官方“软禁”记者的酒店，没想到这么快暴露了。更没想到，阿马德一笑，像什么都没说过似的。
接下来的日子，他几次带我们潜行市区，指点给我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看不见的的黎波里。他冒死送来U盘，记录城内示威画面，分文不取。他说自己40多岁了娶不起老婆，这对阿拉伯人来说很不正常，“因为利比亚人没有钱，很穷，我恨卡扎菲……”夜间行车，他常在后座摆上大张卡扎菲像，因为有画像的汽车，通过检查站更快。
有一路“民众”没有在场，行的却是他们的名义：的黎波里市中心广场上，硕大的电视屏幕注明国营电视台“直播”，左边画面是卡扎菲兵营，人体盾牌群情激昂，右边正是我所在的广场，屏幕上“民众”密密麻麻，与兵营那头较劲似的宣誓效忠，真实的现场却是冷冷清清，偶有车来人往，静默无语，低头赶路。
有一路民众没有在场，他们的声音却无处不在：的黎波里街头，白墙上时不时冒出同一个词——“自由”。便衣警察守在墙边，或以支持卡扎菲的标语厚厚覆盖，仍挡不住涂鸦艺术星火燃城。
斗争经验老到的地下组织“利比亚青年”神出鬼没，连夜在天桥上挂出班加西的旗帜。天一亮，桥下经过的人们，交会时互放一个信号：叛军不远了。
清真寺外隐藏的扬声器，突然传出卡扎菲上台前的利比亚国歌，警察找不到声源不知所措转而气急败坏。围观人群窃笑，任前朝旧曲在大白天还魂。一个政权的殿堂在笑声中摇晃。
利比亚全称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民众国”（Al-Jamāhīriyyah）是卡扎菲上校生造出来的一个阿拉伯语单词，他认为51%压倒49%的民主选举最不合理，利比亚只能搞全民主政。根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的考察，全民主政是这样实施的：全国数千“人民委员会”构成地方管理机构，牵头人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推举”出来的，“遇有不同意见，不能决定时，要深入讨论，直至达成一致”。偏偏凑巧的是，“一致达成的意见”，每次都把重要部门归于卡扎菲的心腹掌控。
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武力镇压班加西起义。1996年，阿布·萨利姆监狱抗争，3小时内1270名政治犯被杀。所谓“协商达成一致”，不过是独裁者“用一批听话的人民换掉另一批不听话的人民”而已。
“全民主政”的招牌下，组建政党会以“叛国罪”论处。没有政治光谱可以安放异见，民众的诉求只剩下了拥戴或憎恶卡扎菲统治。于是，推翻卡扎菲的革命，一上来也成了一群民众压倒另一群民众。
叛军临近了。卡扎菲的士兵绝望开枪，在医院，在监狱，在俘虏营。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双手绑在背后的尸体，头部中弹的尸体。
攻占重镇了。叛军的复仇开始，在医院，在监狱，在俘虏营。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双手绑在背后的尸体，头部中弹的尸体。
一批民众换上另一批民众。电视画面上，的黎波里原卡扎菲兵营里，过渡政府的拥护者替换了人体盾牌。
在我离开利比亚后半年，卡扎菲身亡。BBC记者连线说，首都狂欢庆祝。主播问，没有人不高兴吗？记者答，也许不是人人高兴，但欢乐的情绪还是百分之百。
我不知道什么是“百分百的欢乐”。历史巨浪拍至眼前，是否人人准备好了随波逐流？电视画面晃到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脸上涂着叛军旗帜，可是众声喧哗中喊口号的唇形，怎么我分明看见，还是那句“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反对派的口号还没有念熟？
这个时候，我想知道，挥舞水果刀的那位在哪里？会不会转脸变成新政狂热的先锋？女清洁工在哪里，是望着卡扎菲的海报流泪，还是茫然？送给我徽章的小姑娘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叫人以死相许的领袖从来不值得敬仰？旧政受益者萨利赫要怎样在中部沙漠遁形？当死忠的嘶吼与药剂师的低语都可以自由表达时，他们能否听懂对方？真的有所谓“不经选举达成一致”吗？
不过至少卡扎菲留下了一课：压制而达致的和谐，不过是一层一层为自己铺垫的炸药。真正和谐的社会，不是争议的消失，而是公义的彰显。这是马丁·路德·金说的。
关于利比亚民众的故事，有一个令人喜悦：我在的黎波里咖啡馆遇到一群年轻人，其中一个给我留了脸书名字，回去后我立刻给他留言。半年多后，终于有回复：“对不起回晚了，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网络。”他说：“我和朋友们都好，非常高兴卡扎菲被推翻。当时不能跟你多说，因为你带了一个政府的人。”那人是利比亚新闻部看管记者的，记者出门必须与他同行。我在他开车的油门下面，还发现了一杆步枪。
二
好大一片墓园，不得其门而入，索性翻墙。茅草遍生，落地扎脚。
墓地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20世纪初意大利殖民统治这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和意大利士兵也长眠于此。一天，一名外国摄影师叫我辨认照片，他在拍摄英军墓时，发现一些“奇怪的文字”。我看到中国人的名字。
El Hammangi在的黎波里城东临海，当地人称之为“非穆斯林墓地”。其中英军墓地有专人管理，定期举行追思仪式，而数百名欧洲基督教传教士、非洲劳工安葬在墓园较偏僻的一角。中国人的墓散落其中。
他们的墓碑上这样写道：技术员王范范、中国司机张国林、中土公司人工河项目英语翻译职德富。
只有职德富的墓碑记录比较详细，甚至可以据此在网上搜索到他的信息。1998年，他开车误入荒漠死亡，年仅36岁。事后的赔偿还惹了一场官司。由于出国前签署了“如发生伤残、伤亡事故，绝不借此刁难组织和索取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条款，职德富遗孀未能获赔要求的12万，而是5万元保险赔偿。
至于王范范和张国林，墓碑字迹已经模糊，他们属于哪家公司，什么时候去世，无可追寻。中国与利比亚1978年建交，80年代签署多项经贸协议，中国科技及工程人员才开始进入这个遥远的北非国度。
芳草萋萋，千万里外，素不相识的同胞，永留异乡，竟令我热泪盈眶。也许很久没有人来看望他们，墓碑旁杂草已深。
最近一次中国人离开，是北约对卡扎菲政权宣战前不久的事情。如今，利比亚各处可见盖了一半的经济适用房，原本大多是中国承建项目。与撤出3万公民的庞大人数相比，战前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并不可观。中国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大型油气田项目，眼看到手的一宗生意，最终败于利比亚与西方战前的“特殊友谊”。当地中国石油公司承包的，多是为西方公司勘探、采集等工作，建筑公司的利润也非常有限。
美国没有把利比亚看作战略要害，从未倾情投入争夺。中国虽然重视非洲新天地，但利比亚生意实在难做。中国的利比亚政策，随战争形势而动，自保为上。
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勘探公司的利比亚办公室，人员尽撤，只留利比亚雇员守门，人去楼不空。门前的石狮子，门楣上的大红春联，还有后院里自种的蔬菜，无不流露中国痕迹。
战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公司的利比亚雇员说，自己每星期都会跟中国同事通电话，相信中国人很快会回来。可两个多月后传来消息，公司在的黎波里的经理部被利比亚军方占据，汽车被征去打仗，就连中部沙漠的两个工地上，上百辆车也都被强行拉走充军了。
不过，中国公司确是最早回来的。一家大型电信公司，顶着密集轰炸，悄悄回到的黎波里，更向反对派大本营探路，为的是不让西方公司抢去战后先机。
这家公司在的黎波里有两名员工。负责人曾经请我们吃火锅——战火中珍贵的一餐。他说自己是“亲卡扎菲”的，尽管夜里曾经见到卡车从街道上一车一车拉走遭到清洗的反对者的尸体，他坚信利比亚需要卡扎菲这样的“强人”。他的下属表达了不同看法，令他有些尴尬生气。最后，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美国总是打出‘民主’的幌子到处发动战争？”
中国人也是最大胆的。北约密集空袭之下，一家中餐馆堂食、外卖生意照做。来自浙江的戴姓女老板预交了5年房租，不情愿跟随战前的大撤退。她自己摸情况，确认周围街道没有隐藏的军火库或政府机关，不会招致北约导弹后，一家人便留了下来。战时客源竟也稳定，尽是各家中文媒体记者、使馆留守人员，还有回归的中资公司先锋队。
那家中国公司在战后利比亚的运营非常成功。一起吃火锅的两个人都获晋升。中餐馆一家，凭借勇气与明智的判断，平安挨过了战火，继而熬过了战后混乱的几年。戴老板房租已到期，但她更不打算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过来了，我现在就等着中国人都回来。”卡扎菲倒台4年后，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中资公司、使馆撤出了战后更加动荡的利比亚，但她听当地人说，利比亚各部落还是会签署协议，达至和平，“到那时我的生意还会好起来！”
只有那几处不知名的中国人墓地，仍在的黎波里。在遥远的北非荒草中，仍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曾经在这里存在过、梦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