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灼热、拥挤、狭窄、遍地垃圾的小巷，走进埃及官方通讯社总编办公室，我突然找回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排3个小时长队踏入梵蒂冈大殿参观的感觉：从地下到天上。绛红色柔软的地毯、一人抱不过来的深蓝色地球仪、金色窗帘、金色花瓶、描金古埃及纸草画……眼睛看不过来，脖子恨不得360度转动。阿来·海达尔（Alaa Heidar）从海一样宽广的办公桌后面微笑着站起来。我从门口疾走20多步，才握到他伸出的手。就在我以为触到了总编办公室的边界时，侧门突然开了，连接着一个同样大小的会议室。红茶从侧门送进来，茶杯镶着金边。
3年前第一次见到阿来·海达尔，是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二或者第三天，我的线人也是这家通讯社的记者——他们有时接些私活，告诉我，他的单位里正在“闹革命”，要求总编走人。穆巴拉克垮掉后，余波震荡，重要部门里穆氏亲信面临清算。走去通讯社的路上，我们看到好几个地方人头攒动，仿佛在围攻什么。那名记者说是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的职员在声讨行长和总裁。
我们来到官方通讯社，也就是中东社门外，却看不出什么，外人不能进去。当时我为电视台工作，必须“找个人出镜说话”。那名记者建议拉个正在抗议的同事出来接受采访。资深编辑阿来·海达尔很快走出来，对着镜头厉声控诉：“我在巴黎分社当记者的时候，那家伙（总编）还是个穷光蛋，5年里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在开罗最贵的地段买房子！”
“为什么到现在才抗议他呢？”我问。
“因为穆巴拉克当政时期，我们不敢讲话，总编是穆巴拉克任命的，没人敢反对他！”海达尔说起话来没有官腔，很适合在电视新闻中播出。那名“亲穆”总编不久后便下台了。
3年后重返埃及，我找不到阿来·海达尔的联系方式，便直接打去中东社总机。接电话的一听，马上说：“转总编室！”我说：“是编辑阿来·海达尔。”“海达尔先生是总编！”
我在埃及回访的对象，革命后日子大多不如意，海达尔却在那动荡的3年里，直升国家通讯社第一把交椅。电话里他竟还记得3年前的采访，笑声愉快，言谈热情。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他留在办公室等我。门卫知道总编有人来访，直通总编室的一部专用电梯早早开门迎候。到楼上，又有专人接待，满面笑容地引我走进办公室。
海达尔像3年前一样，没什么官腔，但也不掩饰一点点的失望：我没有像上次一样带电视台摄影队来。好在跟我一起去的朋友恰好是位平面摄影师，不断给他拍照，才营造了一点气氛。我察觉海达尔外貌上有些变化，却一时说不上来是什么。
过去3年，中东社总编辑换了好几茬。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大约一年多由军方“监国”，临时掌管国家，中东社跑国防部的记者急调至总编。2012年选举之后，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上台，又换上亲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编。“那时，每天头条都得跟宗教沾边。”海达尔说起来义愤难平。
中东社总编阿来·海达尔。
说到自己，他是第一个竞争上岗的总编。过去官方通讯社总编都是“上边”直接任命，穆斯林兄弟会遭到清洗之后的一段权力过渡时期，催生了竞争程序：有意者投交简历，送全国最高新闻委员会抉择。2014年1月1日，海达尔以30年工龄，历任非洲、巴黎分社记者的经历胜出。中东社官方网站这样介绍他：“现任董事会主席、总编辑阿来·海达尔，是久负经验的记者之一，曾经在中东社不同部门任职。”
“眼下塞西上台，你不担心他再换上自己的人吗？”我们见面前一天，“倒穆巴拉克”之后的第二次总统选举刚刚结束。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原国防部长塞西胜出。
海达尔笑了：“我就是塞西的人呀！”
他说，塞西在投票前20天，两次约见埃及各大媒体总编。“是讨论新闻报道吗？”我问。“不，没有谈太多新闻，只是询问关于经济民生的建议。”海达尔向塞西提了些关于苏伊士运河自由贸易区的建议。那可是新总统上任前后最热门的话题：耗资82亿美元，拓宽埃及苏伊士运河航道，兴建沿岸贸易中心。苏伊士运河是地球上连接欧洲与亚洲最短的水上航线。1956年，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国有，引发了与法国、英国、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条运河也成为埃及民族主义的象征。
我问起海达尔对塞西本人的印象，但率直如他，也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闭嘴。追问之下，他尽量不带任何表情、眼睛不看着我说：“没什么特别的。”
聊了一会儿，我借用总编办公室角落里的洗手间时，发现梳妆镜前有一堆美发产品，梳子上粘了几缕头发，才突然意识到，3年前海达尔轻微秃顶，现在头发更加茂盛，而且加重了原有的金红色。
“现在经常上电视，”提到头发，海达尔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脑袋，“总要讲究些形象。”2011年以来，埃及冒出了许多私营电视台，时事辩论节目最为热门。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海达尔正在看一档体育节目。体育评论也照搬政论模式，3个人坐在长桌背后，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话。“吵起来就能增加收视率”，总编看透了这种把戏。
中东社官方网站上对1950年成立以来的历史介绍，循两条线索，一是如何一步步国有化，二是新闻报道工具的变化——从打字机到电脑、卫星。其中还特别提到，受2011年事件的影响，中东社新增了手机业务，直接发送新闻短讯到用户手中，“鼓励公民记者，新闻来源不仅限于官方，也与各种网络新闻、数字媒体合作”。
报道形式虽然更加活泼，但却很难说2011年之后埃及的舆论环境也变得宽松了。官方报纸《金字塔报》（Al-Ahram）主任编辑贾马尔·扎耶丹告诉我，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从制度设置上看，并不存在一个公开的“审查机构”，只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挑选国营新闻机构最高负责人。但“诡异之处在于，‘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隶属上议院，当时上议院绝大部分成员来自执政的民族民主党。通过这个环节的设置，执政党控制所有官方媒体”。
2011年革命之后公布的埃及新宪法，取消了上议院对“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的控制。理论上说，这个动作打破了对新闻机构的控制，拥有最多从业人员的“官方媒体”的枷锁被打破了。
但是权势面前，自我审查来了。埃及军方打压穆斯林兄弟会的同时，也在向整个社会展示力量。塞西在电视上呼吁“团结在反恐旗帜下”，第二天国营、私有媒体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军方，穆斯林兄弟会资助的媒体全线关张。少数记者编辑联署反对干涉新闻自由，但那声音很快淹没在了对塞西的肉麻吹捧中。
他巍然屹立，华服翩翩，他神采奕奕热情万丈，气势如虹意志如铁——一个前所未有的英雄，他是人民选择的领袖……
这是当时一份主流报纸对塞西的描写。
埃及记者阿马德·艾哈迈德·艾扎克选举前在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中批评塞西，却几次被主持人打断，之后也没人再邀请他。没人告诉你批评塞西犯了什么罪，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但是谁又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穆巴拉克时代，至少还可以谈论民主，现在，这个词本身变得敏感。”阿马德说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流露着耿直和凄凉。他写了一本书，叫《“一·二五”革命中的人权与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1·25” Revolution）。
3年来局势反复，埃及官媒尺度也随之摇摆。2011年1月末《金字塔报》头条还是《与穆巴拉克在一起》《穆巴拉克必须留任》，不久风向有变，改了套红标题——《人民在街头》。现在官方媒体能解放到哪一步，我问海达尔：“能讲批评塞西的话吗？”
他两手一摊：“我是官方新闻机构，你说我能批评官方吗？”中东社的资金绝大部分仰赖政府拨款。不论是宗教组织，还是军人政客，都没有打算让穆巴拉克的官办媒体市场化。中东社对2011年倒穆运动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强调“人民力量”，而称之为“1月25日地缘政治革命”。
“埃及人对民主的理解出了问题。”海达尔说，正是“人民力量”的泛滥造成了过去3年的乱局。但是他忽然又兜回了对塞西的评价：“塞西非常紧张自己能不能做好，前两个总统都在监狱里，干不好的下场很明确。”
如果说总编海达尔是革命浪潮中的幸运儿，那么记者马哈茂德·福里可算是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了。他是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埃及当地的雇员。一天他外出采访，来到穆斯林兄弟会正静坐示威的广场。一旁按兵不动的安全部队，忽然决定抓人。枪声一响，广场上乱作一团，还没来得及开口问任何问题的福里便被士兵从背后扭住胳膊，扔上了囚车。
福里记得牢房大概10平方米，关了34个人。囚犯们相互认识后，才知道其中只有两个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睡觉时，一堆胳膊大腿，都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我还不是最冤枉的。”福里说，牢房里有一个埃及人，在迪拜经商、生活了18年，听闻祖国改天换地，高高兴兴回来报效。结果踏上故土的第一天，从开罗机场回家的路上，他拖着两只行李箱在拉姆西斯地铁站转车，刚好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躲避军方追捕钻进地铁，他连人带行李箱一起被送进监狱。
“我想，那天军方是想多抓些人，造大声势，吓唬大家，所以不管我怎么申辩都没有用。”福里说。雇主竭力保他，努力了3个月才换他出狱。我们在新华社办公室见面时，福里离开监狱已经快半年，但是官司还没正式开始审理。他出狱的时候，迪拜归国的那位还在牢房里。
福里的一个中国女同事说，经历过抓捕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过去他拼命工作，现在常常劝周围同事放松”。几天后，我又在新华社办公楼撞见福里，他刚打完乒乓球出来，满头细汗。女同事说，当时监狱里的人冤屈、无望，有人企图自杀，福里还劝他们好好活着。
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也曾经在采访现场挨打。根据国际记者无国界协会的统计，从推翻穆斯林兄弟会到新一轮总统选举，大概一年时间里，有195名本地或外国记者在埃及遇袭或受伤，68人遭羁押，6人死亡。
出狱之后，福里并没有停止去现场，工作照常进行。总统选举结束那天，他告诉我，自己在不同时间段去了15个站点，查看投票是否踊跃。第一手观察令他有信心开玩笑说：“这确实是史上‘透明度最高’的选举，如果官方公布的投票率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那些投票者都是透明的。我没有看见他们。”
中东社总编海达尔证实，国家通讯社记者境遇好些，示威抗议现场没什么人遭遇不测。从他的办公室门口向下张望，编辑台上是一排排簇新的电脑。过了下班时间，只剩下两三个人忙碌着。
两个月之后，我读到新闻，中东社宣布在苏伊士运河边开设办公室，报道拓宽工程的“所有进展”。海达尔在国营电视台《早安，埃及》节目中，向观众指出塞西的“新苏伊士计划”意义非凡：“总统的工程，令以色列试图在死海与红海间连接水路的计划失去经济价值，也杜绝了在西奈半岛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穆尔西曾经考虑苏伊士计划，但他背后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钱……”
总编办公室见面的最后，我问海达尔，两年任期届满后，这个职位还会不会通过竞争上岗。“不好说。”不过，他对自己继续当选有信心，“我现在每个月都分一半工资给记者编辑们……”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一再确认：“你把自己的钱分给下属？”
“是的，我每月工资2万埃镑（相当于17000多元人民币），分出一半，给职员们发奖金。”“是设立什么奖项吗？”“我不管他们怎么分，总之给大家花。”
“我不缺钱。”海达尔在宽大的椅子上微微旋转，“我爸爸早就是个成功的生意人。记者编辑们喜欢我。”3年来埃及革命历程血泪交织，在中东社总编的故事里，却没有一丝阴霾：“坏人”走了，短暂混乱过后，讨人欢喜又识实务的好人来了，皆大欢喜。
离开总编的“圣殿”，我们走路几分钟，回到停车场。朦胧的路灯光下，我忽然看见收费处外墙上，喷着女记者梅耶达·阿什拉芙（Mayada Ashraf）的头像。22岁的她曾为一家私营报纸工作，但在2014年3月28日采访反塞西游行时，被子弹直接命中头部。开罗很多地方能看到这个戴头巾的女记者被抽象化了的标记，那是新闻人的悲哀与愤怒。写《“一·二五”革命中的人权与人权组织》的记者阿马德告诉我，军方指责参加游行的穆斯林兄弟会杀害了梅耶达，但她的同事亲眼所见，是军人开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