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哈逛遍开罗各大商场，犹豫着要不要买下那条标价3000埃镑的鲜黄色礼服裙。学校舞会在即，除了裙子，还有别的决定要做：“两个我中意的男孩都会来，我还没想好跟谁一起去。”
杜哈是我回访对象中最年轻的。2011年我们遇见时，她才18岁。我得允许她先聊聊“裙子”“男孩子”。“价格有点贵，不过我妈说，实在喜欢的话，3000就3000吧。”“3000埃镑”相当于2600多元人民币，在埃及，差不多是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
杜哈父母是常驻巴黎的埃及外交官，在花销方面对留在开罗的独生女格外优待。2011年的革命冲击了埃及各个部门，但外交官队伍倒相对稳定，杜哈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决定把她从“裙子”话题拉回到3年前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是穆巴拉克被解职后第二天一早，解放广场上忙碌而欢愉，有人移除路障，有人冲刷标语——“穆巴拉克下台”一夜之间过时了。一家叫“古尔马特”的食品公司的职员们由总裁带领，全体出来扫街。“今天我们都是志愿者，”总裁艾玛吉德·苏尔坦豪情万丈，“各国游客一定都想来看看解放广场发生了什么，所以要马上清理干净。”
一个肤色黝黑、穿传统织布长袍的人，坐了13个小时火车，从南部赶到首都，就为了看看“年轻人干得怎么样”。他竖起大拇指：“干得真不错！”
一群年轻面孔中，我注意到杜哈·纳佳，拿扫把的手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这个姑娘脸庞瘦长，一头蓬松的黑色卷发。她在比利时当了一年交换生，半年多前才回到埃及。“朋友们都说，你应该想办法留在国外，那里的生活更好。但是我爱自己的国家，我想看到有一天埃及比外国更好。”杜哈说起话来有点害羞，不直视镜头。看到脸书上的召集令，她就和同学一起来了。
她说自己不算“百分百革命人”，只来过一两次。父母当时还在埃及，严令她不许出门，她是偷偷溜出来的。“谁都没想到30年的总统就这样走了。”杜哈出生以来，都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度过，父母也一直为这个政权服务，“突尼斯革命发生的时候，我想埃及什么时候会改变，大概还要等上100年吧，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可改变到来的时候，她才18岁。“选新总统的时候，我刚好够投票年龄！”杜哈提醒我。埃及宪法设定获得选举权的年纪为18岁，代表这个年龄的人对政治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思考。当时杜哈的心情有些矛盾，或许透露了政治上的早熟：“我也有点担心，我们没有总统了，虽然军队可以控制局面，但我并不认为一国总统以这种方式下台是好事。”
与更换领导人相比，她更关心人的改变。“从前埃及人非常恐惧，不敢说话，我从比利时回来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问题，但就是不说。现在大家真的勇敢了，没有人再敢夺走他们的权利了。”
不远处，几个青年正蹲在地上刷斑马线。杜哈看着他们说：“还有，埃及人不能再乱穿马路了，不能再随手乱扔垃圾了——他们真的乱扔！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观念革命。”
关掉麦克风之后，她跟我聊起在比利时的经历。那里的生活更自由，乐趣更多，但让她不舒服的是，欧洲人一听说她是穆斯林，便充满好奇，“我想那里面有一点点贬义”。
不知道这个原因跟她决心回国有没有关系。但回到埃及，本不是她最理想的学业选择。杜哈喜欢化学，尤其是制药化学，“我想做居里夫人，但埃及居然没有制药专业！你什么时候听过埃及出科学家？只有在其他国家从事研究的埃及裔科学家，我们国家非常不重视科学！”最后顺着父母的意思，她折中报考了艾因·夏姆斯大学的药剂师专业。她向我解释二者的差别，制药专家的舞台在实验室，药剂师在诊所、药房工作。
3年后我们见面时，杜哈迟到将近一小时。她和五六个女生一起进来后，抱歉说考试安排出了点问题，所以延误了。我和她在一间自助餐厅坐下，她挥挥手叫那些女孩都走开。一个戴头巾的女孩问了她一句什么，杜哈两手摊在桌子上，做了个“我就待在这里”的动作。
唠叨完裙子，我问起她这几年的经历。3年来，我和她在社交媒体上偶有联系，却遗漏了她最重要的一个转变：那个害羞的女孩一度成为政治领袖。“向真主发誓，”杜哈瞪圆了眼睛，“我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街头革命在校园里催生了民主选举。杜哈试着参加了学生政治部发言人的竞选。她有点羞涩，但言谈流利。“我站在台上，面对几千人讲话。起先有点紧张，后来越来越兴奋，那么多人一起听你讲话，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当选之后，这位学生发言人马上接到了电视台的邀请。“那时我太傻了，主持人问什么我都老老实实回答。”她在电视上承认学生中有人吸毒，结果回学校后遭到恶言攻击。但她很快证明自己的强悍与聪明，学会了怎么跟媒体周旋：“特别简单，不管主持人问什么，你说自己想说的！”
杜哈成了学校里的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她，总有人聚在她身边。随着人脉扩大，她发现只要她肯帮忙，总能解决其他人的问题或联络到能够解决的人，“真的，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除了阿拉伯语，杜哈还会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她把发言人工作扩大到对外交流上，促成一个国际机构来学校免费培训，又说服了约旦一所学校接受艾因·夏姆斯大学学生交换。“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她强调。
我问她为什么社交媒体上不见她提起自己的发言人角色。她笑了，原来是怕父母知道，“要是看到我出现在埃及电视上，他们会犯心脏病的。”家里禁止杜哈参与政治。
眼下杜哈年满21岁，到了法定参选地方议会的年龄。“如果我想参选，也许并不难，但是我放弃政治了。”
听她的经历好似坐过山车，我还没从忽然攀上高峰反应过来，就已经陡然跌落到消极避世的环节中。
当她手中有了“解决别人问题”的权力，也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人可以变得非常可怕。”她摇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可怕”，“他们拆你的台，污蔑你，有些人阳奉阴违，渐渐地，我没朋友了。本来挺好的几个朋友，都退出了学生会。最后我也退出了。现在，我只对狗有兴趣，帮助了一些流浪狗。”这倒是跟美国总统心有灵犀——杜鲁门说过，想在华盛顿找个朋友，最好养条狗。
一年多前，杜哈在社交媒体上还给我发过链接，叫我看警察街头施暴的视频。那天她叫上同学到解放广场抗议，心中悲愤。对话结尾，她敲进来的句子是：“我发誓，你会见到的。埃及人会实现民主，公平选出总统。”
然而，政治终于令她失望：“你为人们做了那么多，到头来，你发现那些人不值得你服务。”比如，学校里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们原本不敢公开表达意见，现在——“去查查他们的论坛留言，那就是恐怖分子言论，动不动要搞爆炸，萨达特（前埃及总统）犯了错误，释放他们，我要是总统，统统关起来一个都别想离开！”她几乎要拍桌子，那个政治部发言人瞬间复活。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相比，她的肢体语言幅度更大了。
不管怎么说，杜哈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如果穆巴拉克不走，她不会对“死气沉沉的政治”感兴趣，也就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尽管一年多的民主政治经历，于她像是囫囵吞了盛宴，有点消化不良，但“至少，我现在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很多事情”。坐下来时，我看到她与其他女生的互动，察觉到这个姑娘已经变得十分自信，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高傲。她打算本科毕业后，到欧洲念最喜欢的制药专业硕士。“还有，我对国际关系和政治也感兴趣，也许两个专业都会念。”
吃完饭，杜哈掏出手机推给我看，神情忽又变成一个小女孩，暧昧地笑着，让我比较那两个中意的男生。“我更喜欢这个，但他是个基督徒。”我认真看了，两个男生长得挺像。在埃及，不同宗教间通婚是可行的，通常的做法是其中一方改信伊斯兰教。
走出餐厅，杜哈要去商场礼拜室祷告。在此之前，她必须去洗手间仔细清洁身体。她请我帮她拿一下包，然后想起了什么——下午的考试对她并不难，难题是包里放着一盒从法国捎来的巧克力，不知该给那位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男孩。
二
每次在外采访，我都找机会接触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对异域文化的观察最直接生动，在新鲜陌生的世界里，他们身上的“中国”也更加清晰。10多年前，我自己就是埃及开罗大学留学生，2011年那次没来得及故地重游，这次一定要了结心愿。经朋友介绍，一名正在开大念文学硕士的中国女孩愿意用她的学生证领我进去。
站在校门外等小月时，思绪万千。昔我往矣，今我来寻。24岁，埃及是我去到的第一个“外国”。阿拉伯语从书本里走出来，7000年金字塔触手可及。最大的转变是，你成了“外国人”，走到哪里都遭人围观，小孩子涌上来摸你黑而直的头发。与当地人交谈，他们对中国的种种幻想或是误解，最终都会变成你完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在埃及遇见了西方。埃及见闻中随便扯出一个线头，都能牵引西风东渐的往事。法老墓上的象形文字，今人能够读懂，全因入侵埃及的法国士兵无意中发现的罗塞塔碑。这块黑岩石上镌刻3种文字，失传千年的象形文字忽然找到注解。开罗最精美的老房子里，阳光透过细密繁复的木窗棂，阴影铺满素雅匀称的马赛克地砖。可它是一个英国人的故居，埃及国王还封他为“帕夏”（总督）。市中心有个“美国大学”，再一查，在黎巴嫩和海湾也有分校，原来是一段美国基督教传教史。更不用说我念的新闻系，落笔句子常常是“美国国务卿就中东局势发表谈话”，“欧盟检讨中东移民问题”……要理解中东，不可能不追溯到“西方”这把钥匙。
自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登陆以来，欧美影响像一把利刃，不断地塑造着中东，打磨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但也留下不少硬伤（如殖民者不合理的边界划分），更不用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痛。至今萦绕于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心间的问题还是，一种曾经灿烂的文明如何面对强盛的西方？
公元8世纪至13世纪，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领先，文学艺术兴旺。阿拉伯语翻译的古希腊经典，为欧洲文艺复兴保留了火种。十字军东征，劫掠回去的是东方进步的文明成果。但那以后，伊斯兰文明不断遭遇挫败：先是蒙古铁骑、英法殖民者，后来能源的发现把美国引入中东，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对峙，后来以色列的嵌入，最终造成阿拉伯人最羞辱的战败记忆和至今无法平息的冲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曾经维系了一段时期的荣光，但后来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
中东对美国和欧洲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没有石油，欧洲与中东相近的地缘，也注定了两种文明与生俱来的相抵相融。拿破仑的军队很快撤走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ol Ali）却深受震撼，派人到巴黎考察学习，带回来一系列社会改革，影响到奥斯曼帝国各个属地。埃及率先在1875年仿效英法，制定宪法成立议会。比起政治变迁的粗犷线条，不同人群间生活方式的影响绵密无声。阿里改革促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借西风振兴文化，人们的穿着、生活态度乃至语言都出现了变化。New Cairo，新开罗是位于开罗省东南方的一个城市。前述的纳赛尔城则位于开罗省东方。开罗省的首府为开罗市，即埃及首都。
[2]民族民主党由前任总统萨达特创立于1978年，萨达特死后由穆巴拉克领导，在2011年4月由埃及最高行政法院下令解散。
[3]美国脱口秀节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主持人，以讽刺新闻与政治人物闻名。
[4]Al-Azhar Mosque，爱资哈尔清真寺创建于公元970年，是开罗最古老的清真寺。与其相连的爱资哈尔大学是全世界最早的大学之一，也是当今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研究首屈一指的中心。
[5]法鲁克王朝于1805年由穆罕默德·阿里创建，因最后一任实际统治者为法鲁克一世而得名，但也称阿里王朝。在法鲁克一世统治时期，埃及民族主义分子对王室的积弱腐败、英国的侵占及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日渐不满，导致了1952年的革命。法鲁克一世被迫逊位，传位给他6个月大的儿子，政务实际由纳赛尔主理。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进而废除帝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结束150年的王朝统治。
[6]Mohamed El Baradei，2005年巴拉迪与国际原子能总会一起因为他们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上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7]穆罕默德·阿里是近代埃及最重要的现代化推手，并在1805年建立了阿里王朝，下辖埃及与苏丹，直到1952年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