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伊拉克，我很难启齿询问人们对民主的看法。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扑面而来的首先是生活。伊拉克人习惯了在不安全和不方便中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一个星期四夜晚（星期五是阿拉伯人的休息日），我住的酒店里举行婚礼。台阶上一阵鼓乐喧天之后，新娘挽起白色婚纱长长的拖尾，踩着细尖的高跟鞋，侧身低头，走过窄窄的安检门，进入宴会厅。来宾们虽然得挨个接受搜身检查，脸上依旧带着喜庆。
但伊拉克人对民主并不陌生。当我提及它时，每个人都乐于发表看法。而且让我稍稍意外的是，伊拉克人很少直接批评民主本身。
我到巴格达的两天前，两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先后在卡拉达大街上的什叶派聚居区被引爆，目标是路边超市门口的人潮。两天以后，除了死伤者被移走外，现场没什么变化：到处都是一片焦黑，碎玻璃碴在地上铺了一层，泊在附近的小汽车扭曲成一团。清理工作要靠住户们自己慢慢完成，政府管不过来。鲜花和蜡烛，围着死伤者相片，49张。7年前这里发生过一次一模一样的袭击[2]。
12岁的穆塔兹住在二楼，被气浪弹起，脑袋撞到了玻璃上。我见到他的时候，头上还缠着纱布。聊了一阵之后，我惴惴不安地提到民主之祸，不知道这个小男孩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跟民主有什么关系，这是恐怖主义。”一个中年男子说起当时的情形，眼里泪光闪动。上一次爆炸父母受伤，这次5岁的儿子手背上一大块皮肤被灼伤。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政府的漠视：“他们只在乎党派争斗，根本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没有民主，首先连人道都没有。”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他毫无兴趣。我想起“阿拉伯文化首都”闭幕式上，一名伊拉克官员致辞时说，“伊拉克人每天都在为民主付出血的代价”。而在这些爆炸受害者看来，分明是政府不作为，还让民主躺枪。
“民主不是不好，是伊拉克人不懂得用它。”美联社驻巴格达记者穆罕默德·卓里（Mohamad Jori）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新的，从来没试过。”在伊拉克公开场合拍摄，必须有一张官方许可证，但申请程序复杂耗时。短期进入当地采访的媒体，通常会雇一名已经获得许可的外国媒体记者。穆罕默德就这样连人带证加入了我的队伍。
“素质论”在这里也有信徒。“东方国家都不适合搞民主。”伊拉克摄影师维萨姆在一次官方活动中遇见我。一见中国人，他主动聊起这个话题：“民主对于伊拉克人来说，就是见到红灯偏要过马路，民主了嘛，我爱怎样就怎样。”
也有人说，民选出来的伊拉克政府，就是问题本身。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存在对立，即便什叶派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伊拉克政治家们等不及选票分胜负，试图在投票前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或者在对方选区制造恐慌。国际媒体多有报道，总理马利基看似温暾，但8年来屹立不倒，靠的是在正规军之外组建的御林军，不惜以暗杀、爆炸摧毁对手，法庭也是他打击异己的工具。2010年议会选举，马利基党派本来以两席之差落后于另一个政党——党首是属于什叶派但与逊尼派关系密切的阿拉维。但马利基前往伊朗寻求支持，最后反败为胜，连任总理。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令逊尼派穆斯林普遍失望。“基地”组织原本在伊拉克沉寂了一段时间，但从它裂变出来的“伊斯兰国”组织突然壮大，与逊尼派民众对马利基统治的憎恶不无关系。
伊拉克的现实政治，发生在民主的斗篷下面。《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文指出，“新生民主必须抵挡‘多数暴政’的诱惑，不能上了台就为所欲为”。但也许就像看见红灯要过马路一样，掌权之后“为所欲为”的诱惑极难抵挡，尤其对于曾经受萨达姆压制几十年的什叶派。
美国前驻伊最高文职长官布雷默（Lewis Paul Bremer）鲁莽实施的“去复兴党”和解散伊拉克军队计划，打断了社会运转的链条，从另一个方向推进了新上台什叶派的“为所欲为”。待到发现反美武装中高层大多是失去工作的原复兴党人后，再推行帮助他们就业的政策，为时已晚。
民主在伊拉克，正如那些形同虚设的检查站，不是没有看得见的制度——选举、议会、法庭，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决定了它是否有效：执行者在想什么，怎么做，他们手里的工具是不是真货。
一些改变还是发生了。
萨拉丁是美联社摄影师穆罕默德的朋友。几年前，他租下一间办公室，5个职员，办起新闻网站。萨达姆时期，他在官方报纸工作，因言获罪逃出伊拉克，战后才重返故国。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电视上只有两个官方频道，现在光伊拉克本地电视台就有几十个，家家户户随便装卫星锅。“言论是很自由的，批评总理马利基，太正常了。”萨拉丁接着做了个奇怪的表情，“但批评完了不保证你没事。更可恨的是那些武装分子，批评他们不会坐牢，但可能被干掉”。当时，从“基地”分裂出来另立门户的极端宗教组织，刚刚渗入伊拉克安巴尔省费卢杰，宣布成立“伊斯兰国”。萨拉丁写文章斥责他们为“新萨达姆”，随即有人在他家门前放上一颗子弹。畅所欲言的时代来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仍然缺席。
在巴格达期间，我们赶上过一次示威抗议。街头小广场上，几辆坦克围住20多名示威者，不让其他人靠近。一名士兵告诉我，示威者要求处死监狱里的“基地”组织成员。“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西部突然冒起，与一年前的一次越狱有关。他们成功营救近500名囚犯，逃离号称“全国最牢固”的阿布格莱卜监狱。这批人加入“伊斯兰国”，壮大了它的实力。什叶派示威者要求杀死囚犯，但实际上，国际人权组织不断批评伊拉克政府“随意处死在押武装成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逊尼派。
伊拉克军警打算驱散抗议者，不是因为集会内容，而是因为事先没有申请。伊拉克新宪法赋予公民“集会、抗议的自由”，但必须提前向内政部申请，以便布置警力，维持秩序。我向萨拉丁求证这件事，他说审批程序不是特别复杂，如今，抗议议员、抗议政府，上街游行喊口号，理论上并不困难，但有些行动注定不会被批准，比如2011年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伊拉克当地逊尼派抗议马利基政府，还是遭到了军警拘捕打压。
“跟我说说，言论自由了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这一问萨拉丁竟哀伤起来：“我们说什么都行，但解决不了问题。”
“那没有行吗？”
“我想只会更糟。重要的是，今天每个伊拉克人看待自己不同了。”
一个在当地的中国商人曾经告诉我，明显感觉到伊拉克的企业文化在变。过去，领导说一不二，现在内部会有不同意见。
“对你们是好事还是坏事？”我问。
“对能源等垄断性行业来说，也许不是好消息，但对于其他商业活动，游戏规则若变得更公平更透明，长远来看当然是好事。”