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开罗正午。他从里到外，黑色正装。
我几乎认不出瓦利德了。3年前那个昂扬振奋的青年，沉下来，像一块黑色的石头。他从记者协会门前台阶走下来，快到眼前我才确认是他。“你好吗？”我伸出手。
“不怎么好啊——”他摘下墨镜，我一声惊呼：一条刀疤贯穿左脸。
像几乎所有革命一样，3年前的解放广场，属于全体埃及人，但归根结底是青年的，他们是发起者、组织者。最具规模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一开始并没有参加——运动最初的召集人都是世俗派，跟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沟通，但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青年组织却一早投入，继而唤醒沉睡的本部。而当穆斯林兄弟会本部决意起义，凭借他们无人可及的动员能力，广场抗争迅速变为燎原之火。
穆巴拉克倒台后的一天，我去采访“青年联盟”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阿巴斯。这个联盟在广场上诞生，15个来自不同派别的年轻人，聚集在一顶绿色帐篷下，摒弃派别成见，携手抗争。阿巴斯是穆斯林兄弟会青年组织负责人。
我刚在阿巴斯的办公室坐下，瓦利德走进来，跟房间里所有男人握手、贴面。他一只胳膊吊在胸前，打着绷带。
“这家伙是共产党。”阿巴斯从桌子背后站起来，拍拍瓦利德的背，亲密环抱。2011年1月25日，两人在抗议人群中结识，之前从未谋面。“他是我在广场上捡来的好朋友。”阿巴斯这样介绍。
瓦利德也是“青年联盟”成员，来自“革命社会党”，一个信奉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流派。我一阵惊喜，像是逮到了“活文物”——共产党人在埃及人数稀少，行动秘密。阿巴斯说他第一次见到瓦利德的反应也是：“埃及共产党人长这样啊……”
阿巴斯26岁，身材高大挺直，笑容灿烂舒展，那是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人脸上常见的神情。革命前，阿巴斯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叔叔和堂兄弟都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自己也认为那是最好的反对派，“廉洁、关心穷人”。他加入其中已经9年，在学校里念的是商科，却在媒体宣传方面展现天分，常常通过网络、电台组织活动。
瓦利德30岁，比阿巴斯矮一头，体态敦实，脸上挂着些风霜。从艾因·夏姆斯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民事诉讼律师。穆巴拉克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接了不少人权官司，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同几名律师一起加入了“革命社会党”。严格来说，那个组织并不成“党”，成员五六千，主要是工人、记者和律师，没有明确党首。瓦利德说自己是靠阅读马列著作才成为共产党人的：“人要追求公平，才可以生活，不是吗？”
粗略分下这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光谱，瓦利德算“极左”，阿巴斯是“极右”，抗议爆发前，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在穆巴拉克统治的30年里。他们的组织都处于地下状态，穆斯林兄弟会算“半地下”，曾经赢得议会近五分之一席位，但是抓捕、打压还是经常发生。2011年前各种反对派形同传说，未曾聚合。只是在声援巴勒斯坦人的大型运动中，偶有谋面。
埃及松散的共产党组织，与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穆斯林兄弟会互有敌意。但是在反对旧制度的广场上，两个年轻人携手互称兄弟。我本来是想了解穆斯林兄弟会青年组织，因为偶遇瓦利德，话题一下子转向他俩的跨界友谊。
2011年1月25日前，阿巴斯留意到网上一个世俗青年组织“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号召在“警察日”游行，抗议暴力执法，网页上超过100万人点赞。对潮流的敏感，促使他决心响应，还制定策略，要求青年会的人分两路，到开罗不同的贫困城区动员，夹击并切断警察封锁线。那天早晨，阿巴斯带着几百人行动，号召沿途民众跟随，等两区示威队伍突破封锁会合时，聚集人数超过1.5万人。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意料，阿巴斯激动地跪地祷告。
但他忽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正与同伴讨论，身边冒出一个人，他左看右看，兴奋大叫：“嘿！伙计们，我们正在闹革命，这是一场革命！”
革命社会党也号召出来抗议，但是筹划并不严密，瓦利德一个人上街，遇到了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大军。当他说出“革命”时，一下子点醒了阿巴斯，行动目标超越了对警察的抗议。
当天夜里，他们与其他抗议队伍在解放广场会师，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和共产党人一起迎向警察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接下来的18天里，瓦利德和阿巴斯吃住一处，每天都会发现新的共同点：两个组织都倡导社会公平，组织的基础都是中下阶层人群。当然，直接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的，是对穆巴拉克统治的不满。两个人的外表装束没有明显差异，年龄相近，都是足球迷。虽然瓦利德并不像阿巴斯那样虔诚祷告，但他们把宗教暂时放到了一边。
抗议持续。警察换下橡皮子弹、真枪实弹，不断有人死去。离他们不远处，一个年轻人被打死。瓦利德难以忘记那个年轻人的母亲的眼泪。她对送葬的人群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子。”在内政部门前，葬礼游行队伍又遭枪击，瓦利德肩头被子弹射中。阿巴斯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人抬着他，飞奔去临时救护站。包扎、休息之后，瓦利德回到广场。他说，从此把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视为生死之交。
“青年联盟”帐篷下面，除了这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年轻人，阿巴斯还结识了基督教女青年领袖萨莉·摩尔，他们每天都通电话相互问好。阿巴斯说起那情形，激动地连说好几个“难以想象”——同共产党人和异教女性站在一起。穆巴拉克时代，社会团体因为受到打压而各自封闭，兄弟会的人很少结交外人，也难免互持偏见。“但是，见了面才发现，跟我们持不同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是值得尊敬的好人。”阿巴斯的电话本上，多了自由派、左派、基督教团体等活跃分子的联系方式。
他并不是唯一有此收获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当时社交媒体上有则短文流传广泛：
我弟弟刚从解放广场回来，和穆斯林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聊天。其中一个告诉他，自己后悔过去对世俗青年的偏见，特别是女性。他说，当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在抗议中受伤，开罗美国大学的女生们，那些穿牛仔裤不戴头巾的女生，冲过来帮他们包扎，送来水和果汁。这时候，他觉得埃及人团结起来了，有关宗教、生活方式的讨论不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这种团结能保持下去……
抗议期间，穆斯林兄弟会始终没有亮出伊斯兰旗帜，这叫阿巴斯惊奇：“穆斯林兄弟会历史上从未有过。”当时广场上只有埃及国旗，所有派别都不打自己的旗号。阿巴斯谈到这个变化时，眼神变得深邃，仿佛看见了什么新的东西，但又一时难以把握。
整整18天的血泪相搏，穆巴拉克突然垮台。广场上的人欢呼震天，应和着烟花直上夜空。“像梦一样。”瓦利德和阿巴斯都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历史在眼前的轰然转折。而当我见到他俩的时候，两人似乎还不愿从那场梦里醒来。瓦利德每天都来找阿巴斯，否则好像缺了什么。
我望着眼前的这两个年轻人，想到他们身上，伏着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东从20世纪初探求出路的历史线索。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很快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取北非。绝大部分埃及人皈依了真主，人口结构也发生改变。一小部分不愿改变信仰的“土著”，延续到今天被称为“科普特人”（Copts），也就是埃及基督徒。此后帝国盛衰边界起落，但伊斯兰信仰在北非西亚一直稳定延续。
1000多年以后，共产主义在欧洲兴起，在当地的阿拉伯人把这种新的信仰带回来，第一站就是埃及、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东造成了从未有过的变局，维系伊斯兰信仰和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战败了。
虽然此前蒙古人也打败过穆斯林，但他们走得也快，甚至还被伊斯兰教同化了。“一战”后，英国统治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犹太人回归。几乎与此同时，中东发现石油，先是法国、英国，稍后是美国，都投入了利益争夺。外族人、异教徒主导了中东，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忽然陷入政治、社会和精神信仰的危机。
什么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王权、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都试图给出答案。1928年，埃及人哈桑·班纳成立了第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开办学校传播思想，建立医院提供社会服务，这些都是为了组织起来反抗外强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接下来的冷战期间，强大、富裕起来的苏联再次向中东输出共产主义。这时中东恰好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人无产阶级，“均贫富”思想在知识精英中也广受欢迎，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中东现代化的捷径。
共产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团体彼此竞争。有时候，中东共产党团体并不公开宣扬无神论，反而认为共产主义最符合伊斯兰教对平等社会的追求。但伊斯兰团体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认为如果“外来信仰”与本土宗教追求一致，那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东陷入持续战争，苏联在以色列建国中扮演暗中相助的角色，后来因国际局势变化，改向阿拉伯人输送枪炮。埃及曾经是苏联最大外援对象。虽然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既不想投靠共产主义，也不倒向伊斯兰教，而是宣称“民族主义永恒”，但埃及对苏联的高度依赖，使得纳赛尔实行的其实是一种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民族主义。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被同样的政治潮流裹挟。
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在对以色列战争中宣告失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在中东本来就不强大的共产主义，也落入低潮。“主义的浪花”此消彼长，每一次尝试都带来苦涩的结果。而在本土文化、社会秩序中扎根最深的宗教，重新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伊斯兰就是答案”，成了一句空泛却鲜明的口号。
纳赛尔推翻封建王权统治，曾经联合穆斯林兄弟会力量，但后来视蓬勃的宗教组织为隐患，宗教势力也不惜暴力颠覆世俗统治。纳赛尔几次清剿穆斯林兄弟会，先后迫使数十万人流亡，其中很多人在沙特落脚，从事教育、工程等，积累最初资本。萨达特、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社会矛盾缓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时紧时松，穆巴拉克甚至希望借穆斯林兄弟会对抗“基地”等更加激进的势力。穆斯林兄弟会流亡者陆续回国，用他们在海外累积的资本从商，一度控制了埃及企业的十强。与此同时，埃及共产主义团体逐渐凋零。
2011年，人们又要为国家寻一条出路了。但这一次不是反抗帝国霸权，而是决定一个现代社会要不要摒弃威权统治。瓦利德和阿巴斯在广场相遇，也许是100年来不同意识形态在中东为数不多的携手。穆巴拉克统治像一堵墙，隔开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反对声音。在墙的尽头，两个年轻人终于相见。
可是将来呢？他们毕竟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会再次成仇吗？历史上各派同仇敌忾之后，权力斗争随之而来，比如1979年伊朗教士们在赶走国王之后，对共产党人的清洗。
“至少我们已经找到了共同语言，那就是对话。”瓦利德回答了我的疑虑，“哪怕回到各自阵营，对话会继续下去，从抗议那天起，我们就看到不同派别都在为埃及共同的利益斗争。”他停下想了想，缓缓地郑重道来：“最重要的是，未来埃及不再只有一个声音说话。”
采访结束后，阿巴斯留在办公室，瓦利德带我去他们曾经战斗的地方。坦克还在街上，警察重新上岗。忽然瓦利德像是认出了熟人，径直走向一个警察，上去握手：“嘿，可能是你或者你的同事开枪打伤了我。”警察脸一黑，忙说：“肯定不是我，我没开过枪。我当时不在这里。”
瓦利德满不在乎，呵呵笑了几声，转过来对我说：“是他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们一路走，街上很多年轻人，有的清理街道，有的更新标语，最常见的是“我爱埃及”，用各种语言写成，包括中文。圣洁的气氛笼罩埃及，宽容与希望弥漫在每个人心间。这于我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打着绷带的瓦利德，像一个艰难获胜的将军重返战场，追抚战友的伤逝。
3年前，瓦利德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背景是一面画着冲天拳头、写着“自由”的墙。这一次，背景墙上却是烈士的面孔。
瓦利德、阿巴斯、街上的青年，就连警察都在这纯洁期里感动落泪。
前一天，我在解放广场看到一群穿制服的警察冲进来——不是抓人，而是忏悔。领头的那个被民众举过头顶，泪水涟涟：“我们这些人什么都没干……”站到地上，他又低声说：“埃及人是一家，你们就像是我的父亲。”很多只手拍在他肩头。也有人叫骂着，要冲进来揍他，被众人抱住腰，拖到一边。
一个围观者对我说：“现在军队、警察、民众一条心。”为了帮助我理解，他的左右手掌紧紧相叠。我不敢相信：“那镇压呢？”“过去了。”那人一挥手。
纯洁的气氛淹没了一切。阿巴斯还提到过一件叫他惊奇的事情：“你知道，超过5个埃及男青年站在一起，看到女性走过就可能起哄。那些天，广场上几百万人，却一起骚扰都没有发生。”他眼角一热：“革命改变了埃及人。”
这也正是我的体验。虽然埃及是一个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但教规对日常生活的约束还是明显可见。保守家庭的男孩子在成长期间，正常接触女性的机会很少，去街上揩油有时就成了他们探索异性的途径。10年前，这是我和其他留学埃及的女生经常抱怨的话题。但是，2011年2月穿梭广场的10来天，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埃及人变了。”我也惊叹。
打着绷带的瓦利德，像一个艰难获胜的将军重返战场，追抚战友的伤逝。内政部前的街道，满地碎玻璃，四处可见拳头大小的弹坑。街对面是一堵矮墙，涂鸦画着冲天紧握的拳头，底下红字写着“自由”。
瓦利德带我转到附近一座清真寺。医科大学的学生老师在这里成立过临时救护站。供人换鞋的走廊上，曾经躺着许多伤者。瓦利德被阿巴斯他们送过来以后，医生为他取出肩膀里的子弹，缝合伤口。他问过医疗点的人，那些天统计到大概80名死者。
清真寺旁边一排都是店铺，示威期间都关了门，店主们给伤员送来饮食和水。“当时顾不得什么生意了，就是支持革命。”一间杂货店开着，店主说道。附近小孩子都聚拢过来看我们说话，有的还偷偷摸了下瓦利德的绷带。
最后我们返回内政部旁边一家连锁咖啡馆，门窗全碎了。店员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忙着扫出玻璃屑。喝着咖啡，瓦利德越发兴奋，还是单身的他举着受伤的胳膊说，将来要给儿孙讲这段故事，何等光荣：“我妈妈说，想推翻穆巴拉克的人都在做梦。现在，我们做到了！”
离开咖啡馆的时候，我一直在后悔，为什么没来得及拍下他讲这句话时的满脸光辉。
那曾经是我工作的模式：去一个地方，抓到别人的故事，然后离开，或者是在屏幕上用三五分钟，告诉人们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有时重要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记者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的存在。离开之后，那些影像播出之后，似乎就封存在某个时空里。
除了给采访对象寄影碟，在社交媒体上读他们的消息，我跟3年前的埃及革命者联系并不多。而当我离开了电视台的日常工作，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和空间时，命运的线轻轻一扯，又把我们串在一起。
2014年6月重返开罗的第一天，我打电话给瓦利德。他的声音是欢迎的，行动却有些躲闪。约了好几次，他都在最后时刻爽约。终于见面的那天，他全身黑色，因为下午要参加弟弟的葬礼。他弟弟几天前出了车祸。
见面地点在记者协会门口。3年前，我曾在这里旁观第一次反对派大会。台上台下打得不可开交，早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但当时人们还是乐意相信宽容的力量，包括瓦利德和阿巴斯，他们预料青年一代会拽着党派里的老人向前走。
记协里面有个大会堂，是各派集会地点。瓦利德常来这里，还登记为会员。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说话，门卫却不让进。他对我说“抱歉”，转去旁边一栋楼。没有牌子，不知道是哪里，随他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有块铭牌，匆匆一瞥，我只看清“艾哈迈德”。桌前长凳坐着十几个人，好像在等谁。
瓦利德拉我到角落坐下，避开百叶窗，他的脸隐在墙背后。“我在电视上批评了所有人。”他解释脸上的刀疤。2012年总统选举前，他在一个政论节目中批评沙菲克是穆巴拉克旧臣，穆尔西的承诺难以兑现，某某候选人又跟军政府有关，结果回家路上，几个人上来猛拳乱刀。“不知道哪一派干的，因为我把他们全骂了。”当时警察就在500米开外，但没有过来干预。
推翻穆巴拉克之后，瓦利德继续接人权官司，得罪的都是掌权者。最近一次是24名学生到塞西将军住所门前抗议被抓，瓦利德为他们辩护。警察在他的事务所门口设立岗哨，不准人靠近。瓦利德挪了个地方，仍有便衣骚扰客户。渐渐地，没人找他打民事官司了。
3年前，军方“顺应民意”赶走了穆巴拉克，但这股民间力量也让他们害怕。穆斯林兄弟会被镇压了，“四月六日青年运动”遭禁了，“革命社会”仍然非法。
广场上的“青年联盟”解散了。军方成功分化了社会上的力量。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前，被认为跟军方达成了秘密协议，保障他们在埃及经济中大概三分之一的利益。包括“革命社会”在内的世俗派，咬牙跺脚，宣称宗教组织出卖革命。而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之后，强推伊斯兰教法，只提拔自己的人，导致世俗派与他们彻底决裂。虽然他们之前发现彼此许多共同之处，但在谁有权规划埃及的未来上，分歧难以弥合。
更不用说基督教堂被人纵火、社区遭到报复这类事了。党派老人或极端者的行为，不可能不影响曾经聚集在一顶帐篷下的青年。曾经与阿巴斯结成好友的基督教女性对媒体说，她再不愿见到“青年联盟”里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我不可能不想狠狠揍他们的脸”。
纯洁的气氛飞快消散。在我离开后不久，广场上侵袭女性的报道不断传来，美国CBS电视台节目《60分钟》的女记者遭到围攻。很多埃及人相信，那是一场有计划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我拿着那名流泪警察的照片，在开罗各处岗亭询问，没人知道他的下落。解放广场的一名值班警察说：“这一带的警察早就全换过了。”
无论如何，瓦利德和阿巴斯仍然是好友。2011年2月之后，他们重回广场反对军方，甚至在穆尔西执政期间并肩抗议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直到阿巴斯流亡去了卡塔尔。见到瓦利德之前，我已经获得这个消息。
“说说你3年来的生活。”我有些担心办公桌前等候的人会听见我们的对话，于是压低了声音。
瓦利德点上一支烟，脸埋进烟雾里。“官司接得少了，收入很成问题，卖了公寓，卖了汽车，还接到恐吓，最后妻子跟我离婚了，带走了儿子……”
哦，3年前，在广场上，他不但收获了和阿巴斯的友谊，还种下了爱情。那年我们见面时，他还不好意思提起。朋友们因为瓦利德的勇气和坚定，给他起了个绰号“元帅”。那女孩也这么叫他，跟着他一起抗议。
瓦利德给我看手机上儿子尤素夫的照片。两岁了，踮着脚翻一本小人书，侧面很像爸爸。还有更早一些的，瓦利德和妻子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参加集会，背后标语写着“推翻军统”。妻子两条眉毛又弯又长，嘴唇宽阔，看起来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我们曾经相爱，我一点都不怨她。”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允许女性提出离婚的。瓦利德还常探望儿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为父亲的经历感到“光荣”。
“你妈妈怎么样？”我想起那位看着儿子美梦成真的母亲。
“今年1月过世了。肝功能退化，医生建议到英国治疗，但是我已经没有收入……”瓦利德讲遇袭讲离婚，都还平静，嘴角挂着自嘲的笑，但一说到母亲，眼圈红了。
他自幼失怙，母亲做制衣女工，拉扯大两兄弟。“妈妈去世，我生活中最后一面墙倒了。”他说自己生活中的四面墙是：工作、妻子、母亲和朋友。工作没了，婚姻散了，母亲亡故。
“朋友呢？”
他停了一会儿，掰着手指，数到13个朋友被打死，22个在监狱里。他带着歉意说：“不好意思，太多了。”
我不敢再问了。墙倒了，墙倒了。瓦利德最后一次见到阿巴斯时，劝他能够离开埃及是好事，“但我不走，我的孩子在这里”。
他抽第二支烟，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越过我的头顶，瓦利德向我身后坐着的一个大个子喊：“麻烦帮我们要一杯咖啡、一杯红茶。”大个子穿着紫黑竖条衬衣，缓缓从椅子里站起来，过了一会儿，从街上招进来一个卖茶水的。
“塞西现在刚坐上位子，等坐稳了，迟早会拔掉喉咙里的刺。”瓦利德在烟雾里眯起眼睛，“我知道自己就两条路：坐监狱，或者被暗杀。要么我闭嘴。可我不想闭嘴。”
三年动荡，人心疲累。我问瓦利德，难道不应该给塞西一点时间，实现稳定，再图改革？他重重地摇了摇头：“过去3年，军方搞出了乱子，让老百姓恐惧，然后站出来说‘我给你们稳定’。这完全是个骗局。”
“就算是骗局，到了这一步，百姓难道不要经济复苏吗？”
“如果塞西真的能够做到，我向他致敬。”他做了个敬礼的动作，“但问题是，他不可能改变权贵资本的结构，到最后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上层手中。”
我竟忘记了，“托洛茨基派”讲的是“不断革命”，没有终点的革命。3年来，他们反军方、反穆斯林兄弟会、反党禁、反新宪法、反穆巴拉克审讯拖延……可是，广场革命就是最好的办法吗？在新的抗争中，瓦利德头部受伤，他骄傲地给我看头部缠着绷带、鲜血殷殷的照片：“我付出了我的血。”
可是，我有些担心，瓦利德困在原地了。
他承认，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自己受到监控，无法自由地跟其他人接触，探讨由下至上的新变革。他的同事试图去到农村或者其他城市，但一有行动即遭逮捕。
“他们派了4个人跟踪我，打报告。”
“所以我们见面他们知道？”
“这里就有。”
“你认识吗？”
“你身后那个。”
刚才帮叫茶水的大个子！“你居然跟他说话？”“他也要活啊，有时候我并不隐瞒跟谁见面说了什么，这样他好有点东西汇报。”这时候我才明白，瓦利德为什么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切换，因为跟踪者不懂英语。他一开始并不想跟我在这个办公室见面，因为他常来这里工作，一早测试过谁是监视者。
“那至少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能不能妥协？”
“我不能，军人手上沾了我朋友的血。”
“为什么不现在就抓你进去？”
“因为某种程度上，我还有保护人。”这位“保护人”后来走进来时，我才知道这是他的办公室。那个人脸上有一大块粉红胎记，进来跟每一个人握手。瓦利德右手放到左心，向他致意，小声对我说：“这是我的主人。”那人是出名的大律师，支持者众多，如果他或者受他保护的人有什么闪失，恐怕会引起骚乱。
我忽然想起一个俗气的问题，却又不得不替许多人问：“你现在经济都成问题，怎么搞革命呢？欧美人不帮助你们吗？”
“首先，他们不给。”瓦利德不是什么一呼百应的领袖，“其次，在埃及，如果你收了西方的钱，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变得不正义。”他这样理解。
我们离开那间办公室时，穿紫黑条纹衬衣的大个子目送着。我回头看他，他扭头望向别处。呼唤礼拜的声音穿透开罗慵懒的正午。白花花的阳光底下，瓦利德黑色的葬礼正装闪着光。
我们在记协门口话别。他背后灰白色墙上，画着4个大大的头像：梅耶达·阿什拉芙、侯赛因·阿布·戴耶夫、艾哈迈德·马哈茂德、纳塔米尔·阿布杜·拉乌夫，都是过去3年死于新闻现场的记者。2011年以来，已经有11名记者被杀，其中几起至今说不清凶手是谁。
3年前，瓦利德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背景是一面画着冲天拳头、写着“自由”的墙。这一次，背景墙上却是烈士的面孔。
他走出来埋葬了一个旧政权，也送走了自己最好的生活。“我希望他们不要秘密处死我，必须在大街上。如果能站立着死，我就赢了。”他向我道别时说。
不论世事如何变迁，开罗街头依旧喧嚣吵闹，尘土飞扬。在开罗机场，我经历了熟悉的无序、低效和混乱，终于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航班上，我不断想起瓦利德不惜性命为国家寻一条正途，但历史的路，却是往复兜转。
中东现代史元年是1798年，法国将军拿破仑带着400艘战舰、5.4万人入侵埃及。奥斯曼帝国无力保护属地，埃及部落面对坚船利炮不经一战，但是拿破仑的统治却陷入无边的游击抵抗中。尼罗河边，英国舰队虎视已久，在拿破仑占领一年多后，就赶跑了法国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回到法国后，以称帝的方式正式终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产阶级起义。法国大革命的结局，便是迎来了军人统治，埃及革命者瓦利德，也许不应对本国现状感到惊讶。
拿破仑入侵埃及也许是一场短暂的闹剧，但是随他一同来到中东的是法兰西科技与艺术学院的顶级专家：工程、地理、机械、化学、物理、植物学等等都因此传播到埃及，播下现代化的种子。穆斯林兄弟会青年阿巴斯原是印刷厂工人，阿拉伯语印刷机就是拿破仑最先在埃及尝试的，尽管他印出来的第一份公告错误百出，闹出了不少笑话。
历史像一张网。谁都躲不开自己的所来径，但因和果可以惊人相悖。
降落卡塔尔，机场安安静静，只听见一片窸窣的电子声。新航站楼入境处，一色白袍男工作人员。他们的袍子白得耀眼，头巾尖角折得挺括。“看镜头。”他用英语说。脚下忽然升起一部相机，我毫无防备，一切都是最先进的。
“你应该多待几天。”接我的朋友替我惋惜，“卡塔尔虽然很小，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卡塔尔人均收入在2013年排名全球第一，还赢得了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球赛场地陆续开工。
街上一个走路的人都没有，也没有公共汽车。“人都在私家车里。”这位朋友买了最大排量的越野车，在这里不用在乎节能——天然气和石油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卡塔尔实行的是君主制，没有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局势稳定。
一个从未谋面的阿拉伯语学妹，一起来接我。多年前，她在北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为卡塔尔公主做翻译，结下缘分，后来受邀到卡塔尔伊斯兰艺术馆工作，还被送到伦敦学习相关专业。卡塔尔工资高，住房由政府免费提供，学妹很高兴，搭上能源王国的快车，一切发生得仿如神话。“但是这里的人有种不安全感，财富来得太快，他们担心一夜之间也会失去。”
朋友送我去跟阿巴斯约好的餐厅。那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餐厅，侍者肤色较深，可能来自巴基斯坦或者印度，都说英语。我心里略有不安，阿巴斯选择这个餐厅会不会有些奢侈？
他出现了，笑容温暖，像3年前第一次见面那样，大大方方跟女性握手——这个细节一早说明了穆斯林兄弟会青年跟传统派的不同。“约你在这里，一定要你尝一下这道土耳其甜品。”阿巴斯熟门熟路，常来吃饭。
离开埃及之前，他就被穆斯林兄弟会开除了。2012年，部分穆斯林青年成员成立了新党派“埃及潮流”，他们原来叫“伊斯兰潮流”，一字之差说明不再以意识形态结党。阿巴斯是创始人之一，现在已经招募到1700多人，其中只有106个曾经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埃及潮流”不排斥女性成员——讲到这里，他的神情更加愉悦，其中一个现在成了他的未婚妻。
他跟穆斯林兄弟会决裂在组党之前。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一次选举前，反对派曾经在开罗费莱蒙酒店召开3天会议。阿巴斯说，穆尔西答应做一些妥协，但离开会场后全部食言。“我一早认识穆尔西，这人很固执，不是做政治家的料。”阿巴斯在外旅行时，收到电话通知他“不再属于穆斯林兄弟会”。
变卦似乎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常态。3年前，我采访穆斯林兄弟会负责人之一阿卜杜·迈阿古德（Abdu Maargud）。当时他肯定地说，穆斯林兄弟会只参加议会选举，不会派代表竞选埃及总统。“我们无意掌权，任何获得大部分民众支持的人，我们都会接受他当总统。”
“包括女性，或是基督徒吗？”
“任何人。”
这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表态。但是很快他们就变了主意，“我们要议会，也要总统”。这也许是地下组织基因里的灵活性，但也遭诟病被认为“无原则”，难以信任。
2013年下半年，军方秋后算账，阿巴斯的身份既是前穆斯林斯林兄弟弟会成员，又是活跃的青年革命者，处境越发艰难。这时，卡塔尔向他伸出双手：半岛电视台邀他到演播室评论埃及局势。军方向穆斯林兄弟会示威者开枪的时候，他坐在主播台上点评。只是节目播出之后，他再也回不了埃及了。
拒绝入境似乎没有给他造成多大困扰。“这里的环境当然好多了。”餐厅里音乐袅袅，落地窗外喷泉倾泻。一星期前，阿巴斯通过网络视频向未婚妻求婚，他的母亲同时带上聘礼去女方家里。那女孩很快就能来卡塔尔跟他团聚。
阿巴斯仍然与不同派别保持联系。我给他看那名女基督徒批评穆斯林兄弟会的话，他说那是针对联盟中的另一个人。“萨莉·摩尔还是我好朋友，我们还有联系。”他承认“青年联盟”解散是个错误，本来他们可以拧成一股力量，“又或许，那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吧。”现在，他更注重跟各派领袖保持个人友谊，“那是唯一超越政治的”。
阿巴斯身上有种脚踏实地的天然亲和力。在卡塔尔，他灵敏的草根政治嗅觉，很快与理论结合，成为“阿拉伯中心政治研究员”。能源王国还计划送他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一个人在这里会孤单吗？”我想起卡塔尔讲的阿拉伯语跟埃及方言差别很大，不知道阿巴斯会不会起乡愁。
“我的朋友都到卡塔尔来了。”他狡黠一笑，“我在这里的朋友比埃及多。”我恍然大悟，2013年埃及军事政变前后，卡塔尔收留了众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阿巴斯正在想办法把瓦利德也接过来，“他需要休息，我们都累了”。我说，在开罗见到瓦利德，他不愿意离开。“他是那么说。”阿巴斯抽起苹果皮味道的水烟，“我喜欢他这个人正直勇敢，但是私下里，我感觉他还是害怕的，每天提心吊胆。他跟我表达过想出来。我一定要帮他，但是很难。”难度显而易见，阿巴斯是有影响力的政治新星，瓦利德只是一个倔强的律师兼共产党人。
我眼前出现了更大的图景：沙特阿拉伯给塞西政府10倍于美国的援助，拉拢埃及。卡塔尔与沙特是对头，接收与埃及现政权势不两立的穆斯林兄弟会青年。这两个国家都坐在从天而降的巨大能源财富上，隐隐的不安敦促着它们寻求长久的政治影响力。上一次，阿巴斯和瓦利德相逢在国家内部融合的舞台上，眼下，他们又出现在地区角力的棋盘上。这盘棋上所谓的“外来势力”，主角不再是西方，而是同为阿拉伯族裔的邻居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有边界有竞争，“外部势力”就不会消亡吧。
几个月后，瓦利德出现在卡塔尔，同样再不能回去。他和阿巴斯一起看球赛，给我发来团聚照片。但是他不告诉我是怎么出的埃及，只承认被自己的党开除了。他原本放不下儿子，但是对他的逮捕令已经下达。
接下来，阿巴斯在土耳其举办了婚礼。看到照片，我才发现新婚妻子也是知名的活动家。阿巴斯将满30岁，越来越多出现在英文媒体上。瓦利德过得不是特别开心，但至少暂时获得了安全和自由，不能去到的，只有他们为之寻找出路的祖国。
那天在五星餐厅，吃完木盘子盛来的精致土耳其甜点，我问阿巴斯对埃及还有没有牵挂？他望向窗外：“我怀念开罗的街道。那些声音和人，那是我的街道。”水烟雾中，他脸上露出难得的凄婉，“当然还有解放广场，我们曾开玩笑说，解放广场上可以独立建国——那是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