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拉姆西斯酒店，前台接待员的黑色制服上绣一朵尼罗河莲花。我问：“3年前，这里有个门卫叫卡萨姆……”
轻轻一问，竟像是引爆了一颗沉睡的地雷，所有人忙活起来。前台招呼保安，保安招呼门卫，门卫抄起手机，两分钟后，卡萨姆在电话那头声音激动：“啊，我记得你！”
2011年2月，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去采访阿拉伯联盟秘书长欧麦尔·穆萨（Amr Muhammad Moussa）。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埃及人认为穆萨会成为下任总统。我在拉姆西斯酒店门口等车的时候，跟门卫聊起穆萨。门卫穿着正红制服，袖口一圈尼罗河莲花，胸口铭牌上写着“卡萨姆”。卡萨姆听到“穆萨”的名字直摇头：“我可不觉得他是当总统的料！”我开玩笑说要转告穆萨。卡萨姆正色道：“随便！我们连总统都赶走了，从今不再怕任何人！”
我心头一热：埃及人从此长出不被欺负的脸。
有学者称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是“对畏惧发起无畏的进攻”（a fearless attack on fear）。可是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冲突不止，游行、示威、流血，一次次重回解放广场。冲冠一怒的革命，没有承诺一个玫瑰园。我赞美畏惧的消失，更想知道它会引向何方。
第二天傍晚，我刚踏进酒店，“她回来了！”一个消息迅速传遍大堂，不消两分钟，卡萨姆就从纪念品商店旁边转了出来。大堂经理让出他在前台侧边的办公桌，给我们坐下说话。
不被欺负的脸长出了皱纹。
卡萨姆身材魁梧，脸庞黑里透红。年轻时大概算埃及人中的美男子，上了年纪也是模样周正，难怪能当上五星级酒店门卫。只是3年过去了，这张面孔上少了神采，多了褶皱。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局势动荡，埃及旅游业几乎死了。革命第二年，拉姆西斯酒店裁员60%，还有3年才满60岁的卡萨姆被迫提前退休。回家后，他用退休金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坚持说经济上没受什么影响，“我过得挺好”。卡萨姆人缘好，酒店的人都记得他。3年后重逢，我们都喜出望外，商定改天去他家做客。
故地重游。回忆2011年2月10日，我和摄像同事也是住进拉姆西斯酒店。这是距离“反穆巴拉克”集会最近的国际酒店，阳台上就能俯拍解放广场。放下行李，我们走去广场。到处都是人，看到外国记者，争相上来说话。一名40岁上下的男子，抓住我的话筒大声念诗：“埃及是我们的生命，自由之母——”他的身体和声音一起颤抖，周围的人齐声叫好。
一名建筑师，站在广场上，气愤而沉默。他说只代表自己，反对贪腐和压抑的穆巴拉克政权。他站在那里，是自己的宣言。
一个小伙子躺在坦克履带前已经好几天，嗓音嘶哑。他看到穆巴拉克家族聚敛财富的消息后，愤怒难忍。示威后期，武装军队开坦克进广场，换下隶属内政部的警察，已经暗示了某种权力的转移。最后，军方以“保护平民”的姿态，驱逐了穆巴拉克。
“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口号声整齐而有节奏。各国文字写成的标语向世界介绍埃及人的诉求，包括中文“下台！”“够了！”或是用小石头拼出阿拉伯语口号。广场也是个艺术展台。
刚到开罗的时候，当地中国人警告我和摄像师不要住在拉姆西斯——离广场太近，冲突可能扩散到周围。但是在解放广场人山人海中，我们很快就不紧张了。志愿者在广场入口设立了检查站，搜身保证入场者没有携带武器，还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军人和坦克没有干涉的意思，我们周围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埃及人高举身份证入场，目光热切闪亮。他们正站在国家转变的节点上参与历史的书写，每一个人都焕发出大于自我的力量和光彩——这不是我熟悉的埃及人。
2011 年遇见门卫卡萨姆，感慨“埃及人也长出不被欺负的脸”。
2014 年与卡萨姆重逢，不被欺负的脸长出皱纹。
10多年前，也就是2000年至2001年，我曾经在埃及开罗大学留学。中国人常常抱怨埃及人虽然热情，但不靠谱，效率低下，“痛宰”外国人的情况也很普遍。那时候到处都是穆巴拉克的画像，报纸头版也总是他，这样的情况已经20多年了，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私底下很少有人谈论政治，偶尔嘀咕一两句笑话，也算不得抱怨——威权统治本该如此，整个中东普遍如此。每个人只想在这固有的框架内，为自己谋一份安稳和收益。一切都是慢吞吞的，没人相信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像时间害怕金字塔。
可是我离开的10年，从2001年到2010年，静流之下改变湍急。看得见的，首先是经济发展，10年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翻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几乎提高一倍。埃及自1952年纳赛尔兵变推翻法鲁克王朝[5]建立共和以来，初期经济运行高度集中，萨达特、穆巴拉克时代相继开放，2004年至2008年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外资敞开。
2010年埃及识字的人比2001年多出1800多万，相当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10年，全球互联网技术兴起。我留学的时候还不存在社交媒体，电子邮件也尚未普及，移动电话还算奢侈品。当年的一些同窗，搬家、出国之后就失去了联系。2001年，仅有不到1%的埃及人使用互联网，10年后，全国三分之一的人成了网民（2013年达到总人口一半）。而穆巴拉克后期对互联网疏于管控，只在传统媒体上做审查。埃及流行的笑话是，纳赛尔死于毒药，萨达特死于枪杀，而穆巴拉克呢，栽在脸书上。另一种传媒比互联网历史更长，传播也更广泛，那就是卫星电视。绝大部分埃及家庭安上了卫星接收器，他们与世界潮流相隔不远。
10年间，埃及公民社会进一步壮大，同业公会数目激增，除了关心本行业利益外，还常常对国家政策表达意见。国际压力下，穆巴拉克稍稍开放党禁，多党制不再有名无实，但抓捕、打压仍时有发生。不过即便如此，2005年议会选举，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大获全胜，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10年间注定的变化是，穆巴拉克年纪大了。执政30年的他有意传位给儿子。这种皇权手段在日益开放的埃及迅速激起不满。多个反对团体组织走上街头抗争，到了2011年，他们也成为“倒穆”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当然，还有人心里不易丈量的变化。在剑桥大学执教的埃及学者马哈·阿布杜拉赫曼（Maha Abdelrahman）提出：“不要忽视那些无处不在的小抗议。家庭主妇不满食品涨价抵制购买，出租车司机反对汽油价格上涨而罢驶，这些即兴的小规模示威，都让人们的胆子大起来……”同在北非的突尼斯，用不到一个月的街头抗争赶跑了统治20多年的本·阿里，终于，埃及人受到鼓舞。
革命没有发生在埃及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相反，恰恰是在埃及人经济条件改善、对自身权利也愈加关注的阶段。陈旧的统治结构遭遇新的变化时，如摧枯折腐。
入住拉姆西斯酒店的第二个傍晚，我在房间传稿，窗外传来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不像是抗议。打开电视一看：穆巴拉克下台了！我和摄像师赶紧奔出去，立刻被欢庆的队伍裹挟，我对着镜头说话时，竟被旁边的人拉起手跳舞，一面埃及国旗覆盖了镜头。我们打车去穆巴拉克总统府，司机居然不收钱：“为了革命！”他打了个胜利的手势后，消失在狂欢的夜里。
没有人到拉姆西斯酒店闹事。人们主动清理垃圾，维持交通。10天后，在我离开时，没有听说任何打砸事件。
3年后，出租车从机场直接把我拉到拉姆西斯酒店，一时找不到入口。大门紧闭，铁栅高筑。终于发现侧门开着，过来两个穿黑西服的保安，叫司机打开后盖，放狗过来嗅底盘。这是到了巴格达吗？我想起在网上订酒店的时候，拉姆西斯惯常的宣传口号“紧邻解放广场，步行至埃及博物馆”中删去了“紧邻解放广场”。可能是担心吓跑游客，这个地名在新闻中出现的频率太高，而且多与暴力有关。
持续动荡打击了旅游、出口、外资几乎所有行业，2011年以来，埃及经济发展急剧减缓，与革命爆发前一年相比，多了130万失业者，其中近七成是持有高校毕业证的年轻人。各种街头运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011年的“倒穆”运动。
大堂重逢之后，每天我都收到卡萨姆一次电话：去哪里了，需要什么帮助。每次电话结尾，他总是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到家里吃饭？”他全家都期待我去做客，尤其是他的女儿们，从没见过中国人。
到了预定拜访的那天，我估计工作会延时，便打电话给卡萨姆说，不吃饭了，只是过来坐一坐。他听上去很失望，说一早预定了烤鱼。这下轮到我不好意思了。吃鱼对阿拉伯人来说，是隆重的待客之道。这又是我熟悉的埃及式热情。
从酒店开车半个多小时，到了卡萨姆住的地方，一个中等偏下收入者的社区。卡萨姆抱着两岁的外孙下来接我。怕回去难打车，我就请司机艾哈迈德等我。卡萨姆伸胳膊指挥司机泊车，标准的动作一下子让人想起他当门卫的样子。
这是一栋4层的水泥楼房，盖得有些粗糙，台阶两边没有扶手。迎面碰见邻居下楼，抱着生病的孩子去医院。卡萨姆嘘寒问暖，拍拍年轻父亲的肩头，传授几句育儿经验。高大魁梧的他，时时表现出一副长者派头。
进屋后，我看到左手边饭桌上鱼骨头堆砌成了小山。原来听说不用等我，卡萨姆的女儿们就不客气了。这会儿，她们吃鱼的手指沾满了油，没办法握手，欢快地笑着转去洗手。
这套公寓大概30多平方米，有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住着卡萨姆夫妇、4个女儿、3个外孙和1个女婿。正当我想象是怎么住下这么多人的时候，卡萨姆主动告诉我，平时只有夫妇俩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住在这里，因为斋月快到了，大家喜欢热闹，才聚到一处。
房间没什么装饰，水泥墙、水泥地，一台电视，桌椅沙发。卧室门敞开，床上堆满了刚刚折好的衣服。卡萨姆的女婿坐在卧室小桌前，正通过电脑跟什么人视频通话。
卡萨姆以一家之主的姿态，指挥女人们收拾桌子，自己则领我穿过卧室，到阳台上小坐。路灯不是很亮，混合着楼下车灯，卡萨姆拿出当天的《消息报》（Al Akhhar）。我几乎只能看清头版头条：国际组织承认埃及选举公正。二、三版大幅彩页，公布的是塞西和另一个候选人萨巴希在每一个省的得票率。“你看，清清楚楚。”卡萨姆说。
埃及官方公布2014年总统选举，前国防部长塞西赢了几乎97%的选票，对手差距悬殊。同时参选的萨巴希，并不是塞西真正的敌人，塞西希望的是，能够获得超过两年前穆尔西当选时的票数，以证明自己更受拥戴。2013年，塞西通过军事政变，把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赶下了台。
我去过一些票站，情况迥异。有些站满了塞西的支持者，热闹非常，但位于基督教区的票站就冷冷清清。有的票站第一天陆续有人，后来也渐渐稀少。多家国际媒体引述欧盟观察员的说法，认为选前埃及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公平选举。塞西占用大量公共资源，对另一名候选人不公。
这些在《消息报》上都没有。《消息报》是穆巴拉克时代发行量第二大的国营报纸，现在也是官媒。我问卡萨姆，有没有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军人在票站塞进大量写好的选票——我无法肯定视频真伪，但看到很多人转发。卡萨姆摇摇头：“网上的消息我是不信的。”
“那你为什么相信这张报纸呢？”
“不管怎么变，最好的编辑记者，还是在这些报纸。”
桌子很快收拾好了。卡萨姆一家几乎是把我摁到了凳子上，从旧报纸里拎出一条外焦里嫩的尼罗河烤鱼。女儿们递过来一打白布手巾，角上印着“拉姆西斯酒店”。
层层剥去焦黑的鱼皮，淋上半颗柠檬。我一边用油乎乎的手指扒拉鱼刺，一边将话题转到卡萨姆这三年的“政治历程”上来。推翻穆巴拉克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他投票给了穆尔西。“我错了。”说到上次选举，他竟垂下了头，“穆斯林兄弟会言行不一，骗人的，搞到国家一塌糊涂。”
“你为什么投票给他呢？”
“因为他承诺了许多改变。”穆斯林兄弟会政党的名字叫“自由公正”。穆尔西的竞选标志是一杆公平秤。有学者统计，2011年解放广场标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公平”“自由”“尊严”，很少看到“经济”或是“就业”，这反映当时人心所求并不限于物质需要。穆斯林兄弟会政党起名也看准了这一点。
卡萨姆坐着都很高。一个大汉红了脸，令人不忍，屋里的女人们却快乐地看着这一幕。卡萨姆投票给穆尔西这件事，成了家里的笑柄。那一次，女人们都选择了穆尔西的对手，也就是穆巴拉克时代最后一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我们不喜欢穆斯林兄弟会！”卡萨姆的一个女儿说。这不难理解，她们反对这个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组织对女性生活和工作的种种约束。
小女儿在第一轮投票时，选择了一名独立候选人。但进入到第二轮决战，就剩下了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巴拉克旧臣两个选项。她不想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就投给了沙菲克。而更多人恰恰相反，不想走回穆巴拉克的老路，便给穆斯林兄弟会一次执政机会。卡萨姆就是其中之一。
三年风雨过后，这一次，全家都投票给刚刚脱下军装的塞西，家庭矛盾迎刃而解。“我们都爱塞西，”卡萨姆的妻子说，“他能带来稳定。”
从沙菲克到塞西，女人们一直投票给旧政的延续，卡萨姆曾经希望迈上一条新的道路，但很快发现走不通。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一年，民生困顿，水电不通，油价飞涨，穆尔西只是一心修改宪法，扩大总统特权。终于，埃及人重回解放广场，捡起了曾砸向穆巴拉克的石头。军队出手，第二次赶走埃及总统。不过，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军方故意不跟穆斯林兄弟会合作，等他们激起民怨后才出手镇压。
“如果塞西变成另一个穆巴拉克呢？”我拿这个国际媒体上的广泛说法问卡萨姆。塞西跟穆巴拉克一样出身军队。
“不可能。”卡萨姆坚定摇了摇头，“他是个领袖，是个好人。”他列举塞西的很多优点，大多是官方报纸上看来的，而塞西最大的成就，是铲除了一切苦难的根源——穆斯林兄弟会。卡萨姆不必再为自己上一次的选择悔恨，错误已经纠正了。
塞西铁腕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也向整个社会展示了力量。选举期间，开罗街头“站队”“拍马”的海报比塞西的竞选广告还多。有人抱着孩子出现在海报上，表明全家效忠新领袖，有些海报上塞西还化身各种职业，如医生、工程师、教师，代表各行各业的拥戴，但海报上塞西的脑袋和穿各种制服的身体明显是拼接的，接缝粗糙僵硬。
在一个投票站门口，我听到这些声音：
“军人执政有什么问题呢，军队就是保护百姓的！”
“塞西是个强人，会带来稳定。”
“他赶走了穆斯林兄弟会！”
“他是埃及的守护神……”一名支持者手舞足蹈。
“守护神永远是真主！”有人提醒。
“哦，对的，真主第一，之后就是塞西！”那人修正。
有必要说明，这个票站有点特殊，塞西曾亲自来此投票。
卡萨姆不居要职，并不需要向谁表忠心。也许他只是真诚地相信，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更好的将来。我终于问他，怎么看待那场推翻30年统治者的变革？3年前他扬眉吐气的神情令人难忘。
“我们错了，”卡萨姆宽阔的嘴唇吐字清晰，“赶走穆巴拉克也错了。穆巴拉克一开始没那么糟糕。”我没想到他会那样果断地推翻自己。或许，我更应该自责，我对卡萨姆又了解多少呢？不过是3年前的只字片语。虽然那句话浓缩了革命期间普通人身上的光彩与力量，但眼下，这些都不见了，只有高大与卑微，在他身上交替闪现。
卡萨姆的妻子原本默默坐在墙角，这时开始高声谴责穆斯林兄弟会祸乱国家，她斩钉截铁地说：“‘一·二五’不是真正的民众革命，‘六·三〇’才是！”过去3年，两个日子对埃及人尤为重要：2011年1月25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游行爆发；2012年6月30日，军方出手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一星期后逮捕了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然而，埃及人对这两个日子的定义却迥然不同：前一天，另外一个埃及人告诉我，“六·三〇”是假民众之名的兵变，“一·二五”才是“纯洁的革命”。不同定义，未必出自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好恶，而是每个人对错综局面的不同解读。
我问女儿们，父亲提前退休对生活有影响吗？“当然。”小女儿没有注意到父亲投射过来的目光，“爸爸退休的第一年，手头一下子紧张起来，还好，熬了两年，我也大学毕业了。”卡萨姆的4个女儿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她们在投票的时候，没想过需要遵从父亲的意见。过去3年，政治成了家中的经常议题，这倒是穆巴拉克时代从未有过的。“穆巴拉克那会儿，议论国家政治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有了参与。”卡萨姆说，“你看，我也不认为回到穆巴拉克时代就好，都过去了，现在我们选择了塞西。”
电视一直开着。票站已经关门，但鼓励投票的政府广告一时还没有停播。广告片里，人们走在整洁的大道上欢唱，看起来不那么像开罗。卡萨姆的家人对中国人很好奇，有时盯着我看，大一点的孙子还过来摸了摸我的黑头发。女儿们说，在开罗常常见到中国人，但是没讲过话。她们更熟悉韩国人，“电视里常演韩剧”。
小女儿拿着遥控器，转了几个频道后，停在了一个政论节目。正巧，我前几天见过的第一大官方报纸《金字塔报》主编扎耶丹是嘉宾之一。“经常看见他。”卡萨姆觉得眼熟，但说不出是谁。当我说认识他时，卡萨姆脸上流露出仰慕：“我猜他很有名。”穆巴拉克时代，少见这样的政论节目，现在埃及出现了许多“时事名嘴”。一个说法是，“电视成了埃及的新政党”。
我想听一听扎耶丹说什么，但是电视声音特别小，因为卡萨姆的女婿一直在视频通话。他在旅行社工作，一个西奈半岛旅行团订了行程又要取消，他正在说服对方接待工作如何周到，能保证对方的安全。自从穆斯林兄弟会遭政府镇压之后，西奈半岛边境便不断发生爆炸。虽然大多针对军人，但还是吓跑了许多国际游客。旅游业本是埃及的支柱产业。
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我几次告辞之后，才真的打算离开。卡萨姆建议一起照个相。他拿出一台韩国产的平板电脑，也是他手机店里的畅销货。不过，他通常只拿这台电脑拍照，很少上网。女婿从卧室里出来，满脸歉意。我问那个团怎么样，他摇摇头，皱着眉。
卡萨姆送我到楼下，底层是邻居开的地毯商店。可能快到关门时间了，里面没什么顾客。卡萨姆领我进去，介绍给邻居：“这是外国记者。”然后他又得意地转向我：“你问他，他也投了塞西！”地毯商笑笑：“是啊，我们都投给塞西，经济很快会好起来的。”
“自我否定”并没有给卡萨姆带来困惑，新的强人挽救了信仰危机。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塞西不会像穆巴拉克一样，因为他面对的人群变了，人民在革命中显示了力量。但也许塞西很快会发现，人民对惯性的依赖，有时胜过他们对新生力量的理解。或许他早就知道。
我搭艾哈迈德的出租车回酒店。他这个人言语犀利直接，常常闪烁“草根智慧”，有时也会抬高车价，但是坦率得并不招人讨厌。上车之后，我忽然想起来，这3天没见他去投过票，虽然我们常常经过票站。“有脑子的都不会去投！”艾哈迈德说，这次投票结果早就知道了，没有参与感，“我开出租最清楚，2012年那次，街上都是人，这回这么冷清，他们还说投票率比上次高，你信吗？”为期两天的投票时间结束时，选委会宣布延长一天，艾哈迈德收到手机短信，说不投票者罚款500埃镑。“那可是很多钱呢，你怎么不去投呢？”我问。“我才不信呢，政府吓唬人罢了。怎么罚呢，等我更新身份证的时候吗？那还好多年呢。现在政府控制不了那么多事情。”艾哈迈德满脸无畏，嘿嘿一笑，“再说，你不是答应这几天都包车了吗？那可比500镑多……”
欧麦尔·穆萨越来越年轻了。谁会相信再过两年他将满80岁。三年动荡没在他脸上留下什么印记，相反，还出现了“逆生长”迹象。我握住他伸过来的手问：“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穆萨上下嘴唇一抿，喷出铿锵有力的一个词：“政治！”
门卫卡萨姆至少有一件事是对的，穆萨没当上总统。2012年，这位前埃及外长、前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参加选举，第一轮投票只得到11%的支持，不及前两名的一半。这个结果跟穆巴拉克下台初期的民调差距很大，显示了人们对新总统的期待变化飞快。穆萨知名度高，原本是因为他对以色列态度强硬，但在穆巴拉克身后的政治舞台上，人们更关心谁在本土政治中根基深厚。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期间，穆萨组建了一个由左翼和自由派小党联合的反对政党。后来他退党，成为“宪法50人起草委员会”主席。宪法起草完成后，他就没有了任何政治头衔。
但穆萨没有闲着。就在我们会面的小房间，同样两张椅子上，他不停会见欧洲政要各国代表，他仍然是熟悉埃及局势又晓得如何跟外界打交道的不二人选。在秘书办公室等待的时候，一个常驻开罗的西班牙记者说，记者圈里传穆萨是“离塞西最近的人”，“想知道塞西会有什么新政策，就得问穆萨”。
面对3年来眼花缭乱的变化，门卫卡萨姆以自我否定带来了新的确定，“上次我错了，这次一定对了”。而穆萨这样老到的政治家，却能以完美的逻辑解释清“上次我并没有错，这次也还是对了”。
关于第一次选举失败，他说：“我并不悲伤，也不惊讶。穆斯林兄弟会胜出是好事，给他们机会执政，结果失败了，这对埃及、对整个中东都是好的教训。”关于三年动荡，他说：“是的，两边都死了一些人，但是还在可控范围内，没有内战。”他非常小心地使用“死了一些人”，强调“两边”，只有说到西奈半岛局势时，他才纠正我的中性用词——“欠缺安全”：“不，我们正在打击恐怖主义。”
用高超的语言解释突如其来的事情，以灵活的身段拥抱新的变化，3年前的穆萨亦是如此。当时他特别推崇年轻人的作用，早早跟青年代表见面，而且在那次会面中宣布了自己参选下任总统的意愿。穆巴拉克倒台之后一个星期，穆萨开通“官方脸书”，第一条内容就是跟青年会面的现场录像。“记得在脸书上加我！”3年前采访结尾他这样说。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的运动被昵称为“脸书革命”，因为很多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了解到哪里集会，哪里需要送水和食物，哪里需要志愿者维持秩序。
3年后，我告诉穆萨，年轻人没有积极参加新一轮总统选举，很多人对重回军人统治感到失望。这是我的采访所得，也是广为报道的现象。但穆萨断然否认：“不，也许你问的青年是那样说——谁都有表达的权利，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投票踊跃。”
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埃及人巴拉迪[6]是穆萨的亲戚，两人也都是国际知名的政治精英。他们嗅觉极其灵敏，在2011年革命爆发前一年，就邀请埃及各派（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商讨新的选举法，防止穆巴拉克传位给儿子。
“我闻到了，风雨欲来。”2011年穆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最近5年，每个人都感到埃及政坛气氛怪异，有些东西不太对劲。”
巴拉迪在2011年1月“倒穆”抗议刚开始的时候，由国外返回埃及，投身广场。秘书说他“一个不大会用电脑的人，忽然孜孜不倦学习如何使用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过往3年里，巴拉迪和穆萨不但没能“主导”形势，反而变成了两大传统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之外看似无关紧要的前朝政客。穆斯林兄弟会不能接纳世俗政客，而巴拉迪和穆萨也处处抵制宗教政党。当我追问第一次参选失利的原因时，穆萨说是穆斯林兄弟会“极力诋毁其他候选人的声誉”。那时有报道指他“酗酒，生活方式极端西化”。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克尼克（Adam Michnik）说过，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为了自由，第二为了权力。第一阶段焕发出人性最好最纯洁的一面，第二阶段却释放出坏的一面。
穆萨与巴拉迪决定站在最具实力的军人一边。公开报道中说，清洗穆斯林兄弟会之前，两人曾与塞西会面，支持赶走穆尔西。后来穆萨带头起草的宪法中，也规定将来所有政党不得以“宗教”为立党根本，而是要提出具体治国方案，誓把埃及从“政教合一”的倾向中扳回世俗统治的传统。
但没想到的是，军方机器开动起来后，死伤远超预期。刚刚当了一个月副总统的巴拉迪，不想为这血腥清洗背黑锅，提出辞职。他暗示自己曾经建议和平解决，但事与愿违：“我无法继续为自己不同意的决定和令人恐惧的后果承担责任。在真主面前，我无法为任何一滴血辩解……”巴拉迪回到了维也纳的家，但穆萨留了下来。要不要跟旧势力合作，尤其是当它恶的一面显露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个道义选择，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达至目的的必经之路。
我问他有没有投票。“当然，我投给了塞西将军。”投票给谁，于穆萨不是隐私，即便塞西特意脱下军装，穆萨也没来得及改口，还是称他为“将军”。问起对塞西的印象，他的语言更加高明：“我对他的印象，足以让我投下这一票。”外界对埃及新强人相当陌生，西班牙记者一再追问后，穆萨才奉上一串褒义词：寡言而有决断力，21世纪理念治国。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对我提到年轻人不满军人执政反应那么强烈。
3年前见到穆萨，是在气派堂皇的阿盟总部。修剪整齐的黄杨树，直通铺满大理石的厅堂。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还有阵阵回声。现在的穆萨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里，据说也是一家公关公司。
他和巴拉迪一样，人脉广泛，富有经验，但不掌握权势。他们很快发现，新生力量靠不住——街头青年没有权势，更缺乏耐心。他们最后一次与街头力量结盟，是用来抗议穆尔西执政。而真正要铲除某些势力，还是得拉上军队。老政客早就嗅到了风雨欲来，但要在风云变幻中掌握主动，必须依附权势。
门卫卡萨姆的每一次选择都让自己后悔，但对眼皮子底下的局势却无比确定。而穆萨的确定感虽然在他的言语中，却未必在心间。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治国，一切会顺利吗？
如何评价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穆萨说：“我们不能把一个人逼到墙角，玩命向他开火。肯定的是，穆巴拉克曾经带来和平与稳定，所以，我认为全体埃及人应该理解什么出了错，什么时候开始错的。”
“革命过后，这个国家没有变的是‘官僚’，是糟糕的管治。”穆萨认为这是埃及未来最大的障碍。“那不正需要您这样有经验的人吗？”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在塞西新政府里谋个职位，再出江湖。“别担心，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他反应迅速，头脑清醒。据说穆萨担任埃及外长的时候，因为人气太高，惹穆巴拉克不高兴，被调去了阿拉伯联盟。2012年选举中，穆萨的选举标志是“太阳”，而2014年塞西的选举标志是“星星”。穆萨应该非常清楚如何隐藏自己的光芒了。
尽管表现谦逊，但穆萨显然不打算退休。小小的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秘书，其中一个女孩大概是新来的，一边听采访，一边记笔记，有人还在她旁边不断小声指点。
问答完毕，穆萨立刻熟练地拔掉麦克风。离开时，我问：“私下说，你会加入塞西政府吗？”
他不假思索：“私下说，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