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格里斯河既不宽阔，也不特别清澈，但是偶有小船漂荡，摇曳生姿，在神经紧绷的巴格达，能予人难得的平静。每天早晨离开酒店前，我都会在窄窄的露台上站一站，望着底格里斯河出一会儿神。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小时候熟稔的两河流域。不知因为音节，还是想象，一些地名念起来格外销魂，多少年都牵引着脚步。忘记暴力与战争的代名词“伊拉克”，这里是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是《一千零一夜》——尽管街头那尊山鲁佐德[3]给国王讲故事的粗糙铜像毁坏了我所有的想象。
巴格达是沙漠里的绿洲，并不缺水。夸张一点说，喷泉的密集程度，仅次于检查站。伊拉克烤鱼是阿拉伯菜系中罕见的淡水鱼菜肴，鲤鱼硕大肥美，活蹦乱跳，一棒活杀，由腹部剖开两扇，架在直径一两米的炭火炉边，以温火慢慢烤熟，需要一个多小时。摆上桌香气四溢，黄油滋滋。佐以新烤大饼，手撕包鱼肉食之。带我去的小张说，那些顾虑安全而遣当地雇员买回去吃的中国人不懂，这是值得以命相许的美味。
伊拉克人会认同这个说法。在卡拉达大街爆炸现场，两天后，街对面烤鱼的炭火正红，人群又聚集起来，完全不记得密集人流是自杀式爆炸的目标。
星期五，底格里斯河上回荡宣礼的声音，悠长肃穆。讲经的声音铿锵，像质问一个沉默的对手。萨达姆世俗权威的统治，无意躲在宗教权力身后，所以伊拉克社会风气相对开放，跟同处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国家不同。
午夜至凌晨4时的宵禁，随2011年美军撤离而结束。安静了10年的巴格达夜晚重新喧闹，市中心底格里斯河边彩灯闪烁，乐音缕缕，间或传来跑车的轰鸣声。有天晚上，我正站在临河一家酒店楼前小广场，一辆白色跑车箭一般射进来，轮胎摩擦地面声音刺耳——刹那间我坚信这是自杀式爆炸。但汽车在我眼前戛然而止，退后，转弯，又飞速离去了。原来是开进酒店掉头的！满街检查站，“飙车一族”不可能撒欢跑起来，就在河边大道上打几个来回，折腾些动静。
美军已经撤走，再不见灰绿色迷彩。10年治后，巴格达地面上看不出明显的美国痕迹。虽然美式快餐在中东非常普遍，但巴格达没有麦当劳。所有人相信，它开张的第一天会被炸成“ground zero”（核爆点，亦指“9·11”废墟）。一般餐馆里依旧没有咖啡，只提供“伊拉克茶”，阿拉伯人爱喝的红茶。
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伊拉克人用最新款iPhone手机。由于免税（或者走私），这里的售价跟美国本土几乎一样。初次见面，我问美联社摄影师穆罕默德，能不能找张巴格达全图。“谁还用纸质地图，用谷歌地图吧。”他边说边在苹果手机上给我演示，“伊拉克用的全是美国卫星，上美国网站快着呢。”
问美国人给他的生活留下了什么，只讲阿拉伯语的司机穆拉德，吐出一个英文单词：“nightclub”（夜总会）。
萨达姆时期虽然不像海湾六国那样保守，但娱乐形式仍有限定。穆拉德说像巴勒斯坦这种五星级酒店，里面有夜总会，通常是女子歌舞表演。“看得见乳沟”，他这样形容开放程度。喝酒的大多是男人，也有年轻富家女孩。把持着拍摄许可证的美联社记者穆罕默德，坚决不陪我们去夜总会体察民情，因为“太容易成为袭击目标”。于是，穆拉德开车时指给我看路边连排小店：“这些也都是nightclub，零星级的。”它们看上去就像普通的杂货店，冰箱里冻着成排酒精饮料。店门口横幅随风摇摆，预告某个歌手将来现场演出。男星居多。
刚见面的时候，穆拉德有些拘谨，后来才渐渐打开话匣。他是什叶派穆斯林，老家不在巴格达。父母还在家乡，守着大片土地和几座小工厂。开工第一天，穆拉德请我和摄影师吃饭。在外出差这些年，从没碰到过司机请吃饭的。“伊拉克人好客，第一天必须我请。”穆拉德坚持。
“穆拉德可是有钱人，开车是兴趣罢了。”穆罕默德提醒我。在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城市里开车玩？这样的兴趣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我竟好几次听说给外国人开车的伊拉克司机都是“有钱人”。
什叶派掌权之后，穆拉德离开家乡跑到首都“发展”，希望能攀上点关系。我问他是否认得什么人，他说有，但不肯点名。不管怎么说，一两年了，“京城中人”还没有好好提携他。穆拉德身无长技，于是买车，找点事来做。他的丰田SUV簇新锃亮，更像是中上阶层出来兜风。
初到巴格达，穆拉德被这里的房价吓了一跳。地球上最不安全的地方，房价在过去10年里竟涨了3倍多。我请穆拉德带路，去地产中介所询问详情。
地产中介所没有招牌。一间临街小铺，玻璃门上贴满了样板公寓照片。旁边是家裁缝店，隔两间，又是一家地产中介。街对面正在起楼。
经理人图法塔指着还没盖完的毛坯房说，楼花已经卖出去了，60平方米一间，合9万美元。
“萨达姆时期盖的楼不够住吗？”
“他只盖宫殿。”图法塔轻蔑一笑。当时伊拉克实行计划经济，不存在活跃的房产交易。
中介所没有电脑。图法塔一手转动念珠，一手指着墙上手绘巴格达房产全图，点到卡拉达大街：“这一带市中心，一平方米3000到3500美元，最西边，一平方米1000美元……”
“爆炸对房价有影响吗？”
“有些地方价格会波动，交易量会减少，比如巴格达新区，但是卡拉达，很安全……”
“可是几天前这条街刚刚被炸过。”
“很少发生，算不了什么。”图塔法四指和拇指并在一起，意思是“小事”——我在现场看到的焦黑废墟，49人死伤，对地产业来说不值得一提。“卡拉达，有没有爆炸，房子都这么贵，市中心啊。”“位置至上”的房产普世价值，同样适用于巴格达。
说到推高房价的原因，图法塔列举：政权更迭，好多什叶派跑到首都来，“比如穆拉德这样的”；此外，国民收入比萨达姆受到国际制裁时期高了不少，再加上战后人口剧增，25岁以下的人目前占全国40%，年轻人买房刚性需求旺盛。
“还有一个原因。”他两手一摊，“钱太多了——”
“什么意思？”
“腐败。我们谈论的是百万千万热钱流进来。”图法塔说，伊拉克银行不给房贷，交易都是现金。
腐败推高了巴格达的房价。伊拉克、叙利亚的复兴党，都被西方学术界贴上“kinship party”（裙带关系党）标签。而腐败像是个魂灵，即便复兴党没了，它还是会依附在新的统治者身上。2013年，伊拉克在全球177个国家的腐败排行榜上位列171名。超过七成的公众相信，最近几年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
20世纪70年代发现石油之前，伊拉克社会阶层以“工人农民”为傲。石油财富“芝麻开门”之后，伊拉克人一下子成了中东阔佬，挥金如土。但是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后，整个国家遭到国际制裁，国民生活陷入困顿，要靠“石油换食品”协议的救济度日。十年禁运十年战乱，伊拉克剩下了极少数权贵和大多数穷人。中产阶级消失了。
但近些年，市场开放、薪酬提高、中小企业兴起，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回归，只是他们的成分相当复杂，其中包括那些与特权阶层有关的新富——穆拉德正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
如果伊拉克能够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中产阶层，对未来政治的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4]为代表的质疑之声认为，在伊拉克，宗教派别的鸿沟，抹杀了中产兴起的意义：生活水平相似者，未必彼此认同。萨达姆统治时期，教派之见并不明显，当时以“亲复兴党”或“反复兴党”给人贴标签。如今，标签换了名称。
在我离开伊拉克4个月后，ISIS武装逼近巴格达。城西中产聚居社区的逊尼派穆斯林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宁可ISIS打进来，也不愿再忍受马利基的压制。他们中有医生、教授、萨达姆时期的军官，自称并不喜欢宗教极端主义者，但寄希望于ISIS推翻什叶派统治。
跟穆拉德、穆罕默德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带我打交道的人，全部是什叶派。穆拉德自称“现代什叶派”，排斥“阿舒拉”[5]等旧习俗，但即便如此，他也很难跟逊尼派共事，“不是我不愿意，而是社会成见已然如此，逊尼派如果跟我共事，也要前思后想”。他又用更加浅显的例子说明教派矛盾不可调和：听说就连色情行业，都分了逊尼派和什叶派。
我曾经以为，在伊拉克很容易分辨一个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只要问问他对萨达姆的态度。萨达姆在位的时候，扶持全国少数人口的逊尼派统治多数人口的什叶派。今日伊拉克，怀念萨达姆的还有人在。逊尼派穆斯林欧麦尔是给一家中国公司开车的司机，在他看来，萨达姆当然是清廉的，因为他一共只有4辆汽车，现在个别议员有100辆车。萨达姆作为总统，还在红灯前停下来，“显然是个好人”。他把伊拉克椰枣产量高也归功于前总统。
穆拉德认为萨达姆最大的罪过，是连年征战毁了两代人的教育机会。1980年两伊战争打了8年，1991年入侵科威特欠下的债务，到现在都没还清。他自己出生于1976年，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国家在打仗，继而又封闭起来。他只会简单书写，相当于小学水平。
但是，身为什叶派，他对萨达姆竟然也有一丝怀念：“那时候，邻国都怕我们。”
独裁者似乎有个通病，跟邻居的关系都不怎么样。两伊战争、吞并科威特，跟同宗同党的叙利亚也闹翻过，沙特自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便中断了两国外交。土耳其也因库尔德问题跟萨达姆政权关系复杂。待美军坦克开入中东沙漠后，周边国家或明或暗纷纷让路。孤家寡人萨达姆兵败如山倒。
但穆拉德觉得，“让邻国害怕”就是伊拉克人挺直腰杆的底气。他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常常示威，叫白宫不要出兵，“不打，谁听你的？”
“打了，国民不就没机会接受教育了？”
“这倒也是。”穆拉德挠头，“但是萨达姆只在海外搞恐怖主义，现在，伊拉克弱了，伊朗、沙特、叙利亚、土耳其，都跑到我们这里搞恐怖活动。”
穆罕默德很少参与这些讨论。他的观点总是比较中立。我一直默认他是什叶派，不然不会找穆拉德做搭档。当我问他：“逊尼？什叶？”他笑笑：“我是个穆斯林。”
观察了好几天，还是不能肯定他究竟属于哪一派——他没有在我面前做过礼拜，无法从仪式上分辨，着装又完全现代。
一天拍摄间隙，穆罕默德终于说出答案：
“我是美国人。”
“啊？”
“我的移民申请刚刚获得批准，几个月以后全家就去美国了。”
伊拉克人申请移民美国并不容易，但美国政府有一项政策，照顾为美国机构工作的伊拉克人。在中文里，穆罕默德会被称作“伊奸”。
“去美国干什么呢？”他的英语不是很好，除了扛摄像机，我想不出他可以做什么生计。
“去了再说吧，我有亲戚在那里。”他考虑先把妻子和两岁的孩子送过去，哪怕自己继续在伊拉克做记者，也会安心很多。
“为什么不申请周边阿拉伯国家国籍，拿着美国护照在中东多危险啊！”
“不，不，你错了，拿着美国护照在中东才威风！”穆罕默德直摇头，“上次我在约旦转机，因为持伊拉克护照，他们让我站在角落里，单独盘查了我好几个小时！要是美国护照，阿拉伯人都会毕恭毕敬，不敢拿你怎么样！”
在东方，强权仍然受到推崇。而那些憎恨强权的，往往只是憎恨自己没有成为强权。
跟穆拉德合作一直很愉快，唯一见他拉长了脸，是一次拍摄时间超出预期，耽误了他约会女朋友。我和穆罕默德上车时，一支红玫瑰已经买好摆在方向盘前：“我又得去送花了。”
“看来伊拉克妇女地位真是提高了。”我调侃他。伊拉克妇女不但在议会中取得四分之一席位，在私人关系中也起到主导作用。送花，似乎也是新时尚。
我们向穆拉德讨女朋友照片看。他在一个红灯前停下，从手机中翻出相片。跟街上看到的时髦女性差不多，她们不以黑纱遮面，恰恰相反，包起头发，突出了面孔。平时，巴格达青年女性脸上化着浓度恰好的妆，仔细刷过睫毛，唇膏从不忘记。头发不是草草包起，前后都有塑料片从头巾里撑出一个圆鼓鼓的形状，发型丰满。
虽然地位提高，男女还是有别。当天稍早我们吃饭时，餐厅里分了男区和所谓男女混合的“家庭区”。因为有我一个女人，一起来的人都被请到家庭区。隔着半拉玻璃，男区和家庭区彼此都能看见。大概这里很少出现外国女性，不断有人从男区走进来，友好地要求与我合影，说要放到脸书上。
一天在市中心拍摄时，灰头土脸的小公共开过，一个包着黑色头巾、彩妆极其美艳的女子脸贴在车窗上，正好看见我。当时我被几个要求看拍摄许可的警察和一队举着手机等待合影的伊拉克男人从两边围住。美艳的女子对我眨了眨眼睛，心领神会地一笑。
我离开巴格达之前的夜晚，穆拉德的朋友，另一个以开车为乐趣、家庭富裕的司机带我们去他的冰激凌店尝鲜。这位司机的家族除了餐厅之外，据说有一万多平方米的果园，衣食无忧。而他本人却没有别的事做，就给外国人开车。
店门装修得有点像美国的“31冰激凌”，门口一大片空地，被修剪整齐的低矮小树丛围着，男人们吧嗒吧嗒抽水烟，噼里啪啦打牌，11桌全部满座。阿拉伯肉串烤得滋滋作响。
本来令人松弛的场面，却叫我紧张起来：这地方不正是爆炸的好目标吗？——路边，人多。一辆出租车开过，尾盖明显被炸过。盖不起来，似乎也没钱修理，一路撅着屁股跑。
我向穆拉德和穆罕默德使眼色，意思是拿上冰激凌，赶紧开车走。穆拉德笑我慌张，四指并住拇指：“概率很低的，真主自有安排。”
这样的巴格达之夜，想多了确实叫人伤感。《一千零一夜》发源地，智慧宫所在地，今天却叫人不敢久留。公元8世纪阿巴斯王朝的“外文翻译局”智慧宫，据说遗址仍在，但参观要事先向文化部申请，拿着钥匙开门进去。当时，在阿拉伯人主持下，外族人和新近穆斯林把无数希腊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无意中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留存了火种。但是，阿拉伯人对希腊著作的翻译有选择，取舍标准是教育性，或者说实用性。所以，他们孜孜不倦地在哲学和科学书籍中寻找真理，却懒得理会希腊诗歌、戏剧和历史。最遭忽视的，是地理和政治。有学者认为，就在这里，伊斯兰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分野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但巴格达的阿拉伯人禁止引进他的《政治学》。这本书论述了国家的性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概念没有厘清，导致伊斯兰至今没有做到政教分离。
一本书的缺失，阻碍了中东民主化进程，这个说法未免夸张。曾经向欧洲输出文明的伊拉克，如今迎来了美国人的nightclub，却还没有真正的民主。“现代性孕育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亨廷顿的后半句，恰恰是今日中东及伊拉克的现实。
连环爆炸过后，49人死伤。这个幸存的5岁男孩，手背上一大块皮肤灼伤。
卡拉达大街爆炸现场，两天后，街对面烤鱼的炭火正红，人群又聚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