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卡扎菲，距离他死于乱枪还剩6个月。
上校也许未知命运安排，死神却在等待，他还剩下什么选择？那是2012年4月11日，卡扎菲在阿齐齐亚兵营（利比亚“白宫”）接待前来劝降的非洲联盟领导人。多年来，利比亚以石油收入倾资非盟，非洲总统们因此得号“卡扎菲的小弟兄”，现在，外界指望“小弟兄”劝说“大哥”弃位——没有人不尴尬。
围墙、铁丝网，碉堡森严。平日里，行人车辆经过阿齐齐亚兵营门前不准停靠，更不准摄影。这一天，重重安检之后，终于入内，举目四望，我目瞪口呆——这是世外桃源吗？
非洲原野，收入宫墙；阳光汹涌，万物蜜染。风吹草低，见出牛羊，还有骆驼在卡扎菲的帐篷外踱步。围墙外，的黎波里灰色的街道疏忽远去——那里只有几栋国际酒店装点门面，市容惨淡，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大使馆都没有门牌号码。
“人们应该经常离开城市，回到土地。”同行的美国ABC新闻频道女记者引用卡扎菲语录。可是“回到土地”的代价并不便宜。卡扎菲出访，帐篷随行，2009年时，他甚至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外安营，花去千万美金，但仍遭到了纽约客们的排挤。
就在这样如梦似幻的背景下，卡扎菲上校昂首阔步。土黄色罩袍曳地，杏色头巾飞扬。金色落日，如影随形，追逐他高大的身形，仿若草原雄狮。在距离记者们一米多的位置，卡扎菲以主人的姿态，指点非盟元首就位，准备照相。
我的摄像师10年前出差来过利比亚，念念不忘曾经同卡扎菲握手。他坦承自己折服于上校睥睨四方的魅力。卡扎菲出场，我也暗叹一声。只是提醒自己，那是一种音译为“卡里斯马”（Charisma，指个人魅力和感召力）的东西。韦伯（Max Weber）定义，“若神灵附体”，领袖先知们炼就此术，借以确立权威、维系统治。
卡扎菲的“卡里斯马”不停变幻风格。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专门研究过卡扎菲的造型。他把年轻时的卡扎菲棱角分明头发微卷的照片，与青年戴高乐对比，直呼“太像了”。卡扎菲也曾穿着欧化，风流时髦。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是他的精神导师，卡扎菲常听广播模仿他讲演。终于，27岁的青年军官，登高一呼，推翻旧王国，弄潮北非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扎菲穿衣风格陡然变换。脱下西服，换上长袍“沙漠风”，胡子拉碴，眼神迷离。多名曾经采访卡扎菲的记者证实，他一定“嗑了药”。联合国大会现场，卡扎菲曾因超时讲话，导致口译员精神崩溃。他也是闹场专业户，手撕联大宪章，大骂沙特国王。
造型转换背后，是利比亚外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使然。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扎菲资助各式各样欧美政府定义的“恐怖组织”，80年代又搞出洛克比空难（利比亚坚称自己背了黑锅）[2]，同西方彻底闹翻。曾经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最后与以色列议和，气得卡扎菲与阿拉伯联盟分道扬镳，从此专心发展非洲事务，自封非洲“王中王”（King of the Kings）。
领袖一定还得有先进理论。利比亚从成人到孩子，都得学习卡扎菲的著作《绿皮书》（The Green Book）。有人说，《绿皮书》翻抄了毛泽东“红宝书”，但也有学界认为，其中糅杂了非洲元素和阿拉伯哲学，还是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在的黎波里时，有天我到市中心广场采访，正巧路过卡扎菲青年团总部。想讨一本《绿皮书》来读，结果高瘦的年轻负责人翻箱倒柜半天，满脸抱歉道：“没有。不如你去隔壁书店看看。”思想武器怎么缺货呢？到书店，老板抬眼皮看看我：“没有。”怎么可能？见四下无人，老板嘟囔了一句：“根本看不懂，谁买啊……”学习《绿皮书》的同时，卡扎菲取消了学校的外语教育，理由是利比亚百姓无须与外界交流。
“卡里斯马”，独裁者有，奥巴马也有，但后者所处的社会相对“正常有序”。革命初期，群众常受领袖魅力感召，群情高涨，冲动不止，待社会逐渐开化，才演变为正常有序的行为。
卡扎菲式“卡里斯马”直教支持者生死相许、疯狂着魔。北约空袭当头，利比亚平民据称自愿入住阿齐齐亚兵营，充当“人体盾牌”，未成年的孩子也不例外。一个5岁小女孩在大人的簇拥下告诉我：“没有卡扎菲，活着就没有意义。”
“挺卡”集会上，局面常常失控——支持者豪情澎湃，几乎将外国记者吞噬。几次我正对镜头报道时，支持者一把夺走话筒，自顾讲演起来，我想奋力抢回，对方却死活不放手——拔河开始。事后有人告诉我，那是为了让其他支持者传颂抢话筒者的英勇表现。卡扎菲的宣传部长在电视上说，外国记者都是间谍、骗子。不久，国际媒体记者乘坐的采访车遭到劫持。
与非洲领导人合照完毕，卡扎菲突然来了兴致，抛下媒体，钻进吉普车，驶向100多米外等候多时的支持者。记者们各操家伙，追着汽车跑，草原上一时烟尘滚滚。到了跟前，记者你推我搡，保镖们围成人墙（这时已不见传说中的“女子敢死队”，只剩男护卫），有一阵我感觉自己的脚已经离开地面，举话筒的胳膊还在往前伸。
最终，我被挤到距离卡扎菲十几厘米的地方，车窗玻璃背后，他轮廓分明，意气犹存，唯举止略缓，暮气乍现。忽然，他两手一撑，站起来从车顶天窗探出半个身子，集会人群立刻疯狂了，“卡扎菲、卡扎菲……”呼声排山倒海。上校笑了，振臂呼应呐喊节奏，仿佛指挥合唱团。那一刻，他真的很陶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如果晚年卡扎菲每天只待在自己的乐园里，听同样的几百号人狂热效忠，那么他在叛乱乍起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说出“所有利比亚人都爱我”这种话并不奇怪。执政40多年，年近七旬的他，真的相信。
最后一个被“卡里斯马”击中的，就是卡扎菲自己。类似情形，我在晚年阿拉法特身上看到过，周围幕僚利用软禁中的他谋取私利，比如安排他接受哪家媒体采访，从中勒索金钱。晚年阿拉法特也被架空了。这样的情形，下台前的穆巴拉克身上也可看见。他监控纸媒监控电视，竟然不知道把互联网管起来才是首要的。“80多岁了，他不懂什么网络，身边人只顾着自己捞钱……”一个埃及记者告诉我。等到民心思变的那一天，“神灵附体”的领袖们，总是最感惊讶的那一个。
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运作效率，往往与掌权者在位时间呈反比。体系内若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的行为，终究会产生负面效应。石油大国利比亚，腐败指数远高于非洲邻国。首都街道坑坑洼洼，统治者无心治理。
真正维系“卡里斯马”统治的是什么呢？秘密警察，武装镇压。有数据说，利比亚10%至15%的人负责向政府汇报百姓言行——全民噤声显而易见，当政府发言人安排记者到某地采访，几次有人在我们耳边飞快扔下一句“卡扎菲不好”后，即刻走远。对待反对者，卡扎菲绝不手软，公开处刑或在电视上直播血淋淋的画面。另一边，亲卡扎菲派别、部落又往往得到莫大的好处，比如利比亚中部卡扎菲家乡地区，人们感念政府福利周全，口口声声喊效忠上校。“卡里斯马”有两只手，一只是神一般的感召，另一只则是魔鬼一般的恐吓。
从北非到西亚，星星之火点燃之后，为什么在突尼斯、埃及，最初的转型以和平收场，而利比亚一上来就爆发最惨烈的内战？
答案也许稍嫌讽刺。突尼斯与埃及，恰恰因为统治者留下一线公共空间，令怒火有渠道表达，而不至于走火。穆巴拉克统治时期，民众有权在可控范围内和平示威。换句话说，通过非暴力手段表达诉求，埃及人并不陌生。
相反，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不存在表达公共意见的平台。他对异见者铁腕镇压，反对派铭记的，只有“血债血偿”。更坏的消息是，世界“理性抗争”组织统计1940年至2006年全球暴力及非暴力斗争，结果显示：暴力革命即便成功，5年内达至民主的先例只有5%；41%的非暴力斗争最终过渡到了民主政治。而“10年内再爆发内战的可能”，前者高出一倍。卡扎菲身亡之后，利比亚境内暴力不止，令人担忧理论成谶。
由于忌惮北约空袭，2012年4月11日，卡扎菲最后一次在媒体面前露面不过20分钟，很快便消失在草原中。这个时候，他不会相信，爱他、怕他的“所有利比亚人”，会允许他落得血肉模糊、不忍卒睹的下场。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虽然颜面尽失，却总算获得司法审判。独裁者什么时候放权，以何种方式下台，才是最后一个为自己、为国家写下判词的机会。
[1]“汤森·路透”是一家商业数据提供商，由汤森并购路透集团而来，并非一个人的名字。
[2]空难之后，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与苏格兰警方3年的联合调查，1991年国际组织对两名利比亚嫌犯发出通缉，但经过多年的联合国制裁与谈判之后，1999年卡扎菲才交出这两位嫌犯。2001年，一名利比亚情报官员被定罪并被判刑终生监禁。2003年，卡扎菲终于承认需为空难负责，但拒绝承认他直接下达攻击命令。同时，利比亚政府为死难者家属提供27亿美元赔偿，约每人1000万美元，之后联合国解除对其15年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